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吁警惕民粹极左思潮：有人极端仇官仇富

这是一次想低调也难的讲座。
2015年12月，退休近一年的副部级官员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开始回归讲坛的“第一课”，持续7场，主题为“反思‘文革’”。
特殊身份加上特殊内容，直接导致讲座人气爆棚。原定的教室换成了更大的报告厅，还有人特意从山西、湖南赶来，只因感念“老省长”多年前的作为。
但这也是一次再平凡不过的讲座。
台上有人讲课，台下有人听得津津有味，有人犯困打瞌睡，也有人因为迟到或上厕所进进出出。
提起大家对他的各种尊称，于幼军说，省长、部长都是过去式了，它们都是符号，现在要把这些全部放下。
现在的他，只是一名教师，工作单位是中山大学哲学系，信箱编号61。就像许多年前以教师身份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样，一介书生，又回归原点。
低调
“谢谢大家。”
12月16日下午，于幼军以四个字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首个系列讲座，全场两次响起掌声。
这也是于幼军告别仕途后首次开讲，主题为“反思‘文化大革命’”。第一场于12月9日下午3点开始，地点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楼锡昌堂。
按照原计划，讲座共分8场，每场两个半小时，持续到12月25日。但由于临时有事要回北京，进行到12月14日下午第3场时，于幼军决定把剩下的内容集中到12月15日、16日两个全天讲完，讲座总数也压缩到7场。
“这两天也很抱歉，前天下午临时才改了讲课时间。很多人不知道，说没听到昨天上、下午和今天上午的讲课。”12月16日下午最后一场讲座的开场白，于幼军针对调课一事向大家道歉。
他坦言，调课疏漏了一点，没有采取合适的方式告知大家改时间，很多人不知道、来不了，“有些同学有意见，这个我应该道歉”。
没有通知大家调整时间，或许也是于幼军希望低调的一个表现。
讲座开始前，有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收到于幼军即将举办讲座的邮件通知。通知提到，讲座是“学术性活动，热诚欢迎校内有关教师、研究生参与”，“限校内师生参加”，“现场请勿录音、拍照、摄像”。
讲座期间，于幼军也多次表示，是他向学校提出“保持低调、不贴海报、不上校园网”。同时，他也希望大家“不要录音、不要照相，如果实在对我的尊容感兴趣，下课后再来照也可以”。
然而他是于幼军。
一个曾担任过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的官员。
用他自己的话说，“想低调也没办法。”
第一场讲座，原定在中山大学锡昌堂211讲学厅的地点就因为人太多换到了8楼报告厅。该报告厅大约可容纳300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打了站票”。
第三场开始，中山大学加强了管理，前来听讲座的人需要出示工作证或学生证才能进入，这也使一些外来人员扫兴而归。
最后一场讲座上，于幼军也对此表达歉意，称校方采取措施是他提出来的，原因是“只想平静开始教学生活”。
他还进一步解释，这么做，不是因为怕什么。有些话，说的时候就准备面对不同声音。凡是认真、严肃的讨论，观点不同也行，提出批评也是可以的。但有的话被挂到网上或者经媒体掐头去尾报道，很容易让他人产生误解。
“我第一天说，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责任’把‘文革’的真相、来龙去脉、经验教训梳理出来，告诉后人。起码有300多人为我作证，我明明白白说的是‘责任’，它给我报道出去，说我有‘任务’。”提起一家媒体关于讲座的报道，于幼军有些无奈。
当然，于幼军也清楚，置身沸沸扬扬的舆论环境，很多事情难以控制。他将自己形容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躺下也中枪”。作为一个已经告别政坛的官员，安安静静走向讲台本是他所期望的。
上课
可是，一个副部级官员，要在大学校园公开讲“文革”。他到底会讲些什么？这场系列讲座无法不吸引外界目光。
据校方预告，讲座具体包括7个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实际进行的7场讲座也确实按此纲要进行。
第一场，于幼军介绍了选择从“文革”开讲的缘由。
他直言，1981年的中央决议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历史已经决议，人民也明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对‘文革’缺乏客观剖析，‘文革’研究都变成了不成立的禁区。”
“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让于幼军感到忧虑的是，“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着党和人民肌体，但还有一些人不知“文革”为何物。
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发问，“文革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吗？”
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很难防止，特别是当人对它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时候，在一定条件下，“文革”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部分重现，但只要警醒、反思和批判，他相信，最后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第三场讲座课后，于幼军就此与学生进一步交流。他表示，“文革”完全重演是不可能的，毕竟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步，有民主法治思想的进步。但现在要防止民粹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特别是网上，已暴露出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极端的仇官仇富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场的提问环节，也是7场讲座唯一保留的一次。此后的几场，由于内容较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一不小心就会“拖堂”，提问环节只好取消。
