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危机, 李建新：50后60后70后将是未来中国的巨大 ...

李建新：50后60后70后将是未来中国的巨大压力

来源：搜狐财经

8月28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人文经济学会、搜狐财经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以下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先生的圆桌讨论发言。
　　主持人：下面我想问李建新教授一个问题。您博客上也长期关注这个问题，您觉得刚才顾教授提到的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低生育率、低申请率，甚至顾教授刚才说有些人结了婚不一定能生上孩子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现在立刻采取梁教授和顾教授推崇的这种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我们人口结构会在多长时间之内会回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呢？有过这样的测算吗？
　　李建新：首先感谢主办方，感谢建章，说起来我还是有点汗颜。今天的主题谈人口，实际上我想建章主办这个会，还是要最终落实到政策反思上。我说为什么有一些汗颜呢？我和顾老师是属于人口学者，按理说人口学、人口政策讨论我们应该有这个话语权，但是一眼望过去，像梁建章、黄文政这些人，在公共平台上特别活跃，这也是我们高兴的地方。我们今天进行政策的反思，不是人口学的事情，而是千家万户的事情。

　　我还是按照今天这个主题来说一下我的观点。我做人口学，自然从人口学角度去思考问题。今天前面两位讲到的话题都提到了一个核心，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实际上这个观点我们非常同意。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就人口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是对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要看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首先要明白人口是怎么样一个变化规律，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口变革之中。
　　如果从人类历史数百万年看的话，真正的人口变迁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而最大的变迁是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口转变，就是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人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前50年是人口数量的爆炸，后50年是内部结构，年龄结构也好、性别结构也好的变化。这会对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过去99%的时间，人类人口是处在一个惰性变量，而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急剧活跃的变量。结构这样变化，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在经济学界应该是争论已久。简单说有三种观点。要么是人口变化对经济是悲观的，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中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人口无论是数量多还是少，人口数量的增加高和低，都把这种争论统一不起来，只有观察它内部的结构变化。

　　马尔萨斯处在工业革命初期，以及马寅初先生处在建国初期，这都是处在人口转变初期观察到的人口现象，回答出了他们眼中的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接下来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人口红利的迅速消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表现在数量的多少，增长率的高低，而表现在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恰恰是我们还是以数量为中心的，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损失、以损害人口结构为代价的政策，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我们再放眼，从空间这个角度来看。十八世纪使中西方分衍，有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其实还有一个大革命就是人口革命。这个人口革命它是有替代关系的。十九世纪的英法，二十世纪的苏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印，包括我们前面追赶的是美国，后面追我们的是印度。刚才建章给我们展示了几幅图，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变化。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大国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国家的结构变化是最悲观的。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去讲，我们的结构是一种畸形的、迅速萎缩的变化，那对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国力显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个人主张应该即刻废除计划生育，要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目的不是说增加数量，而是调整内部结构，也只有人口自身的这种长期均衡发展，才有未来的所谓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必要前提。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放开，其实我们已经晚了，所以不仅仅是放开，而且要鼓励。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顾老师的意见。习总现在讲两个不否定，我觉得人口上是最好的例子。后30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谁创造的？是50后、60后、70后。但是1980年的生育政策，80后、90后、00后将面对的是未来的30年，你们将来的30年，我们这50后、60后、70后把中国撑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成也我们，败也我们，因为我们也将是未来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就看你们能不能撑起来了。李建新：50后60后70后将是未来中国的巨大压力

来源：搜狐财经

8月28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人文经济学会、搜狐财经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以下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先生的圆桌讨论发言。
　　主持人：下面我想问李建新教授一个问题。您博客上也长期关注这个问题，您觉得刚才顾教授提到的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低生育率、低申请率，甚至顾教授刚才说有些人结了婚不一定能生上孩子这个状况，如果说我们现在立刻采取梁教授和顾教授推崇的这种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政策，我们人口结构会在多长时间之内会回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呢？有过这样的测算吗？
　　李建新：首先感谢主办方，感谢建章，说起来我还是有点汗颜。今天的主题谈人口，实际上我想建章主办这个会，还是要最终落实到政策反思上。我说为什么有一些汗颜呢？我和顾老师是属于人口学者，按理说人口学、人口政策讨论我们应该有这个话语权，但是一眼望过去，像梁建章、黄文政这些人，在公共平台上特别活跃，这也是我们高兴的地方。我们今天进行政策的反思，不是人口学的事情，而是千家万户的事情。

　　我还是按照今天这个主题来说一下我的观点。我做人口学，自然从人口学角度去思考问题。今天前面两位讲到的话题都提到了一个核心，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实际上这个观点我们非常同意。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就人口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人口结构失衡是对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要看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首先要明白人口是怎么样一个变化规律，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人口变革之中。
　　如果从人类历史数百万年看的话，真正的人口变迁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而最大的变迁是发生在20世纪和21世纪。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口转变，就是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人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的说，前50年是人口数量的爆炸，后50年是内部结构，年龄结构也好、性别结构也好的变化。这会对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过去99%的时间，人类人口是处在一个惰性变量，而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是急剧活跃的变量。结构这样变化，对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在经济学界应该是争论已久。简单说有三种观点。要么是人口变化对经济是悲观的，要么是积极的，要么是中性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人口无论是数量多还是少，人口数量的增加高和低，都把这种争论统一不起来，只有观察它内部的结构变化。

　　马尔萨斯处在工业革命初期，以及马寅初先生处在建国初期，这都是处在人口转变初期观察到的人口现象，回答出了他们眼中的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接下来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人口红利的迅速消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表现在数量的多少，增长率的高低，而表现在结构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反思中国的计划生育，恰恰是我们还是以数量为中心的，是以控制人口数量损失、以损害人口结构为代价的政策，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我们再放眼，从空间这个角度来看。十八世纪使中西方分衍，有三大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其实还有一个大革命就是人口革命。这个人口革命它是有替代关系的。十九世纪的英法，二十世纪的苏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印，包括我们前面追赶的是美国，后面追我们的是印度。刚才建章给我们展示了几幅图，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变化。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大国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国家的结构变化是最悲观的。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思路去讲，我们的结构是一种畸形的、迅速萎缩的变化，那对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国力显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个人主张应该即刻废除计划生育，要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目的不是说增加数量，而是调整内部结构，也只有人口自身的这种长期均衡发展，才有未来的所谓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必要前提。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放开，其实我们已经晚了，所以不仅仅是放开，而且要鼓励。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顾老师的意见。习总现在讲两个不否定，我觉得人口上是最好的例子。后30年的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谁创造的？是50后、60后、70后。但是1980年的生育政策，80后、90后、00后将面对的是未来的30年，你们将来的30年，我们这50后、60后、70后把中国撑到了顶峰，与此同时，成也我们，败也我们，因为我们也将是未来巨大的社会压力，所以就看你们能不能撑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