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博士：士之死，被谋杀的高贵心灵

也许，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许多人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日渐稀有。在当代国人眼中，真正的中国人必是怪异的人种。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二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因得罪相国晏婴，晏婴进谗于齐王，说三人桀骜不驯，不如除去。齐王说三人武艺超群，难以搏杀。于是晏婴建议齐王赐桃两颗，让三人自叙功劳，优胜者先吃。公孙接、田开疆都争先摆功，各吃了一桃。等到古冶子开口，二人才觉得论功论勇，都不如古冶子，功不如人却争先吃桃，二人深感羞耻，毅然自杀。古冶子大惊，说：“我们同为国士，为争桃而死二人，我若独生，是不仁；用言语吹夸自我，羞辱他人，是不义；悔恨所言所行，又不敢去死，是无勇。”也自杀身亡。晏婴二桃杀三士。



轻易自杀不可提倡，但在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三勇士都看重生命的尊严，对自己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极轻微）为耻，绝不玷污仁义、勇敢、真诚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他们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成为一个人，在于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有如美玉，可以被石头包裹而不改其玉质；若心灵低贱，虽有绫罗绸缎缠身，也只如包裹一堆粪土。在特殊情形下，他们宁愿牺牲肉体生命，以保存高贵的心灵。

这种观念，对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好理解。去年在一次心理学大会上讨论自杀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有精神疾病，但并非所有自杀者都是精神病人，有些自杀者心理是健康的，他们即使自恋也属于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反对。我就举出屈原、文天祥、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的例子，他们的心灵健康程度也许远超当时的常模。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不再争辩。但我心中回响起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我也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人知道，那些选择自杀的中国人也许并不情愿失去肉体生命，但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是很有价值，但不是最高的价值。

这曾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人，宁死也绝不肯无尊严而苟活，这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源，重道、重情、重仁义、重尊严、重操守。

比如西周的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目中不义的政权，逃入深山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

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安宁，料知必死也还要去叛军营中试图劝降。



比如文天祥，即使宋朝已亡，即使宋帝已降，也宁死不肯屈从元朝。

比如明代亡国，满清入侵之后，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甘愿自杀也不剃发投降。

比如抗日战争中宁被虐杀也不叛国的烈士们，激励着脚穿草鞋、手持劣质武器的中国军民与凶残的日寇血战到底……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

当然，这种中国精神不仅见于生死之际，更见于荣辱得失之际。比如苏轼，为了坚持有益人民的政见，一次次被贬，直至贬去当时最荒凉的烟瘴之地海南岛。比如范仲淹，变法失败后被贬去江湖之远，仍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石可破，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不可夺其赤。”翻开中国历史，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歌可泣。



正因为有这种骨鲠的“中国精神”，中国人才能在外敌入侵时，宁愿用血肉筑起长城，也不做亡国奴；才能在暴君淫威下，宁愿慷慨赴死，也不放弃内心的正义。士，以高贵的心灵为依托，不惧任何强暴，维护世间的道义，让人类有仁爱，有秩序，有公理。士，是真正中国人、真正中国精神的代表。

这种精神，对于个体的生存来说，也许并非最适合，但对民族的强健，意义重大。一个民族敢于用生命保护正义的人越多，这个民族整体上能得到的正义便越多，民族必然繁荣昌盛。

遗憾的是，这种人，这种精神，最近两千年来的趋势是日渐消亡。

有个古代笑话，说一位常读错字的秀才死后来到冥界，阎王问他来世的愿望，他说想当一只母狗。阎王很奇怪，问何故，他回答：“古人云，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做母狗太幸福了。”

其实《礼记》上的原话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意为：面对钱财，不要苟且获取；面对危难，也不要苟且回避。秀才读错了字，以“毋苟”为“母狗”，所以想当母狗。但关键不在于读错字，而在于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有便宜就占、有困难就跑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不愿做堂堂正正的人，而甘做一条母狗。

为何“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我们从春秋战国讲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心中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是士人的精神独立有宽容的政治环境。当时各诸侯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一旦政见不合，士人就可以周游列国，不会被一国君主所垄断和压迫。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士”的精神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豫让是智伯的武士，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给故主报仇，一意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被擒后，赵襄子敬他是“义人”而宽释他，没想到豫让漆身毁容，吞炭毁声，再行刺，再被擒；赵襄子问他“何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也很感动，同意豫让死前的请求，脱下外衣代替自己受刺，豫让击砍三次后，慨然伏剑自杀。

