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回顾联合国的创立和发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2:25:58
联合国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阿尔弗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斯特罗尔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评价1945年促进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时说，这是一项"令人对万能上帝深深感恩的"工作。杜鲁门总统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他们相信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将使世界大战化为历史。《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明确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我们联合国的人民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国务院以及成千上万名支持成立联合国的民众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外交政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促使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不重蹈25年前拒绝批准《国联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的复辄作出了贡献。
支持创立联合国的运动提醒我们，在1945年创立的、仅有51个创始成员国的联合国当时既代表一种理念，也是一个机制。作为一种理念，它的起源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作为一个机制，它是在其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国际联盟的遗迹中诞生的。
历史学家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美国为创立国联和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任期1913-1921)对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显示出的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深感震惊，因而倡导创立国际联盟。威尔逊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军备竞赛、不民主的政府、以及──这点最重要──从根本上就不稳定的权力均衡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威尔逊不顾英法盟友的怀疑，推动确立了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制("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这个名词直到1935年才产生)，取代失去信誉的权力均衡体制。国联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为什么说是"集体"呢？因为国联盟约禁止侵略行径，任何违约国家都将受到国联其他成员的集体反对。威尔逊派国际主义者因此认为，任何政府都不会愚蠢到违反盟约的地步。由于国联必须推动裁军，威尔逊认为，将会出现一个没有恐惧与忧虑的世界；威尔逊相信，恐惧与忧虑是过去屡次战争的导火线。
集体不安全
我们知道，历史往往会愚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事态显然没有像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以及根据国联盟约建立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这两个机构都被削弱。尽管国联在1920年代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成功，但接下来的10年却不那么幸运。由于经济危机，加之孤立主义日益抬头的美国不予支持，英国和法国官员不愿启动国联盟约，进而未能有效遏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扩张。希望中的集体安全变成了集体不安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肆虐蔓延，国际联盟解体。
美国早在日本海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创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的设计人是新威尔逊主义人士，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但他们从国联的失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像威尔逊一样，致力于"集体安全"的理念。但他们不像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者那样主要依赖"人类道义舆论"的模糊情感来维持和平，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强大的实力。
四个警察
为了防止国内孤立主义派人士的对抗，二战期间创立联合国的计划一直在秘密进行。最少量的宣传所招致的反对也应当最少。策划人员隐身在国务院的重重机构之中，以"非正式议程小组"(Informal Agenda Group)和"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oblems)等不引人注目的名称作掩护。在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一位名叫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的优秀经济学家的领导下，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盟友的前头。尽管罗斯福总统(任期1933-1945)对这个进程的贡献远远不如威尔逊在20年前那样大，但他给这个组织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鉴于国联未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及其在国务院的盟友坚决要求新机构必须更多地由大国支配，即罗斯福所说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强调需要靠经济平等而不是武力维持和平，但他的影响力一直有限。
罗斯福总统还赢得了很多共和党反对派人士的支持。甚至连共和党1944年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Dewey)都支持美国加入这个新组织。因此，1944年总统选举完全没有再现1920年大选中围绕国联问题唇枪舌剑的那种局面。
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正是在总统选战的最后几个月期间举行的。在华盛顿风景优美的敦巴顿橡树园，盟国谈判人员开始起草《联合国宪章》。由于美国的策划工作远远走在英国和苏联前面，美国基本驾驭了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两个重要机构组成的组织：(1) 一个作为辩论论坛的大型大会机构；(2) 一个规模较小的(反映"四个警察"声音的)安全理事会，由它启动联合国的"执行权力"。就结构而言，联合国与老国联非常相似──两者均由一个大会机制和一个规模较小的理事会组成。但它们有着一个重要区别。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提交到安理会的议案享有绝对否决权。而在国联，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对执行行动予以否决。联合国将权力还给了大国。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还确定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除法西斯政权以及阿根廷等支持这类政权的国家外，联合国将接纳全世界所有国家。组建一支联合国空军及警察力量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联合国依赖成员国武装力量的方案占上风。国际法庭将得到恢复。
可以公平地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结果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大国论相结合的产物。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一些尖锐分歧是不同利益需要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分歧反映出对拟议成立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尚不确定。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确保大国安全？是促进国际法？是反映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意愿？是为今后减少战争而创造社会和经济条件？
原则和程序方面的分歧通常通过传统的政治折衷方式得到解决。苏联要求联合国将其16个加盟共和国接纳为成员，这令罗斯福感到惊骇。而苏联则表示，若不这样做，英联邦的总计席位以及被苏联领导人说成是美国保护国的拉美国家，将导致苏联在投票中寡不敌众。双方经过妥协，决定让苏联拥有3个，而不是16个席位。美国为什么同意作出妥协呢？因为罗斯福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始终认为，《联合国宪章》若接纳全部16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就绝不会得到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但他同时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因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
罗斯福还为安抚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罗斯福本不希望联合国与国联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制有任何牵连，但后来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而且这个理事会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担负起与国联大部分委任相关的职责。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但前提条件是英国殖民地不受联合国托管权力的管辖。另一个重大让步与法国有关。罗斯福虽然极不信任法国解放领导人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而且在1940年向德国屈服的法国在二战期间并非主要盟国，但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罗斯福最终同意让法国拥有安理会席位。
当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于1945年4月到6月聚集在旧金山完成宪章的起草工作时，时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距此次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时，罗斯福与世长辞。德国大势已去。硫黄岛上已再无一个日本兵，将使美国海军逼近到距日本主要岛屿不到600海里的冲绳岛战役也已打响。苏联军队与美国军队在会议召开当天会师于易北河(Elbe River)。盟军的胜利也许不可避免地为战后盟国之间的竞争埋下了伏因。旧金山会议虽然延缓了冷战的爆发，但未能阻止冷战。
在旧金山集会的代表同25年前在巴黎集会起草国联盟约的代表有着一个重要差别。在1919年，很多代表(不包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代表)确实相信能够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相信，通过调动"人类的道义舆论"，能够遏制侵略成性的政府，使其不再有自古不断的侵犯邻邦之举。而旧金山会议则更加清醒。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是道义舆论，被视为未来和平的关键。与会代表甚至组建了一个联合国军事参谋团(U.N.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军参团直到今天仍在定期举行会议，但毫无声息，也不具任何责任。
更重要的是，他们纳入了通过地区军事联盟进行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一条款成为日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1949年)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 1955年)的法律基础。但联合国仍具有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讲，各国只能在安理会控制住冲突之前行使自卫。第51条不仅强调了自卫的基本权利，而且使提倡建立区域防御条约的人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积极提倡区域安排和小国权益的是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
无庸赘言，美国对旧金山会议施加了巨大影响，刺探与会代表团情报的做法为此发挥了一定作用。杜鲁门政府认为整个事情关系重大，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其中最为利害攸关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相信，世界和平取决于跨国合作。毕竟，这是集体安全的根本目标。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所言："显而易见的是，1945年联合国使文明得到拯救......"
