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刘亚洲将军的战争选择 ——漫说刘亚洲（二）

也谈刘亚洲将军的战争选择
——漫说刘亚洲（二）

作者：春沙


公忠体国的刘亚洲将军在其位、谋其政，尤其这些年，在军务百忙之余，仍坚持手不释卷，脑不停思，笔不停挥，对当今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发展战略作了大量既有高度又有广度、深度的研究，一部部闪耀着刘亚洲战略思想光辉的专著接连面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刘亚洲思想旋风”。

可能有人会说“军人谋政，不当其分”，军人嘛，“行武”，只管打仗，不问政治！其实，任何的军事，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古今中外大小战争无数，无不有其目的，其目的无不出于政治。所以说，军事是政治的一个手段，只有军事和政治高瞻远瞩的结合才称得上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亚洲这个勇于任事、忠贞谋国的将军及其战略思想的横空出世，在当今中国才显得难能可贵，才造成了“旋风”般的效应。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国的政治运作在过去的年代透明度很低，国人也就陈陈相因，形成了不问政的惯性。幸赖我党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开明、开放，在建设我国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之外，又提出建设我国的政治文明。政治清风频吹，政治环境轻松，于是有了刘亚洲的放胆高论。这是一个身居高位，忧国忧民的将军的责任使然。

也许还是由于那个原因，刘亚洲一出，纵论天下，国人新鲜者有之，惊诧者有之，惊喜者有之，当然，不习惯，持非议者也有之。这都属正常。也不敢说战略家、思想家的逻辑思维就百密而无一疏，刘亚洲的某些论断招致某些质疑甚至质问，也不奇怪。即使国人中对刘亚洲赞誉有加者，囿于以往年代封闭型运作的政治模式，视野受局限，对刘亚洲的战略论著，也未必真能窥其堂奥。倒是我们的对手美国研究得透，长期地、连贯地跟踪和研究我们的美国智库和学者惊呼：“刘亚洲等中国军事学者的战略思想已触及美国最新战略构想的核心问题”，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战略的思想劲敌”。别的不说，由刘亚洲领军的中国军事学者的战略思想让对手美国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成了他们的“劲敌”，足见刘亚洲等战略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巨大威力。有人指责刘亚洲“畏美”、“媚美”，是“美国将军”，看来，有时候我们自己人帮刘亚洲说话尚百嘴莫辩时，我们的敌人说出来的话反而更中肯綮。

刘亚洲将军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有一句话受到一些人的诘难，这句话是：“我几乎熟悉中国古代发生的每一场战争。还研究过世界上著名的战争（不难看出，刘亚洲在这里表示的是对战争有研究兴趣的意思）。但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刘亚洲将军是个讲话洗练干脆的人，这一性格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上，就形成了他的使用标点符号多用句号的习惯和书面语特色。其实，引号里是一句话，一个复句。又因为在这句话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两句“我是军人，我从小生长在军营。有谁如我这般狂热地爱着军队？”的话，于是，刘亚洲的话就被他的诘难者提炼成“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有自己的选择”，又进一步演绎成“军人有权选择战争”。

这还得了？“军人（实际是武夫）以服从（实际是盲从）为天职！”军人怎能有权对战争作选择？“文死谏，武死战”的准则又到哪里去了？其实，刘亚洲的诘难者在这里犯了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即如他们所提炼的那样：“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有自己的选择”，又如他们所演绎的那样：“军人有权选择战争”，这前一个“军人”和后一个“军人”也不是同一概念，前面的“军人”是个不周延的概念，后面的“军人”是个周延的概念，他们偷换了概念！原来是自己扎一个靶子，自己玩掷飞镖的游戏！

