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商界大佬:2014经济形势不太乐观

《总裁在线》十一特别节目：商界大佬问诊2014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本期节目合辑专访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张维迎，上海大鲨鱼男篮老板姚明、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反思中国宏观经济现状，问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之道。

把时间调回一个月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还是那样伟岸的会场，还是那番振奋的蓝图，却依然难掩丝丝寒意侵袭。去年这座会场里，尚且还意气风发的地产大佬们，此时就像今年的楼市前途一样，到处看不见踪影。

反观那些还依稀可见的制造业领军者，对于经济形势难见乐观的判断，也直言不讳。就连本次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推动创新，创造价值”，都无时不刻地透露着，市场对于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担忧。

因此2014年宏观经济下行的结论默认，在这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头脑风暴中，几乎成了一切转型思考的预设前提。

曹德旺：今年经济不是非常乐观

“我认为今年经济不是非常乐观，这是现实。中国人应该有这个气魄和胆量来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便刚以4亿美元兼并了美国工业巨头PPG的下属工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谈到经济形势，依旧不改谨慎的作风。

在货币增发，流动性过剩的六年里，制造业领域的遭遇，基本能够诉说实体经济困境的全部痛苦。从土地、原材料价格的骤升，到人力成本负担，高企资金成本时刻挤压着传统制造业，本就为数不多的利润空间。而传统制造业依然承担着南方沿海省份大量的就业负担。

对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与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流通量从60万亿增长至110万亿元。短短五年，市场上的货币流量几乎翻了一翻。而与此对应的经济结构数据，投资所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54%到2013年的76%，货币去哪儿？不言而喻。

谈及这些数字，曹德旺的语气严肃了起来，“每年GDP里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实际上中国每年的生产增加值都很难做到5%到10%。那么你这么多钱怎么来呢？肯定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做的。在发达国家，就算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各方面都加进去的话，固定资产投资也都只占10%到20%，中国非常不健康。”

黄怒波：这届政府没法再放水了 否则还是饮鸩解渴

今年以来，与企业家的访谈当中，宏观经济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每一个商业角度都会衍生出不同的评价。而颇感意外的是，当评述聚焦在一个事件时，总能感受到相同的遗憾和无奈。

“当年的四万亿刺激，毫无理由，它怎么回收？带来的肯定是价格上涨，首先反映到房地产上，这届政府没法再放水了，如果再放水还是饮鸩解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而有趣的是，作为民营企业中，最早涉足房地产那部分人，黄怒波应该被称为“既得利益者”，但随着经济环境和地产形势下行的压力，黄怒波也面临着转型抉择。

“实体经济肯定将出现这么多年没有过的糟糕”他又将话题拉回了当年的刺激政策，“因为强刺激的后遗症逐渐出现，传统的消费模式都变了。对于增长方式，房地产不能拉动，商业不能拉动，新的消费模式没出来，传统的所有能源行业都不行了，外贸也不行了，新的消费模式在那儿？城镇化没形成，动力从哪里来？这两三年中国经济将是很痛苦的过渡。”

胡祖六：四万亿的很多项目是不良资产

同样是对于基于四万亿刺激政策后遗症的思考，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担忧是，“2009年那么多项目上马，都没经过认真的项目认证，加上不透明的支出等等，最后这个项目执行效果如何、质量如何，都需要市场来证明是否可持续。据我们观察很多项目其实非常粗制滥造，没有经济效益的，是不良资产。”

黄怒波和胡祖六田野观察的趋势，似乎也能在中国经济最被瞩目的数字上体现。在GDP经历了2010年14%的逆势暴涨之后，增速开始逐年下降，直至2013年的7.7%。而对于GDP的数字，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他不同的解释。

曹德旺：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

“按照我的分析，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看到记者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曹德旺立刻解释，“我们用大批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的财产，而不是资产。资产可以每年生产东西出来，财产不但不能，还需要大量资金来养护。就是这个问题。”

问及面对这样的空转该如何解决，曹德旺的话语中流露出福建人特有的打拼气质，“去接受低增长，该苦的就是苦，该勒紧裤腰带就勒紧。我们以前不是也做过吗？”

在传统经济增长点乏力的今天，对畸高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调整，对过剩与落后产能的消化，对新兴增长点培育，都需要一定时期的过渡。接受低增长，刮骨疗伤，需要全社会去共同承担代价。

而同为取暖过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与政策待遇上，却依然有着明显差别。在中国，民企就业人口是国企的四倍，民企对GDP的贡献大约在60%。这种市场地位的国进民退，在经济下行时期，将直接打击民企的生存空间，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

“民企天生只能是机会主义者”，黄怒波表示。在他的观察中，中国民营企业正在经历一个生理过程，“民企作为无奈的投机者，市场上无论哪块骨头掉下来，你都得先抢到肚子里再去慢慢消化，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比如原来抢水泥、抢钢铁、抢煤炭、抢地产，到了最后还是都得吐出来。中国的民企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这是民企的悲哀。马云抢电商抢对了，那是因为电商行业还没有大的国企进来，要进来也麻烦。”

