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顾雏军被捕.经济学家也挨批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曾经被视做明星企业家的中国巨富顾雏军上个月底被捕了。顾雏军以涉嫌经济犯罪而出事，他的倒台，却引发了一场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集体批评，以及对经济学家“道德良知”的一片质疑。连素来深受社会敬重的名家如张维迎、吴敬琏也受到了波及。
　　社会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社会集体浮躁，以及关于专家社会角色的提问，再次浮现。
　　连日来，媒体和网络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不绝。《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今何在？》、《多少经济学家失语科龙》、《顾雏军的‘落马’和经济学家的‘忽悠’（编按：俗语，指行骗）》……这类义愤填膺的标题，频频见于报章。
　　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不回应、不接受采访来应对“声讨”。结果，批评声势越发激烈。　
　　经济学家们和顾雏军案件产生关联，事情可从去年说起。
　　去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郎咸平通过他的研究分析，指顾雏军通过不法手段，在国有企业产权转制的时候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
　　所谓“国退民进”是中国政府推动“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一个做法，即将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希望借此提高企业效率。
　　顾雏军受郎咸平质疑的其中一点，是顾在几年时间里仅仅用了9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8亿新元）的资金，通过收购，即换回资产总值共计136亿元的企业。
　　郎咸平提出，顾雏军收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其后，又在财务报表上做手脚，造成收购企业短期内转亏为盈的假象。
　　因为郎咸平的结论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假设，而无法求证，因此去年底中国掀起一场“郎顾之争”，顾雏军最终以个人名义起诉郎咸平“诽谤”。
　　在这场论争中，曾有经济学家举办研讨会，提出顾雏军的做法“符合中国企业的改革路径”，结果被认为是“拥顾派”。当顾雏军被审计署调查，在香港遭起诉，当他名下的科龙电器被发现去年第四季突然亏损2.79亿元时，这些经济学家被指负有“推波助澜”的责任。
　　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受本报访问时说，外界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不见得理性公允，整个事件间中或有媒体炒做的成分。
　　她指出，经济学家支持“国退民进”和支持顾雏军是两回事。有的媒体将两者混淆为一，简单地将学者划入阵营。
　　也有经济学界的人士私下表示，经济学家为自己冠上“社会良心”的花环和桂冠，这些花环桂冠都可能转变成束缚与枷锁。
　　学者们究竟应该在书斋里钻研学问，还是应该站出来为社会的发展方向“指点迷津”？学者是否要为现实问题开药方？有一种看法是，学者最不适合这样做。
　　此外，专家以学问博取社会名声，与企业挂钩牟取个人利益，也是导致社会对经济学家失去信心的原因。
　　受访者也提出，不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监督制度，经常要求中国学者们扮演各种“医生”的角色。许多官方应该扮演的职能，现在推到了舆论和专家身上。只不过，当学者的预测被否定时，在日益浮躁的社会里，他们被社会群起而攻之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曾经被视做明星企业家的中国巨富顾雏军上个月底被捕了。顾雏军以涉嫌经济犯罪而出事，他的倒台，却引发了一场社会对经济学家的集体批评，以及对经济学家“道德良知”的一片质疑。连素来深受社会敬重的名家如张维迎、吴敬琏也受到了波及。
　　社会对经济学家的不信任，社会集体浮躁，以及关于专家社会角色的提问，再次浮现。
　　连日来，媒体和网络上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声音不绝。《当初力挺顾雏军的经济学家今何在？》、《多少经济学家失语科龙》、《顾雏军的‘落马’和经济学家的‘忽悠’（编按：俗语，指行骗）》……这类义愤填膺的标题，频频见于报章。
　　多数经济学家选择不回应、不接受采访来应对“声讨”。结果，批评声势越发激烈。　
　　经济学家们和顾雏军案件产生关联，事情可从去年说起。
　　去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北京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郎咸平通过他的研究分析，指顾雏军通过不法手段，在国有企业产权转制的时候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
　　所谓“国退民进”是中国政府推动“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一个做法，即将绩效不佳的国有企业转为民营企业，希望借此提高企业效率。
　　顾雏军受郎咸平质疑的其中一点，是顾在几年时间里仅仅用了9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8亿新元）的资金，通过收购，即换回资产总值共计136亿元的企业。
　　郎咸平提出，顾雏军收购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其后，又在财务报表上做手脚，造成收购企业短期内转亏为盈的假象。
　　因为郎咸平的结论只是基于公开资料的假设，而无法求证，因此去年底中国掀起一场“郎顾之争”，顾雏军最终以个人名义起诉郎咸平“诽谤”。
　　在这场论争中，曾有经济学家举办研讨会，提出顾雏军的做法“符合中国企业的改革路径”，结果被认为是“拥顾派”。当顾雏军被审计署调查，在香港遭起诉，当他名下的科龙电器被发现去年第四季突然亏损2.79亿元时，这些经济学家被指负有“推波助澜”的责任。
　　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受本报访问时说，外界对经济学家的批评不见得理性公允，整个事件间中或有媒体炒做的成分。
　　她指出，经济学家支持“国退民进”和支持顾雏军是两回事。有的媒体将两者混淆为一，简单地将学者划入阵营。
　　也有经济学界的人士私下表示，经济学家为自己冠上“社会良心”的花环和桂冠，这些花环桂冠都可能转变成束缚与枷锁。
　　学者们究竟应该在书斋里钻研学问，还是应该站出来为社会的发展方向“指点迷津”？学者是否要为现实问题开药方？有一种看法是，学者最不适合这样做。
　　此外，专家以学问博取社会名声，与企业挂钩牟取个人利益，也是导致社会对经济学家失去信心的原因。
　　受访者也提出，不完整的社会制度与监督制度，经常要求中国学者们扮演各种“医生”的角色。许多官方应该扮演的职能，现在推到了舆论和专家身上。只不过，当学者的预测被否定时，在日益浮躁的社会里，他们被社会群起而攻之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