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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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Arrival of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500年来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沦落，战后60年美国体系走向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中美均势时代，战略优势不断向中国倾斜。美国应顺应权力交替的大趋势，实现真正的战略收缩，避免大国权力对抗。
[关键词] 美国霸权；中美均势；经济力量；权力转移；
[Abstract]The changes of economic power behind the five centuries of power struggl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the loss of economic proficiency, the 60-year American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II comes to a close.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Arrives. Strategic advantages are moving in China’s favor.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duct real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in complying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ower transfer, to avoid power confrontation.
[Key words] US Hegemonic Power; Sino-US Equilibrium; Economic Power; Power Transfer;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它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1]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所谓战争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演变为军事争夺是经济争夺的暴力形式。
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诸大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竞争中的大国也不能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获得同等益处，这一差异对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迁使大国相对力量处于不息的嬗变之中。500年来曾经领先的大国，在强盛之后无一例地外走向衰落。大国兴衰的模式刻画出同样的轨迹：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获得财富，卷入列强冲突并在冲突中耗尽财富，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大国被自己的世界战略所愚弄。
美国体系的崩溃
美国崛起是惜武与经济强盛的结果。立国以来持续不断的西进与科技革命孕育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经济繁荣构成美国国力增长的巨大而持久的源泉。美国在崛起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殖民霸权，立国相当长时期也没有卷入与欧洲为友为敌的结合与冲突中，或以军事扩张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美国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经济强盛预示着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欧亚均势施加决定性影响。二战中，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和巨大的工业转化为战斗力，压倒了竞争对手。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政治的支配力量。
1．美国经济优势的丧失
战后美国崛起，介入欧亚均势，沉迷武力而陷入无休止军事冲突与对抗。美国将军事扩张与政治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维持对欧亚大国的军事威慑，同时分化欧亚列强，驱迫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基于霸权构想的遏制政策，美国向盟友开放市场，通过经济纽带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是，美国以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为代价维持霸权不坠。日本和西欧借经济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冲淡了美国霸权；而美国操纵美元掠取财富，也磨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焕发生命力的机遇。30年间，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美国与它们的政治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
越战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结束了战后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经济停滞，生产力下降，金融霸主地位动摇。战败和国内危机掩盖了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丧失了对西欧和日本的所有经济优势，而苏联则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战后地缘政治的框架不能持续。美国外交政策被迫收缩，聚焦苏联并容纳西欧和日本日趋增强的独立性。美元动荡是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和西欧崛起的适应，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最终爆发。美元急剧贬值，表明美国经济不堪重负，不能支撑遍及全球的扩张与军事行动。在随后三十年，美国集中关注一个目标——减缓美国衰落。
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一个自私贪婪的帝国续命。此后美国依然担负着全球金融中枢的功能，但美元沦为信用货币。在经济丧失活力的情况下，美国负债维持经济增长，依靠内外债务扩张维持霸权。金融投机从此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这是市场与消费更有力地支配着商业与经济的典范。美国以巨大负债为代价，换取全球其余地区源源不断的财富，维持霸权并享受优裕生活。美国彻底失去了经济努力的动力，沦落为寄生食利国家。美国衰落，霸权野心和经济支撑下滑的矛盾被金融扩张掩盖。不能避免经济驱动力的下降和衰退，预示着更大的美元危机。
苏联解体及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回光返照，掩盖并减缓了美国持久衰落这一趋势。单极体系是超强的军事力量造就的，缺乏深在的经济柱石，注定了昙花一现。华盛顿用军事威慑与政治对抗拖垮了竞争对手，赢得了冷战，但美国的仆从国与潜在竞争者纷纷从经济上崛起。冷战后美国垄断战争权力，保持并扩大军事优势，但在经济上，多分天下的趋势更趋明朗。单极霸权面临着经济资源比霸权消耗更为不足的致命缺陷。经济力量变动不居，它一刻不停地以水击石穿的方式侵蚀着僵硬的军事、政治优势。经济权力分散预示着战后以来美国的军事与政治霸权悬空，而新兴的经济中心总有一天会对国际体系施加决定性影响。
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枯萎消亡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似乎总有一个时刻出现——如越战与金融危机，长期累积的趋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位移，从而一再冲淡了美国权力。美元霸权打造了负债增长的美国经济模式，美国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张的产能。当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因素逐渐销蚀时，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危机是长期经济力量转移的结构性变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强制的破坏性调整，是信用崩溃的结果。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削弱了美国大市场的磁吸力。养尊处优的美国霸权显露出衰朽底色，沉沦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金融扩张失效、负债增长动力衰竭，美国的衰退将是长期的。
战后60年全球经济缓慢变迁推动世界权力逐渐转移。美国体系的崩溃，不是军队战败的产物，而是经济失败的结果。如同所有曾经的大国，美国无法避免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丧失进取精神，产生庞大食利阶层，依赖金融垄断和霸权维持奢侈生活。技术、资本和制度等优势延缓了美国衰落，如同越战以来发生的那样。但它们不能阻止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枯竭，经济内在驱动下降必然导致的经济落伍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命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与扩散的速度以空前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了权力的急剧转移，意味着美国不能凭借技术优势长期领先。布什外交政策加速了衰落，使一个渐进的下滑变得迅速又极具破坏性。
2．无常的美国权力争夺
自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以来，美国置身于无常的世界中，与变换不定的对手争夺。美国没有逃脱以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构筑霸权的经典模式。美国实力的经济根基一直在衰退，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早就注定了美国的没落。战后美国崛起与核武器问世同步，核均势抑制了军事力量的传统效用，更加突显了经济力量在大国争夺中的作用。与以军事立国的先辈们相比，美国的武功相形见绌。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国关系中更多的是作为外交筹码，而不能在战场上获取武功。在一个经济力量获得终极决定效应、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不合时宜的黩武主义葬送了美国经济，最终毁灭了美国霸权。
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驾御欧亚均势，在战略上保持军事姿态，成功地卫冕了政治与军事优势。战后曾经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苏联和日本或不复存在，或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与日本和欧盟崛起的先天不足都可以找到深在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依据。美国将经济与政治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成功地应对了霸权挑战，逐一击败或遏制了竞争对手，但美国也因此耗尽了元气。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使日本、德国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美国却在围绕经济优势展开的竞争中逐渐落伍。冷战胜利的表面风光，是帝国末日的回光返照。
苏联秉承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文化，始终在地理扩张中寻求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由于不能使用直接的军事手段打击苏联，美国依赖更富于财富创造的经济，借助军备竞赛与经济力量的效用，在一场持久的大国对耗中拖跨了苏联。苏联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帝国，其经济模式的无效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注定了它在持久的大国争夺中的落伍与崩溃。苏联解体根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美国争霸产生的沉重压力拖垮了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陷入负增长，国际地位呈下降态势。在解体前夕，苏联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与民族矛盾的漩涡。
作为冷战胜利的代价之一，美国扶植了日本与西欧的工业竞争力量。在美苏核均势之下，西欧与日本开始了以经济复兴振作国家的进程。这一复兴引起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变化，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但欧盟与日本力量的缺陷是固有的。它们都是纯粹的经济强权，缺乏大国政治、军事自主。军事软弱与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动力使它们无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持久作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位移，使它们占据了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但冷战孕育的畸形经济，在深化持久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不能持续。随着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势消失，欧盟与日本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或在美国的政治打压下丧失了元气。美国利用政治霸权挫败了日本与西欧夺回经济优势。
60年来美军进行战争的结局均背离初衷，规模以上的战争都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但迄今美国一直很成功，因为美国所有竞争对手的力量构成都是残缺的，不能从根基上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优势。美国的成功源自深厚的经济实力，来自不断复原、支撑持久争夺的财富基础。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60年来支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作用，使美国执世界政治之牛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保持世界大国的核心。美国从越战的惨败中卷土重来，而其对手苏联在随后15年内崩溃，美国享有20年单极霸权，这一轮回升的关键同样来自经济复兴。但美国并不能永远享有命运的眷宠。
冷战后中国逐渐显现在大国的权力版图上。中国拥有经济力量与大国政治自主及文明实力。支撑经济持久发展的政治独立与大国军力，巨型的人口规模、充沛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最具潜力的全球大市场，构成与美国竞争的坚实的大国权力基础。中国在严酷的环境中复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意志下完成坚忍的体制转型，通过血汗廉价制造累积财富，实现了经济跨越成长。全球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悬空。遏制中国，美国的筹码远少于对前苏联。长期战略对抗是检验大国力量的试金石。在这场新的大国间持久的争夺中，胜利仍然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3.美国同盟体系的解体
欧亚大陆500年来始终是大国权力争夺的焦点。美国远离此一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缺乏争夺世界权力的稳固而持久的战略基础。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先决条件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战略立足点。分化欧亚列强、获取战略盟友就成为美国霸权不变的地缘政治考量。两次世界大战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欧亚均势。在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国对盟国实施隐蔽的经济与精神支配，将最具工业和军事潜力的日本和德国纳入霸权体系，以它们为战略支点，构筑了有利于美国操控的欧亚格局。60年来美国经济活力带来了盟国的普遍繁荣，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与军事控制，也基于经济依附。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全球最后消费市场的地位。隐含在美国霸权背后的是经济的持续腐败。美国失去了创新精神、竞争力、经济模式、实力，沉溺在虚幻的经济数据之中。似乎永不衰竭的美国消费带来全球长期增长的时代成为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从消费与金融投机转向制造业。[2]由于美国与盟国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经济转换，不但丧失了自身大市场的吸引力，也势必加剧与盟国的竞争，盟国将失去与华盛顿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经济依据。支持战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经济支柱坍塌。美国大市场衰落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促使西欧经济融合与日本经济融入亚洲。
中美均势时代的到来，增添了新的战略选择。西欧、东亚与中东区域的那些传统的核心国家，重新凸显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今天的西欧与日本、土耳其等国正在抛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的角色，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帝国的战略腹地加速崩溃。日本重心向亚洲转移将使美国失去东方的战略基点；西欧的丧失不仅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西端的战略根基，也将使美国丧失其文明的源泉；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与伊朗和土耳其双元权力构造的形成将继续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3]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美国只会逐渐退出欧亚大舞台。
4．美国作为帝国的缺陷
美国作为帝国存在诸多缺陷。美国海军在大洋游弋，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但美国不是领土帝国实体，被迫以本土资源支撑帝国霸权。美国霸权的精神是残缺的，缺乏帝国运作必须的强烈意识形态。民众耽于娱乐，享受奢华尊荣而不能在危难之际做出绝对必须的牺牲。美国以经济强盛获取霸权，但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始终将军事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而在战后核武力奠定的世界中，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美国依赖经济力量，经过漫长的持久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但美国并未汲取教训，而企图依靠军事手段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这种战略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军事国家传统。加之美国在地缘上的缺陷，使美国体系空前的脆弱。
