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揭官员休假式服刑：宣判当天“保外就医”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题：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 中国向“高墙内腐败”说不
　　新华社记者傅勇涛
　　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监外执行相当于“重获自由”，身负命案监外执行后竟再杀人……减刑假释，原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在“权力寻租”的诱惑下，日益演变成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广东收监138人，山东收监66人，成都收监28人……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打击“高墙内腐败”须堵住制度“后门”。
　　想减刑就减刑：“三类罪犯”成刑罚变更重灾区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最新通报，2014年广东有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收监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等12名厅局级干部。
　　去年3月20日，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严查背后的司法腐败。
　　行动中，对于保外就医的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山东省、成都市、石家庄市等多地都明确表示罪犯即使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也将被收监执行。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哪些人员“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
　　－－“有权人”难脱权力隐身衣。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有钱人”金钱开道。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服刑期间，广东省监狱、看守所有关人员收受张海亲友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在转监、虚假立功、减刑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其两次被裁定减刑共计4年1个月28天，201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后潜逃国外。云南一罪犯高价购买他人颈椎错位的X光片，“移植”造假病例，成功“保外就医”。
　　－－“内部人”高墙内开启“绿色通道”。辽宁省营口监狱原副监狱长李某等3人利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便利受贿。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监外执行案中，林崇中家属贿赂了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刘某、原教导员涂某，以及做取保候审鉴定的医院医生和医务科长，使法院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休假式服刑”缘于制度设计尚存“后门”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全，从审批到监管，规定笼统，加上司法、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在一些地方对接不畅，缺乏沟通，易造成服刑人员的“脱管”窘境。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三军说，“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例如，曾被判有期徒刑8年的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裁决暂予监外执行后被县法院从看守所提走，但他并未被送到相关部门监管，法院等部门均不知其去向达8年之久。
　　缺少透明公开的程序，极易使得“监外执行”成为“法外之地”。“新刑诉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海南省海口中院的一位法官说，“这助长了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歪风”。
　　因此，由于法规滞后、审批流程过于简单，监督难以到位。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包括疾病标准在内的多项规定模糊，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梳理过往案件发现，不少违规者‘监外执行’都是由于网民或媒体的曝光才被发现。”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存在监督盲点，比如一些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期限限制，存在“一决到底”现象；一些法院尚未建立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台账，有的罪犯未到社区矫正场所报到，存在“脱管漏管”现象；对审判前未羁押、审判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监所检察部门无法掌握相关情况，存在无从监督的问题；此外，如何准确把握保外就医条件中“经诊断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标准，也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
　　公开减刑假释信息，向“特权”插手说不
　　业内人士认为，违法“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要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使一些人难以插手，才能遏制“监外执行”乱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说，人民群众对“有权人”“有钱人”犯罪判刑后，重罪轻判、花钱买刑、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短等现象反映强烈，这不仅直接影响罪犯矫正改造效果，且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伤害极大，因此要查处一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
　　专家建议尽快完善修订相关法律法官。吴三军认为，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违法操作，严惩不贷。“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当前很多政法单位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可以把有关文书放在网上公开，必将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推广。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对症下药。海南省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建平说，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完）
http://news.sohu.com/20150113/n407744895.shtml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题：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 中国向“高墙内腐败”说不
　　新华社记者傅勇涛
　　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监外执行相当于“重获自由”，身负命案监外执行后竟再杀人……减刑假释，原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在“权力寻租”的诱惑下，日益演变成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广东收监138人，山东收监66人，成都收监28人……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打击“高墙内腐败”须堵住制度“后门”。
　　想减刑就减刑：“三类罪犯”成刑罚变更重灾区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最新通报，2014年广东有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收监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等12名厅局级干部。
　　去年3月20日，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严查背后的司法腐败。
　　行动中，对于保外就医的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山东省、成都市、石家庄市等多地都明确表示罪犯即使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也将被收监执行。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哪些人员“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
　　－－“有权人”难脱权力隐身衣。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有钱人”金钱开道。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服刑期间，广东省监狱、看守所有关人员收受张海亲友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在转监、虚假立功、减刑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其两次被裁定减刑共计4年1个月28天，201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后潜逃国外。云南一罪犯高价购买他人颈椎错位的X光片，“移植”造假病例，成功“保外就医”。
　　－－“内部人”高墙内开启“绿色通道”。辽宁省营口监狱原副监狱长李某等3人利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便利受贿。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监外执行案中，林崇中家属贿赂了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刘某、原教导员涂某，以及做取保候审鉴定的医院医生和医务科长，使法院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休假式服刑”缘于制度设计尚存“后门”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全，从审批到监管，规定笼统，加上司法、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在一些地方对接不畅，缺乏沟通，易造成服刑人员的“脱管”窘境。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三军说，“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例如，曾被判有期徒刑8年的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裁决暂予监外执行后被县法院从看守所提走，但他并未被送到相关部门监管，法院等部门均不知其去向达8年之久。
　　缺少透明公开的程序，极易使得“监外执行”成为“法外之地”。“新刑诉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海南省海口中院的一位法官说，“这助长了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歪风”。
　　因此，由于法规滞后、审批流程过于简单，监督难以到位。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包括疾病标准在内的多项规定模糊，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梳理过往案件发现，不少违规者‘监外执行’都是由于网民或媒体的曝光才被发现。”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存在监督盲点，比如一些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期限限制，存在“一决到底”现象；一些法院尚未建立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台账，有的罪犯未到社区矫正场所报到，存在“脱管漏管”现象；对审判前未羁押、审判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监所检察部门无法掌握相关情况，存在无从监督的问题；此外，如何准确把握保外就医条件中“经诊断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标准，也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
　　公开减刑假释信息，向“特权”插手说不
　　业内人士认为，违法“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要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使一些人难以插手，才能遏制“监外执行”乱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说，人民群众对“有权人”“有钱人”犯罪判刑后，重罪轻判、花钱买刑、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短等现象反映强烈，这不仅直接影响罪犯矫正改造效果，且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伤害极大，因此要查处一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
　　专家建议尽快完善修订相关法律法官。吴三军认为，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违法操作，严惩不贷。“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当前很多政法单位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可以把有关文书放在网上公开，必将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推广。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对症下药。海南省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建平说，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完）
http://news.sohu.com/20150113/n4077448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