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圈走红的一篇博士论文：复印店老板为何多是湖南新化 ...

写于八年前的一篇论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得火热，作者冯军旗也觉得奇怪。

这篇名为《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的文章以迷人的社会学田野调查面貌展现。它通过详尽的数据和访谈，展示了湖南娄底下属的贫穷县城新化，如何仰赖血缘、地缘和社会结构，发展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网络，并不断将该产业推至新的高度。目前，近20万新化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

南都记者联系到论文作者冯军旗，讲述其中的关隘。

这位当年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因其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为人所知。为撰写这篇25万字的博士论文，他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对161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进行访谈。论文从官员系统内部，记录一个县城的机关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2010年毕业以后，冯军旗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方向是干部政策和干部群体。

在冯军旗的眼里，“新化现象”类似于“成都小吃”、“沙县小吃”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济”。这种经济现象色彩斑斓，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都极具研究意义。“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熟悉的复印店老板们。在北京，这些复印店以令人讶异的密度，挤在大学宿舍楼后、教学楼底甚至厕所旁的狭窄空间里，门口是“复印、打印”的大字招牌，屋里是复印机器、电脑运转发出的嗡嗡声和闷热空气。这些新化人在北京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以亲戚、师徒、同乡的关系相互支持又彼此竞争。大多不过是小学、初中的教育水平，却熟练掌握日本、美国产机器的使用和维修。

根据冯军旗的说法，每个访谈对象都有一个关于习得维修技术、带徒经营的精妙故事。新化复印产业从40年前开始发展，一共经历“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流动维修复印机”、“复印店”、“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办公设备”五个阶段。具体地说，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五十年前，两个新化人在外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以此为开端，在历史潮流和各种历史偶然间，新化人把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通过国际贸易扩散到国内，通过专业市场销售到专业复印店，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构建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

“论文帮助我顺利毕业”

南都：八年前写的论文为什么被翻出来？

冯军旗：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现在在外出差，朋友转发我才知道。

南都：当年为什么想写它？

冯军旗：这是我导师选修课《城市社会学》的课程作业。我当时经常从图书馆借书出来复印，次数多了就跟老板熟悉。北大复印店很多，我渐渐就发现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多还有亲戚关系。有人说过一句“全国各地(的复印店)都是我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做这个社会调查。

一开始仅仅做了北大复印店的调查。交上去导师不满意。我是跨专业考的社会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历史，所以对社会学论文怎么写不是很熟悉。我就想好好写一下，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和对象。

这是我社会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现在看很不成熟，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性都不够。但我是比较早发现这个现象的。

后来，我把调查内容分成了两篇论文，一篇就是现在网上传的《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另一篇叫《“新化”现象的形成》，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这两篇论文对我意义很大。北大要求博士生毕业要发表两篇论文，实际上我就发了这两篇。后来我就挂职去了(见前文)。所以这两篇跟我毕业关系挺大的。

“没写二手复印机的走私问题”

南都：调查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冯军旗：我把调查对象扩大到北京市8个高校以后，做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在学校里发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看新化复印行业(在高校)到底有多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我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导师要求写5000字就行了，我一下写了两万字。

南都：遍布全国各地的采访对象，比如产业元老邹联经，是怎么找到的？

冯军旗：当时主要采取的是“顺藤摸瓜”的方法，顺着一个线索不断往下追，通过人来找人。访谈中我就发现这个行业有几十年的发展史，各个阶段都有现象特征和代表人物。很多产业元老在广州、深圳、珠海，就通过电话访谈。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几个元老的访谈对论文的形成作用很大。比如，现在在日本做复印机贸易的邹联经，他很有头脑，对这个产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又健谈。邹在这个圈子里名声很大，顺着他也接触到了其他采访对象。

南都：有遇到什么难处吗？

冯军旗：这个行业最关键的问题是二手复印机的合法性问题，我的论文回避了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大部分复印机用的都是日本、美国淘汰的复印机。那里的复印机是定期淘汰制。但他们复印机的质量太好了，淘汰以后的性能和复印质量都比国内的好太多。

日本、美国的二手复印机运到中国，相当部分是走私进来的。这其实是复印产业的终端。我论文里只提到，他们偶然从一个台湾人那里购买旧复印机。但有新化人在从事走私生意，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被判刑。

有些发了家的采访对象不愿意谈，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当时在广州有一个做二手复印机生意做得非常大的人，很低调，不愿意谈。但他对行业发展是很重要的人。我就找邹联经，让他推荐一下。

“血缘、地缘、师徒制都是特色”

