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欧亚大陆——中国大战略转型

回归欧亚大陆
——中国大战略转型

Return to Eurasia
——Shif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文明是地缘的产物，东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的差异源于地理因素。数千年华夏文明始终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而存在，文明力量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之一。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过去200年，中国成功地消化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伴随着美国衰落，中国海上进取的门户洞开，而固有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复活。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克制，与美协作，实施大战略回归。西部战略通道的开拓将缔造全新的欧亚世纪。
[关键词]文明竞争；中美和解；战略克制；海权竞争；欧亚世纪

[Abstract] Variety of civilization is the product of geography. The discrepancy of cultural notions can be traced to deep-rooted geographical factors. For fifty centuries, Chinese civilization exists as a unitary force. The value of culture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repeatedly happening in its millennium-long history, China has digested successfully the shock of the West civilization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or is being opened for China on the sea fro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ventional land strategy is also coming aliv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ift its strategic attention to the Eurasia. The strategic corridor opened on West China will create a new Eurasia Century.
[Key words] Culture Competition; Sino-US Compromise;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Struggle for Sea Power; Eurasia Century

文明是地缘的产物，文明秩序源于地理条件的性质，它始终融汇着地缘的清晰特征。[1]引发东西方文明观念冲突的是地理根源的客观逻辑。东亚与西欧是欧亚原生文明的发祥地，孕育了相互冲突的文明观念。地理因素塑造了东西方文明观念，也为东西方文明竞争提供了基本的地理空间。
西欧地缘破碎，政治分立，分权与均衡始终是西欧历史文明的特征；而广袤绵延的东亚大陆塑造了根深蒂固的统一与稳定的观念。过去200年东西方文明争斗即在这一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制衡的观念下展开。文明观念的差异始终牵动东西方文明竞争的命运。

独步欧亚大陆
——中央王国根深蒂固的陆权战略

中国是一种文明力量，混然成体，万世一系，在其历史与地理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地理幅员与其特征塑造了中国的文明观念，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大势，也赋予中国持久的大国抱负。中国自负天朝，立国5千年，东限重洋，西界高原大漠，在以千年为经纬的历史舞台上，坐拥稳固的战略后方。中国的核心疆域东西南北贯通，广袤绵延且浑然一体，没有地理上明显的分割，这种独特的地理排除了割据与偏安势力的存在，奠定了统一稳定的根基，塑造了东亚文明的整体性特征。自秦统一之后，大一统的政治潮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轴。地缘根基决定了古典时代中国持久、有效的对周边的主导地位，它是华夷秩序的力量基础。
文明力量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之一。中央王国数千年屹立于亚洲心脏地带，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立于不败之地，它天然成为亚洲稳定的根源。中国的力量根基来源于辽阔的疆域与天然的大国人口，这一力量基础在中央集权的纪律与严整之下团聚起来。立国五千年以降，中国始终没有遭遇过文明观念上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在传统意义的欧亚争夺中，周边地区始终不存在与中国持久争夺的力量重心。每当中央权威沦落，中国以周期性的王朝战争实现内部的权力更替；而每当国家衰落，不能抵抗边疆民族的入侵时，中国即以文明的力量实现复兴。边疆民族数度入主中原，最终都被中土文明所消融，它们不能从根基上挑战华夏文明的优越地位。
中国在漫长的世纪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依靠文明力量的情感纽带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用文化的精神塑造影响周边世界。农耕经济、儒释道合一的伦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延续着。尽管经历周期性的混乱和解体，中国完整地守护了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地缘奠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华夏文明历经千年以和平与榜样的力量传播到东亚，形成与东亚有机关联的历史整体。中国因而在东亚的地缘政治中背负宿命，东亚的历史始终被中国的兴衰所牵动。没有超然的中国利益，中国繁荣稳定东亚即几乎没有战争，而当中国出现混乱或崩溃时，东亚即上演噩梦。
华夏文明始终在挑战中显示能量。5千年内，与北方高原游牧部落周期性的冲突形成这个民族的历史。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央王国的天敌，游牧部落周期性的入侵唤醒中央王国的力量。汉唐是中国历史的巅峰，它们都在与游牧帝国的殊死搏杀中将固有的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两朝强盛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了当时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每当中央王国的国力臻于巅峰，都会偃武修文，在文化的鼎盛中保存元气。文明的固步自封与战略敌手的缺乏也使中国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战略自负。唐之后中国的权力中枢向东迁移，周边民族数度入主中原，这种边缘地区的挑战在近代西方的入侵中达到了高峰。

