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将重庆建成具国际影响金融中心

近年来，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值得关注。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金融风险究竟有哪些？重庆怎样建设金融中心？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为金融机构及区县负责人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金融学ABC课，提醒他们只有牢记金融的本质，才能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方向，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重庆到2020年不仅将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还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

　　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去年重庆经济几个主要指标，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等都处在全国前列。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如机场旅客吞吐量、汽车和笔记本电脑生产量等也名列前茅。这些重要指标支撑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去年全市新增5600多亿元社会融资，占全国新增融资额的1/30，高于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同时，各类金融业态不良率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这为重庆经济的强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黄奇帆表示，金融从业者应谨记于心，金融的本质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风险；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当前，在金融业各类风险中，最重要、最密集的有三类：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其坏账通过借贷关系传导给金融机构；二是金融系统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风险；三是非法的社会金融活动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重庆希望到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到2020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要满足八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社会融资规模大、金融GDP比重提高到10%、服务功能齐全、融资结构优化、资产证券化率达到100%、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

　　谨记金融本质特征

　　黄奇帆表示，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风险；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三个本质特征，不管哪个层面的金融从业者都应时刻谨记于心。

　　第一，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比如银行，老百姓可以存钱，企业发展可以贷款，银行在其中起桥梁、中介和服务作用。比如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用余钱来保障疾病、死亡等意外事件突发时的救急需求，是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同时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风险投资购买股票，取得的回报可能是企业利润分配，也可能是股价差价，总之是将余钱用于理财的桥梁。租赁也一样，企业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长期的租赁费用和日常的运行资金，将产生更多效益，起到融资的作用。总之，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等，还是间接金融系统的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第二，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之所以用叠词方式进行强调，因为“信用”、“杠杆”、“风险”实在太重要。首先，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体现在三个方面：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的企业要有信用，各种金融中介服务类企业也要有信用。衡量企业的信用要把握好五个维度：一是现金流，这比利润更重要。如果资金链断了，企业崩盘破产，预期利润再高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信用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企业财务报表的现金流。二是回报率。看重企业的成长预期，通过分析未来几年的利润、市盈率予以全面衡量。三是抵押担保。如果现金流、回报率无法衡量，但有担保公司或第三方企业愿意提供担保，银行也可放心贷款。四是企业高管。一个地方乃至国内外知名的优秀企业家具备相当含金量的个人信用，亦可为企业信用加分。五是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也应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这些都是金融规律，必须严格遵循。现在常讲大数据分析，但如果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现金流，不需要资本回报，不需要担保物，这种脱离金融本源的分析都是“假大空”。金融衍生工具也一样，即便种类繁多，但都应该具备信用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会导致金融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不按规律办事，以商品房为代表的次贷产品出了问题，银行不是想办法在抵押物上做文章，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而是把次贷卖到资本市场，变成了CDS（信用违约互换）债券，杠杆比高达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CDS债券，如果涨10%就赚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即崩盘。总之，一切没有信用的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绝不能在重庆出现。

　　其次，杠杆。信用是杠杆的基础，有信用才有透支，透支就会带来杠杆比。银行的存贷比实质是一种杠杆比。如果银行有10亿元注册资本，可放贷100亿元，是1：10的杠杆。租赁公司有50亿元资本，可以做500亿元租赁，同样是1：10的杠杆。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远期交易是1：5的杠杆。股票市场的融资融券实质也是证券公司给予投资人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如果没有杠杆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也不存在金融。

　　其三，风险。没有杠杆比谈不上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则会产生金融风险，这是辩证的关系。一切金融创新都是想方设法把杠杆比一级一级地放大。过高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坏账，在行业系统层面是风险，延伸到国家乃至世界就成了金融危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杠杆”。真正的智慧应是设计一个信用基础较好、风险较小的杠杆体系，这是金融的精髓。

　　信用、杠杆和风险这三个方面也是互动的。信用好，杠杆比不高，风险自然就低。杠杆比高，信用则会降低，风险也就较高。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在运转，关键要把握好其中的度。尽管这些基本原理是金融课堂的ABC，但必须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办事员，都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因为一切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所致。
第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金融的要义。邓小平同志1991年2月18日视察浦东时谈到：“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王岐山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这是金融行业的金科玉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就会异化为“卡拉OK”、自弹自唱。当下，重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

　　一是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重庆被国家赋予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超大城市的战略定位，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针对这些战略定位，今后几年重庆将再启动1万多亿元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数千亿元的城市开发项目，金融理应助推抓好落实。

　　二是为改革开放服务。改革需要投融资，也能带来资本效益。例如，去年重庆实施1300亿元基础设施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元，本来这2000多亿元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进行融资，但现在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入，它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它们，给它们提供融资，就是支持重庆政府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大量资金。目前重庆每年引进100亿美元外资，然后会跟进1000多亿元贷款，最终带动的投资量有2000亿元，占1万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机构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总之，凡扩大开放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倾斜。

