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前，北京曾邀蒋介石回乡看看

毛泽东时代在两岸关系上的努力
自1949年起两岸分治至今已经66年之久，回顾关于双方高层的政治协商、谈判交涉也不是没有。早在1956年，北京给台湾蒋介石的信中就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并拟了“两岸和平协议”：在政治层面上，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继续由蒋介石统领；经济上，若是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北京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当时大陆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也承诺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以降低国民党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在安全方面，期望两岸双方保证不做破坏对方的特务工作，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以温情攻势做结尾，称：“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盼蒋在中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对在国共内战后败逃至台湾、惊魂甫定的蒋介石来说，中共此时伸出了橄榄枝，他是又惊又疑，惊的是昔日敌手突然要与自己和解，却又怀疑中共的诚意。此刻蒋又从情报机构得之，李宗仁有意从美国返回中国，北京也承诺以礼相待，他认为不妨一试。经过一年的思考，1957年便派了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三哥宋宜山，以赴北京探望宋希濂为名，一探虚实。
宋宜山在北京接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统战部长李维汉后得知，中共方面确实有诚意经过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在政治安排上，使台湾成为中央政府辖下享有高度自治的自治区，中共不派人参与，但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与中央政府的领导。最终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中国事中国人自己内部解决，要让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然而因为宋宜山在回报蒋的书面报告中，对大陆的所见所闻、社会主义改造成果赞扬甚多，蒋向来对中共猜忌甚深，宋对中共的正面评价，反而使蒋认为宋有被大陆买通吸收的嫌疑，情报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蒋便中断了这次国共政治谈判的试探性接触。
与宋宜山去北京同时，蒋氏父子又派了著名报人曹聚仁继续穿梭于两岸之间，为政治谈判牵线。1956年7月和10月，曹聚仁先后见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时，毛谈到了蒋介石，并肯定了蒋在中国现代史的作用与贡献，并透露准备在自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再次与蒋介石握手和谈的想法。曹聚仁和毛泽东谈完后的隔年，曹又亲赴浙江奉化溪口镇，考察蒋的老家住宅，发现一切保存安好，并在蒋母的坟前扫墓致祭，而且在所到之处一一拍照，冀望能勾起蒋的思乡之情，促成国共两党重启谈判，但因大陆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谈判进程又拖了数年。
1965年，李宗仁顺利返抵大陆，并受到热烈的欢迎，蒋氏父子也许是受到此事件的触动，便紧急会见曹聚仁。曹向蒋介石、蒋经国说起北京方面的六项条件：一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安置。安排蒋得率旧部回到大陆，选择浙江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居住，蒋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并划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的“汤沐邑”，让蒋平时居住与办公之用。二是台湾方面的政治安排。由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除了外交与军事由北京中央政府负责之外，其余政务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后再协商。三是台美关系。要求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若是财政困难，由北京按照美国支援的数额拨发补助，切断美国对台湾的实质影响力。四和五是军事方面，要求台湾海、空军此后由北京指挥。陆军缩编后其中一个师驻金、厦，其余驻台湾。而厦门和金门合并为自由市，作为两岸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行政首长由驻军师长兼任，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也就是两岸协商任命人事。六是民生待遇。规定台湾现任官员级别与待遇不变。保证继续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准降低。不过由于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两岸的政治协商再一次中断。
