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上早朝步骤详解

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作者胡丹

一、明代早朝之概述

明代行朝会之始，可上推到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这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吴王，建百官，不久即行朝会。[7] 朝会的举行，标志着一度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吴国”向独立自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明初诸礼，皆由礼官、儒士杂考前代遗制，“酌古准今”而定。洪武以后，“累朝以渐而详”，各有“禁例”。[8] 但明代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仪注，正史中仅见列朝“榜例”，《会典》所载，也只是“事例”的汇编，缺漏极多；私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其价值在于能提供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下面在这些公私史料的基础上，对早朝试予“复原”：

“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9] 明代史料于上朝时辰多用“漏尽”、“昧爽”、“星存而出”等词来形容，如太祖“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10] 昧爽也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嘉靖初年，少年世宗“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为此阁臣担心：“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于是嘉靖六年（1527年）规定，从新岁始，视朝“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著为令。”[11] 晨曦初开之际上朝，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饬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美成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12]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13] 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14]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15] 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专门的）直房”。[16] 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17] 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18]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19] 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20]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礼部言“朝廷之礼，贵于严肃，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争趋竞进，品级紊乱，高下失伦，甚非所以明礼法、振朝纲也”，乃规定入门次第：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鸿胪寺前身）纠劾。[21] 景泰二年（1451年），令“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照依资次续进，敢有搀越挤拥者，许纠仪官擒奏发落。”[22] 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争门而进”的情况，天顺元年（1457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23]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以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24]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著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25]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伞盖，立座上，一执“武备”，[26] 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27]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10] 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11]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今协和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12]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1406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13]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14] 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15]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16] 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17]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18] 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19] 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20]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21] 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22] 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23] 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24] 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25] 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26]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27]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28] 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29] 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30]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31]“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32] 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33]

这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三、明代早朝之“蜕变”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1]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1572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2]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3]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4] 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5] 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6] 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孙承泽记明末“奏事仪”：

（百官行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

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则奏，无则已。次礼部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

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

既而两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即皇极门奏事毕”，群

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退）……[7]

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而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春明梦余录》记：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旨俱答“是”。[8] 据说，宪宗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为苦。鸿胪卿施纯彦揣知玉音不便，请易为“照例”，大获龙心，不久荣擢尚书。“两字得尚书”，传为笑谈。[9] 从这一记载来看，“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官承旨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等等。

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皆曰‘阿’，其声引长。”[10] 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内阁大学士也一样。汉唐宰相三公坐而论道，北宋初已失去坐的资格，元明以降，大臣面君，均需跪奏。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一种形式的优待。

奏对之际，礼法最严，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11] 若过错不大，皇帝说：“饶他。”否则则命：“锦衣卫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没有半分喜剧色彩。——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12] 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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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作者胡丹

一、明代早朝之概述

明代行朝会之始，可上推到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这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称吴王，建百官，不久即行朝会。[7] 朝会的举行，标志着一度依附于龙凤政权的“吴国”向独立自主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明初诸礼，皆由礼官、儒士杂考前代遗制，“酌古准今”而定。洪武以后，“累朝以渐而详”，各有“禁例”。[8] 但明代并没有一部完整的朝会仪注，正史中仅见列朝“榜例”，《会典》所载，也只是“事例”的汇编，缺漏极多；私人笔记中有不少记载，其价值在于能提供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下面在这些公私史料的基础上，对早朝试予“复原”：

“古礼，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9] 明代史料于上朝时辰多用“漏尽”、“昧爽”、“星存而出”等词来形容，如太祖“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10] 昧爽也就是天刚破晓的时候。嘉靖初年，少年世宗“常于昧爽以前视朝，或设烛以登宝座，虽大风寒无间”。为此阁臣担心：“是固励精图治之心，第圣躬得无过劳乎？”于是嘉靖六年（1527年）规定，从新岁始，视朝“每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著为令。”[11] 晨曦初开之际上朝，好处不言而喻：“一则圣躬志虑清明，二则朝廷气象严肃，三则侍从宿卫得免疲倦，可以整饬朝仪，四则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办政务，五则钟声有节，可以一都市之听闻，六则引奏有期，可以耸外夷之瞻仰。一举而众美成具，天下必将称颂圣明”。[12]

预朝官员称“朝参官”、“京朝官”，皆佩牙牌。[13] 为便于上朝，他们多在城南择屋而居，“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14] 每晨星月未散，即须赶到皇城，由东、西长安门步行入内。

