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是靠千亿美元买来的吗

　　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日上午在约翰内斯堡杉藤国际会议中心开始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2月4日-5日，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被称为“中非合作的一座里程碑”。在这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涵盖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安全等各个领域“十大合作计划”。为支持这十大计划，中国将给予非洲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赞扬声是预料之中的，由于这一援助承诺确实真金白银，连习惯性抹黑中国的西方媒体也难得客观了一回，“新殖民主义”论调虽然还在唱，却已流于自言自语，少了很多力气。

　　再看国内的舆论界，除了正面的支持和赞扬，当然也少不了一如既往的老调重弹：有钱给非洲，没钱建希望小学？有钱给非洲，没钱补贴农村？有钱给非洲，没钱解决看病难？……总之一句话，乱花纳税人的钱！

　　老调当中的新曲，来自某个画中有话的图说——政府有钱给非洲是吗？看看那时的中国人民怎么过的吧！

　　虽说是新的表达方式，但究其根本，也还是老调。总的意思还是说，中国援助非洲是政治投机，甚至是领导人面子工程，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非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既然几千亿美元的钱都已经掏出去了，新的一笔600亿也即将付出，都不是小钱。借此机会，将这个问题做一个认真梳理，实属必要。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源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追根溯源，要从19世纪欧洲对非洲的大瓜分说起。

　　西方的全球征服历史，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到18世纪主要是对美洲的殖民，而19世纪则是对非洲的全面瓜分。按照正常的演进逻辑，到了20世纪，如果没有发生欧战，就将是对亚洲的全面瓜分。所以，中国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非洲模式的重演，而中国原本也并无逃脱帝国主义魔爪的机会，注定会与非洲同样结局。

　　旧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程，由于20世纪的帝国主义混战而终止，这一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全球征服史所留下的遗产就是：美洲全部被瓜分而且旧文明被消灭，非洲绝大部分被瓜分，亚洲的瓜分未完成。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幸运。19世纪后期法国在塞内加尔开创了一种新的侵占土地的方式，即以种植花生或油棕榈的农场为前进基地，利用药物治疗热带疾病，利用当地土著组成雇佣军队，沿主要河流向腹地推进。这种方式远比英国的沿海渗透方式有效，于是成为各殖民国家共同采取的扩张模式。据史学家统计，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约一个白俄罗斯)，而在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约两个意大利)。1884年，当时的新兴帝国德意志主办了“柏林西非会议”，为新老列强的海外殖民征服制定了基本规则，创造了新的开拓方法，大大加速了殖民扩张的进程。从1885至1900年，欧洲国家即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

　　按照当时的扩张速度推算，一旦全面转向中国，完成对整个大清领土的瓜分，也不过就是十几年时间。

　　1898年1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警示光绪帝：“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

　　这段文字准确地刻画了当时的形势。19世纪的殖民国家将非洲称为“最后一块大陆”，是因为它们还不敢梦想能够侵吞掉中华帝国，关于伟大的东方文明的历史记忆还在，对大清王朝的虚弱本质尚未看清。但是，经过了中日甲午一役，形势陡变，中国在列强眼中已与非洲无异。1900年前后，西方各国派驻中国的大使，不再以“中国通”为主，因为没有必要了，几乎都换成了原驻非洲的使馆官员，因为这些人在非洲的征服和瓜分经验才是最需要的。“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世纪之交，西方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此后的历史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十年的“清末新政”是中国自上而下救国方案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果而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清廷退位，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人民的肩上，只能靠自下而上的武力统一了，于是群雄并起、烽火连天。

　　如果欧战没有“及时”爆发，如果列强继续其自柏林会议之后减少内斗、一致对外的扩张策略，依中国当时严重的内乱程度看，最后的亡国应不会晚于1920年。

　　由于最后没有亡国，也没有像非洲那样成为破碎的列国(fragmentedstates)，官方史学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定性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严格讲，这里 “半殖民地”一词真正的含义其实就是“全部殖民尚未完成之地”，与非洲之间只有进程上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即使是非洲，也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几个地区未被完全殖民，所以并不能用中国有很多地方从未遭到外国侵入来说明中国不是殖民地。孙中山曾说：“中国不是一国的殖民地，而是所有国家的殖民地”，这是更为准确的一个说法。

　　将20世纪初的中国视为19世纪末非洲的翻版，也就理解了中国与非洲之间最深的那一层关系。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二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本质完全相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人民革命的结果，共同代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

　　这就是中非之间“兄弟”关系的来源，难兄难弟，共同的历史遭遇。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发展

