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军事家李主席

李先念，一辈子当了六届党代会的中央委员、五届政治局委员、二届政治局常委、一届国家主席、一届政协主席。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数他官做得最大，还以中央领导人身份成为了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李先念处事圆润，善于韬光养晦，常做“好好先生”，得以在建国后风云激荡的政治舞台上始终不倒，确实非一般人所及。主席评价他说：是好人，但“软”了点。主席的意思可能是觉得他太老实，原则性差。但反过来说，易刚者折，这种“软”，或许正是李能安居政坛的诀窍所在。

按理说，李先念一生冲出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躲过了政坛上的急流险滩，可谓求仁得仁，平安退休，应该没什么遗憾了。然而，老实人也有他的心事。

第一件是西路军的事。

那是一场午夜梦回，依然惊悸的腥风血雨。西路军的苦战过程已经有人写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李先念等人千里突围，终于进入新疆休整。当时有不少将领要求去苏联，但一直没有被批准。不久，四方面军中情绪较为激烈的李特、黄超就失踪了，后来说是被当作托派处决了，不过具体细节一直不详。了解内情的陈云、李先念一直对此敛口不言，邓发、王明、康生等人又早死。直到了21世纪，博古的侄子出了一本书，才道出了一些详细情况，说是李、黄想找国际代表团状告中央，被康生发现，当即抓捕，请示王明后将二人秘密处死。

1937年秋天，李先念等一批高级干部随中央代表滕代远回到了延安。当时延安正激烈开展着批判张国焘运动，连带红四方面军也被批作“土匪”、“军阀”。四方面军的人都挨了整，像许世友等人要拖枪出走的事已为人所熟知了。后来主席召见了李先念，对工农出身的李先念印象不错。因为李先念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作了坦率的分析，一些意见还为主席所接受，认为李是个老实人，评价为“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原为军级干部的李先念却被降成了营长。主席出面干预，让李重回鄂豫皖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先念不负众望，在鄂豫皖逐渐又拉起了队伍。后来，李先念的这支部队组建成了新四军第5师，李又当了师长。

李先念此后在军中一直默默耕耘，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主席和中央的关系，一直避免作为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在行动上的嫌疑。加上中央派来监督的郑位三也是个老实人，李先念和郑位三合作的还算不错。

李先念在华中抗战中表现不俗，将中原解放区发展壮大，得到了党内的认同和主席的称赞。也正是因为中原解放区搞得很兴盛，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内战爆发时，蒋介石首先集中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西路军被说成是违背中央命令擅自西渡导致全军覆没，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李先念从无分辩，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兢兢业业，隐忍不发。他心里清楚，红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为执行中央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在河西组成西路军忽进忽退也主要是为了配合瞬息万变的大形势。尽管在军事指挥上西路军领导层犯了严重错误，但并不能说执行的不是中央的命令，而是什么“张国焘错误路线”。西路军广大官兵背了几十年的“错误路线”包袱，这是不公平的。可中央是谁呀？毛、洛、周，而又以主席为首。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几十年正确路线的代表，是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袖。为了维护领袖的权威，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的事业，李先念把一肚子委屈咽了下去。

从此，西路军成了他的禁忌。西路军的老战士来北京，想见见老首长，他不见。拍了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倪萍主演），他不看。也是，那河西血战的一幕幕午夜梦回，渡黄河时身边警卫员被子弹击中，脑浆就迸在他脸上，这是何等的不堪回首！

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打破了很多禁区。党史工作者来找李先念了解西路军的事情，李这才将当年的事情道出。随着相关文电的解密，西路军的史实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然而，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当时大力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还是在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仍然在模糊历史真相。他拍案而起，愤然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等人，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先念在信中郑重地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于是，中央责令有关同志作出检讨，重新修改了书中的有关内容，人民出版社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看来，老实人不是没脾气，只是急与不急。

2011年，在权威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第二件是关于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年李先念主持经济工作的评价问题。

以李先念的军中资历，授衔大将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当时已改行经济工作，就没有授衔。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几位领头人物之一。在公认党内最懂经济的陈云挨批评靠边以后，李先念、谷牧、余秋里、姚依林等人就在一线担纲为国计民生而操劳。李先念是比较讲求实际的，大跃进中反对急躁冒进，因而被主席批评。主席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

