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听其言而观其行

本文转自我在台湾中国时报的博客：http://newsblog.chinatimes.com/duduong/archive/30420

我在《候选人之死》一文中，曾提到在李登辉初任代总统，然后开始推行所谓“民主化”时，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头。后来有读者评论说我看穿他的把戏很早，我想想的确也是。当时台湾社会对他全面赞扬，国际媒体更是把他捧上天了，那么为什么我会独排众议呢？那时我还年轻，还没有看穿美国的宣传和伪善，完全相信美式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体制的巅峰之作，所以我如果对民主化有意见，也只是台湾人的素质可能还不够格搞民主（其实我还在清华的时候，就曾这样公开讲过，想来听到那话的同学们必然吃了一惊），对民主制度本身我和同辈其他人一样地崇拜。

所以我对李登辉起疑，是从细节上开始的。论语上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是我一辈子待人的原则。如果李登辉真的像他自称的是为国为民推展政治改革，准备转为西方式的自由选举，那么他就应该从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内部开始，可是实际上他把党权抓得牢牢的，为党主席巩固权力的宣传动员只有变本加厉。而且台湾当时并没有政治或经济的危机，一个这么重大的转变，没有急着采行的理由，反而是各式各样的配套组织和制度至少要8-10年才能逐步实现，需要很小心和繁琐的计划；但是李登辉急急忙忙地，甚至可以说是粗暴地把总统改为直选，而该有的配套措施不但没做，他还反其道而行，大力起用黑金，让台湾的选举成为土豪劣绅掌权贪腐的正式管道。因此他的行动和言辞完全不符，而那些行动唯一一个一以贯之的效果，就是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帮助他从旧国民党的外省籍干部手中夺取了实权，然后把这些实权部分下放给本省籍的土豪劣绅；那么最逻辑的解释，就只能是李登辉是个秘密台独。

在蒋经国过世后那几年，李登辉逐步把旧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一个一个地解除权力。这些干部又分为四类：第一类没有实权，在第一波斗争中很快就失势了，这包括了国民党原本最有声望的本省籍干部，林洋港。第二类也没有实权，但是对李登辉有幻想，或至少没有戒心，而李登辉也觉得他们有利用价值，所以他们就继续当了几年像监察院长或外交部长这样的闲官，例如我提过的钱复。第三类有实权，而且坚决反对台独，所以是李登辉必须最小心处理的障碍；他的办法说来说去就是收买，但是他的收买是很高段、间接的，也就是让这些人当一两年的行政院长。这是国民政府里除了台湾省长之外油水最肥的缺，每年至少有5-10亿新台币的进帐（我在美国的两家瑞士银行当了多年的经理，即使有台湾来的大笔存款是存到纽约以外的分行或者其他不太知名的瑞士Private Bank，我也有可能从朋友、同事那里听到风声，不是吗？），而且李登辉完全不须经手，这些人绝对自动自发。所以原本掌握党权的李焕和掌握军权的郝柏村，就乖乖地为了那笔丰厚的退休金而就范。第四类则是除了拿钱之外，还幻想着做李登辉的继任人，所以为虎作伥最为积极，那当然就是宋楚瑜了。好笑的是这些人和他们的家族后来以反对台独为号召，至今仍让那些深蓝的民众在被出卖了好几次后还抢着帮他们算钱；不过我既然看穿了他们的把戏，自然也就极度鄙视他们。

