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缘何少有穆斯林

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举世震惊。众多舆论将矛头指向了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英、法、德等国传统社区遭到破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变，“欧洲溃败论”甚嚣尘上。
其实，不只在欧洲，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世纪的难题，成为摆在各大国面前的一个考验。
不过，同样是生活水平较高、社会比较安定的国家，日本却鲜有这样的困扰。有文章指出，日本是一片“没有穆斯林的土地”（the land without Muslims）。据2011年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本土穆斯林人口总数不会超过5万人，仅占日本约1.3亿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那么为何伊斯兰教没能在日本发展壮大呢？
日本与伊斯兰世界的初次接触
1987年，一位名为黑田久山的日本穆斯林在比较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之后，遗憾地说：“日本的穆斯林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基督教那些学府相比。……想想看，经过90多年的活动，到现在我们也还不过只有一种《古兰经》的意译本。根本就没有《太甫绥鲁》与《圣训》的译本。……结果使许多新皈依的穆斯林常常搞不清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真正差别。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详细的宗教资料。这一欠缺常常打击人们的宗教热忱。”
从客观上看，穆斯林与日本的“绝缘”固然与日本所处的岛屿地理位置、相对狭小的劳动力及商品市场、高素质的劳动力结构等有密切关系，但“顽固的”神道教传统也从文化上给民众包裹了一层坚固的外壳，使得日本对伊斯兰教产生了精神上的“免疫”。
翻开日本人与穆斯林的交流史，很容易看到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即便不能说是“功利的”，也可称得上“绝对务实”。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鲜有穆斯林来访。而明治天皇时取消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伊斯兰世界进入了日本的视野。
1871年，福地源一郎赴欧洲考察，顺道访问了奥斯曼帝国。4年之后，日本与奥斯曼帝国建交。1887年，小松宫彰仁亲王访问伊斯坦布尔，将明治天皇欲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信交于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为了了解伊斯兰文化，以日本政治家林董翻译的《马哈默传》（穆罕默德传）为代表的一批有关伊斯兰世界的书籍才涌现出来。
1890年，奥斯曼帝国访问团搭乘艾图格鲁尔号军舰到达日本，该舰在访问三个月之后返航途中不幸于日本和歌山县附近海域触礁沉没。除60多人被救起外，包括海军提督奥斯曼帕夏和舰长阿里在内的五百多名访问团成员遇难。
日本非常重视船难的善后事宜，专门派遣比叡号与金刚号两艘军舰护送幸存者和死难者遗体返回伊斯坦布尔。日本记者野田正太郎作为新闻特派员随船抵达，并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大约两年的采访。在1891年6月，野田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教名为阿卜杜拉·哈利姆。他是第一个日本穆斯林。
而第二位日本穆斯林是山田寅次郎。他以民间的身份为船难募款5000日元，并亲自到伊斯坦布尔献上捐款。哈米德二世接见了他。山田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待到1914年一战爆发，期间他主要致力于日土通商等事宜，也曾在日俄战争期间接受官方委托从事对俄国黑海舰队的监视工作。

日本东京清真寺，初建于1938年
利用穆斯林企图分裂中国
如果说前两位日本穆斯林背负着日本人与伊斯兰世界初步接触的使命，到了第三位穆斯林有贺文八郎眼里，伊斯兰教不过是实现日本崛起的工具。
1900年皈依伊斯兰教的有贺文八郎，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曾说：“如若将支那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置于日本的领导之下，那么日本便能够容易地左右支那”，“若将中央亚细亚的伊斯兰教徒都拉拢到我们一方，那么就有可能让他们反抗苏维埃俄国。如果日本能够出色地领导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等靠近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的全体信徒，那么日本成为东洋的霸主将是毫无疑问的。”
