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从拜火教到伊斯兰

一个伟大文明的垮掉——伊朗简史[转]

      王图霸业、血海深仇，都已尽归尘土，数千年的悠久历史，留下的是宗教对世俗的救赎还是扭曲，留下的是革命对现实的纠正还是破坏？还是仅仅就是一个历史的苦涩玩笑？

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往昔荣光
　　
　　在世界或者中东的地图上，伊朗是非常醒目的。它比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更大，超过法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卢森堡国土面积的总和。几千年来，伊朗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枢纽，无论在骆驼商队的时代，还是在喷气机和导弹的时代，都是如此。
　　
　　到伊朗去的人，都品尝过它香甜多汁的水果——苹果、桃、杏、李子、葡萄、甜樱桃和石榴，以及柠檬、柑橘、枣和橄榄。伊朗还出产哈密瓜、阿月浑子（开心果）、榛子、扁桃等各种瓜果。除了中部高原的卡维尔荒漠外，伊朗各地的土壤肥沃，种植着小麦、大麦、玉米、水稻、棉花、土豆、豆角、苜蓿，还有甜菜、甘蔗、烟草、茶叶等农作物，以及各种蔬菜。在山坡上和草原上，放牧着成群的牛、山羊、绵羊和骆驼。在温暖的里海南岸，每年都有上千万条鲟鱼到此产卵，这些鱼子被做成号称“黑色黄金”的优质鱼子酱，出口到世界各地。
　　
　　在伊朗的地下，埋藏着另一种“黑色黄金”——石油。这个国家蕴藏着近200亿吨的石油，宛如一艘漂在油海上的大船。除了石油外，伊朗高原还有其他宝贵的矿藏，比如煤、铁、铜、锰、镉、祖母绿、青金石和其他各种宝石，以及巨大的硼酸盐和硫酸盐矿藏。
　　
　　伊朗北部在旧石器时代就是人类迁移和文明交往的走廊和通道。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之初，伊朗的原住民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形成了号称“黑曜石之路”的西亚贸易网络。这段时期大概是公元前6000年至前3500年，中国的夏朝尚未出现。这些伊朗的原住民从土耳其西部进口黑曜石，从法尔斯获得赤铁矿，从北伊拉克获得玉石，从阿富汗获得青金石，从波斯湾获得海贝。沿着这条商路，铜矿石和锡矿石也成为贸易品，并将西亚带入了青铜时代。
　　
　　从人种学上看，伊朗北部的原住民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北部型，伊朗南部的原始居民则很可能是高加索人种的南部型，即褐色人种。一些人类学家推断，在古代可能存在一个狭长的条状褐色人种分布地带，从印度延伸到西班牙，古埃及人、古埃兰人都属于这个人种。
　　
　　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居住在欧亚大草原上的雅利安部落共同体由于人口增长和气候干旱的压力，开始向四面八方迁徙。一批雅利安人向西进入欧洲大陆，成为日后拉丁、斯拉夫、日耳曼等民族的先祖。另一批雅利安人向南、向东迁移，成为印度—伊朗雅利安人的共同祖先。“雅利安”（Arian）本意是“农夫”，后来引申为“高贵的人”、“贵族”。这个词后来转化为古波斯语的“伊朗”（Arhya，梵文写作Aria），而“伊朗”也演变成为这些雅利安人居住地区的名称。
　　
　　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再度出现分化，一部分人迁入印度次大陆，征服了当地的褐色人种，成为说梵语的印度雅利安人。其他雅利安人则属于操伊朗语的不同分支，被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西伊朗人，他们是米底人、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祖先；中亚伊朗人后来发展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等部落；北伊朗人则分化为西叙亚人（Scythians，又称斯基泰人）和塞种人（Saka，又称塞人、东伊朗人），一部分塞种人后来在大月氏的扩张压力下进入西印度，建立了贵霜帝国。另一部分塞种人进入中国新疆南部，建立了和田、焉耆和龟兹等国家。
　　
　　雅利安人长达千余年的迁徙，是世界历史上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冲击。在迁徙前夕，他们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氏族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出现了祭司、武士和农夫这三大种姓。在进入伊朗和印度后，又产生了工匠种姓和贱民。雅利安人入侵时，原始的印度文明已经萎缩没落，因此种姓制度后来在印度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但是在伊朗，雅利安人受到埃兰人、加喜特人等尚武的原住民文化的影响，又与两河流域的先进国家如亚述帝国有密切往来，因此最终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并成为伊朗历史的主流。
　　
　　西伊朗人分为两个主要的部落，即米底和波斯。米底人大多居住在现今伊朗的西北部，波斯人则生活在靠南部一带的地区。最初米底人较为开明，他们拥有马匹、牲畜、战车、轮车和警犬，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公元前6世纪，即罗马建城前后，米底国王库阿克撒列斯（Cyaxares）征服了波斯和其它部落，建立了庞大的米底帝国。他进行了军事改革，把混杂不一、战斗力不强的军队组建成一支拥有长矛兵、弓箭兵和骑兵的强大正规军，并与新巴比伦帝国结盟共同对付亚述。米底公主阿米提达嫁给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为了使这位公主不再怀念其青翠葱绿的故乡，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为她修建了著名的空中花园。
　　
　　公元前612年，米底和新巴比伦联军攻陷了亚述帝国都城尼尼微，并彻底摧毁了它。此后经过一系列征战，米底发展成囊括西亚半壁江山的庞大帝国。当米底帝国发动对外扩张的时候，南部的波斯也取代了衰微的新埃兰帝国，成为伊朗南部的主人。波斯虽然被米底征服，但也保留了自己的君主，成为后者的藩属国。公元前700年左右，波斯人首领阿契美尼斯（居鲁士一世）建立了波斯帝国，其子冈比西斯一世则建立了安善王国（Anshan）。波斯人的这两个国家同由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代统治，时分时合，直到公元前559年，安善国王居鲁士二世登基，另一分支已经没有多少权力，波斯才合二为一，故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前330年）。
　　
　　居鲁士二世（Cyrus II the Great，公元前549—前529年在位）又被称作居鲁士大帝。在他执政期间，波斯成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昌盛的大帝国。为了推翻宗主国的统治，公元前553年，居鲁士进攻米底。战争持续了3年，最后米底贵族煽动军事叛乱，把米底王交给了波斯人。居鲁士率军进入米底都城埃克巴坦那 ，随后把掳获的金银、财宝、兵器和其他战利品运回了安善。随着米底的征服，波斯人迈出了建立世界性帝国的第一步，同时，米底人和波斯人这两个同文同种的民族合二为一，大大加强了居鲁士的人力和物力。
　　
　　公元前549年和548年，居鲁士占领了苏萨和卡帕多西亚，直接威胁到了当时西亚的两大强国，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和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公元前547年，吕底亚出兵卡帕多西亚，同波斯交战，次年败于波斯大军，国王被俘。
　　
　　前539年，居鲁士又集中兵力进攻新巴比伦王国。由于新巴比伦的迦勒底人内部矛盾重重、抵抗不力，因此波斯军队未经多少战斗便占领了巴比伦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都说，波斯军队抵达巴比伦城的那一天是10月12日，宗教活动吸引了城内居民的注意力。在夜幕和为纪念众神而纵情狂欢的成千上万市民的喧闹声的双重掩护下，波斯军队开始决堤，使穿过巴比伦城的幼发拉底河改道，然后从水门攻进城中。由于这座城市太大，城中心的居民在该城外区被占领许久以后，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仍一无所知。连新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也稀里糊涂的在自己的宫殿里成了波斯的俘虏。这样，仅仅经过14年的功夫，居鲁士就征服了西亚的三个强国，为更大规模的征服奠定了基础。
　　
　　居鲁士灭亡新巴比伦后，对该国的风俗表示尊重，在新年之际按巴比伦旧例与马尔杜克神像握手，表示他是巴比伦正统的新王。居鲁士还采用巴比伦帝国古来习用的称号，自称“万王之王、大王、正统的王、巴比伦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宇宙四方之王”。居鲁士还释放了被掳掠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让他们返回故地定居，重建圣殿。
　　
　　开明的政策提高了居鲁士的威望，原来臣服于巴比伦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各邦国都向他表示效忠。尽管希腊人和波斯人打过仗，他们却认为居鲁士是“优秀的统治者和立法者”。古希腊的编年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在波斯旅行过，他叙述说居鲁士的声望远远超过他的两位继承者：“大流士是小贩，冈比西斯是主子，而居鲁士是慈父。因为大流士在每件事上都要获利，冈比西斯苛刻卤莽，而居鲁士则很仁慈，给人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甚至连信奉一神教的犹太人也在他们的《圣经》中称颂这位波斯大王：“我耶和华所膏的居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伏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路。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闩’……”（《圣经·以塞亚书》）
　　
　　公元前529年，为巩固帝国的东北边境，居鲁士率大军度过药杀水（或称奥克苏斯河） ，深入游牧民族马萨基泰人（Massagetae）居住的草原地区，结果战败重伤而死。据希罗多德所说，马萨基泰女王托米里斯下令在战场上寻找居鲁士的尸体，找到之后将其首级割了下来，放到盛有人血的袋子里，说：“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用血喂饱你。”
　　
　　居鲁士死后，其子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9年—前522年在位）继位。他登基伊始，居鲁士生前征服的各个地区便发生了反波斯起义。在稳定了国内局势之后，冈比西斯决定征服埃及。他在腓尼基人的帮助下建立了海军，还争取到西奈半岛阿拉伯人的合作。公元前526年，冈比西斯挥师进攻埃及。此时的埃及法老普桑姆提克三世是个无能之辈，尽管他手下的军队在培琉喜阿姆（Pelusium）战役和孟菲斯围城战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无法挽救埃及的败局。
　　
　　公元前525年，波斯大军基本上占领了埃及全境，建立了埃及第27王朝（即波斯王朝）。昔兰尼 的希腊殖民地也向波斯投降。冈比西斯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是法老，是太阳神拉的后代。他还试图远征迦太基和埃塞俄比亚，但这是从国内传来了袄教僧侣高墨达发动政变的消息。
　　
　　高墨达有个名叫巴尔迪亚的兄弟和冈比西斯二世的弟弟巴尔迪亚长得很像。后者虽然早就被冈比西斯秘密下令杀死，但是公众并不知道，因此高墨达用自己的兄弟冒充巴尔迪亚王子，扶植其登基称王。冈比西斯闻讯大怒，打算立即回国惩办高墨达。但是他上马的时候，佩刀刀鞘的扣子松了，刀子掉了下来，刺中了冈比西斯的股部。这个伤口是致命的，大约20天之后，冈比西斯死于伤口感染和骨头坏疽。这时，他的“万人不死军”领袖、波斯府太守叙斯塔斯佩斯（Hystaspes）之子大流士率军急返波斯，准备发动反政变。
　　
　　高墨达政变后，在半年时间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没收波斯贵族的牲畜、土地和奴隶，对被征服民族免除三年的兵役和赋税。这些措施都受到了国民的欢迎，但是政变的本身却被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几个大贵族识破了。他们发现自称为王的那个巴尔迪亚并不是真正的王子，于是发动了宫廷政变。包括大流士在内的七名贵族冲进王宫，进入内室，杀死了高墨达。
　　
　　反政变成功之后，七名大贵族商讨今后实行什么样的政体。七人中的四人在民治、寡头统治和独裁统治这三种整体中支持最后一种意见。为了选出独裁者，他们决定日出时大家乘马在市郊相会，谁的马最先嘶鸣，谁就是未来的国王。大流士的马夫在头一天夜里将他的坐骑牵到次日的相会地点，让它在那里与一匹母马交配。第二天清晨，当这几位贵族按约骑马来见面的时候，大流士的那匹马走到前夜交配的地方，突然向前冲去并嘶鸣起来。大流士的同伴们立即跳下马来，跪在他的面前，向其称王道贺。
　　
　　大流士一世（Darius I，公元前521年—前485年在位）上台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镇压各地起义和叛乱，使濒于瓦解的帝国得以巩固。他把镇压高墨达政变和获得王位的经过用古波斯文、古阿卡德文 和埃兰文三种文字详细地刻在埃克巴坦那附近的贝希斯敦山崖上，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大流士记下自己登基经过的这一愿望在24个世纪后导致了古代世界研究方面的重大突破，因为正如罗塞塔石碑导致埃及象形文字被破译一样，贝希斯敦铭文对破译古波斯所用的楔形文字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古代中东世界的神话、法律、宗教仪式、公共行政文件、以及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一切宝贵的知识由此才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
　　
　　稳定了国内局势之后，大流士在公元前517年又开始了对外扩张，在东方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在北方征服了黑海北岸的西叙亚人部落，在西部征服了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甚至越过赫勒斯滂海峡 ，占领了马其顿和色雷斯，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西北达多瑙河，西南到尼罗河，东北抵锡尔河，东南至印度河，面积达5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东周和战国总面积的两倍多。
　　
　　这样，从居鲁士建国到大流士执政，波斯帝国仅仅用了28年的时间就从部落邦国发展成为跨洲的世界帝国，完成了其他国家要花两三千年才能走完的过程。
　　
　　大流士将帝国分为20个行省。为了将帝国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修建了以都城波斯波利斯和其故乡苏萨为中心、连接帝国各地的御道，这些御道上每隔四波斯里（Parasang，约合20公里）就设有一座驿站。虽然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中国也有中央朝廷，可是这些国家缺乏波斯这种用以加快通讯联系的行政机构，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机构 也是在大流士之后200年的秦朝才出现。
　　
　　波斯御道的安全由检查站负责，检查人员是军队的特遣队。除了威慑劫匪外，这些检查站也使当局能对帝国主要公路上的旅客保持密切的注意。这种检查如此有效，以至于当一位流放的苏萨的希腊人想把一则促使家乡起义反叛波斯人的密信捎到爱奥尼亚诸城邦时，传送信息的唯一办法是将其刺染在一位可靠的奴隶刮过的头皮上，等该奴隶长出新头发时，才派他出发，并且指示其家乡的联系人，当这位奴隶一到，就安排他理发。
　　
　　除了修建御道之外，为了发展水上交通，大流士还下令挖掘了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使船只能从波斯湾直接航行到地中海。他还利用腓尼基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
　　
　　居鲁士和大流士所创建的波斯帝国不仅建立在武力征讨的基础上，而且也建立在信守礼义、诸教共存、异法并举的开明统治基础之上。对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不论是国王、贵族还是下层民众，都允许其实行比较宽松的民族自治，以及开明的宗教宽容政策。无论是埃兰人、犹太人还是埃及人、希腊人，都允许他们信奉自己原先的宗教，允许当地传统法律的存在。此外，大流士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波斯帝国的军事制度在大流士时期也进一步完善。整个帝国划分为5个大军区，每个军区长官负责几个行省的军事事务。帝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军队的主体是波斯人，而当战时，所有民族15岁到50岁的男子都有从军打仗的义务。根据不同需要，波斯军队分为禁卫军（保卫国王和宫廷）、常备军（即帝国的国防军，主要由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是驻守帝国战略要地的守备部队）、地方军（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屯垦兵，主要负责地方安全，高级指挥官也是波斯人），以及一支特殊的精锐部队，即“万人不死军”（Immortals，由1万名波斯人组成，员额出现空缺时迅即补足，始终保持1万人的规模）。
　　
　　波斯军队的兵种齐全，拥有步兵、骑兵、象兵、战车兵、工兵和海军，装备有当时各种先进的武器。波斯的常备军军制分为军、团、队等建制，每军1万人，分为10个团，每团分为10个队，每队分为10个牌，分别由万夫长、千夫长、百夫长和十夫长统领。
　　
　　公元前485年，大流士皇帝驾崩，其子薛西斯一世（Xerxes，公元前485年—前465年在位）即位。新皇帝巩固了王位，平息了埃及等地的叛乱，然后将与希腊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希波战争开始于公元前499年，其起因，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使希腊本土城邦支持以米利都为首的爱奥尼亚城邦发动反波斯叛乱。大流士镇压了反叛城邦，接着对希腊本土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以便将帝国的边界推进到希腊人的种族分布界限之外，避免再度出现外邦煽动叛乱的情况。
　　
　　从公元前492年到前479年，波斯帝国对希腊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进攻。第一次进攻（前492年），双方还未对阵，波斯军即因风暴和色雷斯人的袭击而退兵。第二次（前490年），雅典军队在马拉松重创波军，士气大振，大流士见无机可乘，只好撤回亚洲。第三次（前480年到479年），波斯帝国发动了规模最大的远征，出动水陆大军50万， 战舰4000多艘，皇帝薛西斯本人御驾亲征。
　　
　　面对索取水和土 的波斯使臣，这一次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表示臣服了，惟独雅典和斯巴达例外。雅典人将波斯使者杀了头，斯巴达人则将波斯使者带到一口井旁，说“这里有水又有土，你想要多少都自己拿吧”然后将其丢了进去。
　　
　　公元前480年春天，波斯大军发动了总攻，在陆上，他们击败了雅典陆军，占领了雅典城，但是在色拉米斯岛附近的海上却败于雅典舰队，丧失了制海权。由于担心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浮桥被希腊战舰毁坏，薛西斯下令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留下一部分精兵，其余的陆军部队和海军战舰全部撤回亚洲，以防后方可能出现的叛乱。
　　
　　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会战和米卡尔角海战中希腊军队再次大破波军，波斯帝国在希腊本土的残余军事力量被迫全部撤回亚洲。普拉蒂亚会战后又经过30年的对峙，波斯帝国终于在公元前449年和雅典签订了《卡里阿斯和约》，波斯放弃了对小亚细亚沿岸希腊城邦的控制权。此后波斯帝国虽然与希腊各城邦有效规模冲突，但总体上没有发生大的战争。
　　
　　在希腊城邦内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波斯通过支持斯巴达来削弱雅典的力量。希腊内战结束后，斯巴达一跃成为希腊城邦的新霸主，并支持王族成员小居鲁士起兵与阿塔薛西斯二世争夺王位。公元前401年小居鲁士失败后，斯巴达又出兵进攻波斯，因此波斯又在科林斯战争中支持雅典反对斯巴达。经过14年的战争，波斯和希腊各城邦在公元前387年签订了《国王的和约》，波斯收回了对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控制权。此后半个世纪内，波斯与希腊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直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年—前323年）东侵，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在巩固了对希腊的统治之后，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在伊苏斯战役中消灭了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在西部各行省组织起来的波斯军队。大流士的声望受到毁灭性打击，因为这位君主竟然逃离战场。
　　
　　公元前331年，在高拉美加战役中，亚历山大又消灭了波斯国王在东部各行省组织起来的军队，大流士三世又一次被迫逃跑。亚历山大于是未经抵抗便占领了巴比伦、帕萨尔加德和波斯波利斯。他用1万对骡子和5000头骆驼运走了波斯波利斯的珍宝，然后纵火焚烧了这座集古代世界建筑艺术精华的都城。有些人说这是他醉酒所致，另一些人则说这是对150年前波斯人毁坏雅典卫城的报复。
　　
　　亚历山大继续向东穷追大流士三世，后者于前330年在今天的阿富汗地区被当地总督贝苏斯所杀，波斯帝国遂亡。贝苏斯随后在巴克特里亚省内流窜，越过药杀水，蹂躏沿途经过的地区，最后他被亚历山大的军队抓获。亚历山大对他的弑君罪行进行审判，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耳朵，然后将其处死。22个世纪之后，在奥克苏斯河畔的塔什库尔干出土了一批波斯宝物，即“奥克苏斯宝藏”，其中包括纯金的驷马战车模型、金剑鞘、金碗、金壶、金腰带、一副饰有长角狮身鹰首兽的臂钏、许多金手镯、金饰板和大量波斯金币。这些珍贵的、灿烂的珍宝，也许就是这位波斯总督在最后的疯狂流窜中匆匆掩埋的、阿契美尼德帝国文化的最后见证。