威胁来自海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战略转向

过去两个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构成大国争夺的背景和底色。中国被西方优势技术和武力击败，在陆地与海上同时陷入危机，应对西方海上强权持续的冲击成为此后中国历史的主轴。新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诞生，隐然陷入陆海两线超级大国的战略合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生存困境的根源主要来自海上，导致陆海两线均受挟制，不但固有的战略自主丧失殆尽，也始终不能摆脱被动受困的危机。
1、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西方的入侵构成华夏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挑战，中国陆海两线腹背受敌，国家权力与文明根基同时动摇。西方观念建立在多元与分权之上，这种观念蕴含的竞争活力使西欧诸国在波浪般的技术跃进与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西欧列强以工业与技术优势为核心，控制全球商业并从海上建立起统治。中国传统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失效，建立在农耕经济与中央集权整体力量之上的权力丧失根基。固有的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文明模式被淘汰，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体制面临危机。适应西方的入侵意味着自身历史的断裂，文明观念和体制的全面转换与文化认同危机。中国需要在西方挑战的巨大压力下保住民族精神，同时效法西方谋求整体性变革，面临5千年未有的变局。
比国家衰落更惨烈的是文明根基的丧失。昧于世界大势，晚清中国依然按照惯性运行，没有意识到被抛入了一个以异己为标准的文明背景中。近代百年中国陷入双重的困境，处于持续的西方强权的压力之下，传统文化被彻底清算，百年的国家崩溃与再造，与寻求自身文明合法性的挣扎纠缠在一起。中国是一种整体性力量，历经千年而成熟。这种整体性曾经长期赋予东亚稳定的根基，也使中国的活力限定在固有的定势中，不能迅速生发出新的力量。与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不同，每当国家衰亡的时候，中国依赖文明的力量保存民族命脉。近代百年中国始终不能摆脱文明灭绝的压力，中国在重建国家威权的同时，也必须为文明的延续而挣扎。
2、在列强的夹缝中再生
西方入侵也给予中国再次焕发文明生机的机运。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败，即成为中国复兴的起点。近代百年中国屡经战乱、革命与外来入侵而不沦亡，依旧得益于固有的文明力量与体现这一文明力量的大国人口。中国的再造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进行，与中国历史周期性的脉动相一致。近代百年中国崛起汇聚成清晰的朝野两条轴线，民间力量始终是中国复兴的核心。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数亿民众自强不息的历史。中央集权的衰落与政治分裂再次释放了民间力量，中国的活力突破古老的力量定势，以新的方式重新聚集。中国以自己的方式重演历史：在国家与文明的涅磐中消化外来打击。
西欧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并获得先制优势并不能给予它持久的领先。当西欧把围绕技术与市场的竞争强加给世界的其余地区之后，它的末日就来临了。西欧兴衰源于同样的权力分立与内部竞争。西欧勃兴是在对外血腥殖民征服中完成的，也是在内部争夺中以几乎自我毁灭的方式打造的。政治分裂曾使西欧列强免于东方帝国世纪之久的停滞与衰落，得以在竞争与征战中脱颖而出，也使它们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内溃。西欧将世界纳入统一市场，凭借技术优势迫使其余地区臣服，但西欧始终不能确立稳定的世界秩序，或提供持久的和平。残酷的兵争与权力争夺将西欧推向全球主宰地位，也将西方引入毁灭的歧途。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西欧内战，它毁灭了西欧列强的霸权根基。
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生存与毁灭的残酷洗礼，国家秩序的崩溃与再造更像是一场殊死的文明焦土抵抗，历次内战与革命,西方持续几个世纪的冲击，从未毁灭中国的文明传统。新中国在西方内战的废墟上崛起，中国革命缔造了有效的中央威权，培育了旺盛的民族斗志与共同意志。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大国的崛起，它是文明力量的回归。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重建国家意志。举国一致的中央集权与西方武力抗衡，中央集权的严整和高效显示生命。新中国游刃于美苏两级之间，通过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确保国家生存与安全。苏联解体使中国在欧亚大陆上解除了迫在眉睫的战略危机，赢得了30年黄金般的和平发展机会。

