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中的极端自由主义份子就象躲在美国裤裆里的病毒

民运份子就象躲在美国裤裆里的病毒
作者：数学

我们知道，右派们经常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时，就是反复地嗷嗷叫着说中国并没有实行彻底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及示威自由等等。

而我也承认，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相当的控制的，在这方面自由确实不如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多。那么，我国政府的这种控制是否正确呢？最近的非典的防治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在前几天宣布，所有进出台湾的人，一律要隔离两周，而所有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也需要隔离。

那么，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我认为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上的这样的措施，确实是为了台湾民众的安全着想。

那么，如果按照右派们的十分迷信的所谓天赋的，神圣的所谓人权来讲，台湾当局是不是在侵犯人权呢？问题就在于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侵犯的人权。比如说将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加以隔离，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拘禁，暂时地失去人身自由，而进入台湾的所有人都要隔离，效果上也等同于失去人身自由。但是为了社会的安全，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这样的做法是我所赞成的，支持的。

而现在来谈政治。按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系统，一个国家制度，一个政治制度，也无非就是一个由各个元素按照一定的信息交流和控制规则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和人体系统是可以类比的。

比如说病毒是什么东西呢？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病毒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由碱基对的排列的DNA构成的信息体，而且这种信息体处于不断地变异之中。而病毒侵入人体后，会对人体的生理结构造成破坏，甚至使人丧失生命。

那么，对于政治制度而言，也存在着对其有危害的“病毒”，即试图对此政治系统进行颠覆的信息或者思想。因此，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要建立起对各种病毒病菌的免疫机制，避免受到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是一个由暴力革命产生的政权。世界上有一些政权是属于暴力革命产生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国也是，当年的苏联也是，美国从某种程度上也是。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在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受不了了，因此起来革命，将原有的社会制度彻底砸碎，摧毁整个上层建筑加以重建。

我曾经说过，用人道主义批判暴力革命是百战百胜的。因为暴力革命就一定要杀人，而这杀人的准则，肯定不是按照旧制度旧法律的标准。如果按旧制度旧法律的标准，进行暴力革命的人民都是犯罪分子。而当然也没有办法按照新制度的准则，因为新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反革命右派诅咒革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哭哭啼啼地叫嚷着谁谁谁被杀了，什么地方流血了，等等。表现出一种对人命的“关爱”。但是，当反革命镇压革命的时候，杀人可是毫不手软的。

而在暴力革命基本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则新的系统需要逐渐的建立，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建立。在整个新系统的建立过程中，需要磨合，而磨合的过程中也充满着灾难和探索。这里面包括政治灾难。比如说，试问人类创造的什么交通工具没有产生过灾难？最早的汽车和飞机，就是最不安全的汽车和飞机。

比较法国，俄国，中国和美国，在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系统建立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不断产生政治灾难。法国是大量的人走向断头台，而美国则充满着大量的政治谋杀，历届总统，包括伟大的总统，都被谋杀。优秀的政治家也被谋杀。如果将所有新制度产生的政治灾难进行综合评估，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灾难实在是小的。

另一方面，任何暴力革命政权都必须镇压反革命，可以说，如果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完成得不好，反革命复辟就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决非空穴来风。毛泽东对于反革命复辟是相当警惕的，因此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其它的人往往掉以轻心。实际上，法国的革命最后遇到了波旁王朝复辟，而俄罗斯的革命产生的苏联，则在七十年之后复辟。因此复辟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对于暴力革命政权来讲，再怎么自由，也决不能对反革命自由。比如法国大革命，再怎么搞革命派内部的各种派别，也不能够让封建贵族形成合法的派别，不能够让封建贵族办上报纸大声诅咒革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革命尚未彻底完成，盘距在台湾的反革命匪帮正大量地杀害共产党员，甚至包括不是共产党员被诬陷为共产党员的无辜人民。而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地主资本家憎恨革命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决不能够让地主资本家办一份报纸来咒骂革命，大骂那些“穷棒子”将他们的土地夺走了，大谈他们的土地为什么是合法的，革命的剥夺为什么是不讲道德的。

