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令红军损失巨大 毛泽东遭空前质疑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泽东进一步确定了“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毛泽东、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着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毛泽东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毛泽东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
　　如果以博古为原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议论不足道的话，那么下面出现的一些战事中的有关人物当时的态度，可得认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紧接着还有他人。林彪时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毛泽东的得力爱将，指挥作战思路缜密，常常有独立见解，他所指挥的红一军团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虽然，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人，支持毛泽东重新出山的。对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之战惨败，目前没有发现林彪的议论，但是土城之战中，让林彪率部颠来赶去，部队伤亡惨重，也可以估计到林彪当时心里也是够窝火的。当然，让林彪公开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来得并不漫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唯一的一场作战胜利，毛泽东多少减轻了身上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败土城的包袱，进而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在胜利面前，他欣然命笔，吟诵了一首著名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妙句佳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失为千古绝唱。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正式恢复军内职务。在胜利鼓舞下，毛泽东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于是，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萧、谢两师，即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嫡系之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该二师为蒋介石“追剿”部队中的战斗力较强部队。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大的盲动成分。遵义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作战对象大部分为黔军，而其中在遵义和乌江边上打击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师两个师，虽然也是蒋介石嫡系，但是过去都曾遭到红军打击，其中第五十九师为被全歼后重建，士气和战斗力大受损伤。而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则不然。况且，遵义战役与吴奇伟两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来还要大得多。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其困难可想而知。
　　因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后，于10日郑重向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认为一则打敌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对这个建议，毛泽东很生气，可朱德则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朱、毛发生分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搬出了刚就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希望张闻天支持。可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到会者20余人。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大家认为毛泽东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环视全场，孤立无援，可仍然气呼呼地顶起牛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干！”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接着就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刚刚就任军内职务，不出一个星期就被撤销，境遇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意见被差不多全票否决，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毛泽东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来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反而弄得鸡飞蛋打。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的路子果然走对了！
　　据“文革”期间周恩来叙述：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果然，周恩来四两拨千斤，给毛泽东解了套，挽回了毛泽东的尴尬局面。第二天（11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颁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将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的红一军团召回。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聂荣臻和朱德，以及原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被否决，那么，他们又作何想呢？
　　这回的波折，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情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常。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成立新三人团后的第二天（1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进攻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位于打鼓新场以北40公里处，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主力师。其中，谢、萧两师共七个团，万师下辖两旅六团，总兵力13个团，比乌江边上作战的五十九、九十三师共六团兵力超出一倍多。周浑元纵队中的谢、萧两师为蒋介石嫡系，其战斗力自不必说，而其中第十三师尤其有特点。这个部队是一支很老的部队，最早的时候与黄埔第一师一起为蒋介石所倚重，它原为鄂军，官兵军龄长，作战经验丰富，现任师长万耀煌为湖北黄冈人，与林彪同乡，年龄上要长林彪半辈，是一位身经百战、深通谋略的骁将。该师早已归于蒋介石嫡系，运动作战并不见长，但极善防守，过去在大别山长期与红四方面军交锋。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时的作战特点一是运动战，二是攻坚战，最为著名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攻坚作战不论其战术运用还是其攻坚能力都在中央红军之上。尽管如此，红四方面军在与敌第十三师作战时，只要它处于防守状态，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而如今的鲁班场，周浑元纵队已经到达四天了，兵力集中，工事碉堡齐备，要迎战弹药不多、缺乏攻坚手段的红军，并不困难。