二、塞琉西帝国、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
　　
　　亚历山大大帝为他的帝国展望了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公元前324年，他强迫80名高级军官娶波斯贵族妇女为妻。在苏萨举行集体婚礼时，他希望希腊人和新近被征服的亚洲人能和平地、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次盛大的婚礼上，亚历山大自己也娶了大流士三世的长女巴希尔娜。
　　
　　亚历山大对于文化融合的任何想法，都随着他的死而落空了。在他于公元前323年死后，那天在苏萨举行集体婚礼的军官中只有1人没有抛弃自己的妻子。这些军官们很快卷入自相残杀的战争。公元前310年，其中一派势力毫不手软地暗杀了亚历山大的遗孀和儿子，这一打击彻底击破了亚历山大王朝残存的任何希望。至此，亚历山大的一位将领托勒密占领了埃及，另一位将领安提柯·莫诺夫萨尔姆 宣称马其顿王位归其所有，第三个将领塞琉古继承了西亚和波斯，建立了塞琉西帝国（公元前305年—前64年），中国史书因其都城安条克之名而称其为“条支”。至此，在亚历山大以前的帝国境内出现了三个地区性的竞争者，他们三方之间还要进行几十年的混战。
　　
　　塞琉古一世（Seleuco，公元前305年—前281年）作为外国人统治波斯有一个有利条件，在苏萨举行集体婚礼的80名军官中惟有他没有抛弃他的波斯妻子，这使他与波斯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由于塞琉西帝国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伊朗以西的地区，因此助长了伊朗各地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 （中国史书称其为“大夏”）的独立倾向。公元前281年，塞琉古正准备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入侵希腊时，被在其宫廷里避难的一个托勒密王族成员刺杀。
　　
　　公元前255年，帕提亚总督安德罗戈拉斯和希腊—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塔斯相继宣布独立。60年后，罗马元老院认为塞琉西帝国试图染指欧洲，因此派遣一支军队东征，结束了塞琉西王朝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存在。虽然此后在一连串塞琉西君主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仍然存在了数百年，但是这个帝国已经萎缩为叙利亚和西亚东部的一个小国，直到公元前64年亡于罗马的庞培将军。
　　
　　在伊朗，安德罗戈拉斯总督在独立后8年即被里海东南的帕奈人杀死。这也是一支伊朗—雅利安人部落，他们的首领阿萨息斯击败了试图夺回帕提亚的塞琉古二世，以尼萨 为首都，建立了帕提亚帝国（Parthia，公元前248年—224年）。中国史书以阿萨息斯之名称其为“安息”（Arsacid）。
　　
　　帕提亚帝国的早期历史表明，在阿萨息斯之后的一系列国王都骁勇能干，他们扩展了帕提亚的疆土。其中最出众的军事领袖当属米特拉达梯一世（公元前171—前138年在位），他向东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向西占领了米底，打开了通往两河流域的道路。在他之后的米特拉达梯二世（公元前124年—前87年在位）被认为是帕提亚最能干的君主，在位统治30多年，对内进行军事改革，鼓励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共存共荣，对外则西侵塞琉西帝国，并与中国的汉武帝互派使节，给汉武帝送去了奇特的礼物，包括鸵鸟蛋和擅长变戏法的魔术师。不久之后，帕提亚商人就开始往来于中国和罗马之间，用地毯、黄金、首饰换取中国的丝绸、香水和香料，然后用中国货物从罗马人那里换取黄金和其他珍宝，帕提亚人在这种转口贸易当中发了大财。
　　
　　有时候，骑马的帕提亚战士护送商队经过盗匪出没的路段。他们编成两类分队，一类是重骑兵，由身穿铠甲的长矛骑兵组成，马匹身上也裹着护马围裙；另一类是轻骑兵，他们是骑马的弓箭手，不穿铠甲，而是穿着束腰的皮袍，下身穿着华丽的裤子，裤脚塞入马靴中。他们能够发动好几种形式的毁灭性进攻，比如一开始让马慢步走，然后慢跑，最后策马狂奔。在一种最具毁灭性的进攻模式中，他们突然以最快的速度调转方向，当他们的马转向时，每列的射手也转过身去，从马臀上向敌队的前列射箭。这种战术被称为“帕提亚人的回马箭”。
　　
　　帕提亚骑兵出众的战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大显身手。公元前64年，罗马和安息为争夺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展开了漫长的斗争和对峙。公元前53年，在安息大将苏勒那指挥下，帕提亚的重骑兵和弓箭手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全歼了罗马前三头之一的克拉苏所率领的罗马军团，克拉苏也被击毙。公元前36年，后三头之一的马可·安东尼再度发动进攻，结果帕提亚骑兵歼灭了至少32000人，遏止了罗马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势头。此后两国进行了一系列和谈，帕提亚归还了此前缴获的各式各样的罗马军团鹰旗，罗马则归还了帕提亚王子，两国从此奠定了基本以幼发拉底河为国界的对峙格局。
　　
　　116年，罗马皇帝图拉真一路进犯到波斯湾，占领了帕提亚首都泰西封 。尽管他不久就被迫撤军，但帕提亚帝国却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帝国内部的分歧加剧，外敌从四面八方进逼，泰西封三次被入侵者劫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帕提亚末代君主阿尔达班五世由于与罗马的对抗而受到严重削弱，无力抵抗一位名叫阿尔达希尔的地方领主，而被夺去了王位和性命。
　　
　　阿尔达希尔一世（226年—240年在位）的祖父名叫萨珊，因此此后统治伊朗和两河流域长达4个世纪的伊朗人王朝被称为萨珊王朝（226年—650年）或萨珊帝国。萨珊帝国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高度熟练的军队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很快就恢复了帕提亚帝国的全部版图，被称为波斯第二帝国。公元4世纪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曾在罗马军中与萨珊骑兵作战，他记述萨珊军队“所有的士兵都身披铁甲，全身各处裹着厚厚的铠甲。铠甲如此合身，以至于铁片坚硬的结合处都与他们的关节相吻合”。由于萨珊骑兵全身乃至头部都被金属包裹，以致“射向他们的肩，除非从很小的眼孔射入体内，否则没有任何作用”。
　　
　　阿尔达希尔的儿子沙普尔一世（239年—272年在位）使罗马帝国遭受到三次极沉重的打击。244年，他在巴比伦尼亚大败罗马军队，击毙了罗马皇帝戈尔迪亚。256年，沙普尔一世在幼发拉底河击败6万名由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罗马军队，直趋叙利亚的安条克诚。据说当时安条克城内一位女演员从观众的头顶上看过去，高声叫道：“这是做梦，还是波斯人真的来了？”观众扭头去看，却迎上了射来的箭雨。接着，“这座城市被火烧毁，敌人满载战利品全部安然返回”。沙普尔将安条克的居民全部押至胡泽斯坦，在那里建造了一座新城，名为“韦赫·安条克·沙普尔”，也就是“沙普尔所建之城胜过安条克”。258年，萨珊皇帝与罗马皇帝又会猎于埃德萨，罗马皇帝瓦勒里安连同7万名罗马军团战士被擒，押往胡泽斯坦，在那里兴建水坝和桥梁。直到今天，胡泽斯坦那里还有一座水坝被称为“班迪凯撒”，也就是“皇帝水坝”。
　　
　　萨珊帝国时期，袄教文化发展到了最辉煌的阶段。早先一度衰落的种姓制度也死灰复燃。萨珊帝国的臣民，像雅利安印度一样，分为四等种姓：祭司，包括穆贝德、海巴德等品级，相当于印度的婆罗门。武士，包括四个品级：沙赫尔达朗（意为“诸王”）、瓦斯普赫朗（意为“亲王”）、乌兹尔干（意为“大人”，即大贵族）、阿扎坦（意为“高贵的人”，主要为小贵族和军事贵族），相当于印度的刹帝利。第三等级是新形成的文士种姓，包括文官、医生、诗人、乐师和占星师等。这三个等级居于统治地位。第四等级是平民种姓，包括农民、商人和工匠。在这四个种姓之外，萨珊帝国还有被称为“不净人”的贱民种姓，他们来源于因犯重罪而被剥夺公民权的自由民，和其他种姓处于隔离状态，只能从事下贱、不洁的丧葬、屠宰、皮革等职业。
　　
　　有趣的是，在帝国时代的埃塞俄比亚，保留了许多萨珊帝国的政治制度，比如皇帝自称“万王之王”、各省称为“王国”、省长称为“王”、首相被称为“千夫长” 等等。一般认为，这种现象来自两国长期的文化交往。公元6世纪时，萨珊曾经帮助南阿拉伯的也门人赶走了埃塞俄比亚人，使也门成为萨珊帝国的一个边远省份，并由此控制了“海上丝绸之路”，断绝了拜占庭帝国从海路直接获得东方丝绸的可能。
　　
　　萨珊人对商路的垄断令人羡慕。丝绸之路在萨珊王朝仍处于主要地位，但其商路还包括许多其他干线。借助于古波斯帝国的公路网，无数商队来往于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和东罗马之间，贩运丝绸、布匹、金属、各种油料、燃料、玻璃、食品、木材和宝石。
　　
　　另一方面，萨珊王朝的存在，为西亚和近东抵挡了中亚大草原上的凶猛敌人。由于萨珊人的抵抗，匈奴人、阿瓦尔人、突厥人和其他民族蹂躏了欧洲东部和中部，却没有破坏东地中海文明。
　　
　　进入最后一个世纪，萨珊帝国又出现了两位最有性格魅力的皇帝，胡斯洛 一世和二世，11世纪的波斯作品《王书》将这两位皇帝作为英雄来称颂。胡斯洛一世（Khosrau I，意为“不朽的灵魂”，531年—579年在位）的确是一位伟大的皇帝，他在全帝国范围内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赋税改革和军事改革。以前的萨珊战士主要来自地方的民兵，贵族自备武器、马匹，无偿为皇帝提供骑兵，农民则提供步兵。这种制度不利于加强王权，也不利于提高军队质量，尤其是那些由农民组成的步兵，毫无战斗力，只是一群没有武器、随军从事捣毁城墙、掩埋尸体、侍候骑兵等工作的后勤人员。有鉴于此，胡斯洛组织了一支由国家供给薪饷、提供马匹和武器的骑兵军，实际上是培植了一个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职业军事贵族阶层。这种做法不仅是大贵族的军事地位降低，削弱了他们对皇权的威胁，而且提高了军队的质量。
　　
　　与其祖父一样，胡斯洛二世（Khosrau II，590年—628年在位）也被史书称为“伟大的灵魂”，但这个美称与其说是赞誉，倒不如说是揶揄，因为这位皇帝从未亲临战阵，相反，每遇大敌当前，总是提前逃走。《王书》中更多记载的是这位皇帝的奢靡和浪费：在一次狩猎中，胡斯洛二世带了300匹饰有金马饰的马，700头鹰和其他猛禽，1160名扛着投枪的奴隶，1040名身着铠甲的战士，还有70头狮子和猎豹，以及300个牵豹子的人。盛大的随行队列里还包括700条带着金项圈的猎犬，以及2000名诗人、乐手、小丑和侏儒。
　　
　　这种享乐的生活没有永久地持续下去。到了公元7世纪初，国内的纷争以及与拜占庭帝国之间长期、残酷的战争使萨珊帝国衰落了。602年，拜占庭皇帝莫里斯被部下弗卡斯?尼斯弗鲁斯杀害，胡斯洛借口为莫里斯复仇和报恩 ，而在604年兴兵进攻拜占庭帝国，占领了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
　　
　　601年，胡斯洛拒绝了拜占庭新皇帝希拉克略一世的求和，继续向西进军。613年，波斯军队在安条克大败拜占庭军队，继而攻占大马士革。614年，波斯名将沙赫贝拉兹攻下耶路撒冷，夺得基督教的最高圣物“真十字架”。615年，波斯军队甚至攻到赫勒斯滂海峡边，直接威胁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619年，沙赫贝拉兹又攻占了埃及。这样，在15年的时间里，萨珊帝国几乎夺取了拜占庭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全部领土。
　　
　　但是形势很快逆转。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一世在危急关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军事力量。从622年起，拜占庭军队开始反攻，收复了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626年，拜占庭又打败了从海陆两路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波斯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联军。627年，希拉克略率军东进，在古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击败了萨珊军队，次年兵临泰西封城下。胡斯洛把失败归罪于诸将，想杀死沙赫贝拉兹等人，结果诸将和大贵族支持胡斯洛的长子卡瓦德二世即位，胡斯洛二世被杀。
　　
　　胡斯洛二世在位时的穷兵黩武消耗了波斯帝国的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他死后，波斯帝国遽然衰弱，在短短四年内竟换了十几位皇帝。帝国四大军区的将军和边防使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木鹿边防使事实上已经独立，东部重镇达拉堪和赫拉特的太守也据地自立，甚至连只拥有一村的小贵族也筑寨自保。波斯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形如一盘散沙，只要一击，就会顷刻瓦解。

        三、阿拉伯征服、突厥征服和蒙古征服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一颗超新星最终以其耀眼的光芒吞没了萨珊帝国的世界。公元610年，先知穆罕默德宣布他从大天使迦卜科勒 那里接受了真主的启示。伊斯兰教诞生了。
　　
　　633年，阿拉伯名将哈立德·伊本·瓦立德降伏了波斯的臣属国希拉王国。萨珊帝国随即调遣重兵，发动强大的攻势，收回了一些城市。634年，波斯军队在希拉北部的幼发拉底河西岸再次击败阿拉伯军，数千名阿拉伯人阵亡。但是，虽然波斯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帝国内部政治混乱，因此没有认真考虑如何防范阿拉伯人的下次进攻。他们误认为，由于这次的失败，阿拉伯人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阿拉伯的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并没有放弃北征的意愿，不断向伊拉克（Irak） 战场增兵。635年11月，阿拉伯军在库法附近击败了波斯将领密赫拉率领的一支12000人的萨珊军队，占领了幼发拉底河西岸大部分地区。
　　
　　637年夏天，波斯大将鲁斯塔姆（Rustam）指挥一支6万人的波斯大军以象军为前锋，在库法西边的卡迪西亚（Khadisiya）与阿拉伯大将萨阿德（Saad ibn Wakkas）指挥的3.8万名士兵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大会战。第四天上午，仿佛真是真主保佑，战场上突然刮起大风，尘沙使得迎风方向的波斯军队处于被动，被阿拉伯军击溃。此役波军主帅战死疆场，象征萨珊帝国光荣与辉煌的卡维战旗也落入阿拉伯人之手。
　　
　　卡迪西亚战役不仅使波斯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而且卡维战旗的丢失也给波斯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打击，因为他们把这面战旗视为胜利的象征，历代萨珊皇帝也相信这面大旗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每打一次胜仗，就要给他缀上新的珠宝钻石。现在，卡维战旗既落入敌手，萨珊王朝末代皇帝伊嗣德也就没有信心守卫都城泰西封了。
　　
　　士气高昂的阿拉伯军队进入开门迎降的泰西封，夺得了伊嗣德未能带走的大量财宝。萨阿德的6万名士兵，平均每人获得了价值1.2万迪尔汗 的战利品。精美无比的”胡斯洛之春”壁毯被运到麦地那，奥马尔哈里发将其切割为数块，分给了自己的弟子。后来成为第四任哈里发的阿里将自己的一块出售，得到了20万迪尔汗银币。
　　
　　637年年底，阿拉伯军队在哲路拉再次大败萨珊波斯的10万大军，缴获了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每名士兵分到了1万迪尔汗，此外还获得了大批战马。至此，扎格罗斯山脉以东的整个伊拉克地区尽归阿拉伯所有。在主攻伊拉克和波斯都城的同时，另一支阿拉伯军队还攻占了萨珊王朝的发源地法尔斯地区，并且占领了波斯古都埃克巴坦那。638年，萨珊皇帝向中国求援，因路途遥远，唐太宗没有出兵。
　　
　　642年，15万萨珊军队在曾经参加过卡迪西亚战役的老将菲路赞的指挥下，在哈马丹以南的尼哈温德对阿拉伯军队展开最后的殊死战。虽然双方力量悬殊，而且阿拉伯主帅中箭身亡，但阿拉伯军队最终还是赢得了这场关键性的战役。有记载说，萨珊的农民步兵必须拴在一起，才能阻止他们逃跑。此役萨珊军队死伤大半，主帅菲路赞在逃往哈马丹的途中被杀。自此以后，波斯再也无力组织对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抵抗了。
　　
　　奥马尔哈里发在位的10年间，萨珊帝国大半江山落入阿拉伯人之手，因此他成为波斯人最痛恨的对象。644年，奥马尔在麦地那的清真寺里被一位波斯袄教徒刺杀。直到20世纪，伊朗还有庆祝奥马尔被杀的节日和焚烧其模拟像的庆祝仪式。
　　
　　奥马尔死后，年近七十的奥斯曼被立为第三任哈里发，他在位期间继续征服萨珊帝国的残山剩水。到652年，除了里海南岸的一小片山区以外，整个萨珊帝国都被阿拉伯人征服。伊嗣德皇帝经锡斯坦和呼罗珊逃往木鹿，最后被当地的一个磨坊主勾结西突厥人所杀。萨珊帝国从此覆亡。
　　
　　萨珊亡国后，伊嗣德之子卑路斯逃往吐火罗，遣使向中国求援，请其发兵波斯，兴灭继绝。但是唐高宗一如其父，以路途遥远为由谢绝了出兵之请。658年，唐朝平定西突厥，其疆土推进至中亚两河地区，与阿拉伯帝国接壤。661年，卑路斯被唐朝立为都督，统辖锡斯坦地区，首府为疾陵城 。662年，唐朝又立卑路斯为波斯王。
　　
　　呼罗珊地区的阿拉伯总督经常派兵劫掠河中地区（Transoxiana），卑路斯也经常遭受其袭扰，不得不在674年入唐避难，定居于长安。唐高宗封其为右威武将军，还在长安修建了一座袄祠，以满足波斯流亡者的宗教需要。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和孙子蒲桑也先后被唐朝立为波斯王，在吐火罗和河中地区苟延残喘，至天宝十年（751年）中国与阿拉伯的怛逻斯战役之后，遂消亡无闻。一度辉煌灿烂的古波斯文明，在中国文化的浩瀚长卷中只留下了“祖母绿”、“巴旦杏”、“安石榴”这样的词汇，以及关于拜火教和摩尼教的记忆碎片。
　　
　　阿拉伯人最初在波斯实行赤裸裸的种族压迫制度。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构成统治阶层，改信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称为“马瓦里”）、和阿拉伯人订立顺服契约、保持自己信仰的非穆斯林（称为“迪米”）、以及大量的奴隶，构成被统治阶层。波斯人被与驴和狗相提并论，毫无尊严。如果一个骑马的波斯人见到步行的阿拉伯人，他必须立即下马，把马让给阿拉伯人骑。在许多场合，波斯人不得与阿拉伯人并肩而立或并排行走。
　　
　　此外，阿拉伯人对于高度发达的波斯文华采取了完全毁灭的破坏性态度。无数精致的波斯金银珠宝和艺术珍品被销毁熔化，铸造钱币。无数壮丽的波斯宫殿和城市被毁为瓦砾和废墟。通行于波斯帝国的巴列维语被禁用，代之以阿拉伯语。以残暴著称的波斯总督哈查只屠杀了成千上万名坚持使用巴列维语的波斯人，并折磨那些颂扬波斯文化的人。
　　
　　由于阿拉伯人在新政府的国家居于少数，为了不被波斯人同化，他们与被征服者分开居住，犹如后来入主中国的满洲人一样，按部族划分为不同的兵营及居民点。为了保持尚武习性，哈里发还禁止阿拉伯士兵占有土地或从事商业活动。
　　
　　但是，正如此前和此后无数征服农耕文明的游牧部落一样，文化落后的阿拉伯人很快开始对高度发达的波斯文明表现出倾慕向化之心。大量与政治、法律、艺术、动植物、医学和天文学有关的波斯词汇进入了落后的阿拉伯语言，并随之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角落。波斯的行政制度和法律体系被阿拉伯人采纳，波斯的诗歌对阿拉伯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波斯的建筑风格也被糅合到阿拉伯建筑中。哥特式的尖塔（“邦克楼”）、拜占庭市的穹顶和波斯式的彩绘雕塑很快成为阿拉伯人清真寺必不可少的三个元素。波斯帝国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声色犬马、子女玉帛最终摧毁了阿拉伯人沙漠原始生活的锋芒，而为一个以发展科学文化为特点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
　　
　　阿拉伯人培植并扩展了对波斯帝国的记忆。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亚洲南部，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渗入当地文化，他们都把波斯的传统带入更广阔的世界。在阿拉伯帝国里，阿拉伯人只有两件东西保存下来：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和作为国语的阿拉伯语。
　　
　　随着阿拉伯倭马亚王朝（661年—750年，中国史书称其为“白衣大食”）的统治者顽固抱有落后的部落意识和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对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歧视政策，导致了阿拉伯人内部的派别斗争和与波斯人等非阿拉伯民族的对立，终于在750年被阿巴斯人 、什叶派和呼罗珊人等几股势力联合推翻，建立了阿巴斯哈里发国家（750年—1517年，中国史书称其为“衣大食”）的统治。
　　
　　阿巴斯王朝把都城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意味着阿拉伯帝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转到了曾被波斯人长期统治的两河流域。波斯的阿拉伯化和阿拉伯的波斯化成为阿巴斯王朝最显著的两大特点。
　　
　　不过，波斯人虽然被阿拉伯化，但是他们从民族感情出发并没有屈从于正统的逊尼派信仰，而是逐渐皈依什叶派。这一派从血缘关系出发，只承认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是先知的合法继承人，在他之前的三任哈里发都被认为是非法统治者。在阿拉伯人作战时被杀的什叶派第三任教长，是阿里的儿子和波斯末代皇帝的女婿。
　　
　　从651年萨珊帝国灭亡，到1258年蒙古入侵，这600多年里，阿拉伯人对波斯真正实施有效统治的时间，不过200年而已。阿拉伯帝国的疆域远远超过萨珊帝国，因此对波斯东北部诸如呼罗珊和河中地区之类的边远省份不免有鞭长莫及之憾，因此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堕入“波斯化”的富贵温柔乡、失去开疆拓土的进取心之后，伊朗当地的波斯贵族纷纷建立起割据的地方王朝，例如呼罗珊地区的塔希尔王朝（822—873年），伊朗东南部的萨法尔王朝（867—903年），河中地区的萨曼王朝（874—999年），以及里海南岸的布维希王朝（945—1055年）等等，其中布维希王朝甚至曾经一度统一伊朗和伊拉克地区。
　　
　　这些地方王朝仅仅承认巴格达哈里发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后来一些小王国甚至连名义上的哈里发也不愿意承认，在礼拜仪式上和钱币上都取消了阿拉伯哈里发的名字，代之以自己的名字。萨法尔王朝首开拒向阿拉伯帝国缴纳贡赋的先例，此后波斯的各个地方王朝都拒交贡赋，巴格达哈里发从波斯得到的收入越来越少。
　　
　　从9世纪起，阿拉伯人每年从中亚输入上千名突厥雇佣兵，以充实其军队，并担任宫廷警卫。突厥人都是出色的战士，充当雇佣军本来是突厥人受到压迫和奴役而不得不从事的职业，但他们却好像乐此而不疲，最后总是要设法变成雇主的主人。这些突厥将领和士兵逐渐取得权势，参与宫廷阴谋、左右朝政，把哈里发变成他们手中的傀儡，后来竟成了阿拉伯人的主人。
　　
　　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势力衰微后，留在那里的突厥人在10世纪末就建立了加兹尼王朝（962年—1186年）和哈拉汉王朝。这两个王朝一南一北，消灭了波斯人的萨曼王朝（892年—999年），而几十年后，加兹尼王朝又被另一支突厥人打败。他们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塞尔柱突厥人，原来是臣服突厥的“乌古斯九姓”之一，突厥帝国被唐朝灭亡后辗转西去，当时充当着萨曼王朝和加兹尼王朝的边防军。
　　
　　1037年，塞尔柱的两个孙子图格里勒伯克和达乌德从加兹尼王朝手中夺取了目录和内沙布尔，成为呼罗珊的统治者。1055年，图格里勒伯克又攻入巴格达，消灭了什叶派的布维希王朝。为了感谢塞尔柱人帮助其摆脱布维希王朝控制，哈里发卡伊姆封图格里勒伯克为苏丹，从此建立了塞尔柱帝国的统治。塞尔柱帝国的疆域囊括了河中地区、伊朗和伊拉克，日渐衰微的阿巴斯哈里发帝国则沦为塞尔柱人的政治工具。
　　
　　在此后长达140年的时间里，伊朗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塞尔柱人远征叙利亚和埃及，其强大兴盛与古代的波斯帝国相比毫不逊色。他们从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了麦加、麦地那和也门，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了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这一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兴盛发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波斯人的天文、数学、医药、文学和神学都得到了高度发展。
　　
　　1092年，马利克沙苏丹去世，大赛尔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和崩溃，在叙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塞尔柱小王朝，巴格达的塞尔柱苏丹只保有名义上的宗主权。1156年，吐火罗地区的乌古斯人爆发抗税起义，塞尔柱苏丹桑贾尔前去征讨，兵败被俘，此后伊朗地区一度被花剌子模统治。
　　
　　花剌子模帝国（Khwarezmia，中国史书也称作“火寻”）也是伊斯兰化和波斯化的突厥人建立起来的国家，在12世纪初期摆脱塞尔柱统治而自立。1194年，花剌子模击败塞尔柱末代苏丹图格里勒伯克三世，塞尔柱帝国灭亡。此后，花剌子模1210年灭亡西辽，1212年灭亡西哈拉汗国，一时间称雄中亚。但是好景不长，1219年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率20万蒙古大军来攻，只花了三年时间即灭掉了花剌子模帝国。
　　
　　蒙古人第一次西征的目的是惩罚花剌子模，因此虽然袭扰了伊朗东部和北部的许多地方，但得手之后即回师攻打金国，没有在伊朗建立什么统治机构。蒙古人撤走之后，花剌子模末王穆罕默德之子扎兰丁集结残部，卷土重来，大有复国之势，又引起了蒙古人的主意。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两年后他的儿子们在克鲁伦河召开大呼拉尔会议，推举窝阔台（Ogadai）为大汗，随后对波斯发动第二次西征，杀死了扎兰丁。
　　
　　1251年，拖雷（Tolui）之子蒙哥在拔都支持下成为蒙古大汗，在稳定了统治之后又发起了对西亚的第三次西征。1256年，蒙古军捣毁了阿萨辛派的大本营。蒙哥之弟旭烈兀在1258年攻破巴格达，屠杀民众80万有奇，阿巴斯王朝末代哈里发被装入袋子中乱马踩死，阿拉伯帝国灭亡。蒙古大军攻占了伊朗和伊拉克全境，然后随后在叙利亚为埃及的马木鲁克兵所败，大将怯的不花兵败被杀，蒙古西征就此终止了。
　　
　　1260年，忽必烈继承蒙古大汗之位，他在1262年册封旭烈兀（Hulegu，1262年—1265年在位）为伊尔汗（意即“各民族的统治者”），统治包括伊朗和伊拉克在内的西亚地区，都城设在大不里士。伊尔汗国的统治者最初信奉萨满教和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即景教），视伊斯兰教为“敌对宗教”。但是第三任汗王、旭烈兀的儿子帖古迭儿（1282年—1284年在位）改宗伊斯兰教，并改名阿合马（即“艾哈迈德”），结果遭到守旧派的抵制，在内战中败于其侄子、呼罗珊统治者阿鲁浑（1284年—1291年在位），被按照蒙古传统方式压断脊椎处死。阿鲁浑阻止了蒙古人的伊斯兰倾向，重用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此后的这段时期，被伊朗人视为本民族历史上最不愉快的时期之一。伊尔汗国的制度基础薄弱，国家机器运转具有高度个人化的特点，依赖于有能力的统治者。一旦汗王无能，就会迅速走向混乱。在经济方面，蒙古入侵给伊朗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大片农业地区的居民被屠杀干净，其土地改为蒙古人的牧场，再加上水利设施被毁坏，造成伊朗的土地大量抛荒、乃至沙漠化。伊尔汗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注重于攫取而非生产，对其子民征收名目繁多的重税，同时经常征发农民修建宫殿、从事徭役，对外与金帐汗国、埃及和察合台汗国进行连年不断的战争，令伊朗百姓不堪其苦。
　　
　　1295年，阿鲁浑之子合赞汗（1295年—1304年）杀死了在位不到一年的基督教汗王拜都，自立为汗。他改名马哈茂德，伊朗的蒙古统治者才正式定什叶派为国教，接受伊斯兰信仰，并同化于伊朗文化。合赞汗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在全国设立驿站，统一度量衡，然而这些改革措施也没能使伊朗恢复到蒙古征服前的水平。1335年，第八任伊尔汗不赛因去世，身后无子，身前又杀光了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因此在他死后，旭烈兀家族中已经无人能使伊尔汗国团结在一起，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伊尔汗国很快分崩离析，那些勉强被推上汗位的成吉思汗后裔只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工具。1353年12月，最后一任伊尔汗脱合帖木尔被呼罗珊的起义者杀死，伊尔汗国灭亡。此后的伊朗先是被一些蒙古割据政权统治，然后被帖木儿帝国（1370年—1506年）统治。
　　
　　帖木尔的崛起很具有戏剧性。1336年，他出生于撒马尔罕南部一个突厥化的蒙古部落勃尔劳斯部，其父母据说都与成吉思汗有血缘关系，因此帖木尔以成吉思汗子孙和黄金家族成员自居。当时的撒马尔罕地区属于察合台汗国，其时已经分裂为东汗国和西汗国，在两国的混战中，帖木尔发展成为一个有权势的军事贵族。1370年，帖木尔杀掉了以前的合作者侯赛因，立昔兀尔海迷失为傀儡汗，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帖木儿帝国。
　　
　　此后30年间，帖木尔高举“伊斯兰圣战”和“成吉思汗大法”的旗帜，东征西战，攻城掠地，给伊朗再一次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兵锋所至，无不留下一座座人头垒成的金字塔、人肉与灰泥砌成的城墙、以及种上大麦的城市废墟。在消灭伊朗各个割据汗国的时候，帖木尔对许多城市大肆屠杀、破坏和抢劫。在呼罗珊，他下令用泥和砖把2000多名俘虏一个压一个地活砌成城墙。在扎兰季和伊斯法罕，他下令屠杀当地居民，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用他们的尸体堆成山、头颅垒成塔。他还下令毁掉了扎兰季的鲁斯塔姆水坝，使这个农业发达的地区变为沙漠。德国文豪歌德的诗歌里曾经提到这个杀人魔王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岂不见天下的生灵，都曾遭受帖木尔兰的蹂躏？”
　　
　　除了占据伊尔汗国的故土外，帖木尔还征服了察合台汗国、花剌子模和金帐汗国的大片领土，1398年南侵印度，1399年西征小亚细亚，1402年大败奥斯曼帝国，俘虏其苏丹巴塞耶特一世，终于建立起一个仅次于蒙古帝国的大帝国。至于其暴行，则比当年成吉思汗的屠杀还可怕。
　　
　　1404年11月，帖木尔纠集20万大军，携带7年干粮，准备对明朝发动伊斯兰“圣战”。所幸的是，大军出发三个月后，在进军到齐姆肯特时，这个魔王在军中病死，帖木儿如进中华势力范围，遇到的将是大明帝国最具暴力倾向的永乐大帝朱棣，朱棣曾变态般的5进大漠寻蒙古决战，御架亲征独孤求败，奈何上天不成人之美，无一败迹，大帝虽国运旭日初升，事与愿违郁郁不乐抱憾终生，此公生平素以乐于杀戮仍试图南犯中华的蒙古人而为后人所称道，不知两强相遇，到底是一次可动用30万骑兵、100万屯田卫所军士并以逸待劳的大明帝国取胜，还是20万甲远道而来，长途急袭的中亚游牧流民如愿以偿？
　　
　　帖木尔死后，他的帝国也就四分五裂了，其后伊朗西部的阿塞拜疆、阿拉伯伊拉克和波斯伊拉克等领土被黑羊王朝（Qara Koyunlu，1407年—1468年）所夺。黑羊王朝的统治者是随蒙古人西征的土库曼人，信奉什叶派，他们灭亡了蒙古人在伊朗建立的哲拉伊尔王朝，定都于大不里士。信奉逊尼派、崛起于亚美尼亚地区的土库曼人白羊王朝（Ak Koyunlu，1467年—1514年）在1467年击败黑羊王朝，次年将其吞并，尽占其伊朗属地。