另外一个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例子，是当前的国军。你若问国军的将领他们的使命是什么，答案必然是指天划地地宣誓要保卫国家；有戏剧天赋的，像我在前文《造舰捞銭，将军作秀》提过的邱国正，还会哭哭啼啼地说要成仁。但是国军在行动上做了些什么呢？我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经论述过，他们购买军备专挑贵的买，完全不顾那些武器是否有用；连性能一样的两种雷达，他们也选了贵十倍的。这是准备保卫国家的最好手段吗？更加好笑的是，共军的作战计划其实很明显，要是国军将领真的笨到自己想不出来的地步，那么我在前文《2020年前的台海战役》里讨论的共军退役将领王洪光的文章也写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会使用各式导弹和火箭弹把国军的“机场、防空阵地、军港、通信枢纽、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先打成火海。别的目标或许不容易机动，防空飞弹的标准操作模式却是打了就跑的。我在前文《从1999年南斯拉夫战争到巨浪二型弹道飞弹》提到的南斯拉夫防空飞弹营营长Zoltan Dani，成功地用SA-3击落了隐身的F-117，而在1982年的贝卡山谷之役，以色列空军却能用没有隐身的军机彻底击毁19个比SA-3更先进的叙利亚SA-6防空飞弹阵地，其差别就在于Dani的雷达一次只开机几秒钟，若是没有锁定目标就马上拆机走路，而叙利亚的防空部队却是就地生根，不动如山。台湾比贝卡山谷还要开放，共军的侦察也比以色列还要详实，如果国军的防空飞弹不是每天机动，在战争爆发后第一天的存活率必然和叙利亚的经验一样是零。可是国军的防空飞弹部队有随时机动的习惯吗？如果没有，那么这些极为昂贵的爱国者飞弹，除了阅兵和开放民众参观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国军和李登辉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李登辉完全是实践自己意识的阴谋家，国军却是饱受民粹打击的弱势群体。即使国军有心执行他们的使命，有可能成功吗？士兵们有那个纪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把飞弹阵地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吗？如果士兵偷懒，军官能惩罚他们吗？实际上台湾社会根本不懂专业要求，出了意外却无限上纲，因噎废食。军官们自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民主民主，愚民做主；那公仆们哪有士气可言？大家当然只会装模作样、争功诿过，反正台湾选民是非不分，奖惩无度，那么现在台湾政府几近瘫痪的乱象自然只会越来越糟，国军不务正业也只是末世的一个小缩影而已。

【后注】我这个周末为家人熬夜忙碌，所以精神不是很好，这篇稿写得不是很清楚，在此澄清几个论点。

1. 为贪腐政客、犯罪头目和一般财阀收赃和逃税的银行业务，叫做Private Banking，最大的Private Bank刚好就是我工作过的那两个瑞士的银行。不过真正内行的顾客，用的是瑞士和加勒比海的小银行，这是因为大银行有很多其他的业务，例如Commercial Banking和Investment Banking，因此而必须在美国和欧盟注册。一旦注了册，被抓到逃税，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过去几年瑞联银和瑞士信贷都被美国罚了几十亿美元，并且被迫把顾客名录交给美国财政部。小银行就没这个风险，大不了关了美国分店、拍拍屁股走路。

2. 我不能把台湾贪腐政客的资料讲得很详细，不是因为怕被告毁谤，而是我们做跨国银行业务的人，在入职和离职的时候都必须签保密保证书，尤其是Private Banking那边对雇员盯得特别紧。我在Private Banks的消息来源当初给我消息，是信任我。我现在提到这事，还是不应该给他们惹麻烦。

3. 我说每年5-10亿新台币，是因为20年前我看得到的账户每年大约进5亿（现在想必更多，所以台湾政坛的杀伐和斗争就更加惨烈），但是客户应该会狡兔三窟，在别处另有账户，所以就估计5-10亿。我猜测这些钱应该主要是工程发标的过程中拿到的，所以省长才会拿得比院长还多。陈水扁是暴发户，原本在市长任内没怎么捞油水，当了总统以后忽然开始拼命搜刮，吃相比老国民党人难看多了，选银行的时候也往大的选，我们在业内的人都笑他外行。

4. 孙运璿院长我自己没有见过，不过他一生的挚友是国大代表裴鸣宇，而裴夫人本姓王，正是我的堂姑。我刚来哈佛念书时，还特别到纽约去看望她。她那时精神还很好，后来她随女儿搬到西雅图，几年后才过世。我可以在此澄清一件历史：在孙院长中风之前，他绝对是蒋经国钦定的接班人；而且孙院长没有后继者那样的秘密银行账户，一生坦荡，是台湾史上最伟大的公仆。至于为什么如读者回响所说的，李敖会想要写书撒谎，请看我在下文的分析。

5. 李登辉原本全无过人之处，只是运气极佳。孙院长中风之后，林洋港隐隐有储君之势，引起了蒋经国的猜忌，被打入冷宫，必须由另一个本省籍人士来占副职缺。李登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履历，让他成为暂时的过渡人选，没想到蒋经国死得太突然，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国民党的大老们，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这时宋楚瑜还以为李登辉是盏省油的灯，就与他结盟，利用李登辉名份上的法定正统优势，压倒诸侯。我想宋楚瑜原本是计划要让李登辉当几年傀儡再正式取而代之，没想到先做了几年省长攒了些钱给小孩在加州挥霍之后，李登辉羽翼已丰，他就被莫名其妙地斗倒了。