中国和平成长

后冷战20年，中国在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和平崛起。中国摆脱了历史上强权崛起依赖军事暴力打破既定秩序的滥觞，也没有重演欧美列强崛起引发的殖民战争。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平奠定了大国的根基，以共享财富的双赢避免了与列强的对抗与冲突，以渐进式的改良重塑了国际体系。世界权力重心由欧美向东方转移的背后，是财富与经济力量在东西方之间和平易手。
和平崛起同时是文明观念的凯旋。和平崛起的中国彻底恢复了固有文明的活力，打造了迥异于欧美的经济政治模式。中国崛起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明确的战略体系，摸着石头过河的背后，是文明力量的导引和支撑。和平崛起是经济成就，也是文明价值和国家体制的成功，它结束了西方200年的强权统治，也摆脱了近两个世纪文明战败的困境，实现了自身文明的重生。
1.        美国衰落——海上遏制的崩溃
二战后美国依托西太平洋岛弧，构筑了围堵中国的岛屿封锁链。这一战略封锁线在后冷战时代再度收紧。中国对美忍辱负重，换取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光。仅仅通过确保经济发展，中国即改变了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中国经济累积的能量持续转变为政治与战略优势，逐步分解了美区域同盟体系，削弱了美对华地缘政治优势。过去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向西太平洋集结，不能维持东亚分裂，仍被中国积聚的力量所压倒。岛链束缚伴随着美国遏制政策的崩溃消弭于无形。美国和平演变瓦解了苏联，但单极体系也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瓦解了。由单极体系向中美均势过渡基本完成，台湾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与日本回归亚洲是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标志。
继续驻军东亚掩盖了美国的衰落。东亚与美国的历史纽带已告终结，开始了新的内部重建。新中国诞生以来围绕台海的较量结束，两岸和解扭转了华夏民族近代以来在海洋方向的被动与劣势。日韩与东盟诸国的成长，更多的从亚洲大陆获取力量，中日间的罅隙已被更广泛的融合所取代。中国崛起兵不血刃，即隐然突破西太平洋岛屿封锁，控制东亚滨海战略通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崩溃之后，稳定的地区秩序开始重新萌生。力量转移的潜流温水煮蛙般地侵蚀了美国的力量根基。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后冷战时代大国较量避开了军事争夺，具备了更多的和平性质，力量转换一直在背景中悄然进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变动，是力量转换的结果，而不是力量转换的开始。
美国东亚海权与东亚同盟体系的动摇，是单极霸权在全球广泛衰落的缩影，也这一衰落的结果。美国在欧亚大陆上广泛的力量均势主宰地位正在消失，在西欧与中东经历同样的和平溃败。美国中东政策陷入空转。不能完成伊拉克重建，不能抑制伊朗影响力增强，或阻止土耳其向地区大国回归。在欧洲，欧盟与北约双重东扩陷入停滞，颜色革命逆转。顺应客观变动中的力量对比，寻找有效的战略调整，构成美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单极体系在全球广泛陷入困境，美国霸权被力量消长的激流所围堵，[3]将削弱美国固守东亚海权的决心，也使这一固守丧失任何战略效应。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海上进取的战略通道再度开启。
2．摆脱海权滥觞——中国崛起独辟蹊径
美国海上力量式微解除了中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对国家安全构成芒刺在背的威胁。美国是最后的西方强权，也是最后的海权国家，美国衰落彻底结束了500年来西方凭借海军主宰世界历史、为患大洋的时代。始自西欧列强借工业革命与海洋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不但中国海上进取的门户洞开，中国传统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复活。拥有海陆双重潜力的中央大国，处于力量核心的自然位置，陆海两线俱蓄锐待发。中国海权与陆上战略考量同时浮现，两难选择出现了。拥有一支战略陆军传统上是中央王国生存的命脉，力量向大洋过度伸展将牵制这一传统国策。
历史传统与地缘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纯粹的海权国家，不能重蹈欧美列强挟海权崛起的滥觞。中国处于亚洲陆海力量中心的交錯地带，海陆双重权力构造决定了中国的战略关注是多元的。近代以来中国海洋天堑被突破，被欧美海权过度挤压，战略关注被迫转向海上，偏重海权。中国或在陆海两线艰难平衡，捉襟现肘，或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弥补力量不足，始终是应对生存危机的权宜之计。战后60年，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美国海上力量隐然或公然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苏联瓦解加剧了这一进程。当国家生存与安全不再是目标，应对生存危机的权宜策略的局限性即逐渐显现。深陷海上冲突必然丧失超然的战略独立性，弱化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地位，并最终陷入在陆海两线力量同时稀释的困境。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挟海权勃兴源于其地缘特征，只可视为历史的异端而不是常态。500年前西欧列强孤悬于欧亚大陆一隅，传统的陆上贸易线被阻绝，被迫行险侥幸，从外洋拓展贸易，最终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海权时代，促使那些强盛一时的东方大国在随后的世纪里纷纷衰落。美国偏安美洲，三面环海，周边均是弱邻，缺乏陆上地缘天敌，以海权立国乃是自然逻辑。欧美列强的兴衰均系于海上力量的强弱，经济因素是背后关键而隐秘的力量，海权的得失意味着商业主宰地位的兴废，即保有或丧失支撑强权的财富基础。中国依托核均势下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而崛起[4]，超越了自工业时代以来海权论的经典范式，不必视海洋为崛起亮相的舞台。
维持有限海权与和平崛起的战略克制相一致。中国处于西太平洋岛链半封闭的环抱之中，通往大洋的通道被遮断。这种地缘构造却可能成为中国的潜在福祉。在核均势时代，倾国之力培育出有效的军事力量，更多的是备而不用，且对经济体系构成沉重的压力。30年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促成单极体系转型的力量根基不在于此。依托辽阔腹地的本土优势与远程投射军力的进展，确保控制滨海地带的黄金水域，与潜在敌国在海上分庭抗礼，同时建设西部战略通道，摆脱对海上生命线的过度依赖，缓解与美霸权对撞，避免成为列强围剿的中心，继续休养生息，是更为可取的策略。受经济衰落所迫，美全球海权捉襟现肘，行将没落。不必与一个孱弱的美国争一日之短长，在维持海上贸易线畅通的前提之下，可回避与美伤筋动骨的战略对决。
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与美国霸权结构的脆弱是牵制美国海上优势，稳定我海上生命线的因素之一。以有限不对称的海上力量确保摧毁对手海上生命线，实现威慑平衡，可确保贸易线虚悬而不危及海外经济安全。冷战后20年美国势力全盛，尚不存以武力阻断我经济成长，切断我海上生命线的企图，今日之势，美国已无能为力。美国整体衰落将继续削弱其海上力量并牵动其战略意志，迟缓的决策过程与脆弱的权力架构使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动摇或拖累其战略决断。台湾与日本融入大陆的前景加剧了美西太海权崩溃的可能。中国经济力量将缓慢地孵出自己的军事根基，海上力量的自然成长，将逐步冲销美国的海上优势。为短视目标滥用新进获得的力量，将重蹈美国过度倚重武力而衰败的覆辙。
抗击单极体系的国策已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崛起进入文明竞争阶段。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强敌竞相深入，中国陆海两线战略要地丧失殆尽。过去80年，中国力挫强敌，夺回了战略主导地位。中国以持久战摧毁了日本帝国，在冷战中与美国携手拖垮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崛起中挫败了美国单极体系。中国具备了与列强和平竞争的战略自主。20年中美对峙走来，中国模式形成彻底摆脱了文明战败的困境，恢复了固有文明的尊严。可继续在经济自强之下厚蓄国力，冲击美元垄断，建立自主经济空间，将能量集中在文明模式的争夺上。国际体系中迄今500年的大国兴衰，是西方内部的权力交替，中国崛起将开辟东西方文明和平竞争的时代，经济较量与人心争夺压倒权力竞争成为大国争夺的核心。
3．中美和解——中国大战略回归
现存国际秩序日趋具有双重构造的特征，单极优势已成历史。这种双重构造不仅表现在中美双元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轴心，也表现在战略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脱节。以中美为核心形成独特的全球均势，是介乎冷战与和平共存的中间地带。美国拥有军事优势，中国分据财富与经济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被核均势的存在所冲销，而中国崛起的经济力量因边际效应与背靠多极化的战略背景而放大。经过后冷战初期的极度扩张，美国转入衰落，丧失对华既有优势，而中国渐进的和平崛起迫使美国霸权重新自我定位并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进程，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中国手中。多极化继续侵蚀美国的权力根基，而美国保持霸权鼎盛时期的倾向，对外战略滞后，无视权力格局巨变的背景[5]，也将继续加强这一衰落趋势。
战略能力衰败使美国不再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取代它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后冷战初期美国持续的军事威胁没有阻挡中国崛起，美军盘踞东亚近海也没有干扰中国的和平战略。中国没有陷入与美军备竞赛，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即足以抵消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武力确保和平崛起，可促使美国霸权在长期演进中丧失力量，不必急于驱迫一个被疏远和孤立的美国。东亚20年处于安定状态，中国赢得了20年整体和平，中国经济成长依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有限的可控发展依然可以继续。追求绝对海上优势将加剧西太平洋微妙而多变的政治纠结，而保留东亚既有格局，——日韩至少形式上作为美盟国存在，可以继续维持东亚稳定，缓解周边疑虑。死守冷战思维，固守岛屿防线，以军事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霸权胶柱鼓瑟、缘木求鱼，可置之度外。
核均势下和平崛起的中国同时具备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这种双重特征需要更为灵活权宜的策略与之相适应。与美国一样，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具备大国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将在多极世界中逐渐受困，将中国崛起视作对单极体系的战略抗衡与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未来可能具备的力量的趋势同时出现了。20年反击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打压，确保经济顺利成长的阶段已结束。在财富与经济能量持续累积并转化为政治与战略力量之时，中国外交的重心转向确保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力量不会触发军备竞赛与联合遏制力量的出现。在此一时期，必须克制追求过度的政治与军事目标，以免陷入既得霸权的打压与更广泛力量的夹缝中。中美继续合作避免这一两难困境。
中美外交折冲必须融入更广泛的欧亚大陆均势的战略考量。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中国崛起注定了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更为艰难。美国崛起于世界地缘政治的不毛之地，周边皆是弱邻，可以有效地避开欧洲列强的狙击，摆脱周边的困扰，而中国雄踞于亚洲心脏地带，始终是一个陆海双元国家，周边大国云集，由于历史积怨与根深蒂固的领土纠纷，中国崛起充满难于预知的战略风险。被迫在陆海两线艰难平衡，在多条战线面对数目不定的潜在对手，这种战略处境在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全球体系以来即开始形成。战略分裂与面对多重隐忧将继续构成中国复兴的战略背景，在任一战略方向陷入过度纠缠都将是灾难性的，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保持战略上的均衡、集中与超然绝对必须。陷入海洋方向与美国的缠斗，则欧亚大陆的均势将逐渐动摇。
一个羸弱的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隐忧。中国在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在两极格局下具备了左右逢源的态势，苏联的突然解体，使中国直接裸露在美国霸权的锋芒之下。美国霸权提早崩溃，也将使中国重演此一困境，被迫以未充之国力应对可能的全球混乱。遭受金融危机与反恐战争的双重打击，美国霸权运作已陷入险境。历史上大国衰退，不会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6]美国乌合为国，两百多年来始终在扩张中寻求稳定，如同历史上那些速生速长的帝国，美国缺乏千年浮沉锻造的凝聚力，一旦攻守易势，即难免重蹈昔日苏联崩溃的覆辙。美国全球驻军渐成被动的根源，沦落为战略人质。在外被单极观念所误导，成为区域冲突的根源和焦点，在内成为朝野虚幻的全球大国意识的俘虏。
单极体系衰亡，大国联手抗美的局面已发生变化。以更为灵活超然的地位，游刃于列强之间，在陆海两线均形成良性竞争的大国协作，是更为可取的立场。战略主动权在我，可收放自如，适应变动的权力现实，与衰落的美国协作，稳定遍及全球的商业利益，享受喘息建立战略根基。在大国对峙的力量格局中，中美对抗提供渔利的机会。倾国力争夺海上通道，将陷入与美国的狭路冲突。而转锋西进，出空虚之地，入无人之境，可打开新的战略呼吸通道。西进与海权复兴同时展开，可获取多重战略利益：拖住美东亚驻军，防止其过早收缩；减弱对海上贸易线的依赖，使列强不存迫我就范的企图；稳定政治上脆弱的西部地区，消除潜在隐患；重新释放欧亚大陆内部的贸易活力，获取战略资源；弥补地缘缺陷，避免陆海两线腹背受敌。
欧亚大陆是中国的文明根基，回归欧亚大陆将给予中国文明再生的活力。中国30年经济跃进依赖欧美市场，内需启动与战略回归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500年前西欧列强开拓了海上贸易线，海洋通道与工业革命共同缔造了西方数百年的强盛。30年中国制造蓄积了能量，中央大市场启动，与遍及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新兴经济体与能源地带融合，形成由中国贸易和投资驱动的全球经济大潮，输出资本与高端制造，获取海外资源，中国将重构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产业体系。过去几百年世界变化的源头在欧美，中国只是被动的适应。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成为历史巨变的源泉。在大唐王朝衰落千年之后，倾国西进，如同昔日西欧列强开拓海洋获取勃兴的契机，中国将在新的欧亚世纪中居于核心地位。

