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明系列--追杀——蒋帮筹划的两起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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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杀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西乡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桂系领袖,一级陆军上将。一九一○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冬,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重新登记,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十七岁就投身行伍,开始戎马生涯,在军界度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从兴师讨袁、统一广西,到誓师北伐,抗日战争,身经数十战役,由护国军的一个排长,一直当到国民政府的副总统、代总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李宗仁所依靠的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彻底溃败。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李宗仁从南宁乘追云号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休养。此后,他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的劝告,拒赴台湾,于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定居。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午时许,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女士,搭乘波音707客机,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回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起轰动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岁月。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亚洲、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四月二十三日,在八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美国获悉周恩来总理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总理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心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鲜明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
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时开始,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着手为李宗仁回归祖国作准备。当时,程思远居住在香港,他曾先后五次上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联系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事宜。程思远还多次赴美国向李宗仁通报情况。李宗仁通过和程思远的往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一九六三年春,李宗仁接到程思远的秘密通知,让他去欧洲旅游。李宗仁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护照。移民局官员深知李宗仁是一个政治敏感人物,况且台湾当局也屡次要求美国对其予以“密切注视”。因此,移民局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发给李宗仁旅游护照,同时通知联邦调查局派人秘密跟踪。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李宗仁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在四个月的旅游期间,这两名侦探弄得精疲力竭,并没有发现李宗仁有什么可疑行动,精神上便松懈了。这时,程思远从香港赶到苏黎世和李宗仁会晤。在苏黎世通往巴尔的公路上,程思远在轿车里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李宗仁听完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李宗仁这次在欧洲待了七个多月,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返回美国。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世界的地位也随之迅速提高。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月十二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锋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仿效法国政府“迅速调整中美关系”。
李宗仁发表的公开信虽然未引起约翰逊总统的重视,但也没对他产生反感。倒是大洋这边台湾岛上的蒋“总统”坐不住了,他仔细阅读“公开信”后,猜测道:“李德邻此举必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蒋介石思忖再三,决定立即采取两手紧急对策:一是软刀子捅——派人胁迫和李宗仁一直关系甚笃、同为国民党桂系领袖的白崇禧给李发电报,“陈明利害”以进行恐吓;二是硬棍子打,命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张炎元派精干特工赴美国严密监视李宗仁,若李宗仁有投奔大陆中共方面之迹象,则可用非常手段解决之。
白崇禧,字健生,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北伐军参谋长、国防部长等高级职务,在国民党中以富韬略而闻名,人称“小诸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白崇禧的军队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就歼,白乘飞机逃往台湾。一九五O年,白崇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蒋介石惯于排斥异己,对白崇禧采取威胁方针。一九五二年,蒋介石通过蒋经国派特务去白崇禧寓所搜查,抄走了不少黄金和美钞。自此,白崇禧对蒋介石极为害怕。这次蒋介石派人去对白崇禧一说对李宗仁“陈明利害”事,白当即致电李宗仁,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二月二十日投函纽约前(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立场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收到白崇禧的电报,长叹道:“健生出于无奈,他已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木偶。”
一九六五年三月,李宗仁写信给居住在香港的程思远,表示他欲回祖国大陆定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愿呆在美国碌碌无为虚度残年。
程思远收到李宗仁的信后,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往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确认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四月初,李宗仁在美国得到这个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立即赶到夫人郭德洁住院治疗的医院,将决意回归祖国的计划告诉了夫人。郭德洁听后,说:“德邻,我决定跟你一起回国。”
这太突然了!原来郭德洁早已入美国籍,原本不打算回国,这回突然改变主意,李宗仁深感诧异,说:“一起走,这太显眼。”
郭德洁想了想说:“那么,你先到瑞士表弟那儿去,我一周后再去。”
李宗仁同意了。
郭德洁突然改变主意,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同时也是个痛苦的隐密。由于行期迫在眉睫,郭德洁不能把这个隐密告诉丈夫。几天前,那位替她做乳腺瘤切除手术的医学博士告诉她:“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严格的,他只为你保留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实在太短暂了。我希望你能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有限时光。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最后忠告。”上帝已经宣判了她的死期。郭德洁觉得,在失去生命之前如果失去祖国,那将是另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她才一改初衷,决心在短短余生赶回祖国去,以免在哪一天魂游异邦。
按照程思远的信息反馈,李宗仁开始实施他那周密的归根计划。
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去了纽华克城移民局。他向该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护照,说要带他刚动过手术的夫人去瑞士小住疗养。由于李宗仁身份特殊,移民局一般官员对他的申请不敢处理,上报到局部。移民局副局长维斯霍破例亲自受理此事。这位副局长立即调阅档案,发现李宗仁已在一九五七年申请为美国永久性移民。一九六三年,李宗仁经意大利赴瑞士旅游时,移民局曾通知联邦调查局派人秘密跟踪监视,后来李宗仁如期飞返纽约,赶回寓所过上了圣诞节。维斯霍于是认定李宗仁这次与上次一样,只是短期旅游疗养,便不再告知联邦调查局,而在李宗仁提出申请后的第六天便发给了出国护照。
六月十三日,李宗仁只身飞往瑞士。临行前,李宗仁已与好友吴尚鹰相约一同回国,还嘱其帮带次子李志圣随后赶到苏黎世。李宗仁给了吴尚鹰两千美元的支票作旅费。
这天,李宗仁的儿子李志圣送走父亲后,马上给香港的程思远打国际长途:“货已于今日启运。”
程思远明白李宗仁已经离开美国,大为欣喜。他很想即刻向北京打电话,但考虑到万一电话被窃听,机密泄露,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次日,程思远指派夫人石泓专程到广州往北京打电话,向中南海报告消息。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马上决定:请程思远先生速来北京。
6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在统战部礼堂会见程思远。
程思远介绍了李宗仁飞往苏黎世的背景和情况。周荣鑫告诉程思远:“总理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前将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包括地点、路线及有关技术性细节均交代我们代为转告。你到苏黎世面晤李先生,到时会有专人与你联系,你会从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
第二天,程思远离京返港,随后便飞往苏黎世。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即李宗仁离美赴苏黎世的十天后。晚上九时许,一条黑影悄然来到“中华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大门口,伸手按响了电铃。
门很快就开了,两名穿便衣的警卫出现在黑影面前。黑影不等他们开口询问,便压低了声音作自我介绍:“我是‘国防部情报局’派赴美国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工,有急事要见‘总领事’先生!”
警卫把他带了进去。“总领事”邰德宇正准备休息,闻报立刻出来。那特工冲邰德宇鞠了个躬,说:“邰先生,敝人姓赵名鞠平,是‘情报局’张炎元局长亲自派遣赴美监视李宗仁的特工小组组长,因有紧急情报须立即向台北报告,考虑到保密因素,请求动用领事馆的备用密码,希望邰先生准许。”
邰德宇闻言眉峰一耸,问道:“怎么,李宗仁……”
“李宗仁去苏黎世了!”
“这好像不值得如此紧张,他前些年也去欧洲旅游过一趟,不是也没什么吗?”
“邰先生,您有所不知,这次李宗仁是瞒过我们的监视人员,悄然出境的。而且,今天我们获得可靠消息,李的夫人郭德洁将李在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房产变卖后,于今天下午也飞往苏黎世去了!”
“哦!”邰德宇大吃一惊,“难道李宗仁准备逃往大陆?”
“完全有可能!因此我必须向台北报告!”张炎元得到这份情报后,当即驱车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总统”报告。
蒋介石闻报大怒,拍着桌子道:“我早就怀疑李宗仁有朝一日会叛逃大陆,对你曾当面说过几次,让你务必严加防范。可是,你这是怎么搞的?嗯?饭桶!”
张炎元吓得颤颤抖抖:“报告‘总统’,敝职对此不敢轻怠,早已尊遁‘总统’的面谕派特工去美国……”
蒋介石不想听他啰嗦,打断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李宗仁去大陆!记住,必要时,可以动用非常手段紧急处置,不必请示!”
“是!”
蒋介石稍一思忖,又下令:“你去找白健生,让他立即给李德邻写一封信,劝李不要自讨没趣。”
“报告‘总统’,白崇禧患病住院!”
“到医院去找他!”