成就与失误
正如《美国参考》这一专题系列文章中的后两篇文章所示，联合国始终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支持者夸大了联合国的功能，而反对者又夸大了它的弊端。此外，绝对否决权在冷战期间使安理会受到束缚──联合国在北韩的军事行动是唯一显著例外。1970年以前，苏联一直多次使用否决权；此后，美国也使用了否决权。否决权不仅阻碍了安理会在越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启动其集体安全机制，而且使很多过去支持联合国的人心灰意冷。
不过，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不应当掩盖它在从人权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的作为。
联合国创始人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仅这一点就充分显示了联合国在非政治领域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联合国的性质在1945年到1990年之间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最初是作为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成立的，但它逐渐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坛，不时有激荡与激辩。随着以前的殖民地纷纷加入，成员国从1945年的51个增加到今天的191个，联合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像其他机构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但不受历史的束缚。要想了解今天的联合国，就必须了解联合国的历史。
__________
编者按：奥斯特罗尔教授作为富布赖特讲师2005年春季学期在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学。他教授的课程包括越南战争以及从杜鲁门到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历史。他还在研究同联合国有关的课题。联合国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阿尔弗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斯特罗尔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评价1945年促进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时说，这是一项"令人对万能上帝深深感恩的"工作。杜鲁门总统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他们相信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将使世界大战化为历史。《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明确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我们联合国的人民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国务院以及成千上万名支持成立联合国的民众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外交政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促使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不重蹈25年前拒绝批准《国联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的复辄作出了贡献。
支持创立联合国的运动提醒我们，在1945年创立的、仅有51个创始成员国的联合国当时既代表一种理念，也是一个机制。作为一种理念，它的起源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作为一个机制，它是在其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国际联盟的遗迹中诞生的。
历史学家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美国为创立国联和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任期1913-1921)对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显示出的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深感震惊，因而倡导创立国际联盟。威尔逊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军备竞赛、不民主的政府、以及──这点最重要──从根本上就不稳定的权力均衡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威尔逊不顾英法盟友的怀疑，推动确立了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制("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这个名词直到1935年才产生)，取代失去信誉的权力均衡体制。国联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为什么说是"集体"呢？因为国联盟约禁止侵略行径，任何违约国家都将受到国联其他成员的集体反对。威尔逊派国际主义者因此认为，任何政府都不会愚蠢到违反盟约的地步。由于国联必须推动裁军，威尔逊认为，将会出现一个没有恐惧与忧虑的世界；威尔逊相信，恐惧与忧虑是过去屡次战争的导火线。
集体不安全
我们知道，历史往往会愚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事态显然没有像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以及根据国联盟约建立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这两个机构都被削弱。尽管国联在1920年代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成功，但接下来的10年却不那么幸运。由于经济危机，加之孤立主义日益抬头的美国不予支持，英国和法国官员不愿启动国联盟约，进而未能有效遏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扩张。希望中的集体安全变成了集体不安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肆虐蔓延，国际联盟解体。
美国早在日本海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创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的设计人是新威尔逊主义人士，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但他们从国联的失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像威尔逊一样，致力于"集体安全"的理念。但他们不像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者那样主要依赖"人类道义舆论"的模糊情感来维持和平，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强大的实力。
四个警察
为了防止国内孤立主义派人士的对抗，二战期间创立联合国的计划一直在秘密进行。最少量的宣传所招致的反对也应当最少。策划人员隐身在国务院的重重机构之中，以"非正式议程小组"(Informal Agenda Group)和"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oblems)等不引人注目的名称作掩护。在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一位名叫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的优秀经济学家的领导下，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盟友的前头。尽管罗斯福总统(任期1933-1945)对这个进程的贡献远远不如威尔逊在20年前那样大，但他给这个组织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鉴于国联未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及其在国务院的盟友坚决要求新机构必须更多地由大国支配，即罗斯福所说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强调需要靠经济平等而不是武力维持和平，但他的影响力一直有限。
罗斯福总统还赢得了很多共和党反对派人士的支持。甚至连共和党1944年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Dewey)都支持美国加入这个新组织。因此，1944年总统选举完全没有再现1920年大选中围绕国联问题唇枪舌剑的那种局面。
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正是在总统选战的最后几个月期间举行的。在华盛顿风景优美的敦巴顿橡树园，盟国谈判人员开始起草《联合国宪章》。由于美国的策划工作远远走在英国和苏联前面，美国基本驾驭了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两个重要机构组成的组织：(1) 一个作为辩论论坛的大型大会机构；(2) 一个规模较小的(反映"四个警察"声音的)安全理事会，由它启动联合国的"执行权力"。就结构而言，联合国与老国联非常相似──两者均由一个大会机制和一个规模较小的理事会组成。但它们有着一个重要区别。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提交到安理会的议案享有绝对否决权。而在国联，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对执行行动予以否决。联合国将权力还给了大国。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还确定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除法西斯政权以及阿根廷等支持这类政权的国家外，联合国将接纳全世界所有国家。组建一支联合国空军及警察力量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联合国依赖成员国武装力量的方案占上风。国际法庭将得到恢复。
可以公平地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结果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大国论相结合的产物。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一些尖锐分歧是不同利益需要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分歧反映出对拟议成立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尚不确定。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确保大国安全？是促进国际法？是反映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意愿？是为今后减少战争而创造社会和经济条件？
原则和程序方面的分歧通常通过传统的政治折衷方式得到解决。苏联要求联合国将其16个加盟共和国接纳为成员，这令罗斯福感到惊骇。而苏联则表示，若不这样做，英联邦的总计席位以及被苏联领导人说成是美国保护国的拉美国家，将导致苏联在投票中寡不敌众。双方经过妥协，决定让苏联拥有3个，而不是16个席位。美国为什么同意作出妥协呢？因为罗斯福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始终认为，《联合国宪章》若接纳全部16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就绝不会得到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但他同时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因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
罗斯福还为安抚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罗斯福本不希望联合国与国联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制有任何牵连，但后来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而且这个理事会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担负起与国联大部分委任相关的职责。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但前提条件是英国殖民地不受联合国托管权力的管辖。另一个重大让步与法国有关。罗斯福虽然极不信任法国解放领导人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而且在1940年向德国屈服的法国在二战期间并非主要盟国，但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罗斯福最终同意让法国拥有安理会席位。
当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于1945年4月到6月聚集在旧金山完成宪章的起草工作时，时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距此次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时，罗斯福与世长辞。德国大势已去。硫黄岛上已再无一个日本兵，将使美国海军逼近到距日本主要岛屿不到600海里的冲绳岛战役也已打响。苏联军队与美国军队在会议召开当天会师于易北河(Elbe River)。盟军的胜利也许不可避免地为战后盟国之间的竞争埋下了伏因。旧金山会议虽然延缓了冷战的爆发，但未能阻止冷战。
在旧金山集会的代表同25年前在巴黎集会起草国联盟约的代表有着一个重要差别。在1919年，很多代表(不包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代表)确实相信能够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相信，通过调动"人类的道义舆论"，能够遏制侵略成性的政府，使其不再有自古不断的侵犯邻邦之举。而旧金山会议则更加清醒。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是道义舆论，被视为未来和平的关键。与会代表甚至组建了一个联合国军事参谋团(U.N.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军参团直到今天仍在定期举行会议，但毫无声息，也不具任何责任。
更重要的是，他们纳入了通过地区军事联盟进行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一条款成为日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1949年)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 1955年)的法律基础。但联合国仍具有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讲，各国只能在安理会控制住冲突之前行使自卫。第51条不仅强调了自卫的基本权利，而且使提倡建立区域防御条约的人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积极提倡区域安排和小国权益的是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
无庸赘言，美国对旧金山会议施加了巨大影响，刺探与会代表团情报的做法为此发挥了一定作用。杜鲁门政府认为整个事情关系重大，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其中最为利害攸关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相信，世界和平取决于跨国合作。毕竟，这是集体安全的根本目标。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所言："显而易见的是，1945年联合国使文明得到拯救......"
