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电影《血战台儿庄》？

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一部大型彩色文献故事片《血战台儿庄》。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英勇抗日的影片，在当年属于吃螃蟹之作，令人耳目一新。经过了一番周折后，该片于1987年春夏之际在内地公映，立即吸引了无数观众，好评如潮。当时正值国内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突然出来这么一部好看的影片，而且突破了以往抗战题材片的模式，不成为热议的话题都是不可能的。当年6月11日，《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又是万民争看，轰动一时，票房收入达343万港币，进入了大陆电影在香港上映票房成绩榜的前三名。在创造了热映佳绩后，《血战台儿庄》一举荣获了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化妆奖、最佳烟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1986——1987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2009年，国内电影界评选出了30部“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赫然名列其中。
从艺术效果上看，影片《血战台儿庄》以新颖的主题、纪实性的风格、严谨的历史叙述、出色的人物塑造、浓油重彩的画面而引人入胜，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因而受到了海内外无数观众的热捧。从政治影响上看，该片上映后不但大力促进了国家的统战工作，而且意外推动了海峡两岸的交流，这是影片主创人员先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早在1965年的时候，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应邀出席欢迎宴会的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当时已是国内的知名导演，擅长创作军事片，曾经与人合作执导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经典影片。他一直记着总理这个话，但此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几乎所有建国后创作的影片都被打成了“黑线”产物，更不要说是拍什么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的影片了。直到了80年代，国内环境终于可以允许进行深入创作了，然而成荫却于1984年突然辞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好在冥冥中自有天意。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剧陈敦德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成荫当时正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注意到了来自广西厂的陈敦德，两人间就有了一番谈话。成荫觉得历史上的台儿庄大捷是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取得的，而李宗仁是广西人，所以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厂后能配合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这次谈话深深激励了陈敦德，他从此关注上了抗战题材。
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完后，陈敦德回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后来还担任了文学部主任。到了1985年初，国内开始掀起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热潮。陈敦德决心趁机将“台儿庄大捷”搬上银幕，为此他先后找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然而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资金和人才都有限，要完成这样一部大型战争影片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敦德亲赴北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求贤，拜访了著名导演杨光远。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杨光远也正为这事犯愁呢。
原来，早在1982年，两名年轻的编剧田军利和费林军就合作写出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并发表在了1983年第四期《八一电影》上。然而，长时间却无人问津。这也难怪，在改革开放初期，习惯性的社会坚冰虽然已开始融化，但真正打破禁区还是需要历史机遇，需要足够的社会资源。直到著名导演杨光远注意到了这个剧本，一切才开始柳暗花明。杨光远读过后认为剧本写得很好，于是向厂里建议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然而，要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这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八一厂的领导因而顾虑重重，一直没有表态。杨光远觉得很可惜，但也只好继续等机会。就在这时，陈敦德自己找上门来。两人可谓是一拍即合，杨光远当时就推荐了剧本《血战台儿庄》。陈敦德读过后也是眼前一亮，决定就按这个剧本构架起炉。他很快找到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并代表广西厂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的电影改编权。不过，剧本主要是围绕抗战名将张自忠来创作的，陈敦德认为这样格局比较小，不符合他对这个题材的设想。他邀请两名编剧去广西，重新创作，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为主线，张自忠等将领为辅线，按照真实历史来反映这一重大战役过程。

就当时而言，正面表现国民党抗日还是个政治禁区，此前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因为反映抗战正面战场的出版物极少，研究的人也少，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太知道这段历史。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第一次展出了正面战场部分，为此还受到了批评。广西厂要投拍这样一部影片，是担着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会砸在手里。田军利和费林军原先在剧本中主要写张自忠，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张自忠没打过内战，在审查上容易通过。陈敦德要求将剧本大改，这个风险就等于冒上了，当时广西厂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时任广西厂第一副厂长的杨少毅等人则坚决支持拍这部影片，并动用了各种资源为其铺路开道。那个时候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能有如此气魄干下去，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说杨光远那边，他是非常想执导这部影片的，但却不能自行其是，还得要八一厂同意才行。好在八一厂新上任的厂长肖穆非常开明，不但允许杨光远去广西拍这部片子，还同时放行了杨光远点将的一批八一厂优秀主创人员。在杨光远动身前，有不少朋友劝他罢手，别因为拍这样一部片子耽误了前程。不过杨光远却很自信，他认为国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已有多个迹象表明对国民党军队抗战有了正面展示，这个方向不会变。