行了，到此为止，形式逻辑上的小技巧我们不去纠缠。尽管有点此选择非彼选择的味道，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军人、思想者，刘亚洲确是在对战争作战略研判、选择。我们认为，这并无不妥。古往今来，军人，尤其是将帅，选择战争的例子俯拾皆是，历来有主战的，有主和的，各朝各代，国内国外。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军人不是机器，有思想，有辨别；再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政治，军人同样不能跳出政治，战端一开，上关乎国家，下及乎黎民；又因为战争有时势适宜与否之说，有成本高低之算，有利益纠缠之析，纵使事涉国家利益，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利益相互矛盾冲撞时，战与不战，何时一战，也有轻重取舍之权衡。何况刘亚洲不是普通军人，不是普通将军，他以其等身著作的资本，以其著作中闪耀的思想光辉的资本，自然而然地而不是自封地、出类拔萃地成为了一个战略家、军事家、因而也不能不是政治家。他有经邦济世、心忧苍生的政治胸怀，你让他怎能不对战争作选择？

辩证法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句话，即便它是真理，也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等限制，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因什么而说的，论据是什么，论证过程怎样；而且，真理也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完全不顾这些，把刘亚洲因为什么而说、具体怎么说撇在一边只字不提，单单抽象出“军人有权选择战争”这句话大张挞伐，就显得霸道武断。阉割词句，断章取义，这好像是早已为今人所鄙弃的“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做法。因为靶子抽象，不具体，就使得“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涣散军心”、“破坏军纪”、“军法从事”这些道理似是而非，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没有说服力，放空炮。

那么，刘亚洲是对什么战争作研判和选择呢？众所周知，他指的是“台海战争”。不仅是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在他以往的一系列著作中，台海战争的问题都是他处心积虑地、从战略高度思索的问题。我们看到，刘亚洲对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基本上持慎用武力、以和促统的态度。他“坦率地讲，在对台作战的问题上，我既不是赞成派，也不是反对派，而是创造派。何谓创造派？出鲜招是也。”这更像是他处在自身的位置上，负责任地为我党领导人、最高决策层在制定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时提供依据或是建言，也就是过去说的“上条陈”，并非他的诘难者理解的那样，战争一旦真打起来，党中央命令对敌人开炮，他却“有选择”地朝天鸣枪——这当然要“军法从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告诫我们，我国现正处在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要抓紧这个时期发展自己，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机遇期是我党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殚精竭虑、万般运筹，推行一系列国内外政策为我们争取到的，得来实属不易，不能因任何突发事件破坏它。刘亚洲的勇气和胆略在于，在“台独”势力气焰嚣张，国内主战情绪高涨之时，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振聋发聩地提出“慎战”、至少是“缓战”！他认为，纵使“台独”一时得逞，我们也不宜立即发动台海战争，也不能干扰、动摇我们求发展这个一切战略谋划的中心。最近，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时，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再次告诫我们，要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刘亚洲之所以也大声疾呼要坚守发展这个中心，不仅源于他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也表现了他对台海战争的战略研判，正因为他站在战略思维的高度上，因而在坚持发展这个中心时，就比更多的人更坚定。

当然，反“台独”也是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是，发展是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两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当然地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刘亚洲所说：“一切问题都来自于不发展。不能发展就谈不上安全。”（《大战略观》）刘亚洲说：“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是不是最佳的战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然选择的问题。发展和统一是国家的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兼得，但可能同时失去。我们必须在两个国家目标中作出痛苦的选择。痛苦的选择也许就是正确的选择。”（《大战略观》）看，这就是刘亚洲将军本来意义上的“选择”，而绝非他的诘难者所臆断的那个“选择”。

刘亚洲将军说：“反台独要在国家的发展中进行”，“如果为了反台独，彻底中断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牺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即使把台湾收回来，大陆也可能分裂。必须把统一的成本和风险尽可能地降低到国民经济和民族利益可以承受的程度之下，保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得以继续。”（《大战略观》）论述何其精当、透彻。