　　战前，刚一得知鲁班场战斗决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当即（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同时提出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可是，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彭、杨建议被否决。
　　15日，中央红军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作战。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因为决策者毛泽东热切盼望打一个好仗。由于敌军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始终无大进展，又遭反击退出。激战至黄昏，全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又得知敌援兵将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通过一天战斗，已经摸清了红军的实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阵地的同时，亲率一部向东北迂回林彪右后翼。战局趋于危急，红军不得不撤退。此战的结果，一种说法是：红军毙伤俘敌400余人，自身伤亡达1500余人，其中阵亡480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清理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一千余具。总而言之，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得不偿失之战。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次“走麦城”。上一回土城失利，毛泽东认为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回他吸取教训，集中了兵力，而且几乎是集中了中央红军的全力来打一场攻坚战，可不幸的是，还是进入了一个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误区。
　　鲁班场作战失利后，中央红军于16日向西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然而，随着作战的惨败和大批的伤亡，人们心里的疙瘩越系越紧。林彪、聂荣臻不满。当初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和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既然打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是“啃硬的”，那么，这里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又是什么呢？朱德不理解，尽管战前他不得不照样下命令。王稼祥不满。彭德怀、杨尚昆更为不满，因为战前，他们早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却遭到了否决。
　　在四渡赤水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还远不止在进攻鲁班场这一件战事上，也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高层人物。
　　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红军长征·文献》，第289页）而就在同一天，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迷引滇敌。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四、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第118页）
　　彭德怀的意见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当前部署的考虑，这种考虑，明显与中革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意见大相径庭，核心为：军委意见为“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彭的意见是“继续西进”，引敌迷敌，相机渡河，在“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黔军、中央军“决战”。
　　又有作战原则方面的意见：“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同时，也批评前段时间轻易地盲目地与敌优势兵力作战，从而难以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并造成作战章法紊乱，“攻坚乱碰”。
　　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批评，点了其中的两个战斗：遵义战斗、鲁班场战斗。批评既尖锐又切中要害。鲁班场之战的错误不用说，就是遵义之战，这个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起的数次作战中唯一的一次胜仗，也并非没有失误。
　　彭德怀的报告，刚好说明了这位当年高层次的当事人，对四渡赤水的点评。当然，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毛泽东自然也就对彭德怀记下了一笔账。
　　四渡赤水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直接表示不满态度和达到纠正他所认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他连续实行了三个步骤。
　　首先，4月23日，他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对目前的军事行动作了一般性建议后，着重指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林彪、聂荣臻首次对部队走“弓背路”的不满之词。发电之后，林彪意犹未尽，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声严词批评：毛泽东指挥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1页）
　　接着，林彪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三，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6页）
　　十分明显，林彪此时已经公开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失望。
