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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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
朱荣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  343600）
[内容提要]：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因为袁、王是当年井冈山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后成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且又被错杀，而且错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笔者认为在袁、王被杀的众多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两者的矛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可能在所难免。
[关键词]：湘赣边界特委   袁文才   王佐
CCP's Special Committee on Boundary of Hunan and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and Yuan Wencai, Wang Zuo’s being killed
Zhu Ronglan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343600）
【Abstract】During the history of Jinggang mountains struggle ,Yuan Wencai and Wang Zuo’s being killed is always a hotspot problem. This is because that Yuan and Wang were first as the leaders of forest outlaws , while had been killed after transforming to the high-level officers of Chinese Red Army of Worker and Farmer, and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ir being killed were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In author’s opinion, among the many causes, the uncompromising conflict betweenYuan,Wang and CCP's Special Committee on boundary of Hunan-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was the uppermost one. As long as the conflict exists, 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 6th National Congress Resolution of CPC and “Luo Keshao event”, Yuan Wencai and wang Zuo’s being killed are doomed.
【Keywords】CCP's Special Committees on Boundary of Hunan and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Yuan Wencai     Wang Zuo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因为袁、王是当年井冈山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后成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且又被错杀，而且错杀的原因扑朔迷离。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如：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都是次要因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肤浅的分析。
一、不断加剧的土客籍矛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土客籍矛盾特别深。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沿习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还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他们土籍吃了亏。后来，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土客两籍又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对此，龙超清和袁文才还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教育。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的一方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都因土客籍矛盾而未能分好。边界“八月失败”时，因土籍豪绅的挑唆，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土客籍矛盾因而进一步加深。
对于上述土客籍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为进一步消除土客籍矛盾，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毛泽东还采取组织措施，把袁文才调任红4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随军下山。可是，在红4军与江西独立二、四团会师以后，袁文才、刘辉霄却私自离队先后返回井冈山。此后，土客籍矛盾又悄然而起。并且，因宛希先被永新县委残酷杀害而陡然加剧。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后逐渐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界特委之间的对抗。加之，袁文才向来只相信毛泽东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的话不太听，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袁文才对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人的命令往往置若罔闻，常常是“听编不听调”。袁文才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也很看不惯，因而在打土豪、分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往往意见不和。
上述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奇怪的现象，即造成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此，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是以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为主导的边界特委欲杀害袁、王的客观因素。
二、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主观因素
1929年，在土客籍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越来越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并曾多次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他们始终把袁、王作为“土匪”看待，从而引起中央对袁、王问题的高度重视。
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第十部分的关于土匪问题中写到：“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各[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赖[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口便而腹夸(?)甚或全然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来】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1](p278—279)
1929年8月，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第1部分的关于政治的第10点中写到：“边界政权的危机—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2](p338—339)在第5部分的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的第1点中写到：“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3](p346)
上述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使中央感觉问题非常严重，并且特委多次要求中央派人前来井冈山巡视工作。因此，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前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其任务之一就是处理袁、王问题。边界特委领导人把袁、王视为“土匪”，并且情况还相当严重，这是造成中央果断派巡视员前来处理袁、王的问题的主观因素。
三、边界特委的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造成边界特委成为袁、王被杀的主要原因，与边界特委领导人及其组成人员的构成紧密相联。