结语：华夏文明重光

以欧美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存在根深蒂固的先天不足。西方文明以权力分裂为特征，充满活力但缺乏稳定性，不能避免政治分立与民族国家冲突。罗马帝国的西方在统一和强盛之后，就万劫不复，永远在历史的烟尘中消失了。罗马之后，政治分裂是西方历史的主轴。华夏文明是悠久历史与完整文明意识的直接产物，几乎是一个与世长存的文明体，它持续数千年始终作为一种整体性历史力量在半个世界中居于领袖地位。华夏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实现再生，并在数度消化外来冲击中走向成熟（两百年西方入侵是最近一次）。如果文明的延续是人类所能向往的最高价值，那么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过去500年东西方权力几度消长，东西方文明相伴盛衰起伏。200年来西方经济、技术与武力主宰了全球，但欧美列强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性力量，不能免于政治分裂与冲突。借助工业革命与开拓海洋贸易通道，西欧建立起联合霸权，这一联合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化为乌有；美国在西欧列强的废墟上继起，为西欧文明的展开与再生提供了地理空间，但它更像是西欧文明的回光返照。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惨烈的冷战拖垮了苏联，达到了权力的巅峰，20年垄断世界权力无所作为。美国延续并受制于西欧文明固有的散漫与分裂，被内部的制衡所限定。两代西方强权无所作为于世，坐待权力易手，不能避免衰败的命数。
华夏文明蕴含的道德力量在历史的演进中一再显现。在西方强行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之后，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中国最终消化了外来入侵者。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输入，均不能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西方文明的注入，为中国带来了技术力量和人本主义，华夏文明更具自然征服力量也更具人文情怀，但它依然不能动摇中国的文明根基。历200年冲击与渗透，西方制度与价值在中国始终不能生根。中国复出，经济崛起背后是中国价值的回归。华夷秩序几十个世纪中在半个世界维持了稳定与和平，而两百年欧美霸权政治分裂，相互敌视且争斗不休，留下了民族国家林立冲突的世界。这个真空将由华夏文明来补足。[7]人类只在一种整体性力量的引导下，才能得到和平与稳定的生存。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帕克.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解放军出版社1992（25）.
[2]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第1章).
[3] 环球时报. 美国一味恐吓亚太对手将使其陷入帝国陷阱. 环球时报，2010-7-23（8）.
[4] 赵葆珉. 经济力量的凯旋.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85-89.
[5] 理查德•哈斯. 无极时代. 美国《外交》双月刊, 2008(5/6).
[6] 尼尔•佛格森. 李光耀断言美仍是亚太龙头老大. 参考消息，2010-5-21（3）.
[7] 马丁雅克. 中国崛起是否将克隆西方？. 参考消息，2009-7-2(16).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
回归欧亚大陆
——中国大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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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 of China’s Grand Strategy

赵葆珉
Zhao Baomin

[摘要]文明是地缘的产物，东西方文明观念根深蒂固的差异源于地理因素。数千年华夏文明始终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而存在，文明力量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之一。如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过去200年，中国成功地消化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伴随着美国衰落，中国海上进取的门户洞开，而固有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复活。中国应继续保持战略克制，与美协作，实施大战略回归。西部战略通道的开拓将缔造全新的欧亚世纪。
[关键词]文明竞争；中美和解；战略克制；海权竞争；欧亚世纪