　　三是为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去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重庆积极贯彻落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确保涉农和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国务院督查组上月来重庆督查，认为重庆贯彻国家要求比较到位。

　　四是为结构调整服务。重庆“6+1”支柱产业奠定了当前重庆工业发展的基础。电子信息产业三四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产量已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3万辆，全国排名也是第一。这些支柱产业的发展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正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当然应该大力支持其资金融通。

　　五是为产业创新服务。凡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都应多加支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综合化工、生物医药、页岩气、环保产业等，去年总产值600多亿元，今年可翻番达到1500亿元，2020年有望达到1万亿元，必须有充分的资金保障。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元投资，今年就可实现200亿元产值，明年会翻番到五六百亿元。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保税商品展示销售等，都是创新型产业，有许多新生企业，也需要大量融资。

　　作为地方政府，推动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抓手是按照“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到“三管齐下”：一是发展间接融资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体系，二是发展直接金融的资本市场体系，三是发展小贷、信托、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没有政府调控，就会迷失方向。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经济不会活跃，更谈不上分类调控、结构改善。现在全国每年新增社会融资16万亿元，银行占10万亿元左右，如果另外5万多亿元不存在，只靠这10万亿元支撑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07年国家启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并把审批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这些年，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均呈现快速增长。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发达的地方，社会上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近几年，重庆市批准设立了200多家小贷公司，形成上千亿元信贷余额，极大地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非法生存空间。非银行金融也有弊端，其融资利息普遍比商业银行高出1倍，如果比例过大，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直接融资体系建设，包括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因为直接融资的利率低于银行利率，会拉动整个金融系统的利率下降。实际上，直接融资渠道很宽。如IPO上市，除深圳、上海市场外，企业还可以到香港、美国上市。又如债券，重庆支持有信用的企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债，去年全市120个工商企业获得900亿元低息资金。再如定向增发，去年京东方定向增发很成功。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每股2.1元，融资210亿元，再向银行融资120亿，解决了在重庆建厂的巨额资金问题。直接融资还有私募市场、海外市场等许多方式。各类金融机构、企业都应该深刻了解，努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搞活整个金融体系。

　　宏观上，不仅要“三管齐下”，而且三者比例要适当。当信用较好的企业走直接融资渠道后，自然会减少向银行的信贷规模，引导银行将资金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也会减少小贷、租赁、信托等较高利率的融资比例。当然，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总之，金融系统要细分市场、抓好定位，不断优化融资结构。去年在“一部三局”支持下，重庆新增社会融资5600多亿元，其中直接融资占24%，银行信贷占45%，非银行金融机构占30%左右。这个比例十分重要，主要来源于“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就是要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密切关注三类金融风险

　　黄奇帆表示，当前，在金融业各类风险中，最重要、最密集的有三类：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其坏账通过借贷关系传导给金融机构；二是金融系统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风险；三是非法的社会金融活动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这三类风险需要“一行三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全社会高度重视、共同防范。

　　第一类是产能过剩风险。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自然会造成产能过剩。过剩并不可怕，只要过剩比例保持在10%—15%，就符合市场规律，不用大惊小怪。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行业利润就会“归零”；如果过剩超过40%，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铁血法则，不能违背。

　　在工业领域，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是典型。目前，全国有10亿吨产能，需求量只有6亿多吨，产能过剩50%，造成全行业亏损。水泥、风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等10多个行业也大抵如此。这几年，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较高增速，去年在2013年增长4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35%。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增长，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没有产能过剩是重要前提。比如，钢铁产能始终保持在600万吨，煤炭始终保持在4000万吨。如果这些领域产能过剩，必然产生大量亏损，抵消汽车、电子信息等领域辛苦赚来的利润。

　　城市发展及工业园区开发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否则也会产生过剩。在城市发展上，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这样产城融合恰到好处。如果只有50万人，却开发了100平方公里，不管造得多么繁华，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过去十多年，重庆坚持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这一基本规律，城市规模扩张适度、有序。在工业园区开发方面，每平方公里产值要达到100亿元规模，不能30平方公里只搞500亿元产值，那是糟蹋土地、浪费资源。

　　城市发展还要防止六类房地产过剩。一是住宅。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人口在1000万，住宅超过4亿平方米就会过剩。二是写字楼。每平方米一般会产出2万元GDP，多了就成为空中楼阁。三是商铺。在大都市，2万元零售额需要配套1平方米。区县城级差地租较低，1万元零售额需要1平方米。目前重庆社会零售总额5000多亿元，商铺总面积如果上亿平方米，肯定会供过于求。四是贸易批发市场。各地都想模仿浙江义乌，搞几个批发市场，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每个区县都搞一个，肯定门可罗雀。五是会展中心。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有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场地，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等中小城市也建几十万平方米，肯定会过剩。六是城市综合体。一个区县只有几十万人口，如果建两三个城市综合体，本地居民消费能力是难以支撑的。这六类房地产资金消耗量大，一旦过剩，坏账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如果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将原本要再贷给房地产商的资金抽走不贷，他们只能转向高利贷，这种“击鼓传花”也会造成不稳定。

