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雷：央视有了新大楼，有了新设备却丧失了公信力和影 ...

告别央视
——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
王青雷
2013年11月27曰，我办充了所有的手续，走出了中央电视台的东门，离开了这个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这是今年入冬以来，北京降温最冷的一天，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暖意却是在办离职手续时，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职工的一句话：“十年，把青春都留给中央电视台了，他们不让你干了？”没有想到，十年的岁月，最后感动我的竟是这位素不相识的阿姨这样的一句感叹。走出大门的时候，尽管己经有了太久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还是有点比这冬天更萧瑟的悲凉，或许是因为对那遥不可及的春天深深的失望。
十年，对于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不会无足轻重。对我而言，这里的岁月十年塑造了我，成为一个职业的新闻人，这里的压抑环境也扭曲了我，让我在不断的痛苦中奋力挣扎。在过去的十几天中，很多台里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或微信，甚至还有十年我从未打过交道的记者发来短信，表达他们的震惊、愤怒、失望甚至是谩骂，当然还有最真挚的祝福。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老同事跟我感叹；“这么多年，因为报道被停职的编辑、记者、制片人、主任都有，但是因为说了两句真话而被辞退的制片人，你是第一个！现在的央视这是怎么了？”其实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杀一儆百，因为领导者明白，在央视和我相同思想的人大有人在，我只是敢于说出来的那一个而己，他们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徒劳地去禁锢大家的思想。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今年的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我发布的微博。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动用各种罪名（寻衅滋事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非法经营罪、诽谤罪等等）打击“大谣”。我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打击网络谣言没错，但要依法执法、罪责法定，否则就变成了权力僭越法律。直到几周之后，最高法才被迫匆匆出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五百条”，算是在法律上给了一种并不合理的界定。
就在这期间，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顾及法律本身的程序正义问题，而不假思索地站到了揺旗呐喊的道德制高点，并用画面、镜头、评论替代法律有罪推定的暗指一些网络大V即“网络大谣”。更为过分的是，当网络名人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之后，竟然在新闻节目中毫无顾忌地播出嫖娼的细节，甚至还破天荒的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三分钟，令公众不堪。
我在一篇“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写到：“过去的这两周，是我们央视人耻辱的两周，新闻准则被权力一再强奸：我们回避法律原则，开动机器宣传打击网络谣言；我们有罪推定用李开复的微博画面，喑示大V即大谣；我们在新闻中详述嫖娼细节，令公众斥责谩骂；我们用媒体的公器，对一个人的不检点狂轰滥炸……新闻的操守和职业的精神荡然无存。”台里的同事很多都在微信圈里，对我们自己的报道报以厌恶的痛骂。一位同事说：“我不知道我们播出这样的细节（薛蛮子嫖娼），让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如何坐在电视机前。”而私下里同事也在议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嫖娼，可以上《新闻联播》，这是究竟是美国人的耻辱还是中国人的耻辱？”
我在新闻评论部工作十年，在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电视新闻延安圣地的地方，所接受的新闻职业准则让我不得不对这样的出自我们自己手中的新闻表达愤慨：同样为国家媒体，为什么《中国青年报》面对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就能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媒体不是法院，我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断谁是大V谁是大谣？薛蛮子作为社会名人，有丑闻当然可以适度报道，但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别有用心地狂轰乱砸意欲何为？领导们嘴里一直批评的“小报作风”，怎么到了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不顾公众感受，比小报报道的还细节还下作呢？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不断坚守的新闻准则和职业理念吗？
无论别人怎样，我不能、不愿、也不会保持沉默——我不愿做一个所请“成熟”的人。
直到离开的这一天，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告诉我，到底是哪一条或者哪几条微博违反了台里的《微博管理规定》和《纪律管理规定》，违反的到底是哪一条规定？造成了什么祥的社会影响？依据哪一条规定对我做出这样的处理？他们让我自己去查。
对于所谓的“与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莫须有罪名”和《微博管理规定》，我一直觉得十分可笑。如果按照法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原则，我有哪一点说的不对吗？如果说我指出的问题都对，那么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呢？一个成天批判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媒体，怎么需要加强对内部人员的管制时，就把国外媒体从业人员的微博管理规定拿来主义了呢？与国外相比，在舆论环境不自由的前提下，不让媒体人发表不同的声音，这是不是在选择性的舍本逐末呢？如果说，我的行为需要承担责任遭到处理，那么经你们的授意和安排之下，做出的类似于“星巴克价格”、“土地增值税”的报道，丢了央视的脸，丢了央视人的脸，
你们要负责吗？!