　　此外，作为军事指挥员之外的高层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批评。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驻红三军团中央代表。《黄克诚自述》中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黄克诚的话虽然很简单，而且是因后来会理会议上刘少奇遭毛泽东批后作为一种替其辩解的目的和语气谈起的，但是，它还是记述了刘少奇的态度，“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时，黄克诚表示，他与刘少奇“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杨尚昆回忆录》里也叙述了他和刘少奇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其中说道：“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据杨尚昆说，这份电稿彭德怀没有签字，最后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两人签发。
　　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批评者，还有总书记张闻天。除了上面提到的主持召开军委会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事例之外，他还直接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同时，他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很不满。在会理会议上，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面奚落张闻天，“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36页）正是因为张闻天在四渡赤水期间及其后来对毛泽东军事指挥问题表示了严重不满，毛泽东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如此出言不逊。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对已知有关材料的分析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地区后，在此休整，并进行整编，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红军长征史》记述为3.7万余人。应该说，这是接近实际的。这个3.7万余人，除了少数为在遵义地区的扩红补充外，绝大部分为中央苏区来的老兵，战斗骨干。湘江战役中损失的，绝大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刚刚扩充的新战士，其中的减员主要为离队或逃亡。应该说，经过在遵义期间的休整，部队更加精干了。可是，接着的土城作战带来了重大伤亡和减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一渡赤水后不久于2月初期在扎西地区的再一次整编。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这样说到扎西整编：“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行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杨尚昆回忆录》，第124页）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将两个师七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五军团和九军团也整编为军团直辖团，各辖三个团。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两个师六个团。接着二渡赤水，于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进行遵义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
　　仅以红三军团为例。请看遵义战役两天后（3月2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石子铺、遵义城及28日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需要大量补充方能维持四个团。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十二团每连尚编五班，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彭德怀年谱》，第117页）
　　红三军团2月初在扎西整编时四个团齐装满员，其中第十团为主力团，据黄克诚说，当时该团“有2500多人”（《黄克诚自述》，第148页），一场作战之后，现在“每连只能编四个班”。第十三团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三军团第五师，土城之战中伤亡太大，第五师一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团，可经过遵义战役之后，该团“每连亦只有50～60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岂不一目了然？！伤亡之重，损失之大，减员之多，可见一斑。
　　减员之大，武器弹药之缺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仅以黄克诚回忆的一场战斗为例。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计划好在贵阳附近组织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主力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三军团和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队伍也给冲乱了”。（《黄克诚自述》，第151页）可见，战斗力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并且，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下面的转战和消耗仍在继续。
　　那么，红一军团又如何呢？红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是毛泽东重点保护和依靠的对象，然而，难以乐观，它的损失同样巨大。请看林彪、聂荣臻5月9日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电，其中说道：一军团“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3页）一军团“减员甚大”，已经到了“实不便作战”的程度，过去为两个师六个团，现在只能“合编为三个团”。
　　至于五军团和九军团的损失情况，则和一、三军团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倍加艰难，损失更大。九军团在四渡赤水之后，因乌江浮桥已拆，敌人追踪而来，同时需要独立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只得在北岸转战，其处境至为艰险，损失程度更不必说。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时，五军团只剩两千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千人。
　　作战“乱碰乱撞”，行进弯来绕去“打圈子”，尽走“弓背路”，部队大量伤亡减员，所以，林彪那种“会把部队拖垮”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难怪高层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普遍滋长不满和失望情绪。
　　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一直是个谜。尽管有的说有三万多，有的说有四万多，但是，笔者有相当多的根据可以判断，人数当在1.2万～1.5万人之间，决不可能再多。不然不可以理解，何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个师直属队、三个整团共计3800多人全部补进了红一、三军团，可是，两个月后，在这两支部队单独北上时，加上中央机关人员共计也才不到7000人。
　　不可否认，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这个期间，损失的人数，尽管从数字上相较湘江战役为少，但几乎都是战斗骨干。
　　如此看来，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作者：夏宇立）