张炎元于是立刻召集手下一班特务头目开会,落实“领袖面谕”。这个会开了大半夜,决定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立即派一个特工小组飞赴苏黎世,严密监视李宗仁,随时向台北总部报告李的动态。
第二,请白崇禧给李宗仁写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往苏黎世李宗仁处。
第三,争取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让美方派特工参与阻止李宗“仁叛”逃大陆的行动。
第四,李宗仁回大陆,必定要乘欧洲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查资料得知,从苏黎世到香港的国际航班途中将停靠以下城市: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派刺客在这四个城市并苏黎世、香港,准备刺杀李宗仁。
这几条措施迅速一一得到落实。但是,其中第三条措施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根据特工专家预先拟定的方案,是指使受台湾控制的一家由华侨办的报纸放出风声,云:李宗仁在盎格鲁林镇寓所的邻居刘某、温某两个华侨乃是大陆中共派来的策反人员,早在十年前便潜伏于李宗仁左右。这次李宗仁取道欧洲要投奔共产党,则是他们秘密工作的结果……特工专家估计,美国方面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派人去瑞士截住李宗仁。但是,事实是:联邦调查局闻讯确实大为震惊,但是他们并未立即派人赴瑞士,而是派出数十人分头突击调查。最后,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被台湾方面愚弄了:李宗仁的两位邻居,刘某乃是一个对共产党一无所知的小首饰匠,温某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律师。联邦调查局恼怒之下,便对此事撒手不管了。
却说第一批赶到苏黎世的台湾特工,一下飞机便开始调查李宗仁的下榻处。这项调查不大好进行,苏黎世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风景胜地、旅游城市,宾馆、饭店、旅馆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而台湾特工人既少,语言也有障碍,而且李宗仁肯定用化名甚至其他国籍作住宿登记,他们无法通过查总服务台的“旅客住宿登记”去认定,只好分头去大堂、餐厅守候辨认,或者向楼面侍应生塞小费代为查认。
台湾特工从六月二十五日一直调查到六月二十九日,总算查到了李宗仁夫妇的下落。原来李宗仁为防止安全出问题,不但化名,还特意选择了一家跟他的身份不相称的小旅馆作为下榻处。台湾特工查遍了苏黎世的饭店、宾馆,均告失望,方才想到李宗仁也许另有招术,于是去小旅馆调查。终于在一家位于冷僻地段的小旅馆查到李宗仁夫妇,但就在特工去的前两小时,李宗仁夫妇已经离开了!李宗仁夫妇离开旅馆是听了程思远的建议。程思远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苏黎世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北京方面的安排,然后说:“为防万一在旅馆暴露行动机密,我看我们最好住到郊外去。”
对程思远的这个建议,李宗仁、郭德洁均表示赞同。于是,次日,他们迁居苏黎世郊外的一家休闲小别墅下榻。
本来,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可以立刻离开苏黎世回国,但是,他们要等吴尚鹰和李志圣,预先是说好一起回国的。
李宗仁三人在苏黎世郊外的小别墅里等了两个星期,吴尚鹰和李志圣杳无音信。李宗仁急了,郭德洁更为不安。程思远便与中国在瑞士的有关人士联系,要求紧急调查吴尚鹰、李志圣迟迟不来苏黎世的原因。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吴尚鹰不来苏黎世的原因竟是被一个女人缠住了!原来,吴尚鹰的同居情人伍女士在他临行前为其换衣检查衣袋时,发现了李宗仁给的两千美元支票,遂追根究底查问缘故。吴尚鹰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坦然承认回国之行事。伍女士坚决不让吴尚鹰回国,从此对吴尚鹰进行形影不离的伴随监视,吴尚鹰回国之事遂成泡影。吴尚鹰不走,李志圣一个人走不了,只好也待在美国。
中国在苏黎世的有关人士获悉上述情况后,从安全方面考虑,计划安排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转到洛桑小住。李氏三人深以为然。不料正束装待发,情况突变!有关方面十万火急通知李、郭、程三人务必于七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前离开苏黎世,并且关照买苏黎世到香港的全程机票,但须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下机,中国驻巴基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丁国钰将去机场迎接,由丁大使安排返归中国;当飞机在日内瓦、贝鲁特等中途机场加油时,千万不要下飞机。
对这个突然变故,李宗仁、郭德洁深觉纳闷,连程思远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他们安返祖国后,程思远才知道真情:原来,台湾方面得知首批赴瑞士的特工找不到李宗仁后,命令第二批特工携白崇禧给李宗仁的函件在七月十三日赶到苏黎士。第二批特工共八名,全是能干“活儿”的老特务;他们如果在苏黎世不能解决李宗仁,则立即通知已派往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香港的杀手,准备行动。这些情况,“国防部情报局”都用密码拍发给在苏黎世的台湾特工。张炎元自以为手法高明,处置周密,却不料竟被中国派往瑞士协助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人士将这条电报截获并成功地破译,由此得知李宗仁所处的情势万分危急,于是火速通知李、郭、程三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此举对李宗仁顺利回归祖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搭乘的飞往香港的瑞士航空公司班机腾空而起,平安升空。到机场送行的李宗仁的表弟田桂昌望着渐飞渐高的飞机,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暗自庆幸总算过了这一关。
田桂昌一小时后从机场返回自己家时,家门口竟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台湾刚飞抵苏黎世的第二批特工。田桂昌正为对方竟能找着外人不知道的这个寓所的本领而暗自惊叹时,其中一个开口了:“是田先生吧?”
“我是田桂昌。”
“哈哈,好得很!”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田先生,这是复兴基地的白崇禧将军写给李宗仁先生的亲笔信。”
“哦!非常抱歉,李先生夫妇到罗马去了。”
“是吗?那好,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从这时起,这两个特工便轮流守候在田家门口,监视着田桂昌,一直到传来李宗仁确实已返归中国的消息后才撤离。
却说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乘上飞机后,严守有关方面的通知,当飞机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降落加油时都未下飞机。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零三分,他们所搭乘的航班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再次加油。
飞机刚停稳,李宗仁一行三人便整理好行李起身要下机。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见状深感惊异:这三个买了全程票的客人,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降落加油时都不肯下机,为何到卡拉奇却要提前结束这次旅行了?正在这时,机场上响起了一阵尖厉的警报器声,由远渐近,一辆巴基斯坦警车闪烁着顶灯驶抵机舱出口的舷梯下面。
警车刚停稳,便跳下两名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警察。他们顺着舷梯大步奔上去,上到顶端,飞机的机舱门正好打开。两人向空中小姐行礼,其中一人用英语说道:“小姐,对不起,我们例行公事。”
两名警察走进机舱,向迎面而来的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稍一打量,问道:“请问哪位是苏黎世的程先生?”
程思远用英语答道:“我就是。”
“你的两位同伴呢?”
“都在这儿。”程思远指指李宗仁夫妇。
警察说:“请跟我们走。”
莫名惊诧的空中小姐看着警察把三人领出机舱,便用英语低声向客人送别道:“三位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们!”
郭德洁回过头来:“谢谢,祝你们一路平安。”
程思远走在舷梯上时,心里犯了嘀咕:不是说好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来机场接吗,怎么丁大使不见,倒冒出两个警察来了?他想是这么想,但并没向警察发问,因为他坚信周恩来的缜密安排是不会中途误事的。再者,程思远知道,巴基斯坦总统当年三月访问中国,周恩来六月访问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十分友好。因此,巴方出动警察迎接,决不会是这种大事上的差错。
两名警察把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引上警车。车门刚关上,车子就启动了。警车和驶进机场时一样开得飞快,所不同的是未鸣警报,顶灯也关掉了。深夜,卡拉奇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车辆稀少,警车通行无阻。驶入市区后,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突然回过头来,微笑着,伸出手来握着李宗仁的手:“李先生、郭女士,还有程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特来迎接你们。”
“谢谢周总理!谢谢大使先生!”李宗仁十分激动,用力握着丁国钰的手。
丁国钰说:“不用谢,都是自己人。”稍停,丁国钰大使又说:“本来我们已在市中心一家豪华宾馆为你们订了空调客房以度七月酷暑,但台湾方面已在加紧行动,考虑安全,只好把你们直接送到我们使馆一起住了。”
程思远说:“总理和大使先生安排周到,我们完全放心。”
车抵大使馆,李宗仁一行三人受到使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
与此同时,受台湾特务机构指派而准备行刺李宗仁的两名异国杀手,却在卡拉奇国际机场被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警探逮捕!
台湾方面在策划暗杀李宗仁时,为了避免事后可能引起嫌疑和麻烦,决定雇佣外国人充任杀手。守候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这两名杀手是印度人,都当过特种兵,退伍后混迹于黑社会也曾经开过杀戒。因此,当台湾特工找他们谈这笔交易时,他们一口应允。他们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已抵达卡拉奇,领了活动经费和无声手枪,待在一家旅馆里等候行动指令。
七月十三日傍晚,第二批赴苏黎世的台湾特工从弗雷加登机场候机厅的录像带中发现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已经登机离开苏黎世,于是火速通知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香港的杀手,命令他们紧急出动,在机场暗杀李宗仁。卡拉奇的这两名印度杀手于是作好准备,在苏黎世班机抵达前的一个多小时便来到机场守候。
印度杀手根本不知道也没料到中国大使馆会联系动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部门的警车去接李宗仁,所以当李宗仁三人已经坐车离开机场后,两人还待在机场出口眼不错珠地盯着一个个往外走的旅客……
瑞航班机上的乘客一个个地从印度杀手面前走过,走向机场的休息室。突然,杀手眼里映现出两张看上去似曾相识的脸孔。那是两个男子,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五十来岁,西装革履,神态举止显得气度不凡。尤其是那个年长者,更是一副大亨派头!杀手赶紧核对照片,越看越觉得像,于是断定:十有八九是“目标”!正待开枪,又觉似乎尚有疑问:情报说李氏一行三人,还有一个女的怎么不见?