1929年10月产生的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及1929年5月由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产生的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先后为杨开明、谭震林、邓乾元、朱昌偕，成员共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园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宛希先、王佐农、杨开明、何挺颖、彭德怀、滕代远、周里、邓乾元、刘真、朱昌偕、苏瑞兰(女)等25人。其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谭震林已于1929年1月随红4军出击赣南、闽西离开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离开井冈山，以后也多在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游击，很少留在井冈山；谭思聪主要在茶陵境内工作；李却非到桂东、安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盘圆珠被挨户团抓进监牢，释放后于1932年夏病逝；杨开明代表井冈山前委，也于1929年1月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在汉口被捕并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沙市；王佐农于1929年5月回到遂川任县委书记；宛希先于1929年冬被错杀于永新大湾村；周里长期在酃县开展工作；袁文才、王佐在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上没有当选执委会成员；谭兵、苏瑞兰系普通群众代表，在特委不起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实际在特委工作的只有邓乾元、朱昌偕、龙超清、刘真、刘天干、陈正人、宛希先、朱亦岳等人，书记先后为邓乾元、朱昌偕。从这些人员的构成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边界特委主要是由对袁、王抱有很深成见的宁冈、永新等土籍领袖所领导。加上宁冈、永新两县委也是与袁、王矛盾很深的谢希安、刘真、朱昌偕等人任书记。边界特委的这种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四、“罗克绍事件”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外部因素
随着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加上当时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从而加速了袁、王被杀的进程。1930年2月，“罗克绍事件”发生后，一场沉痛的历史悲剧已不可避免。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在于田联席会议上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为此，袁文才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1930年2月2日，在茶陵江口的蕉坪将罗克绍抓住，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宁冈新城，为了要罗克绍交出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并利用罗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袁文才想以罗克绍为人质，待所有计划实现后再杀他，因此，袁文才对罗克绍好生款待，给他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还陪他一起打麻将，这事引起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大为不满，后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由于袁文才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特委的怀疑，认为他要勾结罗克绍“反水”。尽管袁、王用心良苦，可勾结罗克绍还是成为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
1930年2月22日，袁、王收到边界特委假冒的“毛委员来信”，信中要求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从而将袁、王部队骗到永新城。未料，晚上开会时，并没有讨论攻打吉安及部队整编事宜，而是以整顿思想为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结果双方拔枪对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况且，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加上事情突然，时间紧迫，在一时又不可能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和特委共同决定，派红五军四纵队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24日拂晓前到达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为最后解决袁、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部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参考文献：
余伯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278-279
[2]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338-339
[3]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346
[作者简介]
朱荣兰（1970．1—），男，汉族，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学员工作处处长，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地址；江西井冈山市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朱荣兰
邮编：343600
联系方式：0796—6693955   13970655788
Email:zhuronglan@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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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科研基金项目

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被杀的关系
朱荣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井冈山  343600）
[内容提要]：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因为袁、王是当年井冈山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后成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且又被错杀，而且错杀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笔者认为在袁、王被杀的众多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只要两者的矛盾不解决，即使没有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袁、王被杀也可能在所难免。
[关键词]：湘赣边界特委   袁文才   王佐
CCP's Special Committee on Boundary of Hunan and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and Yuan Wencai, Wang Zuo’s being killed
Zhu Ronglan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343600）
【Abstract】During the history of Jinggang mountains struggle ,Yuan Wencai and Wang Zuo’s being killed is always a hotspot problem. This is because that Yuan and Wang were first as the leaders of forest outlaws , while had been killed after transforming to the high-level officers of Chinese Red Army of Worker and Farmer, and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ir being killed were various and complicated. In author’s opinion, among the many causes, the uncompromising conflict betweenYuan,Wang and CCP's Special Committee on boundary of Hunan-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was the uppermost one. As long as the conflict exists, even though there were no 6th National Congress Resolution of CPC and “Luo Keshao event”, Yuan Wencai and wang Zuo’s being killed are doomed.