南都：新化的复印产业为什么扩张得这么快？

冯军旗：师徒制是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制度，在新化也是地方传统，比如泥瓦匠、木匠等。 师傅不断带新徒弟，而徒弟掌握技术成了师傅后，也开始带徒弟，如此不断循环。徒弟有固定的年限，一般是三年；固定的工资，一般是三年一万到一万五不等；包吃包住等。很多新化人都是从学徒做起，最后独立经营。

另一个就是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 新化人总结过他们是“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一个人出来干复印挣了钱，就会把更多的新化人带出来。这也是可复制的、绵延不断的过程。

师徒制和地缘纽带效应，导致了新化复印产业的原子式扩张。

南都：这个群体的内部关系怎么样？

冯军旗：新化人在异乡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缘社区”，相当于把家乡搬到了大城市里来。他们不仅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一般也在一个地方住。比如北大清华旁边的平房区，就集聚了很多在海淀各个大学开复印店的新化人。

这个社区内部关系紧密，但也有竞争。这也是地缘纽带的悖论，他们多带出一个人，实际上增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在一方面也导致了复印价格的一再降低。

“产业链和维修技术让新化人近乎垄断”

南都：新化现象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冯军旗：新化现象是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我本来还想做“沙县小吃”。这些都属于类似的社会现象，其中都是血缘、地缘和地方文化在发生决定性作用。但没有一个像新化这样有这么高的市场占有率。

新化现象奇特的地方是，他们都是一帮农民，多数是小学毕业，但敢玩这个高科技行业。这一点是其它现象没法比的。这种极易的教授只能通过师傅教徒弟的方式流传下去。

南都：新化为什么能保持近乎垄断的地位？

冯军旗：他们用价格战当武器。他们的价格能这么便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店”。从复印设备、耗材到纸张，这个行业的各个部分，他们从内部都占有了。各个环节的价格，在新化人内部是透明的，对外人则是一个黑箱。

另一个就是他们会技术以及维修，不需要再花维修费用。他们的成本基本上就是纸张的费用。举个例子，一台复印机可能两三万买回来，用个两年，几乎可以用同等价格卖给外乡人，在此期间的机器损耗费等于零。坏了又自己会修。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人干不过他们？我觉得这两点是核心。

链接

《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

写在前面

多媒体出版行业中，充满油墨芬芳的印刷总是长盛不衰。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总是流传着打印店老板的各种神奇传说。

比如在北京，在任何一个大学周围或者商务楼群的边缘地带，只要有几栋“底商”的租价极其便宜的老式居民楼、几排在拆迁的传言中惴惴不安的小平房，甚至几间用石棉瓦、白铁皮搭起来的违章小窝棚，你都会看见一些招魂幡一样神出鬼没的简陋招贴，上书“复印5分(双面)、打印1角，量大从优”，在招贴附近，总会有那么一群老少混杂、拖家带口的人在一个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围着几台破旧的复印机、二手电脑、打印机忙得晕头转向，时不时可以听见他们用同一种深奥得即使强行转换到普通话的音轨上来也难以理解的方言相互催促、抱怨、嬉笑怒骂，一边用粗糙的双手复印、分拣、装订着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千奇百怪、包罗万象的文字，一边在相互之间频繁的方言交谈中传递着他们真正的生活：今晚谁做饭？是吃土豆还是吃豆腐？邻街三舅的复印店里有人从老家带了一包腊鱼，派谁去取？

这就是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在北京开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复印打印店。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据统计，新化县输送到祖国各地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而如此强悍的市场份额完全是靠一个个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旧的小门面垒出来的。

据说，这一军团的形成纯属偶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化县有一部分村民因为从事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攒到了第一笔原始积累，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机器不仅是可以拿来修，修完了还可以让它鸡生蛋、蛋生鸡。于是一些新化人开始对准日益崛起的打印复印市场一阵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邻里、同乡的倾巢出动之势磕下了一条不易发觉的生财之道。在新化的一些村镇里，90%的人都以驮着自家维修或组装的二手打印机、复印机转战大江南北黄河内外为生，小孩们拼音都还没学会、加减乘除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学会了把复印机拆来装去当巨型的变形金刚玩。这一军团席卷文印市场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有新化人出没的地方，复印打印的价格一律低得令人咋舌，人们趋之若鹜，砖头般厚重的书籍顷刻之间可以拥有无数廉价的副本，版权躲在法律条文的背后抹着苦涩的小泪珠。
http://www.tynews.com.cn/%5C%5C% ... /content_789544.htm写于八年前的一篇论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得火热，作者冯军旗也觉得奇怪。

这篇名为《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的文章以迷人的社会学田野调查面貌展现。它通过详尽的数据和访谈，展示了湖南娄底下属的贫穷县城新化，如何仰赖血缘、地缘和社会结构，发展出遍布全国的复印产业网络，并不断将该产业推至新的高度。目前，近20万新化人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相关工作。

