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不杀”争议后的惩治漏洞

　　近日，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都明确表示，所谓“有关方面正拟议取消对贪污腐败等非暴力罪行判处死刑”的说法不实，目前人大和最高法并没有考虑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刑作出修改。（新华社8月31日）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眼中，非暴力罪行死刑存废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不杀”贪官的问题。虽然法律早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就可判处死刑。但近几年来，一方面，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腐败官员如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丛福奎（受贿930多万元）、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元）等均未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学界关于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声音日益响亮。这让公众起了疑心，以为贪污腐败不再是掉脑袋的“死罪”，结果激起民愤，以至最高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实，表明态度。

　　公众力挺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直接体现出老百姓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官员的切齿痛恨，更反映出现有惩治腐败政策的震慑力，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切惩治政策的震慑力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惩罚的必然性，即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代价的惩罚，任何罪行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第二是惩罚的快速性，即惩罚会紧随违法犯罪行为而至，正义的裁判总能及时降临；第三是惩罚的严厉性，即惩罚会给违法犯罪者带来远远大于其犯罪行为收益的成本和代价。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惩治政策的实际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

　　现有的惩治腐败政策，恰恰在必然性和快速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人们发现，总是有许多贪官污吏能够逃脱惩罚。据官方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500多人已逃至境外（新华社2001年1月）。除却那些在逃贪官外，还有不少腐败官员依旧在位———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信条产生疑虑。

　　人们还发现，正义的审判似乎总是姗姗来迟。腐败的“潜伏期”越来越长，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新华社2004年11月）。“边腐边升”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遭受法纪惩处之前，腐败官员们还可以享受相当长时间———虽然我们笃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这样的“时候”未免太过遥远。

　　贪官不必然受到惩罚，就是受到惩罚也不及时———这两方面的原因，激发起公众对惩罚严厉性的过分关注。当惩罚的必然性和快速性都无法令人满意之后，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惩罚的严厉性，来增加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而就严厉性来说，死刑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在惩治腐败方面，公众将“杀不杀”贪官当作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在一个有效的惩治政策中，惩罚的必然性、快速性、严厉性缺一不可。光“杀”贪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对贪官采取“剥皮”的残酷惩治政策，照样阻挡不住百官共腐之乱。因此，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最要紧的问题不在是否杀贪官，而应当是如何通过完善制度，填补惩治政策中存在的漏洞。 (毛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近日，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都明确表示，所谓“有关方面正拟议取消对贪污腐败等非暴力罪行判处死刑”的说法不实，目前人大和最高法并没有考虑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处刑作出修改。（新华社8月31日）

　　在绝大多数老百姓的眼中，非暴力罪行死刑存废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杀不杀”贪官的问题。虽然法律早有规定，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就可判处死刑。但近几年来，一方面，贪污受贿数额巨大的腐败官员如李嘉廷（受贿1800多万元）、丛福奎（受贿930多万元）、刘金宝（贪污1400多万元）、马德（受贿600多万元）等均未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学界关于废除贪污受贿犯罪死刑的声音日益响亮。这让公众起了疑心，以为贪污腐败不再是掉脑袋的“死罪”，结果激起民愤，以至最高立法机关和审判机关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实，表明态度。

　　公众力挺对贪污贿赂犯罪保留死刑，直接体现出老百姓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官员的切齿痛恨，更反映出现有惩治腐败政策的震慑力，存在“结构性缺陷”。

　　一切惩治政策的震慑力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是惩罚的必然性，即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代价的惩罚，任何罪行必然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第二是惩罚的快速性，即惩罚会紧随违法犯罪行为而至，正义的裁判总能及时降临；第三是惩罚的严厉性，即惩罚会给违法犯罪者带来远远大于其犯罪行为收益的成本和代价。上述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惩治政策的实际威慑力就会大打折扣。

　　现有的惩治腐败政策，恰恰在必然性和快速性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人们发现，总是有许多贪官污吏能够逃脱惩罚。据官方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500多人已逃至境外（新华社2001年1月）。除却那些在逃贪官外，还有不少腐败官员依旧在位———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信条产生疑虑。

　　人们还发现，正义的审判似乎总是姗姗来迟。腐败的“潜伏期”越来越长，在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近年的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新华社2004年11月）。“边腐边升”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遭受法纪惩处之前，腐败官员们还可以享受相当长时间———虽然我们笃信“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这样的“时候”未免太过遥远。

　　贪官不必然受到惩罚，就是受到惩罚也不及时———这两方面的原因，激发起公众对惩罚严厉性的过分关注。当惩罚的必然性和快速性都无法令人满意之后，人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惩罚的严厉性，来增加对腐败行为的震慑力。而就严厉性来说，死刑无疑是最佳选择。因此，在惩治腐败方面，公众将“杀不杀”贪官当作了最为重要的问题。

　　其实，在一个有效的惩治政策中，惩罚的必然性、快速性、严厉性缺一不可。光“杀”贪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对贪官采取“剥皮”的残酷惩治政策，照样阻挡不住百官共腐之乱。因此，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最要紧的问题不在是否杀贪官，而应当是如何通过完善制度，填补惩治政策中存在的漏洞。 (毛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