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美媒关注中国军人撰文反思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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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4 11:20: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董磊
核心提示：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3日发表题为《困扰中国海军的幽灵：中日海战》的文章称，今年，正当西方战略家穷尽笔墨回顾100年前那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大战时，中国的军事思想家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周年。120年前，日本的一系列闪电战事震惊了世界——中日战争不仅让摇摇欲坠的清朝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更具体的结果是：日本海军把中国当时初生未久的北洋舰队的荣耀击沉到了黄海海底。
文章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半岛，期间有两场大海战：第一场是在鸭绿江口，第二场是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为了纪念这次海战，威海刚刚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这场战争随着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而结束，但这是欧洲列强所不能容忍的，它们进行了集体干预，即所谓 “三国干涉还辽”。东京不得不作出让步，前提是中国认可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并支付巨额白银赔款，出让长江通航权，以及向日本商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文章介绍了一些在2014年发布的针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军事著作。
文章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例如非常有名气的“鹰派”将军罗援教授就在2014年9月发行的《军事文摘》中日甲午战争特刊上撰文。然而，作者更多关注的是2014年中期出现在更权威的《中国军事科学》上的几篇文章。这些重要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应属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将军的文章。该文并不侧重于分析日本的侵略意图，虽然何雷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偶然的”，但其文章没有将战争严格地归咎于政治因素，不过他同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并指出这场战争体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他非常鄙夷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理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呼吁军官们“不当和平兵”，这颇有点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实利主义的调侃。为了进一步激发现在的官兵，他写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彻底军事失败源于未全身心地投入战前准备，也是因为强调积极作战战术、占据主动优势的军事理论的缺失。
文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何将军文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中国“重陆轻海”的历史错误。他引用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资金的典故，抨击清政权完全没有任何领导海军的经验。鉴于中国目前的军事领导层被普遍批评过于偏重陆军，特别是在最高级别，何将军的这个观点颇有意味。何将军还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陆海军完全没有配合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败仗。谈到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文章指出，中国当时失去了朝鲜、台湾和广袤的海洋版图，从而“大大压缩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同时也阻止了近代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何将军说，中国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能允许“海上霸权”（这显然是指美国）阻断中华民族走向“深蓝大洋”的历史进程。一位陆军将领发表上述关于建设海上力量紧迫性的观点，这展示出中国目前对海军建设的广泛共识。
同一期《中国军事科学》的另外两篇论文则是由海军高级军官撰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海军中将蒋伟烈的文章呼应了何将军文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对海权的忽视。另外，蒋伟烈中将还发出感慨，称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明显缺乏海洋意识。他的文章借用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军事指挥结构脱节的事例，很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即中国海上执法力量虽然在2013年3月得到整合，但中国海上力量的统一指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总体来说，蒋中将与何将军一样，都在批评中日战争期间清军力量的“被动部署”。文章的最后，他呼吁“积极长远的力量运用规划”。提到中国周边的众多海上纠纷，他呼吁北京“定期进行军事力量的展示，发展军事威慑力量，逐步巩固（中国）在这些海上争议地区的优势”。
另一篇回顾历史的文章是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海军大校杨晓丹撰写的。与其他两篇文章对晚清在军事变革和海军现代化努力方面的无情鞭挞不同，杨大校详细介绍了1866年于福州建立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海军学院的早期活动。他指出，中国当时新生的现代海军在向国外派遣年轻军官方面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系统，也有相对雄心勃勃的培训计划，特别是侧重于 “远航训练”。对于备受指责的海军改革者李鸿章，作者有一段微妙的结论：“虽然李鸿章非常重视建立北洋舰队，但没有对作战训练给予足够重视……”在1894至1895年的对日终极测试中，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彻底处于劣势，可谓是“又慢又旧又有限”。杨大校认为，甲午战争对目前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教训是，要提高海军演习的实战性，要多轮换人员，而最重要的则是建设一流的海军教育和培训体系。