        四、近代的波斯王朝

　　
　　1500年，什叶派萨法维教团创始人萨菲丁的六世孙谢赫·伊斯马依（即伊斯迈尔一世，Isma’il I，1502年—1524年在位）在忠于他的土库曼人帮助下消灭了白羊王朝，重建波斯国家，并开创了萨法维王朝对伊朗两个多世纪的统治。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波斯萨法维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穆斯林国家。
　　
　　1587年即位的阿巴斯大帝（Shah Abbas I，1587年—1629年在位）是萨法维帝国最著名的帝王。他进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拯救波斯于风雨飘扬之中，把萨法维王朝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恢复了伊朗的独立和尊严。
　　
　　阿巴斯大帝执政期间，伊朗人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是几百年中仅有的升平景象。他大量雇用外国人，例如来自欧洲的钟表制造商和武器制造专家，以及来自中国的瓷器工匠。来自俄国和英国的外国商人，第一次可以行走在遍布伊朗全国的驿道上，而不用担心盗匪的抢劫。
　　
　　在著名将领阿拉维尔第和英国的谢尔利兄弟（Shirley brothers）帮助下，阿巴斯大帝还首创新式的伊朗军队，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基础。波斯新军包括步兵、骑兵和炮兵，步兵每军1.2万人，骑兵每军1万人，皆装备火炮；炮兵也是每军1.2万人，装备500门铜炮。这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迅即取代了装备刀剑弓矢的老式土库曼雇佣军，在波斯与奥斯曼等国的战斗中表现出强大威力。
　　
　　经过征战，阿巴斯一世先后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收复了波斯伊拉克、阿拉伯伊拉克、阿塞拜疆、库尔德斯坦等失地，从阿富汗人和莫卧儿帝国手中夺回了呼罗珊、赫拉特和坎大哈，1623年在英国帮助下收复了被葡萄牙人占领一世纪之久的霍尔木兹岛、巴林岛和波斯湾南岸一些港口。这样，波斯帝国的版图不仅恢复到萨法维王朝建国之初的状况，而且还有所扩大。
　　
　　此后的两位波斯国王，萨菲一世和阿巴斯二世，虽然不像阿巴斯一世那样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但还是在阿巴斯时代的繁荣基础上，保持了波斯的国泰民安。1639年，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最终和约，规定阿拉伯伊拉克和西库尔德斯坦永远划归土耳其，而伊朗则保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波斯伊拉克。
　　
　　可悲的事，阿巴斯二世之后的两位国王再次表现出懦弱无能的状况，他们性格软弱，治国无方，热心于酗酒、纵欲和吸鸦片。由于国库被挥霍一空，军费不足，到末代国王侯赛因统治时，军队的数量和质量已大大下降。由于士兵不足，在传统的阅兵仪式上，不得不让一队相同的士兵在国王面前来回走许多次，以应付检阅。甚至连国王的近卫军也没有马匹，只好骑着骡子护送国王到外地巡视。
　　
　　此时波斯的外患也此起彼伏。东北边界经常受到哥萨克和乌兹别克人的骚扰，荷兰人占领了波斯湾上的格什姆岛，东部地区阿富汗人的起义也此起彼伏，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也发动起义、割地自治。波斯中央政府则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侯赛因国王甚至厚颜无耻地说：“只要他们给我留下费拉哈巴德宫，我就很满意了。”
　　
　　由于阿富汗起义者多次击败了讨伐他们的波斯军队，因此已经有信心对波斯发动直接的挑战。1722年，2万多名阿富汗骑兵击败了临时拼凑起来的5万波斯军队，攻陷波斯都城伊斯法罕，侯赛因国王投降。立国220多年的萨法维王朝灭亡，伊朗再度陷入群雄割据的分裂状态，直到1786年，来自蒙古族分支恺加部族的奥高·穆罕默德才再次统一全国，建立了恺加王朝（1786年—1925年）。
　　
　　恺加王朝一反波斯历代传统，将首都定在了北方的德黑兰，因为这里靠近恺加人的势力范围。这个统治伊朗150年的王朝虽然在镇压内部反叛势力时雷厉风行、气势照人，但在与英国和俄国这两个觊觎波斯的虎狼国家打交道时却缩手缩脚、底气不足。任何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在恺加王朝近代史上找到与大清帝国相似的一幕。
　　
　　1804年7月15日，俄国不宣而战，向亚美尼亚发动突然进攻，击败了那里的波斯军队，并占领了埃里温城。波斯国王最初试图联法抗俄，并同法国签订了《菲肯斯泰因条约》，拿破仑确保波斯的独立，并允诺向波斯提供火炮、步枪和军事教官。但1807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提尔西特与拿破仑会面后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波斯被法国出卖，随即转而同英国结盟，寻求抗俄。在英国的建议下，波斯于1810年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同盟条约，英国向波斯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军火和武器，英国工程师在阿拉斯河沿岸帮助加固波军的阵地和防御工事。
　　
　　然而1812年局势再度突转：英国和俄罗斯缔结了同盟条约，组成了反法同盟，英国随即撤走了在波斯的一切军官和军事顾问。俄国人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向波斯发动了总攻。尚未来得及回国的英国教官克里斯蒂少校在阿拉斯河前线受伤被杀，在前线监军的波斯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在亲卫队簇拥下侥幸渡河，幸免于难。
　　
　　1813年10月，波斯与俄罗斯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即《古里斯坦条约》。条约规定把俄国人夺取的巴库、席尔万等地划归俄国，波斯放弃对格鲁吉亚、达吉斯坦和明格里等半独立汗国的主权要求。面对俄国的威胁，波斯再度寻求英国帮助，于1814年与其签订了《德黑兰条约》，英国保证波斯的独立，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和每年15万英镑的赠金。
　　
　　1826年，波斯主动出击，向被俄国占据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地区发动进攻。由于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波斯军队所向披靡，在巴库和埃里温等地大败俄军。波斯国王法赫特试图利用有利形势将俄国拖到谈判桌上，索还其侵占的土地，但波斯的谈判代表被圣彼得堡拒之门外。
　　
　　当年9月，俄军统帅叶尔莫洛夫抓紧时间，迅速改变了南高加索地区的军队，遂发动反攻，于9月17日攻陷甘杰。阿巴斯·米尔扎王储眼见雪季即将来临，于是撤出战斗，兵退大不里士。
　　
　　1827年，俄皇将作战不力的叶尔莫洛夫免职，任命巴斯凯维奇为高加索前线总指挥，带领援军开往格鲁吉亚。10月，俄军攻陷埃里温，并渡过阿拉斯河，向大不里士挺进。阿巴斯·米尔扎无心恋战，于是下令全军撤退，包括大不里士在内的整个阿塞拜疆地区全部沦陷。
　　
　　1828年2月，波斯被迫签订了奇耻大辱的《土库曼恰依和约》，波斯割让阿拉斯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包括东格鲁吉亚、东亚美尼亚和北阿塞拜疆，并赔偿价值2000万银卢布的黄金，俄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和贸易特权，俄国商品只征收5%的关税，此外波斯还被剥夺了里海的航行权。《土库曼恰依和约》使波斯丧失了领土主权、司法主权和关税主权。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来自北方的威胁如同泰山压顶，整整压迫了伊朗150年。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波斯日甚一日地成为俄国和英国政治经济竞争的牺牲品。英国获得了印度之后，波斯对他们就非常重要了，这种重要性不仅来自波斯本身，也来自波斯的北邻俄国。在19世纪英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大角逐”（“The Great Game”） 中，波斯处在角逐场的中央。俄国不断向南扩张，试图夺取一个暖水港。如果成功，他们就会对英国通往印度和远东的海上生命线进行挑战。因此，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英国扶植奥斯曼帝国的政权；为了阻止俄国进入从18世纪末起就一直是英国内湖的波斯湾，英国又扶植波斯的历代国王。
　　
　　为了威胁印度的安全，俄国在1856年挑唆波斯进攻阿富汗的赫拉特汉国。阿富汗一向被英国人看作是保卫印度的北方屏障，此举毫无悬念地恶化了波斯与英国的关系。就在波军占领赫拉特当天，英国对波斯宣战。12月4日，英国波斯湾分舰队占领哈尔克岛，次年3月在波斯南部的霍拉姆沙赫尔登陆。在法国斡旋下，两国最后达成协议，英国撤出波斯，波斯撤出赫拉特，并放弃对阿富汗各汗国的宗主权和领土要求。
　　
　　此后，中亚地区传统上一直臣服于波斯的希瓦、布哈拉等汗国被波斯放弃了，只好先后投入沙皇的怀抱。1881年，波斯与俄国签署《阿哈尔条约》，波斯永远放弃对土耳其斯坦和阿姆河以东地区的主权。在波斯湾，一向臣服波斯的巴林酋长也转而投靠英国。在西部边界，英国和俄国强迫波斯与奥斯曼帝国签署边界条约，波斯被迫永久放弃对苏莱曼尼亚和阿拉伯伊拉克地区的主权要求。
　　
　　除了外患之外，波斯国内在19世纪下半叶也是危机重重。波斯的广大地区处于部落诸汗和地方酋长的统治之下，他们表面上效忠恺加朝廷，给国王留着面子，实际上则独霸一方，僭主称王，在其管辖范围内横征暴敛、肆意妄为。那时的波斯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和编制，有些部队根本不听从中央政府调遣，社会秩序与安宁毫无保障，司法机关名存实亡，治安状况糟糕透顶。在首都德黑兰，人们在天黑之后也不敢出门；在外地更是盗贼出没，极不安全，从德黑兰去东部呼罗珊地区的旅客不得不绕道恶果，去南部地区的人也只能绕道土耳其和伊拉克。
　　
　　恺加王朝的国王们只知道寻欢作乐，对国内的糜烂状况不闻不问。为了维持宫廷中挥金如土的巨大开销，以及筹措国王和王公们去欧洲赌博寻欢的费用，政府不惜把各项贸易特权卖给外国。比如1872年波斯宰相米尔扎·侯赛因给予英国犹太富翁朱利乌斯·路透男爵 的一揽子贸易特权就庞大得惊人，这些特权包括开采煤、铁、铅、石油等全部矿藏（金银宝石除外）的特权，以及创办银行、邮政和电报业务的专利权，租期长达70年。后来，波斯国王慑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俄国的强大压力，只好废除给路透的租让权，而为了安抚路透，波斯政府不得不允许他开办独资的波斯帝国银行，掌握波斯的货币发行权。
　　
　　此时，英国人还攫取了波斯的烟草和食糖专卖权，垄断了波斯唯一通航的卡伦河上的航运权，英国人创办的印欧电报公司垄断了波斯的电讯业务，该公司在波斯享有治外法权，成为无法无天的英国间谍网的掩护。
　　
　　俄国利用紧邻波斯的地理优势，紧随英国之后扩张势力。波斯国王纳赛尔丁允许俄国人组建一个由俄国军官指挥的波斯哥萨克团，这支部队不久就成为波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团而旗，由旗而师，成为俄国在波斯推行扩张政策的得力工具。此外，俄国经济势力也渗入波斯。1890年，俄国资本家在德黑兰开办波斯信贷银行，并同英国人一样也取得了货币发行权。俄国人贪婪无厌，一再向国王提供“贷款”，让其以更多的商业租让权作为抵押。到了20世纪初，这个银行已经借给波斯国王3250万金卢布，攫取了除波斯湾各港口之外的全部海关税收。
　　
　　恺加王朝统治者的胡作非为终于激怒了波斯国民。1896年5月，荒淫腐朽的纳赛尔丁国王在清真寺里被一个民族主义者刺杀。但是，继位的莫扎法尔丁王储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首相和外交大臣向俄国借款，以供其出游欧洲。由于这两位大臣借不到钱，新国王只好任命亲俄的原首相阿明苏丹为新首相，向波斯信贷银行借得220万英镑。借款到手后，国王喜出望外，携带大批达官显贵出游欧洲，流连于欧洲的温泉圣地、赌场和夜总会，半年之后才返回波斯。
　　
　　1901年，莫扎法尔丁国王再次向俄国借钱去欧洲“养病”，1905年春天又第三次去借款赴欧游乐，直到当年秋天才回国。恺加王朝的国王们虽然动辄去欧洲玩乐，但是为了消灭国内的反对声音，在国内却实行专制的愚民政策，禁止臣民到欧洲旅行，并严禁外国印刷品运进波斯。
　　
　　在人民心目中，恺加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成为卖国求荣、出国享乐、专制残暴的独夫民贼。1906年，波斯的宗教领袖号召人民发起了反对奸相艾恩·多拉的民众示威。面对实力强大的宗教领袖以及支持立宪的英国人的压力，国王被迫同意立宪民主派的要求，成立议会，并制订宪法。这一年的12月30日，波斯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即《基本法》。9天后，莫扎法尔丁国王去世，王储穆罕默德·阿里·马尔扎即位。
　　
　　新国王是立宪运动的死敌，决心借助俄国的一臂之力，恢复专制独裁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穆罕默德·米尔扎采取了三次重大行动。第一次正好赶上英俄达成瓜分波斯的协定，波斯全国掀起了声势巨大的抗议浪潮，不想下台的国王只得同意签订基本法的补充条款。
　　
　　第二次是1908年6月，国王在哥萨克旅的支持下宣布首都戒严，任命旅长利亚霍夫上校为德黑兰军政州长，并炮轰议会，抓捕医院和立宪活动家。立宪派撤往大不里士，在通往该城的公路上设置路障。他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在保卫大不里士的志愿者中还包括一名美国教师和一名《时代》周刊记者。
　　
　　1909年4月，俄国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大不里士，正在包围该城的国王军队听说俄军开来，不战而溃。城中的立宪派武装随即发动反击，击败了哥萨克旅，并与英国支持的南方部落结成联盟，于7月攻占首都。立宪派随即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废除躲入俄国使馆避难的穆罕默德，立他12岁的儿子艾哈迈德为王。穆罕默德只好逃到俄国。
　　
　　第三次是1911年，废王穆罕默德在被废两年后带着一支俄国军队在里海东南岸登陆，试图在当地土库曼酋长支持下卷土重来。大敌当前，波斯全国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当年9月，波斯军队击溃了废王的军队，穆罕默德再次亡命俄国。
　　
　　立宪派虽然胜利了，但是俄国却不愿意看到波斯从此变得稳定强大，于是拒绝从波斯北部撤军，随后又向波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辞退试图从俄国银行手中收回海关权的美籍财政顾问摩根·舒斯特，并保证今后得不到英俄两国批准绝不聘请任何外国顾问，同时还要求波斯赔偿俄国的出兵费用。立宪议会拒绝了俄国人的最后通牒，但是首相却宣布接受俄国的要求。当年12月，忠于恺加王朝的地方军队占领德黑兰，保守势力卷土重来，封闭报纸，追杀革命党人，波斯立宪革命还是以失败告终。

