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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化学战与日本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5-09-28)
我们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
文 ／ 日本化学战罪行研究课题组
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公然违背国际法，进行化学战研制，并在侵华战争期间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么，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思的。
对外扩张侵略邻国
日本在近代随着天皇制的建立和巩固，治国指导思想逐步向军国主义发展，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１８６８年，日皇睦仁颁布的《宸翰》（即《御笔信》）就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随后，日本确立了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有现役军人出任、军部享有“帏幄上奏权”，因而得以左右国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１８８９年由明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为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政治体制和法律的保障。
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强调必须准备对华战争。
１８９０年，作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指出：“凡国家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备，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与中国。他的“卫国”之道为：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入侵中国。“利益线论”的提出，标志着以扩充军备为方式、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国家最高目标的“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及邻近国家的步骤。１８７４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中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赔偿５０万两白银。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受中国保护的琉球国，改设冲绳县。１８９４年，日本入侵朝鲜，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第二年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２０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赔款及其他大量特权。后来辽东半岛虽然被迫归还中国，但日本又勒索白银３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０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与其他列强逼迫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勒索白银４５０００万两（本息合计达９８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４年，日本为同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原来在东北的大量特权，代替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１９１２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日俄密约》，又擅自规定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益。１９１４年，日本派兵侵占原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控制了胶济铁路以至整个山东。１９１５年，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军阀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试图独霸中国。
就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化学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出了特殊的威力。１９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德军在比利时西部的伊珀尔法军阵地施放了大量的氯气弹，迅速打开了一条宽６公里的缺口，使德军不发一枪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纵深４公里的地域。德军在伊珀尔的胜利和联军秋风扫落叶般溃败的消息，引起了各国军事专家的极大关注。日本陆军统帅部对此非常重视，命令陆军技术审查部对以毒气为主的欧洲战场的各种新武器开展综合调查研究。这是日本陆军有组织的化学战研究的开始，军用防毒面具研究也始于此时。后来，德军又使用了比氯气的毒害作用大１８倍的光气，以及被称为“毒剂之王”的芥子气，这都引起了日军高度重视。１９１７年，日军试制出了防毒面具，进行了包括用轻型迫击炮发射毒气弹的实用试验。
１９１８年，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武装进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国，加快了包括化学武器研制在内的化学战准备。措施之一，就是在陆军省内部成立了以兵器局长渡边满太郎少将为委员长的“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以推动“为出兵西伯利亚做化学战准备”。日本内部的档案披露，“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并制造毒气、改良防毒面具并进行批量生产等，为出兵西伯利亚紧急赶制战地必需品。１９１９年４月，日军设立了陆军技术本部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化学武器。１９２３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也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化学武器的研制完全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侵略邻国的需要而进行的。
征服中国 称霸世界
随着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先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为了渡过危机，日本决定加大对外侵略的步伐。这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并撰写了密奏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根本积极政策》，详细论证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新大陆政策”，使日本原来的大陆政策更加系统化，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并把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日军统帅部于１９２９年成立了“化学战委员会”，加快对化学战方针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在冲绳县的大久野岛建立了专门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忠海兵器工厂，从此大久野岛就变成了“毒气岛”。
１９３１年，经过密谋策划，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了扑灭东北人民抗日的怒火，日本陆军部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发表了军备改革修正案。该方案以“九·一八“事变为焦点，提出了４个重大措施：（１）充实在满兵力，（２）充实补备教育，（３）改善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制度，（４）充实作战装备和器材。其中，在第三项措施中，列出了“各部队毒气防护的教育设施”和“设立毒气防护教育结构”两个项目。这样，日军就正式装备了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砷、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设立化学战学校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３３年，又决定新设“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和“军队毒气防护教育设施”，把“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命名为“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开展对“与毒气有关人员的教育”。这一年，日军与毒气有关的受训人数已超过４万人。到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军从组织机构、开发体制、研究经费、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已经作好了化学战的准备，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的化学战体系。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皇的弟弟、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就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寺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他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各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本营就使用化学武器直接发布的命令至少有１５项。至于各部队向下级部队下达的命令，就更多了。