　　对于产能过剩，不能被动应付，要做好三种预测。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要对本地区的产能进行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入过剩产业。同时，研究出台政策措施，有效遏止过剩产能蔓延。二是企业应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否过剩，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适时转向和调整结构，绝不能“飞蛾扑火”。三是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应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对企业IPO上市进行尽职调查那样，做好对所服务企业的行业分析。总之，防止产能过剩要构建好“政府预测性指导、企业自身加强防范、银行给予行业分析”三道防线。

　　第二类是金融系统自身风险。出现这样的风险，本质上是信用、杠杆、风险这三个方面没控制好。

　　目前，不管是重庆还是国内其他地方，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本质上是杠杆比的过度运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比上升，从而加剧整个信用风险。一般而言，一个地区GDP每增加1元，要新增3元左右的社会融资。去年全国总体比较合理，大体为1:3，但有的地方高达1：5甚至1：7，这样的杠杆比肯定出问题。重庆还好，去年新增2000多亿元GDP，融资量为5600亿元，杠杆比在1：2.8左右。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导致M1和M2周转速度放慢，盘子总量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杠杆比会发生变化。另外，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属于直接融资，脉络比较清晰。但除此之外，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社会凭证及有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非标债务就是一笔糊涂账。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比被提高了，加上非标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审不够规范，金融系统的整个风险就增加了。因此，金融企业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本质上要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对于系统内部的管理，理应做好份内之事，提前预测、分析、提醒、纠偏。

　　第三类是非法社会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一是高息揽储、乱集资。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当中，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各级政府、公安和“一行三会”都要高度重视这类事。二是民间老鼠会、传销组织。三是民间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四是不规范的P2P。不久前，《中国证券报》刊载文章指出，P2P“类银行”模式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贷款项目，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业人员，在风控手段上逐步向银行靠拢。由于这种业务没有真正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仅上月全国P2P问题平台就高达69家，单月问题发生率为3.9%。2013年4月，沿海有三个P2P公司要来重庆注册，重庆市觉得有很大风险，在P2P有关政策出台之前，重庆一个都不许注册。2013年底，全国大量P2P开始倒闭，去年更多，重庆毫发无损，关键得益于预判和谋划。总之，如果创新带来的风险巨大，在得到规范之前，宁可不创新，也不要主动引火烧身。
建设金融中心

　　黄奇帆表示，2017年将重庆建成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既是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又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重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必然逻辑。重庆希望更进一步，到2020年不仅将重庆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还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这需要跨越两个台阶，一是到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二是到2020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要满足八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这是金融中心的首要标志。目前重庆有1200多家金融机构，去年新增200多家；金融行业资产规模达3.85万亿元，增长9.7%。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122家，其中外资银行17家，中西部第一。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还要继续增加，必须形成与金融中心相匹配的总量优势。

　　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大。一般而言，金融中心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至少要达到2：1。如上海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约为2：1，北京也差不多是2：1。一般省份大致是1：1，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0.5：1。经济发展越落后，金融资本越往外流。重庆去年银行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与GDP的比例为1.8：1。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提高，因为重庆银行贷款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预计到2017年可以达到2：1甚至更高。这些贷款不只是用在重庆，还会扩散到整个西南地区，形成金融辐射。同时，贷款多的地方存款一定多，届时存款和GDP之比可能达到3：1，大量的存款将从周边地区吸引过来。这也是金融的集聚和辐射作用。

　　三是金融GDP比重提高到10%。去年重庆金融GDP比重提高到8.6%，全国排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重庆希望继续提高这一比重，到2017年达到9%以上，2020年达到10%以上。上海因为有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额大，金融GDP比重达到12%。北京作为各大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总部效应凸显，金融GDP比重在14%左右。重庆没有这些条件，金融GDP比重能达到10%，将非常了不起。

　　四是服务功能齐全。建成金融中心必须构建“全牌照”金融服务体系，全力争取“一行三会”推出的各种牌照。比如，国家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有10块牌照，西南证券就应该争取10块。如果商业银行可以搞租赁，也要争取租赁牌照。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效就集中体现在新增金融牌照上。每年“一行三会”都会推出三四种新牌照。对地方政府而言，争取金融牌照，推动“挂牌”企业高效运转，就是金融改革的要义所在。去年重庆争取到12块牌照，今年还要继续争取一批，如信用卡清算机构的牌照。WTO规定，2015年8月中国信用卡市场要对国际信用卡公司开放，今年如果国家开放3块牌照，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应该争取一块。总之，如果国家有的牌照重庆都有，那重庆就是全方位、全功能的金融中心。