        五、一次大战和俄国革命

　　
　　波斯就像一头遭两只猛虎捕食的小鹿。它试图通过给英俄两国平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的独立。当竞争越来越激烈时，英俄都感到在波斯的竞争将把他们拖入一场战争。
　　
　　为了避免这一后果，同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德意志帝国，两国在1907年8月31日签订了一项协议。波斯政府被告知，“大不列颠和俄罗斯政府竭诚希望避免它们在波斯某些地区的利益发生冲突”，“故两国政府已经就此问题签订了一项友好协定”：波斯北部，从靠近土耳其的席林堡起，经波斯法罕、亚兹德，直至东北角的哈瓦夫，这条线以北7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东南部，自阿巴斯港至亚兹丹一线以东3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被视为“对英国的战略利益至关重要”，因此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余的波斯领土为“中立地带”。两只猛虎就这样瓜分了小鹿。
　　
　　波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布中立，但是其中立却受到了土耳其、英国和俄国的侵犯。1914年11月，奥斯曼帝国要求波斯驱逐其领土上的7000俄军，否则它将“代为驱逐”。地位近于殖民地的波斯当然做不到这点，于是土军开进伊朗，击退了南阿塞拜疆地区的俄军，并占领了大不里士。在伊拉克，土军占领了英波石油公司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全部资产，并进而威胁到英波石油公司当时最大的油田，波斯的阿巴丹。
　　
　　英国政治家曾说，“事实上我们的后代将会说，协约国是在石油浪潮的推动下才到达胜利彼岸的。”不言而喻，波斯的石油对英国赢得战争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那段时间里，预示着世界大战的阴云可怕地笼罩在欧洲上空。1912年，英国政府对于战争期间的石油供应深感焦虑，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极力主张英国政府立即购买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权，以保证英国海军战时的需要。但直到战争爆发前6天，英国议会才通过了购买石油股票的法令。
　　
　　为了保护英波石油公司在阿巴丹的油田和炼油企业，1914年12月，英军在波斯南部的胡泽斯坦登陆，随后在阿拉伯河一带击退了土军的进攻。英军登陆前，德国间谍曾企图在阿拉伯河炸船，以堵塞前往阿巴丹的航道，但是受阻于英军，未能得逞。
　　
　　1915年3月，德国驻布什尔领事、有“波斯的劳伦斯”之称的威廉·瓦思穆斯（Wilhelm Wassmuss，1880—1931）将当地的游牧部族争取到自己一边，在由亲德的瑞典籍军官指挥的波斯宪兵队的帮助下，扫荡了法尔斯省的英军，攻占设拉子城。在德国和土耳其间谍的煽动下，波斯西南部的阿拉伯游牧部落还切断了马斯杰德·苏莱曼和阿巴丹之间的几处主要输油管道，致使石油运输停顿了4个月。
　　
　　波斯半个世纪以来饱受英俄蹂躏，因此朝野上下自然同情英俄的敌人德国，而德国也想将波斯拉入同盟国，共同对付英俄。1915年，大批俄军在里海南岸的恩泽里港登陆，随后南下包围了德黑兰。波斯内阁中的亲德分子带着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公使逃出首都，在什叶派圣城库姆成立了“民族保卫委员会”，随即前往土耳其占领的克尔曼沙赫城，成立了“临时政府”，还组建了一支约4000人的军队。
　　
　　1916年春，英国情报官员珀西·赛克斯爵士（Sir Percy Sykes）和少数英属印度当局的军官在南波斯地区招募当地部落骑兵，成立了一支洋枪队“南波斯洋枪队”（South Persia Rifles）。这支部队在肃清了波斯南部地区的德国势力后，成为那里的霸主，实际上独自控制了法尔斯、锡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省，波斯政府最后不得不在1917年3月承认“南波斯洋枪队”的合法性。
　　
　　在西部战线，一支有2万名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的土军部队于1916年夏天占领了哈马丹，并威胁德黑兰西边不到100公里的加兹温城。由俄国将军巴拉托夫指挥的7万名俄国部队向其发动反攻，先后攻占了伊斯法罕、哈马丹和亲德派“临时政府”所在地克尔曼沙赫，土军被迫撤回边境，“临时政府”则前往君士坦丁堡。1917年4月2日，俄英军队在克尔曼沙赫会师。
　　
　　1917年3月12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留驻在波斯的俄国军队很快陷入瓦解状态。半年多以后，俄国又爆发“十月革命”，宣布此前沙皇政府在波斯占有的全部特权统统作废。对英国内阁中以寇松侯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为首的一帮帝国主义分子来收，把埃及、约旦、伊拉克、波斯和印度连成一片的大好机会来临了。驻扎在波斯的英军随即解除伊萨法罕、哈马丹等地的俄军武装。至于驻扎在波斯北部阿塞拜疆省的俄军布尔什维克部队，英国人虽然派兵进攻，但是并未能得胜。
　　
　　那一届英国内阁，除了外交大臣寇松，殖民事务大臣米尔纳 和陆军大臣丘吉尔也是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都赞成这一构想，即把波斯当作支持白俄分子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开战的基地。1919年8月，英国与波斯签订协议，波斯将接纳英国顾问，以改组其军队，并整顿国家财政，以换取一笔英国贷款。英国内阁中的这帮人认为，一个灿烂的新果实已经落入了英国人的手中。
　　
　　然而，像一个世纪前革命的法国一样，此时革命的俄国也很快显示出它远非帝国主义势力可匹敌。曾被丘吉尔称为“伸向波斯”的行动把英国的战线拉得过长了，要对付凶悍勇猛的俄国斯，还需要继续提供代价高昂的增援力量。来自自由党、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劳合·乔治首相乐于钳制野心勃勃的外交大臣，并把军队用于弹压爱尔兰的动乱，于是英国在波斯的行动半途而废，在里海组建的英国分舰队就地遣散，在波斯的英国陆军也开始撤离。
　　
　　不过，过于心急的共产党人此时也犯了错误。1920年5月14日，红军的伏尔加河—里海区舰队攻占恩泽里港，随即占领了波斯北部的吉兰省，并于6月4日扶植成立了“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称“吉朗共和国”。“吉朗共和国”的首领马尔扎·库切克汗的背景与斯大林相似，曾经是神学院的学生。他致电列宁，要求苏俄“帮助我们和所有弱小的、处于波斯和英国枷锁下的民族得到解放”。于是苏俄“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了“援助”，并命令伊朗共产党支持库切克汗。
　　
　　苏俄支持吉朗共和国的如意算盘是，进则可以用这个傀儡国家的名义占领波斯全境，然后仿照吞并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的先例，将其收入版图，实现沙皇和女沙皇们几个世纪以来的“暖水港”之梦，并进一步威胁印度；退则可以令其“外蒙古化”，变为莫斯科控制下的分离主义傀儡政权。
　　
　　1920年7月，吉朗的“革命军”夹杂着苏联红军部队，开始向德黑兰挺进。他们一路上杀人放火，捣毁商店，“征用”商人财产，同时还进行反宗教宣传。为了抗议“苏维埃”随意没收财产的行径，吉朗首府拉什特的商人举行了罢市。库切克汗感到形势严峻，决定取消伊朗共产党。伊朗共产党则发起反攻，将库切克汗从政府中排挤出去。7月19日，库切克汗率领部队离开拉什特，进入森林，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和贫民也随他离开。
　　
　　排挤掉库切克汗后，吉朗共和国的左派成立了“解放伊朗民族委员会”，实施极左的政策。他们把反对恺加王朝的波斯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地主完全排除在政府之外，又对商人和手工业者加征赋税，并动辄随意没收他们的财产。他们强迫工人实行无偿劳动，抢走农民的牲畜，而且在拉什特城外设立关卡限制商业买卖，结果使贫苦农民无法进程出售自己的农产品。接着，这些人又向德黑兰贸然进军，结果被哥萨克旅和英国军事顾问击败。溃散的“革命军”此时饱尝到了他们激进政策的苦果，沿途被当地农民和市民痛击，一溃千里，最后逃入山区自生自灭。
　　
　　1921年，伊朗共产党再次联络库切克汗，试图恢复“统一阵线”，在5月8日再度成立“波斯苏维埃共和国”。然而这个政权不久之后再度发生内部纷争，“解放伊朗民族委员会”头子爱赫萨格诺拉对失去领导地位耿耿于怀，于是自己带着一支队伍进攻德黑兰，再次一败涂地。波斯政府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拉什特附近。
　　
　　“波斯苏维埃共和国”一再试图将库切克汗的部队收编吞并，1921年9月，忍无可忍的库切克汗终于决心翻脸。他邀请伊共主席哈伊达尔汗和其他领导到距其大本营富明不远的小镇开会，然后突然翻脸，将其全部杀害，接着摧毁了恩泽里和拉什特的共产党组织。当年11月，波斯政府军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了库切克汗的“森林人游击队”；库切克汗带领残余人马退入山区，冻死在山里。
　　
　　此时的波斯国王艾哈迈德乳臭未干，优柔寡断；由实力强大的地方势力组成的议会也不希望让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削弱各地区半独立的状态。波斯的立宪派人士看到权力中枢如此软弱，便指望英国人组织一场政变，把一个强人推上权位。英国人真的这么干了。

         六、礼萨汗的伊朗

　　
　　1921年2月21日，得到英国人鼓励和武装的哥萨克旅 副指挥官礼萨汗率领2500名部下进军德黑兰，发动不流血政变。他们在上午10点抵达首都郊外，到下午3点就控制了整个首都，未遇任何抵抗。礼萨汗被提升为哥萨克旅司令，并接管了陆军部。
　　
　　礼萨汗不久就表明，他并非是英国人所能操纵的傀儡。在他的强硬通牒下，英军于当年5月全部撤出波斯，苏俄红军也在6月撤出了吉朗省和阿塞拜疆省。11月，礼萨汗亲自指挥哥萨克旅消灭了“波斯苏维埃共和国”，并成为国防部长和军队总司令。
　　
　　礼萨汗开始遵循邻国土耳其的榜样。他仿效凯末儿，在夺取一个江河日下的帝国后，就强行把这个帝国推入20世纪。他首先解散了“南波斯洋枪队”，遣散了哥萨克旅的所有英国教官，然后把哥萨克旅的7000名士兵和12000名宪兵改编成“伊朗王家武装部队”，随后又将其规模扩至4万人、5个师和1个独立团。这支部队采用现代化的编制和指挥系统，战斗力大为提高。接着，礼萨汗利用这支军队消灭了地方军阀和割据地主，先后铲除了阿塞拜疆、法尔斯、呼罗珊和俾路支斯坦等省的割据势力，凡是反抗的军阀，不是被杀死，就是终身监禁。
　　
　　1923年，艾哈迈德国王任命礼萨汗为首相兼国防部长。他自己感到形势不妙，于是出游欧洲，从此一去不返，礼萨汗成为波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礼萨汗起初想效仿凯末儿，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但由于达官显贵和教士的强烈反对，经过审时度势，最后还是决定采取君主制。
　　
　　1925年12月12日，波斯立宪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艾哈迈德的王位，宣布礼萨汗为国王。次年4月，新国王在古里斯坦王宫举行了豪华的加冕仪式。在孔雀御座上，礼萨汗宣布以波斯古城“巴列维”为新朝代的王号。1935年1月开始，波斯的正式国名也改为“伊朗”，即“雅利安人之国”。
　　
　　利萨汗出身贫苦家庭，因此深知下层民众生活疾苦。在登基之后，他成为一位东方世界罕见的开明君主。其子礼萨·巴列维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一般说来，东方的帝王不推崇俭朴，但是我父亲却光明磊落，不屑于恺加国王们的奢侈豪华为伍。他身为一国之主，衣着却十分朴素：普通的军服，半新不旧的皮靴和一般的伊朗袜子……早饭就是饮茶，中午只吃米饭和清炖鸡，工作时用普通水杯喝点茶。他办公室的摆设极其简单，一张精巧雅致的桌子，一张椅子，一个长椅，一条地毯和一幅详细的伊朗地图……”
　　
　　礼萨汗以现代土耳其领袖凯末儿为榜样，即位后对伊朗国内许多亘古不变的传统陋习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法律、教育、服饰、姓名和妇女上的改革，都是以土耳其为蓝本的。在文化方面，礼萨汗将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古波斯文化重新引入伊朗文化中，驱逐伊斯兰教士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使国家世俗化。他还改善了国内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袄教徒的处境，给予其平等的公民权。
　　
　　在对外政策方面，礼萨汗上台后宣布废除外国在伊朗的领事裁判权，解雇了海关里的外国雇员，实现了关税自主。他还收回了恺加王朝给外国人的部分石油租让权、渔业权和电报公司特许权，取消了外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在他在位期间，伊朗与土耳其、阿富汗、伊拉克三个邻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1937年，这四个国家在德黑兰签署了《萨德阿巴德条约》，规定当某个成员国遭受外来威胁时，其他成员国将给予支持。为了把伊拉克拉入这一合作组织，当年7月，伊朗还极不情愿地与其签署协定，除了霍拉姆沙赫尔至阿巴丹一带水域外，伊朗将整个阿拉伯河的航行权划归伊拉克所有，条件是伊拉克将该河水运的收益用来疏浚河道。伊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这为多年以后的两伊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欧洲，伊朗与法国保持较好的关系，与英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则始终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由于“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伊朗坚决镇压受苏联操纵的伊朗共产党，以此打击苏联插手干涉伊朗内政的不良企图。苏联一直对此非常恼火，但苦于没有借口攘臂上阵，故一直爱莫能助。对于英国，礼萨汗的主要目的是从操纵伊朗经济的太上皇英波石油公司手中夺回更多经济权益，同时收回19世纪被英国人夺走的巴林岛。
　　
　　对伊朗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同德国的关系。在伊朗近代史上，当英国和俄国侵略波斯时，德国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波斯，因此给伊朗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国王继续执行在英苏之外亲近第三国的外交路线，与德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1925年，伊朗皇家空军向德国的容克公司采购了它的第一批3架Ju F—13型飞机。1927年，汉莎航空公司取得了在伊朗全国专营邮政运输的特许权。1928年，德国公司承包了伊朗北方铁路的修建工程。1930年，德国人受聘为伊朗国家银行的经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纳粹宣传部门此后大力渲染德意志人和伊朗人同属雅利安民族，两国都要反对英国的奴役，都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扩张。德国利用伊朗来威胁英属印度帝国和苏联的南部腹地，伊朗则利用德国来防备宿敌英苏，更想利用德国的先进技术和专家来推进伊朗的现代化。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德伊关系越来越密切。到1936年，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专家已经超过5000人。伊朗军队的火炮、步枪、手枪等武器装备全由德国制造，德黑兰大学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由德国人管理。汉莎航空公司开辟了从柏林到德黑兰的直达航线，数以千计的伊朗学生去德国留学。德国使馆向伊朗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大量宣传印刷品和图书，并在德黑兰设立了宣传中心。
　　
　　除此之外，德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也增长迅速。1937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仅次于苏联，居于第二位，次年即跃升为第一。伊朗向德国出口羊毛、棉花、铅矿、锡矿、水果和优质的皮货，进口各种机器、电讯器材、汽车、铁轨和铁路设备、化工产品和药品。
　　
　　然而，与英国和苏联历史学家宣称的相反，礼萨汗对希特勒并无好感。早在1934年访问土耳其时，他就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的德国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有所耳闻，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自1933年以来的飞扬跋扈则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希特勒野心勃勃地要征服欧洲，这使礼萨汗这样一个一向警惕欧洲强权的人来说，希特勒这样一个铁腕人物的存在，是不会令他自在的。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伊朗随即宣布中立。此后英国对德国展开海上封锁，伊朗与德国的贸易往来一度中断，后来两国转经苏联进行贸易。
　　
　　到1941年春天，德国已经几乎占领了整个欧洲。当年4月1日，伊拉克亲德的“金方阵”军官集团发动政变，废黜首相和摄政，由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拉希德·阿里掌握政权。新政府得到苏、意、日、沙特的承认，与德国复交，并要求英军撤出伊拉克。5月，德军攻占克里特岛，并从维希法国手中接管了叙利亚的机场。一时间，英国在近东和中东的利益岌岌可危。
　　
　　为了保护中东和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以及确保英波石油公司对伊朗西南部油田的控制，英国对伊拉克政变做出了激烈的反应。4月18日，正要调往远东的第10英印师的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在巴士拉登陆，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也开入伊拉克。5月2日，英国飞机开始轰炸包围哈巴尼亚基地的伊拉克军队。此后两个星期中，后续的英印联军部队源源不断地在巴士拉登陆。5月29日，英军占领巴格达，拉希德·阿里和“金方阵”军官集团成员逃往伊朗、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逃到德黑兰的那些人在英国占领伊朗后被引渡回国，绞死在巴格达。占领伊拉克的英军由奎南中将（E. P. Quinan）指挥，任务是确保盟国在伊拉克的交通线，并保障石油的供应。
　　
　　5月底，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奥金莱克爵士和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在巴士拉会面，磋商进一步占领中东的行动计划。6月初，英军和自由法国部队联手占领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很显然，英国人下一步的行动就是肃清在伊朗的德国势力了。
　　
　　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在德国的猛烈攻击下，除非迅速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否则苏联势必灭亡。7月12日，英苏达成协议，两国在对德战争中给予对方必要的帮助，不得到另一方的同意决不单独媾和。英国还同意立即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第一批军火武器和药品。
　　
　　只要仔细看一下世界地图，盟国在选择援苏通道上的困境就一目了然。苏联远东的港口皆处于日本海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事实上已经在1940年9月与德国结盟，只是尚未直接参战；这些港口远离苏联西部的战线，联接两线的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又存在运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北冰洋向摩尔曼斯克运送援助更加危险，因为满载军火的船只很容易受到以挪威为基地的德国潜艇和飞机的攻击；摩尔曼斯克本身的港口条件又甚差，铁路运输不便，从速扩建港口无异临渴掘井。从地中海和黑海向乌克兰运送援助的通道同样危险，而且土耳其关闭了达达尼尔海峡，盟国护航队若要强行通过，势必遭到土耳其的激烈抵抗，很可能召来已经占领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德国的干涉。
　　
　　显然，盟国在1941年夏天能马上使用的唯一一条援助苏联的路线，就是从波斯湾港口出发，经纵贯伊朗的铁路，抵达巴库和里海。显而易见，伊朗已经成为联结苏联与英国的战略通道，而当年4月发生在伊拉克的前车之鉴也提醒了两国决不能容许德国人在这个战略通道附近存在。礼萨国王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英苏的决心估计不足，最后终于铸成大错。
　　
　　1941年7月18日，英苏两国联合照会伊朗政府，要求驱逐在伊朗工作的德国人。伊朗政府在复照中指出，伊朗的工业部门需要德国专家的指导，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替代他们的人。况且德国专家的人数有限，又受到伊朗政府的严格监视，不足以构成什么威胁。这个答复显然不能使英国人满意，因为一战中那个在波斯南部给英国人带来大麻烦的德国人瓦思穆斯，其公开身份就是“无害”的领事馆文官。
　　
　　8月16日，英苏再度发出照会，要求伊朗驱逐全部德国侨民，以结束德国特务的活动。伊朗政府在复照中说，在伊朗的德国侨民总共只有470人，远远少于盟国侨民。中立的葡萄牙没有驱逐德侨，瑞士、瑞典和美国也没有驱逐德侨。如果伊朗将这些德侨驱逐出境，将违反严守中立的原则。
　　
　　8月23日，礼萨国王还请求美国出面，制止英苏对伊朗的要挟。但是美国驻德黑兰公使反而劝伊朗加入盟国，对德宣战。礼萨国王觉得盟国态度蹊跷，遂破例要求驻伦敦公使探询盟国真正的意图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伊朗外交部遂通知德国驻德黑兰公使，表示伊朗决定遣返尚未撤走的德国侨民，德侨经土耳其返国的安排业已就绪。
　　
　　但是，这些侨民尚未动身，英国和苏联就迫不及待地采取了军事行动。

