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论高考：所有进阶通道只能独木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7:56:32
谁是谁非任评说：所有进阶通道只能独木桥
又到高考的时候了，高考的独木桥被广受诟病，仿佛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就算不是金字塔结构，是西方推崇的纺锤体结构，也是意味着高端社会必然是极少数的，这进阶到极少数群体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够有独木桥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中国这情况是扭曲的，我们先从一个流传的段子开始。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了，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来，内容如下：
这两份名单你认识多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晓：
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人生无限！谨以此文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
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敬请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这个段子，我就有感有一种力量在妖魔化和要把中国带到沟里的感觉，而这个段子里面很多常识是错误的，有些人你不知道不是说明科举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更有这段子的内容错误百出，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这个比较，其实是拿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大家与当今八卦明星来比较谁更有名。
这里我们先从第二份名单看起，这真的是落地秀才吗？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黄宗羲，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失败，能够进京的是举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监生。监生是可以直接考进士的，不用靠举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愿意去考，皇帝会给他状元的。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23岁中秀才。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他也是不去考试的放荡公子啊！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蒲松龄，蒲氏是淄川世家，年少时，正处明清改朝易鼎之际，社会动荡不安。蒲松龄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赞誉，“名藉藉诸生间”。后来没有得中，但绝对是学业很好的，不然写不出聊斋。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时年才14岁。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也就是14岁以后是有罪官员子弟，是没有科考权利的。
袁世凯，淮军高级将领子弟，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1879年，20岁的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这时他20多岁，科考是一点不晚的，只不过他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副部级的官员了，没有必要科考了。
胡雪岩，当初是学徒，根本没有去参加科考，从商的是不给科考的，而他的发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际遇，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无后，把财产给他了，变相拼爹的结果，而胡雪岩的绩溪胡家，在中国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考了三次才不足25岁，是可以再考的，搞拜上帝会的邪教去了。
我们发现中举人已经非常不易了，让他们应试博学鸿儒科，等于是给了举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选上，就入翰林院，是一百多人应试，取几十人的水平，相当于进士点翰林的比例。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计算，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举人的水平就是相当于高考的省前50名，其难度基本上是我们考上北大清华的难度！再进一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没有考很关键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没有资格去考，如果坚持考科举，很多人应当就是状元，这里的黄宗羲、顾炎武、金圣叹都是已经受到皇帝关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草根出身，没有一个不是家境丰厚，有一个非常好的爹！都是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平民草根根本无法比拟的。你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拼爹更重要吗？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第一份名单，这些人虽然没有那么让普通人熟知，但历史上他们也可能是非凡的。这些人主要的情况如下：
傅以渐，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的位置啊！
王式丹，59岁才得到状元，年纪有问题。取状元后，分别参与修纂了《皇舆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等，学术有成，且中状元的年纪太大了。
毕沅，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这也是一品大员，而且学术贡献是不小的。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林则徐也极为欣佩召棠的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特书“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对联赠寄，以表敬意。这不是著名教育家么？
王云锦，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50岁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他也是中状元年纪较大，而修国史就是学术大家的位置啊！
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而已。
陈沆，中状元后7年去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学术成就很高，官职也是很大，相当于中纪委委员。
刘福姚，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各种主考等职务。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也是如果不是清亡，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状元，很快清亡。亡国就难说了。
