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末日:蒋经国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5:34:49
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http://war.163.com/14/1212/07/AD8GIIO300014OVF.html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http://war.163.com/14/1212/07/AD8GIIO300014OVF.html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http://war.163.com/14/1212/07/AD8GIIO300014OVF.html第二天,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而今看来,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俞鸿钧乐得清闲,挂名不出力,“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并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动员会上,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严惩,就应从‘坏头’开始。”抵达上海两天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他发动“打虎”运动,声明“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
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金圆券正式发行。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由于币改实行仓促,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幸而俞鸿钧想起,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面额很小,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这些钞票印好后,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所以被封存了起来。这回派上了用场,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尚能按规定办事,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就没那么乖顺了。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老实就范,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暗中投机,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9月2日,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同一天,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九月底,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银行利率有所下降。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
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但是币改尚未公布,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扰乱股市,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要求记者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结果,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很快,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一个叫李国兰,一个叫杨淑瑶,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股市停业三天,股市重挫是一定的。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获利24亿元,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导致股市跌停板。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他也不闻不问。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为心所祈求。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罔不纵,深致敬佩。”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蒋经国非常得意,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即扬子公司。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倒卖囤积,早已人所共知,只是碍于孔家势力,没有人敢举报。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据说,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的演讲,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六亲不认,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拘捕了孔令侃。只是,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要蒋体念手足之情,顾念大局,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蒋表示要“依法办事”,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自己“气得脸色煞白”,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为扬子公司开脱。这一幕之后,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记者会,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11月6日,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在这天日记中,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凄惨。”
这天,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
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而其他各地,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工厂纷纷要求停工。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将予没收,“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根基已烂,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为了安抚商人,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口子一开,“防线”彻底崩溃。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彻底放飞了物价。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暴涨近百倍,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金圆券一举贬值80%,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7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白银904万两,银元2355万元,美元4797万元,港币8747万元,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http://war.163.com/14/1212/07/AD8GIIO300014OVF.html
得财丢了江山
其它中产阶级一直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好感,不过此役后,大家都往TG身上靠了。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海抱头一个晚上,说大陆已不行了,后路在台湾,把金银值钱的往台湾运,全力建设台湾。
当时TG只得了个东北,老蒋那时就有此战略眼光,也不得不能佩服啊。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海抱头一个晚上,说大陆已不行了,后路在台湾,把金银值钱的往台湾运,全力建设台湾。
当时TG只得了个东北,老蒋那时就有此战略眼光,也不得不能佩服啊。
不觉得百姓有多善良,怕是精得很吧,古灵精怪的
老蒋在台湾不土改,也的完犊子。
就是TMD靠枪抢钱。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乱引发的崩溃,导致其原本支持其的中小地主和商人阶层纷纷背离其。
在明清两代,东南的财富以漕粮的形式输到北京,此外东南财富输到北京也是明代对抗蒙古前线的需要。
要知道,旧时中国农村的剩余资料交换这是自发产生的,参与者是各种层次的人,在1940年代的华北的农村调查中,发现主要的农村的纺纱工(农民兼职重要工作)生产和贩运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上。
商人和地主是中国1949之前的一个阶层,大地主鲜有不搞商业,家族不当官的。
所以在1949之前,国家动员结构和组织架构无法获得农村剩余,大量的交换运输在各个交易主体中自主交易,整个农业剩余被地主阶级占有,结果就是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安定时期及其繁荣,但是国家没有余钱,国家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明代亡国仅仅是所谓的三大征,这点钱在清末就是零头,在1949之后更不是什么。
1949后的奥秘在于,中国新政权扫掉一个占人口10%,占有土地财富80%-90%的阶级,农村的农业剩余剥夺率在最高时候达到60%以上比起封建时代的“永不加赋”“三十税一”简直是敲骨吸髓,但是农民没有造反,奥秘在于农民负担在1949之前是90%被官 吏 地主 商人阶层给剥夺了,现在的60%以上反而是减轻负担。所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秘密在于这里。
这样的征收体系和随之而来的组织架构就是现代国家了。
从49年后国家角度而言,和国有工业化经济交换体系而言地主这一落后阶层必须死!