要干事就得解放思想，他相信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气度，不会搞秋后算账。杨光远到了广西后，又对剧本提出了重要建议，要求不用闪回，就按时间顺序来推进情节。目的是要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纪实风格，不要故意制造曲折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而是用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来增强影片冲击力，让观众在宏大的历史感中自我爆发。剧本《血战台儿庄》从一个有大量虚构情节的人物传记式故事最终变成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性反映，杨光远的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样一部需要诸多大场面的战争片，杨光远感到一名导演不够用，于是又点将时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的翟俊杰与他共同执导。这是翟俊杰第一次当导演，他和杨光远一样，要求剧本一定要真实再现台儿庄会战，“从总指挥李宗仁到下面的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此后，主创人员查阅了大量史料，咨询了很多历史研究者和战争亲历者，把剧本搞得扎扎实实。在那个年代，对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多用虚构人物来引导，强调的是情节曲折和故事性，而真实历史能表现出一半来就不错了。像成荫遗作《西安事变》那样围绕真实历史进行创作的影片是极少的。而《血战台儿庄》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真实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基调，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在剧本修改期间，主创人员得到了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和总编室主任邹士明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人的热情协助。曾任李宗仁秘书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还出任了影片顾问，对一些具体问题都给予了积极指导。就这样，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经过多方反复研讨，前前后后修改了17次，终于在1985年底定稿投拍。后来，编剧田军利、费林军还获得了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想要拍电影，第一位的就是资金，没钱什么也玩不转。《血战台儿庄》的摄制成本初步估计至少需要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然而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平均摄制成本才42万元，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投拍。为此，杨少毅代表广西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了一份申请无息贷款100万元的报告。韦纯束主席真是没说的，很快同意将原来借给拍摄电影《百鸟衣》的70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拍摄《血战台儿庄》，并为拍摄外景的车辆解决了汽油指标。陈敦德等人也从四方筹资，最后终于搞到了240万元人民币的拍摄经费。而杨光远、翟俊杰及摄制组人员精打细算，在保障影片质量的基础上只花了180万元就拍完了《血战台儿庄》。

1986年3月25日，影片《血战台儿庄》在原战场故地齐鲁古镇台儿庄正式开拍。摄制组得到了台儿庄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很多人争先踊跃充当群众演员。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还批示调动了优秀的野战军部队参加拍摄，使影片中的军事动作非常真实，极大提高了影片质量。另外，适逢80岁的荷兰著名新闻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访华，他在当年曾与爱泼斯坦等人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了台儿庄会战，拍摄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伊文思提供了自己编辑的纪录片《四万万中国人民》给摄制组，其中就有不少台儿庄会战的镜头。后来影片《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纪录片里的真实镜头。影片在拍到蒋介石主持牺牲殉国的川军师长王铭章追悼会一节时，加了几个蒋不怕日本飞机空袭，仍镇定自若发表讲话的镜头。这场戏是杨光远等人根据历史档案设计的，力求更全面地反映蒋介石这个人物。而在此前大陆出产的影片中，这样正面表现蒋介石的镜头是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为了政治正确，杨光远在片中又加进了一段表现我党积极抗战的情节。就是影片中李宗仁与白崇禧在运河边谈话时，说到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也对津浦路作战提出了方针建议，并派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桂军作战牵制南线日军云云。虽然没有画面表现，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观意味还是很明显的。
1986年7月，定居美国的李宗仁先生大公子李幼邻回到广西桂林探亲。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听说国内正在拍摄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不禁很吃惊。他产生了疑问：共产党真的敢拍国民党抗战么？回到国内后，李幼邻很快就联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陈敦德等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幼邻，介绍了影片的拍摄情况。因为片子还没有最后剪辑合成，就先将剧本送给了李幼邻。看过之后，李幼邻很高兴，表示：“这个剧本写得好，我很满意。”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抗战在大陆历史叙述中的形象，从此发生了变化，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直苦干到当年9月中旬，《血战台儿庄》的送审样片终于完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拍完了规模这么宏大的一部片子，可见摄制组全体人员是付出了什么样的心血。样片送到北京后，10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都到电影局参加了审片会。当时为了过关，杨光远还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去听审，因为其中有一篇文章曾写道：“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的意识形态环境，解放思想真可谓无处不在。出乎意料的是，审查很顺利就通过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还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习仲勋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杨光远等人和影片《血战台儿庄》遇到了这么一位好领导，是历史的幸运。