但是，求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反台独问题上无所作为。刘亚洲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有一章堪称新的《隆中对策》。他认为，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格局是中、美、日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仍在欧洲。美国人的亚洲战略构想，是想让亚洲人打亚洲人。从深层次上说，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对日本“入常”投反对票即是明证。美日之间既有历史宿怨，又有现实厉害。美国的亚洲战略，其核心是防止中日联手。台湾问题，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主要精力的筹码，也防止中国将有限的国防力量用在与美国保持战略均衡上。好厉害，刘亚洲看穿了美国人的隐秘，难怪美国人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刘亚洲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分析了矛盾，就好利用矛盾。你怕什么，我就来什么；你希望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你搞牵制，我搞反牵制。谁都有软肋，哪怕再强大；谁都有求于人，哪怕再富有。你想要我的，我可以给你；但我要找你要我想要的，你也得给我。在反台独问题上，在与美国周旋问题上，不走极端，或许更能收其效果。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战略。在《大战略观》里，刘亚洲甚至又“冒天下之大不韪”，闪现了与日本搞联手的思想火花，但他自己也知道，在目前，还暂时只能是一闪而已。中日联手，何其容易！仅在民间涌动的巨大非理性的不健康潜流，连刘亚洲都顾虑其阻力，在此，我为苦心孤诣为谋国的将军扼腕一叹！但是，我们相信，在中、日、美三角游戏中，关于打日本牌的问题，将军一定会有新的攻坚思维，一定会拿出新的战略成果。他，是这样的人。

自古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刘亚洲将军告诉我们，反台独，我们还可以做足攻心分化的文章，以和促统。在《大战略观》里，我们看到刘亚洲把台独和台湾作了界限清楚的划分。这与当年毛泽东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相区别，从而制定自己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刘亚洲说：“台独和台湾不是一回事”，“台独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大多数台湾同胞包括广大的台军官兵，永远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独和台湾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别开来。”所以，刘亚洲将军“不主张轻易对台湾动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动武”。今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台湾国、亲、新三党领袖相继率团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一一亲自会见，亲自做攻心文章，引起岛内骚动，台独分子一时慌了阵脚。紧接着，我们更大开放对台贸易，台湾果蔬零关税进入大陆。这些，都足以说明刘亚洲的学说绝非空论。

我们也曾血气方刚，中苏珍宝岛战争甫一爆发，在不到参军年龄的情况下，走后门进部队。在进南京部队或兰州部队两者任选的情况下，坚决选择了兰州部队。这些，都为的是能与“苏修”打一仗。在接触到刘亚洲将军的战略论著之前，台独势力甚嚣尘上，我们也义愤填膺，认为只要台湾一搞独立，此仗立马就打。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会不打，不惜破釜沉舟。因为踩我们的底线了嘛，把我们逼到墙角了嘛。哪个领导人会忍受下来，做“国家罪人”、“历史罪人”呢？读了刘亚洲将军的战略论著后，恰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清醒下来，冷静下来。即使台湾一时独立，也不是就能永远独立；即使台海战争现在不打，也不是就以后不打。等到我们发展了，国力强了，打台独分子，还不是指顾间事？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不过，也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国家发展了，经济雄厚了，政治文明建设成功了，台湾也就不用打了，他自己就回来了。打一个不雅的比喻，恰如娶媳妇，你是一个光屁股穷汉，哪个姑娘愿意跟你？你家有万贯，性格又好，哪个姑娘不抢着上门？据说当年夏威夷争着要归属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其一个州，恐怕也就是这个道理。时机未成熟前，宠辱不惊，知耻后勇，强硬未必就是爱国，妥协中庸也未必就是卖国。如果时机不成熟时就不惜一战，只能是国家发展毁于一旦，台海两岸玉石俱焚，台独高兴而美国得分。刘亚洲的诘难者举三国时诸葛亮帮助刘备联络孙权抗曹的例子，说明逢战要打。他们把刘亚洲比作东吴那帮只知享受国家俸禄，堂皇立朝，却只惦记自己乌纱帽而一味主和的大臣，诸葛亮舌战群儒，坚决要打，结果一打就打出了天下三分的鼎足局面。这个例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就算它与战争沾点边，也只能说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赤壁之战真正交战的双方是曹操和孙权，战前刘备寄人篱下，尚无立足之地，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流浪汉，诸葛亮极力鼓动孙权和曹操打，一战下来，孙权失去了荆州的大片土地，被刘备趁机占了，而曹操则损兵折将，号称的八十万大军所剩无几。