在明清两代,东南的财富以漕粮的形式输到北京,此外东南财富输到北京也是明代对抗蒙古前线的需要。
要知道,旧时中国农村的剩余资料交换这是自发产生的,参与者是各种层次的人,在1940年代的华北的农村调查中,发现主要的农村的纺纱工(农民兼职重要工作)生产和贩运主要掌握在商人手上。
商人和地主是中国1949之前的一个阶层,大地主鲜有不搞商业,家族不当官的。
所以在1949之前,国家动员结构和组织架构无法获得农村剩余,大量的交换运输在各个交易主体中自主交易,整个农业剩余被地主阶级占有,结果就是国家的市场经济在安定时期及其繁荣,但是国家没有余钱,国家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明代亡国仅仅是所谓的三大征,这点钱在清末就是零头,在1949之后更不是什么。
1949后的奥秘在于,中国新政权扫掉一个占人口10%,占有土地财富80%-90%的阶级,农村的农业剩余剥夺率在最高时候达到60%以上比起封建时代的“永不加赋”“三十税一”简直是敲骨吸髓,但是农民没有造反,奥秘在于农民负担在1949之前是90%被官 吏 地主 商人阶层给剥夺了,现在的60%以上反而是减轻负担。所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秘密在于这里。
这样的征收体系和随之而来的组织架构就是现代国家了。
从49年后国家角度而言,和国有工业化经济交换体系而言地主这一落后阶层必须死!
20世纪有数的超级通货膨胀 这个可不只是剪老百姓的羊毛了 用敲骨吸髓来形容也不为过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啊。
土地革命001 发表于 2014-12-12 10:13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 ...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其自身的利益集团属性和牟利动机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放纵以官僚买办和大地主集团为主导的金融政策来掠夺民生。老蒋对其政策的支持,决定这些利益集团对其经济支持,双方是相互依赖共生的关系。老蒋大陆政权是典型的被某些资本左右的政权。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 ...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其自身的利益集团属性和牟利动机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放纵以官僚买办和大地主集团为主导的金融政策来掠夺民生。老蒋对其政策的支持,决定这些利益集团对其经济支持,双方是相互依赖共生的关系。老蒋大陆政权是典型的被某些资本左右的政权。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09:50
老蒋在台湾不土改,也的完犊子。
这不土改完也完犊子了嘛。。。。。
绿营台独主力就是那些台湾地主的后代,现在报仇了。
老蒋在台湾不土改,也的完犊子。
这不土改完也完犊子了嘛。。。。。
绿营台独主力就是那些台湾地主的后代,现在报仇了。
jhboys 发表于 2014-12-12 09:46
其它中产阶级一直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好感,不过此役后,大家都往TG身上靠了。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 ...
1948年9月,济南就解放了。
11月1日TG中央已经决定展开淮海战役了。
其它中产阶级一直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好感,不过此役后,大家都往TG身上靠了。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 ...
1948年9月,济南就解放了。
11月1日TG中央已经决定展开淮海战役了。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04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老兄分析的有理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老兄分析的有理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25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其自身的利益集团属性和牟利动机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放纵以官僚买办和大地主集团为主导 ...
TB以后也难说以后不会被左右 寡头一旦政治上位 中国以后就难说了
现在买办寡头们已经很不安分了 金钱已经不能满足其欲望了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是其自身的利益集团属性和牟利动机就决定了其必然要放纵以官僚买办和大地主集团为主导 ...
TB以后也难说以后不会被左右 寡头一旦政治上位 中国以后就难说了
现在买办寡头们已经很不安分了 金钱已经不能满足其欲望了
实际上当时蒋的控制力并不强,国民政府内部一团散沙,不败才没天理了
lvchunyou 发表于 2014-12-12 10:29
这不土改完也完犊子了嘛。。。。。
绿营台独主力就是那些台湾地主的后代,现在报仇了。
老蒋对其还算是仁慈,绝大多数都是其赎买形式。另外台湾这些土著地主本身也不干净,跟日倭双方勾结获利而已。老蒋的台湾败笔就是没有全面肉体和精神清算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余孽。台湾的今天是 日本殖民势力 中国大陆旧势力 欧美外来系 三者杂交后的产物。
这不土改完也完犊子了嘛。。。。。
绿营台独主力就是那些台湾地主的后代,现在报仇了。
老蒋对其还算是仁慈,绝大多数都是其赎买形式。另外台湾这些土著地主本身也不干净,跟日倭双方勾结获利而已。老蒋的台湾败笔就是没有全面肉体和精神清算日本人在台湾留下的余孽。台湾的今天是 日本殖民势力 中国大陆旧势力 欧美外来系 三者杂交后的产物。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04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是这个道理,哪怕剪刀差最厉害的年代,农民负担比49年之前也是轻不少的
据说四川有120%的地租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是这个道理,哪怕剪刀差最厉害的年代,农民负担比49年之前也是轻不少的
据说四川有120%的地租
素人无修正动画 发表于 2014-12-12 10:43
TB以后也难说以后不会被左右 寡头一旦政治上位 中国以后就难说了
现在买办寡头们已经很不安分了 ...
