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中美力避军事对抗 但有些小国唯恐天下不乱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207/657266.shtml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月2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下一场一战：美国对中国？》，作者是朱利安·斯内尔德，全文编译如下：

中美关系看起来状况良好。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其他国家。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历史迷们收获大量精神食粮的一年。之前的标杆、50年前出版的《八月炮火》轻易地被几位有机会接触新档案的作家超越。

然而，一战继续让人困惑，即使我们发现了一战起因的更深层线索。2014年出版的一本较有创见的书《下一场一战》（它实际上是一些非常有分量的撰稿人文章的合集）直接讨论了如今每个人脑海深处回荡的问题：现在和一战前夕有什么相似之处？

一战爆发的原因数不胜数，而且极其复杂深奥，“单个原因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换言之，没有哪个因素单独引发了战争，但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是不可抗拒的：相互缠绕的近似对等的同盟，相互恐惧的“安全困境”，“对进攻的崇拜”，“军队变得目空一切”，民族主义国内联盟，相信“先发制人动员”（先下手为强），未能认识到新技术以国防为主导，“不可分割性问题”（如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国内瘫痪和缺乏合法性，“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自满，宿命论，可靠性，政治才能平庸以及彻头彻尾的愚蠢。

总而言之，一战由“一系列严酷的小事”引起，是“各种意外事件积累”的结果。

这些因素今天是否存在？该书的总体结论是：“差异远远多于相似之处。如果认为2014年的中国是1914年的德国，既不正确也没有益处。”《下一场一战》接着指出：“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导氛围描述为好战或自满是错误的……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处理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关系，中国也有更多动机保持克制。”该书编辑抱有希望地认为：“中美关系看起来比导致1914年战争的多极体系更容易处理。”

不过，这种多极视角是一种值得探究的历史观点。

1914年的世界肯定不是德英两强称霸的世界。英国人往往过分强调这种竞争。我们很少听到比方说，法国和土耳其人对战争的描述，尽管他们也深受战争影响。的确，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代表了两大联盟体系的“支柱”，但两国的直接对抗可能已经过了最激烈时期。就在1914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还对德国基尔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德国更担心俄罗斯：“德国总参谋部和许多文职领导人认为真正危险的问题是俄罗斯力量的发展。如果说德国是英国的海军梦魇，那么俄罗斯就是德国的陆军梦魇。”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霸权秩序，才导致了一战的多极混乱局面。正如拉蒙特·科卢奇最近所指出的，在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之间的时期，“中等规模国家和小国出于自身的原因试图利用大国”。

小国作战的意愿引人关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总结文章中援引前任乔治·里德爵士1912年对德国国民议会带有反抗意味的讲话说：“和平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我们必须拥有和平，即使不得不为它而战。”

陆克文指出，澳大利亚在一战中的伤亡率高达64%，是参战国中最高的。他还对亚洲的“海上巴尔干”发出过警告。巴尔干是“火药桶”，几个运转失常、感到受委屈而骄傲的小国最终让整个欧洲战火肆虐。“只有回过头来看才能知道战争的代价”，但就连俄罗斯也知道战争会给国内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著名的杜尔诺沃备忘录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下一场一战》的编辑理查德·罗森克兰斯指出，1914年出现了“所有可能情况中最糟糕的局面”，大国“向特定的盟友（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提供支持，而这些盟友在战争中的作用却并非决定性的”。

通过“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巴尔干乱局快速发展为两大联盟之间冲突的原因。两极化能“解决”均势问题。有人认为它实际上能稳定局势。美国建立了一个亚洲盟友网络，其中任何一个盟友都可能以不负责任的方式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带着明确的目标培植自己的联盟——朝鲜、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那么与一战的比较会更引人关注。罗森克兰斯指出：“霸权国家往往肩负最多的盟友责任，也拥有最广泛的利益范围。让他们退让最难。”

因此，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美国学者对当代亚洲感到困惑：“至少从1898年以来，美国就在西太平洋发挥了大国作用。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不愿屈服于日本对该地区的霸权控制的确有助于保护中国政体。如今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野心似乎是不适宜的。”他们会多用力地施压？另一位撰稿人指出：“对包围圈的非难、海军开支、宣传、自耗的民族主义……难以想象中国领导人对德国历史不敏感。”李光耀预言：“在中国在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超过美国之前，中国不会设想军事对抗美国。”他的预言没那么让人放心。

陆克文指出：“美国政策核心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是在拖延时间，让战略温度降至所宣称的水平，同时在行动上继续推行其国家实力最大化的长期计划，以等待中国有能力开始单边行动的那一天。”

尽管是个多边主义者，但陆克文也看到了达成大交易的难度。“大国和谐共处的新局面所要求的合作甚至是根本转变超出中国或美国愿意接受的范围。北京坚持与东亚领土的每个声索国单独打交道，排除了做出更整体安排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向每个盟友提供支援。”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207/657266.shtml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2月2日发表文章，题目为《下一场一战：美国对中国？》，作者是朱利安·斯内尔德，全文编译如下：