6. 本来我一直觉得李登辉对国家不忠、对祖宗不孝、对台湾百姓不仁（拔擢黑金，鼓动民粹，是台湾今日乱象的罪魁祸首）、对国民党不义，很明显地是台湾史上的头号混蛋；但是最近发现他原来是日本人，那他的不仁不义其实是为了尽忠尽孝，而他满肚子的阴险狡诈也都是用在他眼中的正途上了，很难再说他是个大奸巨恶。那么谁才有资格继承这个台湾头号混蛋的头衔呢？我想提名宋楚瑜。李焕和郝柏村卖的还只是他们自己个人的节操，宋楚瑜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给卖了。近代中国的卖国贼中，连汪精卫都没有成功卖断党国；宋楚瑜是唯一成功的党国终结者。这也就难怪他要想尽办法，遮掩自己的丑事；尤其是他居然还想着选公职。李敖与宋楚瑜素来交好，为他写两本故事书自然不是大事，不过我推想宋楚瑜应该还是给了润笔费的。

【后后注】有老同学写电子信函来提醒我注意安全，毕竟台湾政坛近30年与黑道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过我想在西方金融界工作过，而知道瑞士账户细节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我手中也没有证据，全凭记忆而讲。台湾像这样对这些贪渎事件传言多得很，不差我一个。如果我有点不同，那是我的公信力好；可是我的读者群很小，若是对我动手，反而更加强我的公信力。对其他可能爆料的人的吓阻力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但是若是宋楚瑜2016年不选了，他就不必在乎；如果他要选，那么把一个晦涩无名的部落格搞成头条新闻，反而是愚不可及的。

总之，要进这个讲实话的行业，非得有一点勇气或傻气不可。我也不知道我有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反正一年前我决定要公开讲实话，现在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本文转自我在台湾中国时报的博客：http://newsblog.chinatimes.com/duduong/archive/30420

我在《候选人之死》一文中，曾提到在李登辉初任代总统，然后开始推行所谓“民主化”时，我就已经觉得不对头。后来有读者评论说我看穿他的把戏很早，我想想的确也是。当时台湾社会对他全面赞扬，国际媒体更是把他捧上天了，那么为什么我会独排众议呢？那时我还年轻，还没有看穿美国的宣传和伪善，完全相信美式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人类政治体制的巅峰之作，所以我如果对民主化有意见，也只是台湾人的素质可能还不够格搞民主（其实我还在清华的时候，就曾这样公开讲过，想来听到那话的同学们必然吃了一惊），对民主制度本身我和同辈其他人一样地崇拜。

所以我对李登辉起疑，是从细节上开始的。论语上说：“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也是我一辈子待人的原则。如果李登辉真的像他自称的是为国为民推展政治改革，准备转为西方式的自由选举，那么他就应该从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内部开始，可是实际上他把党权抓得牢牢的，为党主席巩固权力的宣传动员只有变本加厉。而且台湾当时并没有政治或经济的危机，一个这么重大的转变，没有急着采行的理由，反而是各式各样的配套组织和制度至少要8-10年才能逐步实现，需要很小心和繁琐的计划；但是李登辉急急忙忙地，甚至可以说是粗暴地把总统改为直选，而该有的配套措施不但没做，他还反其道而行，大力起用黑金，让台湾的选举成为土豪劣绅掌权贪腐的正式管道。因此他的行动和言辞完全不符，而那些行动唯一一个一以贯之的效果，就是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帮助他从旧国民党的外省籍干部手中夺取了实权，然后把这些实权部分下放给本省籍的土豪劣绅；那么最逻辑的解释，就只能是李登辉是个秘密台独。

