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报道——陶寺遗址 （尧代都城）

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报道——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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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规模宏大，都城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确立，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00001. 陶寺：尧帝之都 中国之源06-05 10:42

00002. 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06-05 10:41

00003. 让中华文明起源走出神话传说06-05 10:40

00004. 陶寺，在这里破译文明密码06-05 10:39

00005. 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06-05 10:36

00001. 考古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帝尧天文学06-05 10:35

00002. 陶寺文化谱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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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尧帝之都 中国之源

2015年06月05日 10: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http://ex.cssn.cn/djch/djch_djch ... 50605_2023543.shtml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曾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后命名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北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发掘。目前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遗址规模宏大，都城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确立，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襄汾，陶寺。“隐姓埋名”几千年的土地，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发掘，神秘面纱逐渐被掀开。

　　中华文明起源，是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还是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绵延，抑或可从陶寺埋藏四千年的遗址中寻找线索？传说中的尧都在哪？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中国”在哪里？四千年前是原始部落，还是有了初期的国家形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遗址。

　　探史前古城遗址

　　清明时节，记者沿着乡间小路去拜谒这片隐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走近远古的故国、尘封的京华。

　　陶寺遗址，靠近陶寺村南。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约4300—3900年。

20世纪50年代，陶寺遗址被发现。1978—1984年进行第一阶段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和遗物，并确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2001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确立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

经过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的进一步调查、钻探和发掘，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

2002—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

　　

　　疑似宫城南门发掘现场    霍文琦/摄

　　目前，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沟壑外，难以想象几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本名何努）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梁沟一处“陶寺古城墙遗址”旁，被围栏围起来的一段夯土墙明显与周围土堆不同。这里展示的剖面系中梁沟侵蚀残存的陶寺中期城址北门瓮城。瓮城平面呈C字形。瓮城内部南北宽12米，东西长13米。南侧夯土墙系北墙主墙基础，上宽4.5米，下宽3米，深约7.5米。地表以上部分墙体于陶寺文化晚期平毁。北侧系瓮城夯土墙基础，上宽8.5米，下宽2.5米，深6.8米。

　　在近处仔细端详墙体的过程中，何驽意外发现了一小块器物碎片。与同行的技师冯九生一同查看后，两人认为这片宽蓝纹陶片大抵是陶寺早期器具碎片。

站在墙下，历史穿越感油然而生。时空如此遥远，器物又如此亲近。从这一段巍然耸立于高高黄土塬上的城墙剖面，可依稀想见当年城址的恢弘壮阔，这似乎也是“尧者，高也”的物化诠释。

　　破解帝尧都城之谜

　　《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也有其他文献含糊记载了尧都在河北、在山东，众说纷纭。于是，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唯一可行的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还有宏伟的宫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璜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除宫殿外，从城址遗迹中，还可清楚地辨认出屋舍、祭坛、观象台，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王族墓地。

　　记者来到正在发掘的现场，这是陶寺早期宫殿区（小城）发掘探沟。两名技师、七位村民正在进行取土和发掘清理工作。据介绍，已经发掘的部分疑似“宫城”南门，可能有瓮城，但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还需要取土扩方。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陶寺遗址基本都具备，因此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种种证据表明，陶寺统治者已有能力调动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城池，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尧建都地平阳。

　　此外，学者将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地方文献、民间口传资料等四重证据相互印证分析，“尧都平阳”的历史细节渐渐清晰而具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手工业区新探索

　　近年来，陶寺遗址不断有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业区的发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介绍，手工业作坊区位于陶寺城址的西南，2010—2012年在对该区域的钻探与调查中，发现有陶窑、灰坑、白灰皮房子、石器加工场等遗迹。最重要的是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圆角方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这个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据悉，这一“回”字形大型夯土基址在陶寺遗址属首次发现，在史前时期的其他大型聚落中目前尚未见到，其位于手工业作坊区，应该与手工业管理有密切关系。

　　此外，何驽介绍，他们对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临汾盆地进行了区域系统性调查。以陶寺为中心，可以分为南北两区，调查到陶寺文化聚落54处（还有未调查到的）。从分布可以看出，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反映出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学者推断可能有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

　　高江涛表示，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的特征是：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王权出现、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这说明陶寺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只是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新生事物较脆弱，迅速衰落。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墓葬发掘揭示阶级分化