不过，那个年代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与僵化保守并行，进一步退半步，总是好事多磨。影片审查通过后，又有人向上边汇报，说片子哪哪不好，哪哪有问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高层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有人就出来阻挠了。1987年1月17日，广西厂接到上边通知，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满怀期盼与辛苦工作了这么久，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影片准备在全国公映了，突然又横出事端，大家的心不禁凉了半截。然而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等待。事隔一个月之后，终于下来了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该片的指示：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血战台儿庄》总算过关了！事后大家才知道，影片终于能够发行，习仲勋、杨尚昆、阎明复、程思远等领导做了很多努力，这才统一了上边的不同意见。
如前所述，《血战台儿庄》公映后，感动了海内外的无数中华儿女，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杨光远后来去加拿大访问，曾碰见了一名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知道了他是《血战台儿庄》的导演后，激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还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举行座谈，突然有两个人闯了进来。问清楚后，才知道他们是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的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池峰城在抗战结束后又参与了内战，在解放初期被关押审查，后在狱中病逝。他的家人因此受到连累，一直抬不起头来。在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池峰城被刻画成了与张自忠、王铭章并列的抗日英雄，这真是令他的家人感到了无比震惊和自豪。池峰城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找杨光远，就是为了要表达感激之情的，说到激动之处，几乎都要给杨光远下跪了。如此场面，也令杨光远非常震动。多年之后，每当提起此事来仍是心潮澎湃。
《血战台儿庄》公映后，还意外地推动了海峡两岸间的交流。本来统战部长阎明复就曾对杨光远说过：“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 阎部长当时有这个雄心确是令人振奋，不过不用他费力去送了，台湾方面已主动做出了回应。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上映后，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过了影片，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当即指示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接到指示后，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即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了谢忠侯。随后谢忠侯即带着录影带飞回台北。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就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就同意了开放国军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近40年后终于得以重逢。自此，揭开了大陆与台湾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如果不是蒋经国在几个月后猝然离世，两岸的交流进程还会推进得更快。后来程思远在谈起这件事时仍非常激动，赞赏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为此所作的历史贡献，并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血战台儿庄》，就是这样一部有着无数幕后故事的影片。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实现统一，不要让海内外儿女继续承载太多的历史重负了。
1986年，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一部大型彩色文献故事片《血战台儿庄》。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英勇抗日的影片，在当年属于吃螃蟹之作，令人耳目一新。经过了一番周折后，该片于1987年春夏之际在内地公映，立即吸引了无数观众，好评如潮。当时正值国内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突然出来这么一部好看的影片，而且突破了以往抗战题材片的模式，不成为热议的话题都是不可能的。当年6月11日，《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又是万民争看，轰动一时，票房收入达343万港币，进入了大陆电影在香港上映票房成绩榜的前三名。在创造了热映佳绩后，《血战台儿庄》一举荣获了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化妆奖、最佳烟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1986——1987年度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2009年，国内电影界评选出了30部“改革开放30年优秀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赫然名列其中。
从艺术效果上看，影片《血战台儿庄》以新颖的主题、纪实性的风格、严谨的历史叙述、出色的人物塑造、浓油重彩的画面而引人入胜，具有史诗般的气势和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因而受到了海内外无数观众的热捧。从政治影响上看，该片上映后不但大力促进了国家的统战工作，而且意外推动了海峡两岸的交流，这是影片主创人员先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早在1965年的时候，原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盛大欢迎。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应邀出席欢迎宴会的电影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当时已是国内的知名导演，擅长创作军事片，曾经与人合作执导过《钢铁战士》、《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等经典影片。他一直记着总理这个话，但此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几乎所有建国后创作的影片都被打成了“黑线”产物，更不要说是拍什么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的影片了。直到了80年代，国内环境终于可以允许进行深入创作了，然而成荫却于1984年突然辞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好在冥冥中自有天意。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编剧陈敦德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成荫当时正担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注意到了来自广西厂的陈敦德，两人间就有了一番谈话。成荫觉得历史上的台儿庄大捷是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取得的，而李宗仁是广西人，所以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厂后能配合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这次谈话深深激励了陈敦德，他从此关注上了抗战题材。