把这些人在一起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考中的时候年岁已高（古代过50就是年过半百，平均寿命30多岁），就是搞了学问、得罪权贵，或者是亡国前的状元，都是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是整个清朝的状元是112科114名（有两个满人榜状元，后来取消了），而清朝的落地秀才又有多少呢？每次一个县可以考取的秀才是几十人，1000多和清朝的县，也就是3万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举，是产生了大约300万秀才的！在几百万人当中选取一些成功者，对比一百多人当中的相对不佳的人，这样的比较不是标准的田忌赛马吗？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所谓的落地秀才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举人则意味着也可以做官，同时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当于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说的考取北大清华的水平。而不是举人是秀才如何？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县三年一科取十几名到几十名，也就是每个县的前5-10名的样子，对这样成绩现在看来也非常优秀了，这是考上国内985大学的水平啊！更何况第二份名单当中李渔、蒲松龄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试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管这些县里的第一名也叫状元了，呵呵。而落地秀才屡试不中的话，也可以拔贡成为贡生，如果是贡生也是可以当官的。
在古代能够成为举人和落地秀才，背后已经非常不易了，能够当县太爷，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就是很有权了，县太爷在古代是比现在的县委书记的职权还要大的，下面的县丞（相当于县长）、主薄（县财政局和办公室领导）、教官（县教育局长）等等官职也是这些落地秀才的天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人的位置不低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扶沟县的县志，据统计，明清两代在扶沟县任知县的监生和贡生有33人，而以进士出身任知县的39人，以举人出身任知县的69人，知县以下的县丞、主薄、教谕、训导等八九品官员多是有贡生任职的更数不请，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后来扶沟当官的。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份名单，其实这两份名单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优秀的，个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现在高考的程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已经通过高考的程度了，差别就是有人是上了北大清华，有人是上了985的大学，注意，是985大学！不是211，也不是一本、二本、三本，更不是大专了，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连秀才都考不过的话，那么是更难以干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杠也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多少亿人里面找了，不是在落地秀才这几百万人当中找，概率差别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非常人的。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就是这第二份名单里面的家庭因素，没有一个是寒门的、无基础的，这更关键，第二份名单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没有他们的家境，仅仅是草根也是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的。现在我们高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进入大学，以前依靠学历是一个独木桥，现在大学的门宽了，但顶层的位置依然是那么多，背后必然有新的独木桥出来，这就是拼爹要有市场了！
在高考困难的时候，有权有势的子弟没有学历，他们是被卡出去的，寒门弟子的独木桥还宽一点，现在没有了这个坎，寒门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这阳光大道不是给寒门子弟的，寒门子弟能够有一个独木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你把这个独木桥变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产生独木桥，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独木桥是躲不开的。而且一个草根进入顶层，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带动多少人，需要多少资源？与一个拼爹的二代进入完全不同，而且对成功的老爹不能给自己子女更多的机会，人还有奋斗的动力吗？因此这个概率下的机会也不能对等。
我们现在又有文章说什么改革开放后3000名状元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且不说这些状元年纪还小要时日，高考状元现在贬值和有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层面说我们的制度为何没有给这些状元机会？！状元都不成功未必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社会制度没有给机会！大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的高考，能够万里挑一的人，绝对是有才华的，不是状元不等于没有才华，但是当状元必然是有才华才有可能！我们的制度给了状元多少机会？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关键！高考变得路宽了，高考完进入公务员的道路就窄了，当年名校毕业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核心机关不可能了！而且想要进入国家机关还要更独木桥的考试了！还要拼爹拼关系了！
当年我们可是不当公务员是要倒给钱，有当时数额巨大的赔款交国家培养费的啊！这不是新的独木桥出现了？！如果再早，状元肯定是点翰林就在皇帝身边了，翰林出来就至少是市委书记了，这是给状元怎样的机会？你不能说状元没有不是状元的某些人成功，但忽略不计这些人的额外机会，就如第二份名单当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际遇的一样。这特殊的背景和际遇，不是独木桥吗？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就算是对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独木桥了吗？其实问题也是严峻的！在古代是能够继承家产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个儿子，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门子弟好一点，但要在社会上生存，能够跻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独木桥的，世袭的竞争很激烈，自己奋斗则一样的科举独木桥，竞争是在家庭内部激烈发生的，通道是不宽的。
我们现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内部竞争的问题由计划生育的独木桥解决了，才有今日之骄横。这个社会要给寒门向上的通道，那么必须给豪门向下的压力，如果只升不降，社会资源是维持不了那么多人在顶层的，如果大量的升降，则社会将非常的动荡，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顶层的大幅度变动。如果要顶层相对稳定，意味着进出顶层的数量一定是涓涓细流，这个通道也必须是独木桥！因此高考是独木桥不是坏事。反而高考不是独木桥了，拼爹变成独木桥更坏；如果拼爹不是独木桥了，大量的人在高层底层负担不起，社会大动荡最坏；而且动荡完了以后，还要变成进阶的通道是独木桥。
