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转帖』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

　　　　　　　　转贴：纪念抗战胜利要警惕一种倾向！
　　　　　　　　　　　　　　作者：武 兵

　　1945年是全世界人民永志不忘的年份。这一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年，同时也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转眼60年过去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个以牺牲3500万同胞为代价而来之不易的胜利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纪念活动，歪曲抗战历史，毫无根据的抬高和突出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作用，贬低或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全民抗战的历史功绩。笔者以为，这不是个小问题，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危险倾向。

　　　　谁是八年抗战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

　　1937年的7.7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自18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的打败了外国侵略者。关于抗日战争这段重要的历史，我们党是早有定论的。然而，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更新观念”和“与时俱进”的旗号，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包括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活动。他们恣意歪曲史实，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近些年来，似乎成了新的问题。某些人或混淆主次，或颠倒主次。最近笔者在某教科书的辅导材料上，就看到这样的阐述。这个辅导材料先是把抗战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即“解放区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武装与日交战的“正面战场”，然后这样写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持全面抗战路线，采取游击战略，实行人民战争，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抗击了多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些年来，如下观点得到不少人认同：当时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并非敌后战场，而是‘正面战场’，国民党也并非只是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其总体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即使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上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这个辅导材绕来绕去，就这样把国民党军队摆在了“主要战场”、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位置上，否定历史事实和我党及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应有的历史地位。

　　北京某报为了突出国民党，竟然把人们所熟知的我们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进行移花接木式的篡改。说什么“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才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说：“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抑或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故应正名求实。”又说：过去不宣传国民党的“平型关战役”，是个“偏见”。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就曾经说过：“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

　　据历史资料记载，抗战八年，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是58%，1944年是64%，1945年是69%。仅1937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八路军的兵力就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的兵力发展到2.5万人，大小战斗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抗击日军40多万人和全部伪军。此外，日本从1938年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对立”，“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和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不难想象，日本把进攻的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以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解放区人民压力有多么大。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全民抗战，那么侵华日军就可毫无顾忌地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果真如此，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解放军报》2005年6月27日的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文章，开宗明义的指出：“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并积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百多年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形成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局面，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在这场为人类文明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脊梁和核心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该文章从“率先提出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爱国主张”、“积极促成并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战斗精神”等五个方面，以详实的史料和鲜明的论述，把被某些人妄图歪曲了的历史更正过来。
当然，我们在分清谁是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问题上，并不是否定国民党武装中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并且认为对于那些在抗战中立功和牺牲的人员给予褒奖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赞同这样做，与我们所要分清的谁是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早在延安时期，国民党名将张自忠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52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国民党抗战名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个人签发了烈士证书，并且对国民党北平政府以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命名的三条街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真正抗日对人民有过贡献的国民党员及其军事人员，从来都是给以肯定的。

　　　　是谁消极抗战，是谁积极抗战？

　　某些人以灰暗的心理，或转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向人们散布奇谈怪论，企图把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武装力量加以“消极抗战”的罪名，而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军队粉饰成“积极抗战”的形象。真是说谎不脸红啊。

　　叶永烈出了一本《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某报7月12日转载该书时，使用的标题竟是《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叶永烈写道：蒋介石“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们赞赏的：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振兴台湾经济”。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叶永烈说：“蒋介石1937年发表《敌人战略攻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他为中国抗战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他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蒋介石制订的这一抗日战略是颇有见识的。”叶永烈接下来才讲到“毛泽东呢？他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6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题目便是《论持久战》”叶永烈这样叙述，显然是在突出蒋介石的“积极抗战”的形象，不过，他把蒋介石以“持久消耗”的名义来消极抗战与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这样的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等同起来，除了愚蠢、无知和可笑之外，恐怕还是别有用心的。

　　更有甚者，北京某研究所的网站近日转发戴睛的一篇造谣文章：《抗战时期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极尽污蔑之能事。文章说：要把过去宣传的抗战被“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他是怎样“剥出”的呢？请看：他胡说：“西安事变，国共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国民党不打共产党了，共产党也面临着路线方针大的调整。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是以王明、XXX等为首的积极抗日派；一个是以毛泽东、张闻天为首的消极派。前者，因为主张联蒋抗日，得到多数人得拥护。后者，因为主张消极抗日，不得人心。……以王明、XXX等人的积极抗日形成了党内主流。毛泽东因为主张‘积极反蒋、消极抗日’，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冷落。”“‘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毛泽东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毛泽东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毛泽东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如此卑鄙无耻的文章，这个研究所竟也敢登出来，岂非咄咄怪事！

