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长任性，总理能忍吗？

杨传堂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就是官员去计算各方利益，寻找“合理”的资源配置。

邓新华 |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搜狐财经 | 2015年3月14日
交通部长杨传堂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谈了几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从他的谈话来看，他显然太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比如，说到出租车垄断，他说：“我们全国出租车130万辆，就业人数260万人，运营企业8000多个，同时还有13万个体户，每年承担400亿人次的运输任务。其实出租车行业是开放比较早的行业，不存在政府垄断。”了解市场经济理论的人都知道，垄断是指准入限制，而不是指行业规模。出租车行业是政府允许你干你才能干，是典型的垄断。如果没有准入限制，出租车行业的规模会比现在大得多。
在谈到私家车当专车问题时，杨传堂的回答是：“永远不允许。”这句话广遭诟病。很显然，杨传堂又不可能永远当交通部长，就算他的任上不允许，难道他还能管得了后任？后任也像他一样阻碍改革？不知他说“永远”的底气从何而来。
就算在他任上，恐怕他也无力阻挡专车的发展吧。由于手机的普及、技术的进步，更多私家车辆打破运营管制、进入市场满足百姓需求已势不可挡。就算杨传堂想挡，上面不还有李克强总理说了有权不可任性吗？
在谈到出租车份钱时，杨传堂算了“企业为司机承担三险”的账，说出租车份钱不能降。既然杨部长没有能力降低出租车司机的份钱，为什么不让市场试试？专车既方便百姓，又降低司机负担，比政府管制做得好得多。杨部长就别帮市场算账了。
杨传堂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就是官员去计算各方利益，寻找“合理”的资源配置。比如，杨传堂说出租车“数量要在合理空间，太少就出现出租车供给不足，过多就出现经营困难。”意思就是他来替市场需求、供给算账。
但这种算账是注定要失败的。市场通过价格、竞争，才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杨传堂既不可能清楚消费者对各种服务的愿意出的价格，也不清楚谁更适合办出租车企业，也不知道哪些技术可以用来节约成本（比如打车软件节约信息费用，就不可能是他能预料到的），总之，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因此，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在哪。
交通看起来只是一个领域，其实牵涉到无数人的利益。不要以为只有金融、财政等部门需要懂经济学，交通部长其实也是需要懂经济学的。不懂经济规律，自己拿个账本在办公室计算，必然会阻碍老百姓福利提升。
杨传堂说：“很多司机说现在‘份儿钱’多，企业赚钱太多，其实，这跟司机收入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出租车发展初期，司机月收入3000元，当时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是1000多元。现在他的收入是六七千元，一个处级干部收入也是这些，所以他们的那种优越感没有了。”
谁都清楚，处级干部只是名义收入如此，实际收入（既包括灰色收入也包括权力的享受和各项福利）远远超过出租车司机。你给处级干部1万元，让他辞职干出租车司机，你看他们骂不骂你？
那些老是替市场算来算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处级干部们，尽管他们其实在损害老百姓的福利，但他们自己却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相反，出租车司机倒是实实在在地造福消费者。纳税人完全没必要花钱雇一帮人来替市场计算。应该大幅降低这些人的工资，让出租车司机的工资高于处级干部，继续保持出租车司机对处级干部的优越感。处级干部们如果不服气，就应该干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促进老百姓福利的事。当然了，首先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事物、愿意改革的部长。http://heschina.org/archives/3845.html杨传堂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就是官员去计算各方利益，寻找“合理”的资源配置。

邓新华 | 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搜狐财经 | 2015年3月14日
交通部长杨传堂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谈了几个人们关注的话题。从他的谈话来看，他显然太缺乏市场经济意识。
比如，说到出租车垄断，他说：“我们全国出租车130万辆，就业人数260万人，运营企业8000多个，同时还有13万个体户，每年承担400亿人次的运输任务。其实出租车行业是开放比较早的行业，不存在政府垄断。”了解市场经济理论的人都知道，垄断是指准入限制，而不是指行业规模。出租车行业是政府允许你干你才能干，是典型的垄断。如果没有准入限制，出租车行业的规模会比现在大得多。
在谈到私家车当专车问题时，杨传堂的回答是：“永远不允许。”这句话广遭诟病。很显然，杨传堂又不可能永远当交通部长，就算他的任上不允许，难道他还能管得了后任？后任也像他一样阻碍改革？不知他说“永远”的底气从何而来。
就算在他任上，恐怕他也无力阻挡专车的发展吧。由于手机的普及、技术的进步，更多私家车辆打破运营管制、进入市场满足百姓需求已势不可挡。就算杨传堂想挡，上面不还有李克强总理说了有权不可任性吗？
在谈到出租车份钱时，杨传堂算了“企业为司机承担三险”的账，说出租车份钱不能降。既然杨部长没有能力降低出租车司机的份钱，为什么不让市场试试？专车既方便百姓，又降低司机负担，比政府管制做得好得多。杨部长就别帮市场算账了。
杨传堂在采访中多次说到“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计划经济就是官员去计算各方利益，寻找“合理”的资源配置。比如，杨传堂说出租车“数量要在合理空间，太少就出现出租车供给不足，过多就出现经营困难。”意思就是他来替市场需求、供给算账。
但这种算账是注定要失败的。市场通过价格、竞争，才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杨传堂既不可能清楚消费者对各种服务的愿意出的价格，也不清楚谁更适合办出租车企业，也不知道哪些技术可以用来节约成本（比如打车软件节约信息费用，就不可能是他能预料到的），总之，他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因此，他也就不可能知道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在哪。
交通看起来只是一个领域，其实牵涉到无数人的利益。不要以为只有金融、财政等部门需要懂经济学，交通部长其实也是需要懂经济学的。不懂经济规律，自己拿个账本在办公室计算，必然会阻碍老百姓福利提升。
杨传堂说：“很多司机说现在‘份儿钱’多，企业赚钱太多，其实，这跟司机收入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出租车发展初期，司机月收入3000元，当时一个处级干部的收入是1000多元。现在他的收入是六七千元，一个处级干部收入也是这些，所以他们的那种优越感没有了。”
谁都清楚，处级干部只是名义收入如此，实际收入（既包括灰色收入也包括权力的享受和各项福利）远远超过出租车司机。你给处级干部1万元，让他辞职干出租车司机，你看他们骂不骂你？
那些老是替市场算来算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处级干部们，尽管他们其实在损害老百姓的福利，但他们自己却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重要。相反，出租车司机倒是实实在在地造福消费者。纳税人完全没必要花钱雇一帮人来替市场计算。应该大幅降低这些人的工资，让出租车司机的工资高于处级干部，继续保持出租车司机对处级干部的优越感。处级干部们如果不服气，就应该干点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促进老百姓福利的事。当然了，首先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事物、愿意改革的部长。http://heschina.org/archives/3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