中美关系看起来状况良好。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其他国家。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历史迷们收获大量精神食粮的一年。之前的标杆、50年前出版的《八月炮火》轻易地被几位有机会接触新档案的作家超越。

然而，一战继续让人困惑，即使我们发现了一战起因的更深层线索。2014年出版的一本较有创见的书《下一场一战》（它实际上是一些非常有分量的撰稿人文章的合集）直接讨论了如今每个人脑海深处回荡的问题：现在和一战前夕有什么相似之处？

一战爆发的原因数不胜数，而且极其复杂深奥，“单个原因无法起决定性作用，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换言之，没有哪个因素单独引发了战争，但所有因素加在一起是不可抗拒的：相互缠绕的近似对等的同盟，相互恐惧的“安全困境”，“对进攻的崇拜”，“军队变得目空一切”，民族主义国内联盟，相信“先发制人动员”（先下手为强），未能认识到新技术以国防为主导，“不可分割性问题”（如对土耳其海峡的控制），国内瘫痪和缺乏合法性，“有限理性”（不完全信息），自满，宿命论，可靠性，政治才能平庸以及彻头彻尾的愚蠢。

总而言之，一战由“一系列严酷的小事”引起，是“各种意外事件积累”的结果。

这些因素今天是否存在？该书的总体结论是：“差异远远多于相似之处。如果认为2014年的中国是1914年的德国，既不正确也没有益处。”《下一场一战》接着指出：“把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导氛围描述为好战或自满是错误的……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来处理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关系，中国也有更多动机保持克制。”该书编辑抱有希望地认为：“中美关系看起来比导致1914年战争的多极体系更容易处理。”

不过，这种多极视角是一种值得探究的历史观点。

1914年的世界肯定不是德英两强称霸的世界。英国人往往过分强调这种竞争。我们很少听到比方说，法国和土耳其人对战争的描述，尽管他们也深受战争影响。的确，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代表了两大联盟体系的“支柱”，但两国的直接对抗可能已经过了最激烈时期。就在1914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还对德国基尔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德国更担心俄罗斯：“德国总参谋部和许多文职领导人认为真正危险的问题是俄罗斯力量的发展。如果说德国是英国的海军梦魇，那么俄罗斯就是德国的陆军梦魇。”正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霸权秩序，才导致了一战的多极混乱局面。正如拉蒙特·科卢奇最近所指出的，在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与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之间的时期，“中等规模国家和小国出于自身的原因试图利用大国”。

小国作战的意愿引人关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总结文章中援引前任乔治·里德爵士1912年对德国国民议会带有反抗意味的讲话说：“和平是我们的最高目标，我们必须拥有和平，即使不得不为它而战。”

陆克文指出，澳大利亚在一战中的伤亡率高达64%，是参战国中最高的。他还对亚洲的“海上巴尔干”发出过警告。巴尔干是“火药桶”，几个运转失常、感到受委屈而骄傲的小国最终让整个欧洲战火肆虐。“只有回过头来看才能知道战争的代价”，但就连俄罗斯也知道战争会给国内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著名的杜尔诺沃备忘录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下一场一战》的编辑理查德·罗森克兰斯指出，1914年出现了“所有可能情况中最糟糕的局面”，大国“向特定的盟友（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提供支持，而这些盟友在战争中的作用却并非决定性的”。

通过“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巴尔干乱局快速发展为两大联盟之间冲突的原因。两极化能“解决”均势问题。有人认为它实际上能稳定局势。美国建立了一个亚洲盟友网络，其中任何一个盟友都可能以不负责任的方式采取行动。如果中国带着明确的目标培植自己的联盟——朝鲜、巴基斯坦、伊朗、俄罗斯，那么与一战的比较会更引人关注。罗森克兰斯指出：“霸权国家往往肩负最多的盟友责任，也拥有最广泛的利益范围。让他们退让最难。”

因此，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美国学者对当代亚洲感到困惑：“至少从1898年以来，美国就在西太平洋发挥了大国作用。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不愿屈服于日本对该地区的霸权控制的确有助于保护中国政体。如今在中国人看来，这种野心似乎是不适宜的。”他们会多用力地施压？另一位撰稿人指出：“对包围圈的非难、海军开支、宣传、自耗的民族主义……难以想象中国领导人对德国历史不敏感。”李光耀预言：“在中国在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超过美国之前，中国不会设想军事对抗美国。”他的预言没那么让人放心。

陆克文指出：“美国政策核心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只是在拖延时间，让战略温度降至所宣称的水平，同时在行动上继续推行其国家实力最大化的长期计划，以等待中国有能力开始单边行动的那一天。”

尽管是个多边主义者，但陆克文也看到了达成大交易的难度。“大国和谐共处的新局面所要求的合作甚至是根本转变超出中国或美国愿意接受的范围。北京坚持与东亚领土的每个声索国单独打交道，排除了做出更整体安排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向每个盟友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