文章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在中日战争120周年之际撰写这些文章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有点放心，因为考虑到北京和东京之间近期的龃龉，这些文章在语气上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也非反日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相当专业和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中国一贯以来对日本海上军事实力的羡慕之情。然而，这一系列文章也显露出中国军方显而易见的对日敌视态度。任何体育教练都知道，一支遭受羞辱的队伍，一支坚持不懈地研究自己过去失误、寻求用各种资源来强化自己的队伍，一支渴望得到尊重、专注力惊人的“哀兵”队伍，显然更倾向于“先发制人”。这些中国军事文章的另一个解释是，解放军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而这倒是应当引起国际安全领域的决策者对于亚太局势的担忧。（编译/杨雪蕾）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4/1204/586668.shtml2014-12-04 11:20: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董磊
核心提示：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3日发表题为《困扰中国海军的幽灵：中日海战》的文章称，今年，正当西方战略家穷尽笔墨回顾100年前那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大战时，中国的军事思想家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周年。120年前，日本的一系列闪电战事震惊了世界——中日战争不仅让摇摇欲坠的清朝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更具体的结果是：日本海军把中国当时初生未久的北洋舰队的荣耀击沉到了黄海海底。
文章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半岛，期间有两场大海战：第一场是在鸭绿江口，第二场是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为了纪念这次海战，威海刚刚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这场战争随着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而结束，但这是欧洲列强所不能容忍的，它们进行了集体干预，即所谓 “三国干涉还辽”。东京不得不作出让步，前提是中国认可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并支付巨额白银赔款，出让长江通航权，以及向日本商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文章介绍了一些在2014年发布的针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军事著作。
文章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例如非常有名气的“鹰派”将军罗援教授就在2014年9月发行的《军事文摘》中日甲午战争特刊上撰文。然而，作者更多关注的是2014年中期出现在更权威的《中国军事科学》上的几篇文章。这些重要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应属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将军的文章。该文并不侧重于分析日本的侵略意图，虽然何雷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偶然的”，但其文章没有将战争严格地归咎于政治因素，不过他同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并指出这场战争体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他非常鄙夷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理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呼吁军官们“不当和平兵”，这颇有点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实利主义的调侃。为了进一步激发现在的官兵，他写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彻底军事失败源于未全身心地投入战前准备，也是因为强调积极作战战术、占据主动优势的军事理论的缺失。
文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何将军文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中国“重陆轻海”的历史错误。他引用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资金的典故，抨击清政权完全没有任何领导海军的经验。鉴于中国目前的军事领导层被普遍批评过于偏重陆军，特别是在最高级别，何将军的这个观点颇有意味。何将军还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陆海军完全没有配合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败仗。谈到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文章指出，中国当时失去了朝鲜、台湾和广袤的海洋版图，从而“大大压缩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同时也阻止了近代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何将军说，中国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能允许“海上霸权”（这显然是指美国）阻断中华民族走向“深蓝大洋”的历史进程。一位陆军将领发表上述关于建设海上力量紧迫性的观点，这展示出中国目前对海军建设的广泛共识。
同一期《中国军事科学》的另外两篇论文则是由海军高级军官撰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海军中将蒋伟烈的文章呼应了何将军文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对海权的忽视。另外，蒋伟烈中将还发出感慨，称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明显缺乏海洋意识。他的文章借用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军事指挥结构脱节的事例，很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即中国海上执法力量虽然在2013年3月得到整合，但中国海上力量的统一指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总体来说，蒋中将与何将军一样，都在批评中日战争期间清军力量的“被动部署”。文章的最后，他呼吁“积极长远的力量运用规划”。提到中国周边的众多海上纠纷，他呼吁北京“定期进行军事力量的展示，发展军事威慑力量，逐步巩固（中国）在这些海上争议地区的优势”。
另一篇回顾历史的文章是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海军大校杨晓丹撰写的。与其他两篇文章对晚清在军事变革和海军现代化努力方面的无情鞭挞不同，杨大校详细介绍了1866年于福州建立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海军学院的早期活动。他指出，中国当时新生的现代海军在向国外派遣年轻军官方面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系统，也有相对雄心勃勃的培训计划，特别是侧重于 “远航训练”。对于备受指责的海军改革者李鸿章，作者有一段微妙的结论：“虽然李鸿章非常重视建立北洋舰队，但没有对作战训练给予足够重视……”在1894至1895年的对日终极测试中，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彻底处于劣势，可谓是“又慢又旧又有限”。杨大校认为，甲午战争对目前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教训是，要提高海军演习的实战性，要多轮换人员，而最重要的则是建设一流的海军教育和培训体系。