成就与失误
正如《美国参考》这一专题系列文章中的后两篇文章所示，联合国始终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支持者夸大了联合国的功能，而反对者又夸大了它的弊端。此外，绝对否决权在冷战期间使安理会受到束缚──联合国在北韩的军事行动是唯一显著例外。1970年以前，苏联一直多次使用否决权；此后，美国也使用了否决权。否决权不仅阻碍了安理会在越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启动其集体安全机制，而且使很多过去支持联合国的人心灰意冷。
不过，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不应当掩盖它在从人权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的作为。
联合国创始人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仅这一点就充分显示了联合国在非政治领域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联合国的性质在1945年到1990年之间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最初是作为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成立的，但它逐渐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坛，不时有激荡与激辩。随着以前的殖民地纷纷加入，成员国从1945年的51个增加到今天的191个，联合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像其他机构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但不受历史的束缚。要想了解今天的联合国，就必须了解联合国的历史。
__________
编者按：奥斯特罗尔教授作为富布赖特讲师2005年春季学期在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学。他教授的课程包括越南战争以及从杜鲁门到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历史。他还在研究同联合国有关的课题。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阿尔弗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斯特罗尔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评价1945年促进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时说，这是一项"令人对万能上帝深深感恩的"工作。杜鲁门总统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他们相信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将使世界大战化为历史。《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明确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我们联合国的人民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国务院以及成千上万名支持成立联合国的民众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外交政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促使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不重蹈25年前拒绝批准《国联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的复辄作出了贡献。
支持创立联合国的运动提醒我们，在1945年创立的、仅有51个创始成员国的联合国当时既代表一种理念，也是一个机制。作为一种理念，它的起源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作为一个机制，它是在其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国际联盟的遗迹中诞生的。
历史学家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美国为创立国联和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任期1913-1921)对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显示出的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深感震惊，因而倡导创立国际联盟。威尔逊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军备竞赛、不民主的政府、以及──这点最重要──从根本上就不稳定的权力均衡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威尔逊不顾英法盟友的怀疑，推动确立了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制("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这个名词直到1935年才产生)，取代失去信誉的权力均衡体制。国联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为什么说是"集体"呢？因为国联盟约禁止侵略行径，任何违约国家都将受到国联其他成员的集体反对。威尔逊派国际主义者因此认为，任何政府都不会愚蠢到违反盟约的地步。由于国联必须推动裁军，威尔逊认为，将会出现一个没有恐惧与忧虑的世界；威尔逊相信，恐惧与忧虑是过去屡次战争的导火线。
集体不安全
我们知道，历史往往会愚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事态显然没有像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以及根据国联盟约建立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这两个机构都被削弱。尽管国联在1920年代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成功，但接下来的10年却不那么幸运。由于经济危机，加之孤立主义日益抬头的美国不予支持，英国和法国官员不愿启动国联盟约，进而未能有效遏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扩张。希望中的集体安全变成了集体不安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肆虐蔓延，国际联盟解体。
美国早在日本海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创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的设计人是新威尔逊主义人士，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但他们从国联的失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像威尔逊一样，致力于"集体安全"的理念。但他们不像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者那样主要依赖"人类道义舆论"的模糊情感来维持和平，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强大的实力。
四个警察
为了防止国内孤立主义派人士的对抗，二战期间创立联合国的计划一直在秘密进行。最少量的宣传所招致的反对也应当最少。策划人员隐身在国务院的重重机构之中，以"非正式议程小组"(Informal Agenda Group)和"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oblems)等不引人注目的名称作掩护。在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一位名叫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的优秀经济学家的领导下，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盟友的前头。尽管罗斯福总统(任期1933-1945)对这个进程的贡献远远不如威尔逊在20年前那样大，但他给这个组织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鉴于国联未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及其在国务院的盟友坚决要求新机构必须更多地由大国支配，即罗斯福所说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强调需要靠经济平等而不是武力维持和平，但他的影响力一直有限。
罗斯福总统还赢得了很多共和党反对派人士的支持。甚至连共和党1944年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Dewey)都支持美国加入这个新组织。因此，1944年总统选举完全没有再现1920年大选中围绕国联问题唇枪舌剑的那种局面。
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正是在总统选战的最后几个月期间举行的。在华盛顿风景优美的敦巴顿橡树园，盟国谈判人员开始起草《联合国宪章》。由于美国的策划工作远远走在英国和苏联前面，美国基本驾驭了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两个重要机构组成的组织：(1) 一个作为辩论论坛的大型大会机构；(2) 一个规模较小的(反映"四个警察"声音的)安全理事会，由它启动联合国的"执行权力"。就结构而言，联合国与老国联非常相似──两者均由一个大会机制和一个规模较小的理事会组成。但它们有着一个重要区别。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提交到安理会的议案享有绝对否决权。而在国联，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对执行行动予以否决。联合国将权力还给了大国。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还确定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除法西斯政权以及阿根廷等支持这类政权的国家外，联合国将接纳全世界所有国家。组建一支联合国空军及警察力量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联合国依赖成员国武装力量的方案占上风。国际法庭将得到恢复。
可以公平地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结果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大国论相结合的产物。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一些尖锐分歧是不同利益需要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分歧反映出对拟议成立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尚不确定。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确保大国安全？是促进国际法？是反映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意愿？是为今后减少战争而创造社会和经济条件？
原则和程序方面的分歧通常通过传统的政治折衷方式得到解决。苏联要求联合国将其16个加盟共和国接纳为成员，这令罗斯福感到惊骇。而苏联则表示，若不这样做，英联邦的总计席位以及被苏联领导人说成是美国保护国的拉美国家，将导致苏联在投票中寡不敌众。双方经过妥协，决定让苏联拥有3个，而不是16个席位。美国为什么同意作出妥协呢？因为罗斯福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始终认为，《联合国宪章》若接纳全部16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就绝不会得到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但他同时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因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
罗斯福还为安抚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罗斯福本不希望联合国与国联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制有任何牵连，但后来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而且这个理事会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担负起与国联大部分委任相关的职责。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但前提条件是英国殖民地不受联合国托管权力的管辖。另一个重大让步与法国有关。罗斯福虽然极不信任法国解放领导人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而且在1940年向德国屈服的法国在二战期间并非主要盟国，但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罗斯福最终同意让法国拥有安理会席位。
当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于1945年4月到6月聚集在旧金山完成宪章的起草工作时，时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距此次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时，罗斯福与世长辞。德国大势已去。硫黄岛上已再无一个日本兵，将使美国海军逼近到距日本主要岛屿不到600海里的冲绳岛战役也已打响。苏联军队与美国军队在会议召开当天会师于易北河(Elbe River)。盟军的胜利也许不可避免地为战后盟国之间的竞争埋下了伏因。旧金山会议虽然延缓了冷战的爆发，但未能阻止冷战。
在旧金山集会的代表同25年前在巴黎集会起草国联盟约的代表有着一个重要差别。在1919年，很多代表(不包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代表)确实相信能够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相信，通过调动"人类的道义舆论"，能够遏制侵略成性的政府，使其不再有自古不断的侵犯邻邦之举。而旧金山会议则更加清醒。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是道义舆论，被视为未来和平的关键。与会代表甚至组建了一个联合国军事参谋团(U.N.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军参团直到今天仍在定期举行会议，但毫无声息，也不具任何责任。
更重要的是，他们纳入了通过地区军事联盟进行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一条款成为日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1949年)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 1955年)的法律基础。但联合国仍具有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讲，各国只能在安理会控制住冲突之前行使自卫。第51条不仅强调了自卫的基本权利，而且使提倡建立区域防御条约的人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积极提倡区域安排和小国权益的是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
无庸赘言，美国对旧金山会议施加了巨大影响，刺探与会代表团情报的做法为此发挥了一定作用。杜鲁门政府认为整个事情关系重大，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其中最为利害攸关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相信，世界和平取决于跨国合作。毕竟，这是集体安全的根本目标。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所言："显而易见的是，1945年联合国使文明得到拯救......"