杀手悄声交换意见,决定去试试说什么话,如果说中国话,准是“目标”,立即下手!当他们凑上去跟那两个人搭话时,听到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日本语——原来这两位是日本的企业家。
印度杀手开始着急,他们在候机大厅和酒吧间像一对幽灵似地转悠着,以便截杀目标,将雇主许诺的八万美金拿到手。然而,他们最终失望了。瑞航班机的全部旅客一一从眼皮下走完了,都未能发现要找的“目标”。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身旁不知怎的围上了几个巴基斯坦彪形大汉,低声喝令:“跟我们走”。
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局的审讯室里,两名印度杀手供认了受雇台湾特务机构准备行刺李宗仁的经过。
七月十三日之夜,对于在台湾的张炎元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晚上八时许,从苏黎世发来的一份急电称,李宗仁已搭乘瑞航班机离开苏黎世,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香港的杀手已经出动,请总部等候佳音。张炎元真的决定静候佳音,回掉了一个官场挚友的家庭舞会邀请,并且不回家,就在局本部机关过夜。随着时间的消逝,从日内瓦、雅典、贝鲁特三地传来消息:下机休息的乘客中没有李氏三人!
张炎元把希望寄于卡拉奇。他查看了瑞航班机的时刻表,知道该航班将于三时过后降落于卡拉奇国际机场,一小时后起飞,直飞香港启德机场。但是,张炎元一直等到清晨五时,卡拉奇也没有消息!他顿觉蹊跷,一阵考虑后命令向卡拉奇的台湾特工发急电询问情由。命令下达后,张炎元打了一串哈欠,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一熬夜就觉得困乏。他决定睡一会,临睡前吩咐秘书:“无论是卡拉奇还是香港,一有消息立刻叫醒我!”
上午十时许,张炎元被叫醒了。他一睁开眼睛就发现桌上放着两份电报,马上抓过来看。从译电时间看,卡拉奇和香港的电报几乎是同时接收的。
卡拉奇的电报内容是:未闻“目标”消息,连行动员也找不到。
香港的电报内容是:该次航班在本港下机乘客中无“目标”!
张炎元一看之下,眉头直皱:苏黎世的消息说李氏三人已经登机离开,但该航班所经各地直至终点站怎么都没有发现他们呢?难道李宗仁失踪了?
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光投入的财政开支就有几十万美元,如果未完成任务,如何向蒋“总统”交差?张炎元着急了,马上召来几位智囊人物商量。
几位智囊人物都是“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他们听张炎元介绍情况后分析:苏黎世方面的情报来自机场录像带,应该说是确凿的,李宗仁三人肯定上了瑞航班机。但是终点站香港却未见这三个下机,这说明他们已在中途下机了。该航班中途停留四地: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这四个中途站国家中,唯巴基斯坦与中国特别友好。因此,估计李宗仁三人极可能已在卡拉奇下机了。
巧的是,会议进行到这当儿,派赴卡拉奇的台湾特工发来了一份密电,向张炎元报告:经多方调查,两名雇佣的印度杀手已经被巴基斯坦警方在卡拉奇国际机场拘捕。
张炎元看过电报后,说:“李宗仁肯定在卡拉奇下机了!”
特工专家为局长出“补救主意”:严密监视卡拉奇国际机场;在卡拉奇市内各宾馆查寻“目标”;严格监视大陆驻巴使馆。
这三条措施,张炎元全部采纳,当即下令急电卡拉奇的台湾特工照办。之后,张炎元立即驱车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了张炎元的报告,愣怔了一会,问道:“你这个局长,还有什么好办法?”
张炎元回答说:“报告‘总统’,我已密电有关人员严密监视共党驻巴使馆,并派员暗中盯住了卡拉奇机场。”
蒋介石听了很不满意:“这怎么行!守株待兔,李老广还会傻到来自投罗网?”
“报告‘总统’,这个……”
蒋介石打断道:“你必须在两天内侦知李宗仁的下榻处,如住在旅馆,当即解决!如果住在共党驻巴使馆内,则务须弄清他们投共所乘飞机之机型、班次、时间和航线,然后……”蒋介石稍停了一下,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尽一切可能在他去飞机场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再来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退一步说,飞机解决不成,在其航行途中,我复兴基地空军战斗机可为之孤注一掷!”
张炎元大吃一惊,定定神壮着胆子疑道:“报告‘总统’,班机为他国所有,机上其他旅客……这样做,于国际法……”
蒋介石说:“我还顾得那么多吗?你只管去执行你那一部分,空军的事归我下令,不用你操心!”
张炎元只好点头受命:“是!”
但是,卡拉奇不是台北,尽管张炎元下了严令,尽管台湾特工在那里费尽心机,然而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处劣势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毫无作用,四天后,李宗仁夫妇搭乘波音707飞机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祖国。
追杀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西乡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国民党桂系领袖,一级陆军上将。一九一○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冬,经李济深、陈铭枢介绍,重新登记,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十七岁就投身行伍,开始戎马生涯,在军界度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从兴师讨袁、统一广西,到誓师北伐,抗日战争,身经数十战役,由护国军的一个排长,一直当到国民政府的副总统、代总统。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李宗仁所依靠的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彻底溃败。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李宗仁从南宁乘追云号专机飞往香港,当天就住进太和医院休养。此后,他严辞蒋介石派出的几伙说客的劝告,拒赴台湾,于十二月五日由香港飞往美国,医治胃溃疡。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李宗仁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盎格鲁林镇定居。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上午时许,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女士,搭乘波音707客机,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回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起轰动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的,从开始酝酿到最后实现,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漫长岁月。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亚洲、非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四月二十三日,在八个国家的代表团总联席会议上,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这个声明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李宗仁在美国获悉周恩来总理的声明,深感兴奋。他认为,周总理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心属爱国之士,均应竭诚拥护,并为促其实现而共同努力。同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鲜明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
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这时开始,一直是李宗仁的智囊人物的程思远,着手为李宗仁回归祖国作准备。当时,程思远居住在香港,他曾先后五次上北京,晋谒周恩来总理,联系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事宜。程思远还多次赴美国向李宗仁通报情况。李宗仁通过和程思远的往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了解,叶落归根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一九六三年春,李宗仁接到程思远的秘密通知,让他去欧洲旅游。李宗仁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护照。移民局官员深知李宗仁是一个政治敏感人物,况且台湾当局也屡次要求美国对其予以“密切注视”。因此,移民局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发给李宗仁旅游护照,同时通知联邦调查局派人秘密跟踪。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李宗仁从纽约机场一上飞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两名高级侦探就形影不离地跟踪上了。在四个月的旅游期间,这两名侦探弄得精疲力竭,并没有发现李宗仁有什么可疑行动,精神上便松懈了。这时,程思远从香港赶到苏黎世和李宗仁会晤。在苏黎世通往巴尔的公路上,程思远在轿车里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恩来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第一,李先生可以回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再回去,如果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总之,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李宗仁听完说:“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李宗仁这次在欧洲待了七个多月,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返回美国。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世界的地位也随之迅速提高。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二月十二日,李宗仁在美国《先锋论坛报》发表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仿效法国政府“迅速调整中美关系”。
李宗仁发表的公开信虽然未引起约翰逊总统的重视,但也没对他产生反感。倒是大洋这边台湾岛上的蒋“总统”坐不住了,他仔细阅读“公开信”后,猜测道:“李德邻此举必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蒋介石思忖再三,决定立即采取两手紧急对策:一是软刀子捅——派人胁迫和李宗仁一直关系甚笃、同为国民党桂系领袖的白崇禧给李发电报,“陈明利害”以进行恐吓;二是硬棍子打,命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张炎元派精干特工赴美国严密监视李宗仁,若李宗仁有投奔大陆中共方面之迹象,则可用非常手段解决之。
白崇禧,字健生,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曾先后担任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北伐军参谋长、国防部长等高级职务,在国民党中以富韬略而闻名,人称“小诸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白崇禧的军队除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就歼,白乘飞机逃往台湾。一九五O年,白崇禧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蒋介石惯于排斥异己,对白崇禧采取威胁方针。一九五二年,蒋介石通过蒋经国派特务去白崇禧寓所搜查,抄走了不少黄金和美钞。自此,白崇禧对蒋介石极为害怕。这次蒋介石派人去对白崇禧一说对李宗仁“陈明利害”事,白当即致电李宗仁,云:“‘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二月二十日投函纽约前(先)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匪,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立场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李宗仁收到白崇禧的电报,长叹道:“健生出于无奈,他已成了蒋介石手中的木偶。”
一九六五年三月,李宗仁写信给居住在香港的程思远,表示他欲回祖国大陆定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愿呆在美国碌碌无为虚度残年。
程思远收到李宗仁的信后,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往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审时度势,确认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时机业已成熟。
四月初,李宗仁在美国得到这个消息,顿时欣喜若狂。他立即赶到夫人郭德洁住院治疗的医院,将决意回归祖国的计划告诉了夫人。郭德洁听后,说:“德邻,我决定跟你一起回国。”
这太突然了!原来郭德洁早已入美国籍,原本不打算回国,这回突然改变主意,李宗仁深感诧异,说:“一起走,这太显眼。”
郭德洁想了想说:“那么,你先到瑞士表弟那儿去,我一周后再去。”
李宗仁同意了。
郭德洁突然改变主意,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同时也是个痛苦的隐密。由于行期迫在眉睫,郭德洁不能把这个隐密告诉丈夫。几天前,那位替她做乳腺瘤切除手术的医学博士告诉她:“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严格的,他只为你保留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实在太短暂了。我希望你能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有限时光。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最后忠告。”上帝已经宣判了她的死期。郭德洁觉得,在失去生命之前如果失去祖国,那将是另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于是,她才一改初衷,决心在短短余生赶回祖国去,以免在哪一天魂游异邦。
按照程思远的信息反馈,李宗仁开始实施他那周密的归根计划。
四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去了纽华克城移民局。他向该局申请办理出境旅游护照,说要带他刚动过手术的夫人去瑞士小住疗养。由于李宗仁身份特殊,移民局一般官员对他的申请不敢处理,上报到局部。移民局副局长维斯霍破例亲自受理此事。这位副局长立即调阅档案,发现李宗仁已在一九五七年申请为美国永久性移民。一九六三年,李宗仁经意大利赴瑞士旅游时,移民局曾通知联邦调查局派人秘密跟踪监视,后来李宗仁如期飞返纽约,赶回寓所过上了圣诞节。维斯霍于是认定李宗仁这次与上次一样,只是短期旅游疗养,便不再告知联邦调查局,而在李宗仁提出申请后的第六天便发给了出国护照。
六月十三日,李宗仁只身飞往瑞士。临行前,李宗仁已与好友吴尚鹰相约一同回国,还嘱其帮带次子李志圣随后赶到苏黎世。李宗仁给了吴尚鹰两千美元的支票作旅费。
这天,李宗仁的儿子李志圣送走父亲后,马上给香港的程思远打国际长途:“货已于今日启运。”
程思远明白李宗仁已经离开美国,大为欣喜。他很想即刻向北京打电话,但考虑到万一电话被窃听,机密泄露,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次日,程思远指派夫人石泓专程到广州往北京打电话,向中南海报告消息。
周恩来总理接到报告,马上决定:请程思远先生速来北京。
6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在统战部礼堂会见程思远。
程思远介绍了李宗仁飞往苏黎世的背景和情况。周荣鑫告诉程思远:“总理已于今晨飞往非洲访问,临行前将李宗仁先生回国的安排事宜,包括地点、路线及有关技术性细节均交代我们代为转告。你到苏黎世面晤李先生,到时会有专人与你联系,你会从那里得到应有的协助。”
第二天,程思远离京返港,随后便飞往苏黎世。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即李宗仁离美赴苏黎世的十天后。晚上九时许,一条黑影悄然来到“中华民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大门口,伸手按响了电铃。
门很快就开了,两名穿便衣的警卫出现在黑影面前。黑影不等他们开口询问,便压低了声音作自我介绍:“我是‘国防部情报局’派赴美国执行特别任务的特工,有急事要见‘总领事’先生!”