就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所知，台湾分裂的时间很长，统一的时间倒短。明朝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台湾被荷兰占领。满洲铁骑入关，推翻明朝，定鼎中原，郑成功及其后人又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搞了“台独”，其间经历了顺治一朝及其康熙长成的很长一个时期。康熙登基后，立志反“台独”，把削藩、河工、台湾三件心腹大事书于殿堂，朝夕忧思。但是，康熙并没有马上就发动“台海战争”，因为时机不成熟，国内问题尚多。后来条件具备了，康熙收复台湾，尽管其间也并非一帆风顺。后来甲午战争，台湾又被日本占了去，一占就是半个世纪。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的战略胸怀，是否可为今天的我们殷鉴呢？

综上所述，刘亚洲将军对“台海战争”所作的选择，是战前选择，是政治选择，是战略选择，是策略选择，而绝非那些狭小如针眼的心胸所臆断的“朝天鸣枪”的选择。有人要求刘亚洲将军必须正面回答一个问题，“面对统一之战，刘政委将如何选择？”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用刘亚洲书里的话替他作出回答：倘若战争果然爆发，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一定血洒疆场，纵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们相信这话，这是刘亚洲将军的党性原则、赤字之心和国士风范所注定的，诘难者们大可省去杞忧。

2005.8.18也谈刘亚洲将军的战争选择
——漫说刘亚洲（二）

作者：春沙


公忠体国的刘亚洲将军在其位、谋其政，尤其这些年，在军务百忙之余，仍坚持手不释卷，脑不停思，笔不停挥，对当今世界格局和我国的发展战略作了大量既有高度又有广度、深度的研究，一部部闪耀着刘亚洲战略思想光辉的专著接连面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刘亚洲思想旋风”。

可能有人会说“军人谋政，不当其分”，军人嘛，“行武”，只管打仗，不问政治！其实，任何的军事，都与政治密不可分。古今中外大小战争无数，无不有其目的，其目的无不出于政治。所以说，军事是政治的一个手段，只有军事和政治高瞻远瞩的结合才称得上战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亚洲这个勇于任事、忠贞谋国的将军及其战略思想的横空出世，在当今中国才显得难能可贵，才造成了“旋风”般的效应。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我国的政治运作在过去的年代透明度很低，国人也就陈陈相因，形成了不问政的惯性。幸赖我党领导人一代比一代开明、开放，在建设我国的物质、精神两个文明之外，又提出建设我国的政治文明。政治清风频吹，政治环境轻松，于是有了刘亚洲的放胆高论。这是一个身居高位，忧国忧民的将军的责任使然。

也许还是由于那个原因，刘亚洲一出，纵论天下，国人新鲜者有之，惊诧者有之，惊喜者有之，当然，不习惯，持非议者也有之。这都属正常。也不敢说战略家、思想家的逻辑思维就百密而无一疏，刘亚洲的某些论断招致某些质疑甚至质问，也不奇怪。即使国人中对刘亚洲赞誉有加者，囿于以往年代封闭型运作的政治模式，视野受局限，对刘亚洲的战略论著，也未必真能窥其堂奥。倒是我们的对手美国研究得透，长期地、连贯地跟踪和研究我们的美国智库和学者惊呼：“刘亚洲等中国军事学者的战略思想已触及美国最新战略构想的核心问题”，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战略的思想劲敌”。别的不说，由刘亚洲领军的中国军事学者的战略思想让对手美国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成了他们的“劲敌”，足见刘亚洲等战略思想的鲜明立场和巨大威力。有人指责刘亚洲“畏美”、“媚美”，是“美国将军”，看来，有时候我们自己人帮刘亚洲说话尚百嘴莫辩时，我们的敌人说出来的话反而更中肯綮。

