超级军网是什么人在给魏忠贤翻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10:03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开始，一直到弘光朝，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甚至东林党之名都是由党争而得来。大体上（万历一朝），东林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但东林党的好处在于他不是简单的以地域集合，所以屡次下台屡次复起。东林党真正完全执政，只能说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上半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处于不间断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别说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别被拱下台就不错了。阉党大兴后东林几乎算是遭了灭门之灾。至于到了崇祯，他最恨大臣结党，让东林党打击阉党的工作做完以后，罢钱谦益作为开端，东林党人老的老弱的弱，就基本上告别政治舞台了。
后面出来的复社，虽然自己扯是东林后嗣，但基本属于是扯东林的皮做大旗了。
浙党才是明末朋党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盘踞内阁也是时间最长。而浙党是在其首领沈一贯编制关系、排斥异己、遍置私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浙党逐步的形成、势力的扩张与沈一贯在朝廷中的地位水涨船高,终于在沈一贯为内阁首辅的时期(万历三十年代左右)作为最强的朝中势力,与万历一朝的国政大事息息相关,而浙党引发与朝中的各个党派的党争（与沈鲤互斗，楚太子案、妖书案等等一系列党争案），可以说是对万历中后期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万历二十三年，沈一贯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陈于陛、沈一贯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辅为张位，内阁合共四人。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故，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次辅张位因涉嫌妖书《忧危竑议》而被革职，当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阁臣赵志皋病故后，内阁仅余沈一贯一人。后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沈一贯成为当朝首辅。而沈鲤入阁后，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并以此逐步展开。之后历经楚宗、妖书、京察等党争，最后沈一贯和沈鲤都双双下台。但当时浙党已经成形，明朝的朋党之争，再也无法平息。
而明史对沈一贯的评价是：“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的党争形成及发展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因神宗长期实行静摄，一方面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轻易裁处；另一方面，官员人数少了，意见容易被把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个人的董事会，过半数只要统一五个人的意见，一百人的董事会，过半数要统一意见相比就难度大多了。人数少的时候，又碰上皇帝不管事，大佬的意见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浙党、东林、阉党都不过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浙党开始的党争，其中未必没有万历寻求政治平衡的想法；到了阉党，天启比万历还不管事，所以也做的最大。就说不上政治平衡了。而到了崇祯，敢结党的都给我回家自己玩去。于是，崇祯朝有政争，但没有党争，朝廷日子过得也还凑合嘛。要不是碰上王朝末期积重难返……