一位新闻中心的副主任说：“这是在体制里，没办法。”是啊，多少人就在这种体制里被消磨意志、习以为常。一个容不下一点真话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报道内容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一个谋权、谋利、谋关系可以安稳存生，坚持理念和信仰就被肃清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中，我倒觉得扭曲的人是健康的，因为尽管倍感无力，但还知道应该的方向和不变的追求；相反不扭曲的人才是病态的，因为对于体制的依赖己经让他麻木到逆来顺受，甚至沾沾自喜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扶揺直上。什么是好的体制也许没人能说得清，但是什么是不好的体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而现在的体制就是一个糟糕的体制。有的人会说，接受不了你可以选择离开呀？听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之所以来到央视，不是为钱为地位，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这是在我还是一个记者，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0块的时候，我就想清楚的人生价值。没有谈话、接受离职，是因为我不想为了生存而妥协低头，妥协的结果和意义是什么呢？是职务？是收入？还是继续不愿屈服的痛苦和不能改变的现实？
对于处理我的台领导，我想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当年也是因为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追求，甚至引领了中国电视新闻一个时代的变革而得以步步晋升的，而当你们成为领导之后为什么就让很多比我更熟悉你们的人看不懂了呢？你们现在还能意识到你们那一辈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和追求的差距吗？你们还能愿意认真坐下来听一听很多人背后对你们的不满，以及从当年的尊敬变成现在的鄙夷吗？我可以理解是你们的位置决定了你们对待我的态度和方式，但我希望对更多的年轻人，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即使迫不得己，也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留下哪怕是一个——还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人。这样的话，也许你们会承受压力、会遭到批评，但当你们离开的时候，可以获得人们真心的掌声和内心的尊敬！
好了，不再去争论我个人的不幸得失，一个制片人的离开本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今天，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央视人、作为一个热爱新闻事业的媒体人，我在这十年当中想说的一些真话，希望我的同事们以及那些处理我的领导能认真听一听：
我在中央电视台十年，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人们现在再提央视，在“CCAV”的戏谑中，带有一丝不满的嘲讽。有了新大楼、有了新设备，有了全国全世界的记者站，并不等于我们拥有了一切，我们所逐步丧失的是公信力和影响力。
2003年，当我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刚刚经历了生死大考，留下来的门户网站己经蓄势待发咄咄逼人。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手足无措中开始呈现败退之势。而央视这样的国家媒体更是由于太多的安排性、选择性报道，在开放的、多元的互联网媒体面前，开始丧失了新闻的主导话语权。人们逐渐不相信央视、不相信《新闻联播》，对于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很多新闻嗤之以鼻。而在我们内部，也没有认真思考该如何面对新环境下的新闻变革，只是在不停地改版不停的换节目。由于缺乏完整的理念和思路，直到2009年新闻频道的资讯化改革之前，把很多孩子和脏水都一起泼掉了。仅以我所在的新闻评论部为例，2003年创立的15个新栏目，直到今天存活下来的只有《新闻周刊》（原名《中国周刊》)和《世界周刊》两档周末新闻盘点类节目，而其他的节目或者由于“触礁”或者由于先天不足而短命。
2009年开始的新闻频道资讯化改革，尽管来的晚了一些，但是毕竟找到了一条可以和网络时代去竞争的新闻方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央视大规模的设立地方记者站、海外记者站，试图拓宽自己的新闻覆盖，最大程度缩短新闻报道的半径。现在看来如果这样的改革放在2003年，或许能够为央视蠃得喘息之机，但是近两年以微博、微信迅速崛起为标志的“自媒体时代”，在央视的资讯化机制还问题重重、没有步入正轨的时候，带来了新的一轮史无前例的冲击——原本意义上的权威媒体被进一步弱化和消解。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中国传统媒体，
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
在这十年当中，作为新闻人，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按照新闻的标准，我们希望报道、应该报道的选题，被一次次地驳回；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应该表达的态度，被一次次地天折。一位领导曾经跟我半开玩笑的说：“报选题的时候，你们衡量一下，基本上你们觉得该报和想报的，就是不能报的。”——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逼仄的现实啊！
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参杂了个人的、团体的、领导的——人际、权力以及经济的利益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阉割？我们的领导们应该明白，不能、不让、不许报道的新闻太多了，你所可以报道的新闻也就没人信了，因为那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宣传。