因此，对革命政权来讲，反革命的言论当然属于对新系统具有破坏力的病毒，是需要坚决制止的，这就是革命专政。但是，革命政权又必须是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自由的，否则就不叫革命政权。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在这方面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反革命的敌人，是不能够给什么自由的，什么言论结社集会示威这样的事情一律都不能够给。但是人民是应当享有这种权利的，是有言论结社集会示威游行这样的权利。

因此，政治系统就必须进行识别，你是革命的敌人还是人民？如果是人民，那好，你享有自由，如果是反革命，对不起，你没有自由。因为，如果给反革命自由，则反革命就会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革命的复辟，而一复辟，革命人民就没有自由了，革命就会被迅速被丑化，革命领袖必然会被诬为杀人犯。

问题就在这里，反革命是会假装的，反革命会高唱革命，会假意拥护革命，会念念有词地反复大谈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会将其言论隐藏在非常革命的口号之中。但是识别是困难的。

问题在于，不识别又不行，而识别的过程中，会出现类似“非典疑似患者”的“疑似反革命”。那么，为巩固政权的需要，对疑似反革命的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剥夺。这就又成了反革命右派们攻击的一个所谓“侵犯人权”的证据。

毛泽东为什么要努力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就是为的给广大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民主。但是区分的技术，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正如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够肯定检测非典的好的疹断办法，否则的话何必有那么多的疑似？如果一个人得了脚癣，肯定用一个小时时间就检查出来，无可能疑似上一个星期的。

而我以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宣布阶级斗争消失，也就是宣布“反革命复辟危险不存在”。但这就给政权一个尴尬的境地。实际上，当年的苏联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尴尬，过早宣布阶级斗争结束，但是政权作为本能，又知道反革命的疫情根本就没有结束，帝国主义的颠覆根本就没有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的自由进行限制，又给反革命的舆论攻击以进一步的口实。反而是毛泽东的理论，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能够很好地使政权把握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充分民主和对反革命自由的镇压这两方面的程度。

打个比方，设想台湾当局在目前非典患者人数上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取消一切防疫措施，什么隔离都不搞了，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呢？我认为当然不是。

因此，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对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有很多。正如，一个人体当然要给自己的各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细胞以自由，但决不能给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以自由。但是对身体有利的某些大肠杆菌，也还是欢迎的。

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双方是反着的，一方的“好细胞”是另一方的“病毒”。而疫情的严重程度在时期上也是隔开的。对美国而言，“共产主义”就是病毒，当共产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美国要搞麦卡锡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思潮不成气候为止，即疫情消除为止。

而对中国而言，美国制度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是病毒，是反革命打着这样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复辟，反革命心目中的愿望根本不是和共产党合作，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政权，彻底否定中国的革命，加以丑化之后还要再加所谓的什么反思啊，什么最大灾难啊之类的评价。

因此，没有办法，当反革命的疫情没有结束的时候，当快速识别反革命的办法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对反革命言论及疑似言论进行限制，是必要的手段。因此，论坛上的版主们从事的也是保卫祖国的战斗。当然，我的一些贴子因为也是“疑似”而被删除，这我能够理解。

那么，到什么时候可以宣布反革命疫情结束，革命人民能够拥有更大的自由呢？当然是美国的哈叭狗们被消灭得差不多，甚至极不成气候的时候。但是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苏联居然过了七十年还是遭遇到反革命复辟，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实际上，反革命不管怎样丑化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制造的，而且是在二战的一片废墟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

因此，我以为，在中国反革命的疫情可能需要至少一百年的时间来消除，决不可麻痹大意。

最后，还是贴出中国两千年的人口变化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图给大家看。说明革命是值得的。民运份子就象躲在美国裤裆里的病毒
作者：数学