　　五是融资结构优化。去年重庆市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24%，银行信贷占45%，非银行金融机构占30%左右。今后几年，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定向增发等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可以提高到35%，银行信贷比重保持在45%，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到20%左右，总体上形成45：35：20的结构。同时，各金融门类的不良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整个融资体系将会更加健康。

　　六是资产证券化率达到100%。去年重庆市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3%，提高了9个百分点，这与股市上涨有关。随着股市进一步向好，即使重庆什么也不做，证券化率也会提高。如果再推动各类企业在境内和境外上市，这一比例还会更高。过去，重庆有一个目标，争取上市企业超过100家，现在已有50多家，还要翻一番。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实施后，实现150家完全有可能。总之，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要力争达到100%，如果2017年达不到，2020年也必须达到。

　　七是要素市场体系完善。这既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要素价格的发现者，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系统。去年重庆市13家要素市场交易品种达到35个，交易量突破9000亿元。今后要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委，争取设立更多交易机构，同时支持现有要素市场在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优化布局，扩大要素市场定价对外影响力。最终目的是构建完备的要素市场体系，争取三年内交易量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元。

　　八是对外开放程度提高。金融是开放的系统，也要跟着开放脉络提供资金服务。当前重庆主要抓好五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离岸结算。去年结算量800多亿美元，希望到2017年增长到1500亿美元。目前结算的税收在重庆，但重庆公司没有参与，是汇丰、渣打、花旗的香港分行在结算。重庆已经和惠普约定，今后结算转给这三家机构的重庆分行，这将极大提升重庆分行的人才水平和企业效益。二是跨境人民币结算。去年重庆结算量1600亿元，占全国的4.5%左右，中西部省市最多。今后，重庆有1万多亿元的进出口，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到3000亿元是可能的。企业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1%以上的结算成本。三是进出境消费结算。今年要争取在重庆设立信用卡清算机构，方便老百姓进出境消费，做大进出境消费结算规模。四是跨境电子商务结算，这要靠跨境第三方支付进行。现在全国发了20多块牌照，重庆有4块，可以帮助成百上千家电子商务公司结算。五是保税物流结算。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保税物流进出口10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的1/5。重庆现有“1+3”保税区，20多平方公里，只要发挥出外高桥1/3的功能，就能创造300亿美元的保税物流进出口。总之，把这五类资金结算做好，重庆理所当然会成为跨境开放的、与金融结算高度联系的国际化金融中心。新加坡的离岸金融结算、跨境结算是亚洲最发达的，值得重庆好好学习。
http://www.cs.com.cn/xwzx/hg/201502/t20150216_4648639.html近年来，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金融风险值得关注。金融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金融风险究竟有哪些？重庆怎样建设金融中心？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为金融机构及区县负责人上了一堂深入浅出的金融学ABC课，提醒他们只有牢记金融的本质，才能准确把握金融发展的方向，更好地防范金融风险。重庆到2020年不仅将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还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

　　在2月11日举行的重庆市金融工作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去年重庆经济几个主要指标，如GDP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工业利润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商业零售增长率等都处在全国前列。一些专业领域的指标如机场旅客吞吐量、汽车和笔记本电脑生产量等也名列前茅。这些重要指标支撑重庆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向好发展，符合国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质量、调优结构的要求。取得这样的成绩，金融战线功不可没。去年全市新增5600多亿元社会融资，占全国新增融资额的1/30，高于人口和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同时，各类金融业态不良率均处于全国最低水平，这为重庆经济的强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黄奇帆表示，金融从业者应谨记于心，金融的本质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风险；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当前，在金融业各类风险中，最重要、最密集的有三类：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其坏账通过借贷关系传导给金融机构；二是金融系统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风险；三是非法的社会金融活动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重庆希望到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到2020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要满足八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社会融资规模大、金融GDP比重提高到10%、服务功能齐全、融资结构优化、资产证券化率达到100%、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

　　谨记金融本质特征

　　黄奇帆表示，金融的本质就是三句话：一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二是信用、杠杆、风险；三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三个本质特征，不管哪个层面的金融从业者都应时刻谨记于心。

　　第一，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比如银行，老百姓可以存钱，企业发展可以贷款，银行在其中起桥梁、中介和服务作用。比如保险，实际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时候，用余钱来保障疾病、死亡等意外事件突发时的救急需求，是一个自我平衡的过程，同时也能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来源。证券市场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风险投资购买股票，取得的回报可能是企业利润分配，也可能是股价差价，总之是将余钱用于理财的桥梁。租赁也一样，企业通过租赁，把一次性的巨额投资转化为长期的租赁费用和日常的运行资金，将产生更多效益，起到融资的作用。总之，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统的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等，还是间接金融系统的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各种理财方式、中介方式，本质上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人融资。