为方便官员候朝“待漏”，皇城内建有多处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级坐立。[15] 作为对近臣的优礼，“近侍衙门，端门内各有（专门的）直房”。[16] 右阙门南，是锦衣卫直房；下三间为翰林直房，候朝时，大学士居北楹，众学士中楹，余者南楹。[17] 另外端门内左侧有直房五间，又名“板房”，是詹事府、左右春坊及司经局官候朝之所。[18]

午门乃紫禁城正门，辟有三阙，中为御道，不常启，左右二阙供当直将军及宿卫执杖旗校人等出入；[19] 又左右两掖各开一门，称为左、右掖门，为百官入朝之门。[20] 午门上楼名“五凤”，设朝钟朝鼓，由钟鼓司宦官掌管。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以礼部言“朝廷之礼，贵于严肃，而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争趋竞进，品级紊乱，高下失伦，甚非所以明礼法、振朝纲也”，乃规定入门次第：将军先入，次近侍官员，次公侯驸马伯，次五府六部，又次应天府及在京杂职官员。不如仪者，从监察御史及仪礼司（鸿胪寺前身）纠劾。[21] 景泰二年（1451年），令“自今旗校人等待朝官进，照依资次续进，敢有搀越挤拥者，许纠仪官擒奏发落。”[22] 但入朝时还是经常发生侍卫与朝参官“争门而进”的情况，天顺元年（1457年）奏定：门上“鼓三严”，即第三通鼓响，先开二门，放官军旗校先入摆列，百官赴掖门前排队，候钟鸣开门入内。[23]

文武分两班入朝，文由左掖门，武由右掖门。入内后，先于金水桥南依品级序立，候鸣鞭，各以次过桥，诣奉天门丹墀，文为左班（东班），武为右班（西班），在御道两侧相向立候，称为“起居”。[24]

奉天门上廊内正中设御座，谓之“金台”。丹陛左右钟鼓司设乐，殿陛门楯间列“大汉将军”，皆著明铁甲胄；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后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25]

乐起，皇帝御门，锦衣卫力士张五伞盖、四团扇，联翩自东西升立座后左右；内使二人，一执伞盖，立座上，一执“武备”，[26] 杂二扇，立座后正中。天顺后，执伞、扇力士移到金水桥南夹立，只留座上之伞及夹武备二扇；座上之伞，遇风劲时也撤去。[27]


元朝朝会的特点，与其游牧民族“行国”、“行殿”的立国传统密切相关。朱元璋虽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创立的朝会，与汉、唐等汉族王朝的朝会相比，仍有极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独重，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划分。周天子有几朝，历来说法不一，大体有“三朝”、“四朝”二说，[10] 盖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据不同需要——礼仪、政事、发令、商榷——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则为历朝通例。明初，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门，晚朝在便殿门。但在发展中，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除了必要的礼仪，以处理政事为主。但晚朝初无定制，以致不少人误以为国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说：“（早朝后，）至午复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11] 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称谓不同而已。朱元璋时，晚朝或于奉天门，或于右顺门（后改名归极门，今熙和门）；永乐时在右顺门，宣德后在左顺门（后改名会极门，今协和门）。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听在司理职务，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早晚须朝。”[12] 也就是说，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永乐四年（1406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间不得尽所言，午后事简……可从容陈论”，命“自今凡有事当商略者，皆於晚朝来，庶得尽委曲。”[13] 晚朝仅奏重事，参加者有限，礼仪也较轻简，君臣可从容展论，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但晚朝（景泰间定仪注后，乃定称午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但都维持不久。所以君主听政之所，实只有正门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这是明代朝会与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14] 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门“合奏启事目”，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奏”；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15] 有司所守之事，亦须一一面请，就连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也要引到朝门，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至极。像明代皇帝这样，亲坐朝门，一切庶政，不分轻重大小，样样过目亲理，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事岂能持久？但太祖定制又不准变，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世朝会走向虚应故事，“名”存而“实”亡的隐机。特别是宣德以后，早朝决政方面的内容不断萎缩，上朝不过趋拜行礼，其性质便与大朝、朔望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再次，因为凡事都要请旨，旨不发，则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须日日上朝。皇帝“日理万机”，与天天坐朝，其实是不同的。以前朝为例，西汉中期以前的情况不详，自汉宣帝始实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16] 制度虽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办理公务，接见大臣。一直到三国时期，“五日视朝之仪”仍被视作旧制。[17]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还有“常参”，就是每日朝参。[18] 常参制度后为宋代所继承。因此，明代的朝会，主要借鉴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参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每日入朝），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九次）、“六参”（朝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仅四朝），而“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则朝朔、望而已。”[19] 这显示了前代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即便汉代，“朝臣”与“非朝臣”之间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数京官的义务，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杂职，每日接踵趋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就连在京“仓场卫分”小官，也“日逐随朝”。[20]