我们知道，右派们经常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时，就是反复地嗷嗷叫着说中国并没有实行彻底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及示威自由等等。

而我也承认，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是有相当的控制的，在这方面自由确实不如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多。那么，我国政府的这种控制是否正确呢？最近的非典的防治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知道，台湾当局在前几天宣布，所有进出台湾的人，一律要隔离两周，而所有的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也需要隔离。

那么，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我认为台湾当局在这件事情上的这样的措施，确实是为了台湾民众的安全着想。

那么，如果按照右派们的十分迷信的所谓天赋的，神圣的所谓人权来讲，台湾当局是不是在侵犯人权呢？问题就在于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侵犯的人权。比如说将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加以隔离，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拘禁，暂时地失去人身自由，而进入台湾的所有人都要隔离，效果上也等同于失去人身自由。但是为了社会的安全，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这样的做法是我所赞成的，支持的。

而现在来谈政治。按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系统，一个国家制度，一个政治制度，也无非就是一个由各个元素按照一定的信息交流和控制规则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和人体系统是可以类比的。

比如说病毒是什么东西呢？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病毒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由碱基对的排列的DNA构成的信息体，而且这种信息体处于不断地变异之中。而病毒侵入人体后，会对人体的生理结构造成破坏，甚至使人丧失生命。

那么，对于政治制度而言，也存在着对其有危害的“病毒”，即试图对此政治系统进行颠覆的信息或者思想。因此，任何一个政治系统要建立起对各种病毒病菌的免疫机制，避免受到侵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是一个由暴力革命产生的政权。世界上有一些政权是属于暴力革命产生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国也是，当年的苏联也是，美国从某种程度上也是。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呢？在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受不了了，因此起来革命，将原有的社会制度彻底砸碎，摧毁整个上层建筑加以重建。

我曾经说过，用人道主义批判暴力革命是百战百胜的。因为暴力革命就一定要杀人，而这杀人的准则，肯定不是按照旧制度旧法律的标准。如果按旧制度旧法律的标准，进行暴力革命的人民都是犯罪分子。而当然也没有办法按照新制度的准则，因为新制度尚未建立。因此，反革命右派诅咒革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哭哭啼啼地叫嚷着谁谁谁被杀了，什么地方流血了，等等。表现出一种对人命的“关爱”。但是，当反革命镇压革命的时候，杀人可是毫不手软的。

而在暴力革命基本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则新的系统需要逐渐的建立，新的游戏规则需要建立。在整个新系统的建立过程中，需要磨合，而磨合的过程中也充满着灾难和探索。这里面包括政治灾难。比如说，试问人类创造的什么交通工具没有产生过灾难？最早的汽车和飞机，就是最不安全的汽车和飞机。

比较法国，俄国，中国和美国，在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治系统建立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不断产生政治灾难。法国是大量的人走向断头台，而美国则充满着大量的政治谋杀，历届总统，包括伟大的总统，都被谋杀。优秀的政治家也被谋杀。如果将所有新制度产生的政治灾难进行综合评估，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灾难实在是小的。

另一方面，任何暴力革命政权都必须镇压反革命，可以说，如果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完成得不好，反革命复辟就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决非空穴来风。毛泽东对于反革命复辟是相当警惕的，因此提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其它的人往往掉以轻心。实际上，法国的革命最后遇到了波旁王朝复辟，而俄罗斯的革命产生的苏联，则在七十年之后复辟。因此复辟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

此外，对于暴力革命政权来讲，再怎么自由，也决不能对反革命自由。比如法国大革命，再怎么搞革命派内部的各种派别，也不能够让封建贵族形成合法的派别，不能够让封建贵族办上报纸大声诅咒革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三十年，革命尚未彻底完成，盘距在台湾的反革命匪帮正大量地杀害共产党员，甚至包括不是共产党员被诬陷为共产党员的无辜人民。而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地主资本家憎恨革命是必然的事情。因此，决不能够让地主资本家办一份报纸来咒骂革命，大骂那些“穷棒子”将他们的土地夺走了，大谈他们的土地为什么是合法的，革命的剥夺为什么是不讲道德的。