刘亚洲将军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有一句话受到一些人的诘难，这句话是：“我几乎熟悉中国古代发生的每一场战争。还研究过世界上著名的战争（不难看出，刘亚洲在这里表示的是对战争有研究兴趣的意思）。但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刘亚洲将军是个讲话洗练干脆的人，这一性格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上，就形成了他的使用标点符号多用句号的习惯和书面语特色。其实，引号里是一句话，一个复句。又因为在这句话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两句“我是军人，我从小生长在军营。有谁如我这般狂热地爱着军队？”的话，于是，刘亚洲的话就被他的诘难者提炼成“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有自己的选择”，又进一步演绎成“军人有权选择战争”。

这还得了？“军人（实际是武夫）以服从（实际是盲从）为天职！”军人怎能有权对战争作选择？“文死谏，武死战”的准则又到哪里去了？其实，刘亚洲的诘难者在这里犯了个小小的逻辑错误，即如他们所提炼的那样：“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有自己的选择”，又如他们所演绎的那样：“军人有权选择战争”，这前一个“军人”和后一个“军人”也不是同一概念，前面的“军人”是个不周延的概念，后面的“军人”是个周延的概念，他们偷换了概念！原来是自己扎一个靶子，自己玩掷飞镖的游戏！

行了，到此为止，形式逻辑上的小技巧我们不去纠缠。尽管有点此选择非彼选择的味道，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军人、思想者，刘亚洲确是在对战争作战略研判、选择。我们认为，这并无不妥。古往今来，军人，尤其是将帅，选择战争的例子俯拾皆是，历来有主战的，有主和的，各朝各代，国内国外。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军人不是机器，有思想，有辨别；再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政治，军人同样不能跳出政治，战端一开，上关乎国家，下及乎黎民；又因为战争有时势适宜与否之说，有成本高低之算，有利益纠缠之析，纵使事涉国家利益，在两个或多个国家利益相互矛盾冲撞时，战与不战，何时一战，也有轻重取舍之权衡。何况刘亚洲不是普通军人，不是普通将军，他以其等身著作的资本，以其著作中闪耀的思想光辉的资本，自然而然地而不是自封地、出类拔萃地成为了一个战略家、军事家、因而也不能不是政治家。他有经邦济世、心忧苍生的政治胸怀，你让他怎能不对战争作选择？

辩证法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句话，即便它是真理，也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受时间、地点、条件等限制，要看它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因什么而说的，论据是什么，论证过程怎样；而且，真理也随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完全不顾这些，把刘亚洲因为什么而说、具体怎么说撇在一边只字不提，单单抽象出“军人有权选择战争”这句话大张挞伐，就显得霸道武断。阉割词句，断章取义，这好像是早已为今人所鄙弃的“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做法。因为靶子抽象，不具体，就使得“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涣散军心”、“破坏军纪”、“军法从事”这些道理似是而非，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没有说服力，放空炮。