　　从考古学角度，墓葬发掘对复原重建当时古代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丧葬制度，佐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王族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墓葬，其中大部分大中型墓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数是仰身直肢单人葬。墓地划分为不同的茔域。同一茔域内的墓葬多成排分布，位列较为齐整。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仅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总数的近10%，其余为小型墓。

　　大型墓一般长3.2米、宽2.5米，有木棺，棺底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上百件，最多的达200件，丰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绘漆木器和陶器，还有玉石器和整猪等。大型墓的左右两侧，往往对称地分布着两座中型墓，埋葬着装饰华贵的女性死者。中型墓长2.5米、宽1.5米左右，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玉石和猪下颌骨等。它清楚地说明，王一级的人已经有多妻的特权。小型墓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表明当时贫富分化极为悬殊。

　　复原最古老观象台

　　“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背倚陶寺中期内道东城墙，向东南接出半圆形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在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简报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循着考古工作者的引导，记者看到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上面立有多根高耸的石柱。这一处奇特的建筑，在绿油油的麦田中格外显眼。正是简报中所描述的古观象祭祀台——陶寺文化重要遗址之一。

　　何驽告诉记者，陶寺观象台不仅有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命脉。

　　记者从复原的台址看，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石柱（原址可能是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观测者直立于观测点核心圆上，透过石柱间缝，观测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巅时是否在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子。这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2号缝、12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缝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国外学者对陶寺遗址考古中“尧都之说”不能完全理解，因为缺乏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熏陶。但是，他们对观象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观象台的结构很容易使人产生与巨石阵的联想。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被认为是祭祀台、墓地，同时也是天文台。牛津大学教授霍金斯通过仔细观察和严密的计算，认为通过巨石阵石环和土环的结构关系，可以精确了解太阳和月亮的12个方位，并观测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节的起落。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

　　但是，类似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遗址中通常没有一个被明确标识的观测点。对于确认此类遗址的天文学意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因为观测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观测的结果，而没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今人无法确切知道当时人们是站在哪里进行观测的，这就使得那些在遗址中探寻天文学意义的人，不得不假设各种各样不同的观测点，而每一个假设的观测点都会对应一整套不同的观测结果。

　　而陶寺观象台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与夯土柱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即崇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及宗教节日。

　　陶寺观象台比建成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专家表示，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因此成为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要素。

　　何驽说：“中国古代王权重视历法的原因之一主要是历法控制农时，《尧典》中很多内容都在谈历法，历法涉及农业经济基础，王派天文官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君主掌握了天象、时令的规律，就仿佛得到了与天对话的权利，告诉人们何时耕种、何时祭祀，这样人们就会臣服于这位统治者。”

　　陶寺文化丰富多彩

　　记者随考古人员来到离古观象台不远的“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因遗址位于远离市县的乡村田野中，成果展的房子看起来简陋一些，但其中陈列的器物着实让来此参观的人们惊叹。

　　展厅中央是陶寺遗址复原沙盘，驻足于此，史前宫城建制、房屋构造等，一目了然。

　　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往往伴随着珍贵文物的出土。陶寺遗址的发现之所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大墓中出土的精美的史前器物。丰富多彩的文化令人咋舌，有实用的磨制石器，精美绝伦的玉器，流光溢彩的木器。40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精美器物呈现于眼前，古人的生活也跃然于脑海。

　　在考古者心目中，土壤中的每一片碎石都是不容忽视的珍宝，每一件器皿都是镌满历史的“光盘”。在展出物件中，最为吸引人的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人们都叫它“龙盘”。这种陶盘在陶寺遗址的5座大墓中，各出土了1件。

　　陶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绘出蟠龙图案。图案中的龙蜷曲在盘中，龙头近盘口边缘，尾部位于盘中央，方头蛇身，身上有鳞甲，张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子。从它长长的蜷曲的身子以及信子来看，陶寺龙的样子似乎来源于蛇；但从它方头、巨口、裸露的牙齿看，又好像是鳄鱼。考古学家推断，陶寺龙应该是来源于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

　　何驽介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却没有龙纹。这足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

在展厅的一边，放着一根长木棍和两块有刻度的木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古代帝王在建国之前确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一套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复原长187.5厘米，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这是《周髀算经》所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测量时，把高“8尺之表”（地表以上200厘米）的木杆垂直立于地面，将有刻度的“圭”平置与“表”垂直，这样就可以测定“表”影长度了。

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何驽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们用这套圭表，在陶寺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折合成当时的度量衡计算，为1.69尺，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夏至晷影1.6尺。