待文革动乱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北京方面再次提出两岸和谈的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在经过一年多的考虑后，也兴起与中共重开谈判的意念。1975年初，蒋将重启两岸政治谈判的使命交给国民党元老、同时也是蒋的心腹重臣陈立夫。陈受命后，马上用“总统府资政”的名义经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然而蒋、毛在1975、1976年先后辞世，两岸在蒋介石执政时期的密使政治预备性磋商宣告结束。其后执政的李登辉，虽有派苏志诚分别在香港、澳门和广东珠海与大陆的代表会晤27次，甚至促成两岸首次“汪辜会谈”，最后还是不敌李登辉逐渐走向台独路线而告终。
由此可知，两岸虽然分治长达一甲子的时间，两边执政当局都希望透过台面下的一些交往沟通，为政治谈判、铺路创造条件。若以蒋介石执政期间的谈判内容为例，和谈条件不外乎是以下六点：首先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安排。台湾执政当局始终不接受成为北京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普通省份，故台湾成为一个政治特区是较符合政治现实与台湾人民期望的，这个原则后来也延续到了“一国两制”政策。
第二，对等协商主体的改变。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两岸的政治谈判也就等同于国共两党平等的谈判。但如今台湾已经出现两次“政党轮替”的经验，未来也有持续发生的可能性，以“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作为两岸间政治谈判的名义已经不适合，所以现今应以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的对等协商为主，谈判主体不再只是两个党派。
第三是经济层面，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道路，台湾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大陆尊重台湾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型态，甚至同意台湾未来不需上税给中央，在建设资金不足时还给予特别拨款补助。在经济领域，台湾依旧掌握相当的自主权，差别只在于多了个坚实的后盾。
第四是军事与外交，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驻扎，但外交权归于北京中央政府，并且要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排除，这在叶剑英、邓小平于1980年代初的谈话中仍然延续。
第五是人事安排。1965年，北京承诺台湾政务全权自行负责，邓小平在1983年时延续这个说法，称大陆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人士留出名额。这体现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精神。
最后是民生方面，过去北京称要继续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如今则是关照到两岸人民的经济合作且更为全面的福祉。
习马会是各方乐见的结果
时过境迁，无论是蒋氏父子或者李登辉，都已不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子上了，从2008年执政至今的马英九在前人的基础上，放弃从前密使穿梭带话的台面下谈判方式，即将真正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会面，不仅减少了信息在传递中因失真发生误判的风险，更能增进两岸当局彼此的政治互信。其次，虽说去年马英九希望出席在北京举办的APEC峰会，然而却因为不愿使两岸关系国际化而作罢。但本次“习马会”借助第三地——新加坡，同时也是1993年两岸开启对话（“汪辜会谈”）的起点，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讯息透明度极高，又一次看到两岸的和解共处，为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所以本次“习马会”选择在新加坡是非常恰当的。
再来说马英九办公室发出“习马会”消息，其目的在于马英九任期已经剩下七个月时间，为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影响，马力排众议、开创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机制，若能直接建立起两岸高层领导人定期互访或热线等措施，长期来说，将会成功封堵“台独”主张继续横行以及两岸政治风险，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还有一个外溢效果，即透过高层有效的沟通，将使两岸在南海、东海等与海上邻国有争议的地区展开合作，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马英九个人而言，也是在卸任前追求个人历史定位，足以在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史上留名青史。
就短期而言，“习马会”所塑造起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气氛，也有助于回过头来肯定国民党执政这些年两岸政策带来的稳定局势，进而增加选民支持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拉抬选情。此外，当前民进党籍2016“大选”参选人蔡英文始终不愿面对“九二共识”，回避两岸政策的论述与辩论，面对“习马会”即将登场，她质疑马是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但蔡英文忽略的是，马英九在卸任前还是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在其位谋其政，名正且言顺，在任内不决定台湾的大政方针，才是违背民意和渎职。估计“习马会”之后，势必会迫使蔡对两岸关系作出更清楚的回应，让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发展上能更负责任。对美国来说，倘若“台独”所可能造成的风险在“习马会”后能被有效控管，华盛顿也可避免“台独”言论或行动拖累，损及其国家利益。拥有高层级、透明化的两岸政治对话，相信也是美方以及世界各国所乐见的。