东林党在政治实务上虽然算不上出色，但总体还算维持住了局面，没更好，也没更坏——从开征辽饷的杂项来看，东林党还算务实。政治斗争上要清算浙党为首的三党，但浙齐楚三党当年也是把东林一个不落的全赶下台——双方本来玩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三党投靠阉党以后引入人身毁灭，就是不按政治规矩出牌了。东林党全面下台的局面又不是没有，你把他们全部赶下台个七八年以后再复起他们本来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政治斗争中杀人，还是捏造罪名杀人，不但杀东林，连其他非东林也要算在东林里一起杀。这才是彻底的坏了政治斗争的规矩。就是现在的全面防腐，证据确凿，康师傅和老郭也就进去住长期宾馆，需要肉体毁灭吗？除了得势的阉党成员，谁喜欢这一套？所以在阉党执政的时候，这朝堂才是基本没法看了。
从历史上前后来说，东林的势力比齐党楚党略强，但还比不上浙党。更别提齐楚浙三党合一的阉党了。但历史上由于东林出过杨涟左光斗几个还算清正的人，所以名声比其它朋党好不少，算是明朝党争的烂泥塘里，不怎么黑的泥鳅。但基本上所谓崇祯被东林忽悠，东林在崇祯朝不断做大，不许向江南派赋，不许收商税，废除锦衣卫，与曹化淳等宦官结怨等等，基本上都是胡扯和谣言。我都不知道这么系统的谣言，到底是谁造出来的。
随便举个例子，说东林党抗税导致明末某省茶税只收了有六两。
我一翻明朝史料，这个省是那里呢？浙江！
明明是浙党/阉党的地盘，怎么能怪到东林党头上去？
但没办法，现在网上谣言才有市场。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开始，一直到弘光朝，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甚至东林党之名都是由党争而得来。大体上（万历一朝），东林是处于被压制的一方。但东林党的好处在于他不是简单的以地域集合，所以屡次下台屡次复起。东林党真正完全执政，只能说从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上半年三年多的时间里，其他的时候，基本上处于不间断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别说实现自身的政治主张，别被拱下台就不错了。阉党大兴后东林几乎算是遭了灭门之灾。至于到了崇祯，他最恨大臣结党，让东林党打击阉党的工作做完以后，罢钱谦益作为开端，东林党人老的老弱的弱，就基本上告别政治舞台了。
后面出来的复社，虽然自己扯是东林后嗣，但基本属于是扯东林的皮做大旗了。
浙党才是明末朋党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党派，盘踞内阁也是时间最长。而浙党是在其首领沈一贯编制关系、排斥异己、遍置私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浙党逐步的形成、势力的扩张与沈一贯在朝廷中的地位水涨船高,终于在沈一贯为内阁首辅的时期(万历三十年代左右)作为最强的朝中势力,与万历一朝的国政大事息息相关,而浙党引发与朝中的各个党派的党争（与沈鲤互斗，楚太子案、妖书案等等一系列党争案），可以说是对万历中后期政局的影响是深远的。
万历二十三年，沈一贯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陈于陛、沈一贯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辅为张位，内阁合共四人。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故，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次辅张位因涉嫌妖书《忧危竑议》而被革职，当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阁臣赵志皋病故后，内阁仅余沈一贯一人。后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沈一贯成为当朝首辅。而沈鲤入阁后，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并以此逐步展开。之后历经楚宗、妖书、京察等党争，最后沈一贯和沈鲤都双双下台。但当时浙党已经成形，明朝的朋党之争，再也无法平息。