为此，于幼军多次表示，如果有问题探讨，可以写信写他。信箱在锡昌堂4楼、5楼各有一个，他会一一看过，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回复。
虽然互动减少，但随着讲课深入，“干货”也越来越多。
针对“文革”的实践效果，于幼军给出多组数据：
政治上，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多达230万人，约占“文革”前全国干部总数——1200万人的17.2%。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
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检验评判一种理论，一个政治运动，一场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以某种理论为依据，也不能仅以发动和领导者的主要动机为标准，而必须也只能以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为主要依据和标准。”在于幼军看来，以此标准评价“文革”，只有一句话——必须从总体和根本上否定。
亲历
能对“文革”这样深入研究，多少和于幼军经历的年代有关。
据《环球人物》此前报道，于幼军祖籍江苏丰县，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之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
“并读新闻”客户端报道称，文革期间，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于幼军留校时，用的是木工身份。为此，他还揣着钉锤，当了几个月学校的木工。
“并读新闻”上述报道还提到，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于幼军上不了大学，只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
他很喜欢鲁迅，在一次学生讨论中就“鲁迅的思想转变”发言，被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慧眼识珠。吴邀他给中文系的讲师和学生讲一个两百多人大课。于幼军并未胆怯，一讲成名，此后也有了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机会。
此次在中山大学的讲座，于幼军没有太多提及自己或家人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他只是透露，其曾在1972年、1973年时想办法四处借书看。
读书让于幼军意识到，“文革”再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年轻气盛的他也由此开始痛苦反思。
反思，意味着看问题要全面客观。
此次讲座，有一章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预告发布时，标题让外界颇有揣测。
于幼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提到，讲座消息传出去，不少人给他打电话，网络上也有跟帖，议论最多的就是“正义力量和正效应”这章。
“确实有，对不对？”在于幼军看来，十年“文革”里面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一条是执政党内的正义健康力量和社会有识之士对林彪、“四人帮”的顽强抵抗和反对。
在这部分，于幼军提到了几位曾经赫赫有名、现在却很少被年轻人知道的人物。如写过《出身论》的遇罗克、上书党中央要求停止“文革”的王容芬、因反对林彪、江青而被迫害致死的张志新、公开贴大字报的“李一哲”等人。
“李一哲事件”，也是于幼军最有直观认知的一段“‘文革’往事”。
它发生在1974年11月。当时，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
于幼军说，大字报他自己跑去看了两三次，就在广州北京路最繁华的地方，“看一次几个小时，看着看着又被人挤跑了”。后来，一批与“李一哲事件”有关的人士被关押，直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该案才得以平反。
开明
愿意开启尘封已久的过往，于幼军的“尺度”让一些年轻人惊讶。有前来听讲座的学生感慨，没想到一个省部级官员能讲得这么直接。
从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到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再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很长一段时间，于幼军都是广东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曾是广东省委宣传系统的“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分别是朱小丹、曹纯亮和黎元江。
他也曾是广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年仅40岁，一年后就跻身广东省委常委之列。
“于幼军在广东主管宣传时，不少与其有过接触的广东新闻界人士均认为他思想开放，较少打官腔，是颇受欢迎的宣传官员。”财经网此前报道称。
2000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于幼军开始兼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
据《南方周末》报道，彼时的深圳正在寻找“新的竞争力”。于幼军上任后开出的“药方”，第一条就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主政深圳期间，他还因为一篇网文与普通网友面对面谈话半小时，这在当时也创下先河。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2年11月，深圳网友“我为伊狂”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2万字的长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