又如《吴越春秋》记载：剑客要离奉吴王之命，去刺杀公子庆忌，要离和庆忌都有万夫之勇，最后要离被庆忌活擒，而庆忌也受伤将死，却下令左右释放要离，说“不可一日之内而死两位天下勇士”，要离行至江畔，听说庆忌伤重身亡，自觉贪生有愧，也投波自尽。——要离和庆忌的内心，何等高贵，何其骄傲！

当时“士”的精神，在全社会稳居主流，其他精神和价值尚未形成体系。因此，遵守这种精神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做不到的人，也只好承认做不到，不会强词夺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时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在险境中选择逃命第一，但他们不可能说出今天“范跑跑”的那套理论，而且还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言行才是最先进的。

但到战国后期，时势有变，出现了“纵横家”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纵横家最关心的，不是道义，而是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来自苏秦。苏秦外出求官失败，落魄而归，妻子不起迎，嫂子不做饭，父母不说话，一家都很势利。苏秦深受刺激，悬梁刺股，刻苦攻读，再次出游，终获成功，被六国先后封为上卿，身佩六国相印而归，妻子卑躬屈膝，嫂子匍匐跪拜，苏秦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位高而有钱”。可以看出，苏秦和其父母妻嫂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都在权钱，而不在道义。所以苏秦起初对家中的冷遇并无厌弃，后来对家中的恭敬也并无惶恐，都能安然接受，因为对他而言，势利是自然的事。



想象一下，换成孟子，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会觉得，人的价值，决于内在的品德，而非外在的财富和权力。苏秦则以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体现于外在的财富权力上，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意义。也许有些读者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确实再优秀也没意义。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他们其实就是苏秦等人思想影响的结果。当然，世界上各种价值观都有存在的权利。只是我有我的倾向性，我认为，苏秦价值观和孟子价值观相比，对中国的未来更为不利。

法家对“士”的精神之破坏，远甚于纵横家。

法家对于人性，持一种“性恶论”，不相信人性中的道德潜质，而是迷信人的生物性本能。法家认为人生的主要动力就是利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法家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无非是权钱美色，害，也无非是刑罚生死。法家教给国君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为自己服务。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智力，换取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十分在乎。法家则不同，法家理论与“士”的贵族精神根本对立。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决心。但士人有精神追求，即使国君和权贵，也无法改变一位真正士人的操守，因此士人不易控制。怎么办呢？法家于是威逼利诱，重赏重罚，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的士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如果有人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杀”！

如果杀人不足以威慑，怎么办？法家还有“连坐”，一人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九族。以无辜者为人质，要挟有操守的人放弃坚持。士人不怕死，但怕连累别人，因为士人心中有深切的爱。于是只好服从了。



有没有不受这种要挟而坚持内心正义的人？有。明代燕王朱棣觊觎帝位，发动内战，大江南北，生民涂炭。功成之后，朱棣在南京威逼士人领袖方孝孺为自己写即位诏书，方孝孺誓死不从，只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大怒：“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脾气超倔：“诛十族我也不从！”结果朱棣把方孝孺所有亲戚、朋友、老师、学生八百多人在方孝孺面前一一处死，最后凌迟方孝孺。如果一个人坚持原则，要付出八百个生命的代价，还值得坚持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只知道，法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士”的精神衰弱了，民众好管了，暴君和贪官得意了。

秦帝国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大一统帝国中，帝王的权势得到空前扩张，法家的理想得到彻底推行，礼义廉耻被剧烈摧残。最有操守的中国人被不断肉体消灭，倔强的中国精神被严酷打压。在秦代，我们不再看到官员中有真正的士人，只看到李斯这等势利之徒和赵高这等阴谋家。