那么，刘亚洲是对什么战争作研判和选择呢？众所周知，他指的是“台海战争”。不仅是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在他以往的一系列著作中，台海战争的问题都是他处心积虑地、从战略高度思索的问题。我们看到，刘亚洲对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基本上持慎用武力、以和促统的态度。他“坦率地讲，在对台作战的问题上，我既不是赞成派，也不是反对派，而是创造派。何谓创造派？出鲜招是也。”这更像是他处在自身的位置上，负责任地为我党领导人、最高决策层在制定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战略时提供依据或是建言，也就是过去说的“上条陈”，并非他的诘难者理解的那样，战争一旦真打起来，党中央命令对敌人开炮，他却“有选择”地朝天鸣枪——这当然要“军法从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告诫我们，我国现正处在历史上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要抓紧这个时期发展自己，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机遇期是我党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殚精竭虑、万般运筹，推行一系列国内外政策为我们争取到的，得来实属不易，不能因任何突发事件破坏它。刘亚洲的勇气和胆略在于，在“台独”势力气焰嚣张，国内主战情绪高涨之时，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振聋发聩地提出“慎战”、至少是“缓战”！他认为，纵使“台独”一时得逞，我们也不宜立即发动台海战争，也不能干扰、动摇我们求发展这个一切战略谋划的中心。最近，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胡锦涛总书记参观卢沟桥抗战纪念馆时，重申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再次告诫我们，要 “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刘亚洲之所以也大声疾呼要坚守发展这个中心，不仅源于他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也表现了他对台海战争的战略研判，正因为他站在战略思维的高度上，因而在坚持发展这个中心时，就比更多的人更坚定。

当然，反“台独”也是重大的国家利益；但是，发展是根本的国家利益，是主要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两个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当然地要两害相权取其轻。正如刘亚洲所说：“一切问题都来自于不发展。不能发展就谈不上安全。”（《大战略观》）刘亚洲说：“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是不是最佳的战略选择’的问题，而是必然选择的问题。发展和统一是国家的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兼得，但可能同时失去。我们必须在两个国家目标中作出痛苦的选择。痛苦的选择也许就是正确的选择。”（《大战略观》）看，这就是刘亚洲将军本来意义上的“选择”，而绝非他的诘难者所臆断的那个“选择”。

刘亚洲将军说：“反台独要在国家的发展中进行”，“如果为了反台独，彻底中断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牺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即使把台湾收回来，大陆也可能分裂。必须把统一的成本和风险尽可能地降低到国民经济和民族利益可以承受的程度之下，保证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得以继续。”（《大战略观》）论述何其精当、透彻。

但是，求发展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反台独问题上无所作为。刘亚洲在他的新作《大战略观》中有一章堪称新的《隆中对策》。他认为，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格局是中、美、日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仍在欧洲。美国人的亚洲战略构想，是想让亚洲人打亚洲人。从深层次上说，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这次美国在联合国对日本“入常”投反对票即是明证。美日之间既有历史宿怨，又有现实厉害。美国的亚洲战略，其核心是防止中日联手。台湾问题，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主要精力的筹码，也防止中国将有限的国防力量用在与美国保持战略均衡上。好厉害，刘亚洲看穿了美国人的隐秘，难怪美国人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刘亚洲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分析了矛盾，就好利用矛盾。你怕什么，我就来什么；你希望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你搞牵制，我搞反牵制。谁都有软肋，哪怕再强大；谁都有求于人，哪怕再富有。你想要我的，我可以给你；但我要找你要我想要的，你也得给我。在反台独问题上，在与美国周旋问题上，不走极端，或许更能收其效果。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战略。在《大战略观》里，刘亚洲甚至又“冒天下之大不韪”，闪现了与日本搞联手的思想火花，但他自己也知道，在目前，还暂时只能是一闪而已。中日联手，何其容易！仅在民间涌动的巨大非理性的不健康潜流，连刘亚洲都顾虑其阻力，在此，我为苦心孤诣为谋国的将军扼腕一叹！但是，我们相信，在中、日、美三角游戏中，关于打日本牌的问题，将军一定会有新的攻坚思维，一定会拿出新的战略成果。他，是这样的人。

自古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刘亚洲将军告诉我们，反台独，我们还可以做足攻心分化的文章，以和促统。在《大战略观》里，我们看到刘亚洲把台独和台湾作了界限清楚的划分。这与当年毛泽东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相区别，从而制定自己的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刘亚洲说：“台独和台湾不是一回事”，“台独分子，是我们的敌人。大多数台湾同胞包括广大的台军官兵，永远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独和台湾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别开来。”所以，刘亚洲将军“不主张轻易对台湾动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动武”。今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台湾国、亲、新三党领袖相继率团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一一亲自会见，亲自做攻心文章，引起岛内骚动，台独分子一时慌了阵脚。紧接着，我们更大开放对台贸易，台湾果蔬零关税进入大陆。这些，都足以说明刘亚洲的学说绝非空论。