总而言之，两岸将迎来分治66年之后首度的最高领导人会面，尽管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称此次会面不发表联合声明、不会签署协议，但闭门会议及共进晚宴已有足够时间让习、马二人充分沟通，期待他们为两岸政治谈判开启良好的先河，为两岸未来的政治定位交换意见，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减少内耗与敌意，为两岸关系建设起一条新的康庄大道。http://news.ifeng.com/a/20151107/46147911_0.shtml毛泽东时代在两岸关系上的努力
自1949年起两岸分治至今已经66年之久，回顾关于双方高层的政治协商、谈判交涉也不是没有。早在1956年，北京给台湾蒋介石的信中就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建议，并拟了“两岸和平协议”：在政治层面上，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继续由蒋介石统领；经济上，若是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北京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当时大陆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也承诺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在条件成熟后再进行，以降低国民党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情绪；在安全方面，期望两岸双方保证不做破坏对方的特务工作，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以温情攻势做结尾，称：“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盼蒋在中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对在国共内战后败逃至台湾、惊魂甫定的蒋介石来说，中共此时伸出了橄榄枝，他是又惊又疑，惊的是昔日敌手突然要与自己和解，却又怀疑中共的诚意。此刻蒋又从情报机构得之，李宗仁有意从美国返回中国，北京也承诺以礼相待，他认为不妨一试。经过一年的思考，1957年便派了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三哥宋宜山，以赴北京探望宋希濂为名，一探虚实。
宋宜山在北京接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统战部长李维汉后得知，中共方面确实有诚意经过两党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在政治安排上，使台湾成为中央政府辖下享有高度自治的自治区，中共不派人参与，但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与中央政府的领导。最终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中国事中国人自己内部解决，要让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然而因为宋宜山在回报蒋的书面报告中，对大陆的所见所闻、社会主义改造成果赞扬甚多，蒋向来对中共猜忌甚深，宋对中共的正面评价，反而使蒋认为宋有被大陆买通吸收的嫌疑，情报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蒋便中断了这次国共政治谈判的试探性接触。
与宋宜山去北京同时，蒋氏父子又派了著名报人曹聚仁继续穿梭于两岸之间，为政治谈判牵线。1956年7月和10月，曹聚仁先后见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谈到如何开展“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时，毛谈到了蒋介石，并肯定了蒋在中国现代史的作用与贡献，并透露准备在自1945年重庆谈判之后，再次与蒋介石握手和谈的想法。曹聚仁和毛泽东谈完后的隔年，曹又亲赴浙江奉化溪口镇，考察蒋的老家住宅，发现一切保存安好，并在蒋母的坟前扫墓致祭，而且在所到之处一一拍照，冀望能勾起蒋的思乡之情，促成国共两党重启谈判，但因大陆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谈判进程又拖了数年。
1965年，李宗仁顺利返抵大陆，并受到热烈的欢迎，蒋氏父子也许是受到此事件的触动，便紧急会见曹聚仁。曹向蒋介石、蒋经国说起北京方面的六项条件：一是对蒋介石个人的安置。安排蒋得率旧部回到大陆，选择浙江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居住，蒋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并划江西庐山地区作为蒋的“汤沐邑”，让蒋平时居住与办公之用。二是台湾方面的政治安排。由蒋经国出任台湾省长。除了外交与军事由北京中央政府负责之外，其余政务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后再协商。三是台美关系。要求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若是财政困难，由北京按照美国支援的数额拨发补助，切断美国对台湾的实质影响力。四和五是军事方面，要求台湾海、空军此后由北京指挥。陆军缩编后其中一个师驻金、厦，其余驻台湾。而厦门和金门合并为自由市，作为两岸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行政首长由驻军师长兼任，人选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也就是两岸协商任命人事。六是民生待遇。规定台湾现任官员级别与待遇不变。保证继续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准降低。不过由于紧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两岸的政治协商再一次中断。
