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中国级别最高的外国人——黄文欢

    1979年8月初，一条新闻轰动全世界：越南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文欢“叛逃”中国宣布“政治避难”！这位老资格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越共创始人胡志明的得力助手、越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首任驻华大使、有名的“中国通”) 缘何作出如此极端的行动? 让我们穿越时空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说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出于亚太战略需要入侵越南，当然也从南部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加剧了亚洲紧张局势。为了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我国政府在1965年2月先后两次发表严正声明：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首都百万军民的声援集会，全国各地共有1100多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身临其境,至今历历在目)。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派出各种支援部队总计32万余人(埋骨越南雨林的中国军人难以精确计数)。两国军民同仇敌忾，一直打到美国不得不承认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并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上签署停战协定，美军开始全面撤离越南。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1975年4月越南北方发动“胡志明战役”攻陷西贡、取得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胜利之后, 越南高层领导黎笋等人步法国人、美国人之后尘，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继而又向我提出领土无理要求，大肆排华反华仇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因坚决反对黎笋的反华侵柬政策而遭整肃面临清洗。于是黄在1979年7月3日托病去东德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在中方情报人员的帮助下成功抵达北京，公开与黎笋决裂 (为此黎笋集团于1980年6月26日以“叛国罪”缺席判处黄文欢死刑)。所以消息一经公布，无疑象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炸响!

    此后，黄的中晚期肺癌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得到医治，并经邓小平特批享受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生活待遇”。其间，黄文欢频频现身媒体，并撰写《越南的革命与黎笋的叛变》等文章，继续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了大量有益工作。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5月25月上午，黄文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送了花圈，江泽民、杨尚昆等政治局常委、委员悉数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黄享年86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遗著编有《黄文欢文集》，叶剑英曾为其亲笔题写《黄文欢汉文诗抄》书名。



以下是黄文欢叛逃中国后，所出版的《黄文欢文集》的自序：

1975年4月，越南经历了三十年武装斗争之后，获得了全部解放。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它为越南人民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开创了新纪元。这也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们。

但是越南人民还来不及欢欣祝贺，黎笋极其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却把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英雄的越南受到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者；英雄的越南人民又再次沦入异常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中，完全失去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被出卖以换取武器弹药，用在侵略柬埔察的战争和挑起反对小国的仇恨，而这两个兄弟国家在整整三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曾和越南人民同欢乐、共患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对祖国前途感到十分痛心和忧虑。但是在公安特务网层层包围封锁下，做什么事都受到监视跟踪，说什么话部结歪曲。这样，如果忍辱呆下去，那无异走上黎笋所奉行的叛国害民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以便从事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1979年7月，我趁去民主德国治病的机会转赴中国。在这里一开始我仍打算用致书给越南驻中国使馆转回国内的斗争方式，通过组织，申明我对一些基本主张和路线的意见，旨在使越南摆脱过去几年出现的危险局面，让国内的领导人考虑衡量。但到中国不过几天，黎笋却诬蔑我叛国，撤掉我所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祖国战线主席团成员的职务，并宣布将提交法庭对我进行审判。这就使我不得不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我致同胞书，说明我离开祖国的缘由。

我经过一段时间治病以后，身体恢复正常，获得机会同在中国的越南侨胞和难民晤谈，在《越南消息》杂志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使读者看清黎笋现行路线带来的灾难，看清越南的革命应该做什么才能使祖国找到出路。现在《越南消息》出版社搜集我的讲话和写过的文章编成文选取名《黄文欢文选》，并建议我为读者写前言作必要的介绍。

我认为，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忌在我的讲话和文章中，有许多地方讲到"外国"这两个字，实际上指的是苏联，也有的地方不加掩饰、以鲜明的批判态度指明苏联。这是批判当时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错误主张，而不是批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不是批判已经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并对越南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宝贵贡献的英雄的苏联人民。对越南革命的错误主张其责任在当时苏联的领导入而不是苏联人民。

任何人都知道越南今天处于贫乏的悲惨境地是出于侵略束埔寨和敌视、反对中国的主张引起的。而这些主张是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的。

作为越南的一个革命者要离开祖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在向人们阐明越南的实际情况时，我不能不感到痛心要提到苏联领导人的危害，而他们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代表者几十年来在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一直对之钦佩、信任并对在那里的任何事情都作为值得学习的典范。

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解放了先前遭受俄国沙皇侵略的各弱小国家。接着，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苏联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日帝国主义者，把人类从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苏联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但是自从赫鲁晓夫主张反对中国，对各兄弟国家、兄弟党施加压力要他们追随自己的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破裂了，苏联的影响和威信日趋下降特别是受到苏联领导人控制的一些国家、一些党，都公开或私下表示了不满。

这本文选和我刚出版的回忆录中，在提到黎笋背叛胡主席的路线背叛革命给祖国带来滔天罪行的国际背景时，如果不阐明事实和事实的由来，那就带有根本性的含混不清和缺点。这样直截丁当说明事实，主要是让关心越南的人们，特别是让越南领导人看清问题。这样直截了当说明事实，主要也是让苏联领导人看清越南革命受到危害不是苏联革命的胜利，越南人民的痛苦不是苏联人民的幸福。

    1979年8月初，一条新闻轰动全世界：越南国会常委会副主席、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黄文欢“叛逃”中国宣布“政治避难”！这位老资格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越共创始人胡志明的得力助手、越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首任驻华大使、有名的“中国通”) 缘何作出如此极端的行动? 让我们穿越时空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说起――