而明史对沈一贯的评价是：“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的党争形成及发展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因神宗长期实行静摄，一方面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轻易裁处；另一方面，官员人数少了，意见容易被把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个人的董事会，过半数只要统一五个人的意见，一百人的董事会，过半数要统一意见相比就难度大多了。人数少的时候，又碰上皇帝不管事，大佬的意见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浙党、东林、阉党都不过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浙党开始的党争，其中未必没有万历寻求政治平衡的想法；到了阉党，天启比万历还不管事，所以也做的最大。就说不上政治平衡了。而到了崇祯，敢结党的都给我回家自己玩去。于是，崇祯朝有政争，但没有党争，朝廷日子过得也还凑合嘛。要不是碰上王朝末期积重难返……
东林党在政治实务上虽然算不上出色，但总体还算维持住了局面，没更好，也没更坏——从开征辽饷的杂项来看，东林党还算务实。政治斗争上要清算浙党为首的三党，但浙齐楚三党当年也是把东林一个不落的全赶下台——双方本来玩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三党投靠阉党以后引入人身毁灭，就是不按政治规矩出牌了。东林党全面下台的局面又不是没有，你把他们全部赶下台个七八年以后再复起他们本来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政治斗争中杀人，还是捏造罪名杀人，不但杀东林，连其他非东林也要算在东林里一起杀。这才是彻底的坏了政治斗争的规矩。就是现在的全面防腐，证据确凿，康师傅和老郭也就进去住长期宾馆，需要肉体毁灭吗？除了得势的阉党成员，谁喜欢这一套？所以在阉党执政的时候，这朝堂才是基本没法看了。
从历史上前后来说，东林的势力比齐党楚党略强，但还比不上浙党。更别提齐楚浙三党合一的阉党了。但历史上由于东林出过杨涟左光斗几个还算清正的人，所以名声比其它朋党好不少，算是明朝党争的烂泥塘里，不怎么黑的泥鳅。但基本上所谓崇祯被东林忽悠，东林在崇祯朝不断做大，不许向江南派赋，不许收商税，废除锦衣卫，与曹化淳等宦官结怨等等，基本上都是胡扯和谣言。我都不知道这么系统的谣言，到底是谁造出来的。
随便举个例子，说东林党抗税导致明末某省茶税只收了有六两。
我一翻明朝史料，这个省是那里呢？浙江！
明明是浙党/阉党的地盘，怎么能怪到东林党头上去？
但没办法，现在网上谣言才有市场。
明代除了皇帝杀人可以不受惩罚，其它高层人物窃取生杀大柄，终究难逃一报。严世蕃害了沈炼，自己搭进去了；张居正时期死了刘台和洪朝选，虽说不一定是他拿的主意，最后大公子张敬修自尽，算是赔命了。这当然谈不上因果报应，微观上看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宏观上则符合皇权政治运行的逻辑。皇权不能允许其它人拥有最高审判权，在自身不断再生的过程中，必然来借“伸张正义”来重塑威严。魏忠贤天启五年杀东林杨、左诸人，审讯之后连案都不敢定，只能让锦衣卫把他们直接打死。这事当年肯定是得到熹宗的支持的，但魏某办事不利索，已然落了把柄。
现在毅宗要洗白皇权，就是要让魏忠贤、田尔耕、许显纯诸人给先帝背锅，魏忠贤又能怎样？崇祯朝仍然有党争，但那和杀魏忠贤无关。王永光、张捷这些没定案的“阉党余孽”还在朝廷上活跃，也没有说给魏忠贤翻案的，无他，拉拉确实比较有才的队友像吕纯如啊、冯铨啊之类还有价值，魏公公也配？
至于说魏忠贤有什么“能力”的，多半都是扯淡，反正捧袁崇焕的就说魏忠贤支持袁崇焕——然而天启六年袁崇焕被撤了。黑袁的就说魏忠贤罢免袁崇焕——然而除了袁崇焕参与的那两场战役，魏公公还有什么“边功”呢？这还是靠着孙承宗主持修筑的堡垒而已，可别腆着脸说这也是魏公公支持的，孙承宗自己是熹宗特简的人选、大萌破天荒的枢辅、阁臣督师，用着他支持？