姚明：我们不是行业垄断 其实是政府垄断

对于这一点，退役从商，进军体育产业的“小巨人”姚明，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上海大鲨鱼男篮如今已成为姚明商业版图的重心，而舆论口中每年过千万的运营亏损，让姚老板商业生涯的起步，看上并非一帆风顺。“中国的体育产业有很大的体制问题，我们并不是行业垄断，其实是政府垄断，比赛其实都是由国家行政部门用批文去举办的。”姚明倒出了苦水，也进而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当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事的话，即便我有充足的资源、有先进的理念也很难把这个产业办起来，很难以把资源和资金联系起来。”

依照官方数据，2013年央企加上地方国企，资产总量为104万亿，其中负债68万亿，负债率达65%。对于这个数据曹德旺不以为然，“他们完蛋了，自己说68万亿负债肯定不止，如果按清算标准，整个国企和央企平均起来应该资不抵债。”当问到民企和国企融资难度时，曹德旺说，“国营企业融资比较好，钱好借，发股票也跟容易，但民营企业这块难。我认为应该是平等的，给同样标准，谁有本事谁过下去。”

黄怒波：惜贷对民企杀伤太大

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外加近两年不断新冒出的不良资产，银行逐渐加强风控手段。信贷结构上倾斜大型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审批更加严格。

“惜贷对民企杀伤太大了”在这个问题上，盘踞于商业地产、旅游地产投资多年的黄怒波，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的感受是银行现在对民营企业一律只收款不贷款。“银行是帮富不帮贫的，他绝不雪里送炭。另外中国银行业是畸形的，他获得的利益超过中国所有企业利润的一大半以上。贷款给国企如果出现了风险，他没责任，但换做民企这个人要承担终生责任，所以越是困难的时候，银行宁可不干事也不给民企钱。”

从90年代初，顶层设计对于涵盖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认同开始，民营企业总是以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之上。他们所需要的不光是地位的平等，而是竞争中公平的权利与环境。这既是对民营经济价值的认同，更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就像经济学家胡祖六所希望的那样，“2014是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提出了很多改革与顶层设计的方案。但如果期待的进步现在还不做，民众会很失望，市场也将会很失望，所以必须有一种紧迫感。”（作者系凤凰财经记者 李非凡）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30/13161284_0.shtml#_www_dt2


《总裁在线》十一特别节目：商界大佬问诊2014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本期节目合辑专访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张维迎，上海大鲨鱼男篮老板姚明、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反思中国宏观经济现状，问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方式转变之道。

把时间调回一个月前的天津夏季达沃斯。还是那样伟岸的会场，还是那番振奋的蓝图，却依然难掩丝丝寒意侵袭。去年这座会场里，尚且还意气风发的地产大佬们，此时就像今年的楼市前途一样，到处看不见踪影。

反观那些还依稀可见的制造业领军者，对于经济形势难见乐观的判断，也直言不讳。就连本次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推动创新，创造价值”，都无时不刻地透露着，市场对于传统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的担忧。

因此2014年宏观经济下行的结论默认，在这场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头脑风暴中，几乎成了一切转型思考的预设前提。

曹德旺：今年经济不是非常乐观

“我认为今年经济不是非常乐观，这是现实。中国人应该有这个气魄和胆量来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便刚以4亿美元兼并了美国工业巨头PPG的下属工厂，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谈到经济形势，依旧不改谨慎的作风。

在货币增发，流动性过剩的六年里，制造业领域的遭遇，基本能够诉说实体经济困境的全部痛苦。从土地、原材料价格的骤升，到人力成本负担，高企资金成本时刻挤压着传统制造业，本就为数不多的利润空间。而传统制造业依然承担着南方沿海省份大量的就业负担。

对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与2013年，中国广义货币流通量从60万亿增长至110万亿元。短短五年，市场上的货币流量几乎翻了一翻。而与此对应的经济结构数据，投资所占GDP比重，从2009年的54%到2013年的76%，货币去哪儿？不言而喻。

谈及这些数字，曹德旺的语气严肃了起来，“每年GDP里这么高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实际上中国每年的生产增加值都很难做到5%到10%。那么你这么多钱怎么来呢？肯定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做的。在发达国家，就算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各方面都加进去的话，固定资产投资也都只占10%到20%，中国非常不健康。”

黄怒波：这届政府没法再放水了 否则还是饮鸩解渴

今年以来，与企业家的访谈当中，宏观经济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每一个商业角度都会衍生出不同的评价。而颇感意外的是，当评述聚焦在一个事件时，总能感受到相同的遗憾和无奈。

“当年的四万亿刺激，毫无理由，它怎么回收？带来的肯定是价格上涨，首先反映到房地产上，这届政府没法再放水了，如果再放水还是饮鸩解渴。”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说。而有趣的是，作为民营企业中，最早涉足房地产那部分人，黄怒波应该被称为“既得利益者”，但随着经济环境和地产形势下行的压力，黄怒波也面临着转型抉择。