文章很快被热传，也引起了于幼军注意。他对此回应，“只要深圳人不自己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在和该网友对话时，于幼军重申了上述想法。当该网友提到，有人说用“抛弃”这个词重了点。于幼军回答，“击一猛掌是件好事”。
不久之后，于幼军“一路向北”。
他先是到了湖南。
2003年5月，50岁的于幼军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兼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据《南方周末》报道，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于幼军曾在湖南掀起“打扫门庭”的风暴。他当时喊出狠话，“谁对不起湖南人民，我就打烂谁的饭碗”。
上述报道还提到，初到湖南的于幼军曾借力“娘家”，到深圳举办湖南（深圳）招商引资洽谈会（简称“深洽会”）。刚开始，全省只报了100多个项目。一些政府部门自称“肥水不留外人田”，把有垄断资源和高附加值的项目留在手里。
于幼军批评了这些部门，明确要求解放思想，全面开放所有的投资领域，拿出优质资产、资源和项目对外招商。
那次“深洽会”，湖南最终签订正式经贸合作合同600多个，折合人民币1100多亿元，当年年底55％项目已经履约，仅此一次，即超过过去20年湖南招商引资的总和。
山西
在于幼军的仕途生涯中，山西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却是最绕不开的一站。
2005年6月，在湖南任职刚满两年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并在此后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
那时的山西，正处于小煤窑遍布、矿难频发、招商乏力的时期。外界把于幼军的那次调动形容为“坐镇火山口”。
据《南方周末》报道，于幼军刚到山西不久，一口气关闭4000多个非法煤矿，又对4000多个合法煤矿进行整合改造提升。身边曾有人提醒他，这么干恐怕会丢选票。
2006年1月，他以全票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事实上，在相对保守的山西，人们对这位南方来的省长充满期待。有人认为，于幼军曾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主政，又有在湖南历练的经验，其视野和能力可以帮助山西扭转“一煤独大”的局面。
于幼军积极向中央争取支持，要求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综合补偿的机制。
他继续发挥招商强项。仅2007年8月的珠洽会，就帮助山西实现引资额1155.32亿元，让当时的广东省领导都大吃一惊，称“没想到”、“不多见”。
2007年6月， 山西曝出“黑砖窑”事件，于幼军作为省长，公开道歉并检讨。
这些都被山西人记在心上。
12月11日，于幼军的第二场讲座上出现了一名“大龄学生”。他40多岁，在山西某国企工作，在网上看到第一场讲座的新闻，立刻从太原飞到广州。之后六场，他场场必到，坐在前排，拿着笔记本不断记录。
上述人士表示，自己和于幼军没有任何私交，来听讲座仅仅出于对老省长的感情，整体听下来收获很大。这次来，他还随身带了一张老照片，是于幼军53岁那年在山西工作时的留影。
类似的“于粉”还有很多。
有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广州工作、定居的白领以及十多位到中山大学培训、凑巧赶上讲座的公务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山西，喜欢喊于幼军为“于省长”，总是在讲座结束后排队求签名、合影。
对于山西人的到来，于幼军似乎也挺高兴。
12月14日，第三场讲座结束后，他向一位前来听讲座的山西人表示，“山西人非常好、很友善、很善良，在我落难期间没有一句骂话。”
此后一天，于幼军还在讲座上回忆了一段在山西工作的经历。
他说自己去大同矿工棚户区调研，看到一家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看到一家这样、十几家都是这样，眼泪都掉了下来。
这件事也撬动了山西全省的棚户区改造。5年后，矿工们陆续搬进了新家，已不在山西任职的于幼军每年都去矿工家吃饺子，“落难期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写书的160万元稿费也全部捐给矿工，成立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看到工人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还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课堂上，于幼军发出的这样慨叹。
一位坐在下面的男士也按捺不住激动，“我家就是大同那边的，于省长说的都是事实……”
低谷
于幼军和山西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2007年8月，在山西任职刚满两年的他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那也是于幼军7年内第四个职位。此前，他在深圳、湖南任职时间也分别只有3年和2年。
2008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作出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一个月后，其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被撤销。
关于这段过往，2015年1月，于幼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应，“当年在文化部，大家对我非常好。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熟悉他的人也对《南方周末》称，那段时间，感觉于幼军压力很大，“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反思‘文革’”的讲座上，于幼军也在无意中表露出昔日“非常时期”的心路历程。