南都记者联系到论文作者冯军旗，讲述其中的关隘。

这位当年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因其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为人所知。为撰写这篇25万字的博士论文，他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对161个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进行访谈。论文从官员系统内部，记录一个县城的机关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2010年毕业以后，冯军旗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方向是干部政策和干部群体。

在冯军旗的眼里，“新化现象”类似于“成都小吃”、“沙县小吃”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扩散型经济”。这种经济现象色彩斑斓，在社会学、经济学领域都极具研究意义。“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熟悉的复印店老板们。在北京，这些复印店以令人讶异的密度，挤在大学宿舍楼后、教学楼底甚至厕所旁的狭窄空间里，门口是“复印、打印”的大字招牌，屋里是复印机器、电脑运转发出的嗡嗡声和闷热空气。这些新化人在北京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以亲戚、师徒、同乡的关系相互支持又彼此竞争。大多不过是小学、初中的教育水平，却熟练掌握日本、美国产机器的使用和维修。

根据冯军旗的说法，每个访谈对象都有一个关于习得维修技术、带徒经营的精妙故事。新化复印产业从40年前开始发展，一共经历“流动维修机械打字机”、“流动维修复印机”、“复印店”、“二手复印机专业市场”、“办公设备”五个阶段。具体地说，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五十年前，两个新化人在外偶然获得了机械打字机维修技术。以此为开端，在历史潮流和各种历史偶然间，新化人把日本和美国的二手复印设备通过国际贸易扩散到国内，通过专业市场销售到专业复印店，从而形成了一条完整产业链，构建了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

“论文帮助我顺利毕业”

南都：八年前写的论文为什么被翻出来？

冯军旗：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我现在在外出差，朋友转发我才知道。

南都：当年为什么想写它？

冯军旗：这是我导师选修课《城市社会学》的课程作业。我当时经常从图书馆借书出来复印，次数多了就跟老板熟悉。北大复印店很多，我渐渐就发现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很多还有亲戚关系。有人说过一句“全国各地(的复印店)都是我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做这个社会调查。

一开始仅仅做了北大复印店的调查。交上去导师不满意。我是跨专业考的社会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历史，所以对社会学论文怎么写不是很熟悉。我就想好好写一下，决定扩大调查范围和对象。

这是我社会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现在看很不成熟，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理论性都不够。但我是比较早发现这个现象的。

后来，我把调查内容分成了两篇论文，一篇就是现在网上传的《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另一篇叫《“新化”现象的形成》，发表在《北京社会科学》上。这两篇论文对我意义很大。北大要求博士生毕业要发表两篇论文，实际上我就发了这两篇。后来我就挂职去了(见前文)。所以这两篇跟我毕业关系挺大的。

“没写二手复印机的走私问题”

南都：调查过程是如何展开的？

冯军旗：我把调查对象扩大到北京市8个高校以后，做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在学校里发调查问卷，主要是为了看新化复印行业(在高校)到底有多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我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导师要求写5000字就行了，我一下写了两万字。

南都：遍布全国各地的采访对象，比如产业元老邹联经，是怎么找到的？

冯军旗：当时主要采取的是“顺藤摸瓜”的方法，顺着一个线索不断往下追，通过人来找人。访谈中我就发现这个行业有几十年的发展史，各个阶段都有现象特征和代表人物。很多产业元老在广州、深圳、珠海，就通过电话访谈。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

几个元老的访谈对论文的形成作用很大。比如，现在在日本做复印机贸易的邹联经，他很有头脑，对这个产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又健谈。邹在这个圈子里名声很大，顺着他也接触到了其他采访对象。

南都：有遇到什么难处吗？

冯军旗：这个行业最关键的问题是二手复印机的合法性问题，我的论文回避了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大部分复印机用的都是日本、美国淘汰的复印机。那里的复印机是定期淘汰制。但他们复印机的质量太好了，淘汰以后的性能和复印质量都比国内的好太多。

日本、美国的二手复印机运到中国，相当部分是走私进来的。这其实是复印产业的终端。我论文里只提到，他们偶然从一个台湾人那里购买旧复印机。但有新化人在从事走私生意，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被判刑。

有些发了家的采访对象不愿意谈，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当时在广州有一个做二手复印机生意做得非常大的人，很低调，不愿意谈。但他对行业发展是很重要的人。我就找邹联经，让他推荐一下。

“血缘、地缘、师徒制都是特色”