[Abstract] Variety of civilization is the product of geography. The discrepancy of cultural notions can be traced to deep-rooted geographical factors. For fifty centuries, Chinese civilization exists as a unitary force. The value of culture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repeatedly happening in its millennium-long history, China has digested successfully the shock of the West civilization in the past two centuries. With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door is being opened for China on the sea front;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ventional land strategy is also coming alive.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ursue the policy of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ift its strategic attention to the Eurasia. The strategic corridor opened on West China will create a new Eurasia Century.
[Key words] Culture Competition; Sino-US Compromise; Strategic Self-restriction; Struggle for Sea Power; Eurasia Century

文明是地缘的产物，文明秩序源于地理条件的性质，它始终融汇着地缘的清晰特征。[1]引发东西方文明观念冲突的是地理根源的客观逻辑。东亚与西欧是欧亚原生文明的发祥地，孕育了相互冲突的文明观念。地理因素塑造了东西方文明观念，也为东西方文明竞争提供了基本的地理空间。
西欧地缘破碎，政治分立，分权与均衡始终是西欧历史文明的特征；而广袤绵延的东亚大陆塑造了根深蒂固的统一与稳定的观念。过去200年东西方文明争斗即在这一集权与分权、统一与制衡的观念下展开。文明观念的差异始终牵动东西方文明竞争的命运。

独步欧亚大陆
——中央王国根深蒂固的陆权战略

中国是一种文明力量，混然成体，万世一系，在其历史与地理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地理幅员与其特征塑造了中国的文明观念，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大势，也赋予中国持久的大国抱负。中国自负天朝，立国5千年，东限重洋，西界高原大漠，在以千年为经纬的历史舞台上，坐拥稳固的战略后方。中国的核心疆域东西南北贯通，广袤绵延且浑然一体，没有地理上明显的分割，这种独特的地理排除了割据与偏安势力的存在，奠定了统一稳定的根基，塑造了东亚文明的整体性特征。自秦统一之后，大一统的政治潮流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轴。地缘根基决定了古典时代中国持久、有效的对周边的主导地位，它是华夷秩序的力量基础。
文明力量是中国的战略优势之一。中央王国数千年屹立于亚洲心脏地带，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立于不败之地，它天然成为亚洲稳定的根源。中国的力量根基来源于辽阔的疆域与天然的大国人口，这一力量基础在中央集权的纪律与严整之下团聚起来。立国五千年以降，中国始终没有遭遇过文明观念上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在传统意义的欧亚争夺中，周边地区始终不存在与中国持久争夺的力量重心。每当中央权威沦落，中国以周期性的王朝战争实现内部的权力更替；而每当国家衰落，不能抵抗边疆民族的入侵时，中国即以文明的力量实现复兴。边疆民族数度入主中原，最终都被中土文明所消融，它们不能从根基上挑战华夏文明的优越地位。
中国在漫长的世纪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依靠文明力量的情感纽带将人民团结在一起，用文化的精神塑造影响周边世界。农耕经济、儒释道合一的伦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延续着。尽管经历周期性的混乱和解体，中国完整地守护了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地缘奠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华夏文明历经千年以和平与榜样的力量传播到东亚，形成与东亚有机关联的历史整体。中国因而在东亚的地缘政治中背负宿命，东亚的历史始终被中国的兴衰所牵动。没有超然的中国利益，中国繁荣稳定东亚即几乎没有战争，而当中国出现混乱或崩溃时，东亚即上演噩梦。
华夏文明始终在挑战中显示能量。5千年内，与北方高原游牧部落周期性的冲突形成这个民族的历史。北方游牧民族是中央王国的天敌，游牧部落周期性的入侵唤醒中央王国的力量。汉唐是中国历史的巅峰，它们都在与游牧帝国的殊死搏杀中将固有的活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两朝强盛时期，中国的疆域达到了当时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每当中央王国的国力臻于巅峰，都会偃武修文，在文化的鼎盛中保存元气。文明的固步自封与战略敌手的缺乏也使中国养成了根深蒂固的战略自负。唐之后中国的权力中枢向东迁移，周边民族数度入主中原，这种边缘地区的挑战在近代西方的入侵中达到了高峰。

威胁来自海上
——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战略转向

过去两个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构成大国争夺的背景和底色。中国被西方优势技术和武力击败，在陆地与海上同时陷入危机，应对西方海上强权持续的冲击成为此后中国历史的主轴。新中国在列强的夹缝中诞生，隐然陷入陆海两线超级大国的战略合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生存困境的根源主要来自海上，导致陆海两线均受挟制，不但固有的战略自主丧失殆尽，也始终不能摆脱被动受困的危机。
1、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西方的入侵构成华夏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挑战，中国陆海两线腹背受敌，国家权力与文明根基同时动摇。西方观念建立在多元与分权之上，这种观念蕴含的竞争活力使西欧诸国在波浪般的技术跃进与工业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2]，西欧列强以工业与技术优势为核心，控制全球商业并从海上建立起统治。中国传统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失效，建立在农耕经济与中央集权整体力量之上的权力丧失根基。固有的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文明模式被淘汰，整齐划一的中央集权体制面临危机。适应西方的入侵意味着自身历史的断裂，文明观念和体制的全面转换与文化认同危机。中国需要在西方挑战的巨大压力下保住民族精神，同时效法西方谋求整体性变革，面临5千年未有的变局。
比国家衰落更惨烈的是文明根基的丧失。昧于世界大势，晚清中国依然按照惯性运行，没有意识到被抛入了一个以异己为标准的文明背景中。近代百年中国陷入双重的困境，处于持续的西方强权的压力之下，传统文化被彻底清算，百年的国家崩溃与再造，与寻求自身文明合法性的挣扎纠缠在一起。中国是一种整体性力量，历经千年而成熟。这种整体性曾经长期赋予东亚稳定的根基，也使中国的活力限定在固有的定势中，不能迅速生发出新的力量。与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不同，每当国家衰亡的时候，中国依赖文明的力量保存民族命脉。近代百年中国始终不能摆脱文明灭绝的压力，中国在重建国家威权的同时，也必须为文明的延续而挣扎。
2、在列强的夹缝中再生
西方入侵也给予中国再次焕发文明生机的机运。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败，即成为中国复兴的起点。近代百年中国屡经战乱、革命与外来入侵而不沦亡，依旧得益于固有的文明力量与体现这一文明力量的大国人口。中国的再造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进行，与中国历史周期性的脉动相一致。近代百年中国崛起汇聚成清晰的朝野两条轴线，民间力量始终是中国复兴的核心。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数亿民众自强不息的历史。中央集权的衰落与政治分裂再次释放了民间力量，中国的活力突破古老的力量定势，以新的方式重新聚集。中国以自己的方式重演历史：在国家与文明的涅磐中消化外来打击。
西欧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并获得先制优势并不能给予它持久的领先。当西欧把围绕技术与市场的竞争强加给世界的其余地区之后，它的末日就来临了。西欧兴衰源于同样的权力分立与内部竞争。西欧勃兴是在对外血腥殖民征服中完成的，也是在内部争夺中以几乎自我毁灭的方式打造的。政治分裂曾使西欧列强免于东方帝国世纪之久的停滞与衰落，得以在竞争与征战中脱颖而出，也使它们不能逃脱自我毁灭的内溃。西欧将世界纳入统一市场，凭借技术优势迫使其余地区臣服，但西欧始终不能确立稳定的世界秩序，或提供持久的和平。残酷的兵争与权力争夺将西欧推向全球主宰地位，也将西方引入毁灭的歧途。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西欧内战，它毁灭了西欧列强的霸权根基。
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生存与毁灭的残酷洗礼，国家秩序的崩溃与再造更像是一场殊死的文明焦土抵抗，历次内战与革命,西方持续几个世纪的冲击，从未毁灭中国的文明传统。新中国在西方内战的废墟上崛起，中国革命缔造了有效的中央威权，培育了旺盛的民族斗志与共同意志。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大国的崛起，它是文明力量的回归。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重建国家意志。举国一致的中央集权与西方武力抗衡，中央集权的严整和高效显示生命。新中国游刃于美苏两级之间，通过在陆海两线变换敌友确保国家生存与安全。苏联解体使中国在欧亚大陆上解除了迫在眉睫的战略危机，赢得了30年黄金般的和平发展机会。