秦帝国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汉高祖刘邦也没有沿袭“士”的精神，他喜欢骂人辱人。当然有需要时，他也可以尊重人，但这种尊重只是一种实用态度。有贯高的故事为证。《史记》记载，有一次刘邦巡视他分封的赵国，其女婿赵王张敖对刘邦谦卑有礼，而刘邦却傲慢无礼。赵国大臣贯高、赵午等十几人义愤填膺，相聚谋划说：“我们赵王是忠厚长者，但我们义不受辱，刘邦侮辱我们赵王，我们就要杀了他，事成归赵王，事败归我们承担罪责。”可惜他们暗杀未行，就被人告发入狱，而且连累赵王张敖。十几人都想自杀，贯高说：“我们都死了，谁为赵王洗脱罪名？”于是贯高没有自杀，陪同赵王张敖去长安接受审问。贯高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体无完肤，仍坚称赵王不知情，最后赵王张敖无罪释放。刘邦也很敬佩贯高，赦他无罪。贯高说：“我当时之所以不死，是为证明赵王无辜，现在赵王出狱，我的罪责已弥补，死而无恨！”说罢自杀成仁。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贯高还保留传统“士”的精神，宁死不辱，敢作敢当，义重云天。而刘邦却是一个不尊重“士”的人，虽然偶尔也被感动。

从一个细节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士在一起，是面对面坐在席子上；而到汉代，皇帝高坐中间，大臣只能分坐于下面两排。

汉代前后400多年，“士”的精神虽不能与先秦相比，但还是多有保留；之后经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又折损不少。即使如此，当终于天下太平后，隋唐“士”的精神仍然丰满。唐末动乱之后，再到宋代，“士”的精神依旧不减。正是屡经摧残而坚守不灭的“士”的精神，使得唐宋时代的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到了南宋，一半国土被敌国占领，经历皇帝、后妃、大臣被敌国掠走的奇耻大辱，士人更激起保护中国精神的自觉，以天寒地冻而盛开的梅花、四季常青而不凋的松柏为榜样，在逆境中坚守节操。这期间许多人和事，说之不尽。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亡国，是中华文明受到的另一次重大打击。大宋丞相陆秀夫怀抱小皇帝弃舟投海，十多万中国军民也随之蹈海殉国，海上浮尸蔽日，悲怆无声。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这些人不懂“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呢？因为当时想不放弃尊严又能保住生命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蒙古人在汉地对反抗者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北方原有4500万户口，经历蒙古多次屠杀，只剩700万户口。对比这次肉体灭绝，法家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的大量惨死，以及劫后余生者的极端恐惧，使得中国精神也受到巨大摧残。以至于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这块土地不在了，也不是说中国人的血统断绝了，而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精神灭亡了。

明代复国后，中国精神稍有恢复。但不得不承认，明代士人的尊严感，已远不如前代。从细节看，明代皇帝竟然可以“廷杖”大臣，而当时大臣竟然也可以接受。想像一下，如果春秋时代有哪个国君胆敢廷杖大臣……

在一代代利诱、威逼、侮辱、屠杀的过程中，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精神越来越少。

但满清入主中原，是中国精神遭受的致命一击，远比上一次蒙古入侵要悲惨。一次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全国人口从6659万降至1448万，被杀者在4000万以上。在文化方面，清代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让中国人不敢想国事，不敢说真话，只能歌功颂德。明代虽然专制，但百官面对皇帝时，还能理直气壮自称“臣”。而清朝的官员，只能在朝堂上、在奏折中自称“奴才”。——现在居然还有人称之为“康乾盛世”！建立在屠杀和文字狱基础上的世道，居然也能称为“盛世”？

这次浩劫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再也不见血性、勇气和尊严，只能苟活于亡国奴的境遇中，蝇营狗苟，胆小怕事，自私算计，诈伪不诚……所谓中国人的奴性，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主流。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鲁迅等人，居然用奴性去概括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真是一派胡言，羞辱千古祖先的巍巍风烈！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精神又有一点恢复。所以我们能有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能有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烈士，能有抗日战争中无数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但和前代比，也是远远不如了。



而最近一次“士”的精神浩劫，就是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过去对中国精神的摧残，以肉体屠杀为主，而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是以精神迫害为主，把欺骗、威胁、引诱结合在一起。比如“斗私批修”，利用中国士人的“自我反省精神”，先让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戴高帽、剃阴阳头、批判会、游街，则是有系统的侮辱。其中一些不堪忍受的人，如老舍、傅雷等只好自杀。而多数士人的肉体生命虽未失去，却丧尽文化自信，也丧尽人格自尊，浩劫之后完全放弃了道德操守。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本应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人群——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品行低劣，无道失德，唯利是图，大学教授中，不少被尊称为“砖家”、“叫兽”。