有贺文八郎是早期日本本土穆斯林的代表性人物，他信奉“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认为可以通过伊斯兰教，笼络东南亚、西亚甚至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为日本称霸服务。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越来越大，日本针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1922年，日本研究人员大林一之在《支那的回教问题》中认为，伊斯兰教从可以被利用为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像山冈光太郎（借赴麦加朝觐之机搜集中国西北地区情报）、川村狂堂（推动建立满洲伊斯兰协会、参与组织甘肃叛乱）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侵华战争开始后，大量具有日本官方背景的穆斯林被派到中国，多方联络中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穆斯林，通过举办协会、研究会等形式，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1938年，为了笼络中亚突厥语族穆斯林，日本在东京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而此前，日本仅有一座1935年建立的神户清真寺，供塔塔尔族与印度穆斯林共同使用。
有趣的是，二战期间许多在占领区从事“回教工作”的日本军官因与穆斯林交往密切（或因战争需要）而皈依伊斯兰教。比如五百旗头阳二郎原为马来西亚飞行员，三田了一供职于南满铁路，这两位都担任过1953年成立的日本第一个伊斯兰组织——日本穆斯林协会的会长。
而到了19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缺乏能源的日本急需与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于是再一次由官方大张旗鼓地组织伊斯兰教研究，同时也加强了对国内穆斯林的政策倾斜，期间很多伊斯兰组织也得到了政府认可。
到了1980-1990年代，日本社会对穆斯林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直接原因是这个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大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斯里兰卡、印尼及马来西亚劳工远赴日本。这些穆斯林挤占了日本本土劳动力市场，导致1989年日本暂停了对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互免签证，并计划将“非法劳工”（多为穆斯林）驱逐出境。二是在1991年，《撒旦诗篇》的日文版译者——筑波大学助理教授五十岚一在大学被刺杀事件，在日本社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由此可见，日本与伊斯兰教的接触，基本是以日本政府各阶段的政治方针和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民间，对伊斯兰教义展现出来的精神世界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目前日本有几十座清真寺，可伊斯兰教的传播依然非常缓慢。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8302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举世震惊。众多舆论将矛头指向了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他们认为随着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英、法、德等国传统社区遭到破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变，“欧洲溃败论”甚嚣尘上。
其实，不只在欧洲，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是中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新世纪的难题，成为摆在各大国面前的一个考验。
不过，同样是生活水平较高、社会比较安定的国家，日本却鲜有这样的困扰。有文章指出，日本是一片“没有穆斯林的土地”（the land without Muslims）。据2011年一项调查显示，日本本土穆斯林人口总数不会超过5万人，仅占日本约1.3亿总人口的很少一部分。那么为何伊斯兰教没能在日本发展壮大呢？
日本与伊斯兰世界的初次接触
1987年，一位名为黑田久山的日本穆斯林在比较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日本传播的历史之后，遗憾地说：“日本的穆斯林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基督教那些学府相比。……想想看，经过90多年的活动，到现在我们也还不过只有一种《古兰经》的意译本。根本就没有《太甫绥鲁》与《圣训》的译本。……结果使许多新皈依的穆斯林常常搞不清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的真正差别。我们不能为他们提供详细的宗教资料。这一欠缺常常打击人们的宗教热忱。”
从客观上看，穆斯林与日本的“绝缘”固然与日本所处的岛屿地理位置、相对狭小的劳动力及商品市场、高素质的劳动力结构等有密切关系，但“顽固的”神道教传统也从文化上给民众包裹了一层坚固的外壳，使得日本对伊斯兰教产生了精神上的“免疫”。
翻开日本人与穆斯林的交流史，很容易看到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态度，即便不能说是“功利的”，也可称得上“绝对务实”。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鲜有穆斯林来访。而明治天皇时取消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伊斯兰世界进入了日本的视野。
