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篇文章，应该进入中学教科书

以下引自自述，简单总结以下彭总的童年
十岁讨饭
十岁到十二岁替地主放牛，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岁到十四岁，在小煤窑做工，因老板跑路被欠薪，只得到一年工资，并且把背压弯了，一直未能恢复。
十五岁，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参与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被告发通缉而跑路。
十六到十七岁，跑路到洞庭湖的堤工局做堤工，围垦造田。身兼挑土和炊事员，所得工分在工人中最多。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也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要像彭总这样度过，就很难不具有最坚定的革命性。
再补一个
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彭总自述中对童年的这段描写，其实是最应该收进中小学课本里去的。
彭总写这一篇的时候，是文革中被审查的时候。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 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 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 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柘树蔸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1〕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等等，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我十岁到十二岁时，替富农刘六十家看牛，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到十四岁时，在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煤洞里的水，每天十二三小时，工资三十文。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在两年劳动中，我仅领得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在这四年中，我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矿回家已是年关，祖母、父亲、弟弟等见着高兴极了。小弟说，大哥还不穿鞋子，脚都冻裂了。我说没有钱买，煤矿老板逃跑了，散伙时工人每人只分了四升米。我的父亲听了这话就哭了。父亲说：“你现在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哭了。
　　十五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我也参加了，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罪名是“聚众闹粜，扰乱乡曲”。团防局〔3〕派人来捉，我有穷堂叔彭五爷，要我立即逃走。我说：“一文没有，逃往哪里去呢？”五叔说：“今天卖掉了一只小猪崽子，还有一串钱（一千文），你拿去做路费，逃湖里处做堤工吧。”我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了两年堤工，使我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
在这两年中，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即到工棚附近地区民间去谈天。开始是无目的的。大概两至三个月，做完一段工程时，工棚要搬移他处。转移数处后，我与农民接触的范围也就大了，得出一个认识：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洞庭湖的稻田，主要是筑堤围坝而成的，堤工工资是包工加计件的形式。纵横各一丈、一尺厚为一积方，每方按取土远近和难易给以不等的工资；纵横各一丈、一尺深为一井方，工价略高于积方。各土方工价一角至五角者不等，工具、住棚和伙食，均需自备。收土方的尺子叫弓尺，比现在的市尺约大三分之一。其劳动组织形式：堤工局下设若干包头，包头下设若干棚头。工人编组最小单位是棚，每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合数棚至十数棚设包头。包头与棚头各抽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过年节、遇婚丧喜庆还须送礼。这些剥削都是很重的。
　　棚有记账员，不另开工资。每月或做完一段工程时，结账尾数如一百零一元，这一元即酬劳记账员。每棚有炊事员一人十五人以下者炊事员算三分工，即三分时间煮饭，七分时间参加挑土；十六人以上者，算四至五分工，与上例同；下雨雪不能出工时，炊事员亦按上述工分。我是挑土兼炊事员，所得工分最多。我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有时，堤工也停工（即罢工），反对剥削和要求土方加价。我也参加过。但没有较好的组织领导，很少得到应有成功。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另一篇是曾经入选教科书的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朱老总写这篇的目的，是为了发表，有一定修饰，但很克制。


《回忆我的母亲》发表于 2009-8-9 13:33:41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CP。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CP，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以下引自自述，简单总结以下彭总的童年
十岁讨饭
十岁到十二岁替地主放牛，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岁到十四岁，在小煤窑做工，因老板跑路被欠薪，只得到一年工资，并且把背压弯了，一直未能恢复。
十五岁，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参与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被告发通缉而跑路。
十六到十七岁，跑路到洞庭湖的堤工局做堤工，围垦造田。身兼挑土和炊事员，所得工分在工人中最多。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也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要像彭总这样度过，就很难不具有最坚定的革命性。
再补一个
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彭总自述中对童年的这段描写，其实是最应该收进中小学课本里去的。
彭总写这一篇的时候，是文革中被审查的时候。