在派遣大量化学战部队前往中国的同时，日军还派遣了４个野战化学试验部，对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进行调查。接到野战化学试验部的调查报告后，日本陆军统帅部认定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水平很低甚至完全没有，不用担心遭受报复的问题，因此决定大量使用“红剂”（指刺激性毒剂）等化学武器。在１９３８年春天进行的徐州会战中，日军就开始大量使用“红剂”；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更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报告，自８月１１日至１１月２１日，曾进行过３７５次以上的毒气战，作为支援进攻作战、打开苦战局面的有力武器。从此，毒气战对于日军而言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多日军习以为常地对其产生了心理依赖。
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日军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与实战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年８月，它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化学部，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５１６部队，并在梅河口附近进行了添加氰酸的各种武器试验。从这年开始，日军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更加普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从专业部队普及到普通部队。在大规模的战役中，动辄使用数千乃至数万枚毒气炮弹和毒气筒，即使小规模的战斗，只要对日军的攻势或撤退不利，也会使用化学武器。
由此可见，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已经成为他们实现占领中国、称霸世界战略目标的直接手段。
清算罪责 为了和平
日军为了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迅速征服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不惜违反国际法，公然动用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怒、揭露和声讨。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日军不仅在战斗中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利用化学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在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中，日军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这“三光”政策的同时，就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向躲在地道中的无辜村民施放了大量的“赤筒”（即刺激性毒剂）和“绿筒”（即催泪性毒剂）毒气，致使８００多名村民被残酷地毒害而死。在河北文新县叩岗村、井陉县老虎洞，山西沁水县西山、定襄县上雾山等地，都发生了日军使用毒气造成的惨案，仅在井陉县老虎洞，一次就毒死１５０多人。因此，中国人民提出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化学战罪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这样做，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日本在战争期间长期实施化学战，既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人类道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之一。这是不容回避和抹杀的。中国人民较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更多的苦难。这也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全人类都应该永远记住６０年前日军的这一罪行。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日军的化学战与日本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5-09-28)
我们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
文 ／ 日本化学战罪行研究课题组
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公然违背国际法，进行化学战研制，并在侵华战争期间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么，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思的。
对外扩张侵略邻国
日本在近代随着天皇制的建立和巩固，治国指导思想逐步向军国主义发展，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１８６８年，日皇睦仁颁布的《宸翰》（即《御笔信》）就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随后，日本确立了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有现役军人出任、军部享有“帏幄上奏权”，因而得以左右国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１８８９年由明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为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政治体制和法律的保障。
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强调必须准备对华战争。
１８９０年，作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指出：“凡国家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备，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与中国。他的“卫国”之道为：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入侵中国。“利益线论”的提出，标志着以扩充军备为方式、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国家最高目标的“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及邻近国家的步骤。１８７４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中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赔偿５０万两白银。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受中国保护的琉球国，改设冲绳县。１８９４年，日本入侵朝鲜，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第二年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２０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赔款及其他大量特权。后来辽东半岛虽然被迫归还中国，但日本又勒索白银３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０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与其他列强逼迫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勒索白银４５０００万两（本息合计达９８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４年，日本为同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原来在东北的大量特权，代替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１９１２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日俄密约》，又擅自规定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益。１９１４年，日本派兵侵占原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控制了胶济铁路以至整个山东。１９１５年，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军阀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试图独霸中国。