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完后，陈敦德回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后来还担任了文学部主任。到了1985年初，国内开始掀起了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的热潮。陈敦德决心趁机将“台儿庄大捷”搬上银幕，为此他先后找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韦纯束和黄埔军校同学会，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然而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资金和人才都有限，要完成这样一部大型战争影片很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陈敦德亲赴北京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求贤，拜访了著名导演杨光远。真是无巧不成书，当时杨光远也正为这事犯愁呢。
原来，早在1982年，两名年轻的编剧田军利和费林军就合作写出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血战台儿庄》，并发表在了1983年第四期《八一电影》上。然而，长时间却无人问津。这也难怪，在改革开放初期，习惯性的社会坚冰虽然已开始融化，但真正打破禁区还是需要历史机遇，需要足够的社会资源。直到著名导演杨光远注意到了这个剧本，一切才开始柳暗花明。杨光远读过后认为剧本写得很好，于是向厂里建议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然而，要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这在当时是个政治问题，八一厂的领导因而顾虑重重，一直没有表态。杨光远觉得很可惜，但也只好继续等机会。就在这时，陈敦德自己找上门来。两人可谓是一拍即合，杨光远当时就推荐了剧本《血战台儿庄》。陈敦德读过后也是眼前一亮，决定就按这个剧本构架起炉。他很快找到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并代表广西厂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的电影改编权。不过，剧本主要是围绕抗战名将张自忠来创作的，陈敦德认为这样格局比较小，不符合他对这个题材的设想。他邀请两名编剧去广西，重新创作，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为主线，张自忠等将领为辅线，按照真实历史来反映这一重大战役过程。

就当时而言，正面表现国民党抗日还是个政治禁区，此前没有人做过这件事。因为反映抗战正面战场的出版物极少，研究的人也少，广大人民群众都不太知道这段历史。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第一次展出了正面战场部分，为此还受到了批评。广西厂要投拍这样一部影片，是担着一定风险的，搞不好就会砸在手里。田军利和费林军原先在剧本中主要写张自忠，重要目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因为张自忠没打过内战，在审查上容易通过。陈敦德要求将剧本大改，这个风险就等于冒上了，当时广西厂里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时任广西厂第一副厂长的杨少毅等人则坚决支持拍这部影片，并动用了各种资源为其铺路开道。那个时候的广西电影制片厂能有如此气魄干下去，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说杨光远那边，他是非常想执导这部影片的，但却不能自行其是，还得要八一厂同意才行。好在八一厂新上任的厂长肖穆非常开明，不但允许杨光远去广西拍这部片子，还同时放行了杨光远点将的一批八一厂优秀主创人员。在杨光远动身前，有不少朋友劝他罢手，别因为拍这样一部片子耽误了前程。不过杨光远却很自信，他认为国家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已有多个迹象表明对国民党军队抗战有了正面展示，这个方向不会变。要干事就得解放思想，他相信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气度，不会搞秋后算账。杨光远到了广西后，又对剧本提出了重要建议，要求不用闪回，就按时间顺序来推进情节。目的是要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纪实风格，不要故意制造曲折的故事来吸引观众，而是用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来增强影片冲击力，让观众在宏大的历史感中自我爆发。剧本《血战台儿庄》从一个有大量虚构情节的人物传记式故事最终变成了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性反映，杨光远的建议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样一部需要诸多大场面的战争片，杨光远感到一名导演不够用，于是又点将时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的翟俊杰与他共同执导。这是翟俊杰第一次当导演，他和杨光远一样，要求剧本一定要真实再现台儿庄会战，“从总指挥李宗仁到下面的营长，所有重要人物都是真实的，只有部分小人物虚构。”此后，主创人员查阅了大量史料，咨询了很多历史研究者和战争亲历者，把剧本搞得扎扎实实。在那个年代，对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多用虚构人物来引导，强调的是情节曲折和故事性，而真实历史能表现出一半来就不错了。像成荫遗作《西安事变》那样围绕真实历史进行创作的影片是极少的。而《血战台儿庄》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真实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创作基调，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在剧本修改期间，主创人员得到了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和总编室主任邹士明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人的热情协助。曾任李宗仁秘书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还出任了影片顾问，对一些具体问题都给予了积极指导。就这样，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经过多方反复研讨，前前后后修改了17次，终于在1985年底定稿投拍。后来，编剧田军利、费林军还获得了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想要拍电影，第一位的就是资金，没钱什么也玩不转。《血战台儿庄》的摄制成本初步估计至少需要二、三百万元人民币，然而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平均摄制成本才42万元，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投拍。为此，杨少毅代表广西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呈报了一份申请无息贷款100万元的报告。韦纯束主席真是没说的，很快同意将原来借给拍摄电影《百鸟衣》的70万元人民币暂时用于拍摄《血战台儿庄》，并为拍摄外景的车辆解决了汽油指标。陈敦德等人也从四方筹资，最后终于搞到了240万元人民币的拍摄经费。而杨光远、翟俊杰及摄制组人员精打细算，在保障影片质量的基础上只花了180万元就拍完了《血战台儿庄》。