我们也曾血气方刚，中苏珍宝岛战争甫一爆发，在不到参军年龄的情况下，走后门进部队。在进南京部队或兰州部队两者任选的情况下，坚决选择了兰州部队。这些，都为的是能与“苏修”打一仗。在接触到刘亚洲将军的战略论著之前，台独势力甚嚣尘上，我们也义愤填膺，认为只要台湾一搞独立，此仗立马就打。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会不打，不惜破釜沉舟。因为踩我们的底线了嘛，把我们逼到墙角了嘛。哪个领导人会忍受下来，做“国家罪人”、“历史罪人”呢？读了刘亚洲将军的战略论著后，恰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清醒下来，冷静下来。即使台湾一时独立，也不是就能永远独立；即使台海战争现在不打，也不是就以后不打。等到我们发展了，国力强了，打台独分子，还不是指顾间事？一句话，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不过，也可能到那时候，我们国家发展了，经济雄厚了，政治文明建设成功了，台湾也就不用打了，他自己就回来了。打一个不雅的比喻，恰如娶媳妇，你是一个光屁股穷汉，哪个姑娘愿意跟你？你家有万贯，性格又好，哪个姑娘不抢着上门？据说当年夏威夷争着要归属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其一个州，恐怕也就是这个道理。时机未成熟前，宠辱不惊，知耻后勇，强硬未必就是爱国，妥协中庸也未必就是卖国。如果时机不成熟时就不惜一战，只能是国家发展毁于一旦，台海两岸玉石俱焚，台独高兴而美国得分。刘亚洲的诘难者举三国时诸葛亮帮助刘备联络孙权抗曹的例子，说明逢战要打。他们把刘亚洲比作东吴那帮只知享受国家俸禄，堂皇立朝，却只惦记自己乌纱帽而一味主和的大臣，诸葛亮舌战群儒，坚决要打，结果一打就打出了天下三分的鼎足局面。这个例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就算它与战争沾点边，也只能说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赤壁之战真正交战的双方是曹操和孙权，战前刘备寄人篱下，尚无立足之地，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流浪汉，诸葛亮极力鼓动孙权和曹操打，一战下来，孙权失去了荆州的大片土地，被刘备趁机占了，而曹操则损兵折将，号称的八十万大军所剩无几。

就笔者有限的历史知识所知，台湾分裂的时间很长，统一的时间倒短。明朝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前，台湾被荷兰占领。满洲铁骑入关，推翻明朝，定鼎中原，郑成功及其后人又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搞了“台独”，其间经历了顺治一朝及其康熙长成的很长一个时期。康熙登基后，立志反“台独”，把削藩、河工、台湾三件心腹大事书于殿堂，朝夕忧思。但是，康熙并没有马上就发动“台海战争”，因为时机不成熟，国内问题尚多。后来条件具备了，康熙收复台湾，尽管其间也并非一帆风顺。后来甲午战争，台湾又被日本占了去，一占就是半个世纪。一代雄主康熙大帝的战略胸怀，是否可为今天的我们殷鉴呢？

综上所述，刘亚洲将军对“台海战争”所作的选择，是战前选择，是政治选择，是战略选择，是策略选择，而绝非那些狭小如针眼的心胸所臆断的“朝天鸣枪”的选择。有人要求刘亚洲将军必须正面回答一个问题，“面对统一之战，刘政委将如何选择？”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可以用刘亚洲书里的话替他作出回答：倘若战争果然爆发，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一定血洒疆场，纵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们相信这话，这是刘亚洲将军的党性原则、赤字之心和国士风范所注定的，诘难者们大可省去杞忧。

2005.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