　　第二，信用、信用、信用，杠杆、杠杆、杠杆，风险、风险、风险。之所以用叠词方式进行强调，因为“信用”、“杠杆”、“风险”实在太重要。首先，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线。体现在三个方面：金融企业本身要有信用，与金融机构发生借贷关系的企业要有信用，各种金融中介服务类企业也要有信用。衡量企业的信用要把握好五个维度：一是现金流，这比利润更重要。如果资金链断了，企业崩盘破产，预期利润再高也没有用。所以，资本市场上考核企业信用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企业财务报表的现金流。二是回报率。看重企业的成长预期，通过分析未来几年的利润、市盈率予以全面衡量。三是抵押担保。如果现金流、回报率无法衡量，但有担保公司或第三方企业愿意提供担保，银行也可放心贷款。四是企业高管。一个地方乃至国内外知名的优秀企业家具备相当含金量的个人信用，亦可为企业信用加分。五是企业品牌等无形资产也应纳入信用评价体系。这些都是金融规律，必须严格遵循。现在常讲大数据分析，但如果分析的结果是不需要有现金流，不需要资本回报，不需要担保物，这种脱离金融本源的分析都是“假大空”。金融衍生工具也一样，即便种类繁多，但都应该具备信用的基本特征，否则就会导致金融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不按规律办事，以商品房为代表的次贷产品出了问题，银行不是想办法在抵押物上做文章，把次贷变成正常贷款，而是把次贷卖到资本市场，变成了CDS（信用违约互换）债券，杠杆比高达1：40。雷曼兄弟公司40亿美元购买了1600亿美元CDS债券，如果涨10%就赚160亿美元，如果跌10%就立即崩盘。总之，一切没有信用的金融都是假金融、伪金融，绝不能在重庆出现。

　　其次，杠杆。信用是杠杆的基础，有信用才有透支，透支就会带来杠杆比。银行的存贷比实质是一种杠杆比。如果银行有10亿元注册资本，可放贷100亿元，是1：10的杠杆。租赁公司有50亿元资本，可以做500亿元租赁，同样是1：10的杠杆。期货一般是1：20的杠杆，远期交易是1：5的杠杆。股票市场的融资融券实质也是证券公司给予投资人一定比例的透支。总之，如果没有杠杆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不需要信用，也不存在金融。

　　其三，风险。没有杠杆比谈不上金融，但杠杆比过高则会产生金融风险，这是辩证的关系。一切金融创新都是想方设法把杠杆比一级一级地放大。过高的杠杆比是一切坏账、一切风险、一切金融危机的来源，在企业层面表现为坏账，在行业系统层面是风险，延伸到国家乃至世界就成了金融危机，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杠杆”。真正的智慧应是设计一个信用基础较好、风险较小的杠杆体系，这是金融的精髓。

　　信用、杠杆和风险这三个方面也是互动的。信用好，杠杆比不高，风险自然就低。杠杆比高，信用则会降低，风险也就较高。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在运转，关键要把握好其中的度。尽管这些基本原理是金融课堂的ABC，但必须当真经来念，不管是行长还是办事员，都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因为一切金融风险都是背离了这些基本原理所致。
第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金融的要义。邓小平同志1991年2月18日视察浦东时谈到：“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王岐山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强调：“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枯，则金融亡。”这是金融行业的金科玉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否则就会异化为“卡拉OK”、自弹自唱。当下，重庆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要着重抓好五个方面：

　　一是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服务。重庆被国家赋予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国家中心城市、国家超大城市的战略定位，也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和节点城市。针对这些战略定位，今后几年重庆将再启动1万多亿元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数千亿元的城市开发项目，金融理应助推抓好落实。

　　二是为改革开放服务。改革需要投融资，也能带来资本效益。例如，去年重庆实施1300亿元基础设施PPP，国有资本按五种路径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亿元，本来这2000多亿元需要重庆政府自己用资源或土地抵押进行融资，但现在吸引民营、国有、外地、外国的企业进入，它们当然也需要融资，金融系统这时候支持它们，给它们提供融资，就是支持重庆政府的改革。开放同样需要大量资金。目前重庆每年引进100亿美元外资，然后会跟进1000多亿元贷款，最终带动的投资量有2000亿元，占1万多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近20%。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机构为外资企业服务就是服务于开放。总之，凡扩大开放需要资金，各方面应该给予特别倾斜。

　　三是为工商企业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去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扶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重庆积极贯彻落实，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确保涉农和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国务院督查组上月来重庆督查，认为重庆贯彻国家要求比较到位。