       七、英苏联合入侵和占领

　　
　　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战争计划，如果德军击溃高加索的苏军，那么他们肯定会趁胜长驱直入伊朗境内，攫取波斯湾的石油和炼油厂，切断英国海军和空军最大的燃料供应来源，并进而进攻印度。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同时，英国人还有这样的看法，即德国与伊朗建立所谓“和平友好关系”，是征服伊朗的前奏，因为德国在欧洲总是采取这样的成功经验，先对各国进行经济和政治渗透，继而使其内部削弱，最后以闪击战消灭之。盟国紧张地注视着德国使馆和“德国文化中心”在伊朗的大肆宣传，认为德国间谍能轻而易举地摧毁纵贯伊朗铁路。这条铁路沿途经过众多的隧道和桥梁，一座大桥或一条重要隧道的破坏，意味着这条铁路至少瘫痪几个月。
　　
　　在英苏联合入侵前夕，伊朗陆军规模约为12万人，编为两个配备105毫米斯科达火炮的王家近卫师（均驻扎在德黑兰）、9个普通师（分别驻扎在全国六个军区，其中5个师在北方防备苏联、4个师在南方防备英国），5个宪兵旅，以及1个独立的机械化旅 。伊朗王家空军拥有大约400架飞机，编为8个大队。伊朗海军在里海中有2艘炮艇、5艘鱼雷艇、1艘武装拖艇、1艘武装游艇，在波斯湾有2艘意大利建造的炮舰、4艘炮艇、3艘鱼雷艇和1艘拖船。
　　
　　入侵一方，英军的部队包括第8和第10印度师、第2印度装甲旅、第9装甲旅和第21印度步兵旅。苏军则从外高加索和中亚军区的第44、47和第53军中抽调了入侵部队。
　　
　　1941年8月25日凌晨零点，苏联对伊朗的入侵行动开始。由诺维科夫将军指挥的一支约2000人的苏军摩托化部队在阿塞拜疆南部纳希契万地区度过界河阿拉斯河，进入伊朗境内。他们很快占领了马库（Maku）和霍伊（Khoi），随后经大不里士向东进军。
　　
　　东边500公里外，另一支2000人的苏军纵队沿着里海南岸向东进军，占领了恩泽里港和拉什特，并逼近加兹温城，不久在那里与第一路军会合。第三路苏军1000人在沙赫港登陆，攻占戈尔甘和呼罗珊省北部，随后推进至铁路枢纽塞姆南河沙赫鲁德。
　　
　　为了恐吓伊朗军队和平民，令其放弃抵抗，苏军飞机在入侵伊朗的当天轰炸了大不里士、拉什特、加兹温和雷扎耶，次日轰炸了德黑兰郊区。两天的空袭一共炸死83名伊朗平民和12名军人。
　　
　　面对苏联的突然进攻，毫无准备的伊朗军队大部分在军营里被缴了械。校级以上的军官和情报官员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甄别了出来，一些人被带到巴库审问，从此下落不明。一些伊朗军人趁夜色掩护逃出军营，跑到附近民居中躲藏。一些对德黑兰统治不满的地方部落则趁机揭竿而起，在苏联羽翼下控制了北方山区。
　　
　　在里海地区没有发生海上战斗， 而在南部的波斯湾，英国军舰突然炮击了停泊在那里的伊朗舰队。在卡伦河口附近的沙普赫尔港，那也是纵贯伊朗铁路的起点，一支搭载登陆部队的英澳联合舰队在8月25日凌晨4时08分悄悄驶入港口。这支小舰队包括“亚拉”号炮舰（HMAS Yarra）、“法茅斯”号护卫舰（HMS Falmouth）、“卡宁布拉”号辅助巡洋舰（HMAS Kanimbla）、1艘炮艇、2艘武装游艇和2艘武装的内河客船。见港内伊朗军舰毫无防备，舰队指挥官哈林顿准将下令突然开火。“亚拉”号炮舰一炮击中伊朗海军最大的军舰，购自意大利的“虎”号炮舰（Babr），将其重创。“亚拉”号随后进入卡伦河航道，用舰上的3磅炮和机枪扫射其余的伊朗炮艇，对方水兵纷纷跳河逃命。到凌晨5时30分，英澳舰队上搭载的印度陆军士兵全部登陆完毕，占领了沙普赫尔的港口。
　　
　　在沙普赫尔港还停泊着5艘德国货船和3艘意大利货船。虽然这些船始终处于两艘伊朗军舰的监视之下，但是它们的存在始终使英国不安，担心其船员利用可乘之机在阿拉伯河中将船炸沉，以堵塞阿巴丹大型炼油厂船坞的唯一入口。当盟国船队开入沙普赫尔港时，两艘德国船的船员便开始炸船。其中一艘在爆炸前被登船的澳大利亚士兵控制住，另外一艘德国商船“霍亨菲尔”号（SS Hohenfel）的船员成功地引爆了船内的炸药，但是凿船的位置选择不当，因此未能阻塞河道。沙普赫尔港内其余的轴心国货船全都被俘。
　　
　　在阿巴丹港，英国海军“肖尔汉姆”号炮艇（HMS Shoreham）击沉了“虎”号的姐妹舰“豹”号炮艇（Palang），港内的其他伊朗军舰不是被击毁，就是被俘。“亚拉”号和“卡宁布拉”号随后前往伊朗东南海域巡逻。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巴斯港击毁并捕获了意大利商船“希尔达”号。
　　
　　8月25日白天，英国皇家空军的一队“布伦海姆”轻型轰炸机奇袭了阿瓦士机场，停在那里的伊朗飞机还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在地面上。接着，8000多名英印士兵乘船沿卡伦河北上，在一天的激战之后占领了阿瓦士。另一路英军从伊拉克的哈纳根出发，在25日凌晨4时越过边界，在克尔曼沙赫附近遭到伊朗军队的坚决抵抗，4天后才占领克尔曼沙赫油田。
　　
　　伊朗南部的各个空军基地被英军一扫而光，空军官兵被遣散回家，伊朗空军的飞机则被英军士兵拆毁。在巨大的杜珊·塔佩空军基地，英军接收了那里的沙阿兹飞机组装厂，15架刚从美国运来的、崭新的寇蒂斯“霍克”战斗机被英国人没收，运到了印度。
　　
　　在德黑兰，礼萨国王在8月25日凌晨从曼苏尔首相那里得知英苏军队入侵的消息，他迅即向苏联大使和英国公使表示准备答应两国政府的要求。然而英苏使节的答复却是，两国的军队将继续向前挺进。
　　
　　盟国的进攻令伊朗措手不及。虽然礼萨国王知道，拥有强大兵力和武器装备的盟军要侵犯伊朗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天真地认为，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以及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尊重，盟军还不至于把事情做到如此地步。
　　
　　盟军迅猛的打击也把伊朗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整个入侵行动，或者按照其英国代号来说，“Y行动”，以其出其不意的突然性获得了军事上的成功。波斯湾的油田和纵贯伊朗的铁路已经落入盟国手中。规模不大的伊朗空军和海军已经不复存在，陆军部队也被打得七零八散。英印军队付出的代价是22人阵亡，42人受伤，苏军伤亡情况不明。
　　
　　8月27日，曼苏尔首相被国王免职，新首相下令伊朗武装部队停止抵抗。8月30日，英苏大使要求伊朗军队全面停止抵抗，将除外交人员之外的全体德国侨民一律驱逐出境，伊朗为盟国取道其领土运输军火武器和战争物资提供方便。8月31日，英苏两国要求伊朗将德国侨民转交苏军和英军处置。9月9日，伊朗新首相取得议会的同意，答应了盟国的条件。然而第二天英国和苏联再度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必须关闭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使馆，交出德国侨民，否则盟军将全面占领伊朗。
　　
　　9月16日，英苏军队压向德黑兰，伊朗国民议会被迫宣布礼萨国王逊位。次日，英国和苏联军队开入德黑兰。伊朗境内的德国人全部被捕，其中身体健壮的一半人被苏联挑去，发配到西伯利亚科雷马的奴役营，在那里与苏联从波兰东部捕捉来的平民奴工一起挖矿；另外一半则被英国人流放到澳大利亚。
　　
　　礼萨国王退位后，将王位传于21岁的王储，然后动身离开德黑兰。废王一行先经伊斯法罕到阿巴斯港，在那里登上了一只波斯船。在上船前，礼萨命人挖了一块波斯泥土，装进一个小包，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这只船本来准备去南美洲，开到孟买后又决定改去英属毛里求斯岛。因患晚期动脉硬化，礼萨汗决定去南非检查，最后于1947年因心脏病发作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终年65岁。
　　
　　1941年9月17日，年轻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议会大厦宣誓就职，从此开始了他艰难曲折的执政生涯，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仍是伊朗国王流亡海外，客死他乡。
　　
　　在老谋深算的穆罕默德·福鲁吉首相和具有高超政治手腕的孪生姐姐阿什拉芙公主的帮助下，新国王慢慢地从即位伊始的惊恐和懦弱中走出来，以沉着冷静的态度处理与英国和苏联的关系。1942年1月29日，伊朗与英国和苏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在这个条约里，英苏两国明确表示，他们的军队驻扎伊朗“绝不意味着军事占领”，同时保证尊重伊朗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6个月之内完全撤出伊朗。 此外，伊朗应把全境的一切公路、铁路、江河、机场、港口、输油管、电话、电报和无线电设施全部移交给盟军管理。盟国保证伊朗在将来不被英国和苏联瓜分。
　　
　　讽刺的是，英国和苏联在其占领区所采取的措施，正是对伊朗的瓜分。在英占区，英国人一方面肃清这里的德国特务和亲德酋长，一方面支持各部落的分裂活动，以对抗德黑兰的中央政府。在苏占区，苏联人赶走了北方各省的伊朗总督，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将这些地方完全置于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致使苏占区几乎成为“国中之国”。苏联人同时支持由伊朗共产党发展而来的“伊朗人民党”在北部地区发展势力、扩大地盘，为战后夺权创造条件。
　　
　　盟国占领给伊朗带来了极其糟糕的后果。盟国自己有上万辆的军用卡车，美国参战后又运来了大量崭新的火车头和车皮，但是伊朗为数不多的4000辆卡车和铁路货车仍被苏联无偿征用。伊朗北部生产的小麦、稻米和棉花也被苏联人大肆征收，运回国内。
　　
　　为了给驻军发饷，盟国强迫伊朗国家银行增发7亿里亚尔的纸币，致使伊朗货币在一夜之间贬值了20%。在盟军命令下，大米、砂糖、茶叶、棉花织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配给，英国和苏联将配给票证发给各部落酋长，这些票证在伊朗的黑市上为其牟取了大量的现金，为其今后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资金。
　　
　　1941年冬天，伊朗北部的苏联占领军包括第402步兵师、第1山地骑兵师、第23骑兵师和两个摩托化独立团。在伊朗南部和伊拉克的英印部队则被编为第10军团，并划归中东司令部指挥。次年春季，由于轴心国入侵埃及，第10军团的一些战斗部队被派到地中海东岸地区。同年夏天，纳粹部队更深地侵入了苏联南部，从高加索威胁着伊朗和伊拉克。这种严峻的形势使英国在1942年8月决定增强第10军团，把它从一个专门从事防御和运输工作的部队改组为战斗部队，即“波斯—伊拉克部队”。它有自己的总司令，直属陆军部指挥。A. T. 威尔逊爵士被任命为该军司令。
　　
　　1942年9月之后，派往伊朗和伊拉克的增援部队开始在巴士拉登陆，其中包括英国的第5师和第56师，以及印度第7旅、第5印度师和第3波兰师。这些部队都被调到伊朗和伊拉克北部，以应对克莱斯特和龙德施泰德元帅可能的南下突击。此外，越来越多的波兰难民逃出苏联，经过伊朗前往伊拉克的哈纳根，他们在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后，被编入了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部队。
　　
　　到1942年底，“波斯—伊拉克部队”组成了两个军团，即第3和第21印度军团，共有2个英国师和1个英国装甲旅，3个印度师和1个印度装甲旅，以及两个波兰师。假如高加索方向的德军威胁成为现实的话，盟国还准备动员伊朗的9个师，以及数量不多的伊拉克部队。
　　
　　不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永久解除了德国人对伊朗的威胁，“波斯—伊拉克部队”中的作战部队被不断抽调到北非，这支部队再次成为一支在伊朗境内维持交通和治安的后备部队，而且其任务被美国军队接管了很大一部分。美国工兵部队还改善了伊朗的铁路和公路网，从而把更多的、成百万吨的军需品、交通工具和医疗物资送到面色阴沉、毫不感恩的俄国人的军需仓库中。
　　
　　平心而论，盟国（不包括苏联）的占领，给伊朗也带来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尤其在美国参战以后，伊朗不止一次根据租借法案得到药物、金属产品、轮胎、化学制品和农具的援助。英国在结盟的第一年给伊朗运去了7万吨小麦，此后来自美国的粮食和武器援助大量涌入伊朗，价值达4500万美元。美国派来了3万名非战斗人员协助伊朗扩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港口，修复现有的公路，修建新的公路和机场，并改造纵贯伊朗铁路。1942年5月，美国还向伊朗派出了财政专家使团，协助伊朗实现海关和工业监管，建立现代的会计和审计制度，并平复物价。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协助伊朗重建军队，同时还派出以诺曼·施瓦兹科普夫上校为首的宪兵代表团协助伊朗重建宪兵部队。
　　
　　德国对伊朗落入盟国手中的结果极不甘心，因此对其屡有骚扰。1943年3月10日，一支德国突击部队在古姆湖附近降落。当年6月，第二支德国突击部队也渗入伊朗。他们属于第502战斗营，这是一支精锐的德国特种作战部队，其成员擅长游泳、跳伞，还要掌握两到三门外语。
　　
　　这两支突击队执行的任务是“弗朗索瓦行动”的一部分，该行动由党卫队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情报处处长瓦尔特·舒伦堡授意实施，其目的是通过切断伊朗的输油管，炸毁铁路桥梁和隧道，煽动地方部落反对伊朗中央政府等手段，破坏盟国在伊朗的交通线。
　　
　　伊朗南部的山民极其喜欢用金银装饰的火枪和刀剑，声称只要德国人能供应此物，他们就可以对美英部队展开游击战。德国人在欧洲的古董店中搜集了大量古董鸟枪、镶金蜡银的古猎枪、猎剑、以及用贵金属和象牙装饰的其他古老武器。
　　
　　不过，在几个月的搜索和追捕后，盟国军队逮捕了空投到伊朗的全部突击队员和特务。“弗朗索瓦行动”指挥官，当时正坐镇德国的奥托·斯科尔兹内后来在他1950年出版的《斯科尔兹内的秘密任务》一书中承认，这项行动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八、阿塞拜疆危机和摩萨台政变

　　
　　1943年11月，著名的德黑兰会议召开。
　　
　　选择德黑兰作为会谈地是斯大林的提议，因为他不愿意远离苏联。作为东道国，伊朗虽然没有正式参加美、苏、英三国会议，但是巴列维国王却分别与三国的领袖进行了会晤。当时刚刚侦破了几起德国特工潜伏案件，因此德黑兰城内气氛非常紧张。为了安全，罗斯福总统谢绝了国王提出的把他安置在一座王宫里的建议，而是住在与英国使馆只隔一条胡同的苏联大使馆里。同样是由于安全原因，机场上的欢迎仪式也取消了。
　　
　　斯大林与巴列维见面时，尽量装成温文尔雅、老成持重的样子，似乎是想避免惊吓到这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他甚至建议向伊朗赠送能装备一个团的T—34坦克和一批战斗机。巴列维非常欣喜，准备接受红沙皇的馈赠，但是几个星期后伊朗情报部门发出了警告，这批赠品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苏联军官和士官将与赠品一起来伊朗；坦克只能安置在加兹温，战斗机必须停放在马什哈德；培训结束之前（结束日期由苏方决定），这些坦克和飞机要由莫斯科的司令部直接指挥。不用说，伊朗赶紧回绝掉了这些有毒的馈赠。
　　
　　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德黑兰宣言肯定了伊朗“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所作的贡献”，三国保证增加对伊朗的经济援助，在战争结束后保证维护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对德战争结束后，美国和英国也分别履行了这一诺言，分别在1945年6月10日和9月25日开始从伊朗撤军。
　　
　　但是，苏联，如同它和它的前身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经常表现的那样，再次公然置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于不顾，在伊朗北部搞起了新的把戏。这一次，它分别在阿塞拜疆和库尔德人聚居区扶植了两个傀儡政党：“阿塞拜疆民主党”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这两个莫斯科工具在1945年12月先后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脱离伊朗中央政府。这两个政府虽然寿命都不长，只维持了一年便倒台，但这段时期是伊朗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期之一，也是最危险的时期之一。
　　
　　所谓“库尔德斯坦国”，本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煽动库尔德部落反对土耳其人而提出的口号，苏联人在二战中接过这个口号，大肆煽动蛊惑，于是闹得更凶了。苏联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建立并逐渐扩展这个共和国，把势力渗入土耳其和伊拉克境内，进而控制中东各国。伊朗的库尔德叛乱者明火执仗地对抗中央政府，惟莫斯科下的命令是瞻。但是，许多伊朗库尔德人对这个政权实际上是怀疑和不信任的，但是慑于外国军队的镇压，只好忍气吞声。后来，伊朗皇家军队一到，他们便纷纷揭竿而起，帮助中央政府驱逐了外国代理人势力。
　　
　　阿塞拜疆问题更为复杂。1945年七八月间，伊朗人民党的走卒在阿塞拜疆省首府大不里士以武力夺取了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把伊朗军队阻拦在兵营里，不让他们出来。当从其他地方开来的伊朗部队到阿塞拜疆省平定叛乱时，苏联军队却在加兹温等地方挡住伊朗军队的去路，不准他们向大不里士挺进。苏联的这套手法，一年前在中国的新疆也曾如法炮制，那时候出动的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军队，并伪装成“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袭击伊犁地区的中国军队。（在1956年根据苏联测绘总局地图翻译出版的中文版苏联历史地图集中，还将伊犁地区说成是“19世纪脱离俄罗斯的领土”。）
　　
　　人民党改头换面后，以“阿塞拜疆民主党”的名义在1945年1月控制了整个阿塞拜疆地区，接着于12月12日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由苏联派来的加法尔·比谢瓦里出任总理。1946年4月，在苏联红军保护下的库尔德和阿塞拜疆两个伪政权彼此之间又缔结了所谓“同盟条约”。
　　
　　然而，斯大林有两处地方打错了算盘：1945年的伊朗已经有美英可以求助，不再是1919年孤立可欺的波斯；鹰派的杜鲁门也不同于那个在战时一味迁就苏联的罗斯福。1945年11月24日，美国政府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停止干涉伊朗内政。但是苏联却辩称，阿塞拜疆的叛乱“是伊朗统治阶级的压迫所致，与苏联毫无关系”。美国遂立即停止从伊朗撤军，并增派3000名士兵前往阿米尔阿巴德，英国也派出三支部队进驻伊朗中南部的石油产区。
　　
　　1946年1月25日，伊朗驻英大使在伦敦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提出控告，指责苏联红军扶植分裂势力、阻止伊朗平叛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联合国进行调查。后来，伊朗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同样的控诉，这成了安理会受理的第一件诉讼案。但是，苏联政府对伊朗的这些抗议置若罔闻，仿佛根本没有这回事似的。
　　
　　为了不给苏联留下拒绝撤兵的借口，英国和美国在二战结束半年后，即1946年3月2日之前，都全部撤出了伊朗。苏联红军在3月3日下午也撤出大不里士。然而这支军队并没有撤回苏联境内，而是兵分三路，分别开往德黑兰以及土耳其、伊拉克边境。伊朗北部其他地方的苏军则仍然留在原地。后来几周里，几百辆苏联坦克在步兵的密切配合下开进伊朗，与此同时，一个师的苏军沿着土耳其的欧洲边界集结。苏联政府还频繁进行政治活动，恫吓土耳其割让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地区。
　　
　　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3月21日向斯大林发出威胁性的口信，要求他履行诺言，把自己的3万军队全部从伊朗撤走，否则美国”面对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或渐进侵略时，美国将一如既往地做出反应”。
　　
　　此时斯大林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他想获得利比亚作为殖民地的念头已经受挫；对土耳其的领土讹诈以失败告终；在希腊扶植的共产党游击队也连战连败。面对不利的战略形势，斯大林认为现在把伊朗装进他那血腥的猎物口袋还为时尚早，也会给美英以借口在伊朗南部驻军。此外，伊朗还表示，它将向所有国家的劳动人民宣布，列宁的继承者正在推行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在外有压力、内有顾虑、欲留不得的情况下，斯大林在3月25日被迫作出撤军的决定，宣布苏军在五到六周的时间里全部撤出伊朗。实际上，苏军在九周之后的5月25日才全部撤出伊朗。
　　
　　1946年11月24日，伊朗军队开始进入阿塞拜疆省，统一国土，巴列维国王亲自督战。在当地居民配合下，于12月18日拿下大不里士。阿塞拜疆民主党头目被枪毙和绞死的达760人，还有一部分人亡命苏联。要不是政府军士兵加以阻拦，愤怒的大不里士市民还会冲入监狱，杀死更多的苏联代理人。1947年2月，伊朗政府军乘胜追击，开进库尔德斯坦声，剿灭了”库尔德斯坦人民共和国”，伪政权领导人加吉·穆罕默德和加吉·沙德尔被绞死，伊朗终于再度统一。
　　
　　巴列维国王和伊朗的大多数政治家对于美、英、苏中的任何一方都是心怀警惕的。英、苏自不待言，对它们的盟友美国也没有太多的好感。当1944年美国石油公司要求获得伊朗的石油开采权时，伊朗严词拒绝。但是，在平定阿塞拜疆危机中得到杜鲁门的支持，伊朗投入了美国的怀抱。1947年6月，伊朗从美国购买1000多万美元的军火武器，并于10月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聘请美国军事顾问。有了美国的支持，伊朗信心倍增，对苏联的态度转向强硬。同年11月，伊朗断然拒绝了与苏联建立合营石油公司的协定，并禁止政府再向外国出让石油特权，最后终于将苏联的魔爪排挤出伊朗。
　　
　　苏联人占据了地球上六分之一的陆地，又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矿产储藏，但他们却总是苟于蝇头小利，老想在别国身上东掐一点、西捏一块，占点小便宜。这次斯大林在伊朗机关算尽，最后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共产主义的国际形象受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成为伊朗首相。他上台后不久，做出了石油国有化的决定，准备撵走已经霸占伊朗石油资源达半个世纪的英波石油公司，并组建国营石油公司。美国为了阻止伊朗转向苏联求援，同时将英国石油公司排挤出中东，也在暗地里支持摩萨台的政策。
　　
　　6月20日，伊朗政府颁布法令，解散英波石油公司的派出机构，将其改成“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并将英波石油公司所有的油田、炼油厂、办事处、分销机构和账目全部收归伊朗政府。9月27日，伊朗军队占领了阿巴丹炼油厂。10月4日，最后一个英籍职员离开了伊朗国土。
　　
　　不幸的是，摩萨台的目的不仅在于收回石油资源。他的母亲是恺加王朝的公主，因此这位以“民族主义者”自诩的博士在其“进步”举措的背后还有一颗改朝换代之心。1952年，他要求兼任国防部长。这时的人民党计划通过先支持摩萨台推翻巴列维王朝、在推翻摩萨台建立“人民共和国”，因此发动其支持者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使得摩萨台获得了这项任命。摩萨台马上开始清洗军队，逐渐掌握了独裁权利。
　　
　　但是，此时伊朗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石油出口曾为伊朗创造了2/3的外汇和一半的政府岁入。但是石油国有化之后，英国冻结了伊朗的英镑储备，禁止向伊朗输入钢铁、食糖、合金、铁路车辆和器材，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和英波石油公司发动他们控制的国际石油商拒绝购买伊朗石油，并拒绝用它们的船队为伊朗运油。到了1953年，伊朗已有两年没有来自石油的税收，通货疯狂膨胀，经济在崩溃，国家的情况比国有化以前远为恶化，法制的秩序也在瓦解。
　　
　　再者，摩萨台获得独裁权力之后，显不出有什么管理的天赋。他躺在床上主持内阁会议。1953年初的几个月里，他试图攫取更大的权力来支撑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包括延长戒严令、控制军官任免权、废除上医院、解散下议院、以及搞一个苏联式的“公民投票”。
　　
　　摩萨台的倒行逆施引起了许多曾经一度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和改革派的反对，因为他致力垄断权力，而且越来越依靠“暴民手法”和人民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转而反对他，宗教人士确定他是伊斯兰的敌人。《时代》杂志挑选他为“当年风云人物”这件事，在有些人眼里，恰恰证明他是一个美国代理人，而且摩萨台越来越靠近苏联。
　　
　　摩萨台向莫斯科倾斜越来越成为不祥之兆。一位新的苏联大使来到了德黑兰，他就是1948年共产党人在布拉格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时在那里当苏联大使的那个人。只有幼稚天真的人会相信苏联人不是在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和人民党来获取政治控制权。罗曼诺夫王朝和布尔什维克人一样渴望已久的目的，看来马上就要到手了。作为1939年纳粹—共产条约的一部分，克里姆林宫曾经将伊朗标明为苏联“领土愿望”的中心。这只鸡就只等拔羽毛了。
　　
　　在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阴沉的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预言伊朗不久将在摩萨台手下成为一个专制独裁国家，接着就是共产党取而代之。他，“不仅自由世界将被夺取由伊朗石油生产和贮藏为代表的巨大资产，而且俄国人将获取这些资产，从而以后无须为他们的石油资源而担心。更糟的是，……如果伊朗屈服于共产党人，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中东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石油贮藏的60%将在短期内都得落入共产党的控制。”
　　
　　“那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行动可以挽救局势？”艾森豪威尔总统提问。答案是有。
　　
　　在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正在生病，直接负责领导外交部的丘吉尔批准了推翻摩萨台的计划。美国人也这么做了。用中央情报局头子艾伦·杜勒斯的话来说，军事行动开始“生效”了。美国和英国认为他们不是在支持一个政变——那是摩萨台正在进行的——而是国王和扎赫迪的一次反政变。
　　
　　推翻摩萨台的“阿贾克斯行动”由中央情报局的克米特·罗斯福负责，他是前总统希奥多·罗斯福的孙子。英国情报机构M16提供支援。忠于国王的萨希迪将军将带头向摩萨台挑战。1953年7月中旬，罗斯福乘汽车从伊拉克进入了伊朗。
　　
　　但是，“阿贾克斯行动”动手之前，多疑的国王还需经过说服。巴列维甚至美国政府曾经试图讨好摩萨台，也怀疑摩萨台是英国的代理人，虽然也许是一个有点犹疑不定的代理人。为了减轻国王的疑虑，克米特·罗斯福有一天深夜藏在汽车里的毛毯下面潜入宫廷庭院。这样，他成功地说服了国王。
　　
　　1953年8月中，“阿贾克斯行动”高度戏剧性地展开了。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有了代号。国王被称为“童子军”，摩萨台称为“老头子”，克米特·罗斯福的代号是“右前额创疤先生”，因为一个边境卫兵把其护照上的特征错读成他的名字。罗斯福在德黑兰郊外的一处秘密住所紧张地等待了好几天，不停地播放当时百老汇风行一时的音乐剧《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中的歌曲“愿今天好运气碰上一位小姐”的唱片。这首歌快成为这次行动的主题歌了。
　　
　　但是“阿贾克斯行动”一开始运气并不好。原来的布置是一俟国王发布摩萨台免职的命令就开始行动，但是命令的传达耽搁了三天。8月16日凌晨，摩萨台从他的一个支持者那里得到暗示，逮捕了前来传达命令的官员，并发动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国王。萨希迪将军躲了起来，于是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控制了街道，推翻了德黑兰主要广场上的礼萨国王塑像。国王本人逃亡国外，先是到巴格达，然后去了罗马。
　　
　　但是8月17日早晨，德黑兰的形势发生了逆转。萨希迪将军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传阅了国王免除摩萨台职务的命令的复制品。宗教人士也在清真寺和巴扎 里发表反对摩萨台的演说。人们开始走上街头，从一个拥护国王的小规模示威迅速发展成浩浩荡荡的一群呼喊着前进的人流，领头的是翻筋斗的杂技演员、显示肌肉的摔跤运动员、以及挥舞着铁棒的举重运动员。示威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从巴扎和拥挤的小巷里蜂拥而出，走向市中心，呼喊憎恨摩萨台、支持国王的口号。突然间，到处都在张贴国王的小巷，汽车都开了前灯表示对国王的支持。
　　
　　虽然发生了街头殴斗，但局势明显地是在亲国王的力量那一边。国王撤销摩萨台职务和委任扎赫迪接替摩萨台的事实已经传播开来。军方的关键人物开始向国王靠拢。受派遣去平定亲国王示威的士兵和警察反过来加入了群众的队伍。摩萨台爬上他家花园的后墙逃走了，后来在8月27日被逮捕，投入牢房。德黑兰现在属于国王的支持者了。