诸帝国都是领土实体，这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核心特征。帝国以军事征服与领土控制为基础，只要帝国的军事存在保持，广袤的土地与土地上的财富就为帝国所有。美国并没有控制其他民族的大量领土。美国以经济殖民，依赖政治与军事强权，把持经济游戏规则，以美元铸币权为工具，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有。对美国来说，这一政治与军事霸权没有确保相应的持久的经济权益以延续自身存在。美国不能像昔日欧洲列强那样直接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而被迫以本土经济资源支撑霸权。美国行使霸权的过程，即是本土经济优势不断流失、沦落为纯粹军事帝国的过程。而经济优势流失与奢华的福利制度最终导致战略衰弱。
将美国置于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处于持续空转的状态。60年无休止置身于大国军事对抗的风口浪尖，美国累积的经济资源，在漫长持久的争夺中消耗殆尽，当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庞大的战略扩张，不能保持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时，美国体系的末日就来临了。以世界工厂为后盾，英国通过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丧失了经济优势之后，仍能维持霸权近半个世纪。寄生于殖民财富的英国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普通国家。英国衰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不可能如此幸运。
美国政治扭曲，民主徒具其表，受制内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缺失。美国的多头政治由民意牵制和驱动，时刻面临民众的压力，不足以凝聚国家意志，制定并实施长期战略决策。美国民众没有帝国意识，其惯常的短视与分裂意味着美国在经略帝国时不能期待民众的牺牲与国内坚定的支持。美国国会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多元权力、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与僵化的决策程序抗拒变革，在危难之际无法做出艰难抉择。苏联消失之后，始终没有一届强有力的政府确立完整、可行的大战略，这一致命缺陷为美国衰亡种下了深根。缺乏稳定的领导力量与富有远见的行动方略使美国在战略上轻率盲动，葬送了冷战胜利的历史机遇。
美国霸权存在根源于地缘的先天缺陷。地理位置在决定大国命运的变幻莫测的斗争中既提供机遇又施加限制。作为侧翼国家，美国在地缘上不过是欧亚大陆外的一座岛屿。美国霸权的隐忧是欧亚大陆被任一大陆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控制。任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并取得周边海权，美国将彻底被孤立。美国以海权立国，在垄断全球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从而分裂并抑制潜在敌对力量。美国不但无法享受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而且它的力量被分散牵制在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之于根深蒂固的欧亚大国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美国衰落根源于长期军事国家的传统，与挥霍无度的帝国奢华生活。奥巴马正在重塑美军战略根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经济。经济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缺陷。60年来美国经济在外支撑持久的军事争夺，在内供给民众奢华生活，经济体系负债运转。奥巴马既不能毅然放弃单极霸权，从而减轻本土经济重负，又不能改变国民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他无力回天。美国消费者负债累累，财富蒸发引发负财富效应，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雪上加霜。刺激计划对长期经济增长毫无效应。享用免费的午餐太久了，美国无法也不能改变自身。丧失经济支撑的20年单极霸权不过是一场闹剧，只是为更持久的大国兴起驱除。
在史无前例的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代，缺乏稳定根基的多元民族国家面对难以预知的不确定性。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多元和困境，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也构成美国政治中的隐忧。美国在经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漂流与迟钝反应、布什8年的战略盲动之后进入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注定了继续空转。外交新政必须在美国既定战略取向的框架下行事，任何具有远见的战略调整，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将受到保守势力与既定观念的阻挠，奥巴马特殊的种族身份，将加剧这一困境。他可能陷入帝国悲剧与个人不幸的历史夹缝中，难以驾御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以适应绝对必须的战略调整。
美国不能逃脱帝国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战以来美国举债消费，通过美元坐享其成，丧失了进取和发展的动力，被帝国的惰性所毁灭。美国沦落为阻碍全球生产的腐朽力量，而经济资源转移到更富于生产性的新兴大国，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大国兴起是不断打破帝国惰性，并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替代垄断的过程。[4]美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美国衰落，衰于国际生产重心转移，过度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落。[1] 美国体系瓦解的进程重演前苏联覆辙。与前苏联一样，美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它是在渐进的经济衰落中失去了统治力量。
过去60年世界权力围绕经济力量消长这一轴线转进，而美国经历了经典帝国兴衰的所有典型阶段，因为经济没落而败亡。透过历史的大视野，60年大国对抗与竞争所催生的那些宏大的历史巨变被证明只是混乱时期相对渺小的事件，而全球局势中存在更大更持久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力量缓慢的持久转移，它不引人注目但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大国权力格局。战后东亚与西欧经济崛起所预示的全球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转变再次成为现实（这种转变经常被军事力量的强大视觉效应所掩盖），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与经济力量的分布趋于一致。60年美国霸权被经济力量消长的激流所淹没，被证明只是漫长欧亚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
竞争与妥协
——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
美国霸权像所有曾经的帝国一样逐渐衰落。经济没落毁灭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布什8年美国陷入了灭顶的战争泥潭与经济衰退，单极目标全线失守。冷战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效应促成的回光返照消失无踪。60年独占鳌头的经济风光不在，遍及全球的联盟体系濒临瓦解，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西方价值的正统观念被颠覆。衰弱的美国企图继续依靠千疮百孔的经济维持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持在关键战略地域的军事存在，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合时宜。60年美国体系穷途末路。美国霸权在其存在程中自我挫败，它延续并凸显了大国兴衰的经典模式。
中国在冷战中成长为独立的一极，在后冷战时代单极霸权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威胁下脱颖而出，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力量。中国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与单极体系最黑暗的岁月，在美国遏制锋芒的缝隙中实现了经济起飞，20年卧薪尝胆，迎来了国家大发展的良机。中国崛起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挟经济崛起的中国没有陷入昔日美苏军事对抗的冷战巣窠，而是和平地融入现存世界秩序，恢复了在漫长世纪中一直占据的历史地位。潜心发展、积聚国力的韬光养晦期已经结束。角逐地缘政治利益、稳定全球市场与战略能源供应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对崛起的中国来说，赢得大国地位，结束二十年单极统治，是历史的召唤。
中美权力消长处于冷战后大国权力转型的核心，全球格局演变集中地通过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美国错失了冷战获胜蕴含的战略契机，20年独揽世界权力而无所作为，背负失信于天下的政治尴尬。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战略上的短视和军事上的不足加剧了这一困境。迷恋武力的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此一进程，两极世界的轮廓隐约可见。如今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寻求与中国分享权力。长期霸权带来惰性与利益攫取，需要新的政治力量与之展开权力竞争，克服困境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合作框架。
中美力量消长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实力消长的源泉。中美力量转换不是源于老式帝国的军事扩张或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依赖不断变迁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始终处于中美权力消长的核心。经济力量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政治与战略优势对比，最终打破了单极体系的权力结构。金融危机是中美经济力量转换的分野。它释放出腐化的美国经济所潜藏的破坏力，侵蚀美国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赋予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启动内需，摆脱依附性发展自行驱动，中国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经济力量转移预示着政治权力和文明秩序的转换，中国以此恢复自身文明的合法地位。
中美建设性依存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美关系在相互威慑和制衡的基础上确立，而确保相互稳定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作为大国，中美将继续就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展开竞争，但核均势下大国兴衰是一个可控过程，不会有大国战争及失控的经济竞争。美国衰落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建立在力量和利益均衡上的中美关系，可以就共同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以规范权力转移进程。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同时支持双方均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兼具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中国接受全球秩序，而在经济领域保持进取之势，既融入世界，也塑造新秩序。对美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是为另一个大国崛起让出空间。让渡权力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效率更高，而中美关系更加权宜灵活。
中美权力交替将是渐进的长时段过程。中国将继续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同时建立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以避免全球秩序崩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成长。中美合作下的世界仍按部就班地运转，全球稳定有利于中国力量的继续成长，为中国经济模式转型提供喘息，也为中国争取政治和战略空间提供契机。中国内需市场将逐渐成长起来，人民币逐步向储备货币转变，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持有美元信用的需要消失。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工业竞争力削弱。对美国来说，经济衰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丧失，而国际资本断流将迫使美国像普通国家那样平衡贸易。在此过程中，中美政治与军事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地与变化的经济力量趋同。
美国霸权将依然存在貌似强大的幻觉。经济力量转换为切实的战略实力，存在滞后期，亦即衰落霸权在丧失了经济支撑之后，依然可能短暂地保有既得战略实力。在核武力奠定的时代，既得霸权的整体实力不能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战争中被摧毁，只能借助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消，决定了大国衰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全球一体化时代变化持续加快，经济力量的战略效应空前提高，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实力的速度急剧提升，但依旧存在这个缓冲期，在此期间，霸权运转不灵但死而不僵。有利于既得霸权的机制、联盟与观念都成为既得霸权的维系因素。因此，中国拥有财富与经济力量，而美国主宰世界政治的趋势将短暂并存。
在此一阶段，东亚将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前沿。中美协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结构性冲突。东亚逐渐成为脱离美国自行驱动的经济区域，而中国成为区域经贸的重心。经贸流向的转变，冲销安全对立的冷战结构。中国启动内需，美国大市场对东亚诸国的羁绊将逐渐衰竭，这种经济效应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改变全球政治权力重心，引发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经济衰落也将继续强化此一政治效应。日本政权更迭带来的对外政策突变即是明证。东亚引领权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起点，也是中国不能逃避的地缘政治宿命。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东方扮演的角色，顺应时势，从而在有尊严的收缩中，与东方实现真正的和解。
结语：美国霸权之后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关系支撑下的国际体系不具备持久性。中美均势体系的形成阻止任何大国垄断世界权力，确保战略稳定，但它的代价是，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战略相持阶段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但此一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主导权易手与权力急剧消长的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常常导致动荡与冲突，美国衰退也必将伴随着长期险象环生的经济动荡和政治较量。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使新生力量有和平成长的机会，符合中国利益。
守护全球稳定需要新的国际权力。美国衰落迫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在美国霸权的废墟上重构世界体系。中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陷入过去大国权力交替时的对抗，务实地摸索双方合作的新模式。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这一潮流的理念与政策转变。华夏文明在历史演进中融汇了全球性的智慧和能量，从未有任何世界性力量有过如此文明机缘与气度。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尚为低下，中国需要获得相应的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大国的兴衰.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 弗雷德•伯格斯滕. 美谋求经济转型美元强势难持久. 参考消息，2009-8-22（4）.
[3] 赵葆珉.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68-74.
[4] 谢识予. 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J]. 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7（3）：6-8.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Arrival of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500年来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沦落，战后60年美国体系走向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中美均势时代，战略优势不断向中国倾斜。美国应顺应权力交替的大趋势，实现真正的战略收缩，避免大国权力对抗。
[关键词] 美国霸权；中美均势；经济力量；权力转移；
[Abstract]The changes of economic power behind the five centuries of power struggl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the loss of economic proficiency, the 60-year American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II comes to a close.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Arrives. Strategic advantages are moving in China’s favor.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duct real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in complying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ower transfer, to avoid power confrontation.