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 所以说什么是三权分立,个人看 是公共权利 资本 民粹之间三者的角斗。 三者平衡基本是国泰民安 社会盛世,任一方做大乱局将至。 三者如何平衡才是大智慧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唯一可以客观机动的变量和砝码是科技的力量。
TB以后也难说以后不会被左右 寡头一旦政治上位 中国以后就难说了
现在买办寡头们已经很不安分了 ...
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 所以说什么是三权分立,个人看 是公共权利 资本 民粹之间三者的角斗。 三者平衡基本是国泰民安 社会盛世,任一方做大乱局将至。 三者如何平衡才是大智慧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唯一可以客观机动的变量和砝码是科技的力量。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45
老蒋对其还算是仁慈,绝大多数都是其赎买形式。另外台湾这些土著地主本身也不干净,跟日倭双方勾结获利而 ...
中国旧势力就是英美买办。
老蒋本身就是买办的代理人,怎么清算美国势力主导下的日本买办呢?这都是命,胎里带来的,改不了了。
老蒋对其还算是仁慈,绝大多数都是其赎买形式。另外台湾这些土著地主本身也不干净,跟日倭双方勾结获利而 ...
中国旧势力就是英美买办。
老蒋本身就是买办的代理人,怎么清算美国势力主导下的日本买办呢?这都是命,胎里带来的,改不了了。
寻找张菁 发表于 2014-12-12 10:50
是这个道理,哪怕剪刀差最厉害的年代,农民负担比49年之前也是轻不少的
据说四川有120%的地租
所以老右和它们阵营的一干ID 都弄不明白为啥所谓大跃进和温格包括饿死三千万人的时候,中国农民居然不造反的原因。它们老是念叨市场经济,却真的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正核心。喜欢人云亦云而已。
是这个道理,哪怕剪刀差最厉害的年代,农民负担比49年之前也是轻不少的
据说四川有120%的地租
所以老右和它们阵营的一干ID 都弄不明白为啥所谓大跃进和温格包括饿死三千万人的时候,中国农民居然不造反的原因。它们老是念叨市场经济,却真的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真正核心。喜欢人云亦云而已。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51
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 所以说什么是三权分立,个人看 是公共权利 资本 民 ...
所以很无解 看中国造化了
这是历史的必然。人类社会和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 所以说什么是三权分立,个人看 是公共权利 资本 民 ...