中国和平成长

后冷战20年，中国在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和平崛起。中国摆脱了历史上强权崛起依赖军事暴力打破既定秩序的滥觞，也没有重演欧美列强崛起引发的殖民战争。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平奠定了大国的根基，以共享财富的双赢避免了与列强的对抗与冲突，以渐进式的改良重塑了国际体系。世界权力重心由欧美向东方转移的背后，是财富与经济力量在东西方之间和平易手。
和平崛起同时是文明观念的凯旋。和平崛起的中国彻底恢复了固有文明的活力，打造了迥异于欧美的经济政治模式。中国崛起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明确的战略体系，摸着石头过河的背后，是文明力量的导引和支撑。和平崛起是经济成就，也是文明价值和国家体制的成功，它结束了西方200年的强权统治，也摆脱了近两个世纪文明战败的困境，实现了自身文明的重生。
1.        美国衰落——海上遏制的崩溃
二战后美国依托西太平洋岛弧，构筑了围堵中国的岛屿封锁链。这一战略封锁线在后冷战时代再度收紧。中国对美忍辱负重，换取了20年和平发展的时光。仅仅通过确保经济发展，中国即改变了东半球的权力平衡。中国经济累积的能量持续转变为政治与战略优势，逐步分解了美区域同盟体系，削弱了美对华地缘政治优势。过去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向西太平洋集结，不能维持东亚分裂，仍被中国积聚的力量所压倒。岛链束缚伴随着美国遏制政策的崩溃消弭于无形。美国和平演变瓦解了苏联，但单极体系也在中国和平崛起中瓦解了。由单极体系向中美均势过渡基本完成，台湾脱离美国的战略体系与日本回归亚洲是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标志。
继续驻军东亚掩盖了美国的衰落。东亚与美国的历史纽带已告终结，开始了新的内部重建。新中国诞生以来围绕台海的较量结束，两岸和解扭转了华夏民族近代以来在海洋方向的被动与劣势。日韩与东盟诸国的成长，更多的从亚洲大陆获取力量，中日间的罅隙已被更广泛的融合所取代。中国崛起兵不血刃，即隐然突破西太平洋岛屿封锁，控制东亚滨海战略通道。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秩序崩溃之后，稳定的地区秩序开始重新萌生。力量转移的潜流温水煮蛙般地侵蚀了美国的力量根基。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后冷战时代大国较量避开了军事争夺，具备了更多的和平性质，力量转换一直在背景中悄然进行。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变动，是力量转换的结果，而不是力量转换的开始。
美国东亚海权与东亚同盟体系的动摇，是单极霸权在全球广泛衰落的缩影，也这一衰落的结果。美国在欧亚大陆上广泛的力量均势主宰地位正在消失，在西欧与中东经历同样的和平溃败。美国中东政策陷入空转。不能完成伊拉克重建，不能抑制伊朗影响力增强，或阻止土耳其向地区大国回归。在欧洲，欧盟与北约双重东扩陷入停滞，颜色革命逆转。顺应客观变动中的力量对比，寻找有效的战略调整，构成美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单极体系在全球广泛陷入困境，美国霸权被力量消长的激流所围堵，[3]将削弱美国固守东亚海权的决心，也使这一固守丧失任何战略效应。自甲午战败以来，中国海上进取的战略通道再度开启。
2．摆脱海权滥觞——中国崛起独辟蹊径
美国海上力量式微解除了中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对国家安全构成芒刺在背的威胁。美国是最后的西方强权，也是最后的海权国家，美国衰落彻底结束了500年来西方凭借海军主宰世界历史、为患大洋的时代。始自西欧列强借工业革命与海洋力量向外扩张的时代结束了。这是历史性的时刻，不但中国海上进取的门户洞开，中国传统的国家战略也开始复活。拥有海陆双重潜力的中央大国，处于力量核心的自然位置，陆海两线俱蓄锐待发。中国海权与陆上战略考量同时浮现，两难选择出现了。拥有一支战略陆军传统上是中央王国生存的命脉，力量向大洋过度伸展将牵制这一传统国策。
历史传统与地缘特征决定了中国不是纯粹的海权国家，不能重蹈欧美列强挟海权崛起的滥觞。中国处于亚洲陆海力量中心的交錯地带，海陆双重权力构造决定了中国的战略关注是多元的。近代以来中国海洋天堑被突破，被欧美海权过度挤压，战略关注被迫转向海上，偏重海权。中国或在陆海两线艰难平衡，捉襟现肘，或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弥补力量不足，始终是应对生存危机的权宜之计。战后60年，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美国海上力量隐然或公然成为中国的战略对手。苏联瓦解加剧了这一进程。当国家生存与安全不再是目标，应对生存危机的权宜策略的局限性即逐渐显现。深陷海上冲突必然丧失超然的战略独立性，弱化中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地位，并最终陷入在陆海两线力量同时稀释的困境。
近代以来欧美列强挟海权勃兴源于其地缘特征，只可视为历史的异端而不是常态。500年前西欧列强孤悬于欧亚大陆一隅，传统的陆上贸易线被阻绝，被迫行险侥幸，从外洋拓展贸易，最终开拓了世界历史的海权时代，促使那些强盛一时的东方大国在随后的世纪里纷纷衰落。美国偏安美洲，三面环海，周边均是弱邻，缺乏陆上地缘天敌，以海权立国乃是自然逻辑。欧美列强的兴衰均系于海上力量的强弱，经济因素是背后关键而隐秘的力量，海权的得失意味着商业主宰地位的兴废，即保有或丧失支撑强权的财富基础。中国依托核均势下全球一体化时代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而崛起[4]，超越了自工业时代以来海权论的经典范式，不必视海洋为崛起亮相的舞台。
维持有限海权与和平崛起的战略克制相一致。中国处于西太平洋岛链半封闭的环抱之中，通往大洋的通道被遮断。这种地缘构造却可能成为中国的潜在福祉。在核均势时代，倾国之力培育出有效的军事力量，更多的是备而不用，且对经济体系构成沉重的压力。30年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促成单极体系转型的力量根基不在于此。依托辽阔腹地的本土优势与远程投射军力的进展，确保控制滨海地带的黄金水域，与潜在敌国在海上分庭抗礼，同时建设西部战略通道，摆脱对海上生命线的过度依赖，缓解与美霸权对撞，避免成为列强围剿的中心，继续休养生息，是更为可取的策略。受经济衰落所迫，美全球海权捉襟现肘，行将没落。不必与一个孱弱的美国争一日之短长，在维持海上贸易线畅通的前提之下，可回避与美伤筋动骨的战略对决。
多元海上力量的存在与美国霸权结构的脆弱是牵制美国海上优势，稳定我海上生命线的因素之一。以有限不对称的海上力量确保摧毁对手海上生命线，实现威慑平衡，可确保贸易线虚悬而不危及海外经济安全。冷战后20年美国势力全盛，尚不存以武力阻断我经济成长，切断我海上生命线的企图，今日之势，美国已无能为力。美国整体衰落将继续削弱其海上力量并牵动其战略意志，迟缓的决策过程与脆弱的权力架构使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动摇或拖累其战略决断。台湾与日本融入大陆的前景加剧了美西太海权崩溃的可能。中国经济力量将缓慢地孵出自己的军事根基，海上力量的自然成长，将逐步冲销美国的海上优势。为短视目标滥用新进获得的力量，将重蹈美国过度倚重武力而衰败的覆辙。