警卫把他带了进去。“总领事”邰德宇正准备休息,闻报立刻出来。那特工冲邰德宇鞠了个躬,说:“邰先生,敝人姓赵名鞠平,是‘情报局’张炎元局长亲自派遣赴美监视李宗仁的特工小组组长,因有紧急情报须立即向台北报告,考虑到保密因素,请求动用领事馆的备用密码,希望邰先生准许。”
邰德宇闻言眉峰一耸,问道:“怎么,李宗仁……”
“李宗仁去苏黎世了!”
“这好像不值得如此紧张,他前些年也去欧洲旅游过一趟,不是也没什么吗?”
“邰先生,您有所不知,这次李宗仁是瞒过我们的监视人员,悄然出境的。而且,今天我们获得可靠消息,李的夫人郭德洁将李在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房产变卖后,于今天下午也飞往苏黎世去了!”
“哦!”邰德宇大吃一惊,“难道李宗仁准备逃往大陆?”
“完全有可能!因此我必须向台北报告!”张炎元得到这份情报后,当即驱车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总统”报告。
蒋介石闻报大怒,拍着桌子道:“我早就怀疑李宗仁有朝一日会叛逃大陆,对你曾当面说过几次,让你务必严加防范。可是,你这是怎么搞的?嗯?饭桶!”
张炎元吓得颤颤抖抖:“报告‘总统’,敝职对此不敢轻怠,早已尊遁‘总统’的面谕派特工去美国……”
蒋介石不想听他啰嗦,打断道:“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李宗仁去大陆!记住,必要时,可以动用非常手段紧急处置,不必请示!”
“是!”
蒋介石稍一思忖,又下令:“你去找白健生,让他立即给李德邻写一封信,劝李不要自讨没趣。”
“报告‘总统’,白崇禧患病住院!”
“到医院去找他!”
张炎元于是立刻召集手下一班特务头目开会,落实“领袖面谕”。这个会开了大半夜,决定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第一,立即派一个特工小组飞赴苏黎世,严密监视李宗仁,随时向台北总部报告李的动态。
第二,请白崇禧给李宗仁写一封亲笔信,派专人送往苏黎世李宗仁处。
第三,争取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让美方派特工参与阻止李宗“仁叛”逃大陆的行动。
第四,李宗仁回大陆,必定要乘欧洲航空公司的民航飞机。查资料得知,从苏黎世到香港的国际航班途中将停靠以下城市: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派刺客在这四个城市并苏黎世、香港,准备刺杀李宗仁。
这几条措施迅速一一得到落实。但是,其中第三条措施却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根据特工专家预先拟定的方案,是指使受台湾控制的一家由华侨办的报纸放出风声,云:李宗仁在盎格鲁林镇寓所的邻居刘某、温某两个华侨乃是大陆中共派来的策反人员,早在十年前便潜伏于李宗仁左右。这次李宗仁取道欧洲要投奔共产党,则是他们秘密工作的结果……特工专家估计,美国方面听到这个消息后,一定会派人去瑞士截住李宗仁。但是,事实是:联邦调查局闻讯确实大为震惊,但是他们并未立即派人赴瑞士,而是派出数十人分头突击调查。最后,联邦调查局发现他们被台湾方面愚弄了:李宗仁的两位邻居,刘某乃是一个对共产党一无所知的小首饰匠,温某则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律师。联邦调查局恼怒之下,便对此事撒手不管了。
却说第一批赶到苏黎世的台湾特工,一下飞机便开始调查李宗仁的下榻处。这项调查不大好进行,苏黎世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风景胜地、旅游城市,宾馆、饭店、旅馆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而台湾特工人既少,语言也有障碍,而且李宗仁肯定用化名甚至其他国籍作住宿登记,他们无法通过查总服务台的“旅客住宿登记”去认定,只好分头去大堂、餐厅守候辨认,或者向楼面侍应生塞小费代为查认。
台湾特工从六月二十五日一直调查到六月二十九日,总算查到了李宗仁夫妇的下落。原来李宗仁为防止安全出问题,不但化名,还特意选择了一家跟他的身份不相称的小旅馆作为下榻处。台湾特工查遍了苏黎世的饭店、宾馆,均告失望,方才想到李宗仁也许另有招术,于是去小旅馆调查。终于在一家位于冷僻地段的小旅馆查到李宗仁夫妇,但就在特工去的前两小时,李宗仁夫妇已经离开了!李宗仁夫妇离开旅馆是听了程思远的建议。程思远于六月二十八日抵苏黎世后,向李宗仁转达了北京方面的安排,然后说:“为防万一在旅馆暴露行动机密,我看我们最好住到郊外去。”
对程思远的这个建议,李宗仁、郭德洁均表示赞同。于是,次日,他们迁居苏黎世郊外的一家休闲小别墅下榻。
本来,李宗仁夫妇及程思远可以立刻离开苏黎世回国,但是,他们要等吴尚鹰和李志圣,预先是说好一起回国的。
李宗仁三人在苏黎世郊外的小别墅里等了两个星期,吴尚鹰和李志圣杳无音信。李宗仁急了,郭德洁更为不安。程思远便与中国在瑞士的有关人士联系,要求紧急调查吴尚鹰、李志圣迟迟不来苏黎世的原因。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吴尚鹰不来苏黎世的原因竟是被一个女人缠住了!原来,吴尚鹰的同居情人伍女士在他临行前为其换衣检查衣袋时,发现了李宗仁给的两千美元支票,遂追根究底查问缘故。吴尚鹰难以自圆其说,只好坦然承认回国之行事。伍女士坚决不让吴尚鹰回国,从此对吴尚鹰进行形影不离的伴随监视,吴尚鹰回国之事遂成泡影。吴尚鹰不走,李志圣一个人走不了,只好也待在美国。
中国在苏黎世的有关人士获悉上述情况后,从安全方面考虑,计划安排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三人转到洛桑小住。李氏三人深以为然。不料正束装待发,情况突变!有关方面十万火急通知李、郭、程三人务必于七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前离开苏黎世,并且关照买苏黎世到香港的全程机票,但须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下机,中国驻巴基斯坦特命全权大使丁国钰将去机场迎接,由丁大使安排返归中国;当飞机在日内瓦、贝鲁特等中途机场加油时,千万不要下飞机。
对这个突然变故,李宗仁、郭德洁深觉纳闷,连程思远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他们安返祖国后,程思远才知道真情:原来,台湾方面得知首批赴瑞士的特工找不到李宗仁后,命令第二批特工携白崇禧给李宗仁的函件在七月十三日赶到苏黎士。第二批特工共八名,全是能干“活儿”的老特务;他们如果在苏黎世不能解决李宗仁,则立即通知已派往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香港的杀手,准备行动。这些情况,“国防部情报局”都用密码拍发给在苏黎世的台湾特工。张炎元自以为手法高明,处置周密,却不料竟被中国派往瑞士协助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人士将这条电报截获并成功地破译,由此得知李宗仁所处的情势万分危急,于是火速通知李、郭、程三人。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此举对李宗仁顺利回归祖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七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苏黎世弗雷加登机场,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搭乘的飞往香港的瑞士航空公司班机腾空而起,平安升空。到机场送行的李宗仁的表弟田桂昌望着渐飞渐高的飞机,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暗自庆幸总算过了这一关。
田桂昌一小时后从机场返回自己家时,家门口竟站着两个彪形大汉——台湾刚飞抵苏黎世的第二批特工。田桂昌正为对方竟能找着外人不知道的这个寓所的本领而暗自惊叹时,其中一个开口了:“是田先生吧?”