一篇读罢头飞雪……我们还有希望吗？

有。

本文不是一曲挽歌，不是为凭吊已死的中国精神。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精神已经丧亡。但细看去，却能发现中国大地上处处有这种精神的遗踪。鲁迅深恶痛绝中国人的奴性，但也承认还有少数中国脊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绝境中，不也有梁漱溟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不是他的倔强回声吗？

一种精神如同一个物种，只要尚未完全灭绝，就有恢复种群的希望。真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但是不绝如缕。不论环境何其严酷，总有真正的中国人闪现，如暗夜中流星一道，刺破长空。

我们要珍惜以“士”为代表的中国精神，要学习古人中最伟大的榜样。当然绝不是说动不动就自杀，那只是极端情形。而是说要有精神追求：要有公道，要有仁爱，要有信义，尤其——要有勇敢！



士，没有死绝。有种子在，“士”的精神就可以复活，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繁演生息。




http://bbs.tiexue.net/post2_7026522_1.html也许，生活在当代中国的许多人并不能算真正的中国人。“士”的精神，是真正中国人的核心品质，而这种品质日渐稀有。在当代国人眼中，真正的中国人必是怪异的人种。

有个怪异的故事叫“二桃杀三士”。说齐国有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因得罪相国晏婴，晏婴进谗于齐王，说三人桀骜不驯，不如除去。齐王说三人武艺超群，难以搏杀。于是晏婴建议齐王赐桃两颗，让三人自叙功劳，优胜者先吃。公孙接、田开疆都争先摆功，各吃了一桃。等到古冶子开口，二人才觉得论功论勇，都不如古冶子，功不如人却争先吃桃，二人深感羞耻，毅然自杀。古冶子大惊，说：“我们同为国士，为争桃而死二人，我若独生，是不仁；用言语吹夸自我，羞辱他人，是不义；悔恨所言所行，又不敢去死，是无勇。”也自杀身亡。晏婴二桃杀三士。



轻易自杀不可提倡，但在故事中有一种精神，三勇士都看重生命的尊严，对自己要求很高，以不道德（虽极轻微）为耻，绝不玷污仁义、勇敢、真诚的品质。这些品质是他们内心的品质，而不是身外之物的品质。在他们看来，成为一个人，在于有高贵的心灵。高贵的心灵有如美玉，可以被石头包裹而不改其玉质；若心灵低贱，虽有绫罗绸缎缠身，也只如包裹一堆粪土。在特殊情形下，他们宁愿牺牲肉体生命，以保存高贵的心灵。

这种观念，对当代中国人已经不好理解。去年在一次心理学大会上讨论自杀问题，我提出，虽然大多数自杀者有精神疾病，但并非所有自杀者都是精神病人，有些自杀者心理是健康的，他们即使自恋也属于健康的自恋。一位专家反对。我就举出屈原、文天祥、陆秀夫、陈天华、老舍、傅雷等自杀者的例子，他们的心灵健康程度也许远超当时的常模。那位专家就说：“至少他们也是适应不良，因为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自杀者放弃生命，所以心理不健康。”我不再争辩。但我心中回响起孟子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

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我也不是很喜欢辩论，但是有不得已的理由。我们需要让当代中国人知道，那些选择自杀的中国人也许并不情愿失去肉体生命，但他们懂得，有些东西的价值，比肉体生命珍贵得多，肉体生命是很有价值，但不是最高的价值。

这曾是中国的“士”所熟知的道理。自古以来，真正的中国人，宁死也绝不肯无尊严而苟活，这种刚烈的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源，重道、重情、重仁义、重尊严、重操守。

比如西周的伯夷、叔齐，为了抗议他们心目中不义的政权，逃入深山饿死也不吃周朝的饭。

比如颜真卿，为了国家安宁，料知必死也还要去叛军营中试图劝降。



比如文天祥，即使宋朝已亡，即使宋帝已降，也宁死不肯屈从元朝。

比如明代亡国，满清入侵之后，数以万计的士人和百姓甘愿自杀也不剃发投降。

比如抗日战争中宁被虐杀也不叛国的烈士们，激励着脚穿草鞋、手持劣质武器的中国军民与凶残的日寇血战到底……

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

当然，这种中国精神不仅见于生死之际，更见于荣辱得失之际。比如苏轼，为了坚持有益人民的政见，一次次被贬，直至贬去当时最荒凉的烟瘴之地海南岛。比如范仲淹，变法失败后被贬去江湖之远，仍不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石可破，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不可夺其赤。”翻开中国历史，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可歌可泣。