　　何驽与冯九生在展厅外空地，为记者演示了圭表的测量方法。何驽表示，通过这样的方法，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是“中国”概念最初含义，陶寺就是“最早中国”所在。

展品中还有大量的礼乐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用以陈设的案、几，乐器有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0余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报道——陶寺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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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规模宏大，都城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确立，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00001. 陶寺：尧帝之都 中国之源06-05 10:42

00002. 陶寺考古初显尧舜时代的“天下观”06-05 10:41

00003. 让中华文明起源走出神话传说06-05 10:40

00004. 陶寺，在这里破译文明密码06-05 10:39

00005. 陶寺文化是崇尚军权和王权的代表06-05 10:36

00001. 考古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帝尧天文学06-05 10:35

00002. 陶寺文化谱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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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尧帝之都 中国之源

2015年06月05日 10: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作者：本报记者 霍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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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陶寺遗址曾称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后命名为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晋南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北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发掘。目前被划分为早、中、晚三期。陶寺遗址规模宏大，都城文化内涵丰富多彩，达到中国史前时期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陶寺文化的发现和确立，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山西，襄汾，陶寺。“隐姓埋名”几千年的土地，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接力发掘，神秘面纱逐渐被掀开。

　　中华文明起源，是从依据甲骨文判定的商代晚期开始算起，还是从“禹传子家天下”开始绵延，抑或可从陶寺埋藏四千年的遗址中寻找线索？传说中的尧都在哪？古代文献记载的最早“中国”在哪里？四千年前是原始部落，还是有了初期的国家形态？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里的崇山（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遗址。

　　探史前古城遗址

　　清明时节，记者沿着乡间小路去拜谒这片隐于广阔田野中的史前遗迹，走近远古的故国、尘封的京华。

　　陶寺遗址，靠近陶寺村南。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约4300—3900年。

20世纪50年代，陶寺遗址被发现。1978—1984年进行第一阶段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大量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相近，可资佐证的遗迹和遗物，并确定了陶寺文化。1993年，国务院将陶寺文化遗址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9—2001年的发掘中，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约公元前2100年—前2000年），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确立了城址北、东、南三面城墙。

经过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的进一步调查、钻探和发掘，最终确定了陶寺中期城址之前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的存在。

2002—2003年，国家科技部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陶寺遗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聚落反映社会组织”的子课题。

在近几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城址内东北部确立了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等。

　　

　　疑似宫城南门发掘现场    霍文琦/摄

　　目前，这座4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回填，放眼望去，除了能看到一些明显的沟壑外，难以想象几千年前城址的原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本名何努）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梁沟一处“陶寺古城墙遗址”旁，被围栏围起来的一段夯土墙明显与周围土堆不同。这里展示的剖面系中梁沟侵蚀残存的陶寺中期城址北门瓮城。瓮城平面呈C字形。瓮城内部南北宽12米，东西长13米。南侧夯土墙系北墙主墙基础，上宽4.5米，下宽3米，深约7.5米。地表以上部分墙体于陶寺文化晚期平毁。北侧系瓮城夯土墙基础，上宽8.5米，下宽2.5米，深6.8米。

　　在近处仔细端详墙体的过程中，何驽意外发现了一小块器物碎片。与同行的技师冯九生一同查看后，两人认为这片宽蓝纹陶片大抵是陶寺早期器具碎片。

站在墙下，历史穿越感油然而生。时空如此遥远，器物又如此亲近。从这一段巍然耸立于高高黄土塬上的城墙剖面，可依稀想见当年城址的恢弘壮阔，这似乎也是“尧者，高也”的物化诠释。

　　破解帝尧都城之谜

　　《水经注》言“尧都平阳”，传说在今山西临汾一带。也有其他文献含糊记载了尧都在河北、在山东，众说纷纭。于是，考古探索成为寻找尧都唯一可行的方法。

　　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陶寺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组成，呈现出一个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还有宏伟的宫殿。宫殿核心建筑区出现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蓝彩白灰墙皮、陶板瓦、大玉石璜等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显示出居住者的等级是最高的。除宫殿外，从城址遗迹中，还可清楚地辨认出屋舍、祭坛、观象台，甚至还发现了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不同阶层的王族墓地。

　　记者来到正在发掘的现场，这是陶寺早期宫殿区（小城）发掘探沟。两名技师、七位村民正在进行取土和发掘清理工作。据介绍，已经发掘的部分疑似“宫城”南门，可能有瓮城，但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还需要取土扩方。