从做《24小时》的制片人到《面对面》的制片人，我们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竭尽脑汁地用各种办法和说辞，把媒体人应该做的选题想尽办法获得领导的批准，然后再竭尽全力地在走钢丝的同时不给领导找麻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也曾经偶尔有所突破，但是这样的突破往往都是具有极强的偶然性，甚至在播出之后就会遭到可以预料的结果。即使一些新闻我们做出了报道，但是往往在回避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是在新闻的边缘寻找被允许表达的那部分，向外界显示我们关注了而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距离新闻的本质、距离新闻的核心、距离新闻的理想己经越来越远，我们是温水里的那只青蛙，己经没有跳出来的勇气和信念。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央视自身头上，这是不公允的。但在这其中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时代前行的绊脚石，成为既得利益者、阻挠变革者的卫道士？我们有没有把人民赋予我们的监督权力变成了双簧中的前台小丑？我们有没有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去维护一个国家媒体所应有的尊严？这几年，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同样作为国家媒体的变化：《人民日报》尽管依然有着和我们同样严酷的舆论环境，尽管依然有着几十年沿袭的党报功能，但是在很多敏感事件、争议事件中，他们都在努力发声，并且发出的是这个时代、每个公民都需要的真实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我带着对那里旧体制的愤怒离开之时，没有想到仅仅在5年之后，一个原比央视落后、封闭、影响力丧失的媒体，竟然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之声从开播到现在，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所做的努力应该让每一个新闻人肃然起敬；《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了当年《冰点》的力量，但是它从不盲从于所谓的“主流意识”，坚持努力的用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守卫新闻的底线。
反观我们自己呢？不要以为资讯化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就算是24小时播出，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代还需要必须通过电视来获得一点并不全面、还可能不完全真实的信息呢；也不要以为，我们有了微博微信客户端，就可以赶上潮流的脚步，变革时代的可以是技术，引领时代的永远是思想；看看我们这几年的报道、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民族情绪、新闻语态的陈旧、新闻样态的呆板，新闻手法的简单粗糙，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丧失，这样的央视能够蠃得观众吗；我们每天也有评论员在银幕上表达，但是除了白岩松个人的努力之外，有谁记得央视在过去几年中有过什么样的有分量的、振聋发聩的、有影响力的评论？
我们不能总是自欺欺人的告诉别人说，最受观众喜爱的的节目是《新闻联播》，如果不是全国电视台同步转播、不是人们处于对政治风向标的揣度，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以新闻的眼光在技时收看，又有多少年轻人还在相信《新闻联播》？我们不能总是用应景的釆访“你幸福吗？”去挑逗公众的内心，一个雾霾、拥堵、河流污染，食品、药品造假，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办事靠关系，升官靠贿赂，人们没有宪法上保护的权力的社会，发问者，你幸福吗？我们不能总是拿收视率作为节目和收入的标尺，如果把一个节目办成销量第一、令人不齿的《环球时报》，再用一两个夸夸其谈、漏洞百出却能煽动观众情绪的专家提升收视，不担心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时代所唾弃吗？我们不能总是回避这个时代人们内心中真实的态度、情绪和愤怒，不报道不评论使人们没有表达的渠道，酝酿的是不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我们不能总似是而非的讲职业精神，新闻人是职业人也是社会人，我们每天生活在现实当中，有着和昔通人一样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的认知，遵守职业精神恰恰是应该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不是投鼠忌器、把职业精神滥化为听话和顺从，那岂不是对职业精神最大的亵渎？我们不能总是以为只要紧紧地抱住执政者的大腿，回避民众的呼声就可以高枕无忧，当上层建筑显示变革魄力的时候，你又落后于你所忠实的体制，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昧的鸡肋，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媒体最大的悲哀吗？
在当下的中国，做新闻就像一个人上跑步机，你以为自己一直在前行，其实你只是原地迈步，甚至在疲劳之时还会慢慢后退。但即使在这样的机器上，有的人也在积蓄能量，为了有一天能推开房门走出樊篱。
我不认为央视没有出路，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新闻环境下，你的信念、态度和勇气依然决定着你的格局、气度和未来；相反，你的懦弱、腐朽和保守，也依然决定着你没落的地位、淘汰的命运和所剩无几的价值。
十年前，当我来当央视新闻评论《中国周刊》的时候，大家给节目构思栏目语，我当时写的是“让新闻成为历史”，后来节目的定位语是“七天一页的历史”。我想，做新闻的人就是应该有着这样一份对于历史、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民众负责的精神。否则，全世界有三百六十行，为什么只有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为什么只有这一个职业被称为“新闻理想”？
当然，在现实社会的环境中，央视不可能独善其身。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最好也最坏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前行又徘徊倒退的中国，也是机遇和危机并存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一个最昔遍的社会现象、也是最危险的社会现象是——缺少真话！
老百姓面对镜头说好，回到家里骂娘；官员们面对釆访一套，私下聊天一套；媒体上，在悲剧里挖掘所谓的正能量，在愤怒中表达自己所谓的理性。所有人，为了生存，而去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但是结果呢？每个人又都是这种“假话通行”生存法则的受害者。
当年，在723动车事件，我被停职之后，曾在微博中曾经这样写道：“到底什么才能让中国形成真正的‘稳定’，或许应该从‘创造条件让全体公民和政府官员说真话’开始。一昧的限制和封锁，求得的是表面的平静，酝酿的却是更大的危机。总说民众和微博不理性，那是毫无理性的‘封口令’，把人们逼到了非理性的墙角。真实的声音，是一个逐渐成熟的中国最需要的国家气质。”