当然，魏公公确实有一项真正体现他的能力的功绩——那就是修三大殿，还是宫廷事务老本行。三大殿在万历二十五年烧毁，到四十三年正式开工重建，但后来军事兴起，到天启二年就停了。天启五年重启三大殿工程，正是阉党得势的时候，主管工程的崔呈秀、徐大化、孙杰等工部官员全是阉党。《熹宗实录》载：“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两年半内，工部核准报销的款项就有578.8万两，为了这个，魏忠贤生生地把各省用于周转的库银全掏空了，跟商人赊下的银子到崇祯年间还没还完。天启七年八月，三大殿修完了，熹宗也死了，魏公公生命的意义也就结束了，正好。杨士聪《玉堂荟记》：吴金薄者，家巨富，天启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饰殿，节欠至二百万，累年不能给完。再来看看修三大殿之后的帑藏情况。天启六年五月六日，北京地震、王恭厂火药大爆炸，众官纷纷上疏，要求皇帝停止殿工、暂缓用刑。熹宗回复：前览枢臣王永光所奏停工缓刑，言若忠爱。朕熟思旬日，念皇极殿工已八九，止用银一百五拾万，不扰民、不侈壮丽。复查边储岁解不缺，外发帑又二千万，已同逝波，究无实济。之后熹宗就抛出“朝廷一共发了2000万两帑银，为什么还是打不赢，一定是被官员贪污了”的论调，开始追查熊廷弼当年在山海关私吞的17万两银子。
熹宗为何如此不要脸面呢？最简单的解释，内帑真的没钱了呗！明初本来没有什么专供皇家的货币内帑，只有实物收入。内帑银是正统朝把400万石江南税粮折成100万两金花银，送入内库的产物，其中一部分本来就是要支付京军武官俸禄的，挪移之后仍然要支出，剩下的归皇帝支配，因此皇帝攒私房钱不易。三大殿光是那两年半就花了578万两，之后到天启七年十月工程全部结束，又多算出100万两来，岂止是皇极殿所谓150万两呢！实际上，崇祯初年以后，明廷基本没有大批量发过内帑。为啥呢？全被天启朝给掏空了呗！
有人不信文官写的东西，那给你们看个锦衣卫写的材料。
王世德《崇祯遗录》：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磬。
魏阉粉不读书。魏忠贤挖空家底、拿几百万两银子去修三大殿，天启坐看魏忠贤越出政治游戏规则亮刀杀人，让党争激化到不可收拾，这叫哪门子好？幸亏死的早而已。不然还不如崇祯撑得久。
现在毅宗要洗白皇权，就是要让魏忠贤、田尔耕、许显纯诸人给先帝背锅，魏忠贤又能怎样？崇祯朝仍然有党争，但那和杀魏忠贤无关。王永光、张捷这些没定案的“阉党余孽”还在朝廷上活跃，也没有说给魏忠贤翻案的，无他，拉拉确实比较有才的队友像吕纯如啊、冯铨啊之类还有价值，魏公公也配？
至于说魏忠贤有什么“能力”的，多半都是扯淡，反正捧袁崇焕的就说魏忠贤支持袁崇焕——然而天启六年袁崇焕被撤了。黑袁的就说魏忠贤罢免袁崇焕——然而除了袁崇焕参与的那两场战役，魏公公还有什么“边功”呢？这还是靠着孙承宗主持修筑的堡垒而已，可别腆着脸说这也是魏公公支持的，孙承宗自己是熹宗特简的人选、大萌破天荒的枢辅、阁臣督师，用着他支持？
当然，魏公公确实有一项真正体现他的能力的功绩——那就是修三大殿，还是宫廷事务老本行。三大殿在万历二十五年烧毁，到四十三年正式开工重建，但后来军事兴起，到天启二年就停了。天启五年重启三大殿工程，正是阉党得势的时候，主管工程的崔呈秀、徐大化、孙杰等工部官员全是阉党。《熹宗实录》载：“三殿大工开工，自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七年八月初二日报竣，总筭钱粮给与领状者共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两年半内，工部核准报销的款项就有578.8万两，为了这个，魏忠贤生生地把各省用于周转的库银全掏空了，跟商人赊下的银子到崇祯年间还没还完。天启七年八月，三大殿修完了，熹宗也死了，魏公公生命的意义也就结束了，正好。杨士聪《玉堂荟记》：吴金薄者，家巨富，天启中殿工，至透借金薄饰殿，节欠至二百万，累年不能给完。再来看看修三大殿之后的帑藏情况。天启六年五月六日，北京地震、王恭厂火药大爆炸，众官纷纷上疏，要求皇帝停止殿工、暂缓用刑。熹宗回复：前览枢臣王永光所奏停工缓刑，言若忠爱。朕熟思旬日，念皇极殿工已八九，止用银一百五拾万，不扰民、不侈壮丽。复查边储岁解不缺，外发帑又二千万，已同逝波，究无实济。之后熹宗就抛出“朝廷一共发了2000万两帑银，为什么还是打不赢，一定是被官员贪污了”的论调，开始追查熊廷弼当年在山海关私吞的17万两银子。
熹宗为何如此不要脸面呢？最简单的解释，内帑真的没钱了呗！明初本来没有什么专供皇家的货币内帑，只有实物收入。内帑银是正统朝把400万石江南税粮折成100万两金花银，送入内库的产物，其中一部分本来就是要支付京军武官俸禄的，挪移之后仍然要支出，剩下的归皇帝支配，因此皇帝攒私房钱不易。三大殿光是那两年半就花了578万两，之后到天启七年十月工程全部结束，又多算出100万两来，岂止是皇极殿所谓150万两呢！实际上，崇祯初年以后，明廷基本没有大批量发过内帑。为啥呢？全被天启朝给掏空了呗！
有人不信文官写的东西，那给你们看个锦衣卫写的材料。
王世德《崇祯遗录》：熹宗在位七年，神宗四十余年蓄积扫地无余。兵兴以来，帑藏悬磬。
魏阉粉不读书。魏忠贤挖空家底、拿几百万两银子去修三大殿，天启坐看魏忠贤越出政治游戏规则亮刀杀人，让党争激化到不可收拾，这叫哪门子好？幸亏死的早而已。不然还不如崇祯撑得久。