[Key words] US Hegemonic Power; Sino-US Equilibrium; Economic Power; Power Transfer;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它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1]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所谓战争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演变为军事争夺是经济争夺的暴力形式。
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诸大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竞争中的大国也不能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获得同等益处，这一差异对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迁使大国相对力量处于不息的嬗变之中。500年来曾经领先的大国，在强盛之后无一例地外走向衰落。大国兴衰的模式刻画出同样的轨迹：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获得财富，卷入列强冲突并在冲突中耗尽财富，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大国被自己的世界战略所愚弄。
美国体系的崩溃
美国崛起是惜武与经济强盛的结果。立国以来持续不断的西进与科技革命孕育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经济繁荣构成美国国力增长的巨大而持久的源泉。美国在崛起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殖民霸权，立国相当长时期也没有卷入与欧洲为友为敌的结合与冲突中，或以军事扩张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美国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经济强盛预示着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欧亚均势施加决定性影响。二战中，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和巨大的工业转化为战斗力，压倒了竞争对手。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政治的支配力量。
1．美国经济优势的丧失
战后美国崛起，介入欧亚均势，沉迷武力而陷入无休止军事冲突与对抗。美国将军事扩张与政治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维持对欧亚大国的军事威慑，同时分化欧亚列强，驱迫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基于霸权构想的遏制政策，美国向盟友开放市场，通过经济纽带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是，美国以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为代价维持霸权不坠。日本和西欧借经济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冲淡了美国霸权；而美国操纵美元掠取财富，也磨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焕发生命力的机遇。30年间，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美国与它们的政治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
越战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结束了战后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经济停滞，生产力下降，金融霸主地位动摇。战败和国内危机掩盖了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丧失了对西欧和日本的所有经济优势，而苏联则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战后地缘政治的框架不能持续。美国外交政策被迫收缩，聚焦苏联并容纳西欧和日本日趋增强的独立性。美元动荡是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和西欧崛起的适应，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最终爆发。美元急剧贬值，表明美国经济不堪重负，不能支撑遍及全球的扩张与军事行动。在随后三十年，美国集中关注一个目标——减缓美国衰落。
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一个自私贪婪的帝国续命。此后美国依然担负着全球金融中枢的功能，但美元沦为信用货币。在经济丧失活力的情况下，美国负债维持经济增长，依靠内外债务扩张维持霸权。金融投机从此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这是市场与消费更有力地支配着商业与经济的典范。美国以巨大负债为代价，换取全球其余地区源源不断的财富，维持霸权并享受优裕生活。美国彻底失去了经济努力的动力，沦落为寄生食利国家。美国衰落，霸权野心和经济支撑下滑的矛盾被金融扩张掩盖。不能避免经济驱动力的下降和衰退，预示着更大的美元危机。
苏联解体及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回光返照，掩盖并减缓了美国持久衰落这一趋势。单极体系是超强的军事力量造就的，缺乏深在的经济柱石，注定了昙花一现。华盛顿用军事威慑与政治对抗拖垮了竞争对手，赢得了冷战，但美国的仆从国与潜在竞争者纷纷从经济上崛起。冷战后美国垄断战争权力，保持并扩大军事优势，但在经济上，多分天下的趋势更趋明朗。单极霸权面临着经济资源比霸权消耗更为不足的致命缺陷。经济力量变动不居，它一刻不停地以水击石穿的方式侵蚀着僵硬的军事、政治优势。经济权力分散预示着战后以来美国的军事与政治霸权悬空，而新兴的经济中心总有一天会对国际体系施加决定性影响。
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枯萎消亡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似乎总有一个时刻出现——如越战与金融危机，长期累积的趋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位移，从而一再冲淡了美国权力。美元霸权打造了负债增长的美国经济模式，美国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张的产能。当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因素逐渐销蚀时，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危机是长期经济力量转移的结构性变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强制的破坏性调整，是信用崩溃的结果。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削弱了美国大市场的磁吸力。养尊处优的美国霸权显露出衰朽底色，沉沦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金融扩张失效、负债增长动力衰竭，美国的衰退将是长期的。
战后60年全球经济缓慢变迁推动世界权力逐渐转移。美国体系的崩溃，不是军队战败的产物，而是经济失败的结果。如同所有曾经的大国，美国无法避免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丧失进取精神，产生庞大食利阶层，依赖金融垄断和霸权维持奢侈生活。技术、资本和制度等优势延缓了美国衰落，如同越战以来发生的那样。但它们不能阻止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枯竭，经济内在驱动下降必然导致的经济落伍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命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与扩散的速度以空前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了权力的急剧转移，意味着美国不能凭借技术优势长期领先。布什外交政策加速了衰落，使一个渐进的下滑变得迅速又极具破坏性。
2．无常的美国权力争夺
自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以来，美国置身于无常的世界中，与变换不定的对手争夺。美国没有逃脱以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构筑霸权的经典模式。美国实力的经济根基一直在衰退，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早就注定了美国的没落。战后美国崛起与核武器问世同步，核均势抑制了军事力量的传统效用，更加突显了经济力量在大国争夺中的作用。与以军事立国的先辈们相比，美国的武功相形见绌。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国关系中更多的是作为外交筹码，而不能在战场上获取武功。在一个经济力量获得终极决定效应、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不合时宜的黩武主义葬送了美国经济，最终毁灭了美国霸权。
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驾御欧亚均势，在战略上保持军事姿态，成功地卫冕了政治与军事优势。战后曾经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苏联和日本或不复存在，或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与日本和欧盟崛起的先天不足都可以找到深在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依据。美国将经济与政治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成功地应对了霸权挑战，逐一击败或遏制了竞争对手，但美国也因此耗尽了元气。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使日本、德国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美国却在围绕经济优势展开的竞争中逐渐落伍。冷战胜利的表面风光，是帝国末日的回光返照。
苏联秉承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文化，始终在地理扩张中寻求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由于不能使用直接的军事手段打击苏联，美国依赖更富于财富创造的经济，借助军备竞赛与经济力量的效用，在一场持久的大国对耗中拖跨了苏联。苏联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帝国，其经济模式的无效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注定了它在持久的大国争夺中的落伍与崩溃。苏联解体根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美国争霸产生的沉重压力拖垮了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陷入负增长，国际地位呈下降态势。在解体前夕，苏联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与民族矛盾的漩涡。
作为冷战胜利的代价之一，美国扶植了日本与西欧的工业竞争力量。在美苏核均势之下，西欧与日本开始了以经济复兴振作国家的进程。这一复兴引起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变化，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但欧盟与日本力量的缺陷是固有的。它们都是纯粹的经济强权，缺乏大国政治、军事自主。军事软弱与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动力使它们无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持久作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位移，使它们占据了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但冷战孕育的畸形经济，在深化持久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不能持续。随着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势消失，欧盟与日本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或在美国的政治打压下丧失了元气。美国利用政治霸权挫败了日本与西欧夺回经济优势。
60年来美军进行战争的结局均背离初衷，规模以上的战争都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但迄今美国一直很成功，因为美国所有竞争对手的力量构成都是残缺的，不能从根基上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优势。美国的成功源自深厚的经济实力，来自不断复原、支撑持久争夺的财富基础。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60年来支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作用，使美国执世界政治之牛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保持世界大国的核心。美国从越战的惨败中卷土重来，而其对手苏联在随后15年内崩溃，美国享有20年单极霸权，这一轮回升的关键同样来自经济复兴。但美国并不能永远享有命运的眷宠。
冷战后中国逐渐显现在大国的权力版图上。中国拥有经济力量与大国政治自主及文明实力。支撑经济持久发展的政治独立与大国军力，巨型的人口规模、充沛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最具潜力的全球大市场，构成与美国竞争的坚实的大国权力基础。中国在严酷的环境中复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意志下完成坚忍的体制转型，通过血汗廉价制造累积财富，实现了经济跨越成长。全球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悬空。遏制中国，美国的筹码远少于对前苏联。长期战略对抗是检验大国力量的试金石。在这场新的大国间持久的争夺中，胜利仍然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3.美国同盟体系的解体
欧亚大陆500年来始终是大国权力争夺的焦点。美国远离此一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缺乏争夺世界权力的稳固而持久的战略基础。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先决条件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战略立足点。分化欧亚列强、获取战略盟友就成为美国霸权不变的地缘政治考量。两次世界大战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欧亚均势。在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国对盟国实施隐蔽的经济与精神支配，将最具工业和军事潜力的日本和德国纳入霸权体系，以它们为战略支点，构筑了有利于美国操控的欧亚格局。60年来美国经济活力带来了盟国的普遍繁荣，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与军事控制，也基于经济依附。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全球最后消费市场的地位。隐含在美国霸权背后的是经济的持续腐败。美国失去了创新精神、竞争力、经济模式、实力，沉溺在虚幻的经济数据之中。似乎永不衰竭的美国消费带来全球长期增长的时代成为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从消费与金融投机转向制造业。[2]由于美国与盟国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经济转换，不但丧失了自身大市场的吸引力，也势必加剧与盟国的竞争，盟国将失去与华盛顿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经济依据。支持战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经济支柱坍塌。美国大市场衰落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促使西欧经济融合与日本经济融入亚洲。
中美均势时代的到来，增添了新的战略选择。西欧、东亚与中东区域的那些传统的核心国家，重新凸显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今天的西欧与日本、土耳其等国正在抛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的角色，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帝国的战略腹地加速崩溃。日本重心向亚洲转移将使美国失去东方的战略基点；西欧的丧失不仅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西端的战略根基，也将使美国丧失其文明的源泉；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与伊朗和土耳其双元权力构造的形成将继续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3]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美国只会逐渐退出欧亚大舞台。
4．美国作为帝国的缺陷
美国作为帝国存在诸多缺陷。美国海军在大洋游弋，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但美国不是领土帝国实体，被迫以本土资源支撑帝国霸权。美国霸权的精神是残缺的，缺乏帝国运作必须的强烈意识形态。民众耽于娱乐，享受奢华尊荣而不能在危难之际做出绝对必须的牺牲。美国以经济强盛获取霸权，但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始终将军事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而在战后核武力奠定的世界中，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美国依赖经济力量，经过漫长的持久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但美国并未汲取教训，而企图依靠军事手段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这种战略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军事国家传统。加之美国在地缘上的缺陷，使美国体系空前的脆弱。
诸帝国都是领土实体，这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核心特征。帝国以军事征服与领土控制为基础，只要帝国的军事存在保持，广袤的土地与土地上的财富就为帝国所有。美国并没有控制其他民族的大量领土。美国以经济殖民，依赖政治与军事强权，把持经济游戏规则，以美元铸币权为工具，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有。对美国来说，这一政治与军事霸权没有确保相应的持久的经济权益以延续自身存在。美国不能像昔日欧洲列强那样直接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而被迫以本土经济资源支撑霸权。美国行使霸权的过程，即是本土经济优势不断流失、沦落为纯粹军事帝国的过程。而经济优势流失与奢华的福利制度最终导致战略衰弱。