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有一个独木桥给草根进入顶层就已经很好了，指望这个通道是阳光大道是不可能的，把这个独木桥变成阳光大道的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是产生新的独木桥和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让考生期望过高，是教育产业吹出来的天大泡沫，会把很多人带到沟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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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高考的时候了，高考的独木桥被广受诟病，仿佛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就算不是金字塔结构，是西方推崇的纺锤体结构，也是意味着高端社会必然是极少数的，这进阶到极少数群体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够有独木桥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中国这情况是扭曲的，我们先从一个流传的段子开始。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了，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来，内容如下：
这两份名单你认识多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晓：
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人生无限！谨以此文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
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敬请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这个段子，我就有感有一种力量在妖魔化和要把中国带到沟里的感觉，而这个段子里面很多常识是错误的，有些人你不知道不是说明科举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更有这段子的内容错误百出，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这个比较，其实是拿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大家与当今八卦明星来比较谁更有名。
这里我们先从第二份名单看起，这真的是落地秀才吗？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黄宗羲，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失败，能够进京的是举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监生。监生是可以直接考进士的，不用靠举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愿意去考，皇帝会给他状元的。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23岁中秀才。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他也是不去考试的放荡公子啊！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蒲松龄，蒲氏是淄川世家，年少时，正处明清改朝易鼎之际，社会动荡不安。蒲松龄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赞誉，“名藉藉诸生间”。后来没有得中，但绝对是学业很好的，不然写不出聊斋。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时年才14岁。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也就是14岁以后是有罪官员子弟，是没有科考权利的。
袁世凯，淮军高级将领子弟，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1879年，20岁的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这时他20多岁，科考是一点不晚的，只不过他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副部级的官员了，没有必要科考了。
胡雪岩，当初是学徒，根本没有去参加科考，从商的是不给科考的，而他的发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际遇，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无后，把财产给他了，变相拼爹的结果，而胡雪岩的绩溪胡家，在中国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考了三次才不足25岁，是可以再考的，搞拜上帝会的邪教去了。
我们发现中举人已经非常不易了，让他们应试博学鸿儒科，等于是给了举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选上，就入翰林院，是一百多人应试，取几十人的水平，相当于进士点翰林的比例。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计算，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举人的水平就是相当于高考的省前50名，其难度基本上是我们考上北大清华的难度！再进一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没有考很关键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没有资格去考，如果坚持考科举，很多人应当就是状元，这里的黄宗羲、顾炎武、金圣叹都是已经受到皇帝关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草根出身，没有一个不是家境丰厚，有一个非常好的爹！都是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平民草根根本无法比拟的。你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拼爹更重要吗？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第一份名单，这些人虽然没有那么让普通人熟知，但历史上他们也可能是非凡的。这些人主要的情况如下：
傅以渐，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的位置啊！
王式丹，59岁才得到状元，年纪有问题。取状元后，分别参与修纂了《皇舆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等，学术有成，且中状元的年纪太大了。
毕沅，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这也是一品大员，而且学术贡献是不小的。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林则徐也极为欣佩召棠的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特书“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对联赠寄，以表敬意。这不是著名教育家么？
王云锦，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50岁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他也是中状元年纪较大，而修国史就是学术大家的位置啊！
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而已。
陈沆，中状元后7年去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学术成就很高，官职也是很大，相当于中纪委委员。