成就与失误
正如《美国参考》这一专题系列文章中的后两篇文章所示，联合国始终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支持者夸大了联合国的功能，而反对者又夸大了它的弊端。此外，绝对否决权在冷战期间使安理会受到束缚──联合国在北韩的军事行动是唯一显著例外。1970年以前，苏联一直多次使用否决权；此后，美国也使用了否决权。否决权不仅阻碍了安理会在越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启动其集体安全机制，而且使很多过去支持联合国的人心灰意冷。
不过，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不应当掩盖它在从人权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的作为。
联合国创始人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仅这一点就充分显示了联合国在非政治领域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联合国的性质在1945年到1990年之间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最初是作为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成立的，但它逐渐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坛，不时有激荡与激辩。随着以前的殖民地纷纷加入，成员国从1945年的51个增加到今天的191个，联合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像其他机构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但不受历史的束缚。要想了解今天的联合国，就必须了解联合国的历史。
__________
编者按：奥斯特罗尔教授作为富布赖特讲师2005年春季学期在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学。他教授的课程包括越南战争以及从杜鲁门到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历史。他还在研究同联合国有关的课题。联合国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阿尔弗雷德大学历史系教授奥斯特罗尔
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在评价1945年促进起草《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时说，这是一项"令人对万能上帝深深感恩的"工作。杜鲁门总统说出了千百万人民的心声，他们相信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将使世界大战化为历史。《联合国宪章》在序言中明确阐明了联合国的宗旨："我们联合国的人民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国务院以及成千上万名支持成立联合国的民众发起了一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涉及外交政策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为促使参议院批准《联合国宪章》、不重蹈25年前拒绝批准《国联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的复辄作出了贡献。
支持创立联合国的运动提醒我们，在1945年创立的、仅有51个创始成员国的联合国当时既代表一种理念，也是一个机制。作为一种理念，它的起源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作为一个机制，它是在其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牺牲品之一──国际联盟的遗迹中诞生的。
历史学家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很多问题看法不一，但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即美国为创立国联和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任期1913-1921)对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显示出的现代战争的破坏力深感震惊，因而倡导创立国际联盟。威尔逊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军备竞赛、不民主的政府、以及──这点最重要──从根本上就不稳定的权力均衡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上，威尔逊不顾英法盟友的怀疑，推动确立了一个新的"集体安全"体制("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这个名词直到1935年才产生)，取代失去信誉的权力均衡体制。国联是集体安全体制的核心。为什么说是"集体"呢？因为国联盟约禁止侵略行径，任何违约国家都将受到国联其他成员的集体反对。威尔逊派国际主义者因此认为，任何政府都不会愚蠢到违反盟约的地步。由于国联必须推动裁军，威尔逊认为，将会出现一个没有恐惧与忧虑的世界；威尔逊相信，恐惧与忧虑是过去屡次战争的导火线。
集体不安全
我们知道，历史往往会愚弄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事态显然没有像威尔逊主义者希望的那样发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以及根据国联盟约建立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这两个机构都被削弱。尽管国联在1920年代取得了一些小规模的成功，但接下来的10年却不那么幸运。由于经济危机，加之孤立主义日益抬头的美国不予支持，英国和法国官员不愿启动国联盟约，进而未能有效遏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军事扩张。希望中的集体安全变成了集体不安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和亚洲肆虐蔓延，国际联盟解体。
美国早在日本海军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以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创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的设计人是新威尔逊主义人士，至少在美国和英国是这样。但他们从国联的失误中汲取了大量教训。他们像威尔逊一样，致力于"集体安全"的理念。但他们不像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者那样主要依赖"人类道义舆论"的模糊情感来维持和平，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强大的实力。
四个警察
为了防止国内孤立主义派人士的对抗，二战期间创立联合国的计划一直在秘密进行。最少量的宣传所招致的反对也应当最少。策划人员隐身在国务院的重重机构之中，以"非正式议程小组"(Informal Agenda Group)和"政治问题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 on Political Problems)等不引人注目的名称作掩护。在副国务卿韦尔斯(Sumner Welles)和一位名叫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的优秀经济学家的领导下，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盟友的前头。尽管罗斯福总统(任期1933-1945)对这个进程的贡献远远不如威尔逊在20年前那样大，但他给这个组织留下了自己的烙印。鉴于国联未能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及其在国务院的盟友坚决要求新机构必须更多地由大国支配，即罗斯福所说的"四个警察"(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强调需要靠经济平等而不是武力维持和平，但他的影响力一直有限。
罗斯福总统还赢得了很多共和党反对派人士的支持。甚至连共和党1944年的总统候选人、纽约州州长杜威(Thomas Dewey)都支持美国加入这个新组织。因此，1944年总统选举完全没有再现1920年大选中围绕国联问题唇枪舌剑的那种局面。
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正是在总统选战的最后几个月期间举行的。在华盛顿风景优美的敦巴顿橡树园，盟国谈判人员开始起草《联合国宪章》。由于美国的策划工作远远走在英国和苏联前面，美国基本驾驭了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由两个重要机构组成的组织：(1) 一个作为辩论论坛的大型大会机构；(2) 一个规模较小的(反映"四个警察"声音的)安全理事会，由它启动联合国的"执行权力"。就结构而言，联合国与老国联非常相似──两者均由一个大会机制和一个规模较小的理事会组成。但它们有着一个重要区别。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四大盟国──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对提交到安理会的议案享有绝对否决权。而在国联，任何成员国都可以对执行行动予以否决。联合国将权力还给了大国。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还确定了其他一些重要问题。除法西斯政权以及阿根廷等支持这类政权的国家外，联合国将接纳全世界所有国家。组建一支联合国空军及警察力量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联合国依赖成员国武装力量的方案占上风。国际法庭将得到恢复。
可以公平地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结果是威尔逊理想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大国论相结合的产物。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一些尖锐分歧是不同利益需要的反映。但也有一些分歧反映出对拟议成立的联合国的主要宗旨尚不确定。联合国存在的主要目的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确保大国安全？是促进国际法？是反映全世界民主国家人民的意愿？是为今后减少战争而创造社会和经济条件？
原则和程序方面的分歧通常通过传统的政治折衷方式得到解决。苏联要求联合国将其16个加盟共和国接纳为成员，这令罗斯福感到惊骇。而苏联则表示，若不这样做，英联邦的总计席位以及被苏联领导人说成是美国保护国的拉美国家，将导致苏联在投票中寡不敌众。双方经过妥协，决定让苏联拥有3个，而不是16个席位。美国为什么同意作出妥协呢？因为罗斯福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始终认为，《联合国宪章》若接纳全部16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就绝不会得到美国联邦参议院的批准，但他同时希望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因此他采取了折衷方式。