在蒋经国过世后那几年，李登辉逐步把旧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一个一个地解除权力。这些干部又分为四类：第一类没有实权，在第一波斗争中很快就失势了，这包括了国民党原本最有声望的本省籍干部，林洋港。第二类也没有实权，但是对李登辉有幻想，或至少没有戒心，而李登辉也觉得他们有利用价值，所以他们就继续当了几年像监察院长或外交部长这样的闲官，例如我提过的钱复。第三类有实权，而且坚决反对台独，所以是李登辉必须最小心处理的障碍；他的办法说来说去就是收买，但是他的收买是很高段、间接的，也就是让这些人当一两年的行政院长。这是国民政府里除了台湾省长之外油水最肥的缺，每年至少有5-10亿新台币的进帐（我在美国的两家瑞士银行当了多年的经理，即使有台湾来的大笔存款是存到纽约以外的分行或者其他不太知名的瑞士Private Bank，我也有可能从朋友、同事那里听到风声，不是吗？），而且李登辉完全不须经手，这些人绝对自动自发。所以原本掌握党权的李焕和掌握军权的郝柏村，就乖乖地为了那笔丰厚的退休金而就范。第四类则是除了拿钱之外，还幻想着做李登辉的继任人，所以为虎作伥最为积极，那当然就是宋楚瑜了。好笑的是这些人和他们的家族后来以反对台独为号召，至今仍让那些深蓝的民众在被出卖了好几次后还抢着帮他们算钱；不过我既然看穿了他们的把戏，自然也就极度鄙视他们。

另外一个听其言而观其行的例子，是当前的国军。你若问国军的将领他们的使命是什么，答案必然是指天划地地宣誓要保卫国家；有戏剧天赋的，像我在前文《造舰捞銭，将军作秀》提过的邱国正，还会哭哭啼啼地说要成仁。但是国军在行动上做了些什么呢？我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经论述过，他们购买军备专挑贵的买，完全不顾那些武器是否有用；连性能一样的两种雷达，他们也选了贵十倍的。这是准备保卫国家的最好手段吗？更加好笑的是，共军的作战计划其实很明显，要是国军将领真的笨到自己想不出来的地步，那么我在前文《2020年前的台海战役》里讨论的共军退役将领王洪光的文章也写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会使用各式导弹和火箭弹把国军的“机场、防空阵地、军港、通信枢纽、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先打成火海。别的目标或许不容易机动，防空飞弹的标准操作模式却是打了就跑的。我在前文《从1999年南斯拉夫战争到巨浪二型弹道飞弹》提到的南斯拉夫防空飞弹营营长Zoltan Dani，成功地用SA-3击落了隐身的F-117，而在1982年的贝卡山谷之役，以色列空军却能用没有隐身的军机彻底击毁19个比SA-3更先进的叙利亚SA-6防空飞弹阵地，其差别就在于Dani的雷达一次只开机几秒钟，若是没有锁定目标就马上拆机走路，而叙利亚的防空部队却是就地生根，不动如山。台湾比贝卡山谷还要开放，共军的侦察也比以色列还要详实，如果国军的防空飞弹不是每天机动，在战争爆发后第一天的存活率必然和叙利亚的经验一样是零。可是国军的防空飞弹部队有随时机动的习惯吗？如果没有，那么这些极为昂贵的爱国者飞弹，除了阅兵和开放民众参观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国军和李登辉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李登辉完全是实践自己意识的阴谋家，国军却是饱受民粹打击的弱势群体。即使国军有心执行他们的使命，有可能成功吗？士兵们有那个纪律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把飞弹阵地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吗？如果士兵偷懒，军官能惩罚他们吗？实际上台湾社会根本不懂专业要求，出了意外却无限上纲，因噎废食。军官们自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民主民主，愚民做主；那公仆们哪有士气可言？大家当然只会装模作样、争功诿过，反正台湾选民是非不分，奖惩无度，那么现在台湾政府几近瘫痪的乱象自然只会越来越糟，国军不务正业也只是末世的一个小缩影而已。

【后注】我这个周末为家人熬夜忙碌，所以精神不是很好，这篇稿写得不是很清楚，在此澄清几个论点。

1. 为贪腐政客、犯罪头目和一般财阀收赃和逃税的银行业务，叫做Private Banking，最大的Private Bank刚好就是我工作过的那两个瑞士的银行。不过真正内行的顾客，用的是瑞士和加勒比海的小银行，这是因为大银行有很多其他的业务，例如Commercial Banking和Investment Banking，因此而必须在美国和欧盟注册。一旦注了册，被抓到逃税，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过去几年瑞联银和瑞士信贷都被美国罚了几十亿美元，并且被迫把顾客名录交给美国财政部。小银行就没这个风险，大不了关了美国分店、拍拍屁股走路。