大阉党人才济济，立有不世之功。
阉党虽然贪污腐败欺压群众，但那都是为了皇上为了社稷，都是皇上自己的人。惩治腐败实际上是便宜了外人，是党争，会断送天下，就是这么个逻辑。
历史问题在中国从来都是现实问题，就跟文革时期批宋江批周公什么的一样一样的，话里有话罢了。
历史问题在中国从来都是现实问题，就跟文革时期批宋江批周公什么的一样一样的，话里有话罢了。
请教一下读书人：
帑藏悬磬，这是什么意思？
帑藏悬磬，这是什么意思？
给魏忠贤翻案的，自然就是阉党了。不管在什么时候，没卵子的人总是不缺的。
究竟是谁在为东林党人翻案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党俨然一副在野党的样子 ，其实就是明朝的公知。
东林党俨然一副在野党的样子 ，其实就是明朝的公知。
因为如今有人依然想做太监，而且在精神上已经自宫，但如今的赵太爷又不要太监，他们只能自干，所以对阉党得势年代非常向往，才替阉党翻案。
明末阉党、浙党、东林，其实都不是好货色，为了党争争斗到有党无国
给阉党翻案不过是要给“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的丑恶之辈寻找合理性
而且皇帝就好么？特别是崇祯，崇祯时期阉党、东林都被打压，主要执政的可是帝党
给阉党翻案不过是要给“红肿之处艳若桃李”的丑恶之辈寻找合理性
而且皇帝就好么？特别是崇祯，崇祯时期阉党、东林都被打压，主要执政的可是帝党
都不是好东西
人不会跟狗计较 跟狗计较的肯定只有是狗的同类
都不是好东西
人不会跟狗计较 跟狗计较的肯定只有是狗的同类
很简单，给魏忠贤翻案的，就是准备接魏忠贤香火的
现在给先祖翻案，是为了以后的行动做准备，造势.............
现在给先祖翻案，是为了以后的行动做准备，造势.............
魏忠贤起码能做点事收点税，有他在大明东北局势一直很稳定，至于党同伐异谁在位不搞啊？能黑他的不过是什么九千岁什么的，不过皇帝轮流转，明年到我家的思想一定错？无非是士大夫瞧不上一个太监坐高位罢了
所谓的阉党加“工商税”、东林不向江南/士绅/工商等等征税问题。
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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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
简单来说，天启朝的新增军费-辽饷里，当然有依靠商业税的部分，但那和阉党关系不大，反而和东林党关系更大点儿；田赋加征更是朝廷上下处理实务的官员的共同看法。甚至可以说，魏公公敛的财，和辽东前线没啥关系，都用来修三大殿了。这样看来，魏公公作为大萌帝国的执政者，恐怕并不像他的某些现代拥虿想的那样称职。
明末加赋的首要原因就是应付辽东战事的军费，简称“辽饷”。辽东战事关乎明朝生死存亡，筹办辽饷则是天启年间的首要大政，本文就来谈谈在天启朝前后东林、阉党分别得势时的辽饷政策的变动。为了管理辽饷，万历48年起在太仓另设“新库”，收贮从各个渠道征发来的辽饷，专门供应“抗金”前线。并增设户部新饷司专门管理。辽饷中除了原来辽东镇的军饷外，还有田赋加派、杂项、盐课、钞关几大项。以下分别说明这几项在天启年间的征收情况。
这里先提示一下政治史时间轴的问题。万历45年（1617）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光宗一月天下，起用部分东林人物，东林借移宫案重振旗鼓；天启初年东林得势，天启3年初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党势”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杨涟弹劾魏忠贤、万燝被杖杀是天启4年6月，叶向高致仕于7月，当年11月顾秉谦升任首辅。次年王绍徽、周应秋先后上任，阉党控制吏部和都察院。阉党控制户部则是在天启6年郭允厚任户部尚书后。大致可以说天启初政是在东林和亲东林人士主导下展开的，而天启4年的夏秋之际，是阉党翻转局面的开始。
1、田赋加派
万历46年（1618）9月，户部尚书李汝华（中立）提议全国除贵州外，每亩民田加征银0.0035两（三厘五毫），当时说是只有一年的临时性措施。次年12月，在辽东经略熊廷弼（楚党）、阅视辽东军务给事中姚宗文（浙党）等人建议下，又加征0.0035两。万历48年3月，在户部等衙门建议下又加征0.002两，起初分归兵、工二部管理，天启2年一并划归户部。也就是说，从万历48年起，辽饷中田赋加派总额为每亩0.009两，俗称“九厘银”。全国总额数是520万两。
