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胡音” 读不对唐诗宋词？

文章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不作为本站立场
小时候读唐诗，常疑惑：诗歌不是严格有韵的吗？这些诗怎么读起来怪怪的呢？
比如：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shen)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xin）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jin）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zan)
——杜甫《春望》
韵在哪？
后来有人说，换粤语来读读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粤：sam ）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粤：sam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粤：gam ）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粤：zam )
——杜甫《春望》
我们换首李白的来看看：
朝辞白帝彩云间，（粤：gaan 普：jian不押韵)
千里江陵一日还。(粤：waan 普：huan不押韵）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粤：saan 普：shan 不押韵）
——李白《早发白帝城》
再来首《咏鹅》：　
鹅 鹅 鹅，（粤：ngo 普：e )
曲项向天歌。(粤：go 普：ge ）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粤：bo 普：bo)
——骆宾王《咏鹅》
还比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泣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这首诗，千年流传，但用普通话怎么也读不出韵，而用福建的客家话，却很合韵。

原来，客家人是从中原多次南渡形成的特殊汉族族群，他们最重要的一次迁徙发生在唐末，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形成一个封闭的经济文化圈，因此一直保留了古音，成了活化石，接近唐诗创作时发音。千年来，客家人之所以自称为“客”，是怀揣“还要回中原之家”的愿望。
现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任内逐年推动各项客家事务、增加“客委会”相关预算、通过“客家基本法”，“我们是中华民族当中，保护客家文化最用心也最完整的地方”。
闽粤地方方言和普通话区别之一，是相对保留了入声。而普通话因为整体去掉了入声，出现种种读不对唐诗的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在《诗经》中，普通话的问题同样令人抓狂，比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这是一个中古音语言学查询网站（点击），可供进一步学习。
那么，普通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朋友圈有一篇文章《普通话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流传很广，结论惊人，作者署名金启孮先生，选自《京旗的满族》。
金启孮何许人也？我查询得知，金启孮先生是北京满族人，姓爱新觉罗氏，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专攻满洲史、蒙古史。1982年应邀赴辽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同时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
金先生著作的等身，包括：《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女真文辞典》、《满族的历史与生活》、《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府邸世家的满族》、《沈水集》、《漠南集》、《梅园集》、《清代蒙古史札记》、《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红楼梦新研究》、《顾太清与海淀》、《中国摔跤史》……
我借阅到了《京旗的满族》这本书，发现，原来朋友圈那篇文章《普通话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竟然不是原文，不仅标题不符合作者原意，而且内文也只有部分是原著，编辑者加入大量自己的话。
但是，金先生更加惊人的观点却没有被这篇文章介绍出来，以下，是我从书里摘出来的正版金先生原话：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头一次东晋继而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则今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第二次南宋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竟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着，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十同六七」。
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尽管隋唐统一于前、元朝统一于后，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
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语音调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例如下面这一句话：
「我带着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其中「哇单」(wadnn)乃满语「包袱皮」(兜东西用的)，「客」是满语「去」(gene)的筛称，「站」是蒙古语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语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话，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语法是汉语法。语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

所以，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为「胡音」无疑。官话通行的范围，即「汉语胡音」扩展的范围。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宫话。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若是从宏观来看，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那就除去东南闽、浙、赣、湘、粤少数省份和青、藏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区。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象。
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弄不好。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的)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
金启孮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观点，这是之前从未被人注意的部分：“《中国通史》上说的满蒙等少数民族不断地同化于汉族，而在实际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在某些领域里，适得其反，是汉族同化于与少数民族了。语音语调就是明显的一例。”
其他的一些研究著作表明，入声的消失，以及其他重要语音的变化，最重要的发生时期是元代。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读不对唐诗、宋词，离诗经也越来越远，而中国，再也没有出现灿烂的诗歌文化。最典型的是，乾隆一辈子写了一万多首诗，但是却没有一首让人记住的。

我不想下结论说：“胡音”不好。语言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人与人的沟通，但是，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和今人沟通，也要和古人沟通。这几十年来，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无法辨识繁体字，因此浩瀚古籍成了摆设，当我们好不容易能认识繁体字，或者把繁体字翻成简体字，却发现读不对诗经、唐诗、宋词这一千年流传的文明之脉。文化的隔膜因此产生。
最后，这是鹿鸣君的建议：
第一，国家有必要增大投入加强对古音的研究，将诗经、唐诗、宋词恢复原意，成立相关面向社会的教研机构，让有兴趣者有机会自由学习，至少让后代有机会和先辈心灵相通，这是中国人的情感维系，更是人类绝不仅有文明。（最近我买了好几个大学出版社版本的《诗经》注音版，发现区别很大。）
第二，大力推广普通话，但也要大力保护地方方言，特别是客家话、闽南语、粤语。这是语言活化石，也是解读先辈的通关密码。
http://news.mydrivers.com/1/449/449640.htm文章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不作为本站立场
小时候读唐诗，常疑惑：诗歌不是严格有韵的吗？这些诗怎么读起来怪怪的呢？
比如：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shen)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xin）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jin）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zan)
——杜甫《春望》
韵在哪？
后来有人说，换粤语来读读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粤：sam ）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粤：sam ）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粤：gam ）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粤：zam )
——杜甫《春望》
我们换首李白的来看看：
朝辞白帝彩云间，（粤：gaan 普：jian不押韵)
千里江陵一日还。(粤：waan 普：huan不押韵）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粤：saan 普：shan 不押韵）
——李白《早发白帝城》
再来首《咏鹅》：　
鹅 鹅 鹅，（粤：ngo 普：e )
曲项向天歌。(粤：go 普：ge ）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粤：bo 普：bo)
——骆宾王《咏鹅》
还比如，“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泣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这首诗，千年流传，但用普通话怎么也读不出韵，而用福建的客家话，却很合韵。