　　四是为结构调整服务。重庆“6+1”支柱产业奠定了当前重庆工业发展的基础。电子信息产业三四年时间做到了2亿台件的终端产品，产量已是全国之最。汽车去年生产了263万辆，全国排名也是第一。这些支柱产业的发展是按照三种集群的理念推进：第一种是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关联企业，整机厂、零部件厂、原材料厂一体化形成集群；第二种是同类型产品、同类型企业扎堆运作；第三种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形成集群互动。这三种集群背后体现的支柱产业，正处于升级换代的关键时期，当然应该大力支持其资金融通。

　　五是为产业创新服务。凡有利于重庆产业创新的，不管是工业创新还是服务业创新，都应多加支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综合化工、生物医药、页岩气、环保产业等，去年总产值600多亿元，今年可翻番达到1500亿元，2020年有望达到1万亿元，必须有充分的资金保障。如液晶面板，去年京东方330亿元投资，今年就可实现200亿元产值，明年会翻番到五六百亿元。服务业领域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保税商品展示销售等，都是创新型产业，有许多新生企业，也需要大量融资。

　　作为地方政府，推动金融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最重要的抓手是按照“一行三会”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到“三管齐下”：一是发展间接融资的商业银行贷款融通体系，二是发展直接金融的资本市场体系，三是发展小贷、信托、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这三个体系如果完全靠“布朗运动”，没有政府调控，就会迷失方向。计划经济时期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体系90%以上靠银行贷款，经济不会活跃，更谈不上分类调控、结构改善。现在全国每年新增社会融资16万亿元，银行占10万亿元左右，如果另外5万多亿元不存在，只靠这10万亿元支撑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2007年国家启动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并把审批管理权下放给地方。这些年，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人数量、融资总量均呈现快速增长。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较发达的地方，社会上的高利贷、乱集资就会大大减少。近几年，重庆市批准设立了200多家小贷公司，形成上千亿元信贷余额，极大地压缩了高利贷、地下钱庄的非法生存空间。非银行金融也有弊端，其融资利息普遍比商业银行高出1倍，如果比例过大，整个融资系统也是不健康的。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直接融资体系建设，包括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等。因为直接融资的利率低于银行利率，会拉动整个金融系统的利率下降。实际上，直接融资渠道很宽。如IPO上市，除深圳、上海市场外，企业还可以到香港、美国上市。又如债券，重庆支持有信用的企业到银行间市场发行企业债，去年全市120个工商企业获得900亿元低息资金。再如定向增发，去年京东方定向增发很成功。京东方定向增发100亿股，每股2.1元，融资210亿元，再向银行融资120亿，解决了在重庆建厂的巨额资金问题。直接融资还有私募市场、海外市场等许多方式。各类金融机构、企业都应该深刻了解，努力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搞活整个金融体系。

　　宏观上，不仅要“三管齐下”，而且三者比例要适当。当信用较好的企业走直接融资渠道后，自然会减少向银行的信贷规模，引导银行将资金更多投向“三农”、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也会减少小贷、租赁、信托等较高利率的融资比例。当然，不能说把影子银行都废掉，也不能说银行占比越小越好。总之，金融系统要细分市场、抓好定位，不断优化融资结构。去年在“一部三局”支持下，重庆新增社会融资5600多亿元，其中直接融资占24%，银行信贷占45%，非银行金融机构占30%左右。这个比例十分重要，主要来源于“一行三会”的金融货币政策。作为地方政府，就是要把国家政策和重庆实际结合起来，力争做得更好。
密切关注三类金融风险

　　黄奇帆表示，当前，在金融业各类风险中，最重要、最密集的有三类：一是由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其坏账通过借贷关系传导给金融机构；二是金融系统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风险；三是非法的社会金融活动冲击正常的金融秩序。这三类风险需要“一行三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和全社会高度重视、共同防范。

　　第一类是产能过剩风险。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自然会造成产能过剩。过剩并不可怕，只要过剩比例保持在10%—15%，就符合市场规律，不用大惊小怪。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行业利润就会“归零”；如果过剩超过40%，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铁血法则，不能违背。

　　在工业领域，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是典型。目前，全国有10亿吨产能，需求量只有6亿多吨，产能过剩50%，造成全行业亏损。水泥、风电、光伏电池、有色金属、电解铝等10多个行业也大抵如此。这几年，重庆工业利润保持了较高增速，去年在2013年增长42%的基础上又增长了35%。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增长，固然有产品符合市场需求的因素，但没有产能过剩是重要前提。比如，钢铁产能始终保持在600万吨，煤炭始终保持在4000万吨。如果这些领域产能过剩，必然产生大量亏损，抵消汽车、电子信息等领域辛苦赚来的利润。