将美国置于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处于持续空转的状态。60年无休止置身于大国军事对抗的风口浪尖，美国累积的经济资源，在漫长持久的争夺中消耗殆尽，当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庞大的战略扩张，不能保持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时，美国体系的末日就来临了。以世界工厂为后盾，英国通过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丧失了经济优势之后，仍能维持霸权近半个世纪。寄生于殖民财富的英国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普通国家。英国衰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不可能如此幸运。
美国政治扭曲，民主徒具其表，受制内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缺失。美国的多头政治由民意牵制和驱动，时刻面临民众的压力，不足以凝聚国家意志，制定并实施长期战略决策。美国民众没有帝国意识，其惯常的短视与分裂意味着美国在经略帝国时不能期待民众的牺牲与国内坚定的支持。美国国会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多元权力、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与僵化的决策程序抗拒变革，在危难之际无法做出艰难抉择。苏联消失之后，始终没有一届强有力的政府确立完整、可行的大战略，这一致命缺陷为美国衰亡种下了深根。缺乏稳定的领导力量与富有远见的行动方略使美国在战略上轻率盲动，葬送了冷战胜利的历史机遇。
美国霸权存在根源于地缘的先天缺陷。地理位置在决定大国命运的变幻莫测的斗争中既提供机遇又施加限制。作为侧翼国家，美国在地缘上不过是欧亚大陆外的一座岛屿。美国霸权的隐忧是欧亚大陆被任一大陆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控制。任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并取得周边海权，美国将彻底被孤立。美国以海权立国，在垄断全球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从而分裂并抑制潜在敌对力量。美国不但无法享受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而且它的力量被分散牵制在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之于根深蒂固的欧亚大国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美国衰落根源于长期军事国家的传统，与挥霍无度的帝国奢华生活。奥巴马正在重塑美军战略根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经济。经济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缺陷。60年来美国经济在外支撑持久的军事争夺，在内供给民众奢华生活，经济体系负债运转。奥巴马既不能毅然放弃单极霸权，从而减轻本土经济重负，又不能改变国民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他无力回天。美国消费者负债累累，财富蒸发引发负财富效应，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雪上加霜。刺激计划对长期经济增长毫无效应。享用免费的午餐太久了，美国无法也不能改变自身。丧失经济支撑的20年单极霸权不过是一场闹剧，只是为更持久的大国兴起驱除。
在史无前例的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代，缺乏稳定根基的多元民族国家面对难以预知的不确定性。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多元和困境，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也构成美国政治中的隐忧。美国在经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漂流与迟钝反应、布什8年的战略盲动之后进入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注定了继续空转。外交新政必须在美国既定战略取向的框架下行事，任何具有远见的战略调整，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将受到保守势力与既定观念的阻挠，奥巴马特殊的种族身份，将加剧这一困境。他可能陷入帝国悲剧与个人不幸的历史夹缝中，难以驾御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以适应绝对必须的战略调整。
美国不能逃脱帝国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战以来美国举债消费，通过美元坐享其成，丧失了进取和发展的动力，被帝国的惰性所毁灭。美国沦落为阻碍全球生产的腐朽力量，而经济资源转移到更富于生产性的新兴大国，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大国兴起是不断打破帝国惰性，并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替代垄断的过程。[4]美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美国衰落，衰于国际生产重心转移，过度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落。[1] 美国体系瓦解的进程重演前苏联覆辙。与前苏联一样，美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它是在渐进的经济衰落中失去了统治力量。
过去60年世界权力围绕经济力量消长这一轴线转进，而美国经历了经典帝国兴衰的所有典型阶段，因为经济没落而败亡。透过历史的大视野，60年大国对抗与竞争所催生的那些宏大的历史巨变被证明只是混乱时期相对渺小的事件，而全球局势中存在更大更持久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力量缓慢的持久转移，它不引人注目但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大国权力格局。战后东亚与西欧经济崛起所预示的全球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转变再次成为现实（这种转变经常被军事力量的强大视觉效应所掩盖），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与经济力量的分布趋于一致。60年美国霸权被经济力量消长的激流所淹没，被证明只是漫长欧亚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
竞争与妥协
——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
美国霸权像所有曾经的帝国一样逐渐衰落。经济没落毁灭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布什8年美国陷入了灭顶的战争泥潭与经济衰退，单极目标全线失守。冷战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效应促成的回光返照消失无踪。60年独占鳌头的经济风光不在，遍及全球的联盟体系濒临瓦解，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西方价值的正统观念被颠覆。衰弱的美国企图继续依靠千疮百孔的经济维持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持在关键战略地域的军事存在，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合时宜。60年美国体系穷途末路。美国霸权在其存在程中自我挫败，它延续并凸显了大国兴衰的经典模式。
中国在冷战中成长为独立的一极，在后冷战时代单极霸权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威胁下脱颖而出，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力量。中国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与单极体系最黑暗的岁月，在美国遏制锋芒的缝隙中实现了经济起飞，20年卧薪尝胆，迎来了国家大发展的良机。中国崛起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挟经济崛起的中国没有陷入昔日美苏军事对抗的冷战巣窠，而是和平地融入现存世界秩序，恢复了在漫长世纪中一直占据的历史地位。潜心发展、积聚国力的韬光养晦期已经结束。角逐地缘政治利益、稳定全球市场与战略能源供应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对崛起的中国来说，赢得大国地位，结束二十年单极统治，是历史的召唤。
中美权力消长处于冷战后大国权力转型的核心，全球格局演变集中地通过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美国错失了冷战获胜蕴含的战略契机，20年独揽世界权力而无所作为，背负失信于天下的政治尴尬。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战略上的短视和军事上的不足加剧了这一困境。迷恋武力的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此一进程，两极世界的轮廓隐约可见。如今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寻求与中国分享权力。长期霸权带来惰性与利益攫取，需要新的政治力量与之展开权力竞争，克服困境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合作框架。
中美力量消长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实力消长的源泉。中美力量转换不是源于老式帝国的军事扩张或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依赖不断变迁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始终处于中美权力消长的核心。经济力量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政治与战略优势对比，最终打破了单极体系的权力结构。金融危机是中美经济力量转换的分野。它释放出腐化的美国经济所潜藏的破坏力，侵蚀美国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赋予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启动内需，摆脱依附性发展自行驱动，中国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经济力量转移预示着政治权力和文明秩序的转换，中国以此恢复自身文明的合法地位。
中美建设性依存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美关系在相互威慑和制衡的基础上确立，而确保相互稳定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作为大国，中美将继续就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展开竞争，但核均势下大国兴衰是一个可控过程，不会有大国战争及失控的经济竞争。美国衰落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建立在力量和利益均衡上的中美关系，可以就共同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以规范权力转移进程。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同时支持双方均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兼具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中国接受全球秩序，而在经济领域保持进取之势，既融入世界，也塑造新秩序。对美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是为另一个大国崛起让出空间。让渡权力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效率更高，而中美关系更加权宜灵活。
中美权力交替将是渐进的长时段过程。中国将继续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同时建立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以避免全球秩序崩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成长。中美合作下的世界仍按部就班地运转，全球稳定有利于中国力量的继续成长，为中国经济模式转型提供喘息，也为中国争取政治和战略空间提供契机。中国内需市场将逐渐成长起来，人民币逐步向储备货币转变，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持有美元信用的需要消失。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工业竞争力削弱。对美国来说，经济衰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丧失，而国际资本断流将迫使美国像普通国家那样平衡贸易。在此过程中，中美政治与军事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地与变化的经济力量趋同。
美国霸权将依然存在貌似强大的幻觉。经济力量转换为切实的战略实力，存在滞后期，亦即衰落霸权在丧失了经济支撑之后，依然可能短暂地保有既得战略实力。在核武力奠定的时代，既得霸权的整体实力不能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战争中被摧毁，只能借助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消，决定了大国衰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全球一体化时代变化持续加快，经济力量的战略效应空前提高，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实力的速度急剧提升，但依旧存在这个缓冲期，在此期间，霸权运转不灵但死而不僵。有利于既得霸权的机制、联盟与观念都成为既得霸权的维系因素。因此，中国拥有财富与经济力量，而美国主宰世界政治的趋势将短暂并存。
在此一阶段，东亚将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前沿。中美协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结构性冲突。东亚逐渐成为脱离美国自行驱动的经济区域，而中国成为区域经贸的重心。经贸流向的转变，冲销安全对立的冷战结构。中国启动内需，美国大市场对东亚诸国的羁绊将逐渐衰竭，这种经济效应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改变全球政治权力重心，引发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经济衰落也将继续强化此一政治效应。日本政权更迭带来的对外政策突变即是明证。东亚引领权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起点，也是中国不能逃避的地缘政治宿命。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东方扮演的角色，顺应时势，从而在有尊严的收缩中，与东方实现真正的和解。
结语：美国霸权之后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关系支撑下的国际体系不具备持久性。中美均势体系的形成阻止任何大国垄断世界权力，确保战略稳定，但它的代价是，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战略相持阶段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但此一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主导权易手与权力急剧消长的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常常导致动荡与冲突，美国衰退也必将伴随着长期险象环生的经济动荡和政治较量。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使新生力量有和平成长的机会，符合中国利益。
守护全球稳定需要新的国际权力。美国衰落迫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在美国霸权的废墟上重构世界体系。中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陷入过去大国权力交替时的对抗，务实地摸索双方合作的新模式。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这一潮流的理念与政策转变。华夏文明在历史演进中融汇了全球性的智慧和能量，从未有任何世界性力量有过如此文明机缘与气度。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尚为低下，中国需要获得相应的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大国的兴衰.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 弗雷德•伯格斯滕. 美谋求经济转型美元强势难持久. 参考消息，2009-8-22（4）.
[3] 赵葆珉.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68-74.
[4] 谢识予. 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J]. 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7（3）：6-8.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Arrival of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500年来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沦落，战后60年美国体系走向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中美均势时代，战略优势不断向中国倾斜。美国应顺应权力交替的大趋势，实现真正的战略收缩，避免大国权力对抗。
[关键词] 美国霸权；中美均势；经济力量；权力转移；
[Abstract]The changes of economic power behind the five centuries of power struggl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the loss of economic proficiency, the 60-year American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II comes to a close.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Arrives. Strategic advantages are moving in China’s favor.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duct real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in complying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ower transfer, to avoid power confrontation.