就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化学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出了特殊的威力。１９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德军在比利时西部的伊珀尔法军阵地施放了大量的氯气弹，迅速打开了一条宽６公里的缺口，使德军不发一枪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纵深４公里的地域。德军在伊珀尔的胜利和联军秋风扫落叶般溃败的消息，引起了各国军事专家的极大关注。日本陆军统帅部对此非常重视，命令陆军技术审查部对以毒气为主的欧洲战场的各种新武器开展综合调查研究。这是日本陆军有组织的化学战研究的开始，军用防毒面具研究也始于此时。后来，德军又使用了比氯气的毒害作用大１８倍的光气，以及被称为“毒剂之王”的芥子气，这都引起了日军高度重视。１９１７年，日军试制出了防毒面具，进行了包括用轻型迫击炮发射毒气弹的实用试验。
１９１８年，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武装进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国，加快了包括化学武器研制在内的化学战准备。措施之一，就是在陆军省内部成立了以兵器局长渡边满太郎少将为委员长的“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以推动“为出兵西伯利亚做化学战准备”。日本内部的档案披露，“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并制造毒气、改良防毒面具并进行批量生产等，为出兵西伯利亚紧急赶制战地必需品。１９１９年４月，日军设立了陆军技术本部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化学武器。１９２３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也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化学武器的研制完全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侵略邻国的需要而进行的。
征服中国 称霸世界
随着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先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为了渡过危机，日本决定加大对外侵略的步伐。这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并撰写了密奏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根本积极政策》，详细论证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新大陆政策”，使日本原来的大陆政策更加系统化，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并把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日军统帅部于１９２９年成立了“化学战委员会”，加快对化学战方针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在冲绳县的大久野岛建立了专门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忠海兵器工厂，从此大久野岛就变成了“毒气岛”。
１９３１年，经过密谋策划，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了扑灭东北人民抗日的怒火，日本陆军部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发表了军备改革修正案。该方案以“九·一八“事变为焦点，提出了４个重大措施：（１）充实在满兵力，（２）充实补备教育，（３）改善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制度，（４）充实作战装备和器材。其中，在第三项措施中，列出了“各部队毒气防护的教育设施”和“设立毒气防护教育结构”两个项目。这样，日军就正式装备了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砷、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设立化学战学校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３３年，又决定新设“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和“军队毒气防护教育设施”，把“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命名为“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开展对“与毒气有关人员的教育”。这一年，日军与毒气有关的受训人数已超过４万人。到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军从组织机构、开发体制、研究经费、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已经作好了化学战的准备，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的化学战体系。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皇的弟弟、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就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寺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他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各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本营就使用化学武器直接发布的命令至少有１５项。至于各部队向下级部队下达的命令，就更多了。
在派遣大量化学战部队前往中国的同时，日军还派遣了４个野战化学试验部，对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进行调查。接到野战化学试验部的调查报告后，日本陆军统帅部认定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水平很低甚至完全没有，不用担心遭受报复的问题，因此决定大量使用“红剂”（指刺激性毒剂）等化学武器。在１９３８年春天进行的徐州会战中，日军就开始大量使用“红剂”；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更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报告，自８月１１日至１１月２１日，曾进行过３７５次以上的毒气战，作为支援进攻作战、打开苦战局面的有力武器。从此，毒气战对于日军而言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多日军习以为常地对其产生了心理依赖。
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日军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与实战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年８月，它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化学部，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５１６部队，并在梅河口附近进行了添加氰酸的各种武器试验。从这年开始，日军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更加普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从专业部队普及到普通部队。在大规模的战役中，动辄使用数千乃至数万枚毒气炮弹和毒气筒，即使小规模的战斗，只要对日军的攻势或撤退不利，也会使用化学武器。
由此可见，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已经成为他们实现占领中国、称霸世界战略目标的直接手段。
清算罪责 为了和平
日军为了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迅速征服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不惜违反国际法，公然动用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怒、揭露和声讨。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日军不仅在战斗中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利用化学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在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中，日军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这“三光”政策的同时，就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向躲在地道中的无辜村民施放了大量的“赤筒”（即刺激性毒剂）和“绿筒”（即催泪性毒剂）毒气，致使８００多名村民被残酷地毒害而死。在河北文新县叩岗村、井陉县老虎洞，山西沁水县西山、定襄县上雾山等地，都发生了日军使用毒气造成的惨案，仅在井陉县老虎洞，一次就毒死１５０多人。因此，中国人民提出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化学战罪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这样做，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日本在战争期间长期实施化学战，既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人类道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之一。这是不容回避和抹杀的。中国人民较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更多的苦难。这也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全人类都应该永远记住６０年前日军的这一罪行。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5-09-28)