“我是田桂昌。”
“哈哈,好得很!”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田先生,这是复兴基地的白崇禧将军写给李宗仁先生的亲笔信。”
“哦!非常抱歉,李先生夫妇到罗马去了。”
“是吗?那好,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从这时起,这两个特工便轮流守候在田家门口,监视着田桂昌,一直到传来李宗仁确实已返归中国的消息后才撤离。
却说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乘上飞机后,严守有关方面的通知,当飞机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降落加油时都未下飞机。七月十四日凌晨三时零三分,他们所搭乘的航班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再次加油。
飞机刚停稳,李宗仁一行三人便整理好行李起身要下机。金发碧眼的空中小姐见状深感惊异:这三个买了全程票的客人,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降落加油时都不肯下机,为何到卡拉奇却要提前结束这次旅行了?正在这时,机场上响起了一阵尖厉的警报器声,由远渐近,一辆巴基斯坦警车闪烁着顶灯驶抵机舱出口的舷梯下面。
警车刚停稳,便跳下两名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警察。他们顺着舷梯大步奔上去,上到顶端,飞机的机舱门正好打开。两人向空中小姐行礼,其中一人用英语说道:“小姐,对不起,我们例行公事。”
两名警察走进机舱,向迎面而来的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稍一打量,问道:“请问哪位是苏黎世的程先生?”
程思远用英语答道:“我就是。”
“你的两位同伴呢?”
“都在这儿。”程思远指指李宗仁夫妇。
警察说:“请跟我们走。”
莫名惊诧的空中小姐看着警察把三人领出机舱,便用英语低声向客人送别道:“三位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们!”
郭德洁回过头来:“谢谢,祝你们一路平安。”
程思远走在舷梯上时,心里犯了嘀咕:不是说好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来机场接吗,怎么丁大使不见,倒冒出两个警察来了?他想是这么想,但并没向警察发问,因为他坚信周恩来的缜密安排是不会中途误事的。再者,程思远知道,巴基斯坦总统当年三月访问中国,周恩来六月访问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十分友好。因此,巴方出动警察迎接,决不会是这种大事上的差错。
两名警察把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引上警车。车门刚关上,车子就启动了。警车和驶进机场时一样开得飞快,所不同的是未鸣警报,顶灯也关掉了。深夜,卡拉奇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上车辆稀少,警车通行无阻。驶入市区后,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突然回过头来,微笑着,伸出手来握着李宗仁的手:“李先生、郭女士,还有程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大使丁国钰,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特来迎接你们。”
“谢谢周总理!谢谢大使先生!”李宗仁十分激动,用力握着丁国钰的手。
丁国钰说:“不用谢,都是自己人。”稍停,丁国钰大使又说:“本来我们已在市中心一家豪华宾馆为你们订了空调客房以度七月酷暑,但台湾方面已在加紧行动,考虑安全,只好把你们直接送到我们使馆一起住了。”
程思远说:“总理和大使先生安排周到,我们完全放心。”
车抵大使馆,李宗仁一行三人受到使馆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
与此同时,受台湾特务机构指派而准备行刺李宗仁的两名异国杀手,却在卡拉奇国际机场被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警探逮捕!
台湾方面在策划暗杀李宗仁时,为了避免事后可能引起嫌疑和麻烦,决定雇佣外国人充任杀手。守候在卡拉奇国际机场的这两名杀手是印度人,都当过特种兵,退伍后混迹于黑社会也曾经开过杀戒。因此,当台湾特工找他们谈这笔交易时,他们一口应允。他们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已抵达卡拉奇,领了活动经费和无声手枪,待在一家旅馆里等候行动指令。
七月十三日傍晚,第二批赴苏黎世的台湾特工从弗雷加登机场候机厅的录像带中发现李宗仁、郭德洁、程思远三人已经登机离开苏黎世,于是火速通知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香港的杀手,命令他们紧急出动,在机场暗杀李宗仁。卡拉奇的这两名印度杀手于是作好准备,在苏黎世班机抵达前的一个多小时便来到机场守候。
印度杀手根本不知道也没料到中国大使馆会联系动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部门的警车去接李宗仁,所以当李宗仁三人已经坐车离开机场后,两人还待在机场出口眼不错珠地盯着一个个往外走的旅客……
瑞航班机上的乘客一个个地从印度杀手面前走过,走向机场的休息室。突然,杀手眼里映现出两张看上去似曾相识的脸孔。那是两个男子,一个六十多岁,一个五十来岁,西装革履,神态举止显得气度不凡。尤其是那个年长者,更是一副大亨派头!杀手赶紧核对照片,越看越觉得像,于是断定:十有八九是“目标”!正待开枪,又觉似乎尚有疑问:情报说李氏一行三人,还有一个女的怎么不见?
杀手悄声交换意见,决定去试试说什么话,如果说中国话,准是“目标”,立即下手!当他们凑上去跟那两个人搭话时,听到的却是一口标准的日本语——原来这两位是日本的企业家。
印度杀手开始着急,他们在候机大厅和酒吧间像一对幽灵似地转悠着,以便截杀目标,将雇主许诺的八万美金拿到手。然而,他们最终失望了。瑞航班机的全部旅客一一从眼皮下走完了,都未能发现要找的“目标”。正当两人不知所措时,身旁不知怎的围上了几个巴基斯坦彪形大汉,低声喝令:“跟我们走”。
在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局的审讯室里,两名印度杀手供认了受雇台湾特务机构准备行刺李宗仁的经过。
七月十三日之夜,对于在台湾的张炎元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晚上八时许,从苏黎世发来的一份急电称,李宗仁已搭乘瑞航班机离开苏黎世,在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香港的杀手已经出动,请总部等候佳音。张炎元真的决定静候佳音,回掉了一个官场挚友的家庭舞会邀请,并且不回家,就在局本部机关过夜。随着时间的消逝,从日内瓦、雅典、贝鲁特三地传来消息:下机休息的乘客中没有李氏三人!
张炎元把希望寄于卡拉奇。他查看了瑞航班机的时刻表,知道该航班将于三时过后降落于卡拉奇国际机场,一小时后起飞,直飞香港启德机场。但是,张炎元一直等到清晨五时,卡拉奇也没有消息!他顿觉蹊跷,一阵考虑后命令向卡拉奇的台湾特工发急电询问情由。命令下达后,张炎元打了一串哈欠,毕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一熬夜就觉得困乏。他决定睡一会,临睡前吩咐秘书:“无论是卡拉奇还是香港,一有消息立刻叫醒我!”
上午十时许,张炎元被叫醒了。他一睁开眼睛就发现桌上放着两份电报,马上抓过来看。从译电时间看,卡拉奇和香港的电报几乎是同时接收的。
卡拉奇的电报内容是:未闻“目标”消息,连行动员也找不到。
香港的电报内容是:该次航班在本港下机乘客中无“目标”!
张炎元一看之下,眉头直皱:苏黎世的消息说李氏三人已经登机离开,但该航班所经各地直至终点站怎么都没有发现他们呢?难道李宗仁失踪了?
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光投入的财政开支就有几十万美元,如果未完成任务,如何向蒋“总统”交差?张炎元着急了,马上召来几位智囊人物商量。
几位智囊人物都是“情报局”的特工专家,他们听张炎元介绍情况后分析:苏黎世方面的情报来自机场录像带,应该说是确凿的,李宗仁三人肯定上了瑞航班机。但是终点站香港却未见这三个下机,这说明他们已在中途下机了。该航班中途停留四地: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这四个中途站国家中,唯巴基斯坦与中国特别友好。因此,估计李宗仁三人极可能已在卡拉奇下机了。
巧的是,会议进行到这当儿,派赴卡拉奇的台湾特工发来了一份密电,向张炎元报告:经多方调查,两名雇佣的印度杀手已经被巴基斯坦警方在卡拉奇国际机场拘捕。
张炎元看过电报后,说:“李宗仁肯定在卡拉奇下机了!”
特工专家为局长出“补救主意”:严密监视卡拉奇国际机场;在卡拉奇市内各宾馆查寻“目标”;严格监视大陆驻巴使馆。
这三条措施,张炎元全部采纳,当即下令急电卡拉奇的台湾特工照办。之后,张炎元立即驱车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听了张炎元的报告,愣怔了一会,问道:“你这个局长,还有什么好办法?”
张炎元回答说:“报告‘总统’,我已密电有关人员严密监视共党驻巴使馆,并派员暗中盯住了卡拉奇机场。”
蒋介石听了很不满意:“这怎么行!守株待兔,李老广还会傻到来自投罗网?”