现在很难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须朝参。洪武初年给赐朝臣公服、朝服，受赐者达2813人。[21] 照理这些人都当朝参。宣德六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22] 成化二十三年一次失朝官员竟达1118人。[23] 这些人都是当注门籍，每日赴朝的，可见上朝官员相当庞杂。

为什么早朝到明代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主权”，强化“主尊臣卑”关系上找原因。

从历史上来说，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独揽大权，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帅常参官”。[24] 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25] 明初，宰相声势赫奕，也见于朝参之时，高启《侯早朝》诗云：“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这与后来阁臣入朝“仅二灯前引”形成极大反差。[26] 有宰相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汉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会殿”，虽如《汉书·黄霸传》颜师古注云：“（朝会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无疑是极为僭越的。

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废除宰相。但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27] 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28] 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29] 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30]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31]“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32] 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33]

这都是前代难以想象的奇特景观。

需要强调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镌刻了他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虽外存其“形”，内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三、明代早朝之“蜕变”

朱元璋创设的朝会，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维持如初，如每日朝罢后百官赐食（非令节赐食），即以“职事众多，供亿为难”，不得不于洪武二十八年停止。[1] 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颇为随便，随驾所在，甚至于右顺门、西宫举行早朝，过去的盛大场景不复再见。

总体来说，早朝有三次大变：一，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相，原有政体解纽，早朝的性质及功用也因之而变；二，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冲年即位，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三，隆庆六年（1572年），同样是幼君（神宗）继位，改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早朝一月只举行九次，不可再称“日朝”了。[2] 另外，明后期长期停朝，也使朝仪不能如旧。如于慎行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而日朝之典，遂至无一人记忆。穆考登极，始复常朝，鸿胪搜求故实，多所散失，不知于世庙初年合否？”[3]


其实，除了具体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变化是它逐渐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于早朝奏事”，[4] 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内容。那时，人主亲裁万机，在早朝上发挥着主动作用。但这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有长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还是个九龄稚童，完全不具有当朝处断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问题，制度的缺陷顿时暴露出来。为此辅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规定每一早朝，止许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皇帝只须照答即可。如“内系吏部者，圣旨：‘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该都察院者，圣旨：‘都察院知道。’其云本司奏者，圣旨：‘该衙门知道。’”[5] 以后就这么沿袭下来。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6] 经过如此删省，“公朝决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它被架空了。

孙承泽记明末“奏事仪”：

（百官行礼）毕，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于御前面奏请旨，该

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则奏，无则已。次礼部引差使、考满官员。次六科各

奏旨意题本、守卫揭帖、赏赐钞锭。次鸿胪宣奏藩府、边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饭赏赐。

既而两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来朝赴任者面叩头毕，鸿胪卿唱“即皇极门奏事毕”，群

臣俱侧身向上立，鸣鞭毕，上（退）……[7]

与国初相比，奏事大省，而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却占据了早朝的大部分时间。

对于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春明梦余录》记：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旨俱答“是”。[8] 据说，宪宗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为苦。鸿胪卿施纯彦揣知玉音不便，请易为“照例”，大获龙心，不久荣擢尚书。“两字得尚书”，传为笑谈。[9] 从这一记载来看，“答旨”程序在成化时已形成定制。

除了“是”或“照例”，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表里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官承旨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等等。

天语一下，该衙门官立即出班承旨，习惯上“皆曰‘阿’，其声引长。”[10] 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内阁大学士也一样。汉唐宰相三公坐而论道，北宋初已失去坐的资格，元明以降，大臣面君，均需跪奏。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一种形式的优待。

奏对之际，礼法最严，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11] 若过错不大，皇帝说：“饶他。”否则则命：“锦衣卫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没有半分喜剧色彩。——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12] 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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