我们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
文 ／ 日本化学战罪行研究课题组
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公然违背国际法，进行化学战研制，并在侵华战争期间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么，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思的。
对外扩张侵略邻国
日本在近代随着天皇制的建立和巩固，治国指导思想逐步向军国主义发展，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１８６８年，日皇睦仁颁布的《宸翰》（即《御笔信》）就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随后，日本确立了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有现役军人出任、军部享有“帏幄上奏权”，因而得以左右国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１８８９年由明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为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政治体制和法律的保障。
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强调必须准备对华战争。
１８９０年，作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指出：“凡国家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备，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与中国。他的“卫国”之道为：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入侵中国。“利益线论”的提出，标志着以扩充军备为方式、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国家最高目标的“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及邻近国家的步骤。１８７４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中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赔偿５０万两白银。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受中国保护的琉球国，改设冲绳县。１８９４年，日本入侵朝鲜，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第二年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２０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赔款及其他大量特权。后来辽东半岛虽然被迫归还中国，但日本又勒索白银３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０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与其他列强逼迫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勒索白银４５０００万两（本息合计达９８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４年，日本为同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原来在东北的大量特权，代替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１９１２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日俄密约》，又擅自规定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益。１９１４年，日本派兵侵占原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控制了胶济铁路以至整个山东。１９１５年，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军阀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试图独霸中国。
就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化学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出了特殊的威力。１９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德军在比利时西部的伊珀尔法军阵地施放了大量的氯气弹，迅速打开了一条宽６公里的缺口，使德军不发一枪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纵深４公里的地域。德军在伊珀尔的胜利和联军秋风扫落叶般溃败的消息，引起了各国军事专家的极大关注。日本陆军统帅部对此非常重视，命令陆军技术审查部对以毒气为主的欧洲战场的各种新武器开展综合调查研究。这是日本陆军有组织的化学战研究的开始，军用防毒面具研究也始于此时。后来，德军又使用了比氯气的毒害作用大１８倍的光气，以及被称为“毒剂之王”的芥子气，这都引起了日军高度重视。１９１７年，日军试制出了防毒面具，进行了包括用轻型迫击炮发射毒气弹的实用试验。
１９１８年，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武装进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国，加快了包括化学武器研制在内的化学战准备。措施之一，就是在陆军省内部成立了以兵器局长渡边满太郎少将为委员长的“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以推动“为出兵西伯利亚做化学战准备”。日本内部的档案披露，“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并制造毒气、改良防毒面具并进行批量生产等，为出兵西伯利亚紧急赶制战地必需品。１９１９年４月，日军设立了陆军技术本部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化学武器。１９２３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也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化学武器的研制完全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侵略邻国的需要而进行的。
征服中国 称霸世界
随着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先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为了渡过危机，日本决定加大对外侵略的步伐。这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并撰写了密奏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根本积极政策》，详细论证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新大陆政策”，使日本原来的大陆政策更加系统化，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并把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日军统帅部于１９２９年成立了“化学战委员会”，加快对化学战方针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在冲绳县的大久野岛建立了专门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忠海兵器工厂，从此大久野岛就变成了“毒气岛”。
１９３１年，经过密谋策划，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了扑灭东北人民抗日的怒火，日本陆军部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发表了军备改革修正案。该方案以“九·一八“事变为焦点，提出了４个重大措施：（１）充实在满兵力，（２）充实补备教育，（３）改善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制度，（４）充实作战装备和器材。其中，在第三项措施中，列出了“各部队毒气防护的教育设施”和“设立毒气防护教育结构”两个项目。这样，日军就正式装备了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砷、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设立化学战学校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３３年，又决定新设“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和“军队毒气防护教育设施”，把“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命名为“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开展对“与毒气有关人员的教育”。这一年，日军与毒气有关的受训人数已超过４万人。到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军从组织机构、开发体制、研究经费、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已经作好了化学战的准备，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的化学战体系。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皇的弟弟、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就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寺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他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各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本营就使用化学武器直接发布的命令至少有１５项。至于各部队向下级部队下达的命令，就更多了。