主席一直对李先念是比较偏爱的，认为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他的。虽有小过，予以敲打，却一直把国家的经济重任委交给李。

文革时期天下大乱，全民起来闹革命。但人总得吃饭，国务院的干部打倒一大片，还得留下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协助总理维持国计民生。那些年那么乱，中国的经济也还是稳步增长的，尽管主要是积累率的增长，人民消费还是极为困难。李先念等人多少功不可没。文革后，国民经济被说成是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李先念虽然一贯地隐忍不发，心里能不记一笔账？

从文革结束到1979年改革开放时，李先念和余秋里等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主持者。在1978年的五届人大上，总理华国锋和13位副总理组成新政府，搞出了一个宏大的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总产值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年增长10%；建设12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10个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矿基地、30个电站、6条铁路、5个大港口；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引进外资也要有很大增长。于是基建大规模展开，各地纷纷上项目，铺摊子，追求高指标，现在中国钢铁业举足轻重的宝钢就是那个时期上马的。

这样搞了几年，经济开始过热，财政出现赤字，通货膨胀率大增，不得不又进行压缩减速，由新总理牵头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经济的全面调整。当初那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也被说成是“洋跃进”，责任归到了华国锋的身上。别人不说，李先念心里清楚，华国锋不大懂经济，很倚重李，自己才是实际的经济主持者。而且，批“洋跃进”，那指标不断加码，不断提高速度，主要意见是谁的？小平同志的。小平一贯的思想是，要抓住机遇，果断决策，胆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引进那么多项目，动用那么多外汇，指标层层加码，造成赤字，小平的意见是主要的。但小平又自认为不太懂经济，只抓决策，放手让下边人去干。陈云当时就比较谨慎，出现问题后支持大调整，大规模项目下马，设备封存。不过在宝钢问题上陈云还是有点远见，保住了宝钢。小平对大调整不以为然，但还是投了陈云一张信任票。这些事情都很复杂，简单批那三年为徘徊冒进时期，李先念心里能服气？

然而，李先念依然是隐忍持重的，服从中央的方针，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只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他会发一点牢骚：“说我们搞的是‘洋冒进’，现在搞的又算什么呢！”，“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

李先念在十二大上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十三大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又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样的重要地位在党内仅次于小平和陈云。难怪说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小平、陈云后，就数李先念了。本来叶帅的位置很重要，曾跻身党和国家的二把手。但他自华国锋下台后，就开始谦退，完全让小平占据核心位置，加上年事已高，自居幕后了。

陈云在改革开放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种观点说当年是“双峰政治”，还是比较有道理的。陈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搞得很好。如果以后一直坚持，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挫折。他主张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既要允许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认为财政上要收支平衡，宁可不要速度。后来陈就形象的提出了一个“鸟笼”经济思想，即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李先念是支持陈云的观点的，主张计划经济，财政不但要收支平衡，还要有节余。而小平是形势一有好转就要求提高发展速度，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经济发展，逐渐向市场经济倾斜。这样搞起来，也难怪会在八十年代出现经济上的大起大落。

李对主持经济工作的新总理很有看法，认为他“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对于总书记耀邦，李也不太满意，觉得他不懂经济又乱干涉、对外讲话太随便、全国到处跑影响不好等等。批判耀邦的“生活会”时，李先念正在上海休养。杨尚昆到上海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说：着什么急嘛……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这算是李的一种态度吧，在政治风云的关键时刻，基本不露面，只是表个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晚年的李先念喜欢常居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人时常前去看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政治风云过后，李竭力举荐其枢机中央，总算是功德圆满，再无憾事了。

李先念有个女婿，是个时尚人物。早年擅长写报告文学，如《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八十年代中期上书军委《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引起了高层关注。后来当过空军副政委和国防大学政委。如今常写些鹰派文章，如《西部论》、《大国策》、《金门战役检讨》等，外界对其褒贬不一。谁呢？刘亚洲。
李先念，一辈子当了六届党代会的中央委员、五届政治局委员、二届政治局常委、一届国家主席、一届政协主席。红四方面军出来的人数他官做得最大，还以中央领导人身份成为了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李先念处事圆润，善于韬光养晦，常做“好好先生”，得以在建国后风云激荡的政治舞台上始终不倒，确实非一般人所及。主席评价他说：是好人，但“软”了点。主席的意思可能是觉得他太老实，原则性差。但反过来说，易刚者折，这种“软”，或许正是李能安居政坛的诀窍所在。