刘福姚，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各种主考等职务。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也是如果不是清亡，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状元，很快清亡。亡国就难说了。
把这些人在一起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考中的时候年岁已高（古代过50就是年过半百，平均寿命30多岁），就是搞了学问、得罪权贵，或者是亡国前的状元，都是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是整个清朝的状元是112科114名（有两个满人榜状元，后来取消了），而清朝的落地秀才又有多少呢？每次一个县可以考取的秀才是几十人，1000多和清朝的县，也就是3万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举，是产生了大约300万秀才的！在几百万人当中选取一些成功者，对比一百多人当中的相对不佳的人，这样的比较不是标准的田忌赛马吗？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所谓的落地秀才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举人则意味着也可以做官，同时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当于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说的考取北大清华的水平。而不是举人是秀才如何？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县三年一科取十几名到几十名，也就是每个县的前5-10名的样子，对这样成绩现在看来也非常优秀了，这是考上国内985大学的水平啊！更何况第二份名单当中李渔、蒲松龄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试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管这些县里的第一名也叫状元了，呵呵。而落地秀才屡试不中的话，也可以拔贡成为贡生，如果是贡生也是可以当官的。
在古代能够成为举人和落地秀才，背后已经非常不易了，能够当县太爷，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就是很有权了，县太爷在古代是比现在的县委书记的职权还要大的，下面的县丞（相当于县长）、主薄（县财政局和办公室领导）、教官（县教育局长）等等官职也是这些落地秀才的天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人的位置不低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扶沟县的县志，据统计，明清两代在扶沟县任知县的监生和贡生有33人，而以进士出身任知县的39人，以举人出身任知县的69人，知县以下的县丞、主薄、教谕、训导等八九品官员多是有贡生任职的更数不请，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后来扶沟当官的。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份名单，其实这两份名单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优秀的，个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现在高考的程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已经通过高考的程度了，差别就是有人是上了北大清华，有人是上了985的大学，注意，是985大学！不是211，也不是一本、二本、三本，更不是大专了，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连秀才都考不过的话，那么是更难以干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杠也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多少亿人里面找了，不是在落地秀才这几百万人当中找，概率差别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非常人的。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就是这第二份名单里面的家庭因素，没有一个是寒门的、无基础的，这更关键，第二份名单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没有他们的家境，仅仅是草根也是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的。现在我们高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进入大学，以前依靠学历是一个独木桥，现在大学的门宽了，但顶层的位置依然是那么多，背后必然有新的独木桥出来，这就是拼爹要有市场了！
在高考困难的时候，有权有势的子弟没有学历，他们是被卡出去的，寒门弟子的独木桥还宽一点，现在没有了这个坎，寒门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这阳光大道不是给寒门子弟的，寒门子弟能够有一个独木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你把这个独木桥变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产生独木桥，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独木桥是躲不开的。而且一个草根进入顶层，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带动多少人，需要多少资源？与一个拼爹的二代进入完全不同，而且对成功的老爹不能给自己子女更多的机会，人还有奋斗的动力吗？因此这个概率下的机会也不能对等。
我们现在又有文章说什么改革开放后3000名状元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且不说这些状元年纪还小要时日，高考状元现在贬值和有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层面说我们的制度为何没有给这些状元机会？！状元都不成功未必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社会制度没有给机会！大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的高考，能够万里挑一的人，绝对是有才华的，不是状元不等于没有才华，但是当状元必然是有才华才有可能！我们的制度给了状元多少机会？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关键！高考变得路宽了，高考完进入公务员的道路就窄了，当年名校毕业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核心机关不可能了！而且想要进入国家机关还要更独木桥的考试了！还要拼爹拼关系了！
当年我们可是不当公务员是要倒给钱，有当时数额巨大的赔款交国家培养费的啊！这不是新的独木桥出现了？！如果再早，状元肯定是点翰林就在皇帝身边了，翰林出来就至少是市委书记了，这是给状元怎样的机会？你不能说状元没有不是状元的某些人成功，但忽略不计这些人的额外机会，就如第二份名单当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际遇的一样。这特殊的背景和际遇，不是独木桥吗？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就算是对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独木桥了吗？其实问题也是严峻的！在古代是能够继承家产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个儿子，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门子弟好一点，但要在社会上生存，能够跻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独木桥的，世袭的竞争很激烈，自己奋斗则一样的科举独木桥，竞争是在家庭内部激烈发生的，通道是不宽的。