       九、白色革命和2500年盛典

　　
　　1948年伊朗曾经制定发展国家经济的七年计划，但是由于石油国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经济制裁，该计划几乎濒于失败。摩萨台倒台后，伊朗石油收入开始回升，又从美国那里获得了4500万美元的开发赠款和2.45亿美元贷款。以此为启动资金，伊朗开始了第二个七年发展计划（1955年—1962年），计划总投资12亿美元，用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教育等多方面的基本建设。
　　
　　工业方面，七年计划着重于建设石油、化工、纺织、制糖、面粉、水泥、化肥等工厂，在全国修建15座发电站和配套的输电网。农业投资侧重于修建三座大型蓄水大坝，以及配套的灌溉运河和坎儿井，恢复两百前被破坏掉的胡泽斯坦省灌溉网，将这里发展为甘蔗、小麦、麦子的种植区。交通投资包括在主要城市里修建电车和公共交通系统，并延伸铁路网。此外，七年计划还修建了多所以原、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盲人学校、幼儿园、结核病疗养所、兽医站、以及电话网络，开凿了伊朗第一座海底油井，建成了伊朗第一座电视台，开辟了伊朗与欧洲之间的第一条海上航线……
　　
　　公正地说，巴列维国王的七年发展计划获得了全面成功，伊朗改变了两千年来的古老面貌，焕发出20世纪的新气象。乘此机会，巴列维在1963年1月26日提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即“白色革命”计划，并获得全民投票正式通过。这个计划拟将伊朗建设成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人民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和宗教领袖发动的“黑色革命”。
　　
　　伊朗的土地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早在1951年，巴列维国王便以身作则，成立了“巴列维王室土地分配和出售委员会”，将王室土地分给无地农民。1952年，伊朗又建立了“乡村合作和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购买土地的低息和无息贷款。1955年，伊朗颁布法律，规定土地最高拥有量为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或游牧区荒地100公顷；地主不得在本村外拥有土地。凡是超出这一规定的土地，全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立即以原价加上最多不超过10%的手续费贷款卖给农民。农民第一年可以缓交贷款，以后15年里从收成中偿还其余款项，然后从农业银行那里领取地契。此外，全国所有的水源和坎儿井全部国有化，以消除地主垄断水源、对农民加征用水费的现象。
　　
　　经过8年的时间，伊朗政府正式完成了土改。全国92%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其中120万户拥有3到10公顷土地，100万户农民拥有0.5到3公顷土地，拥有300公顷以上土地的大地主数量从1951年的12000多户减少到1971年的320户。此外，伊朗政府还建立了农业金融机构，向农民提供贷款，到处兴建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此外还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引进和培育良种作物，增加甘蔗、甜菜、稻子、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此外，伊朗政府还投资兴建了现代的粮食储存库，修建乡村道路，打破农村的闭塞状态。巴列维国王还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开发大军”和“卫生大军”，消灭农村文盲，教农民科学种地，消灭农村疾病。
　　
　　“白色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伊朗农民的生存状态，同时消除了农村生活落后保守的状态。随着文化的提高、产量的增加、以及城市工业的发展，许多年轻农民离开农村流入城市，加快了伊朗的城市化。从1956年到1976年，德黑兰的人口由170万增加到480万，伊斯法罕由25万增至100万，大不里士由30万增至90万，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朗的工业发展。
　　
　　“白色革命”除了实行农业改革以外，在工业方面也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创举：规定国有和私有企业必须允许工人参加分红，并向人民出售国有工业股份；国有企业出售99%的股份、私有企业必须出售三分之一到49%的股份；工人购买股份的款项在每月发工资或年终分红时扣除，还可以以优惠条件付款。伊朗政府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向工人发放住房贷款，帮助工人偿还债务，教工人识字读书，开办夜校提高工人的技术专长。
　　
　　“白色革命”还对伊朗的社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改革行政机构、打击官僚主义等等。国家还为所有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并免费供养两岁以下的儿童。
　　
　　从1963年开始，巴列维国王开始着手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他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实行免费教育，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他还建立了以法国法制为蓝本的现代司法体系，以民法取代伊斯兰法，尤其不准教会干预。
　　
　　在这些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朗妇女地位的现代化。为了移风易俗，巴列维提倡穿西装，并要妇女摘去遮盖了千百年的黑色面纱。1963年，伊朗通过新的“选举法”，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在1967年，伊朗又通过了“保护妇女家庭法”，取消了男子可以随意休妻的特权。1968年，伊朗颁布“妇女社会服务法”，为妇女就业提供保障。当年，伊朗诞生了第一位女部长，此后，还出现了女经理、女法官、女议员。
　　
　　伊朗的宗教集团领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指控巴列维提高妇女地位的举动是想毁灭伊斯兰，并谴责国王和政府“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让人民入狱和送死”。这些谴责导致王室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圣城库姆的毛拉们走上街头抗议国王的“倒行逆施”，见到不戴面纱的妇女就打。批评“白色革命”最激烈的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教长则被流放到伊拉克，一去就是13年。
　　
　　时光到了1973年，巴列维国王发动的“白色革命”已经进行了10年。这是伊朗的“黄金十年”。在这10年里，伊朗全国平均寿命从60年代初的41岁提高到1973年的51岁，农村疾病死亡率从3.5%下降到2%。在这10年里，伊朗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6%到17%，国民收入从60年代初的160美元跃升到70年代的2250美元。在这10年里，伊朗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排名第9的富裕国家，不仅拥有了以前几代伊朗人从来不敢梦想的钢铁、化工、电力、汽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而且开始向电子和核能领域迈进，仅1975年同美国签订的一项技术合作协议就一口气购买了8座核电站！
　　
　　时光到了1973年，在古波斯帝国的首都波斯波利斯，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劫掠所留下的废墟遗址上，又架起了3座巨大的帐篷和39座稍小的帐篷。这是伊朗国王为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盛会，《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派对之一”。
　　
　　这次庆典的规模真是空前绝后。欧洲各国国王在英王乔治六世的葬礼后还从来没有这样齐聚一堂。莅临波斯波利斯的国家元首包括了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及王后、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及王后、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及王后 、卢森堡大公及夫人、摩纳哥亲王及夫人、列支敦士登公爵及夫人、约旦国王及王后、尼泊尔国王和王后、阿曼埃米尔、科威特埃米尔、巴林埃米尔，还有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和莱索托国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总督虽然是英国女王的代表，但是也作为两国的元首出席了波斯波利斯的盛会。
　　
　　次一级的王室贵族还包括瑞典王储卡尔·古斯塔夫、西班牙元首佛朗哥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亲王、英国的王夫菲利普亲王和安妮公主、荷兰的王夫、日本的三笠宫亲王，以及泰国、摩洛哥、阿富汗的王子和亲王。
　　
　　来自非君主制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芬兰、巴西、土耳其、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毛里塔尼亚、达荷美、塞内加尔和南非的另外14位总统。法国、西德、意大利、阿尔及利亚、斯威士兰、也门和韩国均由总理出席。此外还有葡萄牙外长、波兰副总统、前瑞士联邦主席、意大利废王翁伯托二世和王储那不勒斯亲王，以及美国的副总统斯皮莱·阿格纽 。毛泽东中国派出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派出马克西米连·冯·弗斯滕堡枢机主教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代表，伊斯兰教伊斯玛依派首领阿加汗三世泽亲自出席了盛典。
　　
　　在波斯波利斯的庆典上，巴列维国王当众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的神灵进行了精神沟通，保证要继承这位已故统治者的传统和事业。然后，满饰珠宝和佩带勋章的贵宾们被邀请乘车登上波斯波利斯周围的群山，在闪闪星光下观看震耳欲聋的声光表演，它不可思议地戏剧性再现了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波利斯的破坏。
　　
　　在举行波斯波利斯庆祝活动前，伊朗政府就如何安排众多贵宾的席次这一高级外交至为重大的问题，迫切地向英国外交部征询绝密意见。对各个不同的当权者有可能发生冒犯的事情都将是一件大事。伦敦外交部礼宾司提供了一个有创意的方案：特别制作一张呈波浪形曲线的桌子，让每一位贵宾都能挨近巴列维家族的一名重要成员。
　　
　　为了突出他的崇高地位，巴列维国王邀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参加这次庆祝会，但是英国大使解释说女王已经有约在先，要去他国出访。但是，这个“他国”恰巧就是邻国土耳其，这不能不使巴列维感到恼火。于是他邀请查尔斯王储参加，遗憾的是查尔斯也有不便，他正在一艘驱逐舰上值勤、出航北海。不过，波斯波利斯的这次盛会非同一般，是2500年一遇的庆典，尤其是伊朗正在向英国洽购数百量酋长式坦克，而这些坦克恰恰攸关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于是，白厅建议由菲利普亲王和安妮公主参加。伊朗国王接受了，但并没有因此得到完全的抚慰。
　　
　　波斯波利斯庆典的所需膳食是由巴黎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供应的。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使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珍馐百味般般美，异果嘉肴色色新”，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除食品外，宴会用的25000瓶酒也是从法国空运来的。因为宴会如此强调法国风格，以至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缺席也备受注意。“假如我去了，”他事先私下解释道，“他们会把我当作侍者领班看呢。”
　　
　　壮丽的表演、国宴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达两亿美元之多。当伊朗国会里有人对这样的奢侈提出异议时，巴列维恼火地反问道：“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吗？他们是指我们给五十位国家元首举行三两次宴会的事吗？我们是不可能用面包和萝卜头来招待他们的，我们能这样做吗？谢天谢地，伊朗宫廷还付得起马克西姆饭店的服务费。”
　　
　　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真是世间少有的盛会。巴列维举行这次盛大庆祝的目的，是为了宣布自己为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传人、上帝的指定人。他现在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权力和自豪的人，正在登上中东和国际舞台扮演一个能起关键作用的新角色。当时的伊朗通过出口石油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说是富得流油；而巴列维为了操办这次庆典，银子花得如同淌水一般，真的营造出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一片和谐盛世的太平气象。

        十、伊斯兰革命

　　
　　鲜花烈火、和谐盛世的背后，巴利维王朝已经危机重重。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但是，伊朗一蹴而就的现代化梦想却随着人民不满情绪的积聚而破灭。
　　
　　虽然“白色革命”在短短十年间使伊朗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却一直不思进取，继续实行专制统治，王室和政府也因此腐败不堪。伊朗王室成员和其他当权者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同时，在同外国签订合同时，充当中间人，收取巨额佣金、回扣。王族成员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花费上亿美元操办一场波斯帝国烟火晚会。
　　
　　一般来说，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相辅相成，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遏止经济快速发展中的腐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已经使巴列维忘乎所以了，他忘了自己的统治还是建立在专制统治之上，在政治改革上无所作为；他还像许多其它独裁者一样，认为只要牢牢抓住权力，抓住军队和秘密警察，任何人也撼动不了他。
　　
　　但是，经过10多年的教育普及，伊朗的民智已经开化，伊朗人民也不再是二战前那种有口饭吃能活下来就心满意足的顺民了。伊朗人的收入确实提高了，但是当他们得知王室和高官的腐化生活时，不禁对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慨。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首先成为了“白色革命”的受害者。由于工业规模膨胀过快，伊朗在1975年以后经常出现电力危机，此外由于农民纷纷抛下土地进城打工，农业生产水平下降，伊朗每年要进口大量粮食，仅1974年就进口了250万吨小麦、30万吨大米、2.2万吨食油和250万只肉羊，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口粮。此外，大量石油美元滚滚而入，也导致了购买力的下降。在伊朗飞速发展的经济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下，领取高薪的经理、医生、工程师尚可不乏衣食，但是工资不到500美元的普通工人就不得不苦涩地面对飞涨的物价、房租以及经常性的断水、缺粮了。
　　
　　这自不待言，但就连“白色革命”培育起来的伊朗中产阶级也对国王的独裁政权感到厌倦了。经过10多年的时间，伊朗人已经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但也开始注意到因现代化而暴露出来的专制独裁了，人们开始怀念过去虽不富有但是还算公平的社会了。在这样的思潮下，人民也开始对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成就不屑一顾了：“我们认为这个国王就是撒旦。就算他做的好事，我们也认为是邪恶的！”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巴列维显现出了专制君主的本性。他加紧控制舆论，任何被视为对国王和政府不满的言论都将遭到严厉处置。国家的司法机器越来越充当着执行独裁意志、镇压民间异见、剥夺自由和迫害人权的工具。在美国和以色列特工组织的帮助下，巴列维组建了“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即臭名昭著的“萨瓦克”，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制定了“颠覆罪”、“煽动罪”、“泄密罪”等罪名，用来打击媒体、拘捕异见者和制造文字狱。进入70年代以后，伊朗的人权记录极其糟糕，成了美国人权外交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消解社会矛盾，巴列维也不得不下决心“反腐”、“反贪”。他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隐姓埋名，走访全国各地调查贪污和渎职，甚至包括调查“萨瓦克”。此外还有一个比“皇家调查委员会”更秘密的组织，由15名忠心耿耿的上校组成，以国王的名义迅速地、全面地调查高级官员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行为。然而，巴列维王室，尤其是留着一副长指甲、被西方记者称为“黑豹”的国王孪生姐姐阿什拉芙公主，是伊朗高级腐败的总后台，这个后台不倒，一切零零碎碎的“调查”都无济于事。
　　
　　1977年，伊朗已经是山雨欲来，危机重重。巴列维国王的“洋跃进”导致伊朗外债累累，通货膨胀严重，食品和住房严重短缺，罢工、罢市和学潮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大学生组成的“人民圣战者游击队”，抢劫银行、炸毁警察局、暗杀萨瓦克军官。侨居国外的霍梅尼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授意在国内组织反国王的群众运动。
　　
　　1977年10月，霍梅尼的长子突然死亡。人们普遍怀疑他是被“萨瓦克”毒死的，于是纷纷走上街头吊唁、游行，谴责萨瓦克的残暴和国王的专制。12月19日，伊朗政府控制的全国最大报纸《消息报》用恶毒语言攻击霍梅尼受外国政府收买，一下子激怒了伊朗的宗教信徒和大量普通群众。他们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但是被警察开枪驱散。在圣城库姆，有7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时称“库姆惨案”。
　　
　　依照伊斯兰传统，人死后第40天要举行悼念活动。“库姆惨案”后第40天，12个城市爆发了新的反国王示威，驱散过程中在大不里士又有100多名示威群众被军队开枪打死，600多人受伤，时称“大不里士惨案”。“大不里士惨案”后第40天，35个城市发生示威，又导致了新的死亡。这种每隔40天一次的群体性事件犹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参加的人越来越多，示威行动中的伊斯兰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最终导致了1978年9月7日德黑兰的50万人大示威。在这次示威中，军队再度向示威者开枪，打死87人，打伤205人。愤怒的巴列维国王拘捕了国内的反对派领袖，并让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
　　
　　国王的专制印证了霍梅尼的警告，也打破了温和派分子的最后幻想，导致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也加入到反国王的行列中来。11月6日，巴列维任命原帝国卫队司令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在全国实行军管。霍梅尼说，“这是伊朗国王的末日”，并宣布任何与政府合作的人都将被视为伊斯兰的叛徒。12月10日和11日，德黑兰爆发了100万人的特大示威，示威者高喊“打倒国王”、“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和“打倒中国” 的口号，通过决议拥护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
　　
　　面对危如累卵的国内局势，巴列维国王的政治顾问说，如果允许“皇家调查委员会”逮捕最腐败的500名官员，也许能平息街头的抗议活动。但是美国使馆官员却建议国王什么也不要做。美国的态度已经转变了，它本来在伊朗政治危机中支持国王，但是随着反对国王的声势越来越浩大，优柔寡断的吉米·卡特总统开始考虑抛弃这个盟友了。1979年1月3日，卡特派遣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副司令罗伯特·休塞将军前往伊朗，要求伊朗军队高级将领在反国王示威中保持中立，避免爆发内战。在议会批准了巴赫提亚尔政府后，巴列维国王于1月16日宣布放弃王位，带着家人出走埃及，巴列维王朝对伊朗的统治也就此结束。
　　
　　与此同时，霍梅尼在巴黎组建了“伊斯兰革命委员会”，1月13日成立。2月1日，在数百万人的翘首企盼中，赛义德·鲁霍拉·霍梅尼教长从巴黎飞抵德黑兰。为了保持穆斯林清贫俭朴的生活方式，他把专机的头等舱座位卖给了随行的记者，自己则坐在飞机的地板上。
　　
　　1979年2月6日，霍梅尼任命巴扎尔甘组建政府，造成了伊朗同时并存两个政府的局面。2月9日，德黑兰空军基地的军队学校举行了支持伊斯兰革命的示威，保皇派的帝国卫队赶来镇压，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伊斯兰敢死队和伊斯兰圣战者游击队也赶到现场，与帝国卫队作战。军校学员向支持者们打开了武器库，最后迫使帝国卫队撤出阵地。在大不里士，帝国卫队同武装群众之间的战斗持续了整整3天。德黑兰的军队和警察部队也遭到袭击，伊朗陆军总司令和帝国卫队副总司令在战斗中身亡。
　　
　　2月11日，巴赫提亚尔宣布辞职，其政府也随之倒台。2月12日，巴列维国王的王宫和帝国卫队的军营被攻占，伊朗政权完全转入伊斯兰革命者之手。2月2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宣布组建“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大多是在推翻国王的战斗中获得武器的普通群众和市民。他们身穿五颜六色的服装，手持德国冲锋枪，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入了监狱，然后集体处决。