因此，对革命政权来讲，反革命的言论当然属于对新系统具有破坏力的病毒，是需要坚决制止的，这就是革命专政。但是，革命政权又必须是给广大人民群众以民主自由的，否则就不叫革命政权。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在这方面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作为反革命的敌人，是不能够给什么自由的，什么言论结社集会示威这样的事情一律都不能够给。但是人民是应当享有这种权利的，是有言论结社集会示威游行这样的权利。

因此，政治系统就必须进行识别，你是革命的敌人还是人民？如果是人民，那好，你享有自由，如果是反革命，对不起，你没有自由。因为，如果给反革命自由，则反革命就会利用这种自由来进行反革命的复辟，而一复辟，革命人民就没有自由了，革命就会被迅速被丑化，革命领袖必然会被诬为杀人犯。

问题就在这里，反革命是会假装的，反革命会高唱革命，会假意拥护革命，会念念有词地反复大谈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会将其言论隐藏在非常革命的口号之中。但是识别是困难的。

问题在于，不识别又不行，而识别的过程中，会出现类似“非典疑似患者”的“疑似反革命”。那么，为巩固政权的需要，对疑似反革命的自由也有一定程度的剥夺。这就又成了反革命右派们攻击的一个所谓“侵犯人权”的证据。

毛泽东为什么要努力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就是为的给广大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民主。但是区分的技术，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正如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能够肯定检测非典的好的疹断办法，否则的话何必有那么多的疑似？如果一个人得了脚癣，肯定用一个小时时间就检查出来，无可能疑似上一个星期的。

而我以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宣布阶级斗争消失，也就是宣布“反革命复辟危险不存在”。但这就给政权一个尴尬的境地。实际上，当年的苏联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尴尬，过早宣布阶级斗争结束，但是政权作为本能，又知道反革命的疫情根本就没有结束，帝国主义的颠覆根本就没有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对人民的自由进行限制，又给反革命的舆论攻击以进一步的口实。反而是毛泽东的理论，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能够很好地使政权把握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充分民主和对反革命自由的镇压这两方面的程度。

打个比方，设想台湾当局在目前非典患者人数上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取消一切防疫措施，什么隔离都不搞了，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呢？我认为当然不是。

因此，我以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对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有很多。正如，一个人体当然要给自己的各红血球白血球淋巴细胞以自由，但决不能给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以自由。但是对身体有利的某些大肠杆菌，也还是欢迎的。

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双方是反着的，一方的“好细胞”是另一方的“病毒”。而疫情的严重程度在时期上也是隔开的。对美国而言，“共产主义”就是病毒，当共产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美国要搞麦卡锡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思潮不成气候为止，即疫情消除为止。

而对中国而言，美国制度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是病毒，是反革命打着这样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复辟，反革命心目中的愿望根本不是和共产党合作，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政权，彻底否定中国的革命，加以丑化之后还要再加所谓的什么反思啊，什么最大灾难啊之类的评价。

因此，没有办法，当反革命的疫情没有结束的时候，当快速识别反革命的办法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对反革命言论及疑似言论进行限制，是必要的手段。因此，论坛上的版主们从事的也是保卫祖国的战斗。当然，我的一些贴子因为也是“疑似”而被删除，这我能够理解。

那么，到什么时候可以宣布反革命疫情结束，革命人民能够拥有更大的自由呢？当然是美国的哈叭狗们被消灭得差不多，甚至极不成气候的时候。但是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苏联居然过了七十年还是遭遇到反革命复辟，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实际上，反革命不管怎样丑化苏联，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苏联制造的，而且是在二战的一片废墟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

因此，我以为，在中国反革命的疫情可能需要至少一百年的时间来消除，决不可麻痹大意。

最后，还是贴出中国两千年的人口变化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国民生产总值图给大家看。说明革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