　　12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写道：“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中非传统友好深得人心，已成为中非双方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中非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这是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精神内核。新形势下，中非双方将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中非关系赋予新的内涵，注入不竭动力。”

　　略带文学化的语言，其实也深刻地描述了现实。“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二战后，也就是“第三世界”出现之后；而“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命运与共，就是说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阵营如何划分，中非始终都在同一个阵营，即“第三世界”阵营、人民国家阵营、反帝反殖阵营。

　　半个多世纪前的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冷战开启。表面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而真正的本质，其实是“第三世界”政治新的进程。新中国属于1955年的万隆，不属于1947年的华沙，这一本质，长期以来被“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含混概念掩盖了。

　　二战后形成的北大西洋集团和苏联-东欧集团，分别称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但其实都是殖民国家，不包括任何一个前殖民地国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二战的结束并未宣告帝国主义的终结，新帝国主义刚刚化茧成蝶，也包括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的对峙，同时仍剑指亚非拉殖民地，跃跃欲试要展开新一轮争夺，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并无本质不同。

　　之所以这一本质被掩盖了，是因为大多数刚刚独立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在建国后也都实行了社会主义，结果， “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实，“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与“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从传统国家(部落、村社、王朝、帝国)，利用马列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工具，转型成为新式的民族国家。而后者则是在早已建成的民族国家当中，实行基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社会制度。

　　欧洲国家早在17世纪中后期就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质上是国王世俗权力对罗马教皇神权体系的颠覆，与人民大众无关，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通过“谁的王国，即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这种发生在最高权力层之间的政教分离，即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建构。但在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建立的新式国家，却是人民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充分政治化的，充分运动化的，最根本的诉求体现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十分贴切地迎合了这个根本诉求。

　　以最不发达的黑非洲各国为例。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该国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国家领导人告诉人民：我们必须阻止富农阶级的形成，否则这个阶级会滋生一种破坏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功让人民相信：剥夺私人农场主、建设国营农场是经济组织形式的革命和进步，因为国营农场创造了无产阶级，所以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另外国营农场还有助于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提高生产效率。

　　更大的政治作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说明了为什么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要实行一党制，而且要致力于建设严肃的、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先锋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正是通过让先锋党同其它民族组织和地方团体相结合，以及利用妇女、青年组织、工会、居民委员会、乡村农民协会、公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各种群众团体以及民族运动，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促进了公众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

　　据资料，从1955年至1990年，非洲先后有34个国家实行各类社会主义，约占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二。一类是“阿拉伯社会主义”，主要是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另一类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如埃塞俄比亚、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再一类是“非洲社会主义”也叫“村社社会主义”，包括马里、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肯尼亚、佛得角、塞舌尔、扎伊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还有一类是“民主社会主义”，有早期的毛里求斯、塞内加尔以及1979年之后的突尼斯，1989年之后的莫桑比克、刚果、安哥拉等。

　　但无论分为多少类型，都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都是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继续，而绝无新帝国主义的色彩。

　　毫无疑问，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中苏分裂，为什么中国会在60-70年代发起团结第三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斗争。

　　所以，归根结底，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联系，与其说是一种主观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客观注定。中国不是殖民国家，而是殖民地国家；中国不是霸权国家，而是亚非拉国家；中国不属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只属于“第三世界”。这都是客观现实，那种总觉得中国更应该和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不应该再提“第三世界”、不应该再与非洲国家互称朋友的种种论调，是完全忘记了历史。

　　这就是中非之间“朋友”关系的来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政治阵营决定了相互的紧密关系。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意义

　　如前所述，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都实行了社会主义，而正是这个独特的“非洲社会主义”，让中非之间的当下关系带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大多数都失败了，很多国家是越搞越穷。截至2015年，全世界经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共45个，非洲国家32个，占71%，其中大多数都是“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针对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提出建议：“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1985年8月的一天，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据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张维为教授回忆：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他又说，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

　　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初期，邓的这些谈话，已经反映出中非之间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新的关系。

　　首先，有了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事情“做得非常好”的时期，又有了1957年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出了问题的时期，刚刚转向改革开放的中国，虽然尚未达到后来的惊人成就，但已经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再者，对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之后，中国已经有了“过来人”的资本，已经能够看清楚非洲社会主义的失误所在、问题所在，已经可以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分享自身的宝贵经验并给出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是独立自主进行的，既没有依靠外国的指导，也没有照搬现成的理论，因此，所有的经验教训都是真真切切的，对于非洲国家十分适用。