http://history.sohu.com/20150128/n408134372.shtml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我们先来回眸其主要经过：1月29日，中央红军退出土城战斗，在猿猴场到土城之间，分三路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开进。2月2日，其右纵队红一军团围攻叙永县城不克，撤出战斗，继续西进。7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区集中。接着，进行了休整和整编。由于土城作战的严重伤亡，为了维持战斗力，部队缩小编制。
　　2月中旬，中革军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简称，下同）发现川军和滇军分由南北方向压来，留驻不利，决定回师东进，到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寻机歼敌。18日，中央红军遂由太平渡、二郎滩开始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入贵州。24日，进占桐梓。26日攻占娄山关，击溃黔军两个团，并于27日击溃黔军六个团，再占遵义。28日，击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歼其一部。遵义战役“计共俘（敌）人在二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野战军总司令部关于遵义战役战绩的通报》，1935年3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页）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
　　遵义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改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3月4日，中央红军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5日，中央红军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敌人向东，主力由遵义地区西进白腊坎、长干山准备突击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之周浑元纵队未果。接着，中央红军主力进至西安寨、泮水地区，再次寻歼周浑元部未果。此时，中共中央和朱德、毛泽东进一步确定了“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的战略方针，继续部署对敌作战。就在此时（10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军委提出了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黔军一个师的建议，首先得到了朱德的赞同，并在随后的军委会议上，与会绝大多数人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起表示支持，会议作出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然而，会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又说服了大家。11日，军委遂以朱德的名义颁布命令“不进攻打鼓新场”。12日，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包括毛泽东、王稼祥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15日，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起对薛岳兵团主力周浑元纵队作战，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敌三个师猛攻。红军血战终日，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场，并于次日转兵西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一次进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川黔滇边部队向川南进击。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以红军一个团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而以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计划从长干山、枫香坝之间突破敌军封锁。当日，中央红军主力向驻守该地的周浑元纵队发起攻击，虽经激战，仍未获进展。27日，中央红军改以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红军东向并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南进至乌江北岸。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接着，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前锋向贵阳逼进。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把蒋介石的“追剿”大军甩在乌江以北。
　　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一部。6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于贵阳附近平场以南地区，全力伏击薛岳部两个师未果。此后，中央红军趁滇军东调增援贵阳之机，乘虚进军云南，于27日进入昆明西北地区，接着转兵向北，5月9日渡过金沙江。
　　以上所述，这就是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
　　通观四渡赤水的全过程，已经很清楚，处于劣势的中央红军在数倍于己的敌军之中艰苦转战，并最终摆脱了敌军，这的确了不起，值得大笔褒扬赞颂。
　　然而，话又说回来，当年红军在转移中，面临强敌的围追堵截是经常的，而红军通过自己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来实现自己的战略转移目标和任务，又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只能面临失败的结局。而像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这样成功摆脱敌军的例子，在各地红军中也不胜枚举。比如，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孤悬长江以南，深陷敌军丛中，还不是靠自己千回百折地转战，最后长征到达陕北？徐海东等领导指挥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不足三千人的小部队，还不是靠着自己灵活机动和英勇顽强，打得强敌靠边走，第一个进入陕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还不是以无坚不摧的意志和毅力、始终高敌一筹的谋略，迭挫强敌，完成长征的？所以，胜利完成长征的部队都一样，都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都有一段不同凡响的征战历程。况且，上面所说的三支红军部队，在长征中同中央红军比较，显然还都有着两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其一，损失相对较少；其二，沿途都还创建了新的根据地。