　　这家网站还在《试析国民党抗战游击军》一文中要把毛泽东同志创造的“游击战”的人民战争理论硬是划到蒋介石的名下，胡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为战略家的蒋介石大元帅，深知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奠定了蒋发展敌后游击军的决心，于是国民党军在日军占领区内也出现了一片一片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游击军，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功不可没。”

　　上述无耻谰言，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那些反共的汉奸卖国贼，就进行过这样的欺骗宣传，制造过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胡言乱语，用以掩盖事实真相，达其投降卖国之目的。

　　谎言终归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妨看看我们这位蒋委员长是怎样“积极抗战”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两天内，日军占沈阳、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掠地千余里；一周内，辽、吉二省基本丢失。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张学良将军背了多年“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直到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才得以洗刷“不抵抗”的罪名。

　　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1?28”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破坏下，十九路军弹尽援绝，被迫撤退。蒋介石在“消极抗战”思想的指导下，即派人与日本侵略军代表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政府还与日本达成三项谅解：一、中国政府取缔抗日；二、十九路军换防；三、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的指派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2）撤退驻在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3）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4）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就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实施“自治运动”。

　　1931~1937年之间，蒋介石政府不仅不抗日，反而集中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企图对日本妥协，幻想以“地方事件”和平解决。结果给日军以喘息时间，调集5个师团10万人的部队，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态势，进攻廊坊、广安门等处，切断平津铁路交通线。在日军疯狂攻击下，伤亡惨重，节节失利。造成北平沦陷、天津失守。

　　1937年的“淞沪会战”，蒋介石投入总兵力四十多万军队(老蒋下了血本，精锐的德械师几本投入），抵抗日本的二十多万。但由于指挥不利，虽以多于日军一倍的兵力，最终还是丢掉了上海。这里还应特别指出一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不如日军，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兵器专家观察，在“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一些装备如机枪、火炮大多数是购自捷克、英国和德国，而日军机枪等兵器的故障率高，先进性差，单纯比步兵火力国民党军甚至比日军还强。考虑到重装备等因素仍是日军占大部优势但两军之间的装备并不存在代差，所以说国民党军每次都惨败的关键是统帅不行，决心不行，意志不行，是保存实力，打共产党的内心世界作怪的结果。

　　应当说，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作战还做出某些努力，但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英美对日宣战以前，国民党始终不敢对日宣战，保留着妥协的退路。1940年3~6月，蒋介石就先后两次派代表与日本在香港和澳门就所谓“中日和平”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国民党立即放弃抗日容共的政策；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蒙古、河北；蒋汪合作；承认满洲国。”并决定由板垣与蒋介石、汪精卫会谈，后由于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而停止。此外，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还提出：“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国策，这都就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抗日的动摇性和消极态度。

　　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总体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1939~1943年，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博山惨案”、“？邑事件”、“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陇东事件”、“十二月事变”，以及“皖南事变”等，杀害了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仅“皖南事变”，新四军就有6000多人死在蒋介石的枪口下。这些典型事例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毛泽东同志1940年2月1日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针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阴谋取消解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尖锐地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全面总结了抗战的基本经验。他针对蒋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战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提出尖锐地批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既是对抗日战争的科学总结，也是真实的客观反映。谁积极抗战，谁消极抗战不是一目了然吗？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纪念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除了上述的言论外，某些人还竭力吹捧美国的援助，贬低苏联的援助。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在对待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态度上是泾渭分明的，他们始终不忘在给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抹黑的同时，给美国帝国主义的脸上涂脂抹粉。这种倾向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作为反法西斯重要战场和主要力量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不去宣传，而对美国在二战的所谓“贡献”却大书特书。在外国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本来，我国人民不会忘记其它国家人民对我们伸出的援助之手，特别是不会忘记苏联的巨大支援。在抗战期间，苏联除了在道义上支援以为，还在物资上进行大力支援，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动150万大军进入我国东北，仅10多天的英勇战斗，就使日本的关东军土崩瓦解，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近来，某些媒体不断热炒所谓美国援华作战的“飞虎队”和该队队长陈纳德。一些地方政府花巨资为“飞虎队”修墓，建纪念馆；某电视台把陈纳德树为“中美友谊的象征”大加吹捧；某报甚至要中国人向美国谢恩等等。对此，群众很是反感，许多了解情况的人很有看法。有人写文章认为，这是把历史搞颠倒了。网上有篇文章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人称‘飞虎队’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队，并不是美国派来支援中国抗战的，而是美国在中国的驻军，是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的罪魁。”“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的10个月，陈纳德航空队和美国海军把国民党军队54万人运送到了内战前线，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了百余座城市和战略要点。运送了数十亿美元的物资供应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逃往台湾时，运走了93万两黄金，陈纳德航空队为此出了大力。”这只是个小例子。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整体表现是不怎么样的，随后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值得吹它捧它的。毛泽东同志1939年6月30日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就批评：“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毛泽东还批评投降派所说的“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的谣言是“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