中国太需要真话了，这既是人民的希望也是人民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执政者和政府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违背公众利益的利益集团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社会不公、制度不善的权利，并且这样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宪法不是说国家是人民的吗？那么人民不可以说真话吗？？？一个连说真话，都要面临困境的国家，怎么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们这一辈人出生在文革后，耳濡目染过历史悲剧的贻害，也经历过社会的动荡风波。一方面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那些理论和教条，而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以革命的方式强推民主的制度，因为即使成功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都会史无前例。我们追求渐进式的变革，但是当今的中国，它的经济发展迅速，它的体制和政治变革远远低于人们的希望和发展的需求。这是我们的诉求所在。
现在的很多国人，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只是希望挣了或贪了大钱，赶紧移民，至少也把孩子送出去，即使背井离乡，即使内心不舍，“爱国”变成了一个很痛苦的词。而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变革和苦痛，所遭受的不公和煎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一个国家从坏变好，一定有一代甚至几代人要甘当铺路石。
我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也不是什么反体制的英雄，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和坚守的新闻人。我不希望有一天，当那些从新闻系走出来的大学生进入媒体时，指着我们的脊梁说：“你们选择退缩和妥协，凭什么教育我们坚持新闻理想？”；我不希望有一天，当孩子们遭受更多的不公时，我们的下一代看着我们的眼睛说：“你们当年为什么不敢大声的说一句真话？”；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望着夕阳，后悔我们曾经由于勇气的怯懦和良知的躲藏，而眼看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坏！
而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我们：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不再是鲜血和生命，而是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甘愿遭受挫折但坚持理想的信念；
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媒体：那群有着理想的人，在黎明前的中国打着火把寻找方向，他们走过沼泽、穿过河流，他们筋疲力尽但矢志不渝；
我更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中国：它在艰难苦痛的变革中，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期望，让中国真正属于它的每一个公民！
讲了很多“留给这个时代的真话”，也是这十年来我积压已久的痛苦。最后，感谢一下十年当中的那些团队和那些人吧：
感谢新闻评论部，让我从一个年轻人变成职业的新闻人，并传承我受益终生的新闻理念；
感谢张巍、王立军、吕志家、李伦，这些带过我的央视最好的制片人，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信念在这个时代难能可贵，很多时候在我想退缩的时候，看到他们让我继续前行；
感谢《新闻周刊》，我新闻事业成长的地方，直到今天，那里都是我内心的家园；
感谢《新闻1+1》，我为自己曾经在这样一个无论遭受任何的打压，依然坚持新闻操守和底线的团队而深感骄傲；
感谢《24小时》，我带过的第一个团队，也是当年新闻评论部最年轻的团队，我们一直在坚持做一个令人尊重的新闻节目；
感谢《面对面》，我在央视最后的时光，是和你们在一起度过，共同承担、共同坚守；
感谢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主持人：白岩松、邱启明、李小萌、肖艳、侯峰、柴静、董倩、王宁、古兵、张泉灵、张羽、劳春燕、欧阳夏丹、柴璐、水均益、康辉、阿丘、孙宝印等等，我们共同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每一次节目实现我们的新闻理想；
感谢在直播线上、在编辑机房，忍受了我坏脾气的导播和技术们，容忍了一个壳美主义者的吹毛求疵；
感谢在我两次遭受打压之后，那些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不同部门的同事们，我们没有什么利益的往来，却有着因为共同思想而相互支撑的情感，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同事更令我心怀感激的呢？
就不感谢央视了吧，我想我这十年的付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你们给于我的所得和附着给我的痛苦。
一个人，你不能选择的是你出生的时代，但你可以选择的是改变时代的方式。很多年轻的新闻人，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去“改变当下”，其实不能。你的报道所能改变的只是一个个表象，而非社会的实质。因此，在这个时代做新闻，更重要的是“影响未来”，用你的思想、态度和观念，去影响未来可能有影响力的每一个人，去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我的离开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新闻理想这样的信仰在这里暂时迷失了方向。我希望未来每一个希望走进这里的人，当你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五个大字时，所感受到的不仅是憧憬，而是更多地责任。更不要忘了，原本在这五个字的前面还有两个字叫——“中国”！
就像我们每个人，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一样，我真心发自肺腑的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央视能成为一个有公信力、有影响力，敢于为国家、社会、公众说真话、受人尊重的媒体！那样的央视，才对得起国家媒体这样的称号，那样的央视才是每一个新闻人理想的地方！
我们这一辈人的的精神导师陈虻曾经说过：“走得太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留给同事们，留给我自己，留给高高在上的领导们，也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也许你行色匆匆，也许你埋头赶路，也许你有太多的迫不得已，也许你总是力不从心，但如果你不知道太阳的方向，你的一生只是在忍受黑喑。