　　此外，笔者在研究四渡赤水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对四渡赤水倍加尊崇，极力神化。例如，有的将其称为“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有的称其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是毛泽东“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红军长征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还有那60年代唱红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长征组歌》，其中歌词气势如虹：“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重要当事人不仅绝不恭维，甚而批评有加。亲眼目睹中央红军土城之战失败，以及随后几次三番的行动难以达到目的，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博古开始说话了，其语言不多，但一针见血：“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第346页）博古口中的“狭隘经验论者”指的就是毛泽东，这“也不成”也就是博古对土城失利和四渡赤水的评价。这里，博古虽然表露了一点对遵义会议遭批评的不满情绪，然而，却又正是毛泽东给他创造了发泄不满的平台，毛泽东给了博古企图抓住的“辫子”和“痛脚”。
　　如果以博古为原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议论不足道的话，那么下面出现的一些战事中的有关人物当时的态度，可得认真看待了。
　　首先是林彪，紧接着还有他人。林彪时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是毛泽东的得力爱将，指挥作战思路缜密，常常有独立见解，他所指挥的红一军团又是中央红军的主力。虽然，据聂荣臻回忆，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但可以肯定，林彪是支持遵义会议改变领导人，支持毛泽东重新出山的。对于毛泽东指挥的土城之战惨败，目前没有发现林彪的议论，但是土城之战中，让林彪率部颠来赶去，部队伤亡惨重，也可以估计到林彪当时心里也是够窝火的。当然，让林彪公开直接表示不满还有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来得并不漫长。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兵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唯一的一场作战胜利，毛泽东多少减轻了身上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卸下了兵败土城的包袱，进而情绪上有些激动和陶醉。在胜利面前，他欣然命笔，吟诵了一首著名的词章——《忆秦娥·娄山关》，其中的妙句佳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失为千古绝唱。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是毛泽东正式恢复军内职务。在胜利鼓舞下，毛泽东希望再打一个大胜仗。于是，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首先消灭萧、谢两师的作战部署》，决心打击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萧、谢两师，即国民党蒋介石中央嫡系之萧致平第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该二师为蒋介石“追剿”部队中的战斗力较强部队。这个决定，其实有很大的盲动成分。遵义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作战对象大部分为黔军，而其中在遵义和乌江边上打击的吴奇伟部第五十九、九十三师两个师，虽然也是蒋介石嫡系，但是过去都曾遭到红军打击，其中第五十九师为被全歼后重建，士气和战斗力大受损伤。而第五师和第九十六师则不然。况且，遵义战役与吴奇伟两师的战斗，大部分只能算击溃，俘虏和缴获很有限，同时，红军自身的伤亡比起敌军的伤亡来还要大得多。仅以红三军团为例，损失几达三分之二。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打一场硬仗，其困难可想而知。
　　因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接到朱德、毛泽东的命令后，于10日郑重向军委建议进攻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一个师，认为一则打敌黔军一个师有把握，二则可以为前进扫清道路。对这个建议，毛泽东很生气，可朱德则认为“林、聂建议可取”。朱、毛发生分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搬出了刚就任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希望张闻天支持。可张闻天也一时无法决断，于是召开军事会议讨论。
　　到会者20余人。会上，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打鼓新场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是大家认为毛泽东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环视全场，孤立无援，可仍然气呼呼地顶起牛来：“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立马回敬他：“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张闻天也不满意：“不干就不干吧。”毛泽东又甩出一句：“好，我不干！”愤然离席而去。
　　会议接着就撤销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刚刚就任军内职务，不出一个星期就被撤销，境遇可想而知。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意见被差不多全票否决，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打击，不能说不大。但是，毛泽东究竟是非凡人物，他当然不甘心，并很快又有了破解之道。当初他请张闻天，是希望张闻天当裁判，在支持他的前提下来解决好与朱德的分歧，结果反而弄得鸡飞蛋打。此时，毛泽东想到了另一位。他，就是周恩来。毛泽东的路子果然走对了！
　　据“文革”期间周恩来叙述：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提马灯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果然，周恩来四两拨千斤，给毛泽东解了套，挽回了毛泽东的尴尬局面。第二天（11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颁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取消了前一天会议的决定，并将向打鼓新场方向运动的红一军团召回。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聂荣臻和朱德，以及原来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被否决，那么，他们又作何想呢？
　　这回的波折，既让毛泽东见识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到底有多重，也再一次让他明白了权谋的极端重要性。接着，他以军情紧急、人多议而不决会耽误军机为理由，向周恩来和张闻天提议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得到了他们的赞成。这个新三人团的组成，很耐人寻味。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参加三人团，并为负责人，名正言顺，不值得奇怪，并且，周恩来的处世为人，决定了他便于争取，此次关于打鼓新场的最后变故就是证明，因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为最佳人选。毛泽东是组成三人团的提议者，他要参与，是必然的，这也很正常。问题是其中有王稼祥而无朱德，却令人费解。王稼祥并不太懂军事，而朱德则为职业军人，中革军委名正言顺的主席、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委员，凭着这三个头衔和他的资历、能力和水平，却位列三人团之外。