南都：新化的复印产业为什么扩张得这么快？

冯军旗：师徒制是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制度，在新化也是地方传统，比如泥瓦匠、木匠等。 师傅不断带新徒弟，而徒弟掌握技术成了师傅后，也开始带徒弟，如此不断循环。徒弟有固定的年限，一般是三年；固定的工资，一般是三年一万到一万五不等；包吃包住等。很多新化人都是从学徒做起，最后独立经营。

另一个就是血缘、地缘的纽带作用。 新化人总结过他们是“亲带亲、邻带邻、友带友”。一个人出来干复印挣了钱，就会把更多的新化人带出来。这也是可复制的、绵延不断的过程。

师徒制和地缘纽带效应，导致了新化复印产业的原子式扩张。

南都：这个群体的内部关系怎么样？

冯军旗：新化人在异乡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缘社区”，相当于把家乡搬到了大城市里来。他们不仅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一般也在一个地方住。比如北大清华旁边的平房区，就集聚了很多在海淀各个大学开复印店的新化人。

这个社区内部关系紧密，但也有竞争。这也是地缘纽带的悖论，他们多带出一个人，实际上增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在一方面也导致了复印价格的一再降低。

“产业链和维修技术让新化人近乎垄断”

南都：新化现象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冯军旗：新化现象是中国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我本来还想做“沙县小吃”。这些都属于类似的社会现象，其中都是血缘、地缘和地方文化在发生决定性作用。但没有一个像新化这样有这么高的市场占有率。

新化现象奇特的地方是，他们都是一帮农民，多数是小学毕业，但敢玩这个高科技行业。这一点是其它现象没法比的。这种极易的教授只能通过师傅教徒弟的方式流传下去。

南都：新化为什么能保持近乎垄断的地位？

冯军旗：他们用价格战当武器。他们的价格能这么便宜，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国际贸易+专业市场+专业店”。从复印设备、耗材到纸张，这个行业的各个部分，他们从内部都占有了。各个环节的价格，在新化人内部是透明的，对外人则是一个黑箱。

另一个就是他们会技术以及维修，不需要再花维修费用。他们的成本基本上就是纸张的费用。举个例子，一台复印机可能两三万买回来，用个两年，几乎可以用同等价格卖给外乡人，在此期间的机器损耗费等于零。坏了又自己会修。为什么其它地方的人干不过他们？我觉得这两点是核心。

链接

《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

写在前面

多媒体出版行业中，充满油墨芬芳的印刷总是长盛不衰。特别是在大学校园里，总是流传着打印店老板的各种神奇传说。

比如在北京，在任何一个大学周围或者商务楼群的边缘地带，只要有几栋“底商”的租价极其便宜的老式居民楼、几排在拆迁的传言中惴惴不安的小平房，甚至几间用石棉瓦、白铁皮搭起来的违章小窝棚，你都会看见一些招魂幡一样神出鬼没的简陋招贴，上书“复印5分(双面)、打印1角，量大从优”，在招贴附近，总会有那么一群老少混杂、拖家带口的人在一个狭小的室内空间里围着几台破旧的复印机、二手电脑、打印机忙得晕头转向，时不时可以听见他们用同一种深奥得即使强行转换到普通话的音轨上来也难以理解的方言相互催促、抱怨、嬉笑怒骂，一边用粗糙的双手复印、分拣、装订着跟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千奇百怪、包罗万象的文字，一边在相互之间频繁的方言交谈中传递着他们真正的生活：今晚谁做饭？是吃土豆还是吃豆腐？邻街三舅的复印店里有人从老家带了一包腊鱼，派谁去取？

这就是湖南娄底市新化县的复印打印军团在北京开的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复印打印店。不仅在北京，在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据统计，新化县输送到祖国各地的打印复印军团占据了全中国打印复印市场份额的85%，而如此强悍的市场份额完全是靠一个个10平方米不到的逼仄、破旧的小门面垒出来的。

据说，这一军团的形成纯属偶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化县有一部分村民因为从事打印机、复印机的维修攒到了第一笔原始积累，后来有一天突然发现，机器不仅是可以拿来修，修完了还可以让它鸡生蛋、蛋生鸡。于是一些新化人开始对准日益崛起的打印复印市场一阵猛攻，很快就以家族、邻里、同乡的倾巢出动之势磕下了一条不易发觉的生财之道。在新化的一些村镇里，90%的人都以驮着自家维修或组装的二手打印机、复印机转战大江南北黄河内外为生，小孩们拼音都还没学会、加减乘除都还没弄明白，就已经学会了把复印机拆来装去当巨型的变形金刚玩。这一军团席卷文印市场的直接后果就是，凡有新化人出没的地方，复印打印的价格一律低得令人咋舌，人们趋之若鹜，砖头般厚重的书籍顷刻之间可以拥有无数廉价的副本，版权躲在法律条文的背后抹着苦涩的小泪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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