[Key words] US Hegemonic Power; Sino-US Equilibrium; Economic Power; Power Transfer;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它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1]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所谓战争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演变为军事争夺是经济争夺的暴力形式。
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诸大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竞争中的大国也不能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获得同等益处，这一差异对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迁使大国相对力量处于不息的嬗变之中。500年来曾经领先的大国，在强盛之后无一例地外走向衰落。大国兴衰的模式刻画出同样的轨迹：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获得财富，卷入列强冲突并在冲突中耗尽财富，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大国被自己的世界战略所愚弄。
美国体系的崩溃
美国崛起是惜武与经济强盛的结果。立国以来持续不断的西进与科技革命孕育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经济繁荣构成美国国力增长的巨大而持久的源泉。美国在崛起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殖民霸权，立国相当长时期也没有卷入与欧洲为友为敌的结合与冲突中，或以军事扩张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美国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经济强盛预示着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欧亚均势施加决定性影响。二战中，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和巨大的工业转化为战斗力，压倒了竞争对手。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政治的支配力量。
1．美国经济优势的丧失
战后美国崛起，介入欧亚均势，沉迷武力而陷入无休止军事冲突与对抗。美国将军事扩张与政治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维持对欧亚大国的军事威慑，同时分化欧亚列强，驱迫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基于霸权构想的遏制政策，美国向盟友开放市场，通过经济纽带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是，美国以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为代价维持霸权不坠。日本和西欧借经济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冲淡了美国霸权；而美国操纵美元掠取财富，也磨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焕发生命力的机遇。30年间，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美国与它们的政治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
越战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结束了战后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经济停滞，生产力下降，金融霸主地位动摇。战败和国内危机掩盖了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丧失了对西欧和日本的所有经济优势，而苏联则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战后地缘政治的框架不能持续。美国外交政策被迫收缩，聚焦苏联并容纳西欧和日本日趋增强的独立性。美元动荡是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和西欧崛起的适应，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最终爆发。美元急剧贬值，表明美国经济不堪重负，不能支撑遍及全球的扩张与军事行动。在随后三十年，美国集中关注一个目标——减缓美国衰落。
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一个自私贪婪的帝国续命。此后美国依然担负着全球金融中枢的功能，但美元沦为信用货币。在经济丧失活力的情况下，美国负债维持经济增长，依靠内外债务扩张维持霸权。金融投机从此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这是市场与消费更有力地支配着商业与经济的典范。美国以巨大负债为代价，换取全球其余地区源源不断的财富，维持霸权并享受优裕生活。美国彻底失去了经济努力的动力，沦落为寄生食利国家。美国衰落，霸权野心和经济支撑下滑的矛盾被金融扩张掩盖。不能避免经济驱动力的下降和衰退，预示着更大的美元危机。
苏联解体及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回光返照，掩盖并减缓了美国持久衰落这一趋势。单极体系是超强的军事力量造就的，缺乏深在的经济柱石，注定了昙花一现。华盛顿用军事威慑与政治对抗拖垮了竞争对手，赢得了冷战，但美国的仆从国与潜在竞争者纷纷从经济上崛起。冷战后美国垄断战争权力，保持并扩大军事优势，但在经济上，多分天下的趋势更趋明朗。单极霸权面临着经济资源比霸权消耗更为不足的致命缺陷。经济力量变动不居，它一刻不停地以水击石穿的方式侵蚀着僵硬的军事、政治优势。经济权力分散预示着战后以来美国的军事与政治霸权悬空，而新兴的经济中心总有一天会对国际体系施加决定性影响。
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枯萎消亡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似乎总有一个时刻出现——如越战与金融危机，长期累积的趋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位移，从而一再冲淡了美国权力。美元霸权打造了负债增长的美国经济模式，美国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张的产能。当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因素逐渐销蚀时，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危机是长期经济力量转移的结构性变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强制的破坏性调整，是信用崩溃的结果。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削弱了美国大市场的磁吸力。养尊处优的美国霸权显露出衰朽底色，沉沦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金融扩张失效、负债增长动力衰竭，美国的衰退将是长期的。
战后60年全球经济缓慢变迁推动世界权力逐渐转移。美国体系的崩溃，不是军队战败的产物，而是经济失败的结果。如同所有曾经的大国，美国无法避免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丧失进取精神，产生庞大食利阶层，依赖金融垄断和霸权维持奢侈生活。技术、资本和制度等优势延缓了美国衰落，如同越战以来发生的那样。但它们不能阻止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枯竭，经济内在驱动下降必然导致的经济落伍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命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与扩散的速度以空前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了权力的急剧转移，意味着美国不能凭借技术优势长期领先。布什外交政策加速了衰落，使一个渐进的下滑变得迅速又极具破坏性。
2．无常的美国权力争夺
自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以来，美国置身于无常的世界中，与变换不定的对手争夺。美国没有逃脱以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构筑霸权的经典模式。美国实力的经济根基一直在衰退，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早就注定了美国的没落。战后美国崛起与核武器问世同步，核均势抑制了军事力量的传统效用，更加突显了经济力量在大国争夺中的作用。与以军事立国的先辈们相比，美国的武功相形见绌。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国关系中更多的是作为外交筹码，而不能在战场上获取武功。在一个经济力量获得终极决定效应、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不合时宜的黩武主义葬送了美国经济，最终毁灭了美国霸权。
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驾御欧亚均势，在战略上保持军事姿态，成功地卫冕了政治与军事优势。战后曾经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苏联和日本或不复存在，或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与日本和欧盟崛起的先天不足都可以找到深在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依据。美国将经济与政治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成功地应对了霸权挑战，逐一击败或遏制了竞争对手，但美国也因此耗尽了元气。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使日本、德国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美国却在围绕经济优势展开的竞争中逐渐落伍。冷战胜利的表面风光，是帝国末日的回光返照。
苏联秉承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文化，始终在地理扩张中寻求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由于不能使用直接的军事手段打击苏联，美国依赖更富于财富创造的经济，借助军备竞赛与经济力量的效用，在一场持久的大国对耗中拖跨了苏联。苏联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帝国，其经济模式的无效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注定了它在持久的大国争夺中的落伍与崩溃。苏联解体根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美国争霸产生的沉重压力拖垮了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陷入负增长，国际地位呈下降态势。在解体前夕，苏联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与民族矛盾的漩涡。
作为冷战胜利的代价之一，美国扶植了日本与西欧的工业竞争力量。在美苏核均势之下，西欧与日本开始了以经济复兴振作国家的进程。这一复兴引起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变化，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但欧盟与日本力量的缺陷是固有的。它们都是纯粹的经济强权，缺乏大国政治、军事自主。军事软弱与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动力使它们无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持久作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位移，使它们占据了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但冷战孕育的畸形经济，在深化持久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不能持续。随着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势消失，欧盟与日本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或在美国的政治打压下丧失了元气。美国利用政治霸权挫败了日本与西欧夺回经济优势。
60年来美军进行战争的结局均背离初衷，规模以上的战争都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但迄今美国一直很成功，因为美国所有竞争对手的力量构成都是残缺的，不能从根基上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优势。美国的成功源自深厚的经济实力，来自不断复原、支撑持久争夺的财富基础。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60年来支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作用，使美国执世界政治之牛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保持世界大国的核心。美国从越战的惨败中卷土重来，而其对手苏联在随后15年内崩溃，美国享有20年单极霸权，这一轮回升的关键同样来自经济复兴。但美国并不能永远享有命运的眷宠。
冷战后中国逐渐显现在大国的权力版图上。中国拥有经济力量与大国政治自主及文明实力。支撑经济持久发展的政治独立与大国军力，巨型的人口规模、充沛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最具潜力的全球大市场，构成与美国竞争的坚实的大国权力基础。中国在严酷的环境中复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意志下完成坚忍的体制转型，通过血汗廉价制造累积财富，实现了经济跨越成长。全球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悬空。遏制中国，美国的筹码远少于对前苏联。长期战略对抗是检验大国力量的试金石。在这场新的大国间持久的争夺中，胜利仍然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3.美国同盟体系的解体
欧亚大陆500年来始终是大国权力争夺的焦点。美国远离此一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缺乏争夺世界权力的稳固而持久的战略基础。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先决条件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战略立足点。分化欧亚列强、获取战略盟友就成为美国霸权不变的地缘政治考量。两次世界大战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欧亚均势。在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国对盟国实施隐蔽的经济与精神支配，将最具工业和军事潜力的日本和德国纳入霸权体系，以它们为战略支点，构筑了有利于美国操控的欧亚格局。60年来美国经济活力带来了盟国的普遍繁荣，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与军事控制，也基于经济依附。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全球最后消费市场的地位。隐含在美国霸权背后的是经济的持续腐败。美国失去了创新精神、竞争力、经济模式、实力，沉溺在虚幻的经济数据之中。似乎永不衰竭的美国消费带来全球长期增长的时代成为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从消费与金融投机转向制造业。[2]由于美国与盟国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经济转换，不但丧失了自身大市场的吸引力，也势必加剧与盟国的竞争，盟国将失去与华盛顿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经济依据。支持战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经济支柱坍塌。美国大市场衰落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促使西欧经济融合与日本经济融入亚洲。
中美均势时代的到来，增添了新的战略选择。西欧、东亚与中东区域的那些传统的核心国家，重新凸显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今天的西欧与日本、土耳其等国正在抛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的角色，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帝国的战略腹地加速崩溃。日本重心向亚洲转移将使美国失去东方的战略基点；西欧的丧失不仅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西端的战略根基，也将使美国丧失其文明的源泉；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与伊朗和土耳其双元权力构造的形成将继续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3]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美国只会逐渐退出欧亚大舞台。
4．美国作为帝国的缺陷
美国作为帝国存在诸多缺陷。美国海军在大洋游弋，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但美国不是领土帝国实体，被迫以本土资源支撑帝国霸权。美国霸权的精神是残缺的，缺乏帝国运作必须的强烈意识形态。民众耽于娱乐，享受奢华尊荣而不能在危难之际做出绝对必须的牺牲。美国以经济强盛获取霸权，但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始终将军事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而在战后核武力奠定的世界中，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美国依赖经济力量，经过漫长的持久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但美国并未汲取教训，而企图依靠军事手段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这种战略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军事国家传统。加之美国在地缘上的缺陷，使美国体系空前的脆弱。
诸帝国都是领土实体，这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核心特征。帝国以军事征服与领土控制为基础，只要帝国的军事存在保持，广袤的土地与土地上的财富就为帝国所有。美国并没有控制其他民族的大量领土。美国以经济殖民，依赖政治与军事强权，把持经济游戏规则，以美元铸币权为工具，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有。对美国来说，这一政治与军事霸权没有确保相应的持久的经济权益以延续自身存在。美国不能像昔日欧洲列强那样直接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而被迫以本土经济资源支撑霸权。美国行使霸权的过程，即是本土经济优势不断流失、沦落为纯粹军事帝国的过程。而经济优势流失与奢华的福利制度最终导致战略衰弱。