    上世纪六十年代, 美国出于亚太战略需要入侵越南，当然也从南部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加剧了亚洲紧张局势。为了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我国政府在1965年2月先后两次发表严正声明：美国对越南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首都百万军民的声援集会，全国各地共有1100多万人举行集会游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身临其境,至今历历在目)。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要求，从1965年10月到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派出各种支援部队总计32万余人(埋骨越南雨林的中国军人难以精确计数)。两国军民同仇敌忾，一直打到美国不得不承认 “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并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国际会议上签署停战协定，美军开始全面撤离越南。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1975年4月越南北方发动“胡志明战役”攻陷西贡、取得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胜利之后, 越南高层领导黎笋等人步法国人、美国人之后尘，出兵侵占柬埔寨首都金边和大片领土，继而又向我提出领土无理要求，大肆排华反华仇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黄文欢因坚决反对黎笋的反华侵柬政策而遭整肃面临清洗。于是黄在1979年7月3日托病去东德治疗途经巴基斯坦时，在中方情报人员的帮助下成功抵达北京，公开与黎笋决裂 (为此黎笋集团于1980年6月26日以“叛国罪”缺席判处黄文欢死刑)。所以消息一经公布，无疑象一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炸响!

    此后，黄的中晚期肺癌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得到医治，并经邓小平特批享受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生活待遇”。其间，黄文欢频频现身媒体，并撰写《越南的革命与黎笋的叛变》等文章，继续为维护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做了大量有益工作。1991年5月18日黄文欢在北京病逝，5月25月上午，黄文欢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邓小平、陈云、习仲勋等老一辈领导人送了花圈，江泽民、杨尚昆等政治局常委、委员悉数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黄享年86岁，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遗著编有《黄文欢文集》，叶剑英曾为其亲笔题写《黄文欢汉文诗抄》书名。



以下是黄文欢叛逃中国后，所出版的《黄文欢文集》的自序：

1975年4月，越南经历了三十年武装斗争之后，获得了全部解放。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它为越南人民在和平环境下生活，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祖国开创了新纪元。这也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成千上万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人们。

但是越南人民还来不及欢欣祝贺，黎笋极其反动的对内对外政策，却把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英雄的越南受到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者；英雄的越南人民又再次沦入异常痛苦和屈辱的生活中，完全失去自由和民主；国家的利益被出卖以换取武器弹药，用在侵略柬埔察的战争和挑起反对小国的仇恨，而这两个兄弟国家在整整三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曾和越南人民同欢乐、共患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革命者，对祖国前途感到十分痛心和忧虑。但是在公安特务网层层包围封锁下，做什么事都受到监视跟踪，说什么话部结歪曲。这样，如果忍辱呆下去，那无异走上黎笋所奉行的叛国害民的道路。没有别的办法，必须找一条出路以便从事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1979年7月，我趁去民主德国治病的机会转赴中国。在这里一开始我仍打算用致书给越南驻中国使馆转回国内的斗争方式，通过组织，申明我对一些基本主张和路线的意见，旨在使越南摆脱过去几年出现的危险局面，让国内的领导人考虑衡量。但到中国不过几天，黎笋却诬蔑我叛国，撤掉我所任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和祖国战线主席团成员的职务，并宣布将提交法庭对我进行审判。这就使我不得不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我致同胞书，说明我离开祖国的缘由。

我经过一段时间治病以后，身体恢复正常，获得机会同在中国的越南侨胞和难民晤谈，在《越南消息》杂志写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使读者看清黎笋现行路线带来的灾难，看清越南的革命应该做什么才能使祖国找到出路。现在《越南消息》出版社搜集我的讲话和写过的文章编成文选取名《黄文欢文选》，并建议我为读者写前言作必要的介绍。

我认为，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忌在我的讲话和文章中，有许多地方讲到"外国"这两个字，实际上指的是苏联，也有的地方不加掩饰、以鲜明的批判态度指明苏联。这是批判当时苏联领导人的一些错误主张，而不是批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不是批判已经成功建设社会主义并对越南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宝贵贡献的英雄的苏联人民。对越南革命的错误主张其责任在当时苏联的领导入而不是苏联人民。

任何人都知道越南今天处于贫乏的悲惨境地是出于侵略束埔寨和敌视、反对中国的主张引起的。而这些主张是得到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的。

作为越南的一个革命者要离开祖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在向人们阐明越南的实际情况时，我不能不感到痛心要提到苏联领导人的危害，而他们是一个社会制度的代表者几十年来在我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一直对之钦佩、信任并对在那里的任何事情都作为值得学习的典范。

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解放了先前遭受俄国沙皇侵略的各弱小国家。接着，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苏联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日帝国主义者，把人类从残暴的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苏联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享有绝对的威信。但是自从赫鲁晓夫主张反对中国，对各兄弟国家、兄弟党施加压力要他们追随自己的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破裂了，苏联的影响和威信日趋下降特别是受到苏联领导人控制的一些国家、一些党，都公开或私下表示了不满。

这本文选和我刚出版的回忆录中，在提到黎笋背叛胡主席的路线背叛革命给祖国带来滔天罪行的国际背景时，如果不阐明事实和事实的由来，那就带有根本性的含混不清和缺点。这样直截丁当说明事实，主要是让关心越南的人们，特别是让越南领导人看清问题。这样直截了当说明事实，主要也是让苏联领导人看清越南革命受到危害不是苏联革命的胜利，越南人民的痛苦不是苏联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