离开了，如果可能，如果没有权力的干预，我还希望能做新闻，因为路径可以改变，但方向和理想依然执着。
告别央视，告别十年，给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不曾后悔，心怀感激，这是我和央视的告别，也是一个时代坎坷的注脚。它记录了我们前行的艰难困苦，它上演着一个社会的荒诞不经，它无足轻重，它引人深思。
它对我来说是一段人生，我将带着这无法磨灭的痕迹继续上路、带着飘扬在空中的信仰去——寻找《光明》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
当大地铺满了悲凄的落叶
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
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背影
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
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我用翅膀掀起那天边的排浪
我用身躯拖起那血红的太阳
就在这刺骨而凛冽的大风中
你会听到我赞美未来的呼喊
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http://jiaren.org/2013/12/02/gaobie-yangshi/


告别央视
——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些“真话”
王青雷
2013年11月27曰，我办充了所有的手续，走出了中央电视台的东门，离开了这个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这是今年入冬以来，北京降温最冷的一天，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暖意却是在办离职手续时，一位已经退休的老职工的一句话：“十年，把青春都留给中央电视台了，他们不让你干了？”没有想到，十年的岁月，最后感动我的竟是这位素不相识的阿姨这样的一句感叹。走出大门的时候，尽管己经有了太久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还是有点比这冬天更萧瑟的悲凉，或许是因为对那遥不可及的春天深深的失望。
十年，对于每个人的一生来说都不会无足轻重。对我而言，这里的岁月十年塑造了我，成为一个职业的新闻人，这里的压抑环境也扭曲了我，让我在不断的痛苦中奋力挣扎。在过去的十几天中，很多台里的同事给我打来电话或微信，甚至还有十年我从未打过交道的记者发来短信，表达他们的震惊、愤怒、失望甚至是谩骂，当然还有最真挚的祝福。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老同事跟我感叹；“这么多年，因为报道被停职的编辑、记者、制片人、主任都有，但是因为说了两句真话而被辞退的制片人，你是第一个！现在的央视这是怎么了？”其实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杀一儆百，因为领导者明白，在央视和我相同思想的人大有人在，我只是敢于说出来的那一个而己，他们只有用这样的办法徒劳地去禁锢大家的思想。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今年的八月，公安部打击网络谣言期间我发布的微博。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在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动用各种罪名（寻衅滋事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非法经营罪、诽谤罪等等）打击“大谣”。我当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打击网络谣言没错，但要依法执法、罪责法定，否则就变成了权力僭越法律。直到几周之后，最高法才被迫匆匆出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五百条”，算是在法律上给了一种并不合理的界定。
就在这期间，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主流媒体，不顾及法律本身的程序正义问题，而不假思索地站到了揺旗呐喊的道德制高点，并用画面、镜头、评论替代法律有罪推定的暗指一些网络大V即“网络大谣”。更为过分的是，当网络名人薛蛮子因嫖娼被抓之后，竟然在新闻节目中毫无顾忌地播出嫖娼的细节，甚至还破天荒的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三分钟，令公众不堪。
我在一篇“仅自己可见”的微博中写到：“过去的这两周，是我们央视人耻辱的两周，新闻准则被权力一再强奸：我们回避法律原则，开动机器宣传打击网络谣言；我们有罪推定用李开复的微博画面，喑示大V即大谣；我们在新闻中详述嫖娼细节，令公众斥责谩骂；我们用媒体的公器，对一个人的不检点狂轰滥炸……新闻的操守和职业的精神荡然无存。”台里的同事很多都在微信圈里，对我们自己的报道报以厌恶的痛骂。一位同事说：“我不知道我们播出这样的细节（薛蛮子嫖娼），让家里的女人和孩子如何坐在电视机前。”而私下里同事也在议论：“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嫖娼，可以上《新闻联播》，这是究竟是美国人的耻辱还是中国人的耻辱？”
我在新闻评论部工作十年，在这个曾经被称为中国电视新闻延安圣地的地方，所接受的新闻职业准则让我不得不对这样的出自我们自己手中的新闻表达愤慨：同样为国家媒体，为什么《中国青年报》面对这样的运动式执法，就能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媒体不是法院，我们凭什么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断谁是大V谁是大谣？薛蛮子作为社会名人，有丑闻当然可以适度报道，但是带着强烈的主观意识别有用心地狂轰乱砸意欲何为？领导们嘴里一直批评的“小报作风”，怎么到了我们需要的时候，就不顾公众感受，比小报报道的还细节还下作呢？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不断坚守的新闻准则和职业理念吗？
无论别人怎样，我不能、不愿、也不会保持沉默——我不愿做一个所请“成熟”的人。
直到离开的这一天，中央电视台也没有告诉我，到底是哪一条或者哪几条微博违反了台里的《微博管理规定》和《纪律管理规定》，违反的到底是哪一条规定？造成了什么祥的社会影响？依据哪一条规定对我做出这样的处理？他们让我自己去查。
对于所谓的“与中央电视台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莫须有罪名”和《微博管理规定》，我一直觉得十分可笑。如果按照法律的原则、按照新闻的原则，我有哪一点说的不对吗？如果说我指出的问题都对，那么应该反思的到底是谁呢？一个成天批判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媒体，怎么需要加强对内部人员的管制时，就把国外媒体从业人员的微博管理规定拿来主义了呢？与国外相比，在舆论环境不自由的前提下，不让媒体人发表不同的声音，这是不是在选择性的舍本逐末呢？如果说，我的行为需要承担责任遭到处理，那么经你们的授意和安排之下，做出的类似于“星巴克价格”、“土地增值税”的报道，丢了央视的脸，丢了央视人的脸，
你们要负责吗？!