按理说，李先念一生冲出了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躲过了政坛上的急流险滩，可谓求仁得仁，平安退休，应该没什么遗憾了。然而，老实人也有他的心事。

第一件是西路军的事。

那是一场午夜梦回，依然惊悸的腥风血雨。西路军的苦战过程已经有人写了很多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李先念等人千里突围，终于进入新疆休整。当时有不少将领要求去苏联，但一直没有被批准。不久，四方面军中情绪较为激烈的李特、黄超就失踪了，后来说是被当作托派处决了，不过具体细节一直不详。了解内情的陈云、李先念一直对此敛口不言，邓发、王明、康生等人又早死。直到了21世纪，博古的侄子出了一本书，才道出了一些详细情况，说是李、黄想找国际代表团状告中央，被康生发现，当即抓捕，请示王明后将二人秘密处死。

1937年秋天，李先念等一批高级干部随中央代表滕代远回到了延安。当时延安正激烈开展着批判张国焘运动，连带红四方面军也被批作“土匪”、“军阀”。四方面军的人都挨了整，像许世友等人要拖枪出走的事已为人所熟知了。后来主席召见了李先念，对工农出身的李先念印象不错。因为李先念对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作了坦率的分析，一些意见还为主席所接受，认为李是个老实人，评价为“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

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原为军级干部的李先念却被降成了营长。主席出面干预，让李重回鄂豫皖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先念不负众望，在鄂豫皖逐渐又拉起了队伍。后来，李先念的这支部队组建成了新四军第5师，李又当了师长。

李先念此后在军中一直默默耕耘，非常谨慎地处理与主席和中央的关系，一直避免作为四方面军出身的人在行动上的嫌疑。加上中央派来监督的郑位三也是个老实人，李先念和郑位三合作的还算不错。

李先念在华中抗战中表现不俗，将中原解放区发展壮大，得到了党内的认同和主席的称赞。也正是因为中原解放区搞得很兴盛，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内战爆发时，蒋介石首先集中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西路军被说成是违背中央命令擅自西渡导致全军覆没，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李先念从无分辩，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兢兢业业，隐忍不发。他心里清楚，红四方面军一部过河是为执行中央制订的《宁夏战役计划》，在河西组成西路军忽进忽退也主要是为了配合瞬息万变的大形势。尽管在军事指挥上西路军领导层犯了严重错误，但并不能说执行的不是中央的命令，而是什么“张国焘错误路线”。西路军广大官兵背了几十年的“错误路线”包袱，这是不公平的。可中央是谁呀？毛、洛、周，而又以主席为首。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几十年正确路线的代表，是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袖。为了维护领袖的权威，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党的事业，李先念把一肚子委屈咽了下去。

从此，西路军成了他的禁忌。西路军的老战士来北京，想见见老首长，他不见。拍了一部反映西路军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倪萍主演），他不看。也是，那河西血战的一幕幕午夜梦回，渡黄河时身边警卫员被子弹击中，脑浆就迸在他脸上，这是何等的不堪回首！

改革开放后，党史研究打破了很多禁区。党史工作者来找李先念了解西路军的事情，李这才将当年的事情道出。随着相关文电的解密，西路军的史实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然而，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当时大力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还是在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仍然在模糊历史真相。他拍案而起，愤然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等人，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李先念在信中郑重地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于是，中央责令有关同志作出检讨，重新修改了书中的有关内容，人民出版社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看来，老实人不是没脾气，只是急与不急。

2011年，在权威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西路军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第二件是关于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后3年李先念主持经济工作的评价问题。

以李先念的军中资历，授衔大将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当时已改行经济工作，就没有授衔。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李先念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1958年5月，李先念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后又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几位领头人物之一。在公认党内最懂经济的陈云挨批评靠边以后，李先念、谷牧、余秋里、姚依林等人就在一线担纲为国计民生而操劳。李先念是比较讲求实际的，大跃进中反对急躁冒进，因而被主席批评。主席讥讽李先念是杞人忧天，一见到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李先念则说：“我不是忧天塌天下来，而是忧几亿人没有饭吃。”