　　重要的是，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教训时，完全是真诚的、无保留的、基于兄弟和朋友关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和前苏联都大不相同。归根结底，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包含着剥削和压榨，永远不可能有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美左翼作家、泛非运动者瓦尔特。罗德尼的著作《欧洲是如何让非洲不发达的》，首次深刻揭示了这层关系，他在书中写道：“有必要再次强调，发达与不发达并非只是相互比较而言，两者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也就是说，这两者相互产生、相辅相成。西欧和非洲的关系，主要是确保财富从非洲到欧洲的转移。…在四个半世纪里，非洲让西欧发达，而西欧让非洲不发达，两者是等比例的。”

　　而中国与非洲之间，从来没有这种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是相互帮助，在邓小平时代还是相互帮助。在此次中非峰会上，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这是以前西方国家殖民非洲时我从来不敢想象的。”“西方国家曾经在非洲大陆掠夺资源，他们应该承认之前做过的事情，部分西方国家就是依赖非洲的资源而致富。”

　　对于这一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总认为西方正确、中国错误的人，永远看不清。

　　从1985年到现在，又过了30年。今天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与非洲之间在过去兄弟加朋友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来发展一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与邓小平时代相比，今天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等问题，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这就是习近平时代中非之间“伙伴”关系的意义。

　　综合上述，可知中非之间“朋友+伙伴+兄弟”并非随便一说，而是包含了很深的历史和现实内涵；也不是只有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这些表面，而是包含了大量国际政治和战略内容。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非关系的历史和未来，才不会轻率地用金钱数字评判双方的一切。

　　诚然，即使是“兄弟+朋友+伙伴”，中非之间也不可能没有问题和困难。重要的是，只要认识到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唯一性、无可替代性，就会坚定地向前一步步走下去。

　　习近平说，中非之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中非合计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一旦20多亿人“兄弟同心”，世界将会怎样？

　　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4日上午在约翰内斯堡杉藤国际会议中心开始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2月4日-5日，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被称为“中非合作的一座里程碑”。在这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中方愿在未来3年同非方重点实施涵盖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安全等各个领域“十大合作计划”。为支持这十大计划，中国将给予非洲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赞扬声是预料之中的，由于这一援助承诺确实真金白银，连习惯性抹黑中国的西方媒体也难得客观了一回，“新殖民主义”论调虽然还在唱，却已流于自言自语，少了很多力气。

　　再看国内的舆论界，除了正面的支持和赞扬，当然也少不了一如既往的老调重弹：有钱给非洲，没钱建希望小学？有钱给非洲，没钱补贴农村？有钱给非洲，没钱解决看病难？……总之一句话，乱花纳税人的钱！

　　老调当中的新曲，来自某个画中有话的图说——政府有钱给非洲是吗？看看那时的中国人民怎么过的吧！

　　虽说是新的表达方式，但究其根本，也还是老调。总的意思还是说，中国援助非洲是政治投机，甚至是领导人面子工程，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非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既然几千亿美元的钱都已经掏出去了，新的一笔600亿也即将付出，都不是小钱。借此机会，将这个问题做一个认真梳理，实属必要。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起源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追根溯源，要从19世纪欧洲对非洲的大瓜分说起。

　　西方的全球征服历史，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到18世纪主要是对美洲的殖民，而19世纪则是对非洲的全面瓜分。按照正常的演进逻辑，到了20世纪，如果没有发生欧战，就将是对亚洲的全面瓜分。所以，中国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就是非洲模式的重演，而中国原本也并无逃脱帝国主义魔爪的机会，注定会与非洲同样结局。

　　旧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程，由于20世纪的帝国主义混战而终止，这一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全球征服史所留下的遗产就是：美洲全部被瓜分而且旧文明被消灭，非洲绝大部分被瓜分，亚洲的瓜分未完成。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幸运。19世纪后期法国在塞内加尔开创了一种新的侵占土地的方式，即以种植花生或油棕榈的农场为前进基地，利用药物治疗热带疾病，利用当地土著组成雇佣军队，沿主要河流向腹地推进。这种方式远比英国的沿海渗透方式有效，于是成为各殖民国家共同采取的扩张模式。据史学家统计，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约一个白俄罗斯)，而在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约两个意大利)。1884年，当时的新兴帝国德意志主办了“柏林西非会议”，为新老列强的海外殖民征服制定了基本规则，创造了新的开拓方法，大大加速了殖民扩张的进程。从1885至1900年，欧洲国家即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

　　按照当时的扩张速度推算，一旦全面转向中国，完成对整个大清领土的瓜分，也不过就是十几年时间。

　　1898年1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五书》中警示光绪帝：“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