一位新闻中心的副主任说：“这是在体制里，没办法。”是啊，多少人就在这种体制里被消磨意志、习以为常。一个容不下一点真话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一个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报道内容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一个谋权、谋利、谋关系可以安稳存生，坚持理念和信仰就被肃清的体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中，我倒觉得扭曲的人是健康的，因为尽管倍感无力，但还知道应该的方向和不变的追求；相反不扭曲的人才是病态的，因为对于体制的依赖己经让他麻木到逆来顺受，甚至沾沾自喜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扶揺直上。什么是好的体制也许没人能说得清，但是什么是不好的体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而现在的体制就是一个糟糕的体制。有的人会说，接受不了你可以选择离开呀？听起来是这样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的人之所以来到央视，不是为钱为地位，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这是在我还是一个记者，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00块的时候，我就想清楚的人生价值。没有谈话、接受离职，是因为我不想为了生存而妥协低头，妥协的结果和意义是什么呢？是职务？是收入？还是继续不愿屈服的痛苦和不能改变的现实？
对于处理我的台领导，我想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当年也是因为不断地突破、不断地追求，甚至引领了中国电视新闻一个时代的变革而得以步步晋升的，而当你们成为领导之后为什么就让很多比我更熟悉你们的人看不懂了呢？你们现在还能意识到你们那一辈人和我们这一代人思想和追求的差距吗？你们还能愿意认真坐下来听一听很多人背后对你们的不满，以及从当年的尊敬变成现在的鄙夷吗？我可以理解是你们的位置决定了你们对待我的态度和方式，但我希望对更多的年轻人，在你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即使迫不得己，也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留下哪怕是一个——还有新闻理想的媒体人。这样的话，也许你们会承受压力、会遭到批评，但当你们离开的时候，可以获得人们真心的掌声和内心的尊敬！
好了，不再去争论我个人的不幸得失，一个制片人的离开本来也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今天，我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曾经的央视人、作为一个热爱新闻事业的媒体人，我在这十年当中想说的一些真话，希望我的同事们以及那些处理我的领导能认真听一听：
我在中央电视台十年，见证了这个国家媒体从令人尊重到遭人唾弃的十年。人们现在再提央视，在“CCAV”的戏谑中，带有一丝不满的嘲讽。有了新大楼、有了新设备，有了全国全世界的记者站，并不等于我们拥有了一切，我们所逐步丧失的是公信力和影响力。
2003年，当我来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刚刚经历了生死大考，留下来的门户网站己经蓄势待发咄咄逼人。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的电视新闻在手足无措中开始呈现败退之势。而央视这样的国家媒体更是由于太多的安排性、选择性报道，在开放的、多元的互联网媒体面前，开始丧失了新闻的主导话语权。人们逐渐不相信央视、不相信《新闻联播》，对于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很多新闻嗤之以鼻。而在我们内部，也没有认真思考该如何面对新环境下的新闻变革，只是在不停地改版不停的换节目。由于缺乏完整的理念和思路，直到2009年新闻频道的资讯化改革之前，把很多孩子和脏水都一起泼掉了。仅以我所在的新闻评论部为例，2003年创立的15个新栏目，直到今天存活下来的只有《新闻周刊》（原名《中国周刊》)和《世界周刊》两档周末新闻盘点类节目，而其他的节目或者由于“触礁”或者由于先天不足而短命。
2009年开始的新闻频道资讯化改革，尽管来的晚了一些，但是毕竟找到了一条可以和网络时代去竞争的新闻方式。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央视大规模的设立地方记者站、海外记者站，试图拓宽自己的新闻覆盖，最大程度缩短新闻报道的半径。现在看来如果这样的改革放在2003年，或许能够为央视蠃得喘息之机，但是近两年以微博、微信迅速崛起为标志的“自媒体时代”，在央视的资讯化机制还问题重重、没有步入正轨的时候，带来了新的一轮史无前例的冲击——原本意义上的权威媒体被进一步弱化和消解。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中国传统媒体，
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而是无法在艰难的舆论环境中，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勇气，用真实的声音赢得公众的尊敬和信任。
在这十年当中，作为新闻人，我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痛苦。按照新闻的标准，我们希望报道、应该报道的选题，被一次次地驳回；我们希望发出的声音、应该表达的态度，被一次次地天折。一位领导曾经跟我半开玩笑的说：“报选题的时候，你们衡量一下，基本上你们觉得该报和想报的，就是不能报的。”——对于新闻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逼仄的现实啊！
一年里，我们会接到上千条的新闻口径，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国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参杂了个人的、团体的、领导的——人际、权力以及经济的利益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阉割？我们的领导们应该明白，不能、不让、不许报道的新闻太多了，你所可以报道的新闻也就没人信了，因为那是有选择、有目的的宣传。
从做《24小时》的制片人到《面对面》的制片人，我们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竭尽脑汁地用各种办法和说辞，把媒体人应该做的选题想尽办法获得领导的批准，然后再竭尽全力地在走钢丝的同时不给领导找麻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也曾经偶尔有所突破，但是这样的突破往往都是具有极强的偶然性，甚至在播出之后就会遭到可以预料的结果。即使一些新闻我们做出了报道，但是往往在回避问题的真正所在，只是在新闻的边缘寻找被允许表达的那部分，向外界显示我们关注了而己。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距离新闻的本质、距离新闻的核心、距离新闻的理想己经越来越远，我们是温水里的那只青蛙，己经没有跳出来的勇气和信念。