正因为有这种骨鲠的“中国精神”，中国人才能在外敌入侵时，宁愿用血肉筑起长城，也不做亡国奴；才能在暴君淫威下，宁愿慷慨赴死，也不放弃内心的正义。士，以高贵的心灵为依托，不惧任何强暴，维护世间的道义，让人类有仁爱，有秩序，有公理。士，是真正中国人、真正中国精神的代表。

这种精神，对于个体的生存来说，也许并非最适合，但对民族的强健，意义重大。一个民族敢于用生命保护正义的人越多，这个民族整体上能得到的正义便越多，民族必然繁荣昌盛。

遗憾的是，这种人，这种精神，最近两千年来的趋势是日渐消亡。

有个古代笑话，说一位常读错字的秀才死后来到冥界，阎王问他来世的愿望，他说想当一只母狗。阎王很奇怪，问何故，他回答：“古人云，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做母狗太幸福了。”

其实《礼记》上的原话是：“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意为：面对钱财，不要苟且获取；面对危难，也不要苟且回避。秀才读错了字，以“毋苟”为“母狗”，所以想当母狗。但关键不在于读错字，而在于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有便宜就占、有困难就跑的态度。这种态度让他不愿做堂堂正正的人，而甘做一条母狗。

为何“士”的精神会日渐衰落呢？我们从春秋战国讲起。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心中有很丰沛的“士”的精神。一个原因，是士人的精神独立有宽容的政治环境。当时各诸侯国都在争相延揽人才，一旦政见不合，士人就可以周游列国，不会被一国君主所垄断和压迫。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士”生存的精神土壤。“士”的精神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可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豫让是智伯的武士，后来智伯被赵襄子所灭，豫让为给故主报仇，一意行刺赵襄子，行刺不成被擒后，赵襄子敬他是“义人”而宽释他，没想到豫让漆身毁容，吞炭毁声，再行刺，再被擒；赵襄子问他“何报仇之深也”，豫让回答“智伯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赵襄子也很感动，同意豫让死前的请求，脱下外衣代替自己受刺，豫让击砍三次后，慨然伏剑自杀。

又如《吴越春秋》记载：剑客要离奉吴王之命，去刺杀公子庆忌，要离和庆忌都有万夫之勇，最后要离被庆忌活擒，而庆忌也受伤将死，却下令左右释放要离，说“不可一日之内而死两位天下勇士”，要离行至江畔，听说庆忌伤重身亡，自觉贪生有愧，也投波自尽。——要离和庆忌的内心，何等高贵，何其骄傲！

当时“士”的精神，在全社会稳居主流，其他精神和价值尚未形成体系。因此，遵守这种精神价值的人，遵守得理所当然；做不到的人，也只好承认做不到，不会强词夺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个时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在险境中选择逃命第一，但他们不可能说出今天“范跑跑”的那套理论，而且还认为自己的理论和言行才是最先进的。

但到战国后期，时势有变，出现了“纵横家”群体，不同的价值观开始出现。纵横家最关心的，不是道义，而是利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来自苏秦。苏秦外出求官失败，落魄而归，妻子不起迎，嫂子不做饭，父母不说话，一家都很势利。苏秦深受刺激，悬梁刺股，刻苦攻读，再次出游，终获成功，被六国先后封为上卿，身佩六国相印而归，妻子卑躬屈膝，嫂子匍匐跪拜，苏秦问嫂子“为何前倨后恭”，嫂子回答“因为你现在位高而有钱”。可以看出，苏秦和其父母妻嫂的价值观高度一致，都在权钱，而不在道义。所以苏秦起初对家中的冷遇并无厌弃，后来对家中的恭敬也并无惶恐，都能安然接受，因为对他而言，势利是自然的事。



想象一下，换成孟子，事情会如何？他会说：“大丈夫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孟子会觉得，人的价值，决于内在的品德，而非外在的财富和权力。苏秦则以为，人的价值当然要体现于外在的财富权力上，否则你再优秀也没意义。也许有些读者会想，苏秦说得对啊，没有成功，人确实再优秀也没意义。我并不打算说服这些读者，他们其实就是苏秦等人思想影响的结果。当然，世界上各种价值观都有存在的权利。只是我有我的倾向性，我认为，苏秦价值观和孟子价值观相比，对中国的未来更为不利。