在派遣大量化学战部队前往中国的同时，日军还派遣了４个野战化学试验部，对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进行调查。接到野战化学试验部的调查报告后，日本陆军统帅部认定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水平很低甚至完全没有，不用担心遭受报复的问题，因此决定大量使用“红剂”（指刺激性毒剂）等化学武器。在１９３８年春天进行的徐州会战中，日军就开始大量使用“红剂”；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更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报告，自８月１１日至１１月２１日，曾进行过３７５次以上的毒气战，作为支援进攻作战、打开苦战局面的有力武器。从此，毒气战对于日军而言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多日军习以为常地对其产生了心理依赖。
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日军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与实战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年８月，它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化学部，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５１６部队，并在梅河口附近进行了添加氰酸的各种武器试验。从这年开始，日军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更加普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从专业部队普及到普通部队。在大规模的战役中，动辄使用数千乃至数万枚毒气炮弹和毒气筒，即使小规模的战斗，只要对日军的攻势或撤退不利，也会使用化学武器。
由此可见，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已经成为他们实现占领中国、称霸世界战略目标的直接手段。
清算罪责 为了和平
日军为了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迅速征服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不惜违反国际法，公然动用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怒、揭露和声讨。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日军不仅在战斗中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利用化学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在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中，日军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这“三光”政策的同时，就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向躲在地道中的无辜村民施放了大量的“赤筒”（即刺激性毒剂）和“绿筒”（即催泪性毒剂）毒气，致使８００多名村民被残酷地毒害而死。在河北文新县叩岗村、井陉县老虎洞，山西沁水县西山、定襄县上雾山等地，都发生了日军使用毒气造成的惨案，仅在井陉县老虎洞，一次就毒死１５０多人。因此，中国人民提出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化学战罪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这样做，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日本在战争期间长期实施化学战，既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人类道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之一。这是不容回避和抹杀的。中国人民较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更多的苦难。这也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全人类都应该永远记住６０年前日军的这一罪行。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日军的化学战与日本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2005-09-28)
我们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
文 ／ 日本化学战罪行研究课题组
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公然违背国际法，进行化学战研制，并在侵华战争期间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那么，它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呢？这是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深思的。
对外扩张侵略邻国
日本在近代随着天皇制的建立和巩固，治国指导思想逐步向军国主义发展，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１８６８年，日皇睦仁颁布的《宸翰》（即《御笔信》）就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随后，日本确立了统帅部独立于政府之外、陆海军大臣有现役军人出任、军部享有“帏幄上奏权”，因而得以左右国政的国家政治体制，并于１８８９年由明治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予以确认，从而为军国主义的畸形发展提供了政治体制和法律的保障。
１８８０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人窃取中国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强调必须准备对华战争。
１８９０年，作为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发表“利益线论”施政方针的演说，指出：“凡国家能保全主权线及利益线者方为国家。当今列国并立，维持一国之独立仅只防守主权线不可谓完备，必须同时保卫利益线”。所谓“利益线”，即指朝鲜与中国。他的“卫国”之道为：一防卫疆域；二吞并朝鲜；三入侵中国。“利益线论”的提出，标志着以扩充军备为方式、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国家最高目标的“大陆政策”，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及邻近国家的步骤。１８７４年，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中国的清王朝被迫签订《北京专约》，赔偿５０万两白银。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受中国保护的琉球国，改设冲绳县。１８９４年，日本入侵朝鲜，并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第二年迫使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２００００万两白银的赔款及其他大量特权。后来辽东半岛虽然被迫归还中国，但日本又勒索白银３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０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与其他列强逼迫清王朝签订《辛丑条约》，勒索白银４５０００万两（本息合计达９８０００万两）。１９０４年，日本为同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在中国的辽东半岛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俄国原来在东北的大量特权，代替俄国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１９１２年，日本与俄国签订《日俄密约》，又擅自规定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益。１９１４年，日本派兵侵占原被德国占领的中国胶州湾，控制了胶济铁路以至整个山东。１９１５年，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军阀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试图独霸中国。