他感慨，“当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那段话。他说，如果有谁，从人生的高峰坠入低谷，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世人的真面目。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都会看得很清楚。”
看清世态炎凉的于幼军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和研究上。
2012年6月，他曾撰文回忆，“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顿、安慰好80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国家图书馆。”
关于那段“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于幼军描述，“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也是在那段沉寂岁月，于幼军阅读了约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他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并着手对此前与黎元江合著的一、二卷进行修订、增补。
2011年4月，《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140万字，出版后备受好评，一年内印刷三次。
其时的于幼军，已低调复出——此前的2010年12月25日，他将书稿交付出版社的当天下午，中组部就来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新单位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于幼军的职务为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环保、财务等工作。
此后四年，除了“恶补”水利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于幼军的主要生活仍是读书写作。
他把自己在北京玉渊潭南路1号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并在此地完成新著《求索民主政治——玉渊潭书房札记》。
该书出版于2013年11月，总计37万余字。于幼军在后记中写到，“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于当今中国，既是一个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
不过，就像曾经在深圳与网友对话、在山西公开做检讨一样，于幼军都能泰然处之。
他表示，“争议是好事，从来真理都在争议愈辩愈明。只要是讲道理，而不是‘文革’遗风的强词夺理、武断捧杀，我都敞开胸怀欢迎，乐于与之探讨切磋。”
回归
2015年12月，于幼军把他的“乐于与之探讨切磋”搬到大学课堂。
此前的2015年1月，62岁的他到龄退休。当月，在南水北调办岗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期间，于幼军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他当时透露，正在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时间跨度为1965年-1978年，刚好横跨整个“文革”时期。
他还表示，想平平静静退休，回到书房，读书、写书，以后再争取教书。“我就是一个书生嘛，我也是一个教师出身，回去很好嘛，回到人生的原点。”于幼军这样说。
9个月后，于幼军受聘中山大学哲学系，担任该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某种程度讲，于幼军的这一选择合情合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书——上世纪70年代，于幼军曾是广州第109中学的语文老师。
他早早就做过学问。1981年－1986年，于幼军曾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黎元江合作撰写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获得广泛好评。
1993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于幼军进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在职硕士。3年后，他在该校哲学系继续深造博士学位。
据《环球人物》报道，于幼军的博导、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汝贤曾表示，作为学生，于幼军无疑是合格的。他很有天分，且读书刻苦，从不缺课。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羊城晚报》曾就官员读博现象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
黄达人明确表示，他亲自去听过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他答辩时没有任何稿子，回答提问的时候，他能直接说出在论文第几页第几行是怎么说的。起码他的博士论文，我看着是放心的”。
多年来，于幼军也和母校时有互动。
2013年1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大楼“锡昌堂”举行落成典礼，于幼军受邀出席。
今年1月，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中山大学的校长在我落难的时候出来替我说话，我很感激他。他说，别的领导干部出来读博士都受到质疑，起码还有于幼军这个是真的。”
两个月后，于幼军前往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调研。
该所官网显示，李萍所长向于幼军初步表达了希望其能够担任本所特聘教授的热切期望；不谋而合的是，于幼军博士亦表达了在结束仕途之旅后，希望回到马哲所、重返“书生”生活的真诚愿望。
于是有了2015年岁末的一幕。
于幼军坐在讲台前传授知识，有人认真听讲，有人犯困打盹，也有人迟到、蹑手蹑脚到处寻找座位。