文章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在中日战争120周年之际撰写这些文章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有点放心，因为考虑到北京和东京之间近期的龃龉，这些文章在语气上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也非反日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相当专业和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中国一贯以来对日本海上军事实力的羡慕之情。然而，这一系列文章也显露出中国军方显而易见的对日敌视态度。任何体育教练都知道，一支遭受羞辱的队伍，一支坚持不懈地研究自己过去失误、寻求用各种资源来强化自己的队伍，一支渴望得到尊重、专注力惊人的“哀兵”队伍，显然更倾向于“先发制人”。这些中国军事文章的另一个解释是，解放军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而这倒是应当引起国际安全领域的决策者对于亚太局势的担忧。（编译/杨雪蕾）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4/1204/586668.shtml
核心提示：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3日发表题为《困扰中国海军的幽灵：中日海战》的文章称，今年，正当西方战略家穷尽笔墨回顾100年前那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大战时，中国的军事思想家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周年。120年前，日本的一系列闪电战事震惊了世界——中日战争不仅让摇摇欲坠的清朝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更具体的结果是：日本海军把中国当时初生未久的北洋舰队的荣耀击沉到了黄海海底。
文章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半岛，期间有两场大海战：第一场是在鸭绿江口，第二场是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为了纪念这次海战，威海刚刚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这场战争随着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而结束，但这是欧洲列强所不能容忍的，它们进行了集体干预，即所谓 “三国干涉还辽”。东京不得不作出让步，前提是中国认可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并支付巨额白银赔款，出让长江通航权，以及向日本商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文章介绍了一些在2014年发布的针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军事著作。
文章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例如非常有名气的“鹰派”将军罗援教授就在2014年9月发行的《军事文摘》中日甲午战争特刊上撰文。然而，作者更多关注的是2014年中期出现在更权威的《中国军事科学》上的几篇文章。这些重要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应属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将军的文章。该文并不侧重于分析日本的侵略意图，虽然何雷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偶然的”，但其文章没有将战争严格地归咎于政治因素，不过他同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并指出这场战争体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他非常鄙夷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理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呼吁军官们“不当和平兵”，这颇有点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实利主义的调侃。为了进一步激发现在的官兵，他写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彻底军事失败源于未全身心地投入战前准备，也是因为强调积极作战战术、占据主动优势的军事理论的缺失。
文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何将军文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中国“重陆轻海”的历史错误。他引用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资金的典故，抨击清政权完全没有任何领导海军的经验。鉴于中国目前的军事领导层被普遍批评过于偏重陆军，特别是在最高级别，何将军的这个观点颇有意味。何将军还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陆海军完全没有配合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败仗。谈到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文章指出，中国当时失去了朝鲜、台湾和广袤的海洋版图，从而“大大压缩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同时也阻止了近代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何将军说，中国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能允许“海上霸权”（这显然是指美国）阻断中华民族走向“深蓝大洋”的历史进程。一位陆军将领发表上述关于建设海上力量紧迫性的观点，这展示出中国目前对海军建设的广泛共识。
同一期《中国军事科学》的另外两篇论文则是由海军高级军官撰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海军中将蒋伟烈的文章呼应了何将军文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对海权的忽视。另外，蒋伟烈中将还发出感慨，称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明显缺乏海洋意识。他的文章借用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军事指挥结构脱节的事例，很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即中国海上执法力量虽然在2013年3月得到整合，但中国海上力量的统一指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总体来说，蒋中将与何将军一样，都在批评中日战争期间清军力量的“被动部署”。文章的最后，他呼吁“积极长远的力量运用规划”。提到中国周边的众多海上纠纷，他呼吁北京“定期进行军事力量的展示，发展军事威慑力量，逐步巩固（中国）在这些海上争议地区的优势”。
另一篇回顾历史的文章是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海军大校杨晓丹撰写的。与其他两篇文章对晚清在军事变革和海军现代化努力方面的无情鞭挞不同，杨大校详细介绍了1866年于福州建立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海军学院的早期活动。他指出，中国当时新生的现代海军在向国外派遣年轻军官方面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系统，也有相对雄心勃勃的培训计划，特别是侧重于 “远航训练”。对于备受指责的海军改革者李鸿章，作者有一段微妙的结论：“虽然李鸿章非常重视建立北洋舰队，但没有对作战训练给予足够重视……”在1894至1895年的对日终极测试中，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彻底处于劣势，可谓是“又慢又旧又有限”。杨大校认为，甲午战争对目前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教训是，要提高海军演习的实战性，要多轮换人员，而最重要的则是建设一流的海军教育和培训体系。