法家对“士”的精神之破坏，远甚于纵横家。

法家对于人性，持一种“性恶论”，不相信人性中的道德潜质，而是迷信人的生物性本能。法家认为人生的主要动力就是利害，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而法家所说的利害也不是精神层面的利害，而是生物层面的利害，利，无非是权钱美色，害，也无非是刑罚生死。法家教给国君的，都是如何通过赏罚，控制人的趋利避害之心，为自己服务。

纵横家只不过出卖智力，换取名利，别人做不做“士”，有没有操守，他们并不十分在乎。法家则不同，法家理论与“士”的贵族精神根本对立。因此法家对“士”的精神，有一种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决心。但士人有精神追求，即使国君和权贵，也无法改变一位真正士人的操守，因此士人不易控制。怎么办呢？法家于是威逼利诱，重赏重罚，把一部分原来有操守的士人转化为“听话的人”。

如果有人坚持操守，不为赏罚所动，怎么办？法家有一个彻底解决方案，“杀”！

如果杀人不足以威慑，怎么办？法家还有“连坐”，一人不从，杀你全家，甚至杀你九族。以无辜者为人质，要挟有操守的人放弃坚持。士人不怕死，但怕连累别人，因为士人心中有深切的爱。于是只好服从了。



有没有不受这种要挟而坚持内心正义的人？有。明代燕王朱棣觊觎帝位，发动内战，大江南北，生民涂炭。功成之后，朱棣在南京威逼士人领袖方孝孺为自己写即位诏书，方孝孺誓死不从，只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朱棣大怒：“你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脾气超倔：“诛十族我也不从！”结果朱棣把方孝孺所有亲戚、朋友、老师、学生八百多人在方孝孺面前一一处死，最后凌迟方孝孺。如果一个人坚持原则，要付出八百个生命的代价，还值得坚持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只知道，法家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士”的精神衰弱了，民众好管了，暴君和贪官得意了。

秦帝国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大一统帝国中，帝王的权势得到空前扩张，法家的理想得到彻底推行，礼义廉耻被剧烈摧残。最有操守的中国人被不断肉体消灭，倔强的中国精神被严酷打压。在秦代，我们不再看到官员中有真正的士人，只看到李斯这等势利之徒和赵高这等阴谋家。

秦帝国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汉高祖刘邦也没有沿袭“士”的精神，他喜欢骂人辱人。当然有需要时，他也可以尊重人，但这种尊重只是一种实用态度。有贯高的故事为证。《史记》记载，有一次刘邦巡视他分封的赵国，其女婿赵王张敖对刘邦谦卑有礼，而刘邦却傲慢无礼。赵国大臣贯高、赵午等十几人义愤填膺，相聚谋划说：“我们赵王是忠厚长者，但我们义不受辱，刘邦侮辱我们赵王，我们就要杀了他，事成归赵王，事败归我们承担罪责。”可惜他们暗杀未行，就被人告发入狱，而且连累赵王张敖。十几人都想自杀，贯高说：“我们都死了，谁为赵王洗脱罪名？”于是贯高没有自杀，陪同赵王张敖去长安接受审问。贯高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体无完肤，仍坚称赵王不知情，最后赵王张敖无罪释放。刘邦也很敬佩贯高，赦他无罪。贯高说：“我当时之所以不死，是为证明赵王无辜，现在赵王出狱，我的罪责已弥补，死而无恨！”说罢自杀成仁。这个故事可以看出，贯高还保留传统“士”的精神，宁死不辱，敢作敢当，义重云天。而刘邦却是一个不尊重“士”的人，虽然偶尔也被感动。

从一个细节看，春秋战国时期，国君和士在一起，是面对面坐在席子上；而到汉代，皇帝高坐中间，大臣只能分坐于下面两排。

汉代前后400多年，“士”的精神虽不能与先秦相比，但还是多有保留；之后经历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动乱，又折损不少。即使如此，当终于天下太平后，隋唐“士”的精神仍然丰满。唐末动乱之后，再到宋代，“士”的精神依旧不减。正是屡经摧残而坚守不灭的“士”的精神，使得唐宋时代的中国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