此时的他不再是市长、省长、部长。他只是一名教师，下课后端起水杯，一边喝一边说，讲两个半小时，不敢多喝水，中途上厕所就麻烦了。
年轻人则围在他身边。有人要求签名，说是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希望写上妻子的名字；有人要求合影，横的来一张、竖的来一张，不小心闭眼了还要再拍一次。
于幼军都欣然答应。他对前来咨询的学生透露，本月22、23号左右，还会做一场讲座，讲民主政治。到了明年，他将开始招收博士生。
走出报告厅，一位在读博士追上来与他继续探讨。该博士说，他想写一些涉及“文革”的文章发表，却因题材敏感遭拒。这时，于幼军微微皱眉，“大家不说‘文革’，有什么好处呢？”
http://inews.ifeng.com/46757474_1_1/news.shtml这是一次想低调也难的讲座。
2015年12月，退休近一年的副部级官员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开始回归讲坛的“第一课”，持续7场，主题为“反思‘文革’”。
特殊身份加上特殊内容，直接导致讲座人气爆棚。原定的教室换成了更大的报告厅，还有人特意从山西、湖南赶来，只因感念“老省长”多年前的作为。
但这也是一次再平凡不过的讲座。
台上有人讲课，台下有人听得津津有味，有人犯困打瞌睡，也有人因为迟到或上厕所进进出出。
提起大家对他的各种尊称，于幼军说，省长、部长都是过去式了，它们都是符号，现在要把这些全部放下。
现在的他，只是一名教师，工作单位是中山大学哲学系，信箱编号61。就像许多年前以教师身份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样，一介书生，又回归原点。
低调
“谢谢大家。”
12月16日下午，于幼军以四个字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首个系列讲座，全场两次响起掌声。
这也是于幼军告别仕途后首次开讲，主题为“反思‘文化大革命’”。第一场于12月9日下午3点开始，地点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楼锡昌堂。
按照原计划，讲座共分8场，每场两个半小时，持续到12月25日。但由于临时有事要回北京，进行到12月14日下午第3场时，于幼军决定把剩下的内容集中到12月15日、16日两个全天讲完，讲座总数也压缩到7场。
“这两天也很抱歉，前天下午临时才改了讲课时间。很多人不知道，说没听到昨天上、下午和今天上午的讲课。”12月16日下午最后一场讲座的开场白，于幼军针对调课一事向大家道歉。
他坦言，调课疏漏了一点，没有采取合适的方式告知大家改时间，很多人不知道、来不了，“有些同学有意见，这个我应该道歉”。
没有通知大家调整时间，或许也是于幼军希望低调的一个表现。
讲座开始前，有中山大学哲学系学生收到于幼军即将举办讲座的邮件通知。通知提到，讲座是“学术性活动，热诚欢迎校内有关教师、研究生参与”，“限校内师生参加”，“现场请勿录音、拍照、摄像”。
讲座期间，于幼军也多次表示，是他向学校提出“保持低调、不贴海报、不上校园网”。同时，他也希望大家“不要录音、不要照相，如果实在对我的尊容感兴趣，下课后再来照也可以”。
然而他是于幼军。
一个曾担任过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多个重要职务的官员。
用他自己的话说，“想低调也没办法。”
第一场讲座，原定在中山大学锡昌堂211讲学厅的地点就因为人太多换到了8楼报告厅。该报告厅大约可容纳300人，但还是有不少人“打了站票”。
第三场开始，中山大学加强了管理，前来听讲座的人需要出示工作证或学生证才能进入，这也使一些外来人员扫兴而归。
最后一场讲座上，于幼军也对此表达歉意，称校方采取措施是他提出来的，原因是“只想平静开始教学生活”。
他还进一步解释，这么做，不是因为怕什么。有些话，说的时候就准备面对不同声音。凡是认真、严肃的讨论，观点不同也行，提出批评也是可以的。但有的话被挂到网上或者经媒体掐头去尾报道，很容易让他人产生误解。
“我第一天说，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责任’把‘文革’的真相、来龙去脉、经验教训梳理出来，告诉后人。起码有300多人为我作证，我明明白白说的是‘责任’，它给我报道出去，说我有‘任务’。”提起一家媒体关于讲座的报道，于幼军有些无奈。
当然，于幼军也清楚，置身沸沸扬扬的舆论环境，很多事情难以控制。他将自己形容为“树欲静而风不止”、“躺下也中枪”。作为一个已经告别政坛的官员，安安静静走向讲台本是他所期望的。
上课
可是，一个副部级官员，要在大学校园公开讲“文革”。他到底会讲些什么？这场系列讲座无法不吸引外界目光。
据校方预告，讲座具体包括7个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运行载体与活动方式、“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与社会理想、“文化大革命”的治国方针与理念、“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实际进行的7场讲座也确实按此纲要进行。
第一场，于幼军介绍了选择从“文革”开讲的缘由。
他直言，1981年的中央决议已经判明，“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运动，“历史已经决议，人民也明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我们对‘文革’缺乏客观剖析，‘文革’研究都变成了不成立的禁区。”
“明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让于幼军感到忧虑的是，“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着党和人民肌体，但还有一些人不知“文革”为何物。
提问环节，一名学生发问，“文革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吗？”
于幼军回答，“文革”的土壤还在，很难防止，特别是当人对它没有理性、深刻认识的时候，在一定条件下，“文革”会以一种新的形式部分重现，但只要警醒、反思和批判，他相信，最后的前途还是光明的。
第三场讲座课后，于幼军就此与学生进一步交流。他表示，“文革”完全重演是不可能的，毕竟有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步，有民主法治思想的进步。但现在要防止民粹主义、极左思潮的泛滥。特别是网上，已暴露出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极端的仇官仇富等。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场的提问环节，也是7场讲座唯一保留的一次。此后的几场，由于内容较多，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一不小心就会“拖堂”，提问环节只好取消。