我们现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内部竞争的问题由计划生育的独木桥解决了，才有今日之骄横。这个社会要给寒门向上的通道，那么必须给豪门向下的压力，如果只升不降，社会资源是维持不了那么多人在顶层的，如果大量的升降，则社会将非常的动荡，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顶层的大幅度变动。如果要顶层相对稳定，意味着进出顶层的数量一定是涓涓细流，这个通道也必须是独木桥！因此高考是独木桥不是坏事。反而高考不是独木桥了，拼爹变成独木桥更坏；如果拼爹不是独木桥了，大量的人在高层底层负担不起，社会大动荡最坏；而且动荡完了以后，还要变成进阶的通道是独木桥。
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有一个独木桥给草根进入顶层就已经很好了，指望这个通道是阳光大道是不可能的，把这个独木桥变成阳光大道的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是产生新的独木桥和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让考生期望过高，是教育产业吹出来的天大泡沫，会把很多人带到沟里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1101d0102wo7l.html
又到高考的时候了，高考的独木桥被广受诟病，仿佛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就算不是金字塔结构，是西方推崇的纺锤体结构，也是意味着高端社会必然是极少数的，这进阶到极少数群体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够有独木桥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中国这情况是扭曲的，我们先从一个流传的段子开始。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了，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来，内容如下：
这两份名单你认识多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晓：
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人生无限！谨以此文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
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敬请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这个段子，我就有感有一种力量在妖魔化和要把中国带到沟里的感觉，而这个段子里面很多常识是错误的，有些人你不知道不是说明科举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更有这段子的内容错误百出，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这个比较，其实是拿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大家与当今八卦明星来比较谁更有名。
这里我们先从第二份名单看起，这真的是落地秀才吗？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黄宗羲，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失败，能够进京的是举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监生。监生是可以直接考进士的，不用靠举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愿意去考，皇帝会给他状元的。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23岁中秀才。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他也是不去考试的放荡公子啊！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蒲松龄，蒲氏是淄川世家，年少时，正处明清改朝易鼎之际，社会动荡不安。蒲松龄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赞誉，“名藉藉诸生间”。后来没有得中，但绝对是学业很好的，不然写不出聊斋。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时年才14岁。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也就是14岁以后是有罪官员子弟，是没有科考权利的。
袁世凯，淮军高级将领子弟，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1879年，20岁的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这时他20多岁，科考是一点不晚的，只不过他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副部级的官员了，没有必要科考了。
胡雪岩，当初是学徒，根本没有去参加科考，从商的是不给科考的，而他的发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际遇，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无后，把财产给他了，变相拼爹的结果，而胡雪岩的绩溪胡家，在中国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考了三次才不足25岁，是可以再考的，搞拜上帝会的邪教去了。
我们发现中举人已经非常不易了，让他们应试博学鸿儒科，等于是给了举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选上，就入翰林院，是一百多人应试，取几十人的水平，相当于进士点翰林的比例。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计算，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举人的水平就是相当于高考的省前50名，其难度基本上是我们考上北大清华的难度！再进一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没有考很关键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没有资格去考，如果坚持考科举，很多人应当就是状元，这里的黄宗羲、顾炎武、金圣叹都是已经受到皇帝关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草根出身，没有一个不是家境丰厚，有一个非常好的爹！都是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平民草根根本无法比拟的。你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拼爹更重要吗？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第一份名单，这些人虽然没有那么让普通人熟知，但历史上他们也可能是非凡的。这些人主要的情况如下：
傅以渐，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的位置啊！
王式丹，59岁才得到状元，年纪有问题。取状元后，分别参与修纂了《皇舆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等，学术有成，且中状元的年纪太大了。
毕沅，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这也是一品大员，而且学术贡献是不小的。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林则徐也极为欣佩召棠的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特书“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对联赠寄，以表敬意。这不是著名教育家么？
王云锦，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50岁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他也是中状元年纪较大，而修国史就是学术大家的位置啊！
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而已。