当然，如果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央视自身头上，这是不公允的。但在这其中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时代前行的绊脚石，成为既得利益者、阻挠变革者的卫道士？我们有没有把人民赋予我们的监督权力变成了双簧中的前台小丑？我们有没有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去维护一个国家媒体所应有的尊严？这几年，看看我们周围的一些同样作为国家媒体的变化：《人民日报》尽管依然有着和我们同样严酷的舆论环境，尽管依然有着几十年沿袭的党报功能，但是在很多敏感事件、争议事件中，他们都在努力发声，并且发出的是这个时代、每个公民都需要的真实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我带着对那里旧体制的愤怒离开之时，没有想到仅仅在5年之后，一个原比央视落后、封闭、影响力丧失的媒体，竟然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之声从开播到现在，他们在新闻报道中所做的努力应该让每一个新闻人肃然起敬；《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了当年《冰点》的力量，但是它从不盲从于所谓的“主流意识”，坚持努力的用事实的报道和评论守卫新闻的底线。
反观我们自己呢？不要以为资讯化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就算是24小时播出，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时代还需要必须通过电视来获得一点并不全面、还可能不完全真实的信息呢；也不要以为，我们有了微博微信客户端，就可以赶上潮流的脚步，变革时代的可以是技术，引领时代的永远是思想；看看我们这几年的报道、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民族情绪、新闻语态的陈旧、新闻样态的呆板，新闻手法的简单粗糙，以及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丧失，这样的央视能够蠃得观众吗；我们每天也有评论员在银幕上表达，但是除了白岩松个人的努力之外，有谁记得央视在过去几年中有过什么样的有分量的、振聋发聩的、有影响力的评论？
我们不能总是自欺欺人的告诉别人说，最受观众喜爱的的节目是《新闻联播》，如果不是全国电视台同步转播、不是人们处于对政治风向标的揣度，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以新闻的眼光在技时收看，又有多少年轻人还在相信《新闻联播》？我们不能总是用应景的釆访“你幸福吗？”去挑逗公众的内心，一个雾霾、拥堵、河流污染，食品、药品造假，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办事靠关系，升官靠贿赂，人们没有宪法上保护的权力的社会，发问者，你幸福吗？我们不能总是拿收视率作为节目和收入的标尺，如果把一个节目办成销量第一、令人不齿的《环球时报》，再用一两个夸夸其谈、漏洞百出却能煽动观众情绪的专家提升收视，不担心总有一天我们会被时代所唾弃吗？我们不能总是回避这个时代人们内心中真实的态度、情绪和愤怒，不报道不评论使人们没有表达的渠道，酝酿的是不是更大的风险和危机？我们不能总似是而非的讲职业精神，新闻人是职业人也是社会人，我们每天生活在现实当中，有着和昔通人一样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的认知，遵守职业精神恰恰是应该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不是投鼠忌器、把职业精神滥化为听话和顺从，那岂不是对职业精神最大的亵渎？我们不能总是以为只要紧紧地抱住执政者的大腿，回避民众的呼声就可以高枕无忧，当上层建筑显示变革魄力的时候，你又落后于你所忠实的体制，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昧的鸡肋，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媒体最大的悲哀吗？
在当下的中国，做新闻就像一个人上跑步机，你以为自己一直在前行，其实你只是原地迈步，甚至在疲劳之时还会慢慢后退。但即使在这样的机器上，有的人也在积蓄能量，为了有一天能推开房门走出樊篱。
我不认为央视没有出路，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新闻环境下，你的信念、态度和勇气依然决定着你的格局、气度和未来；相反，你的懦弱、腐朽和保守，也依然决定着你没落的地位、淘汰的命运和所剩无几的价值。
十年前，当我来当央视新闻评论《中国周刊》的时候，大家给节目构思栏目语，我当时写的是“让新闻成为历史”，后来节目的定位语是“七天一页的历史”。我想，做新闻的人就是应该有着这样一份对于历史、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民众负责的精神。否则，全世界有三百六十行，为什么只有记者被冠以“无冕之王”，为什么只有这一个职业被称为“新闻理想”？
当然，在现实社会的环境中，央视不可能独善其身。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最好也最坏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前行又徘徊倒退的中国，也是机遇和危机并存的中国。当下的中国，一个最昔遍的社会现象、也是最危险的社会现象是——缺少真话！
老百姓面对镜头说好，回到家里骂娘；官员们面对釆访一套，私下聊天一套；媒体上，在悲剧里挖掘所谓的正能量，在愤怒中表达自己所谓的理性。所有人，为了生存，而去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但是结果呢？每个人又都是这种“假话通行”生存法则的受害者。
当年，在723动车事件，我被停职之后，曾在微博中曾经这样写道：“到底什么才能让中国形成真正的‘稳定’，或许应该从‘创造条件让全体公民和政府官员说真话’开始。一昧的限制和封锁，求得的是表面的平静，酝酿的却是更大的危机。总说民众和微博不理性，那是毫无理性的‘封口令’，把人们逼到了非理性的墙角。真实的声音，是一个逐渐成熟的中国最需要的国家气质。”
中国太需要真话了，这既是人民的希望也是人民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执政者和政府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违背公众利益的利益集团的权利，人们应该有批评社会不公、制度不善的权利，并且这样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宪法不是说国家是人民的吗？那么人民不可以说真话吗？？？一个连说真话，都要面临困境的国家，怎么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们这一辈人出生在文革后，耳濡目染过历史悲剧的贻害，也经历过社会的动荡风波。一方面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那些理论和教条，而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以革命的方式强推民主的制度，因为即使成功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都会史无前例。我们追求渐进式的变革，但是当今的中国，它的经济发展迅速，它的体制和政治变革远远低于人们的希望和发展的需求。这是我们的诉求所在。