2. 我不能把台湾贪腐政客的资料讲得很详细，不是因为怕被告毁谤，而是我们做跨国银行业务的人，在入职和离职的时候都必须签保密保证书，尤其是Private Banking那边对雇员盯得特别紧。我在Private Banks的消息来源当初给我消息，是信任我。我现在提到这事，还是不应该给他们惹麻烦。

3. 我说每年5-10亿新台币，是因为20年前我看得到的账户每年大约进5亿（现在想必更多，所以台湾政坛的杀伐和斗争就更加惨烈），但是客户应该会狡兔三窟，在别处另有账户，所以就估计5-10亿。我猜测这些钱应该主要是工程发标的过程中拿到的，所以省长才会拿得比院长还多。陈水扁是暴发户，原本在市长任内没怎么捞油水，当了总统以后忽然开始拼命搜刮，吃相比老国民党人难看多了，选银行的时候也往大的选，我们在业内的人都笑他外行。

4. 孙运璿院长我自己没有见过，不过他一生的挚友是国大代表裴鸣宇，而裴夫人本姓王，正是我的堂姑。我刚来哈佛念书时，还特别到纽约去看望她。她那时精神还很好，后来她随女儿搬到西雅图，几年后才过世。我可以在此澄清一件历史：在孙院长中风之前，他绝对是蒋经国钦定的接班人；而且孙院长没有后继者那样的秘密银行账户，一生坦荡，是台湾史上最伟大的公仆。至于为什么如读者回响所说的，李敖会想要写书撒谎，请看我在下文的分析。

5. 李登辉原本全无过人之处，只是运气极佳。孙院长中风之后，林洋港隐隐有储君之势，引起了蒋经国的猜忌，被打入冷宫，必须由另一个本省籍人士来占副职缺。李登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履历，让他成为暂时的过渡人选，没想到蒋经国死得太突然，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国民党的大老们，你不服我，我不服你。这时宋楚瑜还以为李登辉是盏省油的灯，就与他结盟，利用李登辉名份上的法定正统优势，压倒诸侯。我想宋楚瑜原本是计划要让李登辉当几年傀儡再正式取而代之，没想到先做了几年省长攒了些钱给小孩在加州挥霍之后，李登辉羽翼已丰，他就被莫名其妙地斗倒了。

6. 本来我一直觉得李登辉对国家不忠、对祖宗不孝、对台湾百姓不仁（拔擢黑金，鼓动民粹，是台湾今日乱象的罪魁祸首）、对国民党不义，很明显地是台湾史上的头号混蛋；但是最近发现他原来是日本人，那他的不仁不义其实是为了尽忠尽孝，而他满肚子的阴险狡诈也都是用在他眼中的正途上了，很难再说他是个大奸巨恶。那么谁才有资格继承这个台湾头号混蛋的头衔呢？我想提名宋楚瑜。李焕和郝柏村卖的还只是他们自己个人的节操，宋楚瑜却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给卖了。近代中国的卖国贼中，连汪精卫都没有成功卖断党国；宋楚瑜是唯一成功的党国终结者。这也就难怪他要想尽办法，遮掩自己的丑事；尤其是他居然还想着选公职。李敖与宋楚瑜素来交好，为他写两本故事书自然不是大事，不过我推想宋楚瑜应该还是给了润笔费的。

【后后注】有老同学写电子信函来提醒我注意安全，毕竟台湾政坛近30年与黑道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不过我想在西方金融界工作过，而知道瑞士账户细节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我手中也没有证据，全凭记忆而讲。台湾像这样对这些贪渎事件传言多得很，不差我一个。如果我有点不同，那是我的公信力好；可是我的读者群很小，若是对我动手，反而更加强我的公信力。对其他可能爆料的人的吓阻力当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但是若是宋楚瑜2016年不选了，他就不必在乎；如果他要选，那么把一个晦涩无名的部落格搞成头条新闻，反而是愚不可及的。

总之，要进这个讲实话的行业，非得有一点勇气或傻气不可。我也不知道我有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反正一年前我决定要公开讲实话，现在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