到了南宋，一半国土被敌国占领，经历皇帝、后妃、大臣被敌国掠走的奇耻大辱，士人更激起保护中国精神的自觉，以天寒地冻而盛开的梅花、四季常青而不凋的松柏为榜样，在逆境中坚守节操。这期间许多人和事，说之不尽。



1279年崖山海战，南宋亡国，是中华文明受到的另一次重大打击。大宋丞相陆秀夫怀抱小皇帝弃舟投海，十多万中国军民也随之蹈海殉国，海上浮尸蔽日，悲怆无声。我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这些人不懂“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呢？因为当时想不放弃尊严又能保住生命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蒙古人在汉地对反抗者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北方原有4500万户口，经历蒙古多次屠杀，只剩700万户口。对比这次肉体灭绝，法家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的大量惨死，以及劫后余生者的极端恐惧，使得中国精神也受到巨大摧残。以至于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这块土地不在了，也不是说中国人的血统断绝了，而是说崖山战役后，中国精神灭亡了。

明代复国后，中国精神稍有恢复。但不得不承认，明代士人的尊严感，已远不如前代。从细节看，明代皇帝竟然可以“廷杖”大臣，而当时大臣竟然也可以接受。想像一下，如果春秋时代有哪个国君胆敢廷杖大臣……

在一代代利诱、威逼、侮辱、屠杀的过程中，真正的中国人、中国精神越来越少。

但满清入主中原，是中国精神遭受的致命一击，远比上一次蒙古入侵要悲惨。一次次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全国人口从6659万降至1448万，被杀者在4000万以上。在文化方面，清代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让中国人不敢想国事，不敢说真话，只能歌功颂德。明代虽然专制，但百官面对皇帝时，还能理直气壮自称“臣”。而清朝的官员，只能在朝堂上、在奏折中自称“奴才”。——现在居然还有人称之为“康乾盛世”！建立在屠杀和文字狱基础上的世道，居然也能称为“盛世”？

这次浩劫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再也不见血性、勇气和尊严，只能苟活于亡国奴的境遇中，蝇营狗苟，胆小怕事，自私算计，诈伪不诚……所谓中国人的奴性，也是在这个时代成为主流。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陈独秀、鲁迅等人，居然用奴性去概括清朝以前的整个中国历史，真是一派胡言，羞辱千古祖先的巍巍风烈！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精神又有一点恢复。所以我们能有为变法而死的谭嗣同，能有陈天华、秋瑾、徐锡麟等革命烈士，能有抗日战争中无数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但和前代比，也是远远不如了。



而最近一次“士”的精神浩劫，就是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过去对中国精神的摧残，以肉体屠杀为主，而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是以精神迫害为主，把欺骗、威胁、引诱结合在一起。比如“斗私批修”，利用中国士人的“自我反省精神”，先让他们对自己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戴高帽、剃阴阳头、批判会、游街，则是有系统的侮辱。其中一些不堪忍受的人，如老舍、傅雷等只好自杀。而多数士人的肉体生命虽未失去，却丧尽文化自信，也丧尽人格自尊，浩劫之后完全放弃了道德操守。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本应最能代表中国精神的人群——知识分子阶层，大都品行低劣，无道失德，唯利是图，大学教授中，不少被尊称为“砖家”、“叫兽”。

一篇读罢头飞雪……我们还有希望吗？

有。

本文不是一曲挽歌，不是为凭吊已死的中国精神。虽然总体上看，中国精神已经丧亡。但细看去，却能发现中国大地上处处有这种精神的遗踪。鲁迅深恶痛绝中国人的奴性，但也承认还有少数中国脊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绝境中，不也有梁漱溟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不是他的倔强回声吗？

一种精神如同一个物种，只要尚未完全灭绝，就有恢复种群的希望。真正的中国人越来越少，但是不绝如缕。不论环境何其严酷，总有真正的中国人闪现，如暗夜中流星一道，刺破长空。

我们要珍惜以“士”为代表的中国精神，要学习古人中最伟大的榜样。当然绝不是说动不动就自杀，那只是极端情形。而是说要有精神追求：要有公道，要有仁爱，要有信义，尤其——要有勇敢！



士，没有死绝。有种子在，“士”的精神就可以复活，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繁演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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