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度”[转帖]

不久前，抗非典胜利，房宁在中央电视台有个讨论讲话，标题里含着“中国速度”，吉安很欣赏中国速度这个概念，也想了很多有关的事情，想了很久，直到今天，才写这篇文章，作个回应。

首先要讲的一个想法，倒退回去三、四十年，逢抗非典这样的胜利，很可能不会有人提出“中国速度”来讨论，很可能，甚至只有一个可能，人们只会提出“社会主义速度”来讨论。这，是过去政治上的公式化了的，或格式化了的，是铁定了的事情。

开头就讲这麽几句话，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

吉安之所以提出中国主义，就是要鼓励中国人敢于打破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理论的条条框框，在每一件事情面前，把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样，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就一定会是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可以很大方地把功劳记在中国人自己的头上，不再记在哪一个外国人的头上。比如，就可以讲中国速度，这是既着天又着地的讲法，而不必讲什么外国人提出的社会主义速度。

其实，抗非典这样的事情，不论搞什么主义的国家，都是同样地要抗的，并不因为什么主义的不同，而有必须抗与必须不抗，必须多抗与必须少抗的不同。

再讲这麽几句话之后，前面讲的有本能的反感的人，可能反感可以顿消了。

结论，中国主义鼓吹“中国思想”，就是鼓励中国人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去思考、处理中国的每一件事情。

下面再讲另一个想法，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由抗非典而论及中国速度，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抗非典的这个中国速度当然就是个高速度，而且是一个在全世界领先的高速度。但是，如果由此而推导出并定义中国速度就是高速度，或甚至是领先于世界的高速度，那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就会产生出莫大的误会或误导。这，对于“中国速度”的概念也是一个极端危险地、错误地、片面地认识和判断。还会很容易就被抗非典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讲这麽几句话，可能会引起另一些人本能的反感。

吉安之所以提出中国主义，就是要鼓励中国人敢于打破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理论的条条框框，在每一件事情面前，把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样，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就一定会是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

有了这麽样的一个原则标准，就不难全面、正确地推导、认识和把握“中国速度”的定义。

吉安以为，按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处理每一件不同的事情时，要采取不同的速度，换言之，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这，才是“中国速度”之正确、全面的定义。

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有关速度的错误概念，就是举凡速度，高速度一定好过慢速度，而不知或缺乏慢速度与高速度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的概念。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交通，是个与速度有关的概念，面对交通，多数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当然是速度越快越好，而不知在交通这个与速度有关的概念中，慢与快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讲的就是“慢”在交通中的重要性的一个道理。

看一辆汽车并判断其好坏，吉安很不在乎的是它能跑多快，而很在乎的是它的刹车系统是否可靠，换言之，不在乎它的加速度，而在乎它的减速度。速度快的车，不能可靠地减速，任谁，任你搞什么主义，也是断不敢坐的。这，讲的就是“慢”在交通中的重要性的又一个道理。

“欲速不达”，中国这句老话，讲得很清楚，过分地、脱离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就会起反作用，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反而连目的地都达不到了。在交通上宁抢一秒的人，多数都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达不到目的地的这些人，去了哪里呢，不是去了医院，就是去了火葬场。

再讲这麽几句话之后，前面讲的有本能的反感的人，可能反感可以顿消了。

毛在五十年代提出要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是泛泛的政治概念，而是在经济上分别限定了年限的死任务。是高速度的死任务，就会出现大办钢铁这样一些荒唐的不顾死活的拼命的种种干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国家的事情再慢，也慢不到要拖上一万年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也才不过几千年，什么国家的事情再快，也不能快在朝夕之间完成的，小汤山再快，也要用七八天。毛这句话，在快慢两头都作了过分的夸大。激情可以蛮鼓，事情不可蛮干。大概的意思，确实是想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全都干完吧。当然，欲速不达，结果是惨重的。

其实，比起蒋介石的速度，毛的速度已经是高速度了，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如果不心血来潮地搞什么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高速度，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地、奋不顾身地去为马克思争当世界第一，当年中国人的日子肯定要更好过得多。