“报告‘总统’,这个……”
蒋介石打断道:“你必须在两天内侦知李宗仁的下榻处,如住在旅馆,当即解决!如果住在共党驻巴使馆内,则务须弄清他们投共所乘飞机之机型、班次、时间和航线,然后……”蒋介石稍停了一下,一拳头砸在桌子上:“尽一切可能在他去飞机场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再来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退一步说,飞机解决不成,在其航行途中,我复兴基地空军战斗机可为之孤注一掷!”
张炎元大吃一惊,定定神壮着胆子疑道:“报告‘总统’,班机为他国所有,机上其他旅客……这样做,于国际法……”
蒋介石说:“我还顾得那么多吗?你只管去执行你那一部分,空军的事归我下令,不用你操心!”
张炎元只好点头受命:“是!”
但是,卡拉奇不是台北,尽管张炎元下了严令,尽管台湾特工在那里费尽心机,然而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都处劣势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毫无作用,四天后,李宗仁夫妇搭乘波音707飞机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祖国。
追杀古耕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怀着仇视态度,联合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既不准中国的农副产品出口,也不准他们的工业产品销往中国,企图用这种策略将新中国“困死”。
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以农副业为主。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一些原本出口的农副产品无法出口,造成积压;与此同时,一些本国当时不能生产而全依赖进口来维持的工业产品、战略物资却因不再能进口而十分短缺,影响了国民生活和备战。中共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政治局连续开会专门讨论,研究对策。
一九五○年四月中旬,中央五大常委再次开会讨论如何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就像打仗一样,要灵活机动些。”会议受毛主席这句话的启发,定下了“曲线贸易”的方针。
所谓“曲线贸易”,就是在境外寻找合适的资本家充当中间商角色,将大陆的农副产品以“再贸易”的形式销往国外,然后再将国外的工业产品销回大陆。通过这种形式,可以用本国积压的农副产品换取急需的工业品和战略物资。
周恩来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针对农副产品中猪鬃积压甚多而国际市场上又缺猪鬃这一状况,周恩来决定先以猪鬃做文章。周恩来召见有关人员,询问道:以前有个人称“猪鬃大王”的古耕虞先生,现在在哪里?
有关方面了解后,向周总理报告:古耕虞在香港仍在做猪鬃生意,他在香港和纽约都有公司。
于是,周恩来派人去香港找古耕虞,委托他将大陆的猪鬃推销到国外,换购工业品。古耕虞是个爱国资本家,热爱新中国,深明大义,当即表示:周总理的委托,义不容辞,一定办好!
古耕虞接受周恩来的委托后,对赴美国做生意作了周密的考虑。当时,古耕虞所持有的是“中华民国”发的护照,他在纽约的子公司向美国政府注册,又是美国的法人,到美国去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猪鬃是从中国大陆运出来的,尽管他确确实实是个买卖人,而且到美国只是去推销和采购,不过美国方面若是从政治上找岔子,那还是找得到的。不过,对此古耕虞并不害怕,因为他在美国人眼中,应当说是“不带一点红” ——他只是一个在香港销猪鬃的商人,他的夫人、子女、兄弟等都在美国或者香港。大陆只留一个直系亲属——他的母亲。为了避免美国方面找麻烦,古耕虞决定把母亲接到香港。
一九五○年六月中旬,古耕虞把母亲接到香港后,便动身去了美国。
古耕虞在纽约的公司,是隶属于香港总公司的一家子公司,共有九名职员,四名中国人,五名美国人。古耕虞赴美后,这家规模不大的公司生意做得很红火。他抵达纽约的头一个星期,就推销出去了七十万磅猪鬃,同时在美国采购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如重型卡车轮胎、五金、烟胶等,以易货方式进行交换。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闻讯连声称好。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了震动全世界的朝鲜战争。十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援朝抗击美国侵略者。尽管中美两国在朝鲜兵戎相见,但是古耕虞在美国的猪鬃生意照做。这一年,中国猪鬃出口额是空前的,创历史最高记录。仅一九五○年八月到十二月,古耕虞的公司就推销猪鬃八百余万磅,价值几千万美元。
古耕虞和美国做猪鬃生意,初时未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当时台湾在香港的特务活动,以毛人凤的“保密局”为最甚。“保密局”特工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刺探大陆情报和搞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上,对其他方面未予重视。古耕虞被蒋介石圈上名字,是从蒋氏看了潜伏在美国的“海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的特工发往台北的一份情报以后开始的。一九五○十一月间,纽约一家公司的经理邀请古耕虞到郊外的别墅度周末。当时,美国商务部对外贸易处的处长也在那里作客。经主人介绍,这位处长知道古耕虞是中国商界赫赫有名的“猪鬃大王”,便向古透露了一个消息,说美国战略物资局准备买进三百万磅长猪鬃,问他有没有办法从中共手中弄到这批货。美国处长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披着“华侨商人”外衣的台湾中央党部第三组特工也在场,作为一名情报特工,自有与众不同的敏感性,他认为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美国这样大量购进长猪鬃,是要囤积战略物资,从而看出美国准备在朝鲜战场上长期打下去。于是,这个情报特工便向台北发回了这条情报。
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的情报专家认为这是一条重要情报,便层层上送,一直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看了情报,随手在面前的台历上写下了“古耕虞”的名字,当时没有说什么,但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后,忽然对秘书吩咐道:“叫郑彦棻来一趟!”
郑彦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组长,后来的“海外工作委员会”首任“主任”,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到一九六二年。郑彦棻接到蒋介石秘书室的电话,当即驱车前往“总统府”。
蒋介石问道:“古耕虞是什么人?”
古耕虞?郑彦棻一愣,马上想起不久前呈送的那条情报,便回答道:“古耕虞是专做猪鬃生意的商人,早在抗战时商界就称他‘猪鬃大王’。”
“这个‘猪鬃大王’在帮大陆共党推销猪鬃、采购重要战略物资,这个情况你们第三组是否知道?”
郑彦棻一听话音不对,原本是坐着的,马上站起来,立正道:“报告‘总统’,这件事……”
蒋介石摆摆手:“你不必解释,我也不想追究。我要你注意的是:古耕虞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私通共党行为,应当对他采取措施!”
“报告‘总统’,敝职遵命!”
蒋介石也站起来,在写字台后面走来走去: “当然,考虑到古耕虞做生意的另一面是美国,从情报内容看来,美国人对他还有所倚重。因此,事情做得不要过于难看,一般说来,适可而止即行,比如,叫他做不成生意。”
“是!‘总统’高见!”
蒋介石突然加重了语气:“但是,如果他执迷不悟,则可采取严厉措施,直至制裁!”
郑彦棻衔命而归,把蒋介石的意思向手下一名科长转达了道:“此事由你负责,全权处置。记住,关键是使古耕虞做不成生意。不过,如果要采取制裁措施,必须经我批准!”
这个科长名叫涂涛声,中统老特工,对搞“行动”很有一套。他所掌管的这个科有三十六名特工,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杀人、投毒、爆炸、纵火等“活儿”干起来得心应手,被特工界称为第三组的“王牌科”。
涂涛声受命后,和几个心腹特工商议如何落实这桩差使。议下来的结果,决定“先礼后兵”,先给古耕虞寄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许和大陆方面做生意。
一九五○年十二月中旬,古耕虞在香港的公司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全文如下:
“猪鬃大王”古先生台鉴:
闻汝专为大陆共匪推销猪鬃、采购战略物资,此等通匪资匪行径,实在令人痛恨!现本会特警告汝:应立即悬崖勒马,否则必有丧命之祸!勿谓言之不予也!
信纸的空白处还画着一把滴血的匕首。
香港方面立刻向纽约挂国际长途,向古耕虞报告这一情况。古耕虞镇定地说:“知道了,不要害怕。”
却说涂涛声寄出恐吓信后,通知在美国的台湾特工注意有无效果。不久,那边传来消息说:古耕虞的公司仍在正常做生意,刚把美国战略物资局所要的三百万磅中国长鬃运抵美国,换取了卡车轮胎和西药、手术器械,这些物资已装上海轮启运香港。
涂涛声决定“解决”“猪鬃大王”,因为郑彦棻有言在先,便去请示。但郑彦不同意搞“行动”,说:“不到迫不得已的地步,还是不走这一步为好,你再想想办法吧。”
涂涛声正盘算如何使“猪鬃大王”做不成生意时,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大陆在美国的所有公私资金。
涂涛声得到这个消息,喜上眉梢:这真是“天助我也”!古耕虞的资金一冻结,看他还怎么做生意?哈哈,这倒也省得我费心劳神了!
杜鲁门总统下冻结令的第三天,古耕虞由纽约返香港。和涂涛声的估计相反,“猪鬃大王”是怀着乐观的心情登上回港的飞机的。他已经详细研究过美国政府经国会批准的冻结法令,认为自己的资金不在冻结范围之内。他现在只在香港与纽约两地有公司,都是在所在国或当地政府注册的,是法人,他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
这次古耕虞回香港,是为了去北京。他既然在替大陆推销猪鬃,自然要定期去走走。古耕虞在半年前赴美国前,曾经去过北京。当时,周恩来总理曾经宴请他。他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与他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这次去北京,适逢周恩来出访。周恩来知道古耕虞要去北京,临行前特地委托后来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一九五二年八月组建)首任部长的叶季壮宴请“猪鬃大王”。杜鲁门的冻结令出笼伊始,对中国方面有一定震动。叶季壮一见古耕虞,就问他在美国的资金会不会冻结。
古耕虞笑道:“我是向美国政府注过册的公司的法人,在内地又已没有公司,美国不会冻结我的资金,请放心,生意照做!”