　　都城考古判定都城遗址标准有城墙、宫殿区、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这些陶寺遗址基本都具备，因此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种种证据表明，陶寺统治者已有能力调动大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城池，并且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卫它。可以判定当时已形成了国家，而气势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即帝尧建都地平阳。

　　此外，学者将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地方文献、民间口传资料等四重证据相互印证分析，“尧都平阳”的历史细节渐渐清晰而具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尧都平阳几成定论，陶寺遗址的性质为不断获得的新考古资料逐渐证实，陶寺作为尧的都城这一点在考古学界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共识。

　　手工业区新探索

　　近年来，陶寺遗址不断有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手工业区的发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介绍，手工业作坊区位于陶寺城址的西南，2010—2012年在对该区域的钻探与调查中，发现有陶窑、灰坑、白灰皮房子、石器加工场等遗迹。最重要的是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IIIFJT2，平面形状基本为“回”字形，圆角方形，南北最长约47米，东西残宽约28米，面积1300余平方米。这个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

　　据悉，这一“回”字形大型夯土基址在陶寺遗址属首次发现，在史前时期的其他大型聚落中目前尚未见到，其位于手工业作坊区，应该与手工业管理有密切关系。

　　此外，何驽介绍，他们对陶寺文化聚落分布的临汾盆地进行了区域系统性调查。以陶寺为中心，可以分为南北两区，调查到陶寺文化聚落54处（还有未调查到的）。从分布可以看出，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反映出具有五级聚落、四层等级化的社会组织：都城下辖南北两个区中心（邑）——县底和南柴；区中心邑下辖二至三片区的中型聚落群（乡镇），部分中型聚落下辖一至三个小型遗址（村）。多数微型聚落由大中型聚落直接分出。学者推断可能有特殊的职能，所以很可能不构成一级功能完整的基层社会组织。

　　高江涛表示，陶寺文化社会表现出的特征是：社会复杂化程度高，等级分化严重。王权出现、礼制初步形成，是政治制度的特质。这说明陶寺已进入初期国家阶段，只是国家形态具有原始性，控制范围较小，新生事物较脆弱，迅速衰落。陶寺遗址体现出的早期国家特征多为夏、商、周三代王朝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的主源。

　　墓葬发掘揭示阶级分化

　　从考古学角度，墓葬发掘对复原重建当时古代社会的文化信息和丧葬制度，佐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陶寺王族墓地位于居住址的东南，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墓葬，其中大部分大中型墓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多数是仰身直肢单人葬。墓地划分为不同的茔域。同一茔域内的墓葬多成排分布，位列较为齐整。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等。大型墓仅6座，不及墓葬总数的1%，中型墓占总数的近10%，其余为小型墓。

　　大型墓一般长3.2米、宽2.5米，有木棺，棺底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上百件，最多的达200件，丰富而精致，有成套彩绘漆木器和陶器，还有玉石器和整猪等。大型墓的左右两侧，往往对称地分布着两座中型墓，埋葬着装饰华贵的女性死者。中型墓长2.5米、宽1.5米左右，有木棺，随葬成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玉石和猪下颌骨等。它清楚地说明，王一级的人已经有多妻的特权。小型墓仅可容身，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认为，三种不同规格墓葬墓主的身份分别为首领人物、贵族和平民，其数量上的明显差异反映着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比例关系，表明当时贫富分化极为悬殊。

　　复原最古老观象台

　　“在陶寺中期东南小城内，背倚陶寺中期内道东城墙，向东南接出半圆形建筑，面积约1700平方米。”在陶寺遗址考古工作简报上，有这样一段描述。

　　循着考古工作者的引导，记者看到一座直径约50米的半圆形平台，上面立有多根高耸的石柱。这一处奇特的建筑，在绿油油的麦田中格外显眼。正是简报中所描述的古观象祭祀台——陶寺文化重要遗址之一。

　　何驽告诉记者，陶寺观象台不仅有祭祀功能，还是缜密的地平历观测制定历法系统。史前时期，天文学、历法是被王权垄断的，掌握农时就掌握了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命脉。

　　记者从复原的台址看，台座顶部有一半圆形观测台，以观测台为圆心，由西向东，呈扇状辐射着十三根石柱（原址可能是夯土柱），从而形成12道缝隙。观测者直立于观测点核心圆上，透过石柱间缝，观测早上日切于崇峰山巅时是否在缝正中，如果日切在某缝正中，则是陶寺历法中某一特定日子。这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2号缝、12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缝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时节。