吉安看，毛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高速度，至今，多少可能还有些后遗症。

现在，中国人里，又有不少人蠢蠢，欲动、欲速。比如要上京沪高铁这样的并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项目。

近些年，中国要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与前述交通的概念一样，西化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高速的概念。其实，这也是一个片面的错误认识。

讲经济，当然就要讲经济效益，所谓效益的高低就是钱的多少，就是资本积累的多少。“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口号之下，经济效益，也很容易错误地被仅仅一个高速的概念取代。

再举些例子，举些西方的例子，举些慢速度也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的例子。

一，意大利，有个镇子，很古老的镇子，但还不足以与中国周庄的老相比。这个镇子到今天，吉安可以总结它的经济建设的原则就是一个慢字。

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个镇子到今天，不准使用任何现代化工业化的设施和东西，不准通行汽车，只准牛车、马车；不准用电，只准用油灯、蜡烛；当然，电视机、冰箱、电脑、电话等所有的电器都不能用，一切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个镇子的经济效益如何呢，这个镇子的人过得十分健康、安然、自在、满足、平和。谁要是觉得活得不舒服，你尽管离开好了。但是，镇子上的人，一代一代就这麽悠哉游哉地过着这慢速度的日子。世界上不少人觉得稀奇，跑去看，远远地就得下车，步行很远地进去，进去了，喝不到吃不到任何工业化生产的饮料和食品，全是镇民手工生产的土产。非典期间，不少中国人也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人生最宝贵的是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愉快。

而中国周庄，与周庄一样的各庄，现在在追求着什么呢？

二，不少西方外国人，现在跑到古代文明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等这样的国家和地方，去研究、去模拟几千年前，没有机械化之前的造房、造桥、造塔等等的技术诀窍。几千年前的房子、桥、塔，经历无数的风雨、天灾人祸而至今不坏。

这，是什么样的经济效益？
外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古老的慢速度时代的结晶和成果？
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自己不重视？

中国的干部跑到美国哈佛去研究、学习美国二百多年的垃圾，也不知道到底学到些什么了，一个人要交给美国多少万美元；外国人跑到中国挖掘、研究中国的二千多年的宝贝，写出书，拍出电影，发了大财，不知向不向中国交费？

三，美国现在有不少的电视节目，就是在大搞慢速度，有把人弄到荒郊野地里去搞原始条件下的生存竞争的；也有把人弄到野地里一丝不苟地完全按一、二百年前的模式去建房去生活的。这是在宣传追求什么样速度的经济效益？吉安看，这是在作最坏的战略准备。

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作同样的考虑？

下面，再讲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农业为主的农业国家，因为农民还占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国的经济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这，是一个还需要几百年才有可能改变的客观事实。

吉安多年前就讲过，而且一直不断地这麽坚持着讲，农民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事情，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富，中国富；农民乱，中国乱；农民稳，中国稳。考虑中国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考虑农民的事情。不论什么时候，把农民的事情解决好了，中国的事情就解决好了。不论什么时候，把农民的事情解决不好，中国的事情就解决不好。

湖北黄冈农民子弟孙志钢到了广州被政府机构里的人活活打死，就是当前中国的农民问题还解决的很不够好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央为此一举废除了城市收容遣返制度，就是一个好的举措。

前些日子的实话实说节目，讲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就学的问题，吉安看，政府就还没有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为什么农民的子女就不能和城里人的子女有同等就学的机会和条件呢？为什么有人愿意出力为农民子女办学，却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学成的农民子女竟然得不到个毕业证呢？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于一个钱字，因为缺钱。节目所反映的问题，还只是一小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的问题，绝大多数留在农村的农民子女教育缺钱的问题当然就更严重。而政府并不缺钱，政府有得是钱，比如买了几千亿美元或美国债卷放着，跌价都没有人管，但并不优先考虑农民子女就学的问题，却在优先考虑上京沪高铁这样花大钱的项目；讲难听些的话，政府中有些人并不专门考虑中国人的事情，而是专门考虑外国人的事情，专门考虑美国人的事情，专门考虑日本人的事情。