将美国置于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处于持续空转的状态。60年无休止置身于大国军事对抗的风口浪尖，美国累积的经济资源，在漫长持久的争夺中消耗殆尽，当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庞大的战略扩张，不能保持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时，美国体系的末日就来临了。以世界工厂为后盾，英国通过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丧失了经济优势之后，仍能维持霸权近半个世纪。寄生于殖民财富的英国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普通国家。英国衰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不可能如此幸运。
美国政治扭曲，民主徒具其表，受制内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缺失。美国的多头政治由民意牵制和驱动，时刻面临民众的压力，不足以凝聚国家意志，制定并实施长期战略决策。美国民众没有帝国意识，其惯常的短视与分裂意味着美国在经略帝国时不能期待民众的牺牲与国内坚定的支持。美国国会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多元权力、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与僵化的决策程序抗拒变革，在危难之际无法做出艰难抉择。苏联消失之后，始终没有一届强有力的政府确立完整、可行的大战略，这一致命缺陷为美国衰亡种下了深根。缺乏稳定的领导力量与富有远见的行动方略使美国在战略上轻率盲动，葬送了冷战胜利的历史机遇。
美国霸权存在根源于地缘的先天缺陷。地理位置在决定大国命运的变幻莫测的斗争中既提供机遇又施加限制。作为侧翼国家，美国在地缘上不过是欧亚大陆外的一座岛屿。美国霸权的隐忧是欧亚大陆被任一大陆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控制。任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并取得周边海权，美国将彻底被孤立。美国以海权立国，在垄断全球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从而分裂并抑制潜在敌对力量。美国不但无法享受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而且它的力量被分散牵制在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之于根深蒂固的欧亚大国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美国衰落根源于长期军事国家的传统，与挥霍无度的帝国奢华生活。奥巴马正在重塑美军战略根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经济。经济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缺陷。60年来美国经济在外支撑持久的军事争夺，在内供给民众奢华生活，经济体系负债运转。奥巴马既不能毅然放弃单极霸权，从而减轻本土经济重负，又不能改变国民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他无力回天。美国消费者负债累累，财富蒸发引发负财富效应，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雪上加霜。刺激计划对长期经济增长毫无效应。享用免费的午餐太久了，美国无法也不能改变自身。丧失经济支撑的20年单极霸权不过是一场闹剧，只是为更持久的大国兴起驱除。
在史无前例的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代，缺乏稳定根基的多元民族国家面对难以预知的不确定性。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多元和困境，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也构成美国政治中的隐忧。美国在经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漂流与迟钝反应、布什8年的战略盲动之后进入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注定了继续空转。外交新政必须在美国既定战略取向的框架下行事，任何具有远见的战略调整，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将受到保守势力与既定观念的阻挠，奥巴马特殊的种族身份，将加剧这一困境。他可能陷入帝国悲剧与个人不幸的历史夹缝中，难以驾御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以适应绝对必须的战略调整。
美国不能逃脱帝国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战以来美国举债消费，通过美元坐享其成，丧失了进取和发展的动力，被帝国的惰性所毁灭。美国沦落为阻碍全球生产的腐朽力量，而经济资源转移到更富于生产性的新兴大国，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大国兴起是不断打破帝国惰性，并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替代垄断的过程。[4]美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美国衰落，衰于国际生产重心转移，过度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落。[1] 美国体系瓦解的进程重演前苏联覆辙。与前苏联一样，美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它是在渐进的经济衰落中失去了统治力量。
过去60年世界权力围绕经济力量消长这一轴线转进，而美国经历了经典帝国兴衰的所有典型阶段，因为经济没落而败亡。透过历史的大视野，60年大国对抗与竞争所催生的那些宏大的历史巨变被证明只是混乱时期相对渺小的事件，而全球局势中存在更大更持久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力量缓慢的持久转移，它不引人注目但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大国权力格局。战后东亚与西欧经济崛起所预示的全球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转变再次成为现实（这种转变经常被军事力量的强大视觉效应所掩盖），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与经济力量的分布趋于一致。60年美国霸权被经济力量消长的激流所淹没，被证明只是漫长欧亚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
竞争与妥协
——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
美国霸权像所有曾经的帝国一样逐渐衰落。经济没落毁灭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布什8年美国陷入了灭顶的战争泥潭与经济衰退，单极目标全线失守。冷战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效应促成的回光返照消失无踪。60年独占鳌头的经济风光不在，遍及全球的联盟体系濒临瓦解，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西方价值的正统观念被颠覆。衰弱的美国企图继续依靠千疮百孔的经济维持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持在关键战略地域的军事存在，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合时宜。60年美国体系穷途末路。美国霸权在其存在程中自我挫败，它延续并凸显了大国兴衰的经典模式。
中国在冷战中成长为独立的一极，在后冷战时代单极霸权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威胁下脱颖而出，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力量。中国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与单极体系最黑暗的岁月，在美国遏制锋芒的缝隙中实现了经济起飞，20年卧薪尝胆，迎来了国家大发展的良机。中国崛起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挟经济崛起的中国没有陷入昔日美苏军事对抗的冷战巣窠，而是和平地融入现存世界秩序，恢复了在漫长世纪中一直占据的历史地位。潜心发展、积聚国力的韬光养晦期已经结束。角逐地缘政治利益、稳定全球市场与战略能源供应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对崛起的中国来说，赢得大国地位，结束二十年单极统治，是历史的召唤。
中美权力消长处于冷战后大国权力转型的核心，全球格局演变集中地通过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美国错失了冷战获胜蕴含的战略契机，20年独揽世界权力而无所作为，背负失信于天下的政治尴尬。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战略上的短视和军事上的不足加剧了这一困境。迷恋武力的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此一进程，两极世界的轮廓隐约可见。如今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寻求与中国分享权力。长期霸权带来惰性与利益攫取，需要新的政治力量与之展开权力竞争，克服困境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合作框架。
中美力量消长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实力消长的源泉。中美力量转换不是源于老式帝国的军事扩张或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依赖不断变迁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始终处于中美权力消长的核心。经济力量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政治与战略优势对比，最终打破了单极体系的权力结构。金融危机是中美经济力量转换的分野。它释放出腐化的美国经济所潜藏的破坏力，侵蚀美国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赋予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启动内需，摆脱依附性发展自行驱动，中国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经济力量转移预示着政治权力和文明秩序的转换，中国以此恢复自身文明的合法地位。
中美建设性依存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美关系在相互威慑和制衡的基础上确立，而确保相互稳定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作为大国，中美将继续就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展开竞争，但核均势下大国兴衰是一个可控过程，不会有大国战争及失控的经济竞争。美国衰落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建立在力量和利益均衡上的中美关系，可以就共同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以规范权力转移进程。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同时支持双方均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兼具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中国接受全球秩序，而在经济领域保持进取之势，既融入世界，也塑造新秩序。对美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是为另一个大国崛起让出空间。让渡权力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效率更高，而中美关系更加权宜灵活。
中美权力交替将是渐进的长时段过程。中国将继续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同时建立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以避免全球秩序崩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成长。中美合作下的世界仍按部就班地运转，全球稳定有利于中国力量的继续成长，为中国经济模式转型提供喘息，也为中国争取政治和战略空间提供契机。中国内需市场将逐渐成长起来，人民币逐步向储备货币转变，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持有美元信用的需要消失。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工业竞争力削弱。对美国来说，经济衰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丧失，而国际资本断流将迫使美国像普通国家那样平衡贸易。在此过程中，中美政治与军事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地与变化的经济力量趋同。
美国霸权将依然存在貌似强大的幻觉。经济力量转换为切实的战略实力，存在滞后期，亦即衰落霸权在丧失了经济支撑之后，依然可能短暂地保有既得战略实力。在核武力奠定的时代，既得霸权的整体实力不能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战争中被摧毁，只能借助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消，决定了大国衰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全球一体化时代变化持续加快，经济力量的战略效应空前提高，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实力的速度急剧提升，但依旧存在这个缓冲期，在此期间，霸权运转不灵但死而不僵。有利于既得霸权的机制、联盟与观念都成为既得霸权的维系因素。因此，中国拥有财富与经济力量，而美国主宰世界政治的趋势将短暂并存。
在此一阶段，东亚将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前沿。中美协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结构性冲突。东亚逐渐成为脱离美国自行驱动的经济区域，而中国成为区域经贸的重心。经贸流向的转变，冲销安全对立的冷战结构。中国启动内需，美国大市场对东亚诸国的羁绊将逐渐衰竭，这种经济效应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改变全球政治权力重心，引发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经济衰落也将继续强化此一政治效应。日本政权更迭带来的对外政策突变即是明证。东亚引领权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起点，也是中国不能逃避的地缘政治宿命。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东方扮演的角色，顺应时势，从而在有尊严的收缩中，与东方实现真正的和解。
结语：美国霸权之后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关系支撑下的国际体系不具备持久性。中美均势体系的形成阻止任何大国垄断世界权力，确保战略稳定，但它的代价是，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战略相持阶段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但此一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主导权易手与权力急剧消长的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常常导致动荡与冲突，美国衰退也必将伴随着长期险象环生的经济动荡和政治较量。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使新生力量有和平成长的机会，符合中国利益。
守护全球稳定需要新的国际权力。美国衰落迫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在美国霸权的废墟上重构世界体系。中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陷入过去大国权力交替时的对抗，务实地摸索双方合作的新模式。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这一潮流的理念与政策转变。华夏文明在历史演进中融汇了全球性的智慧和能量，从未有任何世界性力量有过如此文明机缘与气度。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尚为低下，中国需要获得相应的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大国的兴衰.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 弗雷德•伯格斯滕. 美谋求经济转型美元强势难持久. 参考消息，2009-8-22（4）.
[3] 赵葆珉.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68-74.
[4] 谢识予. 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J]. 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7（3）：6-8.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Arrival of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500年来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伴随着美国经济的沦落，战后60年美国体系走向终结。国际体系进入中美均势时代，战略优势不断向中国倾斜。美国应顺应权力交替的大趋势，实现真正的战略收缩，避免大国权力对抗。
[关键词] 美国霸权；中美均势；经济力量；权力转移；
[Abstract]The changes of economic power behind the five centuries of power struggle determin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great powers. With the loss of economic proficiency, the 60-year American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II comes to a close. The Age of Sino-American Strategic equilibrium Arrives. Strategic advantages are moving in China’s favor.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duct real strategic concentration, in complying with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ower transfer, to avoid power confrontation.