1986年3月25日，影片《血战台儿庄》在原战场故地齐鲁古镇台儿庄正式开拍。摄制组得到了台儿庄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很多人争先踊跃充当群众演员。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还批示调动了优秀的野战军部队参加拍摄，使影片中的军事动作非常真实，极大提高了影片质量。另外，适逢80岁的荷兰著名新闻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访华，他在当年曾与爱泼斯坦等人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了台儿庄会战，拍摄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伊文思提供了自己编辑的纪录片《四万万中国人民》给摄制组，其中就有不少台儿庄会战的镜头。后来影片《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纪录片里的真实镜头。影片在拍到蒋介石主持牺牲殉国的川军师长王铭章追悼会一节时，加了几个蒋不怕日本飞机空袭，仍镇定自若发表讲话的镜头。这场戏是杨光远等人根据历史档案设计的，力求更全面地反映蒋介石这个人物。而在此前大陆出产的影片中，这样正面表现蒋介石的镜头是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当然，为了政治正确，杨光远在片中又加进了一段表现我党积极抗战的情节。就是影片中李宗仁与白崇禧在运河边谈话时，说到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也对津浦路作战提出了方针建议，并派新四军张云逸支队协同桂军作战牵制南线日军云云。虽然没有画面表现，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观意味还是很明显的。
1986年7月，定居美国的李宗仁先生大公子李幼邻回到广西桂林探亲。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听说国内正在拍摄正面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不禁很吃惊。他产生了疑问：共产党真的敢拍国民党抗战么？回到国内后，李幼邻很快就联系了广西电影制片厂。陈敦德等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幼邻，介绍了影片的拍摄情况。因为片子还没有最后剪辑合成，就先将剧本送给了李幼邻。看过之后，李幼邻很高兴，表示：“这个剧本写得好，我很满意。”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抗战在大陆历史叙述中的形象，从此发生了变化，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直苦干到当年9月中旬，《血战台儿庄》的送审样片终于完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拍完了规模这么宏大的一部片子，可见摄制组全体人员是付出了什么样的心血。样片送到北京后，10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都到电影局参加了审片会。当时为了过关，杨光远还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去听审，因为其中有一篇文章曾写道：“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像当年的意识形态环境，解放思想真可谓无处不在。出乎意料的是，审查很顺利就通过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还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习仲勋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解放的先锋，杨光远等人和影片《血战台儿庄》遇到了这么一位好领导，是历史的幸运。

不过，那个年代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与僵化保守并行，进一步退半步，总是好事多磨。影片审查通过后，又有人向上边汇报，说片子哪哪不好，哪哪有问题。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高层内部也是有分歧的，有人就出来阻挠了。1987年1月17日，广西厂接到上边通知，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满怀期盼与辛苦工作了这么久，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影片准备在全国公映了，突然又横出事端，大家的心不禁凉了半截。然而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继续等待。事隔一个月之后，终于下来了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该片的指示：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血战台儿庄》总算过关了！事后大家才知道，影片终于能够发行，习仲勋、杨尚昆、阎明复、程思远等领导做了很多努力，这才统一了上边的不同意见。
如前所述，《血战台儿庄》公映后，感动了海内外的无数中华儿女，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果。杨光远后来去加拿大访问，曾碰见了一名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知道了他是《血战台儿庄》的导演后，激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 还有一次，杨光远正在同大学生举行座谈，突然有两个人闯了进来。问清楚后，才知道他们是参加了台儿庄会战的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池峰城在抗战结束后又参与了内战，在解放初期被关押审查，后在狱中病逝。他的家人因此受到连累，一直抬不起头来。在影片《血战台儿庄》中，池峰城被刻画成了与张自忠、王铭章并列的抗日英雄，这真是令他的家人感到了无比震惊和自豪。池峰城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找杨光远，就是为了要表达感激之情的，说到激动之处，几乎都要给杨光远下跪了。如此场面，也令杨光远非常震动。多年之后，每当提起此事来仍是心潮澎湃。
《血战台儿庄》公映后，还意外地推动了海峡两岸间的交流。本来统战部长阎明复就曾对杨光远说过：“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 阎部长当时有这个雄心确是令人振奋，不过不用他费力去送了，台湾方面已主动做出了回应。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上映后，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过了影片，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蒋经国听后很是震惊，当即指示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接到指示后，广西电影制片厂当即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了谢忠侯。随后谢忠侯即带着录影带飞回台北。宋美龄和蒋经国很快就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做些调整。” 不久，蒋经国就同意了开放国军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近40年后终于得以重逢。自此，揭开了大陆与台湾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如果不是蒋经国在几个月后猝然离世，两岸的交流进程还会推进得更快。后来程思远在谈起这件事时仍非常激动，赞赏了广西电影制片厂为此所作的历史贡献，并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血战台儿庄》，就是这样一部有着无数幕后故事的影片。真的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早日实现统一，不要让海内外儿女继续承载太多的历史重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