中国末代的皇帝和汪精卫都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向日本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今天中国政府中有没有想步汪精卫后尘的呢？中国的民间有没有想当汉奸的呢？吉安看，不会没有的。不过日本人用些残汤剩饭喂你几口吧，顶多花几个小钱捧捧你吧，采访一下你，宣传一下你，刊登几篇你的文章，发表几本你的书，付你点稿费，如此等等而已，心就歪到日本去了，嘴巴也歪到日本去了，可耻得很啊！

吉安绝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图画在中国出现，一方面，屠杀过千百万中国人而毫不悔过，反而时刻想卷土重来的日本人将在中国得意地把握着中国的交通大动脉，肆意地在中国人身上敲骨吸髓，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子女将变成更多的文盲任由日本人或其它外国人欺负、剥削。

吉安敢预，这样的图画出现在中国之时，便是新四军、新八路军重新出世之日。

最近有个日本女人为京沪高铁专门跑到中国来了一趟，怏怏地空手而回。吉安是很高兴的，那些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替日本人讲话的亲日派们，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样好看的幌子，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其心里一定是很酸很难过的。不过，如果不是大家在网络上群情汹汹地反对引进日本的东西，结果也就很可能不同。此事未了，来事尚多，所以，该反的大家还很有必要坚持大声地反对下去，反对到底，莫让政府错以为中国人都是亲日的了，中国的老百姓要时刻帮着自己的政府全面、正确地认识民心、民情、民意。

讲中国速度，就是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把握中国速度的概念。结论，中国速度，就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速度。中国速度绝非片面的、单一的快速度。

以上，为了使大家建立有关中国速度的全面的概念，尤其是有关慢速度的重要性的概念，举了不少慢的例子，也讲了中国速度当慢则慢的道理。中国速度，什么该是当快则快的呢？吉安以为，速决台湾统一问题，就是有关中国命脉的首要的当快则快的最大项目。多少年前，起码在抗非典之前就该快速解决的台湾问题，至今还拖着，真正是当快不快的最大错误。

把建京沪高铁的钱用于农民子女的教育，就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好事情，加快农民子女教育，当快则快；减慢京沪高铁建设，当慢则慢。

解放战争，是靠农民的手推车推了三年推出来的。今天，即使把京沪高铁预算的运力，交给农民用手推车、马车、牛车来解决，也不失为解决农民就业的一个好办法。在有了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火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同时，继续让农民的手推车也再推上个三年，三十年，三百年，也仍然是良性的中国速度。农民的手推车，一不用消耗能源，二不会污染环境，三能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稍作些量化分析，是不难看出方方面面的好处的。

有人提出兴建水利、南水北调，再造中国的百年大项目，其中，可以解决大量农民的劳动力问题，当然，也好过上京沪高铁把钱付给日本人。吉安讲句绝话，中国的钱真要是多得没地方花了，天天晚上放焰火，烧钱让老百姓看着开心，让屠杀过并还想屠杀中国人的日本人和中国的亲日派们看着大口吐酸水，也比从中国的国库转到日本的国库好。

因为中国农民多，为解决农民的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讲中国速度，从战略原则上考虑，吉安以为，还是脚踏实地的慢字当头，比异想天开的快字要可靠得多。当年，毛限定时间超英赶美的教训是深刻的，今天，重温毛的教训，当是对毛更全面的纪念。

看来，中国主义对中国实在是好。在中国主义之下，讲中国速度，可以讲快速，也可以讲慢速，讲慢速度的重要性。若是按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讲，在社会主义之下，讲社会主义速度，讲慢速度的重要性，似乎道理就很难讲，讲不通了。社会主义与慢速度，似乎有着天生的不相容的矛盾。不久前，抗非典胜利，房宁在中央电视台有个讨论讲话，标题里含着“中国速度”，吉安很欣赏中国速度这个概念，也想了很多有关的事情，想了很久，直到今天，才写这篇文章，作个回应。