就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化学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挥出了特殊的威力。１９１５年４月２２日，德军在比利时西部的伊珀尔法军阵地施放了大量的氯气弹，迅速打开了一条宽６公里的缺口，使德军不发一枪就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纵深４公里的地域。德军在伊珀尔的胜利和联军秋风扫落叶般溃败的消息，引起了各国军事专家的极大关注。日本陆军统帅部对此非常重视，命令陆军技术审查部对以毒气为主的欧洲战场的各种新武器开展综合调查研究。这是日本陆军有组织的化学战研究的开始，军用防毒面具研究也始于此时。后来，德军又使用了比氯气的毒害作用大１８倍的光气，以及被称为“毒剂之王”的芥子气，这都引起了日军高度重视。１９１７年，日军试制出了防毒面具，进行了包括用轻型迫击炮发射毒气弹的实用试验。
１９１８年，日本为出兵西伯利亚，武装进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领导的俄国，加快了包括化学武器研制在内的化学战准备。措施之一，就是在陆军省内部成立了以兵器局长渡边满太郎少将为委员长的“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以推动“为出兵西伯利亚做化学战准备”。日本内部的档案披露，“毒气临时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并制造毒气、改良防毒面具并进行批量生产等，为出兵西伯利亚紧急赶制战地必需品。１９１９年４月，日军设立了陆军技术本部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开始研制化学武器。１９２３年，日本海军技术研究院化学部也开始研究化学武器。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化学武器的研制完全是为了适应对外扩张、侵略邻国的需要而进行的。
征服中国 称霸世界
随着日本化学战的准备工作日趋完备，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先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
１９２７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金融危机。为了渡过危机，日本决定加大对外侵略的步伐。这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并撰写了密奏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根本积极政策》，详细论证了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方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其中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这个“新大陆政策”，使日本原来的大陆政策更加系统化，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军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并把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日军统帅部于１９２９年成立了“化学战委员会”，加快对化学战方针和政策的研究；同时在冲绳县的大久野岛建立了专门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忠海兵器工厂，从此大久野岛就变成了“毒气岛”。
１９３１年，经过密谋策划，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为了扑灭东北人民抗日的怒火，日本陆军部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发表了军备改革修正案。该方案以“九·一八“事变为焦点，提出了４个重大措施：（１）充实在满兵力，（２）充实补备教育，（３）改善紧急情况下的各项制度，（４）充实作战装备和器材。其中，在第三项措施中，列出了“各部队毒气防护的教育设施”和“设立毒气防护教育结构”两个项目。这样，日军就正式装备了芥子气、路易氏气、二苯氰砷、光气、二苯基乙二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剂。设立化学战学校的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３３年，又决定新设“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和“军队毒气防护教育设施”，把“毒气防护教育机构”命名为“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开展对“与毒气有关人员的教育”。这一年，日军与毒气有关的受训人数已超过４万人。到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日军从组织机构、开发体制、研究经费、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已经作好了化学战的准备，建立了包括研究、生产、训练和作战等一整套的化学战体系。
１９３７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皇的弟弟、日军参谋总长载仁就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寺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以后，他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各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大本营就使用化学武器直接发布的命令至少有１５项。至于各部队向下级部队下达的命令，就更多了。
在派遣大量化学战部队前往中国的同时，日军还派遣了４个野战化学试验部，对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进行调查。接到野战化学试验部的调查报告后，日本陆军统帅部认定中国军队的化学战装备水平很低甚至完全没有，不用担心遭受报复的问题，因此决定大量使用“红剂”（指刺激性毒剂）等化学武器。在１９３８年春天进行的徐州会战中，日军就开始大量使用“红剂”；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的武汉会战中，日军更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据日本华中派遣军报告，自８月１１日至１１月２１日，曾进行过３７５次以上的毒气战，作为支援进攻作战、打开苦战局面的有力武器。从此，毒气战对于日军而言成为不可或缺的手段，很多日军习以为常地对其产生了心理依赖。
从１９３９年开始，日军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与实战运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年８月，它在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化学部，即以进行活体试验而臭名昭著的第５１６部队，并在梅河口附近进行了添加氰酸的各种武器试验。从这年开始，日军在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更加普遍，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也从专业部队普及到普通部队。在大规模的战役中，动辄使用数千乃至数万枚毒气炮弹和毒气筒，即使小规模的战斗，只要对日军的攻势或撤退不利，也会使用化学武器。
由此可见，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已经成为他们实现占领中国、称霸世界战略目标的直接手段。
清算罪责 为了和平
日军为了通过速战速决的战略战术，迅速征服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不惜违反国际法，公然动用化学武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罪恶行径，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愤怒、揭露和声讨。
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日军不仅在战斗中大量地使用化学武器，而且还丧心病狂地利用化学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在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中，日军在实行“烧光、杀光、抢光”这“三光”政策的同时，就频繁地使用了化学武器。例如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向躲在地道中的无辜村民施放了大量的“赤筒”（即刺激性毒剂）和“绿筒”（即催泪性毒剂）毒气，致使８００多名村民被残酷地毒害而死。在河北文新县叩岗村、井陉县老虎洞，山西沁水县西山、定襄县上雾山等地，都发生了日军使用毒气造成的惨案，仅在井陉县老虎洞，一次就毒死１５０多人。因此，中国人民提出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化学战罪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们这样做，揭露日军吞并中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批判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罪恶本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共同面向和平的未来。日本在战争期间长期实施化学战，既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人类道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之一。这是不容回避和抹杀的。中国人民较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民，蒙受了更多的苦难。这也是不容抹杀和否定的。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而且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全人类都应该永远记住６０年前日军的这一罪行。我们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