　　与吹捧美国相对照的是这些亲美派们千方百计的贬低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这样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两种制度的爱与恨。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解放东欧的战役、攻克柏林的战役、出兵东北的战役等等，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仅在西方战场，苏军就歼灭德军607个师，而盟军只歼灭了德军176个师。盟军实施的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各大战役均无法与苏德战争相提并论。为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人民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据统计，苏联共有2700万人死亡，其中1800多万为平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战争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苏联共有1710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和31850个工业企业全部或部分被毁。这样伟大的付出，这样光辉的战绩，他们是不会去宣传的，而对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某些人和某些媒体却是不遗余力轮番轰炸，生怕宣传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只宣传美国而不去宣传苏联红军？依笔者愚见，是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使然。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就是：反对苏联的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苏联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反对战后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到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污蔑与诽谤，他们的表现绝非偶然。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某些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目的，是想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服务的。前几年，有人为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翻案，是要否定中国革命；最近，有人又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机要给国民党翻案，也是要否定中国革命。有报道说，有人斥巨资为国民党建立抗日纪念馆，并宣扬什么过去“只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敌后抗日游击队”，是“不符史实”，也“不利于取得良好宣传效果”，现在宣传“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体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2005年6月28日某报摘自《看世界》的一篇题为《开罗会议之后，中国失去了什么？》的文章，隐晦地为国民党丧失在大陆的执政地位惋惜。该文章说：“1943年11月美国、中国和英国领袖在开罗举行的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据（注意，作者使用了“日据”而不是“侵占”――笔者）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政治力量分散（意思是，权利没有集中到国民党手里――笔者），我们这个大国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开罗会议在给中国人冼刷百年耻辱的同时，也给中国人留下了百年憾事。……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判断和构想，必须在战后对其（日本）加以内外监视。怎么监视呢?在内部，要实施占领；在外部，要扶持一个强大的邻国。由谁来占领呢?美国和中国。扶持哪个强大的邻国呢?中国。”“对于共同占领日本，蒋介石谦虚，说中国实力不够，占领应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可惜，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连辅助占领都成了梦想。开罗会议过后不到两年，日本投降。……占领日本需要20万人。美方希望中国出兵5万，……领受占领日本任务的是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国民党）第67师。这支拥有14500名精锐将士的部队负责占领日本的爱知县。可惜，当1946年6月这支军队做好了出征准备，先遣队已经在名古屋腾出了营房的时候，内战爆发了。第67师被紧急调往苏北，说是完成了任务就回师占领日本，但万余士兵一去不复返，内战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中国将士丧失了在名古屋扬眉吐气的机会。”该文章明明白白的告诉人们，如果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打内战，如果不是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就会成为与美国并肩的“占领国”了！美国也会“扶持”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了！这不就是某些人失望而又盼望中国实行美国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真实表露吗？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上述这些舆论仅仅是某些人主张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侧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歪曲、否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于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项庄”们“舞剑”所指的“沛公”。

　　　　　　　　　　　　　　　（完稿于200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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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武 兵

　　1945年是全世界人民永志不忘的年份。这一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一年，同时也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转眼60年过去了。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中国人民隆重纪念这个以牺牲3500万同胞为代价而来之不易的胜利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纪念活动，歪曲抗战历史，毫无根据的抬高和突出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作用，贬低或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全民抗战的历史功绩。笔者以为，这不是个小问题，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危险倾向。