　　这段文字准确地刻画了当时的形势。19世纪的殖民国家将非洲称为“最后一块大陆”，是因为它们还不敢梦想能够侵吞掉中华帝国，关于伟大的东方文明的历史记忆还在，对大清王朝的虚弱本质尚未看清。但是，经过了中日甲午一役，形势陡变，中国在列强眼中已与非洲无异。1900年前后，西方各国派驻中国的大使，不再以“中国通”为主，因为没有必要了，几乎都换成了原驻非洲的使馆官员，因为这些人在非洲的征服和瓜分经验才是最需要的。“今非洲剖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在世纪之交，西方已做好了各种准备。

　　此后的历史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十年的“清末新政”是中国自上而下救国方案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无果而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清廷退位，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人民的肩上，只能靠自下而上的武力统一了，于是群雄并起、烽火连天。

　　如果欧战没有“及时”爆发，如果列强继续其自柏林会议之后减少内斗、一致对外的扩张策略，依中国当时严重的内乱程度看，最后的亡国应不会晚于1920年。

　　由于最后没有亡国，也没有像非洲那样成为破碎的列国(fragmentedstates)，官方史学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定性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严格讲，这里 “半殖民地”一词真正的含义其实就是“全部殖民尚未完成之地”，与非洲之间只有进程上的差别，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即使是非洲，也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等几个地区未被完全殖民，所以并不能用中国有很多地方从未遭到外国侵入来说明中国不是殖民地。孙中山曾说：“中国不是一国的殖民地，而是所有国家的殖民地”，这是更为准确的一个说法。

　　将20世纪初的中国视为19世纪末非洲的翻版，也就理解了中国与非洲之间最深的那一层关系。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与二战后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本质完全相同，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人民革命的结果，共同代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

　　这就是中非之间“兄弟”关系的来源，难兄难弟，共同的历史遭遇。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发展

　　12月4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发表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写道：“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是风雨同舟的好朋友、休戚与共的好伙伴、肝胆相照的好兄弟。中非传统友好深得人心，已成为中非双方的宝贵财富。长期以来，中非双方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这是中非关系历久弥坚的精神内核。新形势下，中非双方将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为中非关系赋予新的内涵，注入不竭动力。”

　　略带文学化的语言，其实也深刻地描述了现实。“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就是二战后，也就是“第三世界”出现之后；而“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命运与共，就是说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阵营如何划分，中非始终都在同一个阵营，即“第三世界”阵营、人民国家阵营、反帝反殖阵营。

　　半个多世纪前的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已经形成，冷战开启。表面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而真正的本质，其实是“第三世界”政治新的进程。新中国属于1955年的万隆，不属于1947年的华沙，这一本质，长期以来被“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含混概念掩盖了。

　　二战后形成的北大西洋集团和苏联-东欧集团，分别称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但其实都是殖民国家，不包括任何一个前殖民地国家。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二战的结束并未宣告帝国主义的终结，新帝国主义刚刚化茧成蝶，也包括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的对峙，同时仍剑指亚非拉殖民地，跃跃欲试要展开新一轮争夺，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并无本质不同。

　　之所以这一本质被掩盖了，是因为大多数刚刚独立的亚非拉前殖民地国家，在建国后也都实行了社会主义，结果， “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都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实，“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与“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从传统国家(部落、村社、王朝、帝国)，利用马列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工具，转型成为新式的民族国家。而后者则是在早已建成的民族国家当中，实行基于马列主义理论的社会制度。

　　欧洲国家早在17世纪中后期就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质上是国王世俗权力对罗马教皇神权体系的颠覆，与人民大众无关，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通过“谁的王国，即谁的宗教”(cuiusregio,eiusreligio)这种发生在最高权力层之间的政教分离，即完成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建构。但在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中建立的新式国家，却是人民解放运动的产物，是充分政治化的，充分运动化的，最根本的诉求体现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作为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十分贴切地迎合了这个根本诉求。

　　以最不发达的黑非洲各国为例。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该国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国家领导人告诉人民：我们必须阻止富农阶级的形成，否则这个阶级会滋生一种破坏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功让人民相信：剥夺私人农场主、建设国营农场是经济组织形式的革命和进步，因为国营农场创造了无产阶级，所以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另外国营农场还有助于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提高生产效率。

　　更大的政治作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说明了为什么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要实行一党制，而且要致力于建设严肃的、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先锋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正是通过让先锋党同其它民族组织和地方团体相结合，以及利用妇女、青年组织、工会、居民委员会、乡村农民协会、公社与合作社、企业的工人委员会、各种群众团体以及民族运动，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促进了公众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