罗斯福还为安抚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罗斯福本不希望联合国与国联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制有任何牵连，但后来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国托管理事会(U.N. Trusteeship Council)，而且这个理事会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个主要机构，担负起与国联大部分委任相关的职责。英国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但前提条件是英国殖民地不受联合国托管权力的管辖。另一个重大让步与法国有关。罗斯福虽然极不信任法国解放领导人戴高乐(Charles DeGaulle)，而且在1940年向德国屈服的法国在二战期间并非主要盟国，但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罗斯福最终同意让法国拥有安理会席位。
当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于1945年4月到6月聚集在旧金山完成宪章的起草工作时，时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距此次会议召开只有两星期时，罗斯福与世长辞。德国大势已去。硫黄岛上已再无一个日本兵，将使美国海军逼近到距日本主要岛屿不到600海里的冲绳岛战役也已打响。苏联军队与美国军队在会议召开当天会师于易北河(Elbe River)。盟军的胜利也许不可避免地为战后盟国之间的竞争埋下了伏因。旧金山会议虽然延缓了冷战的爆发，但未能阻止冷战。
在旧金山集会的代表同25年前在巴黎集会起草国联盟约的代表有着一个重要差别。在1919年，很多代表(不包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法国代表)确实相信能够实现天下太平。他们相信，通过调动"人类的道义舆论"，能够遏制侵略成性的政府，使其不再有自古不断的侵犯邻邦之举。而旧金山会议则更加清醒。在联合国管理下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不是道义舆论，被视为未来和平的关键。与会代表甚至组建了一个联合国军事参谋团(U.N. 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军参团直到今天仍在定期举行会议，但毫无声息，也不具任何责任。
更重要的是，他们纳入了通过地区军事联盟进行自卫的权利，也就是著名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一条款成为日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1949年)和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 1955年)的法律基础。但联合国仍具有作用，因为从理论上讲，各国只能在安理会控制住冲突之前行使自卫。第51条不仅强调了自卫的基本权利，而且使提倡建立区域防御条约的人占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在旧金山会议上积极提倡区域安排和小国权益的是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
无庸赘言，美国对旧金山会议施加了巨大影响，刺探与会代表团情报的做法为此发挥了一定作用。杜鲁门政府认为整个事情关系重大，不能任其随意发展。其中最为利害攸关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相信，世界和平取决于跨国合作。毕竟，这是集体安全的根本目标。正如杜鲁门总统在1946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所言："显而易见的是，1945年联合国使文明得到拯救......"
成就与失误
正如《美国参考》这一专题系列文章中的后两篇文章所示，联合国始终没有达到人们的期望。支持者夸大了联合国的功能，而反对者又夸大了它的弊端。此外，绝对否决权在冷战期间使安理会受到束缚──联合国在北韩的军事行动是唯一显著例外。1970年以前，苏联一直多次使用否决权；此后，美国也使用了否决权。否决权不仅阻碍了安理会在越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启动其集体安全机制，而且使很多过去支持联合国的人心灰意冷。
不过，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的失败不应当掩盖它在从人权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的作为。
联合国创始人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仅这一点就充分显示了联合国在非政治领域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最后一点是，联合国的性质在1945年到1990年之间发生了变化。联合国最初是作为威尔逊主义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成立的，但它逐渐成为一个反殖民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的论坛，不时有激荡与激辩。随着以前的殖民地纷纷加入，成员国从1945年的51个增加到今天的191个，联合国发生了变化。联合国像其他机构一样，是历史的产物，但不受历史的束缚。要想了解今天的联合国，就必须了解联合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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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奥斯特罗尔教授作为富布赖特讲师2005年春季学期在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讲学。他教授的课程包括越南战争以及从杜鲁门到克林顿时代的美国历史。他还在研究同联合国有关的课题。
联合国：成败功过60周年
(The UN at 60: A Dynamic Balance Sheet)
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和公共事务专业教授
兼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勒克
人在60岁诞辰之际，反思往往多于庆祝。对一个机构也是这样。60岁生日是长寿的证明，即使同时会想到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未实现的宏伟目标、未能走上的道路、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等等。鉴于联合国一方面正面临着一个真相逐渐昭然天下的历史性丑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成员国对它前所未有的需求，现在对联合国的业绩作一番坦率的评估可谓正当其时。联合国迄今的功过如何？它们预示着怎样的未来？
1945年，联合国创始者阐明了这一新的世界性组织的宏大议程。联合国宪章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联合国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宗旨：1)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2) 发 展 国 际 间 以 尊 重 人 民 平 等 权 利 及 自 决 原 则 为 基础的 友 好 关 系，并 采 取 其 他 适 当 方法， 增 强 世界 和 平；3) 实现在经济、社会、文化、人道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促进人权；4) 成为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过程中的各国行动协调中心。上述这些目标永无止境；只要这个组织存在，就必须永远追求不息。
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是在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期间，经酝酿、谈判而诞生的，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成功地避免其前身国际联盟所经历的最悲惨失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五大同盟国被赋予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和职责。安理会随之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力以及执行安理会决定所需的特殊军事、经济和调查手段。蓝图虽然可观，但在宪章签署几年后爆发的冷战导致大多未能实现。成员国从未按宪章第43条就后备军事力量的安排与安理会磋商；军事参谋团(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几乎无事可做；国际指挥架构也从未建立起来。
冷战将联合国成员国分成两大对立阵营，否决权也因此变成阻止安理会就当时的重大危机采取行动的手段，唯一的例外是，由于苏联的拒绝出席，安理会得以对朝鲜半岛侵略事件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事态的发展令希望建立有效的全球安全体制的人们深感失望，甚至绝望。然而，由于否决权发挥了使安理会不直接与大国利益发生冲突的作用，联合国度过了本可能使其瓦解的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年代。通过既提供悄声对话的机会，也提供激烈然而和平的舌战场所，这个国际组织对阻止冷战紧张状态升级成为20世纪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实现了联合国的核心目标。
在安全事务方面，联合国展现出可观的适应能力，以创新对应失败，随时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虽然宪章第七章的执行措施原本是作为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制定的，但种种矛盾使其很少被启用，因而联合国更多地依赖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行事；这两章为联合国提供了在幕后进行和平调解的更大空间，并可将权力下放给解决局部冲突的区域性机制。近年来，随着安理会议程的日益扩展，有关方面正在不断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安理会与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区域性及次区域性组织之间形成这类分工。
联合国的最突出贡献──维持和平行动──甚至不曾写在联合国宪章中。为了防止小型冲突在冷战中演变成可能使多方卷入的大规模冲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逐步形成一系列手段，采用无强制力的国际军事部署来监视事态发展或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继向中东(1948年)和南亚(1949年)派出观察团后，联合国在西奈半岛(1956年)、刚果(1960年)和塞浦路斯(1964年)开展了重大实际行动。在冷战接近尾声的最后几年和90年代初，维和行动在速度、范围和广度上都迅速增加；在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取得重大成功，在柬埔寨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且，在柬埔寨的使命不仅包括传统的维和行动，也包括冲突结束后的国家建设。但是，从索马里、卢旺达和巴尔干半岛的急剧撤退和在安哥拉和海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阻挡了前进趋势。