首先要讲的一个想法，倒退回去三、四十年，逢抗非典这样的胜利，很可能不会有人提出“中国速度”来讨论，很可能，甚至只有一个可能，人们只会提出“社会主义速度”来讨论。这，是过去政治上的公式化了的，或格式化了的，是铁定了的事情。

开头就讲这麽几句话，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

吉安之所以提出中国主义，就是要鼓励中国人敢于打破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理论的条条框框，在每一件事情面前，把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样，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就一定会是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人可以很大方地把功劳记在中国人自己的头上，不再记在哪一个外国人的头上。比如，就可以讲中国速度，这是既着天又着地的讲法，而不必讲什么外国人提出的社会主义速度。

其实，抗非典这样的事情，不论搞什么主义的国家，都是同样地要抗的，并不因为什么主义的不同，而有必须抗与必须不抗，必须多抗与必须少抗的不同。

再讲这麽几句话之后，前面讲的有本能的反感的人，可能反感可以顿消了。

结论，中国主义鼓吹“中国思想”，就是鼓励中国人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去思考、处理中国的每一件事情。

下面再讲另一个想法，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由抗非典而论及中国速度，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抗非典的这个中国速度当然就是个高速度，而且是一个在全世界领先的高速度。但是，如果由此而推导出并定义中国速度就是高速度，或甚至是领先于世界的高速度，那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就会产生出莫大的误会或误导。这，对于“中国速度”的概念也是一个极端危险地、错误地、片面地认识和判断。还会很容易就被抗非典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讲这麽几句话，可能会引起另一些人本能的反感。

吉安之所以提出中国主义，就是要鼓励中国人敢于打破一切理论，包括马克思理论的条条框框，在每一件事情面前，把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这样，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就一定会是符合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

有了这麽样的一个原则标准，就不难全面、正确地推导、认识和把握“中国速度”的定义。

吉安以为，按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处理每一件不同的事情时，要采取不同的速度，换言之，当快则快，当慢则慢，这，才是“中国速度”之正确、全面的定义。

普遍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有关速度的错误概念，就是举凡速度，高速度一定好过慢速度，而不知或缺乏慢速度与高速度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的概念。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交通，是个与速度有关的概念，面对交通，多数人自然而然就会想，当然是速度越快越好，而不知在交通这个与速度有关的概念中，慢与快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讲的就是“慢”在交通中的重要性的一个道理。

看一辆汽车并判断其好坏，吉安很不在乎的是它能跑多快，而很在乎的是它的刹车系统是否可靠，换言之，不在乎它的加速度，而在乎它的减速度。速度快的车，不能可靠地减速，任谁，任你搞什么主义，也是断不敢坐的。这，讲的就是“慢”在交通中的重要性的又一个道理。

“欲速不达”，中国这句老话，讲得很清楚，过分地、脱离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就会起反作用，就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就会反而连目的地都达不到了。在交通上宁抢一秒的人，多数都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达不到目的地的这些人，去了哪里呢，不是去了医院，就是去了火葬场。

再讲这麽几句话之后，前面讲的有本能的反感的人，可能反感可以顿消了。

毛在五十年代提出要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不是泛泛的政治概念，而是在经济上分别限定了年限的死任务。是高速度的死任务，就会出现大办钢铁这样一些荒唐的不顾死活的拼命的种种干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什么国家的事情再慢，也慢不到要拖上一万年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也才不过几千年，什么国家的事情再快，也不能快在朝夕之间完成的，小汤山再快，也要用七八天。毛这句话，在快慢两头都作了过分的夸大。激情可以蛮鼓，事情不可蛮干。大概的意思，确实是想一个人在有生之年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全都干完吧。当然，欲速不达，结果是惨重的。

其实，比起蒋介石的速度，毛的速度已经是高速度了，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如果不心血来潮地搞什么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高速度，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地、奋不顾身地去为马克思争当世界第一，当年中国人的日子肯定要更好过得多。