原来，客家人是从中原多次南渡形成的特殊汉族族群，他们最重要的一次迁徙发生在唐末，在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处形成一个封闭的经济文化圈，因此一直保留了古音，成了活化石，接近唐诗创作时发音。千年来，客家人之所以自称为“客”，是怀揣“还要回中原之家”的愿望。
现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任内逐年推动各项客家事务、增加“客委会”相关预算、通过“客家基本法”，“我们是中华民族当中，保护客家文化最用心也最完整的地方”。
闽粤地方方言和普通话区别之一，是相对保留了入声。而普通话因为整体去掉了入声，出现种种读不对唐诗的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在《诗经》中，普通话的问题同样令人抓狂，比如：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
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
莫知我哀。
这是一个中古音语言学查询网站（点击），可供进一步学习。
那么，普通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朋友圈有一篇文章《普通话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流传很广，结论惊人，作者署名金启孮先生，选自《京旗的满族》。
金启孮何许人也？我查询得知，金启孮先生是北京满族人，姓爱新觉罗氏，为清乾隆帝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七世孙，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留学，专攻满洲史、蒙古史。1982年应邀赴辽宁筹建以满学研究为中心的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任所长。同时创办《满族研究》及《满族研究参考资料》两种刊物，并任主编。
金先生著作的等身，包括：《女真语言文字研究》、《女真文辞典》、《满族的历史与生活》、《北京郊区的满族》、《京旗的满族》、《府邸世家的满族》、《沈水集》、《漠南集》、《梅园集》、《清代蒙古史札记》、《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爱新觉罗氏三代阿尔泰学论集》、《红楼梦新研究》、《顾太清与海淀》、《中国摔跤史》……
我借阅到了《京旗的满族》这本书，发现，原来朋友圈那篇文章《普通话真相：满州人的蹩脚汉语》竟然不是原文，不仅标题不符合作者原意，而且内文也只有部分是原著，编辑者加入大量自己的话。
但是，金先生更加惊人的观点却没有被这篇文章介绍出来，以下，是我从书里摘出来的正版金先生原话：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头一次东晋继而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则今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第二次南宋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竟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着，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十同六七」。
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尽管隋唐统一于前、元朝统一于后，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
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是「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语音调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例如下面这一句话：
「我带着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其中「哇单」(wadnn)乃满语「包袱皮」(兜东西用的)，「客」是满语「去」(gene)的筛称，「站」是蒙古语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语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话，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语法是汉语法。语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

所以，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为「胡音」无疑。官话通行的范围，即「汉语胡音」扩展的范围。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宫话。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若是从宏观来看，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那就除去东南闽、浙、赣、湘、粤少数省份和青、藏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区。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象。
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都弄不好。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的)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
金启孮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观点，这是之前从未被人注意的部分：“《中国通史》上说的满蒙等少数民族不断地同化于汉族，而在实际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在某些领域里，适得其反，是汉族同化于与少数民族了。语音语调就是明显的一例。”
其他的一些研究著作表明，入声的消失，以及其他重要语音的变化，最重要的发生时期是元代。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读不对唐诗、宋词，离诗经也越来越远，而中国，再也没有出现灿烂的诗歌文化。最典型的是，乾隆一辈子写了一万多首诗，但是却没有一首让人记住的。

我不想下结论说：“胡音”不好。语言的任务是圆满完成人与人的沟通，但是，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和今人沟通，也要和古人沟通。这几十年来，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无法辨识繁体字，因此浩瀚古籍成了摆设，当我们好不容易能认识繁体字，或者把繁体字翻成简体字，却发现读不对诗经、唐诗、宋词这一千年流传的文明之脉。文化的隔膜因此产生。
最后，这是鹿鸣君的建议：
第一，国家有必要增大投入加强对古音的研究，将诗经、唐诗、宋词恢复原意，成立相关面向社会的教研机构，让有兴趣者有机会自由学习，至少让后代有机会和先辈心灵相通，这是中国人的情感维系，更是人类绝不仅有文明。（最近我买了好几个大学出版社版本的《诗经》注音版，发现区别很大。）
第二，大力推广普通话，但也要大力保护地方方言，特别是客家话、闽南语、粤语。这是语言活化石，也是解读先辈的通关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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