到90年代后期，随着在东帝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重新部署联合国"蓝盔"(Blue Helmets)部队，维和行动重振势头。截至2005年1月31日，共有来自103个国家的约650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在16项维和行动中，这一趋势还在朝最高记录上升。由于使命多样化和参与国家情况各异，在维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涉及从授权计划过于庞大到行动表现参差不齐，到对寻求联合国保护的冲突受害者进行性强暴的事件等不同方面。但总的说来，联合国"蓝盔"部队继续远远供不应求，这证明维和人员正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的特殊贡献。
随着冷战结束，安理会可以重新根据宪章第41条的规定，为贯彻其决定而行使实施经济、旅行、武器和外交制裁的权力。近年来，安理会为加强这些措施的说服力和减轻在人道方面的消极影响而作出很大努力，力求更准确、更有针对性地运用这些手段。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安理会就已对支持、纵容恐怖主义的利比亚、苏丹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制裁。目前，安理会下设四个处理恐怖主义问题的小组，通过采取制裁措施、成员国提交报告和发现成员国在反恐战略、立法和行政手段上的漏洞来展开相关努力。联合国大会还有待于就一项全面的反恐公约和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今年早些时候，联大通过了将某些具体恐怖行径──核恐怖主义──定为非法的第13项全球公约。这些努力都是在联合国长期推行的全球统一准则和防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一步扩散的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进行的。
友好关系与自决权
联合国四大核心宗旨中的第二项在今天听来也许是模糊、无足轻重、甚至有点古怪的，然而，在四、五十年前不是这样。这个国际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与今天具有的世界论坛的形式相距甚远。其一，联合国一开始是二战协约国的延展，甚至还采用了后者的名称。出席旧金山成立大会的国家必须曾向轴心国宣战。在联合国宪章中，仍多次使用了"敌国"这一提法。那些国家如何以及在何时才能融入国际社会，在当时尚有待观察。其二，非洲的多数地区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下，有关这些殖民地前途的辩论甚至在西方盟国之间也造成分歧。联合国宪章至少用了三章(第十一、十二、十三)来处理有关非自治属地和托管国的问题，包括战败国的殖民地。托管理事会(Trusteeship Council)──现已完成使命──成为这一新的世界性组织下属的一个主要机构。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围绕接纳新成员的问题也存在十分严重的分歧。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就花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得到解决。鉴于联合国成员国在大小、实力和利益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51个成员国扩大到191个成员国所产生的政治和机制上的影响至今可见。虽然联合国宪章第2条将主权平等列为第一条原则，但在旧金山成立大会上，与会国达成的共识是，这一原则指的是在国际法前各国地位一律平等，而不是指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决策地位平等。就像对待冷战时的情况一样，联合国学会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首先，鼓励逐步实现非殖民化，而后，找到将新独立国家纳入联合国体系的途径。其实，联合国最早的成功之一，就是促进了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实现非殖民化。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自身也从一个联盟组织转变成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使处于明显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得以加入进来。
人权及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联合国创始成员当时的首要目标，是要形成一个比国联有效得多的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但他们认识到关系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仅靠武力或外交家的智谋来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筹备会议上，美国代表使不情愿的苏联代表相信，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应有一个专责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的机构。正如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在旧金山会议闭幕会议上向与会代表所说，"公正的原则是这一宪章的根基"。国务院最初设计的战后机构是一个"总体性的"国际组织，下面有一个由各种业务和人道事务机构构成的庞大网络，由它作为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总体政治和法律代表。
多年来，联合国的体系不断扩大，现已包含为创始者所始料不及的广泛得多的部门、基金会、专门机构和活动。最接近联合国中心的专门机构和基金包括：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联合国儿童基金(U.N. Children's Fund)、联合国人口基金(U.N. Population Fund)；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sioner for Refugees)、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及设在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等。根据宪章第63条、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与联合国有关系协议的专门机构包括：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和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ytary Fund)和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另外，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和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与联合国建有特别关系。
很多此类机构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资金来源和组织成分。每个机构都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相当部分的业务活动是在实地进行，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远离设在纽约的中心管理机构的政治程序。有人说，那里是找到"真正"联合国的地方。联合国系统权力的分散，一方面可能会使其业务和人道事务活动免受其总部政治程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使历任秘书长难以做到在行政管理、项目规划和财务方面全面加强规则和一致性。然而，多数机构的专业表现在大多情况下都获得较高的评价。
随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消除贫困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迅速成为联合国的主要议事日程。相当长时间以来，南北半球的深刻分歧导致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直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着两极分化的、无成果的辩论。但近年来，这些分歧有所缩小，因为各方都认识到，实现有效的、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在增加对外援助、减免债务和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改善受援国的管理并消除腐败。2000年通过的数字目标和期限，为全球减贫步骤提供了一致的标准。虽然联合国为促进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和为确定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的实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相关机构。
在人权领域，联合国既取得了某些更持久、意义更深远的成功，也遭受了某些较为明显的挫折。从很多方面来看，人权问题被引入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主流要归功于联合国。联合国通过谈判制定人权宣言、有关公约和数十项相关协议，促使基本人权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承认，从而为此作出了具有根本性和规范性的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虽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领域其他人员的工作促使成员国必须对各自尊重和推行这些标准的程度负责，设在日内瓦的由不同国家政府组成的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给联合国体系带来了明显的难堪。近年来，一些践踏人权的政权企图转移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目标，这说明他们对联合国可能对其人权纪录提出谴责是多么担心。安南秘书长建议放弃人权委员会，代之以联合国大会下属的一个规模较小、全年运作、并希望是更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
协调各国行动