1871年，福地源一郎赴欧洲考察，顺道访问了奥斯曼帝国。4年之后，日本与奥斯曼帝国建交。1887年，小松宫彰仁亲王访问伊斯坦布尔，将明治天皇欲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信交于帝国苏丹哈米德二世。为了了解伊斯兰文化，以日本政治家林董翻译的《马哈默传》（穆罕默德传）为代表的一批有关伊斯兰世界的书籍才涌现出来。
1890年，奥斯曼帝国访问团搭乘艾图格鲁尔号军舰到达日本，该舰在访问三个月之后返航途中不幸于日本和歌山县附近海域触礁沉没。除60多人被救起外，包括海军提督奥斯曼帕夏和舰长阿里在内的五百多名访问团成员遇难。
日本非常重视船难的善后事宜，专门派遣比叡号与金刚号两艘军舰护送幸存者和死难者遗体返回伊斯坦布尔。日本记者野田正太郎作为新闻特派员随船抵达，并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大约两年的采访。在1891年6月，野田在土耳其皈依了伊斯兰教，教名为阿卜杜拉·哈利姆。他是第一个日本穆斯林。
而第二位日本穆斯林是山田寅次郎。他以民间的身份为船难募款5000日元，并亲自到伊斯坦布尔献上捐款。哈米德二世接见了他。山田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待到1914年一战爆发，期间他主要致力于日土通商等事宜，也曾在日俄战争期间接受官方委托从事对俄国黑海舰队的监视工作。

日本东京清真寺，初建于1938年
利用穆斯林企图分裂中国
如果说前两位日本穆斯林背负着日本人与伊斯兰世界初步接触的使命，到了第三位穆斯林有贺文八郎眼里，伊斯兰教不过是实现日本崛起的工具。
1900年皈依伊斯兰教的有贺文八郎，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曾说：“如若将支那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都置于日本的领导之下，那么日本便能够容易地左右支那”，“若将中央亚细亚的伊斯兰教徒都拉拢到我们一方，那么就有可能让他们反抗苏维埃俄国。如果日本能够出色地领导阿富汗、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等靠近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的全体信徒，那么日本成为东洋的霸主将是毫无疑问的。”
有贺文八郎是早期日本本土穆斯林的代表性人物，他信奉“国家主义”和“大亚洲主义”，认为可以通过伊斯兰教，笼络东南亚、西亚甚至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为日本称霸服务。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越来越大，日本针对中国穆斯林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1922年，日本研究人员大林一之在《支那的回教问题》中认为，伊斯兰教从可以被利用为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诸如像山冈光太郎（借赴麦加朝觐之机搜集中国西北地区情报）、川村狂堂（推动建立满洲伊斯兰协会、参与组织甘肃叛乱）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侵华战争开始后，大量具有日本官方背景的穆斯林被派到中国，多方联络中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穆斯林，通过举办协会、研究会等形式，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1938年，为了笼络中亚突厥语族穆斯林，日本在东京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而此前，日本仅有一座1935年建立的神户清真寺，供塔塔尔族与印度穆斯林共同使用。
有趣的是，二战期间许多在占领区从事“回教工作”的日本军官因与穆斯林交往密切（或因战争需要）而皈依伊斯兰教。比如五百旗头阳二郎原为马来西亚飞行员，三田了一供职于南满铁路，这两位都担任过1953年成立的日本第一个伊斯兰组织——日本穆斯林协会的会长。
而到了19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缺乏能源的日本急需与阿拉伯国家搞好关系，于是再一次由官方大张旗鼓地组织伊斯兰教研究，同时也加强了对国内穆斯林的政策倾斜，期间很多伊斯兰组织也得到了政府认可。
到了1980-1990年代，日本社会对穆斯林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直接原因是这个阶段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大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朗、斯里兰卡、印尼及马来西亚劳工远赴日本。这些穆斯林挤占了日本本土劳动力市场，导致1989年日本暂停了对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互免签证，并计划将“非法劳工”（多为穆斯林）驱逐出境。二是在1991年，《撒旦诗篇》的日文版译者——筑波大学助理教授五十岚一在大学被刺杀事件，在日本社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
由此可见，日本与伊斯兰教的接触，基本是以日本政府各阶段的政治方针和利益诉求为导向的。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民间，对伊斯兰教义展现出来的精神世界都没有太大的兴趣。虽然目前日本有几十座清真寺，可伊斯兰教的传播依然非常缓慢。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