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讨到油麻滩陈姓教书老先生家，他问我们是否招财童子，我说，是叫化子，我二弟（彭金华）即答是的，给了他半碗饭、一小片肉。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 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我二弟说，哥哥 今天一点东西都没有吃，祖母煮了一点青菜汤给我喝了。
　　正月初一日算过去了，初二日又怎样办呢！祖母说：“我们四个人都出去讨米。”我立在门限上，我不愿去，讨米受人欺侮。祖母说，不去怎样办！昨天我要去，你又不 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饿死吗？！寒风凛冽，雪花横飘，她，年过七十的老太婆，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我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棍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我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
　　他们走远了，我拿着柴刀上山去砍柴，卖了十文钱，兑了一小包盐。砍柴时发现柘树蔸上一大堆寒菌，拣回来煮了一锅，我和父亲、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们黄昏才回来，讨了一袋饭，还有三升米。祖母把饭倒在菌汤内，叫伯祖、父亲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说：“讨回来的饭，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没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
　　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以后，我就砍柴，捉鱼，挑煤卖，不再讨米了。严冬寒风刺骨，无衣着和鞋袜，脚穿草鞋，身着破旧和蓑衣，日难半饱，饥寒交迫，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真。
　　在这段幼年生活的时间内，思想上受伯祖父（名五十老倌）的影响较深。他是从太平军逃回家的，经常同我讲些太平军〔1〕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田土啦等等，我便产生了打富济贫、消灭财主和为穷人找出路的思想。
　　我十岁到十二岁时，替富农刘六十家看牛，头年五文钱一天，第二年十文钱一天。大小两条水牛，每天要割三十来斤草，还要做其他活。夜深才能睡觉，破晓以前就起床，每日睡眠不足六小时。
　　十三到十四岁时，在离家不远的黄碛岭土煤窑做童工，拉孔明车（竹筒做的），抽煤洞里的水，每天十二三小时，工资三十文。为了多赚几文钱，每天还到煤洞里去挑一两次煤。这都是笨重劳动。背煤时，头顶油灯。巷道通风不良，卫生极差，经常发生事故——塌方、冒水等，一死就是十几人或几十人。
　　第二年冬，时近年关，煤矿亏本倒闭了，厂主跑了。在两年劳动中，我仅领得一年工资，其余算是白费了。我的背也压弯了，到现在还有些驼。在这四年中，我知道了富农和资本家对雇工的残酷剥削。
　　从煤矿回家已是年关，祖母、父亲、弟弟等见着高兴极了。小弟说，大哥还不穿鞋子，脚都冻裂了。我说没有钱买，煤矿老板逃跑了，散伙时工人每人只分了四升米。我的父亲听了这话就哭了。父亲说：“你现在又黑又黄，简直不像人的样子了！白替这些狗东西干了两年。”他把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又哭了。
　　十五岁这一年，在家打短工、推脚车、砍柴、捉鱼卖。当年大旱，饥馑严重，地主富商囤积居奇，饥民自发闹粜〔2〕，吃排饭（北方叫吃大户），我也参加了，被团总丁六胡子告发，罪名是“聚众闹粜，扰乱乡曲”。团防局〔3〕派人来捉，我有穷堂叔彭五爷，要我立即逃走。我说：“一文没有，逃往哪里去呢？”五叔说：“今天卖掉了一只小猪崽子，还有一串钱（一千文），你拿去做路费，逃湖里处做堤工吧。”我听了五叔的话，逃到湘阴县属的西林围，做了两年堤工，使我懂得了堤工局对堤工的剥削。
在这两年中，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时，即到工棚附近地区民间去谈天。开始是无目的的。大概两至三个月，做完一段工程时，工棚要搬移他处。转移数处后，我与农民接触的范围也就大了，得出一个认识：即在湖南最富地区，贫富悬殊特别大，家无隔宿之粮者到处皆是。即像我家那样的赤贫户，也不是个别的。高利贷的剥削方式之多，达数十种，年息几达百分之百。　　
洞庭湖的稻田，主要是筑堤围坝而成的，堤工工资是包工加计件的形式。纵横各一丈、一尺厚为一积方，每方按取土远近和难易给以不等的工资；纵横各一丈、一尺深为一井方，工价略高于积方。各土方工价一角至五角者不等，工具、住棚和伙食，均需自备。收土方的尺子叫弓尺，比现在的市尺约大三分之一。其劳动组织形式：堤工局下设若干包头，包头下设若干棚头。工人编组最小单位是棚，每棚十五人至二十五人不等。合数棚至十数棚设包头。包头与棚头各抽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五。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过年节、遇婚丧喜庆还须送礼。这些剥削都是很重的。
　　棚有记账员，不另开工资。每月或做完一段工程时，结账尾数如一百零一元，这一元即酬劳记账员。每棚有炊事员一人十五人以下者炊事员算三分工，即三分时间煮饭，七分时间参加挑土；十六人以上者，算四至五分工，与上例同；下雨雪不能出工时，炊事员亦按上述工分。我是挑土兼炊事员，所得工分最多。我做了两年半工，至一九一六年春离开时，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不兼炊事员的和害病缺工者，往往负债累累，即在湖区做长工，终生不能还乡。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
　　有时，堤工也停工（即罢工），反对剥削和要求土方加价。我也参加过。但没有较好的组织领导，很少得到应有成功。堤工局那些董事等，无一不是剥削堤工来发财的。
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另一篇是曾经入选教科书的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朱老总写这篇的目的，是为了发表，有一定修饰，但很克制。


《回忆我的母亲》发表于 2009-8-9 13:33:41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一九○九）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CP。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有八十五岁，精神不如昨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老年，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CP，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