联合国创始者认识到，联合国不仅能在成员国意见一致时发挥作用，而且也能在成员国意见分歧时发挥作用。在后一种情形下，联合国能为成员国提供和平解决分歧的场所，而核心安全利益问题，至少对五个常任理事国来说，则可通过行使否决权得到保护。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联合国还可提供一个论坛，让成员国共同找到一致的利益和实现这些利益的途径。但是，成员国达成共识的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冷战以东西方划线将成员国分裂成两大阵营。而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种问题的辩论中，又形成了南北两方对立。冷战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可能，然而，到20世纪末，联合国大厅以外世界的实力关系不均以及在一个由191个各式成员组成的机构中进行决策的复杂性，减慢了进行深度机构改革和振兴活力的努力。联合国添加机构和使命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它精简机构和使命的能力。由多国政府组成的机构有时能膨胀到臃肿不堪的地步，但却不能缩减到适于驾驭的程度。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性组织的优势也成了它的弱点。2005年9月举行的大会无疑再次证明，联合国是世界性会议的主要召集者。联合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长及其他政要人物希望展现自己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他们也时常在那里开展一些重要的活动，有时多边，更多时候是双边。其结果是，联合国扮演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制定准则的角色，这甚至超过了它的行动角色。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定法律和确立准则的时期。但是，由于缺少同样有力的实施、监督和执行能力，联合国制定越来越雄心勃勃、干预性越来越强的国际──而且越来越多涉及国内的──行为准则的势头，最终有可能被证明适得其反。21世纪开始的新千年已经显示，这是一个整合和复审已有标准而不是制定新标准的时代。毫无疑问，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在联合国确立标准的特长和倾向与门外世界实力和能力分布不均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类问题上，联合国已证明，它既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囚徒，又是始终寻求重新界定这一体系的角色之一。
说到底，对联合国的成败功过是无法简单下结论的。联合国如同它周围的世界一样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联合国是一个动态的、有适应力的机构，已演变成其创始者根本不曾预料的形态。面对"石油换食品"丑闻以及已经暴露的管理和责任制问题，联合国将不得不再次随时代而变化。显然，成员国将一如既往，对联合国既批评又利用，因为各国都意识到，联合国是一个既有瑕疵而又有用的工具。
而且，尽管历经60年，联合国至今仍是一个试验。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任何类似的机构，因此，不存在联合国可与之相比的现成完美标准。毫无疑问，联合国的表现远优于国联，但与联合国设计师的期待又相差甚远。联合国已成为国际外交不可或缺的成分，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组合件。它是如此重要，绝不能令人不予重视，也不能采用低标准。最关心联合国的人将是那些率先要求加强其活力和对它进行改革的人。据此，对"与什么相比较"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应该是审视它的过去，衡量它的能力。与10年前相比，今天联合国的作用是否更有力、更有益？我们能够以什么样的努力让联合国在70周年时，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The UN at 60: A Dynamic Balance Sheet)
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和公共事务专业教授
兼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勒克
人在60岁诞辰之际，反思往往多于庆祝。对一个机构也是这样。60岁生日是长寿的证明，即使同时会想到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未实现的宏伟目标、未能走上的道路、以及未来面临的挑战等等。鉴于联合国一方面正面临着一个真相逐渐昭然天下的历史性丑闻，另一方面又面临着成员国对它前所未有的需求，现在对联合国的业绩作一番坦率的评估可谓正当其时。联合国迄今的功过如何？它们预示着怎样的未来？
1945年，联合国创始者阐明了这一新的世界性组织的宏大议程。联合国宪章第1条开宗明义地规定，联合国具有四个相互关联的宗旨：1)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2) 发 展 国 际 间 以 尊 重 人 民 平 等 权 利 及 自 决 原 则 为 基础的 友 好 关 系，并 采 取 其 他 适 当 方法， 增 强 世界 和 平；3) 实现在经济、社会、文化、人道事务领域的国际合作，同时促进人权；4) 成为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过程中的各国行动协调中心。上述这些目标永无止境；只要这个组织存在，就必须永远追求不息。
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是在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战争期间，经酝酿、谈判而诞生的，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成功地避免其前身国际联盟所经历的最悲惨失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五大同盟国被赋予安全理事会(Security Council)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和职责。安理会随之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力以及执行安理会决定所需的特殊军事、经济和调查手段。蓝图虽然可观，但在宪章签署几年后爆发的冷战导致大多未能实现。成员国从未按宪章第43条就后备军事力量的安排与安理会磋商；军事参谋团(Military Staff Committee)几乎无事可做；国际指挥架构也从未建立起来。
冷战将联合国成员国分成两大对立阵营，否决权也因此变成阻止安理会就当时的重大危机采取行动的手段，唯一的例外是，由于苏联的拒绝出席，安理会得以对朝鲜半岛侵略事件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事态的发展令希望建立有效的全球安全体制的人们深感失望，甚至绝望。然而，由于否决权发挥了使安理会不直接与大国利益发生冲突的作用，联合国度过了本可能使其瓦解的东西方关系的紧张年代。通过既提供悄声对话的机会，也提供激烈然而和平的舌战场所，这个国际组织对阻止冷战紧张状态升级成为20世纪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而实现了联合国的核心目标。
在安全事务方面，联合国展现出可观的适应能力，以创新对应失败，随时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虽然宪章第七章的执行措施原本是作为维护国际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制定的，但种种矛盾使其很少被启用，因而联合国更多地依赖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行事；这两章为联合国提供了在幕后进行和平调解的更大空间，并可将权力下放给解决局部冲突的区域性机制。近年来，随着安理会议程的日益扩展，有关方面正在不断进行这样的努力，在安理会与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区域性及次区域性组织之间形成这类分工。
联合国的最突出贡献──维持和平行动──甚至不曾写在联合国宪章中。为了防止小型冲突在冷战中演变成可能使多方卷入的大规模冲突，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逐步形成一系列手段，采用无强制力的国际军事部署来监视事态发展或将交战双方隔离开来。继向中东(1948年)和南亚(1949年)派出观察团后，联合国在西奈半岛(1956年)、刚果(1960年)和塞浦路斯(1964年)开展了重大实际行动。在冷战接近尾声的最后几年和90年代初，维和行动在速度、范围和广度上都迅速增加；在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萨尔瓦多取得重大成功，在柬埔寨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且，在柬埔寨的使命不仅包括传统的维和行动，也包括冲突结束后的国家建设。但是，从索马里、卢旺达和巴尔干半岛的急剧撤退和在安哥拉和海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阻挡了前进趋势。
到90年代后期，随着在东帝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重新部署联合国"蓝盔"(Blue Helmets)部队，维和行动重振势头。截至2005年1月31日，共有来自103个国家的约650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在16项维和行动中，这一趋势还在朝最高记录上升。由于使命多样化和参与国家情况各异，在维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涉及从授权计划过于庞大到行动表现参差不齐，到对寻求联合国保护的冲突受害者进行性强暴的事件等不同方面。但总的说来，联合国"蓝盔"部队继续远远供不应求，这证明维和人员正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重大的特殊贡献。
随着冷战结束，安理会可以重新根据宪章第41条的规定，为贯彻其决定而行使实施经济、旅行、武器和外交制裁的权力。近年来，安理会为加强这些措施的说服力和减轻在人道方面的消极影响而作出很大努力，力求更准确、更有针对性地运用这些手段。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安理会就已对支持、纵容恐怖主义的利比亚、苏丹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制裁。目前，安理会下设四个处理恐怖主义问题的小组，通过采取制裁措施、成员国提交报告和发现成员国在反恐战略、立法和行政手段上的漏洞来展开相关努力。联合国大会还有待于就一项全面的反恐公约和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今年早些时候，联大通过了将某些具体恐怖行径──核恐怖主义──定为非法的第13项全球公约。这些努力都是在联合国长期推行的全球统一准则和防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进一步扩散的保障措施的基础上进行的。
友好关系与自决权
联合国四大核心宗旨中的第二项在今天听来也许是模糊、无足轻重、甚至有点古怪的，然而，在四、五十年前不是这样。这个国际机构在最初成立时，与今天具有的世界论坛的形式相距甚远。其一，联合国一开始是二战协约国的延展，甚至还采用了后者的名称。出席旧金山成立大会的国家必须曾向轴心国宣战。在联合国宪章中，仍多次使用了"敌国"这一提法。那些国家如何以及在何时才能融入国际社会，在当时尚有待观察。其二，非洲的多数地区和亚洲的很多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下，有关这些殖民地前途的辩论甚至在西方盟国之间也造成分歧。联合国宪章至少用了三章(第十一、十二、十三)来处理有关非自治属地和托管国的问题，包括战败国的殖民地。托管理事会(Trusteeship Council)──现已完成使命──成为这一新的世界性组织下属的一个主要机构。