为此，于幼军多次表示，如果有问题探讨，可以写信写他。信箱在锡昌堂4楼、5楼各有一个，他会一一看过，只要有时间就尽量回复。
虽然互动减少，但随着讲课深入，“干货”也越来越多。
针对“文革”的实践效果，于幼军给出多组数据：
政治上，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多达230万人，约占“文革”前全国干部总数——1200万人的17.2%。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近3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审查或遭打击迫害的高达75%；军队8万多人遭诬陷迫害。
经济上，十年动乱使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文革”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几乎没有增长。如1966年人均粮食379斤，食油3.5斤，猪肉14斤，1976年依次分别为381斤（只多了两斤），3.2斤（下降0.2斤），14.4斤（上升0.4斤）。
“检验评判一种理论，一个政治运动，一场社会实践的成败得失，不能仅以某种理论为依据，也不能仅以发动和领导者的主要动机为标准，而必须也只能以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为主要依据和标准。”在于幼军看来，以此标准评价“文革”，只有一句话——必须从总体和根本上否定。
亲历
能对“文革”这样深入研究，多少和于幼军经历的年代有关。
据《环球人物》此前报道，于幼军祖籍江苏丰县，1953年1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老红军，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此后定居广州。
1971年，18岁的于幼军从广州市重点中学109中学高中毕业，之后留校担任高一年级辅导员，同时给学生上语文课。
“并读新闻”客户端报道称，文革期间，于幼军的父亲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于幼军留校时，用的是木工身份。为此，他还揣着钉锤，当了几个月学校的木工。
“并读新闻”上述报道还提到，因为家庭成份问题，于幼军上不了大学，只能旁听中山大学中文系的课程。
他很喜欢鲁迅，在一次学生讨论中就“鲁迅的思想转变”发言，被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宏聪教授慧眼识珠。吴邀他给中文系的讲师和学生讲一个两百多人大课。于幼军并未胆怯，一讲成名，此后也有了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的机会。
此次在中山大学的讲座，于幼军没有太多提及自己或家人在“文革”时期的遭遇。
他只是透露，其曾在1972年、1973年时想办法四处借书看。
读书让于幼军意识到，“文革”再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年轻气盛的他也由此开始痛苦反思。
反思，意味着看问题要全面客观。
此次讲座，有一章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正义力量与正效应”。预告发布时，标题让外界颇有揣测。
于幼军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主动提到，讲座消息传出去，不少人给他打电话，网络上也有跟帖，议论最多的就是“正义力量和正效应”这章。
“确实有，对不对？”在于幼军看来，十年“文革”里面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错误，一条是执政党内的正义健康力量和社会有识之士对林彪、“四人帮”的顽强抵抗和反对。
在这部分，于幼军提到了几位曾经赫赫有名、现在却很少被年轻人知道的人物。如写过《出身论》的遇罗克、上书党中央要求停止“文革”的王容芬、因反对林彪、江青而被迫害致死的张志新、公开贴大字报的“李一哲”等人。
“李一哲事件”，也是于幼军最有直观认知的一段“‘文革’往事”。
它发生在1974年11月。当时，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
于幼军说，大字报他自己跑去看了两三次，就在广州北京路最繁华的地方，“看一次几个小时，看着看着又被人挤跑了”。后来，一批与“李一哲事件”有关的人士被关押，直到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在他的直接推动下，该案才得以平反。
开明
愿意开启尘封已久的过往，于幼军的“尺度”让一些年轻人惊讶。有前来听讲座的学生感慨，没想到一个省部级官员能讲得这么直接。
从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到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再到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很长一段时间，于幼军都是广东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他曾是广东省委宣传系统的“四大才子”之一，另外三人分别是朱小丹、曹纯亮和黎元江。
他也曾是广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年仅40岁，一年后就跻身广东省委常委之列。
“于幼军在广东主管宣传时，不少与其有过接触的广东新闻界人士均认为他思想开放，较少打官腔，是颇受欢迎的宣传官员。”财经网此前报道称。
2000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的于幼军开始兼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
据《南方周末》报道，彼时的深圳正在寻找“新的竞争力”。于幼军上任后开出的“药方”，第一条就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