现在的很多国人，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只是希望挣了或贪了大钱，赶紧移民，至少也把孩子送出去，即使背井离乡，即使内心不舍，“爱国”变成了一个很痛苦的词。而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变革和苦痛，所遭受的不公和煎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一个国家从坏变好，一定有一代甚至几代人要甘当铺路石。
我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也不是什么反体制的英雄，只是这个时代变革的推动者和坚守的新闻人。我不希望有一天，当那些从新闻系走出来的大学生进入媒体时，指着我们的脊梁说：“你们选择退缩和妥协，凭什么教育我们坚持新闻理想？”；我不希望有一天，当孩子们遭受更多的不公时，我们的下一代看着我们的眼睛说：“你们当年为什么不敢大声的说一句真话？”；我不希望有一天，当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望着夕阳，后悔我们曾经由于勇气的怯懦和良知的躲藏，而眼看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坏！
而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我们：他们为这个国家付出的不再是鲜血和生命，而是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甘愿遭受挫折但坚持理想的信念；
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媒体：那群有着理想的人，在黎明前的中国打着火把寻找方向，他们走过沼泽、穿过河流，他们筋疲力尽但矢志不渝；
我更希望人们这样看待这个时代的中国：它在艰难苦痛的变革中，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期望，让中国真正属于它的每一个公民！
讲了很多“留给这个时代的真话”，也是这十年来我积压已久的痛苦。最后，感谢一下十年当中的那些团队和那些人吧：
感谢新闻评论部，让我从一个年轻人变成职业的新闻人，并传承我受益终生的新闻理念；
感谢张巍、王立军、吕志家、李伦，这些带过我的央视最好的制片人，他们的名字可能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信念在这个时代难能可贵，很多时候在我想退缩的时候，看到他们让我继续前行；
感谢《新闻周刊》，我新闻事业成长的地方，直到今天，那里都是我内心的家园；
感谢《新闻1+1》，我为自己曾经在这样一个无论遭受任何的打压，依然坚持新闻操守和底线的团队而深感骄傲；
感谢《24小时》，我带过的第一个团队，也是当年新闻评论部最年轻的团队，我们一直在坚持做一个令人尊重的新闻节目；
感谢《面对面》，我在央视最后的时光，是和你们在一起度过，共同承担、共同坚守；
感谢所有和我合作过的主持人：白岩松、邱启明、李小萌、肖艳、侯峰、柴静、董倩、王宁、古兵、张泉灵、张羽、劳春燕、欧阳夏丹、柴璐、水均益、康辉、阿丘、孙宝印等等，我们共同在过去的十年通过每一次节目实现我们的新闻理想；
感谢在直播线上、在编辑机房，忍受了我坏脾气的导播和技术们，容忍了一个壳美主义者的吹毛求疵；
感谢在我两次遭受打压之后，那些关心、帮助、支持我的不同部门的同事们，我们没有什么利益的往来，却有着因为共同思想而相互支撑的情感，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同事更令我心怀感激的呢？
就不感谢央视了吧，我想我这十年的付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你们给于我的所得和附着给我的痛苦。
一个人，你不能选择的是你出生的时代，但你可以选择的是改变时代的方式。很多年轻的新闻人，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去“改变当下”，其实不能。你的报道所能改变的只是一个个表象，而非社会的实质。因此，在这个时代做新闻，更重要的是“影响未来”，用你的思想、态度和观念，去影响未来可能有影响力的每一个人，去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我的离开只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因为新闻理想这样的信仰在这里暂时迷失了方向。我希望未来每一个希望走进这里的人，当你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五个大字时，所感受到的不仅是憧憬，而是更多地责任。更不要忘了，原本在这五个字的前面还有两个字叫——“中国”！
就像我们每个人，希望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人一样，我真心发自肺腑的的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央视能成为一个有公信力、有影响力，敢于为国家、社会、公众说真话、受人尊重的媒体！那样的央视，才对得起国家媒体这样的称号，那样的央视才是每一个新闻人理想的地方！
我们这一辈人的的精神导师陈虻曾经说过：“走得太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句话留给同事们，留给我自己，留给高高在上的领导们，也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也许你行色匆匆，也许你埋头赶路，也许你有太多的迫不得已，也许你总是力不从心，但如果你不知道太阳的方向，你的一生只是在忍受黑喑。
离开了，如果可能，如果没有权力的干预，我还希望能做新闻，因为路径可以改变，但方向和理想依然执着。
告别央视，告别十年，给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不曾后悔，心怀感激，这是我和央视的告别，也是一个时代坎坷的注脚。它记录了我们前行的艰难困苦，它上演着一个社会的荒诞不经，它无足轻重，它引人深思。
它对我来说是一段人生，我将带着这无法磨灭的痕迹继续上路、带着飘扬在空中的信仰去——寻找《光明》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
当大地铺满了悲凄的落叶
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
祝福我吧我最思念的亲人
那就是我向你告别的背影
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
当车菊草化作深秋的露水
我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
走向了那布满荆棘的他乡
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我用翅膀掀起那天边的排浪
我用身躯拖起那血红的太阳
就在这刺骨而凛冽的大风中
你会听到我赞美未来的呼喊
也许迷途的惆怅会扯碎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也许征程的迷惘会扯碎我的手臂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
虽然挫折的创伤已让我寸步难行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
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http://jiaren.org/2013/12/02/gaobie-yang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