陈沆，中状元后7年去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学术成就很高，官职也是很大，相当于中纪委委员。
刘福姚，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各种主考等职务。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也是如果不是清亡，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状元，很快清亡。亡国就难说了。
把这些人在一起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考中的时候年岁已高（古代过50就是年过半百，平均寿命30多岁），就是搞了学问、得罪权贵，或者是亡国前的状元，都是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是整个清朝的状元是112科114名（有两个满人榜状元，后来取消了），而清朝的落地秀才又有多少呢？每次一个县可以考取的秀才是几十人，1000多和清朝的县，也就是3万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举，是产生了大约300万秀才的！在几百万人当中选取一些成功者，对比一百多人当中的相对不佳的人，这样的比较不是标准的田忌赛马吗？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所谓的落地秀才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举人则意味着也可以做官，同时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当于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说的考取北大清华的水平。而不是举人是秀才如何？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县三年一科取十几名到几十名，也就是每个县的前5-10名的样子，对这样成绩现在看来也非常优秀了，这是考上国内985大学的水平啊！更何况第二份名单当中李渔、蒲松龄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试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管这些县里的第一名也叫状元了，呵呵。而落地秀才屡试不中的话，也可以拔贡成为贡生，如果是贡生也是可以当官的。
在古代能够成为举人和落地秀才，背后已经非常不易了，能够当县太爷，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就是很有权了，县太爷在古代是比现在的县委书记的职权还要大的，下面的县丞（相当于县长）、主薄（县财政局和办公室领导）、教官（县教育局长）等等官职也是这些落地秀才的天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人的位置不低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扶沟县的县志，据统计，明清两代在扶沟县任知县的监生和贡生有33人，而以进士出身任知县的39人，以举人出身任知县的69人，知县以下的县丞、主薄、教谕、训导等八九品官员多是有贡生任职的更数不请，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后来扶沟当官的。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份名单，其实这两份名单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优秀的，个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现在高考的程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已经通过高考的程度了，差别就是有人是上了北大清华，有人是上了985的大学，注意，是985大学！不是211，也不是一本、二本、三本，更不是大专了，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连秀才都考不过的话，那么是更难以干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杠也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多少亿人里面找了，不是在落地秀才这几百万人当中找，概率差别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非常人的。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就是这第二份名单里面的家庭因素，没有一个是寒门的、无基础的，这更关键，第二份名单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没有他们的家境，仅仅是草根也是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的。现在我们高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进入大学，以前依靠学历是一个独木桥，现在大学的门宽了，但顶层的位置依然是那么多，背后必然有新的独木桥出来，这就是拼爹要有市场了！
在高考困难的时候，有权有势的子弟没有学历，他们是被卡出去的，寒门弟子的独木桥还宽一点，现在没有了这个坎，寒门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这阳光大道不是给寒门子弟的，寒门子弟能够有一个独木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你把这个独木桥变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产生独木桥，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独木桥是躲不开的。而且一个草根进入顶层，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带动多少人，需要多少资源？与一个拼爹的二代进入完全不同，而且对成功的老爹不能给自己子女更多的机会，人还有奋斗的动力吗？因此这个概率下的机会也不能对等。
我们现在又有文章说什么改革开放后3000名状元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且不说这些状元年纪还小要时日，高考状元现在贬值和有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层面说我们的制度为何没有给这些状元机会？！状元都不成功未必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社会制度没有给机会！大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的高考，能够万里挑一的人，绝对是有才华的，不是状元不等于没有才华，但是当状元必然是有才华才有可能！我们的制度给了状元多少机会？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关键！高考变得路宽了，高考完进入公务员的道路就窄了，当年名校毕业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核心机关不可能了！而且想要进入国家机关还要更独木桥的考试了！还要拼爹拼关系了！
当年我们可是不当公务员是要倒给钱，有当时数额巨大的赔款交国家培养费的啊！这不是新的独木桥出现了？！如果再早，状元肯定是点翰林就在皇帝身边了，翰林出来就至少是市委书记了，这是给状元怎样的机会？你不能说状元没有不是状元的某些人成功，但忽略不计这些人的额外机会，就如第二份名单当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际遇的一样。这特殊的背景和际遇，不是独木桥吗？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就算是对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独木桥了吗？其实问题也是严峻的！在古代是能够继承家产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个儿子，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门子弟好一点，但要在社会上生存，能够跻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独木桥的，世袭的竞争很激烈，自己奋斗则一样的科举独木桥，竞争是在家庭内部激烈发生的，通道是不宽的。