        十一、伊斯兰共和国和人质危机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伊朗很快开始了向伊斯兰国家转化的进程。
　　
　　1979年3月7日，霍梅尼教长就妇女着装问题发表讲话：“妇女不应裸露羞体，他们必须戴面纱。”次日是国际妇女节，1万5千名妇女在德黑兰集会示威、反对戴面纱，但是被伊斯兰革命卫队鸣枪驱散。接着，不戴面纱的妇女在首都和各省受到恫吓、侮辱和攻击。
　　
　　7月23日，霍梅尼又就音乐问题发表讲话：“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只需片刻，音乐就会让听者懒散迟钝……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演奏音乐就是对国家和青年的背叛行为。因此，全面禁止演奏音乐。”不久，同样的政策也波及到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和摄影等艺术领域了。
　　
　　1979年12月3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基础之上的伊斯兰政府遂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置身于一切政治机构之外而拥有最高决策权，新宪法称他为“高贵的救助者、革命领袖大阿亚图拉伊玛姆”，把他为“隐遁”的“伊玛姆” 的代理人。1979年新宪法赋予霍梅尼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当选的总统须得到他的认可，同时他有权罢免总统；他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有权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任命或批准三军高级指挥官；有权批准议会人选；有权决定宣战和停战、大赦等等。国家领导人必须向他请示汇报，他的讲话和指示必须遵照执行。霍梅尼教长的形象就这样被神化了。
　　
　　之前的1979年3月30日和31日，革命后的伊朗就国名问题举行全民公决。霍梅尼一再指示，国名中不要“民主”这一反映西方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词汇，也不要“人民”这一反映东方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词汇，只要“伊斯兰”三个字。这个指示反映了霍梅尼对东方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看法。他提出了“七个反对”，既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犹太复国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化和世俗化。
　　
　　霍梅尼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衰败的学派，信奉共产主义的人会把国家引入苏联的怀抱，会对自己的民族发动战争，会为外国人卖命；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所主持的政府是世界上最独裁最专制的政府；共产党最杰出的领袖斯大林独裁专制、压迫人民；共产主义的苏联侵略阿富汗、压迫阿富汗穆斯林，并且对伊朗人民犯罪；信奉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亲苏卖国，大搞破坏；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会让伊朗人民偏离真主指引的道路。因此，受压迫大众要摆脱压迫，就要反对共产主义。
　　
　　霍梅尼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仅与当时的大气候有关，也与伊朗国内的政治动荡有关。此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并企图插手颠覆埃及、北也门等伊斯兰国家政权。而在国内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在推翻国王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左派“人民圣战者组织”不甘于保持现状，企图继续发动“革命”，推翻霍梅尼政权，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的“伊斯兰民主共和国”。该组织得到莫斯科资助，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相统一，主张政教分离、暴力革命，主张以暴力手段剥夺私人财富，主张建立集体农业。霍梅尼指责该党企图摧毁古兰经，于是下令对其进行镇压。
　　
　　“人民圣战者组织”随后在伊朗掀起了暴力恐怖活动。1981年6月28日，德黑兰的执政党伊斯兰共和党总部发生大爆炸，伊斯兰共和党总书记兼伊朗最高法院院长贝赫什提、4名部长、6名副部长和27名议员被炸身亡，议长拉夫桑贾尼和总理拉贾伊由于提前离开而幸免于难。接着，8月30日，总理府发生强烈爆炸，刚上任不满半月的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和警察总监被炸身亡。9月15日，伊朗总检察长被炸身亡。9月30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在飞机上被炸身亡。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镇压“人民圣战者组织”，抓获7000多名成员，处死500多人。接着，又镇压了“伊朗民族阵线”、“马列主义人民敢死队”、“为工人阶级解放而斗争的马列主义组织”，以及充当苏联间谍、阴谋推翻政府的伊朗人民党。
　　
　　苏联及其共产主义集团被伊朗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敌人，而美国和以色列则被视为与伊朗不共戴天的“大撒旦”和“撒旦”。
　　
　　王政时期的伊朗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之一，它是首批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之一，也曾是唯一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合作密切，以色列情报部门还协助伊朗国王培训“萨瓦克”的军官。1977年，伊朗国防部长哈桑·托法尼扬在访问以色列时参观了“杰里科”导弹的试射，还同其外长摩西·达扬和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两国在美制“鱼叉”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共同研制射程200公里的战术导弹，并在以色列“杰里科—11”型地对地导弹的基础上研制中程弹道导弹。这项工程的代号是“鲜花工程”（Project Flower），除了共同研制上述两种导弹外，还包括潜基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发合作。
　　
　　次年，也就是巴列为国王下台的前一年，伊朗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2.8亿美元的石油，由以色列专家协助伊朗在其中南部克尔曼省的锡尔延（Sirjan）建造一座导弹装配工厂，并在同一省的拉夫桑贾（Rafsanjan） 建造一处导弹试射基地。1978年8月，当伊朗国内局势动荡，巴列为国王的统治出现危机时，在那里的以色列专家被王国政府护送回国，“鲜花工程”的所有图纸、图表和资料也通过外交渠道统统交还给了以色列。
　　
　　巴列维王朝时期，美国是伊朗的头号军火供应国。1969年，巴列维国王在设拉子创办了伊朗电子工业公司（IEI），并从美国的爱默生、霍尼韦尔等公司获得先进的电子和武器技术。1971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37个防空导弹营，以及1811枚“霍克”地对空导弹，总价值达6.87亿美元。翌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批准向伊朗出售所有规格的常规武器，包括崭新的、美国自己都没有装备的F—14“雄猫”重型战斗机，以及预警飞机、AIM—54“不死鸟”远程空对空导弹和“小牛”空对地导弹。相关的合同在1974年正式签订，伊朗总统购买了80架F—14战斗机和200枚“不死鸟”导弹。同年，美国批准休斯公司以4500万美元的价格向伊朗出售AGM—65A“小牛”空对地导弹和BGM—71A“陶”式反坦克导弹的生产技术，以便伊朗能够自行生产这两种武器。到1975年，美国总共向伊朗出售了4760枚“陶”式导弹和2500枚“小牛”式导弹。
　　
　　1976年，伊朗向国外订购了更多的军火，包括价值3.33亿美元的6艘美制“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 ，并从英国购进了价值6.4亿美元的2500套“轻剑”式防空导弹及发射车，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了价值1.35亿美元的特种合金冶炼设备。这些订货的价款都用原油偿付。1978年3月，伊朗又向德国和荷兰订购了12艘护卫舰，并从美国采购舰载武器系统，包括MK13导弹发射架和“捕鲸叉”式导弹。
　　
　　1979年2月，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随即取消了从美国购买160架F—16战斗机的合同（价值35亿美元），随后又取消了其他所有的美国订货，包括7架波音E—3A“鹰眼”预警机（价值12亿美元）、4艘“斯普鲁恩斯”级导弹驱逐舰中的2艘（造价已上升到7亿美元）、16架RF—4E“鬼怪”侦察机（价值2.19亿美元）、6架P—3F反潜机、400枚“不死鸟”导弹（价值3亿美元）、200枚“捕鲸叉”导弹（价值1亿美元），以及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反坦克导弹、鱼雷，总价值达70多亿美元。伊朗王国此前为这些订货支付的6.6亿美元订金遂被美方公司没收。五角大楼后来接过了部分伊朗订货（比如4艘后来被改成“基德”级的导弹驱逐舰），从而获得了其中的5亿美元，然后用这笔钱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武器采购基金。
　　
　　此时的美伊关系还没有过分恶化。伊斯兰革命后成立的巴扎尔甘政府取消美国订货的原因，并非出于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而是出于削减开支、节省石油外汇收入的目的。虽然伊朗取消了价值70亿美元的订货，但还是保留了5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包括另两艘导弹驱逐舰、两艘柴油潜艇，以及相当多的导弹、鱼雷、弹药和零配件。就在当年的5月和7月，美国还分别交付了国王时代订购的最后一批“不死鸟”导弹和“霍克”反坦克营。
　　
　　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后，美国迅速对伊朗展开制裁，所有的军火采购全部被取消，未交付的武器也被扣留。1980年1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秘密报告里统计了出售给巴列维王朝的重要武器数量：77架F—14战斗机、424枚“不死鸟”、2500枚“小牛”、2205枚“霍克”和26266枚“陶”式导弹。
　　
　　所谓“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在1979年11月。因为美国纽约一家医院接受废王巴列维前来治疗淋巴癌，因此2000多名狂热的伊朗穆斯林学生在11月4日冲进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守卫使馆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刚够使馆人员销毁通信器材和机密文件。学生们占领了使馆的主要建筑，将里面所有的美国外交人员扣为人质。人质包括66名美国外交官，其中3人是在前往伊朗外交部交涉时被外交部当场扣押的。有6名美国人成功逃脱，躲进瑞典和加拿大使馆避难，后来在加拿大关闭驻伊朗使馆时持加拿大护照离开了伊朗。此外，人质中有13名妇女、黑人和1名病患在关押两个星期后被伊朗释放。
　　
　　以“伊斯兰革命者”自居的这些宗教学生宣称，他们将美国外交人员扣为人质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是对美国多年来支持巴列维国王、并允许废王前往美国治病的报复。他们要求美国将巴列维送回伊朗接受审判，还向外界展示了从使馆获得的秘密文件，并且把人质蒙上眼睛带到当地人和电视镜头前展示。
　　
　　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立即对伊朗施加了经济和外交压力。1979年11月12日起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一些伊朗人被美国驱逐出境；大约价值8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自11月14日起被美国冻结。
　　
　　起初，伊朗政府否认占领大使馆的行动是政府的官方行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声明逐渐消失。1980年2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了一系列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遣返被废黜的国王巴列维，为此前美国在伊朗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在1953年推翻摩萨台的政变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伊朗内政。
　　
　　卡特总统一方面通过瑞士等第三国的外交渠道寻求与伊朗谈判，一方面批准了一项代号为“鹰爪行动”（Operation Eagle Claw）的跨军种联合秘密营救行动。“鹰爪行动”在事前准备工作上就出现了许多问题：许多需要的装备在当时并不存在，同时也欠缺统一的指挥管制体系，无论是在人力与资源的调度上，都必须通过军方层层的官僚系统来安排。由于无法找到在距离以内适合的基地，再加上计划所用的C—130运输机不具备空中加油能力，导致整个营救行动成为一次难度非常高的特种作战。
　　
　　1980年4月7日，美国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15天之后，“鹰爪行动”或者称为“蓝光行动”（Operation Evening Light）的突击营救行动开始付诸实施。4月24日晚上，8家海军陆战队的MH—53直升机载着90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三角洲”突击队队员，从“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起飞，于3小时后飞抵第一个停留地点：德黑兰东南300公里塔巴斯城附近的沙漠地区，方案中标为“一号沙漠”（Desert One）。同时，从埃及起飞的6架美国空军C—130运输机载着90名突击队员、车辆、燃料和各种装备也已经按时飞抵“一号沙漠”。
　　
　　按计划，两支队伍会师后，直升飞机将从运输机上补充汽油，然后飞往德黑兰附近山区中的2号基地降落。突击队员将隐藏在深山之中，于第二天夜晚改乘特工人员开来的卡车潜入德黑兰市内，在预定时间冲入伊朗外交部大楼和美国使馆大院，救出人质。然后他们将换乘直升飞机，火速赶往德黑兰以东的第三地点——被废弃的曼扎里耶空军基地，由两架C—141运输机将所有人质送往安全地带。
　　
　　但是“蓝光行动”出师不利。一架直升机液压系统发生故障，被迫中途降落；另一架遇上沙暴迷失方向，最后不得不返回“尼米兹”号航母。按照计划，至少必须有6架直升机参加行动，现在已到了最低数字。
　　
　　在“一号沙漠”，6架直升机在漆黑的深夜里紧张地加满油。此时，又有一架直升机发生故障，现在可以行动的只剩下5架直升机了，整个行动计划遭到了破坏。“鹰爪行动”指挥官琼斯将军立即向卡特总统报告，建议终止行动。卡特批准了琼斯的建议。
　　
　　正当美军准备撤离时，突然有一辆伊朗长途汽车进入集结地点，美国士兵把车上的50名乘客全部扣留。接着又来了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卡车被迫停下，但司机乘美军不备钻进轿车逃走，秘密行动彻底暴露。美军遂决定紧急撤退。
　　
　　当准备起飞时，一架直升飞机与一架C—130运输机相撞，发生猛烈的爆炸。两机上有8名机组人员当场丧生，4人烧伤。突击队指挥官下令立即撤离。他们飞回了安曼，接着由从埃及起飞的两架C—141运输机接走，伤员被送到了西德的拉姆施坦因空军基地治疗。在沙漠里留下了8具尸体、两架飞机残骸和4架完好的MH—53支升级，以及整套行动计划的书面文件，足以暴露那些仍然潜伏在伊朗的中央情报局特工。
　　
　　“鹰爪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卡特总统发表声明，他本人承担此次行动失败的一切后果。接着，他在当年美国大选中下台，强硬派的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营救人质的企图虽然失败，但伊朗也因为美国的制裁而变得困难重重。巴尼萨德尔总统哀叹：“我们扣留了美国人质，结果把我们自己变成了美国的人质。”
　　
　　1980年7月27日，生平坎坷的巴列维国王因淋巴癌在埃及去世，从而消除了伊朗继续扣留美国人质的最大理由。两个月后两伊战争爆发。伊朗此后与即将卸任的卡特政府展开秘密谈判，以美国取消冻结伊朗资产、并且不起诉伊朗政府为条件，决定释放人质。1981年1月20日，在里根总统发表就职演说、卡特总统卸任后20分钟，52名美国人质在被扣押了444天后终于被释放。他们被运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交给了美国代表。
　　
　　讽刺的是，“伊朗人质危机”上伊朗对美国采取的强硬立场，成功地让对伊斯兰共和国持温和态度、“鸽派”的卡特总统倒了台，换来的却是被美国人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超级“鹰派”的里根总统的上台。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伊朗连一天舒心的日子都没有过过。

        十二、两伊战争：从速决战到总体战

　　
　　1979年7月16日，伊拉克总统贝克尔以“健康原因”辞职，一个铁腕人物登上伊拉克的最高权力舞台，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1978年埃及因为与以色列建交而被阿盟开除之后，阿拉伯世界盟主空悬；1979年伊朗国王下台后，波斯湾霸主的位子也空了出来。萨达姆一向觊觎阿拉伯世界领袖和海湾霸主地位，上台伊始便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伊朗和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矛盾由来已久，首当其冲的原因是宗教矛盾。阿拉伯国家以逊尼派为主，而波斯人在被征服之后就接受了带有反抗立场的什叶派教义。在什叶派发源地伊拉克，60%的人口属于什叶派，什叶派的圣地也大多数在伊拉克境内，但伊拉克的统治阶级却是逊尼派。霍梅尼对伊拉克的政教分离、世俗主义和少数逊尼派统治多数什叶派非常厌恶。他被巴列维国王驱逐后，一直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纳杰夫流亡传教。1978年初，他被当时的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以“煽动什叶派叛乱”的罪名驱逐到法国，导致两人在私人关系上结下怨仇。
　　
　　此外还有领土纠纷。伊拉克这片土地与古波斯帝国藕断丝连。波斯历史上许多王朝都以巴格达附近的泰西丰为首都，包括强盛的萨珊帝国。波斯统治两河流域长达3000年之久，直到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征服之后，才丧失了阿拉伯伊拉克地区。
　　
　　1913年，奥斯曼帝国同波斯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确定了两国长达1100公里的边界，其中长达100公里的阿拉伯河是两国南部的自然边界。这段边界原以波斯一侧的河岸浅水线为界，但根据1914年双方划界委员会的协议和1937年的边界条约，在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这两个地方改以河流主航道为边界。此后伊朗一再要求阿拉伯河其他地段以中心线为边界，遭到伊拉克的反对。1975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下，两国又签订《阿尔及尔条约》，同意以航道中心线为边界，伊朗则答应移交扎因高斯等四个地方、总计3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不再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反政府武装。事后，伊朗迟迟不交割土地，因此伊拉克要求重划边界，这次却遭到了伊朗的反对。
　　
　　伊朗和伊拉克争议的另一处领土，是波斯湾入口处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这三个岛屿无人居住，被视为无主之地，但附近的阿拉伯酋长国认为拥有三岛的主权。1971年，巴列维国王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独立前夕派遣军队攻占了三岛，随后将其建设为控制波斯湾出入航道的军事基地。此举导致阿拉伯国家群起抗议，认为这些岛屿不应该由伊朗占领、而应该归还给“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为此还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除了宗教矛盾、领土纠纷外，伊朗在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推行“输出革命”的政策，什叶派人口占大多数的伊拉克自然成了伊朗输出革命的首要对象。从1979年开始，什叶派集中的伊拉克南部不断发生政治骚乱，什叶派“号召党”发动了袭击、暗杀、绑架、爆炸等破坏事件。伊朗不仅向“号召党”提供武器和资金，还在国内组建“解放伊拉克伊斯兰部队”。霍梅尼多次指责伊拉克政府是“无神论者”、“异教徒”，号召伊拉克人民起来推翻它，进而“把所有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突厥人团结在伊斯兰革命的旗帜下”，建立以《古兰经》为基础的神权伊斯兰世界帝国。
　　
　　在这样的号召下，伊拉克自然视伊朗的“革命输出”为洪水猛兽。1979年萨达姆上台以后，除了贯彻贝克尔总统的镇压共产党的政策外，对什叶派也展开了镇压，处死了有“伊拉克的霍梅尼”之称的巴克尔·萨德尔教长，以及其他数百名知名宗教人士。伊拉克还开始大规模驱逐侨居在本国的伊朗人和波斯血统的伊拉克人。
　　
　　总的说来，在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时，伊朗革命成功不久，国内尚不安定，内外交困，实力大减。不可否认，伊斯兰革命给伊朗武装力量带来了致命的削弱和打击：军队总兵力由45万人锐减到24万人，其中，伊朗陆军在清洗之后减少了一半，缩至15万人；海军减少了三分之一，剩下2万多人，以及80多艘舰艇；空军减少三分之一，剩下7万多人、64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480架。由于缺乏配件，90%的军舰无法出海，70%以上的飞机也缺乏武器和零件，无法起飞。来自美国、以色列的军事顾问和技术支援人员纷纷离开伊朗，而大量富有经验的将军、校官和参谋军官被逮捕处决，伊朗军事情报机构也被完全摧毁。
　　
　　与此相反，伊拉克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军队战备程度较高。不过，在这种背景下，萨达姆认为伊朗不堪一击，甚至会不战自乱，因此决心以速战一举击垮伊朗，从而永久解决身边的这个心腹大患。
　　
　　1980年9月17日，伊拉克宣布废除1975年《阿尔及尔条约》，不再承认两伊边界。接着，伊拉克与阿拉伯国家频繁往来，达成了反对伊朗的秘密协定：由沙特付款给北也门，向伊拉克提供苏制武器弹药；北也门、约旦、科威特等国向伊拉克提供海空军基地；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等国还提供财政援助。这样，伊拉克从9月初开始在边境挑起一系列小规模冲突，借此掩护地面部队的调动。
　　
　　伊朗对伊拉克的进攻企图已经有所察觉，因此采取了一些应急的临战措施，包括转移霍梅尼住地，释放一批被关押的前王国军队军官和飞行员，从日本、巴基斯坦、瑞士、印度、阿根廷、巴西、瑞典等国和国际军火黑市上紧急采购武器和零配件，并秘密转移了空军的200多架F—4和F—14战斗机。此外，伊朗也紧急改变了反共的立场，通过叙利亚的斡旋，从越南手里采购美制武器和零件，并用石油换取苏制武器。伊朗甚至还向所谓“撒旦”的以色列提出建议，请求以方向它出售“陶”式和“龙”式反坦克导弹。
　　
　　1980年9月22日凌晨，伊拉克政府宣称“伊朗军队用重炮向阿拉伯湾上挂有伊拉克国旗的船只开火”。两小时后，伊拉克出动空军轰炸德黑兰、大不里士、阿瓦士等15座城市和7个空军基地，两伊战争正式爆发。
　　
　　23日凌晨3点，5个师和1个旅的伊拉克军队，合计5万余人和1200辆坦克，在北起席林堡、南至阿巴丹的500公里战线上越过边境，分三路向伊朗内地进攻，其主要兵力集中在北路，企图夺取北部有争议的地区，然后挥师南下，夺取伊朗战略要地阿瓦士、炼油中心阿巴丹和重要港口霍拉姆沙赫尔。经过一周激战，伊拉克在10月初已经深入伊朗国土20到30公里，占领了2万平方公里的伊朗领土。伊朗守军固守阿巴丹、阿瓦士等重要城市，力图持久作战。
　　
　　面对伊拉克咄咄逼人的强大攻势，伊朗仓促应战。9月22日，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后不到2小时，伊朗的F—4飞机就轰炸了巴士拉地区的伊拉克空军基地和大型石油化学工厂。23日，伊朗空军又袭击了巴格达、摩苏尔、基尔库克等16座伊拉克城市，海军也炮击了法奥港的石油码头。此外，伊朗从德黑兰、加兹温、马什哈德等地紧急抽调了3个师和两个旅增援西部边境4个师的守军。
　　
　　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伊拉克变原来的全线出击为重点进攻，除了以两个师的兵力固守北线已经占领的有争议领土外，又抽调部队增援南部战线，使得这里的兵力达5个师和2个旅。伊拉克企图通过迅速占领胡泽斯坦省来控制伊朗的经济命脉，而后逼迫伊朗接受其和谈条件（包括让出北方争议领土、退出阿拉伯河、向伊拉克割让波斯湾三岛等），从而体面地结束战争。
　　
　　但随着进入冬季，北部战线开始出现冰封，南部则进入雨季，到处都泥泞不堪、补给困难，再加上伊朗守军火力凶猛、意志坚决，双方兵力势均力敌，遂进入僵持不下的胶着局面。萨达姆·侯赛因的“速战速决”战略宣告破产，此后双方在已有战线上僵持了9个月。倒是伊朗抓紧这段时间进行动员，组建了90万人的“革命卫队”投入战争，并在1981年9月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反攻。
　　
　　1981年9月底，伊朗集中数十万兵力，展开了阿巴丹反击战，解除了该城之围。
　　
　　1982年3月，在胡泽斯坦地区又发动了“胜利行动”攻势。伊朗先利用上万名十五六岁的少年趟平雷区，这些少年脖子上挂着上级发放的、用于“打开天堂大门”的塑料钥匙，高喊“真主伟大”的口号，一排一排地用自己的身体引爆地雷，为坦克进攻扫清道路。接着，3个师的正规军和约10月万人的“革命卫队”穿过雷区，迅速突破了伊拉克防线，全歼对方两个旅，重创两个师，毙伤伊拉克士兵2.5万人，俘虏1.5万人，缴获了上百辆坦克，并收复了2000平方公里失地。“胜利行动”切断了伊拉克军南北两线部队的联系，伊拉克第四军团被迫从中部战线后撤了30到60公里。
　　
　　4月下旬，伊朗又集中大量兵力，在南线发动了“圣城耶路撒冷”攻势，收复霍拉姆沙赫尔港，以及4000多平方公里失地，歼灭3万多伊拉克部队。
　　
　　南线的重大失利迫使伊拉克承认局势不利。1982年6月，伊拉克提出全线停火建议，承认1975年《阿尔及尔条约》有效，并单方面实施停火。6月20日，伊拉克又宣布在10天内从伊朗撤出全部军队。到6月底，伊拉克军队已经基本全部撤出伊朗，两国边界基本恢复到两伊战争前的状态。
　　
　　伊拉克的停火使伊朗面临战与和的两种战略抉择。经过一番权衡，伊朗最终还是选择了战。针对伊拉克的停火请求，伊朗提出了极其苛刻的停战条件：1、伊拉克军队必须全部撤出伊朗，并承认自己是侵略者；2、伊拉克赔偿1500亿美元的战争损失；3、萨达姆下台，并作为战犯受到审判和惩罚。这些条件实际上等于拒绝了伊拉克的停火建议，萨达姆欲战不能、欲和不得，被绑上了伊朗的战车。
　　
　　为了实现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拉克建立什叶派神权统治的目标，霍梅尼决定不给伊拉克军队喘息时间，把战争推进到伊拉克境内。
　　
　　7月13日晚，伊朗第77师、第92装甲师和革命卫队第7师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斋月行动”的大规模进攻。伊朗军队从巴士拉以东和以北越过边界，深入伊拉克境内20多公里，其最远处距巴士拉仅40公里、距巴格达仅80公里。伊拉克军队对伊朗的反攻也有所预料，在巴士拉设下包围圈对进攻的伊朗军队进行围歼，将其逼回距边界5公里的狭长地带。“斋月行动”中伊朗伤亡3万多人，伊拉克伤亡8000多人，被称为“波斯湾现代史上最大的陆战”。“斋月行动”受挫后，两伊在巴士拉地区进入僵持状态。
　　
　　从1982年11月到1984年2月，伊朗在其他地区发动了“穆斯林伊本·阿吉勒”攻势、“回历一月”攻势、“解放耶路撒冷”攻势，以及代号为“曙光1号”到“曙光6号”的地面进攻，占领了伊拉克南部沼泽地区的马季农岛和边境几小块土地。但是由于伊拉克构筑了多层的坚固防御阵地，并且占有空中优势，因此伊朗军队没能继续向伊拉克腹地挺进。
　　
　　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战线遂在边境附近固定下来，萨达姆的“速战速决”和霍梅尼的“乘胜追击”都没能实现，两伊战争变成了胶着战。
　　
　　为了以长期消耗战拖垮伊拉克，伊朗从1984年9月开始采取“蚕食战略”，即在前线不同地段发动小规模的有限进攻，如果发现抵抗过猛就撤下来，一旦发现有防守薄弱的地点便大量投入增援部队、集中力量尽可能多地占领土地，以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打败伊拉克。伊拉克方面为了改变两年多以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也采取了使战争升级的”以战迫和”方针，在地面上和海上向伊朗连续发动进攻，并且发动了毒气战。
　　
　　伊拉克从1976年起就开始在阿卡沙特建造化学武器工厂，利用附近磷酸盐矿获取原料。这座工厂在1978年投产，以“制造农药杀虫剂”的名义每年生产2000多吨内吸磷、对氧磷、对琉磷等极毒的化合物，并秘密生产神经性毒剂塔崩和VX。在萨马拉，伊拉克建立了生产芥子气的化学工厂，分散于25平方公里的地区，生产能力达每年2000吨。在巴格达东南的塞勒曼帕克和巴格达以东的法鲁加也建有化学武器工厂，在巴格达以西的拉马迪有储存毒剂和化学弹药的设施，建在很深的地下工事中。此外，二战期间英国在埃及遗留了2.4万枚芥子气炸弹、25万发芥子气炮弹和4000发光气炮弹，这些弹药也从埃及秘密地运到了伊拉克。
　　
　　在伊朗的几次“曙光”攻势中，伊拉克都对伊朗军队发射了神经性毒气和糜烂性毒气的炮弹，由于释放毒气的伊拉克南方沼泽和阿拉伯河沿岸闷热潮湿，有利于造成致死浓度，因此造成伊朗士兵大量伤亡。此外，伊拉克空军还向伊朗城镇投掷了毒气炸弹。根据伊朗统计，伊拉克的毒气战造成了44000多人中毒伤亡。
　　
　　为了对付伊朗的消耗战略，伊拉克除了使用毒气外，还把战争引向海湾水域，以打击伊朗的石油经济命脉。1985年8月15日到10月6日，伊拉克空军对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哈尔克岛进行了22次轰炸，并频繁轰炸来往于该岛的油轮。其中，第一次轰炸和9月19日的第10次轰炸都是超低空的摧毁性轰炸，分别炸毁了可以停泊25万吨级油轮的东码头和可以停泊50万吨级油轮的西码头，摧毁了伊朗90%的石油出口能力。可以说，伊朗用以拖垮伊拉克的“三大支柱”（即人口、疆域和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支柱已经开始垮了下来。
　　
　　为了报复对哈尔克岛的轰炸，伊朗一方面用地对地导弹袭击巴格达等非军事目标，一方面出动海军快艇，并使用“蚕”式、C—801式导弹，对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和油船队实施以牙还牙的报复，不仅袭击伊拉克油轮，而且连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等国油轮也不能幸免。
　　
　　由于普通的地面和空中战争已经升级为全方位的经济战和总体战，因此两伊战争进行到1986年时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伊朗一反消耗战的方针，再次决心速战速决。经过长时间的精心准备，伊朗在当年2月9日集中9万多人的兵力，对伊拉克唯一的石油出口港法奥港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曙光8号”攻势，以封锁伊拉克出海口，并将战线推至科威特边境，给其他阿拉伯国家以警告。到2月13日，伊朗军已经占领了法奥港以及整个法奥半岛，摧毁了那里的3个导弹发射场及雷达站，占领了800多平方公里的伊拉克领土。
　　
　　面对伊朗的新攻势，伊拉克在南方投入9个师、10多万人的正规部队进行反击，并死保伊拉克唯一的海军基地乌姆盖斯尔。但是，由于法奥地区阴雨天气很多，地面泥泞，伊拉克装甲部队行动受到限制，因此试图夺回法奥的反击未能奏效。伊拉克于是气吁吁地再度转向袭城战，向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等地发射了200多枚“飞毛腿”和“蛙—7”式导弹。
　　
　　“曙光8号”攻势的成功令伊军士气大振，于是一鼓作气在北部和中部战线发动了“曙光9号”以及“卡尔巴拉1号”至“卡尔巴拉3号”攻势，深入伊拉克领土20多公里。伊拉克则一口咬定伊朗的经济命脉，对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生产设施展开狂轰滥炸。
　　
　　1987年，无休止的两伊战争进入了第8个年头。霍梅尼宣布伊朗将在这一年发动摧毁萨达姆的“最后决战”。1月9日，伊朗出动11个师、12万人的兵力，发动规模巨大的“卡尔巴拉5号”攻势，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于13日突破伊拉克防线、向巴士拉挺进，其先头部队甚至进逼到离巴士拉郊外一座大型石化企业仅500米处。一旦伊朗攻占巴士拉，伊拉克将失去60%以上的石油生产能力，失去全部出海口，而且与科威特的陆上联系也将被切断。更糟的是，伊朗可以在巴士拉扶植一个什叶派政权，同巴格达分庭抗礼。
　　
　　萨达姆明白能否守住巴士拉对自己生死攸关，因此集中大量兵力，在巴士拉的东、南、北三个方向构筑起一条以防空导弹、直升机和坦克为主的立体防线，并将最精锐的第三军团调到那里防守。萨达姆自己亲临前线，鼓舞士气。由于伊拉克军队的凶猛抵抗，伊朗军队尽管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因为伤亡过大和后勤供应极其紧张，在进攻了48天后于2月26日宣布结束这场战役。
　　
　　“卡尔巴拉5号”攻势开始以后，伊朗和伊拉克的袭城战再度升级。1月9日之后的两星期里，伊拉克空军出动4000多架次，对德黑兰、圣城库姆等10多座城市实施轰炸。伊朗则用导弹集中轰炸巴格达的萨达姆官邸。在海上，伊拉克飞机对出入哈尔克岛的各国油轮发射90多枚“飞鱼”式导弹，击中60多艘，但是由于现代油轮过于庞大而难以摧毁，因此没有一艘沉没。1987年5月17日，一架伊拉克“幻影”F—1战斗机还用“飞鱼”导弹击毁了美国海军“斯塔克”号导弹护卫舰，炸死37名美国水兵。
　　
　　袭船战发展到1987年时，已经和1985年大为不同。一开始，伊朗派出C—130和P—3型飞机在海面上进行侦察，搜寻打击目标，然后派出F—4战斗机、利用“小牛”导弹或AS—12火箭进行攻击。但是到了1987年，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空军机场和直升机基地大多数被伊拉克摧毁，因此伊朗转而依靠海军的快速炮艇和“蚕”式导弹。此外，伊朗还把进出科威特港的外国商船也列为袭击目标，短短3个月间，就袭击了船籍为巴拿马、中国、日本、塞浦路斯、苏联、利比里亚、科威特的41艘商船和油轮。此外，伊朗还开始在波斯湾上布设水雷。
　　
　　随着袭船战的升级，美国开始在波斯湾为科威特油轮护航，并进行扫雷作业。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也派出扫雷舰，到海湾扫雷。1987年9月21日，美国海军在巴林东北80公里的国际水域组织了一场海上伏击战，袭击并捕获了正在布雷的伊朗海军“阿杰尔”号布雷挺，打死3人，俘虏26人。10月3日，美国扫雷直升机在伊朗法尔西岛附近遭到4艘伊朗快艇的射击，于是予以反击，当即击沉其中1艘快艇、俘虏另外2艘。
　　
　　伊朗两次挨打后，反美情绪高涨。10月15日，伊朗发射导弹袭击科威特艾哈迈德港，击中正在那里装油的挂利比里亚国旗的美国油轮“森加里”号。第二天，又用导弹袭击了科威特舒艾拜港外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海岛城”号，击伤了美籍船长。
　　
　　两次袭击使美国国内舆论哗然。里根政府权衡再三，决定对伊朗实施“军事报复”。10月19日，美国出动4艘驱逐舰，对伊朗的罗斯塔姆钻井平台进行炮击，发射了1000多枚炮弹。接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该平台附近的萨桑钻井平台，炸毁了平台上的雷达和通讯设施。这次军事行动后，美国宣称，“这仅是对伊朗袭击悬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的有分寸和适度的反应。美国不谋求与伊朗进一步对抗。但是美国已做好准备，如果伊朗在军事上有任何升级行动，美国将作出强硬的报复。”
　　
　　此后伊朗和美国都采取了一些克制态度，海湾局势一度风平浪静。然而好景不长，1988年4月14日，美国导弹护卫舰“塞缪尔·罗伯茨”号（FFG49）在海湾中部水域触雷受损，美国派扫雷舰到出事现场调查，经武器专家确认，水雷是1987年伊朗制造的。在此情况下，美国与其西欧盟国和沙特、科威特协商后决定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以迫使伊朗停止在海湾继续布雷。
　　
　　4月18日，美国和伊朗海军再度交火，伊朗方面有6艘舰艇被击沉或重创，两座石油平台被摧毁；美国有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一座美国公司使用的石油平台遭到破坏。冲突结束后，美国宣称其报复到此为止，下一步如何，将取决于伊朗的态度。美国还对伊朗发出警告，如果伊朗挑衅升级，美国将对阿巴斯港和哈尔克岛实施布雷封锁；如果此后伊朗再对美国造成重大的设施损坏或人员伤亡，美国将彻底摧毁伊朗一切沿海设施，包括整个哈尔克岛。