主政深圳期间，他还因为一篇网文与普通网友面对面谈话半小时，这在当时也创下先河。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2年11月，深圳网友“我为伊狂”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2万字的长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
文章很快被热传，也引起了于幼军注意。他对此回应，“只要深圳人不自己抛弃深圳，谁也抛弃不了深圳。”
在和该网友对话时，于幼军重申了上述想法。当该网友提到，有人说用“抛弃”这个词重了点。于幼军回答，“击一猛掌是件好事”。
不久之后，于幼军“一路向北”。
他先是到了湖南。
2003年5月，50岁的于幼军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兼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
据《南方周末》报道，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于幼军曾在湖南掀起“打扫门庭”的风暴。他当时喊出狠话，“谁对不起湖南人民，我就打烂谁的饭碗”。
上述报道还提到，初到湖南的于幼军曾借力“娘家”，到深圳举办湖南（深圳）招商引资洽谈会（简称“深洽会”）。刚开始，全省只报了100多个项目。一些政府部门自称“肥水不留外人田”，把有垄断资源和高附加值的项目留在手里。
于幼军批评了这些部门，明确要求解放思想，全面开放所有的投资领域，拿出优质资产、资源和项目对外招商。
那次“深洽会”，湖南最终签订正式经贸合作合同600多个，折合人民币1100多亿元，当年年底55％项目已经履约，仅此一次，即超过过去20年湖南招商引资的总和。
山西
在于幼军的仕途生涯中，山西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却是最绕不开的一站。
2005年6月，在湖南任职刚满两年的于幼军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并在此后被任命为山西省代省长。
那时的山西，正处于小煤窑遍布、矿难频发、招商乏力的时期。外界把于幼军的那次调动形容为“坐镇火山口”。
据《南方周末》报道，于幼军刚到山西不久，一口气关闭4000多个非法煤矿，又对4000多个合法煤矿进行整合改造提升。身边曾有人提醒他，这么干恐怕会丢选票。
2006年1月，他以全票当选为山西省省长。
事实上，在相对保守的山西，人们对这位南方来的省长充满期待。有人认为，于幼军曾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主政，又有在湖南历练的经验，其视野和能力可以帮助山西扭转“一煤独大”的局面。
于幼军积极向中央争取支持，要求建立一个生态环境综合补偿的机制。
他继续发挥招商强项。仅2007年8月的珠洽会，就帮助山西实现引资额1155.32亿元，让当时的广东省领导都大吃一惊，称“没想到”、“不多见”。
2007年6月， 山西曝出“黑砖窑”事件，于幼军作为省长，公开道歉并检讨。
这些都被山西人记在心上。
12月11日，于幼军的第二场讲座上出现了一名“大龄学生”。他40多岁，在山西某国企工作，在网上看到第一场讲座的新闻，立刻从太原飞到广州。之后六场，他场场必到，坐在前排，拿着笔记本不断记录。
上述人士表示，自己和于幼军没有任何私交，来听讲座仅仅出于对老省长的感情，整体听下来收获很大。这次来，他还随身带了一张老照片，是于幼军53岁那年在山西工作时的留影。
类似的“于粉”还有很多。
有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在广州工作、定居的白领以及十多位到中山大学培训、凑巧赶上讲座的公务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山西，喜欢喊于幼军为“于省长”，总是在讲座结束后排队求签名、合影。
对于山西人的到来，于幼军似乎也挺高兴。
12月14日，第三场讲座结束后，他向一位前来听讲座的山西人表示，“山西人非常好、很友善、很善良，在我落难期间没有一句骂话。”
此后一天，于幼军还在讲座上回忆了一段在山西工作的经历。
他说自己去大同矿工棚户区调研，看到一家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看到一家这样、十几家都是这样，眼泪都掉了下来。
这件事也撬动了山西全省的棚户区改造。5年后，矿工们陆续搬进了新家，已不在山西任职的于幼军每年都去矿工家吃饺子，“落难期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写书的160万元稿费也全部捐给矿工，成立了一个800多平方米的社区文化中心。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看到工人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还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课堂上，于幼军发出的这样慨叹。
一位坐在下面的男士也按捺不住激动，“我家就是大同那边的，于省长说的都是事实……”
低谷
于幼军和山西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2007年8月，在山西任职刚满两年的他调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那也是于幼军7年内第四个职位。此前，他在深圳、湖南任职时间也分别只有3年和2年。
2008年9月5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幼军作出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一个月后，其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被撤销。
关于这段过往，2015年1月，于幼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应，“当年在文化部，大家对我非常好。这里面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说不清。”
熟悉他的人也对《南方周末》称，那段时间，感觉于幼军压力很大，“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在“反思‘文革’”的讲座上，于幼军也在无意中表露出昔日“非常时期”的心路历程。