“实体经济肯定将出现这么多年没有过的糟糕”他又将话题拉回了当年的刺激政策，“因为强刺激的后遗症逐渐出现，传统的消费模式都变了。对于增长方式，房地产不能拉动，商业不能拉动，新的消费模式没出来，传统的所有能源行业都不行了，外贸也不行了，新的消费模式在那儿？城镇化没形成，动力从哪里来？这两三年中国经济将是很痛苦的过渡。”

胡祖六：四万亿的很多项目是不良资产

同样是对于基于四万亿刺激政策后遗症的思考，经济学家胡祖六的担忧是，“2009年那么多项目上马，都没经过认真的项目认证，加上不透明的支出等等，最后这个项目执行效果如何、质量如何，都需要市场来证明是否可持续。据我们观察很多项目其实非常粗制滥造，没有经济效益的，是不良资产。”

黄怒波和胡祖六田野观察的趋势，似乎也能在中国经济最被瞩目的数字上体现。在GDP经历了2010年14%的逆势暴涨之后，增速开始逐年下降，直至2013年的7.7%。而对于GDP的数字，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他不同的解释。

曹德旺：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

“按照我的分析，中国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看到记者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曹德旺立刻解释，“我们用大批的资金购买了大量的财产，而不是资产。资产可以每年生产东西出来，财产不但不能，还需要大量资金来养护。就是这个问题。”

问及面对这样的空转该如何解决，曹德旺的话语中流露出福建人特有的打拼气质，“去接受低增长，该苦的就是苦，该勒紧裤腰带就勒紧。我们以前不是也做过吗？”

在传统经济增长点乏力的今天，对畸高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调整，对过剩与落后产能的消化，对新兴增长点培育，都需要一定时期的过渡。接受低增长，刮骨疗伤，需要全社会去共同承担代价。

而同为取暖过冬，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在市场与政策待遇上，却依然有着明显差别。在中国，民企就业人口是国企的四倍，民企对GDP的贡献大约在60%。这种市场地位的国进民退，在经济下行时期，将直接打击民企的生存空间，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

“民企天生只能是机会主义者”，黄怒波表示。在他的观察中，中国民营企业正在经历一个生理过程，“民企作为无奈的投机者，市场上无论哪块骨头掉下来，你都得先抢到肚子里再去慢慢消化，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机会。比如原来抢水泥、抢钢铁、抢煤炭、抢地产，到了最后还是都得吐出来。中国的民企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这是民企的悲哀。马云抢电商抢对了，那是因为电商行业还没有大的国企进来，要进来也麻烦。”

姚明：我们不是行业垄断 其实是政府垄断

对于这一点，退役从商，进军体育产业的“小巨人”姚明，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上海大鲨鱼男篮如今已成为姚明商业版图的重心，而舆论口中每年过千万的运营亏损，让姚老板商业生涯的起步，看上并非一帆风顺。“中国的体育产业有很大的体制问题，我们并不是行业垄断，其实是政府垄断，比赛其实都是由国家行政部门用批文去举办的。”姚明倒出了苦水，也进而指出了问题的核心，“当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市场规律去做事的话，即便我有充足的资源、有先进的理念也很难把这个产业办起来，很难以把资源和资金联系起来。”

依照官方数据，2013年央企加上地方国企，资产总量为104万亿，其中负债68万亿，负债率达65%。对于这个数据曹德旺不以为然，“他们完蛋了，自己说68万亿负债肯定不止，如果按清算标准，整个国企和央企平均起来应该资不抵债。”当问到民企和国企融资难度时，曹德旺说，“国营企业融资比较好，钱好借，发股票也跟容易，但民营企业这块难。我认为应该是平等的，给同样标准，谁有本事谁过下去。”

黄怒波：惜贷对民企杀伤太大

基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外加近两年不断新冒出的不良资产，银行逐渐加强风控手段。信贷结构上倾斜大型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审批更加严格。

“惜贷对民企杀伤太大了”在这个问题上，盘踞于商业地产、旅游地产投资多年的黄怒波，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的感受是银行现在对民营企业一律只收款不贷款。“银行是帮富不帮贫的，他绝不雪里送炭。另外中国银行业是畸形的，他获得的利益超过中国所有企业利润的一大半以上。贷款给国企如果出现了风险，他没责任，但换做民企这个人要承担终生责任，所以越是困难的时候，银行宁可不干事也不给民企钱。”

从90年代初，顶层设计对于涵盖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认同开始，民营企业总是以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之上。他们所需要的不光是地位的平等，而是竞争中公平的权利与环境。这既是对民营经济价值的认同，更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

就像经济学家胡祖六所希望的那样，“2014是新一代领导人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提出了很多改革与顶层设计的方案。但如果期待的进步现在还不做，民众会很失望，市场也将会很失望，所以必须有一种紧迫感。”（作者系凤凰财经记者 李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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