　　国外学者对陶寺遗址考古中“尧都之说”不能完全理解，因为缺乏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熏陶。但是，他们对观象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观象台的结构很容易使人产生与巨石阵的联想。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巨石阵，是欧洲著名的史前时代文化神庙遗址，被认为是祭祀台、墓地，同时也是天文台。牛津大学教授霍金斯通过仔细观察和严密的计算，认为通过巨石阵石环和土环的结构关系，可以精确了解太阳和月亮的12个方位，并观测和推算日月星辰在不同季节的起落。它的主轴线、通往石柱的古道和夏至日早晨初升的太阳，在同一条线上；还有两块石头的连线指向冬至日落的方向。

　　但是，类似索尔兹伯里的巨石阵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在遗址中通常没有一个被明确标识的观测点。对于确认此类遗址的天文学意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因为观测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观测的结果，而没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今人无法确切知道当时人们是站在哪里进行观测的，这就使得那些在遗址中探寻天文学意义的人，不得不假设各种各样不同的观测点，而每一个假设的观测点都会对应一整套不同的观测结果。

　　而陶寺观象台有明确标识的观测点，与夯土柱构成地平历观测仪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观测太阳地平日出即崇山山脊线上日出，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及宗教节日。

　　陶寺观象台比建成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史前陶寺人据此制定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专家表示，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因此成为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要素。

　　何驽说：“中国古代王权重视历法的原因之一主要是历法控制农时，《尧典》中很多内容都在谈历法，历法涉及农业经济基础，王派天文官观测天文，制定历法。君主掌握了天象、时令的规律，就仿佛得到了与天对话的权利，告诉人们何时耕种、何时祭祀，这样人们就会臣服于这位统治者。”

　　陶寺文化丰富多彩

　　记者随考古人员来到离古观象台不远的“陶寺遗址考古成果展”，因遗址位于远离市县的乡村田野中，成果展的房子看起来简陋一些，但其中陈列的器物着实让来此参观的人们惊叹。

　　展厅中央是陶寺遗址复原沙盘，驻足于此，史前宫城建制、房屋构造等，一目了然。

　　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往往伴随着珍贵文物的出土。陶寺遗址的发现之所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大墓中出土的精美的史前器物。丰富多彩的文化令人咋舌，有实用的磨制石器，精美绝伦的玉器，流光溢彩的木器。4000多年过去了，当一件件精美器物呈现于眼前，古人的生活也跃然于脑海。

　　在考古者心目中，土壤中的每一片碎石都是不容忽视的珍宝，每一件器皿都是镌满历史的“光盘”。在展出物件中，最为吸引人的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人们都叫它“龙盘”。这种陶盘在陶寺遗址的5座大墓中，各出土了1件。

　　陶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绘出蟠龙图案。图案中的龙蜷曲在盘中，龙头近盘口边缘，尾部位于盘中央，方头蛇身，身上有鳞甲，张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子。从它长长的蜷曲的身子以及信子来看，陶寺龙的样子似乎来源于蛇；但从它方头、巨口、裸露的牙齿看，又好像是鳄鱼。考古学家推断，陶寺龙应该是来源于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

　　何驽介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他墓葬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却没有龙纹。这足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

在展厅的一边，放着一根长木棍和两块有刻度的木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古代帝王在建国之前确立“天下之中”的工具——圭表，一套观测日影的天文仪器。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复原长187.5厘米，通身漆彩绘绿黑相间的色段刻度，第1—11号色段长约40厘米，合1.6尺，这是《周髀算经》所载的“地中”夏至晷影标准。测量时，把高“8尺之表”（地表以上200厘米）的木杆垂直立于地面，将有刻度的“圭”平置与“表”垂直，这样就可以测定“表”影长度了。

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何驽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们用这套圭表，在陶寺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折合成当时的度量衡计算，为1.69尺，表明陶寺很可能对外宣称其地为地中，夏至晷影1.6尺。

　　何驽与冯九生在展厅外空地，为记者演示了圭表的测量方法。何驽表示，通过这样的方法，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是“中国”概念最初含义，陶寺就是“最早中国”所在。

展品中还有大量的礼乐器，包括炊具、食器、酒器，用以陈设的案、几，乐器有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介绍，整个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0余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