主席一直对李先念是比较偏爱的，认为在政治上李先念是紧跟他的。虽有小过，予以敲打，却一直把国家的经济重任委交给李。

文革时期天下大乱，全民起来闹革命。但人总得吃饭，国务院的干部打倒一大片，还得留下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协助总理维持国计民生。那些年那么乱，中国的经济也还是稳步增长的，尽管主要是积累率的增长，人民消费还是极为困难。李先念等人多少功不可没。文革后，国民经济被说成是已“濒临崩溃的边缘”。李先念虽然一贯地隐忍不发，心里能不记一笔账？

从文革结束到1979年改革开放时，李先念和余秋里等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主持者。在1978年的五届人大上，总理华国锋和13位副总理组成新政府，搞出了一个宏大的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农业总产值年增长4%；工业总产值年增长10%；建设12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10个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矿基地、30个电站、6条铁路、5个大港口；粮食产量达到4亿吨；引进外资也要有很大增长。于是基建大规模展开，各地纷纷上项目，铺摊子，追求高指标，现在中国钢铁业举足轻重的宝钢就是那个时期上马的。

这样搞了几年，经济开始过热，财政出现赤字，通货膨胀率大增，不得不又进行压缩减速，由新总理牵头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进行经济的全面调整。当初那个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也被说成是“洋跃进”，责任归到了华国锋的身上。别人不说，李先念心里清楚，华国锋不大懂经济，很倚重李，自己才是实际的经济主持者。而且，批“洋跃进”，那指标不断加码，不断提高速度，主要意见是谁的？小平同志的。小平一贯的思想是，要抓住机遇，果断决策，胆子大一点，速度快一点，再快一点。引进那么多项目，动用那么多外汇，指标层层加码，造成赤字，小平的意见是主要的。但小平又自认为不太懂经济，只抓决策，放手让下边人去干。陈云当时就比较谨慎，出现问题后支持大调整，大规模项目下马，设备封存。不过在宝钢问题上陈云还是有点远见，保住了宝钢。小平对大调整不以为然，但还是投了陈云一张信任票。这些事情都很复杂，简单批那三年为徘徊冒进时期，李先念心里能服气？

然而，李先念依然是隐忍持重的，服从中央的方针，支持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只是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他会发一点牢骚：“说我们搞的是‘洋冒进’，现在搞的又算什么呢！”，“什么都是现在对，过去都错了？”，“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

李先念在十二大上担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十三大从国家主席位置下来又继续担任政协主席，这样的重要地位在党内仅次于小平和陈云。难怪说起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小平、陈云后，就数李先念了。本来叶帅的位置很重要，曾跻身党和国家的二把手。但他自华国锋下台后，就开始谦退，完全让小平占据核心位置，加上年事已高，自居幕后了。

陈云在改革开放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种观点说当年是“双峰政治”，还是比较有道理的。陈认为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做法，搞得很好。如果以后一直坚持，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挫折。他主张继续实行计划经济，既要允许大计划，又要允许小自由，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尽量把经济搞活一点。认为财政上要收支平衡，宁可不要速度。后来陈就形象的提出了一个“鸟笼”经济思想，即对待经济就像养鸟，不能抓得太紧把鸟捏死，也不能撒开手让鸟飞掉，应该关在笼子里捏不死也飞不掉。李先念是支持陈云的观点的，主张计划经济，财政不但要收支平衡，还要有节余。而小平是形势一有好转就要求提高发展速度，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经济发展，逐渐向市场经济倾斜。这样搞起来，也难怪会在八十年代出现经济上的大起大落。

李对主持经济工作的新总理很有看法，认为他“学外国的东西太多了，这样下去不行，要告诉他”。对于总书记耀邦，李也不太满意，觉得他不懂经济又乱干涉、对外讲话太随便、全国到处跑影响不好等等。批判耀邦的“生活会”时，李先念正在上海休养。杨尚昆到上海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说：着什么急嘛……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这算是李的一种态度吧，在政治风云的关键时刻，基本不露面，只是表个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晚年的李先念喜欢常居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人时常前去看望，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政治风云过后，李竭力举荐其枢机中央，总算是功德圆满，再无憾事了。

李先念有个女婿，是个时尚人物。早年擅长写报告文学，如《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八十年代中期上书军委《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引起了高层关注。后来当过空军副政委和国防大学政委。如今常写些鹰派文章，如《西部论》、《大国策》、《金门战役检讨》等，外界对其褒贬不一。谁呢？刘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