　　　　谁是八年抗战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

　　1937年的7.7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序幕。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自18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彻底的打败了外国侵略者。关于抗日战争这段重要的历史，我们党是早有定论的。然而，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更新观念”和“与时俱进”的旗号，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包括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活动。他们恣意歪曲史实，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共产党与国民党究竟谁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近些年来，似乎成了新的问题。某些人或混淆主次，或颠倒主次。最近笔者在某教科书的辅导材料上，就看到这样的阐述。这个辅导材料先是把抗战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也即“解放区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武装与日交战的“正面战场”，然后这样写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持全面抗战路线，采取游击战略，实行人民战争，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抗击了多数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近些年来，如下观点得到不少人认同：当时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并非敌后战场，而是‘正面战场’，国民党也并非只是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其总体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即使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上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远远超过了敌后战场。”这个辅导材绕来绕去，就这样把国民党军队摆在了“主要战场”、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位置上，否定历史事实和我党及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应有的历史地位。

　　北京某报为了突出国民党，竟然把人们所熟知的我们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进行移花接木式的篡改。说什么“平型关战役”是国民党领导的，“平型关大捷”才是共产党领导的。并说：“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抑或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故应正名求实。”又说：过去不宣传国民党的“平型关战役”，是个“偏见”。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时期就曾经说过：“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

　　据历史资料记载，抗战八年，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抗击全部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年是59%，1939年是62%，1940年是58%，1941年是75%，1942年是63%，1943年是58%，1944年是64%，1945年是69%。仅1937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八路军的兵力就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的兵力发展到2.5万人，大小战斗1500余次，歼灭日伪军5万多人，抗击日军40多万人和全部伪军。此外，日本从1938年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提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对立”，“对共产党应绝对加以排除和打击；对国民党则应修正三民主义，使之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政策”。不难想象，日本把进攻的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以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解放区人民压力有多么大。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发动全民抗战，那么侵华日军就可毫无顾忌地实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果真如此，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解放军报》2005年6月27日的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的文章，开宗明义的指出：“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并积极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百多年来一盘散沙的中国，形成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局面，最终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在这场为人类文明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残酷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长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强脊梁和核心力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该文章从“率先提出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爱国主张”、“积极促成并全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加以考虑”、“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和战斗精神”等五个方面，以详实的史料和鲜明的论述，把被某些人妄图歪曲了的历史更正过来。
当然，我们在分清谁是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问题上，并不是否定国民党武装中积极参加抗日的官兵重要作用和历史贡献。并且认为对于那些在抗战中立功和牺牲的人员给予褒奖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赞同这样做，与我们所要分清的谁是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和主力军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早在延安时期，国民党名将张自忠牺牲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还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52年，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为国民党抗战名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个人签发了烈士证书，并且对国民党北平政府以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命名的三条街道，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沿用。这说明，我们党和政府对于真正抗日对人民有过贡献的国民党员及其军事人员，从来都是给以肯定的。

　　　　是谁消极抗战，是谁积极抗战？

　　某些人以灰暗的心理，或转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向人们散布奇谈怪论，企图把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武装力量加以“消极抗战”的罪名，而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和军队粉饰成“积极抗战”的形象。真是说谎不脸红啊。

　　叶永烈出了一本《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书。某报7月12日转载该书时，使用的标题竟是《蒋介石在上海血战日军》。叶永烈写道：蒋介石“一生有三件事是受到人们赞赏的：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振兴台湾经济”。蒋介石“毕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叶永烈说：“蒋介石1937年发表《敌人战略攻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一文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概念……他为中国抗战制定了持久战的方针。他明确宣布‘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蒋介石制订的这一抗日战略是颇有见识的。”叶永烈接下来才讲到“毛泽东呢？他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6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著名的演讲，题目便是《论持久战》”叶永烈这样叙述，显然是在突出蒋介石的“积极抗战”的形象，不过，他把蒋介石以“持久消耗”的名义来消极抗战与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这样的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等同起来，除了愚蠢、无知和可笑之外，恐怕还是别有用心的。

　　更有甚者，北京某研究所的网站近日转发戴睛的一篇造谣文章：《抗战时期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极尽污蔑之能事。文章说：要把过去宣传的抗战被“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他是怎样“剥出”的呢？请看：他胡说：“西安事变，国共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国民党不打共产党了，共产党也面临着路线方针大的调整。在共产党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个是以王明、XXX等为首的积极抗日派；一个是以毛泽东、张闻天为首的消极派。前者，因为主张联蒋抗日，得到多数人得拥护。后者，因为主张消极抗日，不得人心。……以王明、XXX等人的积极抗日形成了党内主流。毛泽东因为主张‘积极反蒋、消极抗日’，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冷落。”“‘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毛泽东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毛泽东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毛泽东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如此卑鄙无耻的文章，这个研究所竟也敢登出来，岂非咄咄怪事！