不料,仅仅隔了一天,香港的公司就拍来加急电报,向古耕虞报告:他的在美资金已被美国政府冻结。不但被冻结,而且指定为“特别冻结户”,非经美国总统批准,不得解冻!
猪鬃大王一怔,忿然道:“这个决定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我要跟美国政府打官司!”
古耕虞把想法拍发香港,同时让香港公司方面进一步了解情况。哪知,香港的第二封电报传来了更加不妙的消息:美国方面作了一项特别规定,不许“特别冻结户”提出诉讼。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但古耕虞仍旧很乐观。他还是抱定主意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来达到“非诉讼解决”的目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古耕虞回到香港,集中全力办理在美资金的解冻。他所走的第一步,是在纽约、香港两地聘请很有名气的律师;第二步,发电报要在他纽约公司供职的美国职员侯第斯出面办这件事(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驻华美军战略物资局在重庆的主持人);第三步,把担任纽约公司董事长的美国人罗海德请出来,由他向美国财政部交涉此事。
古耕虞不知道,台湾中央党部第三组的特工始终在监视他在纽约公司的一举一动。台湾特工以两千五百美金买通一名美国电讯工人,以检查维修通讯线路为名,在纽约公司的电话线上安装了窃听器。这样,古耕虞以及他的香港公司和纽约方面的每一次通话,都被台湾特工窃听和录音,然后整理成情报发往台北。负责这项行动的涂涛声原以为此事已经定局,古耕虞被列为“特别冻结户”,朝鲜战争打得正热闹,在战争结束前估计是不可能获得解冻的。等到一份份情报从纽约发来,涂涛声才知道事情似乎不那么乐观。“猪鬃大王”经过努力,美国政府会不会作出让步?对此,涂涛声不清楚。他对美国制造的手枪、毒药及一些特工器材了如指掌,运用自如,但对美国的法律却毫不知晓。于是,涂涛声去请教特务机构的涉外法律专家。
专家告诉他:根据美国法律看来,古耕虞如果在中国大陆没有资产,而仅在香港、纽约有资产,那么是不应当将他的在美资金冻结的。但是,现在美国政府已将古耕虞列为“特别冻结户”,并且规定“特别冻结户”不能提出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政府的具体承办此事的官员不予通融,则解冻无望。
涂涛声通过咨询,大受启发:要使古耕虞的资金一直冻结下去,关键在于具体承办的美国官员手里。只要向那位官员“做做工作”,“猪鬃大王”就无戏可唱了!
涂涛声请示郑彦棻后,以郑的名义向纽约的台湾特工发出指令:迅速查明美国政府对古耕虞所作交涉的反应。
不久,从纽约发来一份紧急情报:美国国务院授权驻香港总领事馆作为代表,受理古耕虞要求“复议”的申请。
涂涛声闻之一喜:“在香港做事,比美国方便。先了解一下美国驻港总领事诺克斯先生的有关情况。”
涂涛声当即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郑彦棻指派本部情报部门火速调查诺克斯的情况,以便“对症下药”,予以笼络。
郑彦看了报告,当场批转情报部门办理。
一星期后,中央党部第三组的情报特工便将从香港、华盛顿两地秘密收集而得的情报送到了涂涛声的办公室。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诺克斯的情况如下:纽约市人氏,现年五十一岁,其父是一名专门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中国上海、南京、合肥、汉口开设数家公司,总公司本部设于上海。诺克斯十八岁随父亲、母亲来华,在上海待了七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算得上一个“中国通”。诺克斯在二十世纪中叶回美国后,又考取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转而投身政治活动,在美国外交部任东方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由于和杜鲁门私交很好,由总统提名出任驻港总领事。诺克斯个人生活严谨、刻板,无不良嗜好,但对中国古玩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据说藏有中国自战国至清朝的历代古玩上百件,其中不乏精品。
涂涛声仔细研究了这份情报,想出了一个主意:投其所好,以古玩贿赂诺克斯,让他在处理古耕虞的资金解冻问题上暗中作梗。
涂涛声派人去向台湾故宫博物馆索取古玩,被弹了回来:要取古玩必须凭“总统”的手谕!
涂涛声撞了一鼻子灰,又不敢真的向郑彦棻报告要求蒋介石批准动用故宫博物院的古玩,但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于是打算去台北的古玩铺子去购买。五十年代初,台湾岛的古玩市场交易活跃,货色特多,价格也相对来说较为便宜。但是,即使在这时候,一件可以拿得出手的古玩的价钱也在一万美金以上。涂涛声被这个数字吓住了——他上哪里去弄这笔巨款?
正当涂涛声犯难时,一个部下给他出了个主意:有个日本商人收藏有几件古玩。据说还不错,这人卷进了“二•二八事件”,被警方监视居住。他极想携家小回国,一连申请了九次都未批准,听说正打听买通警察局的路子。此事对于“中央党部”第三组来说,易如反掌,不如帮那日本人办了,换取他的一件古董。涂涛声听了,连连点头,决定照办。
涂涛声去了趟台北市警察局,找了主管此事的一位处长,佯称“中央党部”第三组对河田正雄(那个日本商人)准备“委以特用”,所以希望准予他回国。警方知道第三科是专做海外工作的,自是深信不疑,当场应允。
涂涛声于是派人去找河田正雄谈这笔交易。那个日本人倒也干脆,一口答应捐献他的藏品中最珍贵的一件——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条件是允许他在七十二小时后即能离台赴日。涂涛声于是通知台北市警察局发给他离境证明书,然后去河田正雄处取走了《游春图》。
涂涛声毕竟是吃了多年特工饭的,头脑活络,他拿到《游春图》后不忙出手,而是先请专家来鉴定真假。请来的专家姓荣,人称“荣老板”。荣老板并非考古学家,也不是教授学者,但他祖上七代皆是开古玩铺的,他本人也曾在北京经营过三家古玩铺子。祖传下来和自己钻研积累的古董知识,使他在古玩界名声甚响,是当年“中国古玩同业商会”的七人鉴定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所作的鉴定具有权威价值。
荣老板初时不知鉴定《游春图》,照他事后的说法,叫做“若知道是看《游春图》,我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荣老板断定这幅画是膺品。他一打开河田正雄的《游春图》,马上合拢,往旁边一扔:“假货!看什么?”
涂涛声问:“你凭什么说这幅画是假的?”
荣老板便说出了一番情由——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的艺术价值之高,在世界上是可与凡高的《鸢尾花》、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的。这幅创作于一千二百余年前的艺术精品,为历代皇朝的宫藏之物,直至清廷灭亡,方才失落民间。一九四六年,《游春图》出现在长春市的一家古玩店里,后被北京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蹯忱发现,仅以数千元银洋就买了下来。穆蹯忱找到北京琉璃厂的玉池山房经理马霁川合议,准备将此画转手洋人,以获巨额之利。
这个消息被曾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兼管理处总稽核的中国古代字画鉴赏家、收藏家张伯驹所获,立即当面警告马霁川不准将《游春图》卖给外国人。马霁川理亏,愿以八十条黄金的价格出让给国内买主。张伯驹去找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叔平,想说服马拍板购进,归国家所有。可是故宫博物院的经费少得可怜,没有力量购买。张伯驹无奈之下,决定自己斥资购下《游春图》。张伯驹请琉璃厂“墨宝斋”掌柜马保山、“崇古斋”老板李卓卿出面疏通,使马霁川、穆蹯忱同意以二十条金子将《游春图》卖给张伯驹,但要港条(港条成色好)。
张伯驹卖掉了自己居住的宅邸和太太的所有首饰,终于凑齐了二百两黄金,购下了《游春图》。之后,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曾出价五百两黄金收购《游春图》,遭到拒绝。所以,《游春图》的真迹应在中国大陆(按:一九五二年,张伯驹将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伯虎的《三美图》以及清代几幅名家山水画献给国家,皆由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涂涛声听荣老板如此这般一说,哪有不信之理?顿时大怒,当即通知警察局将河田正雄逮捕,然后派特务过去“审讯”。河田正雄免不了吃一番皮肉之苦,原先谈的交易自然不算数了,最后向中央党部第三科“捐献”了几件古玩,又交了一笔罚金,才换了个“取保候审”。
涂涛声又请荣老板鉴定,这回是真货,但都不是稀珍之物,不过若送进古玩铺子,是能换上不少于五位数的美金的。涂涛声认为送给诺克斯也可以了,便让人打点装箱,准备送往香港。
礼物准备好了,还得物色一个合适的人出面去送给诺克斯。这个人必须是诺克斯的朋友,否则,对方决不肯收这份礼物的。这一点,当然是难不到特务机构的,稍稍一查,就找到了一位姓刘的教授,此人当年是诺克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也时有书信来往。涂涛声把刘教授请来,一番软硬兼施,迫使对方答应去香港走一趟。
诺克斯原本就反对共产主义学说,身为美国政府的官员又“顺理成章”地要执行美国当时的反华政策,又收受了台湾方面的贿赂,自然要坚决地维护美国政府冻结古耕虞资金的决定。他很会耍手腕,自己不出面,让驻港领事馆的下属官员出面,一次次地和古耕虞及古所聘请的律师打交道,态度坚决地拒绝古耕虞关于“解冻”的申请。诺克斯的如意算盘是想以此磨掉古耕虞的锐气,让“猪鬃大王”知难而退,自己罢休。
哪知古耕虞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在多次碰壁以后,毅然致函诺克斯,指出如果再不作实质性的接触,他将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申议,提请诺克斯考虑后果。诺克斯无奈之下,只得约见古耕虞,进行实质性的接触。
诺克斯向古耕虞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把在中国内地的公司卖给中共,作价极低,我们估计只有实际价值的二三成。而且拿到手的不是现钱,是公债。现在我请你回答,你这样做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这是一个布满陷阱的问题,不论怎样回答,都会陷入阱内:若承认是自愿的,那就是同情中共;若承认是被迫的,则会被认定在美资金一旦解冻而继续同中共做生意时,也有可能会“被迫”将资金买公债。
总之,无论怎样回答,资金都不能解冻。
诺克斯自以为聪明,但却难不倒“猪鬃大王”。古耕虞见多识广,事先又专门和律师讨论过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及如何回答,当下马上严肃地说:“总领事先生,你向我提这个问题,是违背美国法律的。我的公司在美国注册,我是一个法人,我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也拒绝宣誓。”
总领事没料到古耕虞会这样回答,显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不禁为之默然。他沉思了一会,突然改口问:“你是哪一年来香港的?”