吉安看，毛在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的高速度，至今，多少可能还有些后遗症。

现在，中国人里，又有不少人蠢蠢，欲动、欲速。比如要上京沪高铁这样的并不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项目。

近些年，中国要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与前述交通的概念一样，西化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高速的概念。其实，这也是一个片面的错误认识。

讲经济，当然就要讲经济效益，所谓效益的高低就是钱的多少，就是资本积累的多少。“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口号之下，经济效益，也很容易错误地被仅仅一个高速的概念取代。

再举些例子，举些西方的例子，举些慢速度也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的例子。

一，意大利，有个镇子，很古老的镇子，但还不足以与中国周庄的老相比。这个镇子到今天，吉安可以总结它的经济建设的原则就是一个慢字。

慢到什么程度呢？慢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个镇子到今天，不准使用任何现代化工业化的设施和东西，不准通行汽车，只准牛车、马车；不准用电，只准用油灯、蜡烛；当然，电视机、冰箱、电脑、电话等所有的电器都不能用，一切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个镇子的经济效益如何呢，这个镇子的人过得十分健康、安然、自在、满足、平和。谁要是觉得活得不舒服，你尽管离开好了。但是，镇子上的人，一代一代就这麽悠哉游哉地过着这慢速度的日子。世界上不少人觉得稀奇，跑去看，远远地就得下车，步行很远地进去，进去了，喝不到吃不到任何工业化生产的饮料和食品，全是镇民手工生产的土产。非典期间，不少中国人也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人生最宝贵的是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愉快。

而中国周庄，与周庄一样的各庄，现在在追求着什么呢？

二，不少西方外国人，现在跑到古代文明发达的国家，包括中国、埃及等这样的国家和地方，去研究、去模拟几千年前，没有机械化之前的造房、造桥、造塔等等的技术诀窍。几千年前的房子、桥、塔，经历无数的风雨、天灾人祸而至今不坏。

这，是什么样的经济效益？
外国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古老的慢速度时代的结晶和成果？
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自己不重视？

中国的干部跑到美国哈佛去研究、学习美国二百多年的垃圾，也不知道到底学到些什么了，一个人要交给美国多少万美元；外国人跑到中国挖掘、研究中国的二千多年的宝贝，写出书，拍出电影，发了大财，不知向不向中国交费？

三，美国现在有不少的电视节目，就是在大搞慢速度，有把人弄到荒郊野地里去搞原始条件下的生存竞争的；也有把人弄到野地里一丝不苟地完全按一、二百年前的模式去建房去生活的。这是在宣传追求什么样速度的经济效益？吉安看，这是在作最坏的战略准备。

中国人有什么理由不作同样的考虑？

下面，再讲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还是一个以农民、农业为主的农业国家，因为农民还占着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中国的经济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这，是一个还需要几百年才有可能改变的客观事实。

吉安多年前就讲过，而且一直不断地这麽坚持着讲，农民的事情，就是中国的事情，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富，中国富；农民乱，中国乱；农民稳，中国稳。考虑中国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考虑农民的事情。不论什么时候，把农民的事情解决好了，中国的事情就解决好了。不论什么时候，把农民的事情解决不好，中国的事情就解决不好。

湖北黄冈农民子弟孙志钢到了广州被政府机构里的人活活打死，就是当前中国的农民问题还解决的很不够好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央为此一举废除了城市收容遣返制度，就是一个好的举措。

前些日子的实话实说节目，讲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就学的问题，吉安看，政府就还没有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好。为什么农民的子女就不能和城里人的子女有同等就学的机会和条件呢？为什么有人愿意出力为农民子女办学，却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学成的农民子女竟然得不到个毕业证呢？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在于一个钱字，因为缺钱。节目所反映的问题，还只是一小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的问题，绝大多数留在农村的农民子女教育缺钱的问题当然就更严重。而政府并不缺钱，政府有得是钱，比如买了几千亿美元或美国债卷放着，跌价都没有人管，但并不优先考虑农民子女就学的问题，却在优先考虑上京沪高铁这样花大钱的项目；讲难听些的话，政府中有些人并不专门考虑中国人的事情，而是专门考虑外国人的事情，专门考虑美国人的事情，专门考虑日本人的事情。