　　这家网站还在《试析国民党抗战游击军》一文中要把毛泽东同志创造的“游击战”的人民战争理论硬是划到蒋介石的名下，胡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作为战略家的蒋介石大元帅，深知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奠定了蒋发展敌后游击军的决心，于是国民党军在日军占领区内也出现了一片一片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游击军，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功不可没。”

　　上述无耻谰言，其实，早在抗战时期，那些反共的汉奸卖国贼，就进行过这样的欺骗宣传，制造过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胡言乱语，用以掩盖事实真相，达其投降卖国之目的。

　　谎言终归掩盖不住血写的历史事实。我们不妨看看我们这位蒋委员长是怎样“积极抗战”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十余万东北军不战而退，使东北大片土地迅速沦陷。两天内，日军占沈阳、长春、营口、鞍山、抚顺、安东等20座城市，掠地千余里；一周内，辽、吉二省基本丢失。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张学良将军背了多年“不抵抗将军”的罪名，直到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才得以洗刷“不抵抗”的罪名。

　　1932年发生在上海的“1?28”事变，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破坏下，十九路军弹尽援绝，被迫撤退。蒋介石在“消极抗战”思想的指导下，即派人与日本侵略军代表谈判，于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政府还与日本达成三项谅解：一、中国政府取缔抗日；二、十九路军换防；三、浦东及苏州河南岸，中国不得驻兵。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受蒋介石的指派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2）撤退驻在河北省的中央军、东北军和宪兵；（3）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4）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就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实施“自治运动”。

　　1931~1937年之间，蒋介石政府不仅不抗日，反而集中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七七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企图对日本妥协，幻想以“地方事件”和平解决。结果给日军以喘息时间，调集5个师团10万人的部队，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态势，进攻廊坊、广安门等处，切断平津铁路交通线。在日军疯狂攻击下，伤亡惨重，节节失利。造成北平沦陷、天津失守。

　　1937年的“淞沪会战”，蒋介石投入总兵力四十多万军队(老蒋下了血本，精锐的德械师几本投入），抵抗日本的二十多万。但由于指挥不利，虽以多于日军一倍的兵力，最终还是丢掉了上海。这里还应特别指出一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国民党军队的装备不如日军，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兵器专家观察，在“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一些装备如机枪、火炮大多数是购自捷克、英国和德国，而日军机枪等兵器的故障率高，先进性差，单纯比步兵火力国民党军甚至比日军还强。考虑到重装备等因素仍是日军占大部优势但两军之间的装备并不存在代差，所以说国民党军每次都惨败的关键是统帅不行，决心不行，意志不行，是保存实力，打共产党的内心世界作怪的结果。

　　应当说，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作战还做出某些努力，但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英美对日宣战以前，国民党始终不敢对日宣战，保留着妥协的退路。1940年3~6月，蒋介石就先后两次派代表与日本在香港和澳门就所谓“中日和平”进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国民党立即放弃抗日容共的政策；缔结防共协定；日军驻扎蒙古、河北；蒋汪合作；承认满洲国。”并决定由板垣与蒋介石、汪精卫会谈，后由于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而停止。此外，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还提出：“和必乱，战必败，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国策，这都就充分暴露了蒋介石抗日的动摇性和消极态度。

　　可以这样说，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总体上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1939~1943年，蒋介石先后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博山惨案”、“？邑事件”、“深县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陇东事件”、“十二月事变”，以及“皖南事变”等，杀害了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仅“皖南事变”，新四军就有6000多人死在蒋介石的枪口下。这些典型事例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毛泽东同志1940年2月1日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针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阴谋取消解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尖锐地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全面总结了抗战的基本经验。他针对蒋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战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提出尖锐地批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既是对抗日战争的科学总结，也是真实的客观反映。谁积极抗战，谁消极抗战不是一目了然吗？

　　　　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纪念抗日战争的问题上，除了上述的言论外，某些人还竭力吹捧美国的援助，贬低苏联的援助。一个时期以来，有些人在对待社会主义苏联和帝国主义美国的态度上是泾渭分明的，他们始终不忘在给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抹黑的同时，给美国帝国主义的脸上涂脂抹粉。这种倾向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的活动中也有所反映。作为反法西斯重要战场和主要力量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不去宣传，而对美国在二战的所谓“贡献”却大书特书。在外国帮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本来，我国人民不会忘记其它国家人民对我们伸出的援助之手，特别是不会忘记苏联的巨大支援。在抗战期间，苏联除了在道义上支援以为，还在物资上进行大力支援，特别是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动150万大军进入我国东北，仅10多天的英勇战斗，就使日本的关东军土崩瓦解，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