　　城市发展及工业园区开发也要遵循客观规律，否则也会产生过剩。在城市发展上，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这样产城融合恰到好处。如果只有50万人，却开发了100平方公里，不管造得多么繁华，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过去十多年，重庆坚持每平方公里容纳1万人这一基本规律，城市规模扩张适度、有序。在工业园区开发方面，每平方公里产值要达到100亿元规模，不能30平方公里只搞500亿元产值，那是糟蹋土地、浪费资源。

　　城市发展还要防止六类房地产过剩。一是住宅。人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来人口在1000万，住宅超过4亿平方米就会过剩。二是写字楼。每平方米一般会产出2万元GDP，多了就成为空中楼阁。三是商铺。在大都市，2万元零售额需要配套1平方米。区县城级差地租较低，1万元零售额需要1平方米。目前重庆社会零售总额5000多亿元，商铺总面积如果上亿平方米，肯定会供过于求。四是贸易批发市场。各地都想模仿浙江义乌，搞几个批发市场，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每个区县都搞一个，肯定门可罗雀。五是会展中心。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有几十万平方米的会展场地，如果地市州和区县城等中小城市也建几十万平方米，肯定会过剩。六是城市综合体。一个区县只有几十万人口，如果建两三个城市综合体，本地居民消费能力是难以支撑的。这六类房地产资金消耗量大，一旦过剩，坏账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如果银行为了规避风险，将原本要再贷给房地产商的资金抽走不贷，他们只能转向高利贷，这种“击鼓传花”也会造成不稳定。

　　对于产能过剩，不能被动应付，要做好三种预测。一是政府和研究机构要对本地区的产能进行客观的、理性的预测，提示和预警各类企业不要卷入过剩产业。同时，研究出台政策措施，有效遏止过剩产能蔓延。二是企业应审时度势地分析自己所处的行业是否过剩，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适时转向和调整结构，绝不能“飞蛾扑火”。三是银行作为资金提供者，应像投资银行分析股市、对企业IPO上市进行尽职调查那样，做好对所服务企业的行业分析。总之，防止产能过剩要构建好“政府预测性指导、企业自身加强防范、银行给予行业分析”三道防线。

　　第二类是金融系统自身风险。出现这样的风险，本质上是信用、杠杆、风险这三个方面没控制好。

　　目前，不管是重庆还是国内其他地方，金融系统内在滋生的风险本质上是杠杆比的过度运用。具体表现在：一是实体经济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杆比上升，从而加剧整个信用风险。一般而言，一个地区GDP每增加1元，要新增3元左右的社会融资。去年全国总体比较合理，大体为1:3，但有的地方高达1：5甚至1：7，这样的杠杆比肯定出问题。重庆还好，去年新增2000多亿元GDP，融资量为5600亿元，杠杆比在1：2.8左右。二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风险集中暴露，导致M1和M2周转速度放慢，盘子总量越来越大，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带来的金融风险。对银行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的过程会涉及金融系统各种各样的转账，杠杆比会发生变化。另外，企业间市场和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属于直接融资，脉络比较清晰。但除此之外，包括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存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社会凭证及有再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非标债务就是一笔糊涂账。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杠杆比被提高了，加上非标债务领域风险控制的流程内审不够规范，金融系统的整个风险就增加了。因此，金融企业去杠杆、实体经济去杠杆，本质上要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及直接金融系统一起操作。金融系统是最好的预测师，对于系统内部的管理，理应做好份内之事，提前预测、分析、提醒、纠偏。

　　第三类是非法社会金融活动造成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一是高息揽储、乱集资。一旦在哪个区县发生，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卷入当中，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各级政府、公安和“一行三会”都要高度重视这类事。二是民间老鼠会、传销组织。三是民间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四是不规范的P2P。不久前，《中国证券报》刊载文章指出，P2P“类银行”模式从主要做小微贷款转为大额贷款项目，并开始大量起用银行从业人员，在风控手段上逐步向银行靠拢。由于这种业务没有真正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仅上月全国P2P问题平台就高达69家，单月问题发生率为3.9%。2013年4月，沿海有三个P2P公司要来重庆注册，重庆市觉得有很大风险，在P2P有关政策出台之前，重庆一个都不许注册。2013年底，全国大量P2P开始倒闭，去年更多，重庆毫发无损，关键得益于预判和谋划。总之，如果创新带来的风险巨大，在得到规范之前，宁可不创新，也不要主动引火烧身。
建设金融中心

　　黄奇帆表示，2017年将重庆建成长江上游金融中心，既是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又是党中央、国务院要求重庆建成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必然逻辑。重庆希望更进一步，到2020年不仅将重庆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还要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这需要跨越两个台阶，一是到2017年建成国内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二是到2020年建成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实现这一目标要满足八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大。这是金融中心的首要标志。目前重庆有1200多家金融机构，去年新增200多家；金融行业资产规模达3.85万亿元，增长9.7%。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等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122家，其中外资银行17家，中西部第一。金融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还要继续增加，必须形成与金融中心相匹配的总量优势。

