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前瞻意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yl/tx050829_501.html
邱震海（香港）


　　以国际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都须满足两个前提：一、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致于出现对外策略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致于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思潮均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渐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是一件好事，既说明中国崛起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渐多元化和自由化——试想，在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时代甚至强权统治的邓小平时代，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军方将领自由发表观点而又遭到外交官员否定的事情？

　　　　中国民间情绪亟待理性梳理

　　但同时必须看到，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所有鹰鸽两派之争，又都满足几个共同的条件，即：一、双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因此完全不存在“谁更忠诚于国家”的问题，一切试图藉争论而作出忠诚度或道德审判之举，不是无知就是无聊甚至是别有用心；二、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多为对外策略之争，那么历史上所有崛起之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则大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亦即国家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前者大都会自动向后者转化，只不过前者往往见之于国家机器层面（如政府官员、军人和智囊），而后者则除了国家机器外，还须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从而成为一场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运动。
　　今天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初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器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争上。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策略之争必然要向国家发展方向之争转移，后者主要将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而且其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很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这方面的挣扎、蜕变，尤其是早年一些倡导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都成为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其间教训十分深刻。
　　目前的中国，民间各种情绪和思潮或强硬、或温和，鱼目混珠，混沌未开，十分典型地折射出崛起之国国民心态既自信又浮躁的历史轨迹。实际上，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对资源和领土争夺的展开，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诸如“是否应放弃韬光养晦”、“中国战舰是否应保护有争议领海”、“为避免在常规战争中失利，是否应以核战先发制人”等，与其说是策略之争，还不如说已经蕴含着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萌芽。而西方国家则出于私利，每每将这些议题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因此，对民间鱼目混珠的各种情绪和思潮作一番逻辑梳理，不但已成为中国执政者的当务之急，而且也作为历史使命日益迫近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值得记取

　　让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挣扎和蜕变过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构核心，就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其背景则是东方世界近五百年来长期遭受西方奴役，由此产生日本发奋图强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振兴大和”、“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等，都是这一阶段日本民族的具体策略和精神支柱。
　　如果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基本上还是正面成分居多，那么尔后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蜕变就十分值得深思了。
　　由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具有强烈的“东西方情结”和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日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成分，也有后来军国主义的萌芽。一些早年倡导民族精神的思想家在“文明开化”的动力下，开始鼓吹“为了文明的发展，不管和平还是战争，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近邻中国则被视为“固陋的旧时代”，甲午海战被视为“文明与野蛮之战”，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界限就这样开始流动起来，并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民族精神旗号下的集体疯狂，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西方情结”与亚洲崛起
　　
　　日本的情况当然不能与中国作简单的类比，但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一些情结却是相同的，而恰恰是这些情结阻碍了中日两国在今天依然不能理性处理双边关系。这些情结归纳起来，就是亚洲民族近代的衰败和遭受西方奴役，迫切希望重新站起来并统率亚洲秩序。
　　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启示人们，在沉重的“东西方情结”之下开启的民族崛起之路，其国民心态在自信和浮躁兼有之外，还多了一层复杂和略具风险的因素；而对这些情绪的理性梳理和整理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知识界和思想界持之以恒的艰苦工作。
　　当然，作为五千年泱泱大国的国民，中国人民理应比“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国民更有理性精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本的经验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更加沉稳。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正渐露端倪的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意义，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健康发展的人们予以密切关注。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新加坡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yl/tx050829_501.html
邱震海（香港）


　　以国际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都须满足两个前提：一、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致于出现对外策略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致于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思潮均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渐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是一件好事，既说明中国崛起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渐多元化和自由化——试想，在铁板一块的毛泽东时代甚至强权统治的邓小平时代，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军方将领自由发表观点而又遭到外交官员否定的事情？

　　　　中国民间情绪亟待理性梳理

　　但同时必须看到，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所有鹰鸽两派之争，又都满足几个共同的条件，即：一、双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因此完全不存在“谁更忠诚于国家”的问题，一切试图藉争论而作出忠诚度或道德审判之举，不是无知就是无聊甚至是别有用心；二、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多为对外策略之争，那么历史上所有崛起之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则大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亦即国家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前者大都会自动向后者转化，只不过前者往往见之于国家机器层面（如政府官员、军人和智囊），而后者则除了国家机器外，还须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从而成为一场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运动。
　　今天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初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器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争上。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策略之争必然要向国家发展方向之争转移，后者主要将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而且其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很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这方面的挣扎、蜕变，尤其是早年一些倡导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都成为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其间教训十分深刻。
　　目前的中国，民间各种情绪和思潮或强硬、或温和，鱼目混珠，混沌未开，十分典型地折射出崛起之国国民心态既自信又浮躁的历史轨迹。实际上，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对资源和领土争夺的展开，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诸如“是否应放弃韬光养晦”、“中国战舰是否应保护有争议领海”、“为避免在常规战争中失利，是否应以核战先发制人”等，与其说是策略之争，还不如说已经蕴含着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萌芽。而西方国家则出于私利，每每将这些议题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因此，对民间鱼目混珠的各种情绪和思潮作一番逻辑梳理，不但已成为中国执政者的当务之急，而且也作为历史使命日益迫近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日本“明治维新”经验值得记取

　　让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挣扎和蜕变过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构核心，就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其背景则是东方世界近五百年来长期遭受西方奴役，由此产生日本发奋图强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振兴大和”、“文明开化”和“脱亚入欧”等，都是这一阶段日本民族的具体策略和精神支柱。
　　如果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基本上还是正面成分居多，那么尔后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蜕变就十分值得深思了。
　　由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具有强烈的“东西方情结”和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日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成分，也有后来军国主义的萌芽。一些早年倡导民族精神的思想家在“文明开化”的动力下，开始鼓吹“为了文明的发展，不管和平还是战争，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近邻中国则被视为“固陋的旧时代”，甲午海战被视为“文明与野蛮之战”，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界限就这样开始流动起来，并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在民族精神旗号下的集体疯狂，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

　　　　“东西方情结”与亚洲崛起
　　
　　日本的情况当然不能与中国作简单的类比，但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一些情结却是相同的，而恰恰是这些情结阻碍了中日两国在今天依然不能理性处理双边关系。这些情结归纳起来，就是亚洲民族近代的衰败和遭受西方奴役，迫切希望重新站起来并统率亚洲秩序。
　　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启示人们，在沉重的“东西方情结”之下开启的民族崛起之路，其国民心态在自信和浮躁兼有之外，还多了一层复杂和略具风险的因素；而对这些情绪的理性梳理和整理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知识界和思想界持之以恒的艰苦工作。
　　当然，作为五千年泱泱大国的国民，中国人民理应比“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国民更有理性精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本的经验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更加沉稳。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正渐露端倪的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意义，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健康发展的人们予以密切关注。

　　·作者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