　　成立新三人团后的第二天（1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前敌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进攻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位于打鼓新场以北40公里处，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三个主力师。其中，谢、萧两师共七个团，万师下辖两旅六团，总兵力13个团，比乌江边上作战的五十九、九十三师共六团兵力超出一倍多。周浑元纵队中的谢、萧两师为蒋介石嫡系，其战斗力自不必说，而其中第十三师尤其有特点。这个部队是一支很老的部队，最早的时候与黄埔第一师一起为蒋介石所倚重，它原为鄂军，官兵军龄长，作战经验丰富，现任师长万耀煌为湖北黄冈人，与林彪同乡，年龄上要长林彪半辈，是一位身经百战、深通谋略的骁将。该师早已归于蒋介石嫡系，运动作战并不见长，但极善防守，过去在大别山长期与红四方面军交锋。红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时的作战特点一是运动战，二是攻坚战，最为著名的战术是围城打援，攻坚作战不论其战术运用还是其攻坚能力都在中央红军之上。尽管如此，红四方面军在与敌第十三师作战时，只要它处于防守状态，从来就不敢掉以轻心。而如今的鲁班场，周浑元纵队已经到达四天了，兵力集中，工事碉堡齐备，要迎战弹药不多、缺乏攻坚手段的红军，并不困难。
　　战前，刚一得知鲁班场战斗决定，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当即（13日）向前敌司令部表明了反对态度，同时提出建议：“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可是，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彭、杨建议被否决。
　　15日，中央红军集中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从三个方面向鲁班场发动进攻作战。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因为决策者毛泽东热切盼望打一个好仗。由于敌军兵力集中，工坚地利，并不时派预备队反击，红军虽多次突入敌方阵地但始终无大进展，又遭反击退出。激战至黄昏，全军伤亡惨重，疲惫不堪，又得知敌援兵将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通过一天战斗，已经摸清了红军的实力，他在以一部固守阵地的同时，亲率一部向东北迂回林彪右后翼。战局趋于危急，红军不得不撤退。此战的结果，一种说法是：红军毙伤俘敌400余人，自身伤亡达1500余人，其中阵亡480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清理牺牲的红军烈士遗骸达一千余具。总而言之，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得不偿失之战。
　　这是毛泽东的又一次“走麦城”。上一回土城失利，毛泽东认为红军兵力不够集中，这回他吸取教训，集中了兵力，而且几乎是集中了中央红军的全力来打一场攻坚战，可不幸的是，还是进入了一个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误区。
　　鲁班场作战失利后，中央红军于16日向西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然而，随着作战的惨败和大批的伤亡，人们心里的疙瘩越系越紧。林彪、聂荣臻不满。当初毛泽东反对林彪、聂荣臻和朱德等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是“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既然打黔军一个师驻守的打鼓新场是“啃硬的”，那么，这里打国民党中央军三个师驻守的鲁班场，又是什么呢？朱德不理解，尽管战前他不得不照样下命令。王稼祥不满。彭德怀、杨尚昆更为不满，因为战前，他们早就表示了不同意见，却遭到了否决。
　　在四渡赤水期间，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还远不止在进攻鲁班场这一件战事上，也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高层人物。
　　20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红军长征·文献》，第289页）而就在同一天，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报告，提出了不同意见：“一、根据20日前的敌情，我军应继续西进，吸引川、滇两敌，然后脱离川敌，与滇敌作战。二、为迷惑敌人，应以九军团单独向西急进至扎西地区迷引滇敌。红一、五军团继续向回龙场及其以西引川敌郭（勋祺）师向古（蔺）、（叙）永，然后脱离该敌向雪山关前进，掌握赤水河及其上游渡河点，在适当时机一、三、五军团渡赤水河，由毕节以东打回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敌王家烈、薛岳决战。三、目前，我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不应攻坚乱碰。四、遵义战斗的胜利没有扩张，由于机械和失掉时机，鲁班场的战役原则上不应打。”（《彭德怀年谱》，第118页）
　　彭德怀的意见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当前部署的考虑，这种考虑，明显与中革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意见大相径庭，核心为：军委意见为“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河东岸”，彭的意见是“继续西进”，引敌迷敌，相机渡河，在“黔西大定境内”求得与黔军、中央军“决战”。
　　又有作战原则方面的意见：“应避免与相等兵力敌军决战，保持自己的优势兵力”。同时，也批评前段时间轻易地盲目地与敌优势兵力作战，从而难以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并造成作战章法紊乱，“攻坚乱碰”。
　　此外，还有更为具体的批评，点了其中的两个战斗：遵义战斗、鲁班场战斗。批评既尖锐又切中要害。鲁班场之战的错误不用说，就是遵义之战，这个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发起的数次作战中唯一的一次胜仗，也并非没有失误。
　　彭德怀的报告，刚好说明了这位当年高层次的当事人，对四渡赤水的点评。当然，说者有心，听者也有意。毛泽东自然也就对彭德怀记下了一笔账。
　　四渡赤水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直接表示不满态度和达到纠正他所认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他连续实行了三个步骤。
　　首先，4月23日，他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对目前的军事行动作了一般性建议后，着重指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林彪、聂荣臻首次对部队走“弓背路”的不满之词。发电之后，林彪意犹未尽，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声严词批评：毛泽东指挥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1页）
　　接着，林彪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三，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6页）
　　十分明显，林彪此时已经公开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失望。
　　此外，作为军事指挥员之外的高层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批评。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驻红三军团中央代表。《黄克诚自述》中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黄克诚的话虽然很简单，而且是因后来会理会议上刘少奇遭毛泽东批后作为一种替其辩解的目的和语气谈起的，但是，它还是记述了刘少奇的态度，“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时，黄克诚表示，他与刘少奇“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杨尚昆回忆录》里也叙述了他和刘少奇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其中说道：“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据杨尚昆说，这份电稿彭德怀没有签字，最后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两人签发。