　　近来，某些媒体不断热炒所谓美国援华作战的“飞虎队”和该队队长陈纳德。一些地方政府花巨资为“飞虎队”修墓，建纪念馆；某电视台把陈纳德树为“中美友谊的象征”大加吹捧；某报甚至要中国人向美国谢恩等等。对此，群众很是反感，许多了解情况的人很有看法。有人写文章认为，这是把历史搞颠倒了。网上有篇文章说：通过查阅历史资料，“人称‘飞虎队’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队，并不是美国派来支援中国抗战的，而是美国在中国的驻军，是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的罪魁。”“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的10个月，陈纳德航空队和美国海军把国民党军队54万人运送到了内战前线，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夺了百余座城市和战略要点。运送了数十亿美元的物资供应国民党军队。”“国民党逃往台湾时，运走了93万两黄金，陈纳德航空队为此出了大力。”这只是个小例子。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整体表现是不怎么样的，随后又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这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值得吹它捧它的。毛泽东同志1939年6月30日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就批评：“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毛泽东还批评投降派所说的“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的谣言是“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

　　与吹捧美国相对照的是这些亲美派们千方百计的贬低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这样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两种制度的爱与恨。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解放东欧的战役、攻克柏林的战役、出兵东北的战役等等，都是具有深远影响的。仅在西方战场，苏军就歼灭德军607个师，而盟军只歼灭了德军176个师。盟军实施的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各大战役均无法与苏德战争相提并论。为赢得这场战争，苏联人民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据统计，苏联共有2700万人死亡，其中1800多万为平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员伤亡。战争还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苏联共有1710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和31850个工业企业全部或部分被毁。这样伟大的付出，这样光辉的战绩，他们是不会去宣传的，而对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某些人和某些媒体却是不遗余力轮番轰炸，生怕宣传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只宣传美国而不去宣传苏联红军？依笔者愚见，是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使然。他们的世界观和立场就是：反对苏联的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苏联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反对战后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到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列宁、斯大林和他们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污蔑与诽谤，他们的表现绝非偶然。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某些人为国民党树碑立传的目的，是想为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主张服务的。前几年，有人为四川大邑县的大地主刘文彩翻案，是要否定中国革命；最近，有人又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机要给国民党翻案，也是要否定中国革命。有报道说，有人斥巨资为国民党建立抗日纪念馆，并宣扬什么过去“只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敌后抗日游击队”，是“不符史实”，也“不利于取得良好宣传效果”，现在宣传“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体现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2005年6月28日某报摘自《看世界》的一篇题为《开罗会议之后，中国失去了什么？》的文章，隐晦地为国民党丧失在大陆的执政地位惋惜。该文章说：“1943年11月美国、中国和英国领袖在开罗举行的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那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据（注意，作者使用了“日据”而不是“侵占”――笔者）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实力不足，政治力量分散（意思是，权利没有集中到国民党手里――笔者），我们这个大国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开罗会议在给中国人冼刷百年耻辱的同时，也给中国人留下了百年憾事。……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判断和构想，必须在战后对其（日本）加以内外监视。怎么监视呢?在内部，要实施占领；在外部，要扶持一个强大的邻国。由谁来占领呢?美国和中国。扶持哪个强大的邻国呢?中国。”“对于共同占领日本，蒋介石谦虚，说中国实力不够，占领应以美国为主，中国为辅。可惜，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连辅助占领都成了梦想。开罗会议过后不到两年，日本投降。……占领日本需要20万人。美方希望中国出兵5万，……领受占领日本任务的是在越南接受日本投降的（国民党）第67师。这支拥有14500名精锐将士的部队负责占领日本的爱知县。可惜，当1946年6月这支军队做好了出征准备，先遣队已经在名古屋腾出了营房的时候，内战爆发了。第67师被紧急调往苏北，说是完成了任务就回师占领日本，但万余士兵一去不复返，内战夺去了他们的生命。中国将士丧失了在名古屋扬眉吐气的机会。”该文章明明白白的告诉人们，如果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打内战，如果不是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那么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就会成为与美国并肩的“占领国”了！美国也会“扶持”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了！这不就是某些人失望而又盼望中国实行美国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真实表露吗？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上述这些舆论仅仅是某些人主张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侧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歪曲、否定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于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了“项庄”们“舞剑”所指的“沛公”。

　　　　　　　　　　　　　　　（完稿于200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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