[Key words] US Hegemonic Power; Sino-US Equilibrium; Economic Power; Power Transfer;
500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主要民族国家是稳定存在的，它们相互角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生态受着一条相同纽带的牵引，即大国霸权能力以相对经济优势为基础。[1]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权力消长的动力源泉，经济竞争成为大国政治的核心与优先目标。军事力量是大国霸权的统治手段，但军事力量只有在扭转或影响经济盛衰的大趋势之下才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传统的所谓战争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延续，演变为军事争夺是经济争夺的暴力形式。
大国角力背后的经济变迁，构成大国兴衰的必然性。诸大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竞争中的大国也不能从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中获得同等益处，这一差异对国际力量对比带来的变迁使大国相对力量处于不息的嬗变之中。500年来曾经领先的大国，在强盛之后无一例地外走向衰落。大国兴衰的模式刻画出同样的轨迹：从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中获得财富，卷入列强冲突并在冲突中耗尽财富，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大国被自己的世界战略所愚弄。
美国体系的崩溃
美国崛起是惜武与经济强盛的结果。立国以来持续不断的西进与科技革命孕育了巨大的经济能量，经济繁荣构成美国国力增长的巨大而持久的源泉。美国在崛起中没有直接挑战英国殖民霸权，立国相当长时期也没有卷入与欧洲为友为敌的结合与冲突中，或以军事扩张争夺海外资源和市场，美国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经济强盛预示着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对欧亚均势施加决定性影响。二战中，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和巨大的工业转化为战斗力，压倒了竞争对手。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政治的支配力量。
1．美国经济优势的丧失
战后美国崛起，介入欧亚均势，沉迷武力而陷入无休止军事冲突与对抗。美国将军事扩张与政治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维持对欧亚大国的军事威慑，同时分化欧亚列强，驱迫盟国追随自己的政策。基于霸权构想的遏制政策，美国向盟友开放市场，通过经济纽带维持了西方联盟的团结。但一个不变的核心事实是，美国以经济优势的逐渐丧失为代价维持霸权不坠。日本和西欧借经济复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冲淡了美国霸权；而美国操纵美元掠取财富，也磨灭了美国经济通过挑战而焕发生命力的机遇。30年间，美国与盟国的经济差距显著缩小，美国与它们的政治联盟开始被重新考虑。
越战是美国经济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结束了战后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经济停滞，生产力下降，金融霸主地位动摇。战败和国内危机掩盖了更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丧失了对西欧和日本的所有经济优势，而苏联则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战后地缘政治的框架不能持续。美国外交政策被迫收缩，聚焦苏联并容纳西欧和日本日趋增强的独立性。美元动荡是全球市场体系对日本和西欧崛起的适应，是全球经济长期失衡的最终爆发。美元急剧贬值，表明美国经济不堪重负，不能支撑遍及全球的扩张与军事行动。在随后三十年，美国集中关注一个目标——减缓美国衰落。
尼克松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为一个自私贪婪的帝国续命。此后美国依然担负着全球金融中枢的功能，但美元沦为信用货币。在经济丧失活力的情况下，美国负债维持经济增长，依靠内外债务扩张维持霸权。金融投机从此成为美国经济的核心，这是市场与消费更有力地支配着商业与经济的典范。美国以巨大负债为代价，换取全球其余地区源源不断的财富，维持霸权并享受优裕生活。美国彻底失去了经济努力的动力，沦落为寄生食利国家。美国衰落，霸权野心和经济支撑下滑的矛盾被金融扩张掩盖。不能避免经济驱动力的下降和衰退，预示着更大的美元危机。
苏联解体及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回光返照，掩盖并减缓了美国持久衰落这一趋势。单极体系是超强的军事力量造就的，缺乏深在的经济柱石，注定了昙花一现。华盛顿用军事威慑与政治对抗拖垮了竞争对手，赢得了冷战，但美国的仆从国与潜在竞争者纷纷从经济上崛起。冷战后美国垄断战争权力，保持并扩大军事优势，但在经济上，多分天下的趋势更趋明朗。单极霸权面临着经济资源比霸权消耗更为不足的致命缺陷。经济力量变动不居，它一刻不停地以水击石穿的方式侵蚀着僵硬的军事、政治优势。经济权力分散预示着战后以来美国的军事与政治霸权悬空，而新兴的经济中心总有一天会对国际体系施加决定性影响。
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枯萎消亡必经的宿命式的断裂。似乎总有一个时刻出现——如越战与金融危机，长期累积的趋势结合在一起造成了经济力量的位移，从而一再冲淡了美国权力。美元霸权打造了负债增长的美国经济模式，美国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不断扩张的产能。当支持美元滥发的经济因素逐渐销蚀时，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爆发。危机是长期经济力量转移的结构性变化，是国际金融体系内在强制的破坏性调整，是信用崩溃的结果。危机抑制了债台高筑的美国消费，削弱了美国大市场的磁吸力。养尊处优的美国霸权显露出衰朽底色，沉沦之势一发不可收拾。由于金融扩张失效、负债增长动力衰竭，美国的衰退将是长期的。
战后60年全球经济缓慢变迁推动世界权力逐渐转移。美国体系的崩溃，不是军队战败的产物，而是经济失败的结果。如同所有曾经的大国，美国无法避免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丧失进取精神，产生庞大食利阶层，依赖金融垄断和霸权维持奢侈生活。技术、资本和制度等优势延缓了美国衰落，如同越战以来发生的那样。但它们不能阻止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枯竭，经济内在驱动下降必然导致的经济落伍并最终走向衰亡的命数。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与扩散的速度以空前的方式进行，从而导致了权力的急剧转移，意味着美国不能凭借技术优势长期领先。布什外交政策加速了衰落，使一个渐进的下滑变得迅速又极具破坏性。
2．无常的美国权力争夺
自介入欧亚大陆的纷争以来，美国置身于无常的世界中，与变换不定的对手争夺。美国没有逃脱以海外扩张与军事征服构筑霸权的经典模式。美国实力的经济根基一直在衰退，在全球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早就注定了美国的没落。战后美国崛起与核武器问世同步，核均势抑制了军事力量的传统效用，更加突显了经济力量在大国争夺中的作用。与以军事立国的先辈们相比，美国的武功相形见绌。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国关系中更多的是作为外交筹码，而不能在战场上获取武功。在一个经济力量获得终极决定效应、核均势奠定的世界中，不合时宜的黩武主义葬送了美国经济，最终毁灭了美国霸权。
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驾御欧亚均势，在战略上保持军事姿态，成功地卫冕了政治与军事优势。战后曾经对美国霸权构成威胁的国家——苏联和日本或不复存在，或元气大伤。苏联的崩溃与日本和欧盟崛起的先天不足都可以找到深在的经济或地缘政治依据。美国将经济与政治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成功地应对了霸权挑战，逐一击败或遏制了竞争对手，但美国也因此耗尽了元气。美国在二战后创立了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使日本、德国与中国能够和平崛起，而美国却在围绕经济优势展开的竞争中逐渐落伍。冷战胜利的表面风光，是帝国末日的回光返照。
苏联秉承俄罗斯传统的战略文化，始终在地理扩张中寻求保障中央俄罗斯的安全。由于不能使用直接的军事手段打击苏联，美国依赖更富于财富创造的经济，借助军备竞赛与经济力量的效用，在一场持久的大国对耗中拖跨了苏联。苏联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帝国，其经济模式的无效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萎缩注定了它在持久的大国争夺中的落伍与崩溃。苏联解体根源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美国争霸产生的沉重压力拖垮了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陷入负增长，国际地位呈下降态势。在解体前夕，苏联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与民族矛盾的漩涡。
作为冷战胜利的代价之一，美国扶植了日本与西欧的工业竞争力量。在美苏核均势之下，西欧与日本开始了以经济复兴振作国家的进程。这一复兴引起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变化，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但欧盟与日本力量的缺陷是固有的。它们都是纯粹的经济强权，缺乏大国政治、军事自主。军事软弱与缺乏内生性的经济动力使它们无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持久作用。冷战中美国的战略位移，使它们占据了经济领头羊的地位。但冷战孕育的畸形经济，在深化持久的全球一体化的竞争中不能持续。随着在两极之间左右逢源的态势消失，欧盟与日本或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或在美国的政治打压下丧失了元气。美国利用政治霸权挫败了日本与西欧夺回经济优势。
60年来美军进行战争的结局均背离初衷，规模以上的战争都未能实现预期战略目标。但迄今美国一直很成功，因为美国所有竞争对手的力量构成都是残缺的，不能从根基上动摇美国霸权的经济优势。美国的成功源自深厚的经济实力，来自不断复原、支撑持久争夺的财富基础。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60年来支持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军事作用，使美国执世界政治之牛耳。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发达的教育是美国保持世界大国的核心。美国从越战的惨败中卷土重来，而其对手苏联在随后15年内崩溃，美国享有20年单极霸权，这一轮回升的关键同样来自经济复兴。但美国并不能永远享有命运的眷宠。
冷战后中国逐渐显现在大国的权力版图上。中国拥有经济力量与大国政治自主及文明实力。支撑经济持久发展的政治独立与大国军力，巨型的人口规模、充沛的资源以及尚未开发的最具潜力的全球大市场，构成与美国竞争的坚实的大国权力基础。中国在严酷的环境中复兴，在中央集权的统一意志下完成坚忍的体制转型，通过血汗廉价制造累积财富，实现了经济跨越成长。全球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意味着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优势悬空。遏制中国，美国的筹码远少于对前苏联。长期战略对抗是检验大国力量的试金石。在这场新的大国间持久的争夺中，胜利仍然属于有坚实经济基础的一方。
3.美国同盟体系的解体
欧亚大陆500年来始终是大国权力争夺的焦点。美国远离此一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缺乏争夺世界权力的稳固而持久的战略基础。美国获取世界霸权的先决条件是在欧亚大陆上建立战略立足点。分化欧亚列强、获取战略盟友就成为美国霸权不变的地缘政治考量。两次世界大战与二战后意识形态的天然分裂使美国成功地介入了欧亚均势。在保持绝对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美国对盟国实施隐蔽的经济与精神支配，将最具工业和军事潜力的日本和德国纳入霸权体系，以它们为战略支点，构筑了有利于美国操控的欧亚格局。60年来美国经济活力带来了盟国的普遍繁荣，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与军事控制，也基于经济依附。
今天的美国正在丧失全球最后消费市场的地位。隐含在美国霸权背后的是经济的持续腐败。美国失去了创新精神、竞争力、经济模式、实力，沉溺在虚幻的经济数据之中。似乎永不衰竭的美国消费带来全球长期增长的时代成为过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从消费与金融投机转向制造业。[2]由于美国与盟国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经济转换，不但丧失了自身大市场的吸引力，也势必加剧与盟国的竞争，盟国将失去与华盛顿在政治上绑在一起的经济依据。支持战后美国欧亚大战略的经济支柱坍塌。美国大市场衰落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促使西欧经济融合与日本经济融入亚洲。
中美均势时代的到来，增添了新的战略选择。西欧、东亚与中东区域的那些传统的核心国家，重新凸显政治独立与自主追求。今天的西欧与日本、土耳其等国正在抛弃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附庸者的角色，重新致力于立足本地区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美国作为帝国的战略腹地加速崩溃。日本重心向亚洲转移将使美国失去东方的战略基点；西欧的丧失不仅使美国失去在欧亚大陆西端的战略根基，也将使美国丧失其文明的源泉；土耳其向伊斯兰传统的回归与伊朗和土耳其双元权力构造的形成将继续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3]受到削弱、日益孤立的美国只会逐渐退出欧亚大舞台。
4．美国作为帝国的缺陷
美国作为帝国存在诸多缺陷。美国海军在大洋游弋，军事基地遍及全球，但美国不是领土帝国实体，被迫以本土资源支撑帝国霸权。美国霸权的精神是残缺的，缺乏帝国运作必须的强烈意识形态。民众耽于娱乐，享受奢华尊荣而不能在危难之际做出绝对必须的牺牲。美国以经济强盛获取霸权，但在60年的霸权存在中，美国始终将军事争夺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而在战后核武力奠定的世界中，军事力量在大国关系中被置于无用武之地。美国依赖经济力量，经过漫长的持久对耗赢得了冷战胜利，但美国并未汲取教训，而企图依靠军事手段应对新兴大国的崛起，这种战略误判源于根深蒂固的军事国家传统。加之美国在地缘上的缺陷，使美国体系空前的脆弱。