我们现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内部竞争的问题由计划生育的独木桥解决了，才有今日之骄横。这个社会要给寒门向上的通道，那么必须给豪门向下的压力，如果只升不降，社会资源是维持不了那么多人在顶层的，如果大量的升降，则社会将非常的动荡，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顶层的大幅度变动。如果要顶层相对稳定，意味着进出顶层的数量一定是涓涓细流，这个通道也必须是独木桥！因此高考是独木桥不是坏事。反而高考不是独木桥了，拼爹变成独木桥更坏；如果拼爹不是独木桥了，大量的人在高层底层负担不起，社会大动荡最坏；而且动荡完了以后，还要变成进阶的通道是独木桥。
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有一个独木桥给草根进入顶层就已经很好了，指望这个通道是阳光大道是不可能的，把这个独木桥变成阳光大道的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是产生新的独木桥和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让考生期望过高，是教育产业吹出来的天大泡沫，会把很多人带到沟里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1101d0102wo7l.html谁是谁非任评说：所有进阶通道只能独木桥
又到高考的时候了，高考的独木桥被广受诟病，仿佛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就算不是金字塔结构，是西方推崇的纺锤体结构，也是意味着高端社会必然是极少数的，这进阶到极少数群体的通道，不可能是大路，能够有独木桥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中国这情况是扭曲的，我们先从一个流传的段子开始。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了，每到高考就有人拿出来，内容如下：
这两份名单你认识多少？
第一份名单：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哪份名单上你认识的人多一些？
答案揭晓：
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者全是当时落第秀才。
人生无限！谨以此文宽解所有的考生以及他们的父母。
真正的考场其实从来就不在学校！
敬请所有考生父母淡定！
每一次看到这个段子，我就有感有一种力量在妖魔化和要把中国带到沟里的感觉，而这个段子里面很多常识是错误的，有些人你不知道不是说明科举或者高考不重要，反而是你的文化水平不行，更有这段子的内容错误百出，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这个比较，其实是拿当今中国的领导人、科学大家与当今八卦明星来比较谁更有名。
这里我们先从第二份名单看起，这真的是落地秀才吗？我们再看看这些人的真实情况，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思考了！
黄宗羲，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失败，能够进京的是举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监生。监生是可以直接考进士的，不用靠举人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他要真的愿意去考，皇帝会给他状元的。
吴敬梓家族世代为地方世族，“家声科第从来美”，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23岁中秀才。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吴敬梓的父亲吴霖起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性富豪上”“倾酒歌呼，穷日夜”，“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族人之间有“夺产之变”，“兄弟参商，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他也是不去考试的放荡公子啊！
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崇祯八年（1635年），李渔去金华参加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年），29岁的李渔稳操胜券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孙山。
蒲松龄，蒲氏是淄川世家，年少时，正处明清改朝易鼎之际，社会动荡不安。蒲松龄19岁时参加县府的考试，县、府、道试均夺得第一名，考中秀才，受到山东学政施闰章赞誉，“名藉藉诸生间”。后来没有得中，但绝对是学业很好的，不然写不出聊斋。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时年才14岁。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也就是14岁以后是有罪官员子弟，是没有科考权利的。
袁世凯，淮军高级将领子弟，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寥寥数字，充分体现了袁世凯的雄心。1879年，20岁的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了袁世凯的人生轨迹。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封年仅26岁的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位同三品道员，这时他20多岁，科考是一点不晚的，只不过他已经是相当于现在副部级的官员了，没有必要科考了。
胡雪岩，当初是学徒，根本没有去参加科考，从商的是不给科考的，而他的发家致富也是特殊的际遇，一种说法就是老板无后，把财产给他了，变相拼爹的结果，而胡雪岩的绩溪胡家，在中国也是著名的文化世族。
洪秀全，洪秀全生于耕读世家，7岁起在村中书塾上学，考了三次才不足25岁，是可以再考的，搞拜上帝会的邪教去了。
我们发现中举人已经非常不易了，让他们应试博学鸿儒科，等于是给了举人甚至更高的身份，只要选上，就入翰林院，是一百多人应试，取几十人的水平，相当于进士点翰林的比例。按照三年一科，每科100多人计算，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举人的水平就是相当于高考的省前50名，其难度基本上是我们考上北大清华的难度！再进一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人没有考很关键是自己不想去考或者没有资格去考，如果坚持考科举，很多人应当就是状元，这里的黄宗羲、顾炎武、金圣叹都是已经受到皇帝关注，只要去考就做得到的。而最后一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草根出身，没有一个不是家境丰厚，有一个非常好的爹！都是名人世家的背景啊！即使是家道中落，也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平民草根根本无法比拟的。你引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大家拼爹更重要吗？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回过头看一下第一份名单，这些人虽然没有那么让普通人熟知，但历史上他们也可能是非凡的。这些人主要的情况如下：
傅以渐，授为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这是相当于现在的常委的位置啊！
王式丹，59岁才得到状元，年纪有问题。取状元后，分别参与修纂了《皇舆表》、《佩文韵府》、《一统志》等等，学术有成，且中状元的年纪太大了。
毕沅，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这也是一品大员，而且学术贡献是不小的。
林召堂，清正廉直不阿谀权贵，林则徐也极为欣佩召棠的不愿与清廷穆彰阿之徒同流合污，引退归田，教书育人，造福桑梓，特书“彩衣荣似三公衮，珂第祥留五色云”对联赠寄，以表敬意。这不是著名教育家么？