抗击单极体系的国策已完成历史使命，中国崛起进入文明竞争阶段。近代以来西力东渐，强敌竞相深入，中国陆海两线战略要地丧失殆尽。过去80年，中国力挫强敌，夺回了战略主导地位。中国以持久战摧毁了日本帝国，在冷战中与美国携手拖垮了苏联，在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崛起中挫败了美国单极体系。中国具备了与列强和平竞争的战略自主。20年中美对峙走来，中国模式形成彻底摆脱了文明战败的困境，恢复了固有文明的尊严。可继续在经济自强之下厚蓄国力，冲击美元垄断，建立自主经济空间，将能量集中在文明模式的争夺上。国际体系中迄今500年的大国兴衰，是西方内部的权力交替，中国崛起将开辟东西方文明和平竞争的时代，经济较量与人心争夺压倒权力竞争成为大国争夺的核心。
3．中美和解——中国大战略回归
现存国际秩序日趋具有双重构造的特征，单极优势已成历史。这种双重构造不仅表现在中美双元权力成为国际体系的轴心，也表现在战略力量与经济力量的脱节。以中美为核心形成独特的全球均势，是介乎冷战与和平共存的中间地带。美国拥有军事优势，中国分据财富与经济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被核均势的存在所冲销，而中国崛起的经济力量因边际效应与背靠多极化的战略背景而放大。经过后冷战初期的极度扩张，美国转入衰落，丧失对华既有优势，而中国渐进的和平崛起迫使美国霸权重新自我定位并适应多极世界的历史进程，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中国手中。多极化继续侵蚀美国的权力根基，而美国保持霸权鼎盛时期的倾向，对外战略滞后，无视权力格局巨变的背景[5]，也将继续加强这一衰落趋势。
战略能力衰败使美国不再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取代它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家意志。后冷战初期美国持续的军事威胁没有阻挡中国崛起，美军盘踞东亚近海也没有干扰中国的和平战略。中国没有陷入与美军备竞赛，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即足以抵消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中国已拥有足够的武力确保和平崛起，可促使美国霸权在长期演进中丧失力量，不必急于驱迫一个被疏远和孤立的美国。东亚20年处于安定状态，中国赢得了20年整体和平，中国经济成长依托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种有限的可控发展依然可以继续。追求绝对海上优势将加剧西太平洋微妙而多变的政治纠结，而保留东亚既有格局，——日韩至少形式上作为美盟国存在，可以继续维持东亚稳定，缓解周边疑虑。死守冷战思维，固守岛屿防线，以军事遏制中国崛起的美国霸权胶柱鼓瑟、缘木求鱼，可置之度外。
核均势下和平崛起的中国同时具备新兴大国与保守大国的特征，这种双重特征需要更为灵活权宜的策略与之相适应。与美国一样，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具备大国的经济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将在多极世界中逐渐受困，将中国崛起视作对单极体系的战略抗衡与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未来可能具备的力量的趋势同时出现了。20年反击美国的政治遏制与军事打压，确保经济顺利成长的阶段已结束。在财富与经济能量持续累积并转化为政治与战略力量之时，中国外交的重心转向确保日益增强的经济、军事力量不会触发军备竞赛与联合遏制力量的出现。在此一时期，必须克制追求过度的政治与军事目标，以免陷入既得霸权的打压与更广泛力量的夹缝中。中美继续合作避免这一两难困境。
中美外交折冲必须融入更广泛的欧亚大陆均势的战略考量。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中国崛起注定了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更为艰难。美国崛起于世界地缘政治的不毛之地，周边皆是弱邻，可以有效地避开欧洲列强的狙击，摆脱周边的困扰，而中国雄踞于亚洲心脏地带，始终是一个陆海双元国家，周边大国云集，由于历史积怨与根深蒂固的领土纠纷，中国崛起充满难于预知的战略风险。被迫在陆海两线艰难平衡，在多条战线面对数目不定的潜在对手，这种战略处境在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全球体系以来即开始形成。战略分裂与面对多重隐忧将继续构成中国复兴的战略背景，在任一战略方向陷入过度纠缠都将是灾难性的，谨慎节制地使用力量，保持战略上的均衡、集中与超然绝对必须。陷入海洋方向与美国的缠斗，则欧亚大陆的均势将逐渐动摇。
一个羸弱的美国成为国际体系的隐忧。中国在冷战的夹缝中成长起来，在两极格局下具备了左右逢源的态势，苏联的突然解体，使中国直接裸露在美国霸权的锋芒之下。美国霸权提早崩溃，也将使中国重演此一困境，被迫以未充之国力应对可能的全球混乱。遭受金融危机与反恐战争的双重打击，美国霸权运作已陷入险境。历史上大国衰退，不会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6]美国乌合为国，两百多年来始终在扩张中寻求稳定，如同历史上那些速生速长的帝国，美国缺乏千年浮沉锻造的凝聚力，一旦攻守易势，即难免重蹈昔日苏联崩溃的覆辙。美国全球驻军渐成被动的根源，沦落为战略人质。在外被单极观念所误导，成为区域冲突的根源和焦点，在内成为朝野虚幻的全球大国意识的俘虏。
单极体系衰亡，大国联手抗美的局面已发生变化。以更为灵活超然的地位，游刃于列强之间，在陆海两线均形成良性竞争的大国协作，是更为可取的立场。战略主动权在我，可收放自如，适应变动的权力现实，与衰落的美国协作，稳定遍及全球的商业利益，享受喘息建立战略根基。在大国对峙的力量格局中，中美对抗提供渔利的机会。倾国力争夺海上通道，将陷入与美国的狭路冲突。而转锋西进，出空虚之地，入无人之境，可打开新的战略呼吸通道。西进与海权复兴同时展开，可获取多重战略利益：拖住美东亚驻军，防止其过早收缩；减弱对海上贸易线的依赖，使列强不存迫我就范的企图；稳定政治上脆弱的西部地区，消除潜在隐患；重新释放欧亚大陆内部的贸易活力，获取战略资源；弥补地缘缺陷，避免陆海两线腹背受敌。
欧亚大陆是中国的文明根基，回归欧亚大陆将给予中国文明再生的活力。中国30年经济跃进依赖欧美市场，内需启动与战略回归将缔造独立的经济空间。500年前西欧列强开拓了海上贸易线，海洋通道与工业革命共同缔造了西方数百年的强盛。30年中国制造蓄积了能量，中央大市场启动，与遍及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新兴经济体与能源地带融合，形成由中国贸易和投资驱动的全球经济大潮，输出资本与高端制造，获取海外资源，中国将重构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产业体系。过去几百年世界变化的源头在欧美，中国只是被动的适应。近代以来第一次，中国成为历史巨变的源泉。在大唐王朝衰落千年之后，倾国西进，如同昔日西欧列强开拓海洋获取勃兴的契机，中国将在新的欧亚世纪中居于核心地位。