“1948年。”“你的亲属在哪里?” “一个兄弟在美国,大儿子和大女儿在美国读书,两个儿子和我母亲在香港。至于我和我的夫人,有时在香港,有时在美国。”
“没有其他亲属在大陆吗?”
“一个也没有。”
“这两年你去过大陆吗?”
“没有。”古耕虞当时回大陆都是极端秘密的,为了避免台湾特务的监视,走的路线也是经过选择的,通常绕道澳门。
诺克斯总领事问到这里,知道没有文章可做了,不无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从旁边的书记员那里取过记录,看了一遍,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递给古耕虞:“请古先生读一遍,如果确认记录无误,签上你的姓名。”
古耕虞仔细看了两遍,然后签名。当他把记录送回过去时,脸上露出了微笑——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当双方当事人签名后,这份记录便已经成为一份不可更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诺克斯总领事再狡滑也无法做手脚了。
果然,三个星期后,美国国务院授权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通知古耕虞:美国财政部已经批准,他的公司在美资金可以解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把中国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除非美国政府不要,才能卖给别的国家。如果古耕虞同意,可以到华盛顿签字。
古耕虞接到通知,大喜,对夫人说:“这个条件,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正中下怀。我的任务正是要卖猪鬃给美国。”
古耕虞当即去华盛顿。签字前,古耕虞提出他和中国大陆做生意,美国不要冻结他的资金。美国国务院同意了。
“猪鬃大王”又开始了他的以猪鬃换取战略物资的贸易,但他担心美国政府变卦,便把解冻后的全部款项都汇回国内,密而不宣地交给了人民政府。
却说台湾特务机构见辛苦了这么些日子,竟未能达到目的,不禁大恼。郑彦棻召见涂涛声,说:“那个‘猪鬃大王’,你要给他加加温,免得他折腾得太欢,惹‘总统’不高兴。”
涂涛声点头说:“以敝职愚见,把他干掉算了!”
郑彦棻未置可否,挥挥手把涂涛声打发走了——这是默认的表示。
涂涛声回去后马上召来两名特工:“老朱、小储,你们是广东人,又在香港待过,地形既熟悉,英语也过得去,现在派你们去香港走一趟,把那个做猪鬃生意的古耕虞给干掉。注意,手脚利索点,千万别漏馅!”
朱、储两人领命赴港,先去中央党部第三组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拿了古耕虞的照片及有关资料,呆在旅馆里闭门不出研究了两天,发现古耕虞平时应酬较多,经常去饭店和商界人物吃饭谈生意。根据他们以往的“行动”经验,这种场合最适宜下手,行刺也容易逃遁脱身。于是,两人便通知联络站注意古耕虞的行踪,一有晚上的饭局就预先告知,以作准备。
中央党部第三组香港联络站实际上是一家以经营西药为幌子的特务机构,指挥“第三组”潜伏在香港的一批特工从事特务活动。对古耕虞的“工作”,他们早已在进行,此时不过做得细一些而已。台湾特工其时已用上从美国搞来的窃听器,他们便冒充电话局线路工人将窃听安装在古耕虞所开的公司的电话线路上,日夜进行窃听,企图刺探古耕虞的行踪。
大约过了五六天,台湾特工终于通过窃听掌握了一个情况:三天后,香港商会将在玛丽大道上的帝国酒店举行联谊会,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资本家出席,商会也邀请了古耕虞,古答应届时赴会。联谊会的开始时间是晚上七点三十分。
朱、储两名杀手接到情报,立刻去帝国酒店周围察看地形,决定在联谊会结束时于酒店门口下手行刺猪鬃大王,下手后立即逃离现场,直赴启德机场,搭乘夜航班机离开香港。
行动方案报到台北“中央党部”第三组总部,郑彦棻拍板:可以下手。同时责成香港联络站在朱、储行刺成功后派特务放出风声,诬陷是大陆方面下的毒手,原因是古耕虞不想再跟他们做生意。
联谊会举行的那天,朱、储两人潜至帝国酒店斜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先往帝国酒店打电话询问商会举办的联谊会大约几时结束,然后要了咖啡、点心,一边吃一边等。
将近十一时,联谊会结束了。与会者从帝国酒店大门里拥出来,往停车场去。那里,停着私家车和“的士”。朱、储两人已经观察好进退路线,躲在一辆酒店的运货汽车后面。这辆汽车的前面是通往停车场的一个必经弯道,所有人都必须从他们的眼皮下通过。
大约过去三十多人时,两个杀手瞅见古耕虞过来了,西装革履,气度不凡,边走边和旁边一个胖子悄声说话。朱某以肘弯轻触储某:“是他吗?”
“是的!”
“下手!”
两人同时从怀里拔出手枪,觑得真切,双枪齐发:“啪!啪!”
这两颗子弹,分别击中目标的额头和胸脯,当场栽倒殒命!
枪响后,现场一片混乱,朱、储趁机逃遁。当时,香港往台北没有夜航班机,他们购的是飞往东京的机票。抵达东京后,由于没有入境签证,连机场也未出,几小时后便上了飞往台北的班机。
两名杀手于次日上午十时许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一出机场便雇“的士”直奔“第三组”总部,想去邀功领赏。哪知,顶头上司涂涛声赏给他们的是一顿劈头夹脑的臭骂!
原来,朱、储认错了目标,被暗杀的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黄姓绸缎商,而古耕虞那天因故未赴会。
台湾特工还想找机会下手,但此事不知怎么给美国方面看出了苗头。他们还要和古耕虞做猪鬃生意,中央情报局便通过台湾协防司令部的情报处长(美军)向蒋经国发出暗示性警告,于是台湾方面只好取消了暗杀“猪鬃大王”的计划。
楼主早上好
楼主早上好
感谢你的大力支持!
一帖两篇,厉害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1-2 07:37
追杀古耕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怀着仇视态度,联合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既不准 ...
秃子真是脑子秃了,猪鬃大王这个名号岂是浪得虚名的
tu26160 发表于 2015-11-2 11:27
秃子真是脑子秃了,猪鬃大王这个名号岂是浪得虚名的
秃子老爱骂下边的人是饭桶,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饭桶
第二篇的细节从哪里查到,除非是台湾有人写回忆录,否则只能是编的
猪鬃是指猪颈部和背脊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刚韧富有弹性,不易变形,耐潮湿,不受冷热影响,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是中国传统的出口物资,出口量占世界第一位。
横扫美日 发表于 2015-11-2 11:53
秃子老爱骂下边的人是饭桶,其实自己才是最大的饭桶
凯申是把人才当奴才使用,结果是怎样的想想就明白了。
里面最大的功臣是我军派往瑞士的“有关人士”,当年的情报系统真是逆天啊
谢谢楼主无私制作分享!
这两则故事,楼主自己演绎的成分多了不少,不是太喜欢。不过还是很支持楼主的,谢谢楼主无私制作分享!
这两则故事,楼主自己演绎的成分多了不少,不是太喜欢。不过还是很支持楼主的,谢谢楼主无私制作分享!
别把老东的错算楼主头上啊
误会,误会,刚来这不就,情况不明,抱歉。
美帝和中国也是够了,朝鲜打的欢,这边中国出口给美帝猪鬃,那边买美帝的工业品,不管真假,美帝还整个不许卖别人要求,也是醉了,猪鬃也算是军用物资啊
美帝和中国也是够了,朝鲜打的欢,这边中国出口给美帝猪鬃,那边买美帝的工业品,不管真假,美帝还整个不许 ...
兔子贼鹰相爱相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