　　据资料，从1955年至1990年，非洲先后有34个国家实行各类社会主义，约占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二。一类是“阿拉伯社会主义”，主要是北非的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另一类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如埃塞俄比亚、贝宁、刚果、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再一类是“非洲社会主义”也叫“村社社会主义”，包括马里、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赞比亚、马达加斯加、索马里、几内亚比绍、肯尼亚、佛得角、塞舌尔、扎伊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国；还有一类是“民主社会主义”，有早期的毛里求斯、塞内加尔以及1979年之后的突尼斯，1989年之后的莫桑比克、刚果、安哥拉等。

　　但无论分为多少类型，都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都是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继续，而绝无新帝国主义的色彩。

　　毫无疑问，中国也是“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第二世界”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中苏分裂，为什么中国会在60-70年代发起团结第三世界共同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斗争。

　　所以，归根结底，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联系，与其说是一种主观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客观注定。中国不是殖民国家，而是殖民地国家；中国不是霸权国家，而是亚非拉国家；中国不属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只属于“第三世界”。这都是客观现实，那种总觉得中国更应该和西方国家保持一致、不应该再提“第三世界”、不应该再与非洲国家互称朋友的种种论调，是完全忘记了历史。

　　这就是中非之间“朋友”关系的来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同的政治阵营决定了相互的紧密关系。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意义

　　如前所述，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后都实行了社会主义，而正是这个独特的“非洲社会主义”，让中非之间的当下关系带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非洲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大多数都失败了，很多国家是越搞越穷。截至2015年，全世界经联合国批准的最不发达国家共45个，非洲国家32个，占71%，其中大多数都是“非洲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曾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针对非洲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提出建议：“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

　　1985年8月的一天，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据当时担任翻译工作的张维为教授回忆：谈话一开始，邓就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邓一口气用了三个“搞了”：“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他又说，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

　　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初期，邓的这些谈话，已经反映出中非之间在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的新的关系。

　　首先，有了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事情“做得非常好”的时期，又有了1957年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出了问题的时期，刚刚转向改革开放的中国，虽然尚未达到后来的惊人成就，但已经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再者，对自身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之后，中国已经有了“过来人”的资本，已经能够看清楚非洲社会主义的失误所在、问题所在，已经可以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同时分享自身的宝贵经验并给出真正有用的政策建议。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是独立自主进行的，既没有依靠外国的指导，也没有照搬现成的理论，因此，所有的经验教训都是真真切切的，对于非洲国家十分适用。

　　重要的是，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分享这些经验教训时，完全是真诚的、无保留的、基于兄弟和朋友关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和前苏联都大不相同。归根结底，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永远包含着剥削和压榨，永远不可能有相互平等和相互尊重。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美左翼作家、泛非运动者瓦尔特。罗德尼的著作《欧洲是如何让非洲不发达的》，首次深刻揭示了这层关系，他在书中写道：“有必要再次强调，发达与不发达并非只是相互比较而言，两者之间有一个辩证关系：也就是说，这两者相互产生、相辅相成。西欧和非洲的关系，主要是确保财富从非洲到欧洲的转移。…在四个半世纪里，非洲让西欧发达，而西欧让非洲不发达，两者是等比例的。”

　　而中国与非洲之间，从来没有这种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是相互帮助，在邓小平时代还是相互帮助。在此次中非峰会上，南非总统祖马表示：“当中国来到非洲与我们合作的时候，我脑海里第一次开始憧憬非洲的未来，这是以前西方国家殖民非洲时我从来不敢想象的。”“西方国家曾经在非洲大陆掠夺资源，他们应该承认之前做过的事情，部分西方国家就是依赖非洲的资源而致富。”

　　对于这一点，那些戴着有色眼镜、总认为西方正确、中国错误的人，永远看不清。

　　从1985年到现在，又过了30年。今天的中国已不仅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综合国力上超过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国与非洲之间在过去兄弟加朋友的基础上，又有了更好的条件和基础，来发展一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与邓小平时代相比，今天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对于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搞社会主义等问题，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这就是习近平时代中非之间“伙伴”关系的意义。

　　综合上述，可知中非之间“朋友+伙伴+兄弟”并非随便一说，而是包含了很深的历史和现实内涵；也不是只有经济援助和贸易往来这些表面，而是包含了大量国际政治和战略内容。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非关系的历史和未来，才不会轻率地用金钱数字评判双方的一切。

　　诚然，即使是“兄弟+朋友+伙伴”，中非之间也不可能没有问题和困难。重要的是，只要认识到中非关系的特殊性、唯一性、无可替代性，就会坚定地向前一步步走下去。

　　习近平说，中非之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中非合计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一旦20多亿人“兄弟同心”，世界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