天启年间，田赋没有再加派，天启2年免去了北直隶的43万两辽饷。同时免去了作为海运基地的山东登、莱、青三府辽饷约10万两。注意，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实践中，天启6年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中立）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2、杂项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东林）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据朱庆永《明末辽饷问题》制表，误作11.6万）。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简单说明杂项中包含的各项目如下：
•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祇候：类似上条，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以上四条是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阉党粉们喜不喜欢？
•事例：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之前没这事，别信电视剧），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这次预算把之前征不上来的“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减去了，但崇祯四年预算中重新出现了这项，并开始征收“生员优免”40余万两，向之前仍然赋予免丁役特权的生员下手。
3、盐课
盐课加征是天启元年户部主管辽饷的官员新饷司郎中杨嗣昌（大名人啊）提出来的。当时明廷使行“纲法”，规定一批固定的商人每年认购盐引。本来商人在认购盐引时就要交纳“余盐银”（实际上是政府失去了一部分灶户、盐田的控制权，反而将这笔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现在认购盐引时还要交额外的辽饷，天启3年辽饷数据中有“盐引银”32万两，可能就是天启元年定下的数目。天启4年5月曾加征盐课54.7万两，但这笔加征持续时间不详，且后来叙述辽饷者都未提到这笔加征，很可能是其它名目下（比如修三大殿、修皇陵）的加征。之后又有一些陆续的加征，实际数额不详。崇祯三年将之前的盐课加征都归入辽饷，并将额数增加到94万两。
4、关税
明代在水路交通集散地设有钞关，对过往船只根据载货量进行征税。有的钞关还同时征缴对商人货物征收的“商税”。天启元年在原额34.5万两的基础上加征6.5万两，天启5年增加2处钞关，并加征13.5万两。这算是天启朝的后三年【辽饷】中唯一一次增加的税额。至于什么“魏公公征收工商税“云云，除了落在这13.5万两上，实在是无迹可寻。要说魏公公指使人诬告徽商给人家“坐赃”没收家产倒是有的，可惜那是为了修三大殿，本来就是另一笔不必要的开支。
约在崇祯2年，又增加5万两。崇祯3年将总额加到了33.6万两。随后13年又加征20万两。
总体来看，田赋加征是万历朝末年定下来的政策，那时候并非东林执政；杂项、盐课、关税的加派全都是天启朝初年东林执政（当然在位官员并不都是东林）时期定下来的。至于崇祯年间，杂项中的房屋交易税费、当铺爱国捐、盐课、关税等等不但继续征收，而且都增加了。反而天启后三年除了搞了一次田赋临时加征、一次增加关税之外，似乎没加过什么税。是不是魏公公体恤民情，不愿加征扰民呢？
当然不是。他这几年增收盐课（注意，盐是专卖品，只会转嫁给民众、助长私盐），铸造劣质铜钱牟利，大肆诬告坐赃，卖紫禁城骑马特权（这个还算像话），征收各地方的库银（杂项是掐地方政府的脖子，这个是直接掏地方政府的家底），全都是打着“以助大工”的旗号，就是为了给他主子修三大殿么。这殿工天启初年暂停，5年二月重开，到7年8月修成（紧接着熹宗就驾崩了），两年半修完，不可谓不快，耗银595万两，将近一年的辽饷总支出。阉党的干将崔呈秀、孙杰，天启末年干的就是“督察大工”的活儿。这件事，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阐明。
=============
补充，刚才忘了，魏公公还有一招“捐助”，一开始是号召各王府捐助，这还罢了，毕竟有固定收入，后来把任务摊派到在职官员身上，于是就搞出许多“私派”。本来官员要擅自在辖区内加税是不行的，现在有了这个名堂，至少可以在组织内部搪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