　　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大。一般而言，金融中心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至少要达到2：1。如上海的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约为2：1，北京也差不多是2：1。一般省份大致是1：1，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0.5：1。经济发展越落后，金融资本越往外流。重庆去年银行贷款余额超过2万亿元，与GDP的比例为1.8：1。这个比例还会继续提高，因为重庆银行贷款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预计到2017年可以达到2：1甚至更高。这些贷款不只是用在重庆，还会扩散到整个西南地区，形成金融辐射。同时，贷款多的地方存款一定多，届时存款和GDP之比可能达到3：1，大量的存款将从周边地区吸引过来。这也是金融的集聚和辐射作用。

　　三是金融GDP比重提高到10%。去年重庆金融GDP比重提高到8.6%，全国排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重庆希望继续提高这一比重，到2017年达到9%以上，2020年达到10%以上。上海因为有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额大，金融GDP比重达到12%。北京作为各大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总部效应凸显，金融GDP比重在14%左右。重庆没有这些条件，金融GDP比重能达到10%，将非常了不起。

　　四是服务功能齐全。建成金融中心必须构建“全牌照”金融服务体系，全力争取“一行三会”推出的各种牌照。比如，国家规定证券公司可以有10块牌照，西南证券就应该争取10块。如果商业银行可以搞租赁，也要争取租赁牌照。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效就集中体现在新增金融牌照上。每年“一行三会”都会推出三四种新牌照。对地方政府而言，争取金融牌照，推动“挂牌”企业高效运转，就是金融改革的要义所在。去年重庆争取到12块牌照，今年还要继续争取一批，如信用卡清算机构的牌照。WTO规定，2015年8月中国信用卡市场要对国际信用卡公司开放，今年如果国家开放3块牌照，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应该争取一块。总之，如果国家有的牌照重庆都有，那重庆就是全方位、全功能的金融中心。

　　五是融资结构优化。去年重庆市新增社会融资中，直接融资占24%，银行信贷占45%，非银行金融机构占30%左右。今后几年，随着股票发行注册制、私募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定向增发等的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可以提高到35%，银行信贷比重保持在45%，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到20%左右，总体上形成45：35：20的结构。同时，各金融门类的不良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整个融资体系将会更加健康。

　　六是资产证券化率达到100%。去年重庆市股票市值与GDP之比为43%，提高了9个百分点，这与股市上涨有关。随着股市进一步向好，即使重庆什么也不做，证券化率也会提高。如果再推动各类企业在境内和境外上市，这一比例还会更高。过去，重庆有一个目标，争取上市企业超过100家，现在已有50多家，还要翻一番。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实施后，实现150家完全有可能。总之，国民经济证券化率要力争达到100%，如果2017年达不到，2020年也必须达到。

　　七是要素市场体系完善。这既是市场秩序的规范者、要素价格的发现者，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系统。去年重庆市13家要素市场交易品种达到35个，交易量突破9000亿元。今后要积极对接国家有关部委，争取设立更多交易机构，同时支持现有要素市场在西部地区甚至全国优化布局，扩大要素市场定价对外影响力。最终目的是构建完备的要素市场体系，争取三年内交易量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元。

　　八是对外开放程度提高。金融是开放的系统，也要跟着开放脉络提供资金服务。当前重庆主要抓好五个方面：一是加工贸易离岸结算。去年结算量800多亿美元，希望到2017年增长到1500亿美元。目前结算的税收在重庆，但重庆公司没有参与，是汇丰、渣打、花旗的香港分行在结算。重庆已经和惠普约定，今后结算转给这三家机构的重庆分行，这将极大提升重庆分行的人才水平和企业效益。二是跨境人民币结算。去年重庆结算量1600亿元，占全国的4.5%左右，中西部省市最多。今后，重庆有1万多亿元的进出口，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到3000亿元是可能的。企业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1%以上的结算成本。三是进出境消费结算。今年要争取在重庆设立信用卡清算机构，方便老百姓进出境消费，做大进出境消费结算规模。四是跨境电子商务结算，这要靠跨境第三方支付进行。现在全国发了20多块牌照，重庆有4块，可以帮助成百上千家电子商务公司结算。五是保税物流结算。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保税物流进出口1000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的1/5。重庆现有“1+3”保税区，20多平方公里，只要发挥出外高桥1/3的功能，就能创造300亿美元的保税物流进出口。总之，把这五类资金结算做好，重庆理所当然会成为跨境开放的、与金融结算高度联系的国际化金融中心。新加坡的离岸金融结算、跨境结算是亚洲最发达的，值得重庆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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