【Keywords】CCP's Special Committees on Boundary of Hunan and Jiangxi revolutionary base        Yuan Wencai     Wang Zuo

在井冈山斗争史中，袁、王被杀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因为袁、王是当年井冈山两支绿林武装的首领，后成为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且又被错杀，而且错杀的原因扑朔迷离。笔者认为在众多的原因中，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它如：中央“六大”决议案以及“罗克绍事件”都是次要因素，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肤浅的分析。
一、不断加剧的土客籍矛盾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客观因素
湘赣边界除了地方主义、家族观念的影响外，还有就是土客籍矛盾特别深。土客籍问题，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一个特殊而尖锐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沿习下来的恶习。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还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开始，这个问题并未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从三湾改编到茅坪安家期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龙超清、刘辉霄与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刘克犹等，配合很默契，他们之间还曾共同控制宁冈达一年之久。可后来，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矛盾便渐渐显露出来了。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下通牒要捉拿宁冈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2个。有些跟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说，打土豪他们土籍吃了亏。后来，1928年2月间，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在工农兵政府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土客两籍又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对此，龙超清和袁文才还受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教育。然而，尽管毛泽东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涡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为各自代表的一方利益所驱使，始终难以超脱，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宁冈前后分了三次田都因土客籍矛盾而未能分好。边界“八月失败”时，因土籍豪绅的挑唆，土籍农民大部“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人。后来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土客籍矛盾因而进一步加深。
对于上述土客籍矛盾，毛泽东等在边界时，曾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使得土客两籍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为进一步消除土客籍矛盾，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毛泽东还采取组织措施，把袁文才调任红4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随军下山。可是，在红4军与江西独立二、四团会师以后，袁文才、刘辉霄却私自离队先后返回井冈山。此后，土客籍矛盾又悄然而起。并且，因宛希先被永新县委残酷杀害而陡然加剧。袁文才素与宛希先关系甚笃，对宛希先被害极为愤慨，气愤得骂了永新县委。后逐渐发展到与永新县委、湘赣边界特委之间的对抗。加之，袁文才向来只相信毛泽东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的话不太听，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后，袁文才对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人的命令往往置若罔闻，常常是“听编不听调”。袁文才对宁冈那种“土籍的党”现象也很看不惯，因而在打土豪、分田、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与宁冈土籍革命派首领龙超清等往往意见不和。
上述土客籍矛盾反映到党内，就形成了所谓“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一奇怪的现象，即造成边界党内以土籍领袖龙超清、朱昌偕、王怀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同以客籍领袖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军事势力之间的对立。因此，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是以朱昌偕、龙超清等土籍领导为主导的边界特委欲杀害袁、王的客观因素。
二、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是造成袁、王被杀的主观因素
1929年，在土客籍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边界特委一些负责人对袁文才等意见越来越大，几欲除之而后快，并曾多次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反映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他们始终把袁、王作为“土匪”看待，从而引起中央对袁、王问题的高度重视。
1929年2月25日，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第十部分的关于土匪问题中写到：“边界的土匪有两部，一为袁文才，一为王佐部，……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各[个]人，不信仰群众。袁王二人相赖[比]，则王较爽直，但都是个性很强，尤不接受批评的，为边界“特殊党员”。他们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面是而心非，口便而腹夸(?)甚或全然不接受(如袁文才从前不主张宁冈分田，说宁冈农民根本不能革命)。所以我们在边界的工作，受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政策都要迁就他们，恐怕与他们闹翻了，因为他们都有一部分群众，且均为当地的人民，而【来】一冲突起来，工作更加不好作。但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暴发的，如果不及时早早加紧他们群众的夺取，不独现在阻碍工作进行，而前途是很危险的。所以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须特别加以注意才行!”。[1](p278—279)
1929年8月，邓乾元在《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第1部分的关于政治的第10点中写到：“边界政权的危机—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现在土匪问题更加严重，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2](p338—339)在第5部分的急待决定的几个问题的第1点中写到：“土匪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3](p346)