待文革动乱局势趋于稳定之后，北京方面再次提出两岸和谈的建议和邀请，蒋介石在经过一年多的考虑后，也兴起与中共重开谈判的意念。1975年初，蒋将重启两岸政治谈判的使命交给国民党元老、同时也是蒋的心腹重臣陈立夫。陈受命后，马上用“总统府资政”的名义经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然而蒋、毛在1975、1976年先后辞世，两岸在蒋介石执政时期的密使政治预备性磋商宣告结束。其后执政的李登辉，虽有派苏志诚分别在香港、澳门和广东珠海与大陆的代表会晤27次，甚至促成两岸首次“汪辜会谈”，最后还是不敌李登辉逐渐走向台独路线而告终。
由此可知，两岸虽然分治长达一甲子的时间，两边执政当局都希望透过台面下的一些交往沟通，为政治谈判、铺路创造条件。若以蒋介石执政期间的谈判内容为例，和谈条件不外乎是以下六点：首先是台湾的政治地位安排。台湾执政当局始终不接受成为北京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普通省份，故台湾成为一个政治特区是较符合政治现实与台湾人民期望的，这个原则后来也延续到了“一国两制”政策。
第二，对等协商主体的改变。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两岸的政治谈判也就等同于国共两党平等的谈判。但如今台湾已经出现两次“政党轮替”的经验，未来也有持续发生的可能性，以“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作为两岸间政治谈判的名义已经不适合，所以现今应以台湾当局与大陆当局的对等协商为主，谈判主体不再只是两个党派。
第三是经济层面，大陆实行社会主义道路，台湾奉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大陆尊重台湾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型态，甚至同意台湾未来不需上税给中央，在建设资金不足时还给予特别拨款补助。在经济领域，台湾依旧掌握相当的自主权，差别只在于多了个坚实的后盾。
第四是军事与外交，台湾可保留自己的军队驻扎，但外交权归于北京中央政府，并且要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排除，这在叶剑英、邓小平于1980年代初的谈话中仍然延续。
第五是人事安排。1965年，北京承诺台湾政务全权自行负责，邓小平在1983年时延续这个说法，称大陆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人士留出名额。这体现了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精神。
最后是民生方面，过去北京称要继续提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降低；如今则是关照到两岸人民的经济合作且更为全面的福祉。
习马会是各方乐见的结果
时过境迁，无论是蒋氏父子或者李登辉，都已不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子上了，从2008年执政至今的马英九在前人的基础上，放弃从前密使穿梭带话的台面下谈判方式，即将真正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会面，不仅减少了信息在传递中因失真发生误判的风险，更能增进两岸当局彼此的政治互信。其次，虽说去年马英九希望出席在北京举办的APEC峰会，然而却因为不愿使两岸关系国际化而作罢。但本次“习马会”借助第三地——新加坡，同时也是1993年两岸开启对话（“汪辜会谈”）的起点，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讯息透明度极高，又一次看到两岸的和解共处，为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所以本次“习马会”选择在新加坡是非常恰当的。
再来说马英九办公室发出“习马会”消息，其目的在于马英九任期已经剩下七个月时间，为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政党轮替影响，马力排众议、开创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机制，若能直接建立起两岸高层领导人定期互访或热线等措施，长期来说，将会成功封堵“台独”主张继续横行以及两岸政治风险，减少可能发生的冲突。还有一个外溢效果，即透过高层有效的沟通，将使两岸在南海、东海等与海上邻国有争议的地区展开合作，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对马英九个人而言，也是在卸任前追求个人历史定位，足以在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史上留名青史。
就短期而言，“习马会”所塑造起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气氛，也有助于回过头来肯定国民党执政这些年两岸政策带来的稳定局势，进而增加选民支持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拉抬选情。此外，当前民进党籍2016“大选”参选人蔡英文始终不愿面对“九二共识”，回避两岸政策的论述与辩论，面对“习马会”即将登场，她质疑马是为了个人的政治评价去框限台湾的未来，去承诺自己无法负责的事情。但蔡英文忽略的是，马英九在卸任前还是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在其位谋其政，名正且言顺，在任内不决定台湾的大政方针，才是违背民意和渎职。估计“习马会”之后，势必会迫使蔡对两岸关系作出更清楚的回应，让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发展上能更负责任。对美国来说，倘若“台独”所可能造成的风险在“习马会”后能被有效控管，华盛顿也可避免“台独”言论或行动拖累，损及其国家利益。拥有高层级、透明化的两岸政治对话，相信也是美方以及世界各国所乐见的。
总而言之，两岸将迎来分治66年之后首度的最高领导人会面，尽管马英九办公室发言人称此次会面不发表联合声明、不会签署协议，但闭门会议及共进晚宴已有足够时间让习、马二人充分沟通，期待他们为两岸政治谈判开启良好的先河，为两岸未来的政治定位交换意见，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减少内耗与敌意，为两岸关系建设起一条新的康庄大道。http://news.ifeng.com/a/20151107/46147911_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