诸帝国都是领土实体，这一直以来都是帝国的核心特征。帝国以军事征服与领土控制为基础，只要帝国的军事存在保持，广袤的土地与土地上的财富就为帝国所有。美国并没有控制其他民族的大量领土。美国以经济殖民，依赖政治与军事强权，把持经济游戏规则，以美元铸币权为工具，掠夺全球资源为己有。对美国来说，这一政治与军事霸权没有确保相应的持久的经济权益以延续自身存在。美国不能像昔日欧洲列强那样直接掠夺殖民地与附属国的财富，而被迫以本土经济资源支撑霸权。美国行使霸权的过程，即是本土经济优势不断流失、沦落为纯粹军事帝国的过程。而经济优势流失与奢华的福利制度最终导致战略衰弱。
将美国置于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经济和科技变化的背景下来看，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至少从经济的角度看，处于持续空转的状态。60年无休止置身于大国军事对抗的风口浪尖，美国累积的经济资源，在漫长持久的争夺中消耗殆尽，当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庞大的战略扩张，不能保持资源与军事力量的平衡时，美国体系的末日就来临了。以世界工厂为后盾，英国通过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在丧失了经济优势之后，仍能维持霸权近半个世纪。寄生于殖民财富的英国拥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国不过是一个软弱的普通国家。英国衰败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美国不可能如此幸运。
美国政治扭曲，民主徒具其表，受制内在于美国政治体系的缺失。美国的多头政治由民意牵制和驱动，时刻面临民众的压力，不足以凝聚国家意志，制定并实施长期战略决策。美国民众没有帝国意识，其惯常的短视与分裂意味着美国在经略帝国时不能期待民众的牺牲与国内坚定的支持。美国国会沦为政治角力的场所，多元权力、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与僵化的决策程序抗拒变革，在危难之际无法做出艰难抉择。苏联消失之后，始终没有一届强有力的政府确立完整、可行的大战略，这一致命缺陷为美国衰亡种下了深根。缺乏稳定的领导力量与富有远见的行动方略使美国在战略上轻率盲动，葬送了冷战胜利的历史机遇。
美国霸权存在根源于地缘的先天缺陷。地理位置在决定大国命运的变幻莫测的斗争中既提供机遇又施加限制。作为侧翼国家，美国在地缘上不过是欧亚大陆外的一座岛屿。美国霸权的隐忧是欧亚大陆被任一大陆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控制。任一大国主宰欧亚大陆并取得周边海权，美国将彻底被孤立。美国以海权立国，在垄断全球海权的同时，美国还必须保持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军事存在，从而分裂并抑制潜在敌对力量。美国不但无法享受海权国家的战略集中，而且它的力量被分散牵制在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较之于根深蒂固的欧亚大国处于更为脆弱的地位。
美国衰落根源于长期军事国家的传统，与挥霍无度的帝国奢华生活。奥巴马正在重塑美军战略根基，但他不能重建美国经济。经济危机根源于结构性缺陷。60年来美国经济在外支撑持久的军事争夺，在内供给民众奢华生活，经济体系负债运转。奥巴马既不能毅然放弃单极霸权，从而减轻本土经济重负，又不能改变国民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习惯，他无力回天。美国消费者负债累累，财富蒸发引发负财富效应，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雪上加霜。刺激计划对长期经济增长毫无效应。享用免费的午餐太久了，美国无法也不能改变自身。丧失经济支撑的20年单极霸权不过是一场闹剧，只是为更持久的大国兴起驱除。
在史无前例的新旧交替的大动荡时代，缺乏稳定根基的多元民族国家面对难以预知的不确定性。奥巴马代表着美国文化中的多元和困境，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出现，也构成美国政治中的隐忧。美国在经历克林顿时代的战略漂流与迟钝反应、布什8年的战略盲动之后进入奥巴马时代，美国外交注定了继续空转。外交新政必须在美国既定战略取向的框架下行事，任何具有远见的战略调整，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将受到保守势力与既定观念的阻挠，奥巴马特殊的种族身份，将加剧这一困境。他可能陷入帝国悲剧与个人不幸的历史夹缝中，难以驾御美国的政治与军事体系，以适应绝对必须的战略调整。
美国不能逃脱帝国的寄生性与腐朽性。越战以来美国举债消费，通过美元坐享其成，丧失了进取和发展的动力，被帝国的惰性所毁灭。美国沦落为阻碍全球生产的腐朽力量，而经济资源转移到更富于生产性的新兴大国，将创造更高的生产力。大国兴起是不断打破帝国惰性，并用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替代垄断的过程。[4]美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美国衰落，衰于国际生产重心转移，过度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落。[1] 美国体系瓦解的进程重演前苏联覆辙。与前苏联一样，美国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它是在渐进的经济衰落中失去了统治力量。
过去60年世界权力围绕经济力量消长这一轴线转进，而美国经历了经典帝国兴衰的所有典型阶段，因为经济没落而败亡。透过历史的大视野，60年大国对抗与竞争所催生的那些宏大的历史巨变被证明只是混乱时期相对渺小的事件，而全球局势中存在更大更持久的变化，那就是经济力量缓慢的持久转移，它不引人注目但却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大国权力格局。战后东亚与西欧经济崛起所预示的全球政治与军事权力的转变再次成为现实（这种转变经常被军事力量的强大视觉效应所掩盖），全球力量对比逐渐与经济力量的分布趋于一致。60年美国霸权被经济力量消长的激流所淹没，被证明只是漫长欧亚历史的一个小小插曲。
竞争与妥协
——中美协作下的世界和平
美国霸权像所有曾经的帝国一样逐渐衰落。经济没落毁灭了美国霸权的根基。布什8年美国陷入了灭顶的战争泥潭与经济衰退，单极目标全线失守。冷战胜利的和平红利与新经济效应促成的回光返照消失无踪。60年独占鳌头的经济风光不在，遍及全球的联盟体系濒临瓦解，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与西方价值的正统观念被颠覆。衰弱的美国企图继续依靠千疮百孔的经济维持整个世界的安全，维持在关键战略地域的军事存在，它既没有足够的资源，也不合时宜。60年美国体系穷途末路。美国霸权在其存在程中自我挫败，它延续并凸显了大国兴衰的经典模式。
中国在冷战中成长为独立的一极，在后冷战时代单极霸权遏制与和平演变的威胁下脱颖而出，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力量。中国挺过了苏联解体的大动荡与单极体系最黑暗的岁月，在美国遏制锋芒的缝隙中实现了经济起飞，20年卧薪尝胆，迎来了国家大发展的良机。中国崛起维持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挟经济崛起的中国没有陷入昔日美苏军事对抗的冷战巣窠，而是和平地融入现存世界秩序，恢复了在漫长世纪中一直占据的历史地位。潜心发展、积聚国力的韬光养晦期已经结束。角逐地缘政治利益、稳定全球市场与战略能源供应必须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对崛起的中国来说，赢得大国地位，结束二十年单极统治，是历史的召唤。
中美权力消长处于冷战后大国权力转型的核心，全球格局演变集中地通过中美关系呈现出来。美国错失了冷战获胜蕴含的战略契机，20年独揽世界权力而无所作为，背负失信于天下的政治尴尬。美国主导国际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差，战略上的短视和军事上的不足加剧了这一困境。迷恋武力的美国不能阻挡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而金融危机加快了此一进程，两极世界的轮廓隐约可见。如今不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寻求与中国分享权力。长期霸权带来惰性与利益攫取，需要新的政治力量与之展开权力竞争，克服困境的方式，就是创建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合作框架。
中美力量消长并行不悖，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中美实力消长的源泉。中美力量转换不是源于老式帝国的军事扩张或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而是依赖不断变迁的经济力量。经济力量始终处于中美权力消长的核心。经济力量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中美政治与战略优势对比，最终打破了单极体系的权力结构。金融危机是中美经济力量转换的分野。它释放出腐化的美国经济所潜藏的破坏力，侵蚀美国权力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赋予中国经济独立发展的机会。启动内需，摆脱依附性发展自行驱动，中国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经济力量转移预示着政治权力和文明秩序的转换，中国以此恢复自身文明的合法地位。
中美建设性依存是全球稳定的基础。中美战略均势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中美关系在相互威慑和制衡的基础上确立，而确保相互稳定即成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作为大国，中美将继续就权力、影响力和资源展开竞争，但核均势下大国兴衰是一个可控过程，不会有大国战争及失控的经济竞争。美国衰落是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建立在力量和利益均衡上的中美关系，可以就共同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以规范权力转移进程。中美既竞争又合作，同时支持双方均受益的国际体系。中国兼具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中国接受全球秩序，而在经济领域保持进取之势，既融入世界，也塑造新秩序。对美国而言，明智的选择是为另一个大国崛起让出空间。让渡权力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效率更高，而中美关系更加权宜灵活。
中美权力交替将是渐进的长时段过程。中国将继续支持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同时建立政治和战略影响力以避免全球秩序崩溃并保护自己的经济成长。中美合作下的世界仍按部就班地运转，全球稳定有利于中国力量的继续成长，为中国经济模式转型提供喘息，也为中国争取政治和战略空间提供契机。中国内需市场将逐渐成长起来，人民币逐步向储备货币转变，中国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出口，持有美元信用的需要消失。而美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经济增长与工业竞争力削弱。对美国来说，经济衰弱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丧失，而国际资本断流将迫使美国像普通国家那样平衡贸易。在此过程中，中美政治与军事力量优势对比不断地与变化的经济力量趋同。
美国霸权将依然存在貌似强大的幻觉。经济力量转换为切实的战略实力，存在滞后期，亦即衰落霸权在丧失了经济支撑之后，依然可能短暂地保有既得战略实力。在核武力奠定的时代，既得霸权的整体实力不能在一次或几次决定性的战争中被摧毁，只能借助经济力量的消长缓慢冲消，决定了大国衰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全球一体化时代变化持续加快，经济力量的战略效应空前提高，经济力量转化为战略实力的速度急剧提升，但依旧存在这个缓冲期，在此期间，霸权运转不灵但死而不僵。有利于既得霸权的机制、联盟与观念都成为既得霸权的维系因素。因此，中国拥有财富与经济力量，而美国主宰世界政治的趋势将短暂并存。
在此一阶段，东亚将成为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前沿。中美协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结构性冲突。东亚逐渐成为脱离美国自行驱动的经济区域，而中国成为区域经贸的重心。经贸流向的转变，冲销安全对立的冷战结构。中国启动内需，美国大市场对东亚诸国的羁绊将逐渐衰竭，这种经济效应缓慢但不可阻挡地改变全球政治权力重心，引发东亚大国关系的调整。美国经济衰落也将继续强化此一政治效应。日本政权更迭带来的对外政策突变即是明证。东亚引领权力是中国大国地位的起点，也是中国不能逃避的地缘政治宿命。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东方扮演的角色，顺应时势，从而在有尊严的收缩中，与东方实现真正的和解。
结语：美国霸权之后
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竞争性的，这种关系支撑下的国际体系不具备持久性。中美均势体系的形成阻止任何大国垄断世界权力，确保战略稳定，但它的代价是，中美战略竞争一刻也不会停止。战略相持阶段是中美关系的黄金年代，两国利益有诸多交汇契合，但此一时期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主导权易手与权力急剧消长的时期。国际体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常常导致动荡与冲突，美国衰退也必将伴随着长期险象环生的经济动荡和政治较量。维护这个秩序的稳定，使新生力量有和平成长的机会，符合中国利益。
守护全球稳定需要新的国际权力。美国衰落迫使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在美国霸权的废墟上重构世界体系。中美可以而且必须避免陷入过去大国权力交替时的对抗，务实地摸索双方合作的新模式。中美关系的稳定取决于彼此适应这一潮流的理念与政策转变。华夏文明在历史演进中融汇了全球性的智慧和能量，从未有任何世界性力量有过如此文明机缘与气度。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尚为低下，中国需要获得相应的战略能力与政治影响力。中国再次到了焕发民族精神，谋划长期战略，致力于开创一个在美国霸权之后仍能持续的国际体系。
参考文献：
[1]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大国的兴衰.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
[2] 弗雷德•伯格斯滕. 美谋求经济转型美元强势难持久. 参考消息，2009-8-22（4）.
[3] 赵葆珉. 中东权力格局转换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1）：68-74.
[4] 谢识予. 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J]. 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7（3）：6-8.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自我感觉良好，作者应该上温哥华的原配屯和加州的二奶村晃一圈，就不会这么觉得了
美国可以买武器给台湾，中国可以买武器给美国分裂分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