王云锦，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50岁中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他也是中状元年纪较大，而修国史就是学术大家的位置啊！
刘子壮，中状元后三年去世。早夭而已。
陈沆，中状元后7年去世。著名诗人，文学家，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学术成就很高，官职也是很大，相当于中纪委委员。
刘福姚，任内阁中书、翰林院修撰历任侍讲、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各种主考等职务。宣统二年（1910）四月，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也是如果不是清亡，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的。
刘春霖，在诗书画上均有极高的造诣，尤擅小楷，其小楷书法有“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之誉，至今书法界仍有“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之说。其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末代状元，很快清亡。亡国就难说了。
把这些人在一起总结一下，我们发现他们不是考中的时候年岁已高（古代过50就是年过半百，平均寿命30多岁），就是搞了学问、得罪权贵，或者是亡国前的状元，都是有原因的，问题的关键是整个清朝的状元是112科114名（有两个满人榜状元，后来取消了），而清朝的落地秀才又有多少呢？每次一个县可以考取的秀才是几十人，1000多和清朝的县，也就是3万人左右，清朝所有的科举，是产生了大约300万秀才的！在几百万人当中选取一些成功者，对比一百多人当中的相对不佳的人，这样的比较不是标准的田忌赛马吗？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所谓的落地秀才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是举人则意味着也可以做官，同时是每一科的省前一百多名，相当于每年的30-50名，就如我前面说的考取北大清华的水平。而不是举人是秀才如何？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县三年一科取十几名到几十名，也就是每个县的前5-10名的样子，对这样成绩现在看来也非常优秀了，这是考上国内985大学的水平啊！更何况第二份名单当中李渔、蒲松龄都是考秀才的童子试的第一名，我们现在管这些县里的第一名也叫状元了，呵呵。而落地秀才屡试不中的话，也可以拔贡成为贡生，如果是贡生也是可以当官的。
在古代能够成为举人和落地秀才，背后已经非常不易了，能够当县太爷，在当今很多人眼里就是很有权了，县太爷在古代是比现在的县委书记的职权还要大的，下面的县丞（相当于县长）、主薄（县财政局和办公室领导）、教官（县教育局长）等等官职也是这些落地秀才的天下，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些人的位置不低的。对此我们可以参考扶沟县的县志，据统计，明清两代在扶沟县任知县的监生和贡生有33人，而以进士出身任知县的39人，以举人出身任知县的69人，知县以下的县丞、主薄、教谕、训导等八九品官员多是有贡生任职的更数不请，这些都是外地文化人取得功名后来扶沟当官的。
其实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份名单，其实这两份名单的人物所受到的教育都是优秀的，个人在教育上的努力也非一般人的水平，以现在高考的程度来说，所有人都是已经通过高考的程度了，差别就是有人是上了北大清华，有人是上了985的大学，注意，是985大学！不是211，也不是一本、二本、三本，更不是大专了，如果没有基本的文化基础，连秀才都考不过的话，那么是更难以干成大事的，如果你要抬杠也是能够找出几个来的，那就是在芸芸众生的多少亿人里面找了，不是在落地秀才这几百万人当中找，概率差别又是百倍了。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有艰苦的努力，这个努力都是非常人的。
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就是这第二份名单里面的家庭因素，没有一个是寒门的、无基础的，这更关键，第二份名单的成功是有巨大的拼爹支持的，没有他们的家境，仅仅是草根也是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的。现在我们高考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得以进入大学，以前依靠学历是一个独木桥，现在大学的门宽了，但顶层的位置依然是那么多，背后必然有新的独木桥出来，这就是拼爹要有市场了！
在高考困难的时候，有权有势的子弟没有学历，他们是被卡出去的，寒门弟子的独木桥还宽一点，现在没有了这个坎，寒门子弟的道路就更窄了！这阳光大道不是给寒门子弟的，寒门子弟能够有一个独木桥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如果你把这个独木桥变成大道，必然在其他地方产生独木桥，而且可能更不合理和卡脖子，独木桥是躲不开的。而且一个草根进入顶层，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带动多少人，需要多少资源？与一个拼爹的二代进入完全不同，而且对成功的老爹不能给自己子女更多的机会，人还有奋斗的动力吗？因此这个概率下的机会也不能对等。
我们现在又有文章说什么改革开放后3000名状元没有一个成才的，这且不说这些状元年纪还小要时日，高考状元现在贬值和有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的层面说我们的制度为何没有给这些状元机会？！状元都不成功未必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社会制度没有给机会！大家在同样的规则下竞争的高考，能够万里挑一的人，绝对是有才华的，不是状元不等于没有才华，但是当状元必然是有才华才有可能！我们的制度给了状元多少机会？高考完了的通道才是关键！高考变得路宽了，高考完进入公务员的道路就窄了，当年名校毕业可以直接分配到国家核心机关不可能了！而且想要进入国家机关还要更独木桥的考试了！还要拼爹拼关系了！
当年我们可是不当公务员是要倒给钱，有当时数额巨大的赔款交国家培养费的啊！这不是新的独木桥出现了？！如果再早，状元肯定是点翰林就在皇帝身边了，翰林出来就至少是市委书记了，这是给状元怎样的机会？你不能说状元没有不是状元的某些人成功，但忽略不计这些人的额外机会，就如第二份名单当中的人都是有特殊家庭背景和际遇的一样。这特殊的背景和际遇，不是独木桥吗？
我们再进一步的看，就算是对富二代官二代，就不是独木桥了吗？其实问题也是严峻的！在古代是能够继承家产和爵位的，基本就是一个儿子，富人是有很多孩子的，其他孩子可能比寒门子弟好一点，但要在社会上生存，能够跻身父母的地位，也是要走独木桥的，世袭的竞争很激烈，自己奋斗则一样的科举独木桥，竞争是在家庭内部激烈发生的，通道是不宽的。
我们现在富家官家的孩子家庭内部竞争的问题由计划生育的独木桥解决了，才有今日之骄横。这个社会要给寒门向上的通道，那么必须给豪门向下的压力，如果只升不降，社会资源是维持不了那么多人在顶层的，如果大量的升降，则社会将非常的动荡，每一次天下大乱都是顶层的大幅度变动。如果要顶层相对稳定，意味着进出顶层的数量一定是涓涓细流，这个通道也必须是独木桥！因此高考是独木桥不是坏事。反而高考不是独木桥了，拼爹变成独木桥更坏；如果拼爹不是独木桥了，大量的人在高层底层负担不起，社会大动荡最坏；而且动荡完了以后，还要变成进阶的通道是独木桥。
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能够有一个独木桥给草根进入顶层就已经很好了，指望这个通道是阳光大道是不可能的，把这个独木桥变成阳光大道的违反客观规律，必然是产生新的独木桥和更严重的社会矛盾，让考生期望过高，是教育产业吹出来的天大泡沫，会把很多人带到沟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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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 这样的文章只有中国才有，别国没有这样的历史感
国家顶层通道 是一条 更狭窄的 独木桥， 留出涓涓细流的机会也是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 。草根和非草根 搭建了 一个身体的躯干和血管 考生就是 这幅躯体的新鲜血液 涌入大脑 及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