        十三、“伊朗门事件”和尾声

　　
　　1985年，刚开始第二任总统任期的里根总统从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信使那里得到了一条绝密的口信：伊朗的一群温和而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告诉以色列，霍梅尼教长病情严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在霍梅尼死后，这些温和派领导人想与美国建立一种不事声张的关系，以此作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序曲。这些伊朗人为了表明诚意，愿意劝说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武装分子释放7名美国人质。
　　
　　以色列人向里根提出一条建议：为了提高他们作为中间信使与伊朗打交道时的信誉，美国最好能允许以色列向伊朗出售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然后美国再补充以色列的导弹存货。这样这笔交易就是在以色列与伊朗温和派之间进行，不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这便是“伊朗门事件”的起因。
　　
　　里根总统最初拒绝了这一建议，但是在以色列官员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以释放人质为条件同意以色列提供这批武器。第一批导弹从以色列运到伊朗之后几小时，第一名美国人质、被绑架16个月的韦尔神父被黎巴嫩绑匪释放。
　　
　　1986年1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副领袖蒙泽塔里的女婿的兄弟、“伊斯兰解放运动”办公室主任哈什米向黎巴嫩一家周刊揭露了一条惊天新闻：美国正在通过以色列秘密地向伊朗出售武器。这条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让口口声声不同“支持恐怖主义的霍梅尼政权”打交道的里根政府大窘，也让在伊朗人民面前信誓旦旦不同“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接触的伊斯兰政府十分尴尬。这件事让霍梅尼大怒，他以“叛国、杀人、绑架和伪造证件”的罪名下令处死哈什米，蒙泽塔里也被迫辞职。
　　
　　美国国会随后迅即对伊朗丑闻展开一系列调查和听证。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不仅安排向伊朗出售武器，而且授意中间人以色列将部分价格差额转到一个秘密帐户上，然后把这部分钱交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情败露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被迫辞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利弗·诺斯中校也被解职。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也在丑闻暴露后因癌症恶化而交出了职务。
　　
　　到了1988年，两伊战争已经打了9年，双方都已经快到了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地步，然而在新年伊始又展开了新的陆上和空中军事较量。1月12日、15日和25日，伊朗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武装配合下发动“耶路撒冷2号”、“佐法尔5号”和“佐法尔6号”三次攻势。伊拉克则强化“以炸逼和”的政策，依靠其空中优势，不断轰炸伊朗的部队集结地域和城市目标。2月27日，伊拉克飞机袭击了德黑兰，从而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袭城战，到了当年4月8日，伊拉克向伊朗城市发射了149枚“飞毛腿”和“侯赛因”式导弹，伊朗也向巴格达等城市发射了60枚“飞毛腿—B”导弹。
　　
　　1988年4月，伊朗在北方发动“曙光10号”攻势，伊拉克则不失时机地在南方发动了号称“斋月攻势”的法奥收复战，在4月17日以6个陆军师和3个共和国卫队师的兵力进攻伊朗阵地，经过两天激战，夺回了法奥半岛。
　　
　　此时伊拉克已经接受了联合国要求两伊停火的第598号决议，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能否结束，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了。此时的伊朗在国际上形象孤立，国内经济衰败，每年因为战争要损失3000多亿美元，普通人民中的厌战情绪加剧，政局出现不稳定的迹象。再加上法奥半岛被伊拉克夺回后，伊朗丧失了在阿拉伯河对岸的立足点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时却面临美国的军事压力。这一系列严峻的现实迫使伊朗领导人不得不做出理智的选择。
　　
　　1988年7月3日，一架伊朗的“空中客车”客机在从阿巴斯港飞往阿联酋迪拜途中被美国海军巡洋舰“文森斯”号击落。7月20日，伊朗宣布接受联合国第598号决议，立即停火。8月20日，停火协议生效，两伊战争终于结束了。
　　
　　在两伊战争中，伊朗有30万人阵亡，170万人伤残，此外还有200万人沦为难民。战争严重地破坏了伊朗的社会结构和基础设施，大量劳动力转入战争部门。到1983年每100人当中有11人从军，这还不包括参加“革命卫队”、“动员团”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的人数。
　　
　　战争使伊朗丧失了65%的石油生产能力，以致这个产油大国到后来不得不对燃油实施配给。
　　
　　此外，战争的花费也令人咋舌：1985年伊朗计划和预算部统计，每年的战争要花掉伊朗54%的国民生产总值，战争造成的损失为4162亿美元，比1919年以来伊朗石油收入的总和还多出520亿美元。此后更精确的统计显示，伊朗因战争而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000亿美元，全部损失达1万亿美元。这场灾难性的战争使伊朗的经济水平后退了20年、甚至30年之多！
　　
　　外人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伊斯兰革命的功过，不过，有些事实却是很明显的：
　　
　　革命前伊朗妇女的地位得到解放和提高，在革命后却被迫重新戴上面纱、丢掉工作。 革命前的伊朗实行世俗法律，革命后的伊朗则实行纯粹的伊斯兰法——对女性尤其残酷。一位16岁的女孩被表兄诱奸，表兄被判处鞭挞，女孩却因为“失贞”而被判处绞刑。还有一名年轻的伊朗女性为了保卫贞操，在抵抗强奸时失手刺死了强奸者，也被判处绞刑。
　　
　　革命前的伊朗被列为世界上第九富裕的国家，而革命后，经过长期的战争，伊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直到1997年才达到1470美元，而早在此前20年的1977年，伊朗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了2250美元（相当于1997年的5980美元）！
　　
　　当然，在伊斯兰革命成功20年后，伊朗也做出了一些淡化宗教革命色彩的改革，包括实行民主选举和经济自由化的尝试。为了吸引资本，伊斯兰政府宣布允许逃亡在外的保王派资本家回国投资，并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在对外关系方面，伊朗开始同科威特、沙特等国家采取和解政策，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改善。
　　
　　经历了宗教和革命的激情后，伊朗又重新回到了理性治国的道路上来了。
　　
　　历史是一个喜欢恶作剧的老人，有时候他会制造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轮回来。托尔斯泰有句话说得好：“历史要站得远些才能看得清楚”。也许要在30年后、60年后，当一切当事人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世人的评价已撇开一切利害与感情因素时，历史书才可能在他们的名字条目下写下比较全面中肯的注解。巴列维和霍梅尼如此，某些领袖亦然。

中国的汉族人不也有不少以满清为荣的吗？

这个很有意思，值得慢慢仔细阅读。

萨珊王族大部分逃到大唐了

伊斯兰革命是宗教封建势力对现代化进程的一次反动政变。诚然，腐败必须坚决反对，但是用宗教乌托邦的美梦来反对现有体制，不是先进取代落后。最终，统治者由国王换成了神棍，社会发展与公平正义并没有到来。本朝顶住了八平方事件的压力，疯狂的空想家没能窃取国家，一大幸事啊。

伊朗这个国家也是醉了，为了一个阿拉伯人侵略者的宗教，闹的自己国家乱哄哄

波斯的上古历史是近代由欧美骗子们集体伪造的。 现在的波斯，希腊等地区，3000年前至2000年这个时期，全部是草原南下白人集团的地盘，所谓的什么希腊大战波斯之类的神话根本不存在，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那本就是同一伙白人，他们是古埃及和古欧洲共同的敌人。

古波斯，古埃及，古罗马，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 古埃及和古波斯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是确定的。 古埃及和古罗马之间则未必是欧洲人瞎编的敌对关系，从人种和发展时间的关系来看，不能排除两者之间有可能是继承的关系。

至于古罗马和古波斯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清楚，南下白人向北退却，然后罗马兴起，古罗马人应该是反抗白人侵略成功的真正黑发土著。


至于古代中东和古罗马的所谓辉煌文明程度，现在看来水分相当高。

以汉朝丝绸之路的记载来看，当年从安西出发，从中亚各白人小国一直到古波斯，再到古罗马，人烟稀少，国小兵弱，所经过的一大堆都是小国，象样一点的小国也才有十几万男丁而已。反过来，对比一下同时代与汉朝斗得死去活来的匈奴，总兵力不过20来万，总人口不到百万。

至于所谓的中亚文明一度是世界的曙光之类的神话，现在看来不过是笑话。 以青铜器为例，中亚和我国北方几乎同时出现青铜遗迹。 以小麦为例，现在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的小麦和中亚西亚的小麦不是一个品种。

然后再说说铁器，这笑话更大了，所谓中亚铁器时代世界最早，不但根本不存在，而且丝绸之路中国主要的贸易产品除了丝绸就是铁器，汉朝用铁器换它们的金银。

1251年，拖雷（Tolui）之子蒙哥在拔都支持下成为蒙古大汗，在稳定了统治之后又发起了对西亚的第三次西征。1256年，蒙古军捣毁了阿萨辛派的大本营。蒙哥之弟旭烈兀在1258年攻破巴格达，屠杀民众80万有奇，阿巴斯王朝末代哈里发被装入袋子中乱马踩死，阿拉伯帝国灭亡。蒙古大军攻占了伊朗和伊拉克全境，然后随后在叙利亚为埃及的马木鲁克兵所败，大将怯的不花兵败被杀，蒙古西征就此终止了。

==  这场战役是伪造的。

       从蒙元时代的记载来看，蒙哥汗战死在南宋钩鱼城后，蒙古几大有继承权的军头各自调拨全部兵力混战以分天下，这是蒙古人突然停止西征的根本原因。蒙古军是主动回撤争汗位，根本没有和阿拉伯人发生什么大战马木鲁克。

       阿拉伯人不但侥幸于难，还捡了个大便宜。蒙古主动回撤期间，西征军内部内讧，有一万多蒙古军带着火枪火炮叛逃。这就是蒙古西征后阿拉伯人学会用火器的源头，从蒙古西征开始，到阿拉伯人学会造火器，时间相隔一百年左右，欧洲更晚。

搞不好中国将来也是这样的下场啊

一说伊朗就是长篇大论，搞点重点啊，20世纪的比较有兴趣

这篇文章讲的很好，什么时候讲讲土耳其？

被伊斯兰穆斯林消灭的国家最惨，最严重的例子就是埃及和波斯，波斯是宗教和原有本国文化被彻底改变，埃及则是国灭，人亡，文化被完全抹去，到现在几乎在埃及除了金字塔和极少数的被沦为二等公民的科普特人之外，几乎什么痕迹都没有了，一个世界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明之一竟然彻底被抹去，真是很悲惨，真的很担心我们的中华文明会步埃及的后尘，像埃及文明一样被某党支持下的伊斯兰文明彻底吞噬掉

被伊斯兰穆斯林消灭的国家最惨，最严重的例子就是埃及和波斯，波斯是宗教和原有本国文化被彻底改变，埃及则 ...
拜火教就是明教，元朝到明朝的时候被朱家利用一把然后始乱终弃了。

中华儒家文明的传统，对底层始终当贼防当猪养，分割拆散不让形成组织，然后任人宰割。

如果元朝的中国人没有选择拜火教和朱家而是选择伊斯兰，现在也不用继续当四等汉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  这场战役是伪造的。

       从蒙元时代的记载来看，蒙哥汗战死在南宋钩鱼城后，蒙古几大有继 ...
阿拉伯技术水平比蒙元和南宋高，8世纪炼金术师就发现硝酸了，需不需要学蒙古火器还是一回事。
破襄阳用的是回回炮投石机。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1:23
拜火教就是明教，元朝到明朝的时候被朱家利用一把然后始乱终弃了。

中华儒家文明的传统，对底层始终当 ...
拜火教个鸡巴，那是山寨文盲摩尼教。 真正的拜火教在波斯被绿教畜生灭国时就已经完蛋了。

摩尼教先是在古罗马红火了几百年，给基教搞垮之后流窜到中国，先是勾结佛门败类，打着佛教新分支的招牌骗人，多次给官府镇压，从未成过气候。

所谓朱重八曾经进过摩尼教，并无可信的历史记录。即使是起义前地下活动的保密需要，伪装成密宗喇嘛要比伪装摩尼教安全得多，老朱还是正宗和尚出身，无需业务培训。

如果元朝的中国人没有选择拜火教和朱家而是选择伊斯兰，现在也不用继续当四等汉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蒙元时期，汉人和广大本土民族活得比奴隶都不如。 绿教的畜生还积极充当蒙元残害华夏各族的打手。

你的邪教背景很深啊，放魔了，没救了。

伊朗那部分介绍不错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1:27
阿拉伯技术水平比蒙元和南宋高，8世纪炼金术师就发现硝酸了，需不需要学蒙古火器还是一回事。
破襄阳用 ...
嘿嘿，阿拉伯这些文盲有个鸡巴水平。

蒙古西征时，无论绿教白痴，还是欧洲猪，从未见过火器。绿教废柴中枪后当成妖术直接溃散，欧洲猪中枪后当成是能杀人的中国烟火。

中国军队最早装备火枪和火箭的是北宋，北宋亡国时都城有数以万计的火器，贪生怕死的守城贪官不但没开火，还直接开门投降，全数为金兵俘获。 后来的蒙、金、南宋之间的混战，各方都大量使用了各式早期火器。 元朝初年火器装备量达到十万计。

所谓阿拉伯白痴有技术，那是纯扯蛋纯放屁，当年一万多西征蒙古军带着火器叛逃绿教，结果几十年后才由波斯地区的工匠仿制成功，前面几十年失败了多少回？

相比之下，欧洲猪的智商还高一点，他们从阿拉伯处偷到火药技术后，很快就学会还有所改良。

率先搞出RPG是真的，采石之战，还是私营航天公司干的。

不过有这个技术后来襄阳却被投石车虐，而且后世武侠小说写郭靖守襄阳，吹出那么多神乎其技的武功都不搭理火器，这对待技术的态度。。。

dddd-dh2016 发表于 2015-5-1 04:36
嘿嘿，阿拉伯这些文盲有个鸡巴水平。

蒙古西征时，无论绿教白痴，还是欧洲猪，从未见过火器。绿教废柴 ...

率先搞出RPG是真的，采石之战，还是私营航天公司干的。

不过有这个技术后来襄阳却被投石车虐，而且后世武侠小说写郭靖守襄阳，吹出那么多神乎其技的武功都不搭理火器，这对待技术的态度。。。

色目人呗
问题在于入教被同化的民族被虐这一次就够了
恢复儒家文化弱民政策之后反复被虐。

现在汉人还在被回民欺负，因为实在是弱，没组织。

绿教无论统治哪里，至少能保证底层有清真寺和教会组织可以抱团，不会一盘散沙。

dddd-dh2016 发表于 2015-5-1 04:17
蒙元时期，汉人和广大本土民族活得比奴隶都不如。 绿教的畜生还积极充当蒙元残害华夏各族的打手。

...

色目人呗
问题在于入教被同化的民族被虐这一次就够了
恢复儒家文化弱民政策之后反复被虐。

现在汉人还在被回民欺负，因为实在是弱，没组织。

绿教无论统治哪里，至少能保证底层有清真寺和教会组织可以抱团，不会一盘散沙。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4:51
率先搞出RPG却被投石鸡虐，而且后世连武侠小说写这一段历史都没有写火器的欲望，这更烂。
写小说？你说的是姓查的抬旗汉奸吧，这个文科科盲当然不会写火器，满清禁用火器嘛，汉奸对满清那是多么的忠诚!

嘿嘿，无论是元还是明，都是成于火器败于火器。

蒙古军依靠工匠不杀的政策，收编了大量汉人工匠为其制造无数火器，横行天下。元末汉人工匠大量投奔起义军，义军枪多炮广，战力惊人。

明军起家靠火器，明朝初年京城的大兵器场，月产火铳就达上万之巨。明末大批装备枪炮的精锐军队和地主武装投降满清，这才彻底亡了国。

写小说？你说的是姓查的抬旗汉奸吧，这个文科科盲当然不会写火器，满清禁用火器嘛，汉奸对满清那是多么的 ...
禁武禁教的弱民政策的恶果

绿教至少有一个好处，不会夺权了就搞弱民政策禁武禁教。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5:06
禁武禁教的弱民政策的恶果

绿教至少有一个好处，不会夺权了就搞弱民政策禁武禁教。
今天的中东弱不弱民？

今天的中东毁没毁教育？

今天的中东弱不弱民？

今天的中东毁没毁教育？
今天的中东可没有禁止民兵和自废基层宗教组织，逆向歧视本民族，搞成人尽可夫的地方。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5:15
今天的中东可没有禁止民兵和自废基层宗教组织，逆向歧视本民族，搞成人尽可夫的地方。
难道今天的波斯不是在自我歧视？？？

难道今天的波斯不是在自我歧视？？？
歧视谁?歧视古波斯文化吗？

至少没在政策上优待外国人外族人然后再骂民众想移民是不爱国。

acoustics 发表于 2015-5-1 05:27
歧视谁?歧视古波斯文化吗？

至少没在政策上优待外国人外族人然后再骂民众想移民是不爱国。
你这邪教分子中毒很深啊，黑白都直接颠倒了。

喝点猪血不？ 多吃几口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