上述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对袁、王的看法，使中央感觉问题非常严重，并且特委多次要求中央派人前来井冈山巡视工作。因此，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前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其任务之一就是处理袁、王问题。边界特委领导人把袁、王视为“土匪”，并且情况还相当严重，这是造成中央果断派巡视员前来处理袁、王的问题的主观因素。
三、边界特委的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造成边界特委成为袁、王被杀的主要原因，与边界特委领导人及其组成人员的构成紧密相联。
1929年10月产生的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及1929年5月由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产生的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先后为杨开明、谭震林、邓乾元、朱昌偕，成员共有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陈正人、龙超清、刘天干、盘园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宛希先、王佐农、杨开明、何挺颖、彭德怀、滕代远、周里、邓乾元、刘真、朱昌偕、苏瑞兰(女)等25人。其中，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谭震林已于1929年1月随红4军出击赣南、闽西离开井冈山；彭德怀、滕代远也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离开井冈山，以后也多在湘赣、湘鄂赣根据地游击，很少留在井冈山；谭思聪主要在茶陵境内工作；李却非到桂东、安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盘圆珠被挨户团抓进监牢，释放后于1932年夏病逝；杨开明代表井冈山前委，也于1929年1月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后在汉口被捕并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沙市；王佐农于1929年5月回到遂川任县委书记；宛希先于1929年冬被错杀于永新大湾村；周里长期在酃县开展工作；袁文才、王佐在第二届第四次执委会上没有当选执委会成员；谭兵、苏瑞兰系普通群众代表，在特委不起主导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实际在特委工作的只有邓乾元、朱昌偕、龙超清、刘真、刘天干、陈正人、宛希先、朱亦岳等人，书记先后为邓乾元、朱昌偕。从这些人员的构成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边界特委主要是由对袁、王抱有很深成见的宁冈、永新等土籍领袖所领导。加上宁冈、永新两县委也是与袁、王矛盾很深的谢希安、刘真、朱昌偕等人任书记。边界特委的这种人员构成是造成袁、王被杀的组织基础。
四、“罗克绍事件”是造成袁、王被杀的外部因素
随着土客籍矛盾的不断加剧，加上当时边界特委几任领导人均将袁、王视为“土匪”看待，又适值中央“六大”决议案中有关于土匪问题的处理政策，从而加速了袁、王被杀的进程。1930年2月，“罗克绍事件”发生后，一场沉痛的历史悲剧已不可避免。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来湘赣边界巡视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在于田联席会议上错误地作出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定，这就为错杀袁、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的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罗克绍，是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又是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联防”总指挥。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他的这个兵工厂搞过来，成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为此，袁文才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1930年2月2日，在茶陵江口的蕉坪将罗克绍抓住，同时还抓住了罗克绍的28名枪工。回到宁冈新城，为了要罗克绍交出枪械所的人员和设备，并利用罗勾通五县敌人反水到红军这边来，同时利用枪工，到长沙运来钢铁造枪，袁文才想以罗克绍为人质，待所有计划实现后再杀他，因此，袁文才对罗克绍好生款待，给他松了绑，摆了酒菜招待他，还陪他一起打麻将，这事引起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大为不满，后谢希安把这事报告了龙超清和特委。由于袁文才未向特委呈明思想，全凭个人意气办事，从而引起特委的怀疑，认为他要勾结罗克绍“反水”。尽管袁、王用心良苦，可勾结罗克绍还是成为杀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
1930年2月22日，袁、王收到边界特委假冒的“毛委员来信”，信中要求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从而将袁、王部队骗到永新城。未料，晚上开会时，并没有讨论攻打吉安及部队整编事宜，而是以整顿思想为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结果双方拔枪对斥，会议弄得不欢而散。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给红五军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彭德怀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上有中央巡视员来信，又有特委书记朱昌偕等当面请求，况且，红五军在前委不能指挥时归边界特委指挥，加上事情突然，时间紧迫，在一时又不可能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红五军军委和特委共同决定，派红五军四纵队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24日拂晓前到达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为最后解决袁、王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24日拂晓前，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房间，即被朱昌偕开枪打死在床上。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听见枪声，即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未料通往宁冈的东门浮桥已被拆断。王佐等即涉水过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水，即被淹死在东关潭里。就这样，袁文才、王佐这两位曾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部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参考文献：
余伯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278-279
[2]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338-339
[3]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R]．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P346
[作者简介]
朱荣兰（1970．1—），男，汉族，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培训部学员工作处处长，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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