结语：华夏文明重光

以欧美为轴心的西方文明存在根深蒂固的先天不足。西方文明以权力分裂为特征，充满活力但缺乏稳定性，不能避免政治分立与民族国家冲突。罗马帝国的西方在统一和强盛之后，就万劫不复，永远在历史的烟尘中消失了。罗马之后，政治分裂是西方历史的主轴。华夏文明是悠久历史与完整文明意识的直接产物，几乎是一个与世长存的文明体，它持续数千年始终作为一种整体性历史力量在半个世界中居于领袖地位。华夏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实现再生，并在数度消化外来冲击中走向成熟（两百年西方入侵是最近一次）。如果文明的延续是人类所能向往的最高价值，那么华夏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过去500年东西方权力几度消长，东西方文明相伴盛衰起伏。200年来西方经济、技术与武力主宰了全球，但欧美列强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性力量，不能免于政治分裂与冲突。借助工业革命与开拓海洋贸易通道，西欧建立起联合霸权，这一联合霸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化为乌有；美国在西欧列强的废墟上继起，为西欧文明的展开与再生提供了地理空间，但它更像是西欧文明的回光返照。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惨烈的冷战拖垮了苏联，达到了权力的巅峰，20年垄断世界权力无所作为。美国延续并受制于西欧文明固有的散漫与分裂，被内部的制衡所限定。两代西方强权无所作为于世，坐待权力易手，不能避免衰败的命数。
华夏文明蕴含的道德力量在历史的演进中一再显现。在西方强行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之后，像历史上一再重演的那样，中国最终消化了外来入侵者。历史上佛教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的输入，均不能在中国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西方文明的注入，为中国带来了技术力量和人本主义，华夏文明更具自然征服力量也更具人文情怀，但它依然不能动摇中国的文明根基。历200年冲击与渗透，西方制度与价值在中国始终不能生根。中国复出，经济崛起背后是中国价值的回归。华夷秩序几十个世纪中在半个世界维持了稳定与和平，而两百年欧美霸权政治分裂，相互敌视且争斗不休，留下了民族国家林立冲突的世界。这个真空将由华夏文明来补足。[7]人类只在一种整体性力量的引导下，才能得到和平与稳定的生存。

参考文献：
[1] 杰弗里•帕克. 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 解放军出版社1992（25）.
[2] 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第1章).
[3] 环球时报. 美国一味恐吓亚太对手将使其陷入帝国陷阱. 环球时报，2010-7-23（8）.
[4] 赵葆珉. 经济力量的凯旋.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3）：85-89.
[5] 理查德•哈斯. 无极时代. 美国《外交》双月刊, 2008(5/6).
[6] 尼尔•佛格森. 李光耀断言美仍是亚太龙头老大. 参考消息，2010-5-21（3）.
[7] 马丁雅克. 中国崛起是否将克隆西方？. 参考消息，2009-7-2(16).

[作者简介]：赵葆珉，英语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博士，国防经济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