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围绕接纳新成员的问题也存在十分严重的分歧。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就花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得到解决。鉴于联合国成员国在大小、实力和利益上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从51个成员国扩大到191个成员国所产生的政治和机制上的影响至今可见。虽然联合国宪章第2条将主权平等列为第一条原则，但在旧金山成立大会上，与会国达成的共识是，这一原则指的是在国际法前各国地位一律平等，而不是指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决策地位平等。就像对待冷战时的情况一样，联合国学会了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首先，鼓励逐步实现非殖民化，而后，找到将新独立国家纳入联合国体系的途径。其实，联合国最早的成功之一，就是促进了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实现非殖民化。在这一过程中，联合国自身也从一个联盟组织转变成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组织，使处于明显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得以加入进来。
人权及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联合国创始成员当时的首要目标，是要形成一个比国联有效得多的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但他们认识到关系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能仅靠武力或外交家的智谋来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筹备会议上，美国代表使不情愿的苏联代表相信，联合国主要机构中应有一个专责处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的机构。正如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在旧金山会议闭幕会议上向与会代表所说，"公正的原则是这一宪章的根基"。国务院最初设计的战后机构是一个"总体性的"国际组织，下面有一个由各种业务和人道事务机构构成的庞大网络，由它作为这些机构和组织的总体政治和法律代表。
多年来，联合国的体系不断扩大，现已包含为创始者所始料不及的广泛得多的部门、基金会、专门机构和活动。最接近联合国中心的专门机构和基金包括：设在纽约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evelopment Programme)、联合国儿童基金(U.N. Children's Fund)、联合国人口基金(U.N. Population Fund)；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sioner for Refugees)、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及设在罗马的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等。根据宪章第63条、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与联合国有关系协议的专门机构包括：设在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和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ytary Fund)和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另外，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和设在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与联合国建有特别关系。
很多此类机构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资金来源和组织成分。每个机构都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相当部分的业务活动是在实地进行，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远离设在纽约的中心管理机构的政治程序。有人说，那里是找到"真正"联合国的地方。联合国系统权力的分散，一方面可能会使其业务和人道事务活动免受其总部政治程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使历任秘书长难以做到在行政管理、项目规划和财务方面全面加强规则和一致性。然而，多数机构的专业表现在大多情况下都获得较高的评价。
随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消除贫困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挑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迅速成为联合国的主要议事日程。相当长时间以来，南北半球的深刻分歧导致联合国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直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着两极分化的、无成果的辩论。但近年来，这些分歧有所缩小，因为各方都认识到，实现有效的、可持续的发展需要在增加对外援助、减免债务和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改善受援国的管理并消除腐败。2000年通过的数字目标和期限，为全球减贫步骤提供了一致的标准。虽然联合国为促进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和为确定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它的实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相关机构。
在人权领域，联合国既取得了某些更持久、意义更深远的成功，也遭受了某些较为明显的挫折。从很多方面来看，人权问题被引入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主流要归功于联合国。联合国通过谈判制定人权宣言、有关公约和数十项相关协议，促使基本人权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承认，从而为此作出了具有根本性和规范性的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虽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报告员和联合国人权领域其他人员的工作促使成员国必须对各自尊重和推行这些标准的程度负责，设在日内瓦的由不同国家政府组成的人权委员会(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给联合国体系带来了明显的难堪。近年来，一些践踏人权的政权企图转移人权委员会的工作目标，这说明他们对联合国可能对其人权纪录提出谴责是多么担心。安南秘书长建议放弃人权委员会，代之以联合国大会下属的一个规模较小、全年运作、并希望是更致力于这项工作的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
协调各国行动
联合国创始者认识到，联合国不仅能在成员国意见一致时发挥作用，而且也能在成员国意见分歧时发挥作用。在后一种情形下，联合国能为成员国提供和平解决分歧的场所，而核心安全利益问题，至少对五个常任理事国来说，则可通过行使否决权得到保护。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联合国还可提供一个论坛，让成员国共同找到一致的利益和实现这些利益的途径。但是，成员国达成共识的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冷战以东西方划线将成员国分裂成两大阵营。而后，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种问题的辩论中，又形成了南北两方对立。冷战的结束带来了新的可能，然而，到20世纪末，联合国大厅以外世界的实力关系不均以及在一个由191个各式成员组成的机构中进行决策的复杂性，减慢了进行深度机构改革和振兴活力的努力。联合国添加机构和使命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它精简机构和使命的能力。由多国政府组成的机构有时能膨胀到臃肿不堪的地步，但却不能缩减到适于驾驭的程度。
从某些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性组织的优势也成了它的弱点。2005年9月举行的大会无疑再次证明，联合国是世界性会议的主要召集者。联合国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长及其他政要人物希望展现自己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他们也时常在那里开展一些重要的活动，有时多边，更多时候是双边。其结果是，联合国扮演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制定准则的角色，这甚至超过了它的行动角色。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定法律和确立准则的时期。但是，由于缺少同样有力的实施、监督和执行能力，联合国制定越来越雄心勃勃、干预性越来越强的国际──而且越来越多涉及国内的──行为准则的势头，最终有可能被证明适得其反。21世纪开始的新千年已经显示，这是一个整合和复审已有标准而不是制定新标准的时代。毫无疑问，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将是如何在联合国确立标准的特长和倾向与门外世界实力和能力分布不均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在这类问题上，联合国已证明，它既是当今国际体系的囚徒，又是始终寻求重新界定这一体系的角色之一。
说到底，对联合国的成败功过是无法简单下结论的。联合国如同它周围的世界一样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联合国是一个动态的、有适应力的机构，已演变成其创始者根本不曾预料的形态。面对"石油换食品"丑闻以及已经暴露的管理和责任制问题，联合国将不得不再次随时代而变化。显然，成员国将一如既往，对联合国既批评又利用，因为各国都意识到，联合国是一个既有瑕疵而又有用的工具。
而且，尽管历经60年，联合国至今仍是一个试验。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任何类似的机构，因此，不存在联合国可与之相比的现成完美标准。毫无疑问，联合国的表现远优于国联，但与联合国设计师的期待又相差甚远。联合国已成为国际外交不可或缺的成分，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组合件。它是如此重要，绝不能令人不予重视，也不能采用低标准。最关心联合国的人将是那些率先要求加强其活力和对它进行改革的人。据此，对"与什么相比较"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应该是审视它的过去，衡量它的能力。与10年前相比，今天联合国的作用是否更有力、更有益？我们能够以什么样的努力让联合国在70周年时，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老蒋的国民政府还是参与创建者之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