　　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批评者，还有总书记张闻天。除了上面提到的主持召开军委会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事例之外，他还直接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同时，他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很不满。在会理会议上，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面奚落张闻天，“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36页）正是因为张闻天在四渡赤水期间及其后来对毛泽东军事指挥问题表示了严重不满，毛泽东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如此出言不逊。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对已知有关材料的分析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地区后，在此休整，并进行整编，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红军长征史》记述为3.7万余人。应该说，这是接近实际的。这个3.7万余人，除了少数为在遵义地区的扩红补充外，绝大部分为中央苏区来的老兵，战斗骨干。湘江战役中损失的，绝大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刚刚扩充的新战士，其中的减员主要为离队或逃亡。应该说，经过在遵义期间的休整，部队更加精干了。可是，接着的土城作战带来了重大伤亡和减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一渡赤水后不久于2月初期在扎西地区的再一次整编。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这样说到扎西整编：“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行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杨尚昆回忆录》，第124页）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将两个师七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五军团和九军团也整编为军团直辖团，各辖三个团。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两个师六个团。接着二渡赤水，于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进行遵义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
　　仅以红三军团为例。请看遵义战役两天后（3月2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石子铺、遵义城及28日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需要大量补充方能维持四个团。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十二团每连尚编五班，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彭德怀年谱》，第117页）
　　红三军团2月初在扎西整编时四个团齐装满员，其中第十团为主力团，据黄克诚说，当时该团“有2500多人”（《黄克诚自述》，第148页），一场作战之后，现在“每连只能编四个班”。第十三团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三军团第五师，土城之战中伤亡太大，第五师一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团，可经过遵义战役之后，该团“每连亦只有50～60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岂不一目了然？！伤亡之重，损失之大，减员之多，可见一斑。
　　减员之大，武器弹药之缺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仅以黄克诚回忆的一场战斗为例。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计划好在贵阳附近组织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主力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三军团和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队伍也给冲乱了”。（《黄克诚自述》，第151页）可见，战斗力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并且，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下面的转战和消耗仍在继续。
　　那么，红一军团又如何呢？红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是毛泽东重点保护和依靠的对象，然而，难以乐观，它的损失同样巨大。请看林彪、聂荣臻5月9日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电，其中说道：一军团“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3页）一军团“减员甚大”，已经到了“实不便作战”的程度，过去为两个师六个团，现在只能“合编为三个团”。
　　至于五军团和九军团的损失情况，则和一、三军团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倍加艰难，损失更大。九军团在四渡赤水之后，因乌江浮桥已拆，敌人追踪而来，同时需要独立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只得在北岸转战，其处境至为艰险，损失程度更不必说。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时，五军团只剩两千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千人。
　　作战“乱碰乱撞”，行进弯来绕去“打圈子”，尽走“弓背路”，部队大量伤亡减员，所以，林彪那种“会把部队拖垮”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难怪高层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普遍滋长不满和失望情绪。
　　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一直是个谜。尽管有的说有三万多，有的说有四万多，但是，笔者有相当多的根据可以判断，人数当在1.2万～1.5万人之间，决不可能再多。不然不可以理解，何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个师直属队、三个整团共计3800多人全部补进了红一、三军团，可是，两个月后，在这两支部队单独北上时，加上中央机关人员共计也才不到7000人。
　　不可否认，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这个期间，损失的人数，尽管从数字上相较湘江战役为少，但几乎都是战斗骨干。
　　如此看来，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作者：夏宇立）
http://history.sohu.com/20150128/n4081343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