他感慨，“当我在很困难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那段话。他说，如果有谁，从人生的高峰坠入低谷，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世人的真面目。人情世故世态炎凉都会看得很清楚。”
看清世态炎凉的于幼军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和研究上。
2012年6月，他曾撰文回忆，“2008年10月，受处分后十来天，我安顿、安慰好80高龄的老母亲，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国家图书馆。”
关于那段“文学与出汗”加清茶淡饭的生活，于幼军描述，“虽孤寂清苦，却也乐在其中。每天读书不辍，渐渐，书读进去，人走出来了。”
也是在那段沉寂岁月，于幼军阅读了约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他完成了《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稿，并着手对此前与黎元江合著的一、二卷进行修订、增补。
2011年4月，《社会主义五百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三卷140万字，出版后备受好评，一年内印刷三次。
其时的于幼军，已低调复出——此前的2010年12月25日，他将书稿交付出版社的当天下午，中组部就来了电话，通知他下周到新单位报到。
新单位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南水北调办”），于幼军的职务为党组成员、副主任，分管环保、财务等工作。
此后四年，除了“恶补”水利知识、做好本职工作，于幼军的主要生活仍是读书写作。
他把自己在北京玉渊潭南路1号的办公室命名为玉渊潭书房，并在此地完成新著《求索民主政治——玉渊潭书房札记》。
该书出版于2013年11月，总计37万余字。于幼军在后记中写到，“民主政治与政治体制改革于当今中国，既是一个拂之不去、无法回避，跳不过、绕不开也拖延不起的问题。”
不过，就像曾经在深圳与网友对话、在山西公开做检讨一样，于幼军都能泰然处之。
他表示，“争议是好事，从来真理都在争议愈辩愈明。只要是讲道理，而不是‘文革’遗风的强词夺理、武断捧杀，我都敞开胸怀欢迎，乐于与之探讨切磋。”
回归
2015年12月，于幼军把他的“乐于与之探讨切磋”搬到大学课堂。
此前的2015年1月，62岁的他到龄退休。当月，在南水北调办岗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期间，于幼军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他当时透露，正在写《社会主义五百年》第四卷，时间跨度为1965年-1978年，刚好横跨整个“文革”时期。
他还表示，想平平静静退休，回到书房，读书、写书，以后再争取教书。“我就是一个书生嘛，我也是一个教师出身，回去很好嘛，回到人生的原点。”于幼军这样说。
9个月后，于幼军受聘中山大学哲学系，担任该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某种程度讲，于幼军的这一选择合情合理。
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教书——上世纪70年代，于幼军曾是广州第109中学的语文老师。
他早早就做过学问。1981年－1986年，于幼军曾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与黎元江合作撰写的《社会主义四百年》获得广泛好评。
1993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于幼军进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在职硕士。3年后，他在该校哲学系继续深造博士学位。
据《环球人物》报道，于幼军的博导、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叶汝贤曾表示，作为学生，于幼军无疑是合格的。他很有天分，且读书刻苦，从不缺课。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羊城晚报》曾就官员读博现象采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
黄达人明确表示，他亲自去听过于幼军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他答辩时没有任何稿子，回答提问的时候，他能直接说出在论文第几页第几行是怎么说的。起码他的博士论文，我看着是放心的”。
多年来，于幼军也和母校时有互动。
2013年11月，中山大学哲学系办公大楼“锡昌堂”举行落成典礼，于幼军受邀出席。
今年1月，他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情，“中山大学的校长在我落难的时候出来替我说话，我很感激他。他说，别的领导干部出来读博士都受到质疑，起码还有于幼军这个是真的。”
两个月后，于幼军前往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调研。
该所官网显示，李萍所长向于幼军初步表达了希望其能够担任本所特聘教授的热切期望；不谋而合的是，于幼军博士亦表达了在结束仕途之旅后，希望回到马哲所、重返“书生”生活的真诚愿望。
于是有了2015年岁末的一幕。
于幼军坐在讲台前传授知识，有人认真听讲，有人犯困打盹，也有人迟到、蹑手蹑脚到处寻找座位。
此时的他不再是市长、省长、部长。他只是一名教师，下课后端起水杯，一边喝一边说，讲两个半小时，不敢多喝水，中途上厕所就麻烦了。
年轻人则围在他身边。有人要求签名，说是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希望写上妻子的名字；有人要求合影，横的来一张、竖的来一张，不小心闭眼了还要再拍一次。
于幼军都欣然答应。他对前来咨询的学生透露，本月22、23号左右，还会做一场讲座，讲民主政治。到了明年，他将开始招收博士生。
走出报告厅，一位在读博士追上来与他继续探讨。该博士说，他想写一些涉及“文革”的文章发表，却因题材敏感遭拒。这时，于幼军微微皱眉，“大家不说‘文革’，有什么好处呢？”
http://inews.ifeng.com/46757474_1_1/new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