文章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在中日战争120周年之际撰写这些文章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有点放心，因为考虑到北京和东京之间近期的龃龉，这些文章在语气上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也非反日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相当专业和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中国一贯以来对日本海上军事实力的羡慕之情。然而，这一系列文章也显露出中国军方显而易见的对日敌视态度。任何体育教练都知道，一支遭受羞辱的队伍，一支坚持不懈地研究自己过去失误、寻求用各种资源来强化自己的队伍，一支渴望得到尊重、专注力惊人的“哀兵”队伍，显然更倾向于“先发制人”。这些中国军事文章的另一个解释是，解放军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而这倒是应当引起国际安全领域的决策者对于亚太局势的担忧。（编译/杨雪蕾）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4/1204/586668.shtml2014-12-04 11:20: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责任编辑：董磊
核心提示：在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
参考消息网12月4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3日发表题为《困扰中国海军的幽灵：中日海战》的文章称，今年，正当西方战略家穷尽笔墨回顾100年前那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大战时，中国的军事思想家们关注的却是另一个周年。120年前，日本的一系列闪电战事震惊了世界——中日战争不仅让摇摇欲坠的清朝进入了灭亡的倒计时，更具体的结果是：日本海军把中国当时初生未久的北洋舰队的荣耀击沉到了黄海海底。
文章说，这场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朝鲜半岛，期间有两场大海战：第一场是在鸭绿江口，第二场是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为了纪念这次海战，威海刚刚建设了一座博物馆）。这场战争随着日本占领辽东半岛而结束，但这是欧洲列强所不能容忍的，它们进行了集体干预，即所谓 “三国干涉还辽”。东京不得不作出让步，前提是中国认可朝鲜独立，割让台湾，并支付巨额白银赔款，出让长江通航权，以及向日本商人开放更多通商口岸。
文章介绍了一些在2014年发布的针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中国军事著作。
文章说，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对战争的反思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军事和准军事出版物上，例如非常有名气的“鹰派”将军罗援教授就在2014年9月发行的《军事文摘》中日甲午战争特刊上撰文。然而，作者更多关注的是2014年中期出现在更权威的《中国军事科学》上的几篇文章。这些重要文章中最有分量的应属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将军的文章。该文并不侧重于分析日本的侵略意图，虽然何雷认为这场战争“不是偶然的”，但其文章没有将战争严格地归咎于政治因素，不过他同时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并指出这场战争体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衰落。他非常鄙夷地批评了当时盛行的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理念：“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他呼吁军官们“不当和平兵”，这颇有点对当代中国社会和实利主义的调侃。为了进一步激发现在的官兵，他写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彻底军事失败源于未全身心地投入战前准备，也是因为强调积极作战战术、占据主动优势的军事理论的缺失。
文章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何将军文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关于中国“重陆轻海”的历史错误。他引用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资金的典故，抨击清政权完全没有任何领导海军的经验。鉴于中国目前的军事领导层被普遍批评过于偏重陆军，特别是在最高级别，何将军的这个观点颇有意味。何将军还指出了当时中国的陆海军完全没有配合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败仗。谈到1894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文章指出，中国当时失去了朝鲜、台湾和广袤的海洋版图，从而“大大压缩了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同时也阻止了近代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何将军说，中国必须牢记这一点，不能允许“海上霸权”（这显然是指美国）阻断中华民族走向“深蓝大洋”的历史进程。一位陆军将领发表上述关于建设海上力量紧迫性的观点，这展示出中国目前对海军建设的广泛共识。
同一期《中国军事科学》的另外两篇论文则是由海军高级军官撰写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海军中将蒋伟烈的文章呼应了何将军文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对海权的忽视。另外，蒋伟烈中将还发出感慨，称目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明显缺乏海洋意识。他的文章借用了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军事指挥结构脱节的事例，很有新意地提出了一个意见，即中国海上执法力量虽然在2013年3月得到整合，但中国海上力量的统一指挥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总体来说，蒋中将与何将军一样，都在批评中日战争期间清军力量的“被动部署”。文章的最后，他呼吁“积极长远的力量运用规划”。提到中国周边的众多海上纠纷，他呼吁北京“定期进行军事力量的展示，发展军事威慑力量，逐步巩固（中国）在这些海上争议地区的优势”。
另一篇回顾历史的文章是由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副所长、海军大校杨晓丹撰写的。与其他两篇文章对晚清在军事变革和海军现代化努力方面的无情鞭挞不同，杨大校详细介绍了1866年于福州建立的中国第一所现代海军学院的早期活动。他指出，中国当时新生的现代海军在向国外派遣年轻军官方面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系统，也有相对雄心勃勃的培训计划，特别是侧重于 “远航训练”。对于备受指责的海军改革者李鸿章，作者有一段微妙的结论：“虽然李鸿章非常重视建立北洋舰队，但没有对作战训练给予足够重视……”在1894至1895年的对日终极测试中，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彻底处于劣势，可谓是“又慢又旧又有限”。杨大校认为，甲午战争对目前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教训是，要提高海军演习的实战性，要多轮换人员，而最重要的则是建设一流的海军教育和培训体系。
文章称，中国军队高级将领在中日战争120周年之际撰写这些文章并不令人惊讶。我们甚至可以有点放心，因为考虑到北京和东京之间近期的龃龉，这些文章在语气上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也非反日情绪的简单宣泄，而是相当专业和客观的，甚至可以说还有一丝中国一贯以来对日本海上军事实力的羡慕之情。然而，这一系列文章也显露出中国军方显而易见的对日敌视态度。任何体育教练都知道，一支遭受羞辱的队伍，一支坚持不懈地研究自己过去失误、寻求用各种资源来强化自己的队伍，一支渴望得到尊重、专注力惊人的“哀兵”队伍，显然更倾向于“先发制人”。这些中国军事文章的另一个解释是，解放军现在已经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而这倒是应当引起国际安全领域的决策者对于亚太局势的担忧。（编译/杨雪蕾）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4/1204/5866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