所以很无解 看中国造化了
我是谁 发表于 2014-12-12 10:44
实际上当时蒋的控制力并不强,国民政府内部一团散沙,不败才没天理了
就跟今天的菲律宾一样。老蒋要是有李光耀那两下子也不至于让毛润生给强推了。
实际上当时蒋的控制力并不强,国民政府内部一团散沙,不败才没天理了
就跟今天的菲律宾一样。老蒋要是有李光耀那两下子也不至于让毛润生给强推了。
素人无修正动画 发表于 2014-12-12 10:56
所以很无解 看中国造化了
没办法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就是各种欲望做燃料的。所以国家间一是比烂 二是等对方犯错误 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所以很无解 看中国造化了
没办法整个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就是各种欲望做燃料的。所以国家间一是比烂 二是等对方犯错误 三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就跟今天的菲律宾一样。老蒋要是有李光耀那两下子也不至于让毛润生给强推了。
老蒋商人气质太重,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实际上啥都没得到
老蒋商人气质太重,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实际上啥都没得到
通过金圆券从大陆人民手中掠夺金银外币被运到了台湾
通过金圆券从大陆人民手中掠夺金银外币被运到了台湾
我是谁 发表于 2014-12-12 11:08
老蒋商人气质太重,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实际上啥都没得到
投机客 赌徒形容老蒋为代表一批人不为过。它们的联盟也不过是各种小集团利益的联盟,可以说一是自己打了一手烂牌导致其分崩离析 二是老毛它们挖墙脚挖的太狠了。
你说的这句话放在今天也适用。我昨天看新闻 讨论医药价格不封顶这事时候,我就想人啊 老是不吸取历史教训。某些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却甩手给市场。造成的畸形反过来作用于政府。我能说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老蒋商人气质太重,总想着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实际上啥都没得到
投机客 赌徒形容老蒋为代表一批人不为过。它们的联盟也不过是各种小集团利益的联盟,可以说一是自己打了一手烂牌导致其分崩离析 二是老毛它们挖墙脚挖的太狠了。
你说的这句话放在今天也适用。我昨天看新闻 讨论医药价格不封顶这事时候,我就想人啊 老是不吸取历史教训。某些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却甩手给市场。造成的畸形反过来作用于政府。我能说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廪君蛮 发表于 2014-12-12 09:48
不觉得百姓有多善良,怕是精得很吧,古灵精怪的
不“善良”的当年都在老毛那边了,只剩下“善良”的了
不觉得百姓有多善良,怕是精得很吧,古灵精怪的
不“善良”的当年都在老毛那边了,只剩下“善良”的了
土地革命001 发表于 2014-12-12 10:13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 ...
不是一个女人的事....
背后是一个利益集团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 ...
不是一个女人的事....
背后是一个利益集团
一对父子人渣,害了多少家破人亡。就这也有人粉。
人类历史上排名第二的大规模通货膨胀,让所有大陆对其还有幻想的人都决心让丫滚蛋
zf要想得罪所有的人,就进行恶意货币贬值,普京看看能不能撑得住吧
zf要想得罪所有的人,就进行恶意货币贬值,普京看看能不能撑得住吧
投机客 赌徒形容老蒋为代表一批人不为过。它们的联盟也不过是各种小集团利益的联盟,可以说一是自己打了 ...
你恰恰说反了,药价这事,恰恰是本来应该市场决定的事交给了政府,那个脑残的最高限价。
你恰恰说反了,药价这事,恰恰是本来应该市场决定的事交给了政府,那个脑残的最高限价。
独裁无胆啊,这种生死存亡时刻,竟然让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连一个花花公子都杀不掉。活该啊,就可怜了老百姓 ...
他要是敢搞 手下隔天全投共了
他要是敢搞 手下隔天全投共了
一对父子人渣,害了多少家破人亡。就这也有人粉。
小蒋当过共党多年 比他老子还是有能力的 可惜炮党已烂光
小蒋当过共党多年 比他老子还是有能力的 可惜炮党已烂光
jhboys 发表于 2014-12-12 09:46
其它中产阶级一直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好感,不过此役后,大家都往TG身上靠了。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 ...
日本投降,兔子拿了东北,秃子拿了台湾
结果谁吃亏很明显,东北靠着苏联蒙古朝鲜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基础雄厚,当时的杜聿明和傅作义就说过,东北的共军和关内不一样,装备先进,如果挡不住,整个大陆都会被共军吞下
时也命也
其它中产阶级一直对国民政府还抱有好感,不过此役后,大家都往TG身上靠了。
不过看野史说那时老蒋父子在上 ...
日本投降,兔子拿了东北,秃子拿了台湾
结果谁吃亏很明显,东北靠着苏联蒙古朝鲜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基础雄厚,当时的杜聿明和傅作义就说过,东北的共军和关内不一样,装备先进,如果挡不住,整个大陆都会被共军吞下
时也命也
萌萌哒啪啪啪 发表于 2014-12-12 10:04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阶级讨论的问题就是如此
就像土地一旦私有,现在的高房价很快就会变成私人大老板发财的大好机会,盘剥更甚
老蒋大陆政权的完蛋个人看,跟满清和大明一样国家财政基于大资本家族和大地主阶层引导国家财政政策的刻意紊 ...
阶级讨论的问题就是如此
就像土地一旦私有,现在的高房价很快就会变成私人大老板发财的大好机会,盘剥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