中国末代的皇帝和汪精卫都是为了一己的利益，向日本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今天中国政府中有没有想步汪精卫后尘的呢？中国的民间有没有想当汉奸的呢？吉安看，不会没有的。不过日本人用些残汤剩饭喂你几口吧，顶多花几个小钱捧捧你吧，采访一下你，宣传一下你，刊登几篇你的文章，发表几本你的书，付你点稿费，如此等等而已，心就歪到日本去了，嘴巴也歪到日本去了，可耻得很啊！

吉安绝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图画在中国出现，一方面，屠杀过千百万中国人而毫不悔过，反而时刻想卷土重来的日本人将在中国得意地把握着中国的交通大动脉，肆意地在中国人身上敲骨吸髓，另一方面，中国的农民子女将变成更多的文盲任由日本人或其它外国人欺负、剥削。

吉安敢预，这样的图画出现在中国之时，便是新四军、新八路军重新出世之日。

最近有个日本女人为京沪高铁专门跑到中国来了一趟，怏怏地空手而回。吉安是很高兴的，那些在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替日本人讲话的亲日派们，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样好看的幌子，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其心里一定是很酸很难过的。不过，如果不是大家在网络上群情汹汹地反对引进日本的东西，结果也就很可能不同。此事未了，来事尚多，所以，该反的大家还很有必要坚持大声地反对下去，反对到底，莫让政府错以为中国人都是亲日的了，中国的老百姓要时刻帮着自己的政府全面、正确地认识民心、民情、民意。

讲中国速度，就是要全面地、正确地认识把握中国速度的概念。结论，中国速度，就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速度。中国速度绝非片面的、单一的快速度。

以上，为了使大家建立有关中国速度的全面的概念，尤其是有关慢速度的重要性的概念，举了不少慢的例子，也讲了中国速度当慢则慢的道理。中国速度，什么该是当快则快的呢？吉安以为，速决台湾统一问题，就是有关中国命脉的首要的当快则快的最大项目。多少年前，起码在抗非典之前就该快速解决的台湾问题，至今还拖着，真正是当快不快的最大错误。

把建京沪高铁的钱用于农民子女的教育，就是当快则快、当慢则慢的好事情，加快农民子女教育，当快则快；减慢京沪高铁建设，当慢则慢。

解放战争，是靠农民的手推车推了三年推出来的。今天，即使把京沪高铁预算的运力，交给农民用手推车、马车、牛车来解决，也不失为解决农民就业的一个好办法。在有了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火箭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同时，继续让农民的手推车也再推上个三年，三十年，三百年，也仍然是良性的中国速度。农民的手推车，一不用消耗能源，二不会污染环境，三能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稍作些量化分析，是不难看出方方面面的好处的。

有人提出兴建水利、南水北调，再造中国的百年大项目，其中，可以解决大量农民的劳动力问题，当然，也好过上京沪高铁把钱付给日本人。吉安讲句绝话，中国的钱真要是多得没地方花了，天天晚上放焰火，烧钱让老百姓看着开心，让屠杀过并还想屠杀中国人的日本人和中国的亲日派们看着大口吐酸水，也比从中国的国库转到日本的国库好。

因为中国农民多，为解决农民的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讲中国速度，从战略原则上考虑，吉安以为，还是脚踏实地的慢字当头，比异想天开的快字要可靠得多。当年，毛限定时间超英赶美的教训是深刻的，今天，重温毛的教训，当是对毛更全面的纪念。

看来，中国主义对中国实在是好。在中国主义之下，讲中国速度，可以讲快速，也可以讲慢速，讲慢速度的重要性。若是按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讲，在社会主义之下，讲社会主义速度，讲慢速度的重要性，似乎道理就很难讲，讲不通了。社会主义与慢速度，似乎有着天生的不相容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