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关于炮党的空军：前线告急，1947年济南国民党空军与宪兵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18:13
有帖子发问，炮党的空军为何在解放战争中没什么作用，偶然发现一则炮党的空军轶事，可见一斑：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9/15405658_0.shtml
1947年初，蒋介石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命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由山东淄川等地南下山东莱芜，准备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抓住李仙洲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战机，于1947年2月用重兵将李仙洲部包围在莱芜一带。急欲突出重围的李仙洲先是频频向济南空军请援，然后又向徐州空军呼救。然而，他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喊来一架飞机。
在莱芜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驻扎在济南、徐州的国民党空军为什么会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呢？
原来，此时整个国民党的空军战斗部队正在上演一场罢飞的闹剧。事情的起因是：国民党驻济空军与驻济宪兵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被称为“济南虎狼斗”。该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
“虎狼斗”拉开序幕
蒋介石自1946年7月撕毁“和平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一直把空军作为一张“王牌”。战争之初，空军确实不负蒋介石厚望，他们在快速投运兵力和物资、轰炸解放区以及战役威慑与配合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部队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把空军当“宝贝”供着，特别是空军飞行员，那更是“宝贝”中的“宝贝”。被“家长”溺宠久了，空军这个“骄子”自然就慢慢蛮横起来。
1947年2月，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济南公开上映，这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大片，当时的青年人是非看不可的。2月初的一个傍晚，即将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济南大华电影院门口人影晃动，热闹非常。这时候，一位姓彭的国民党空军中士迈着八字步，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大华电影院头一天上演这部大片，电影票自然很不好买。彭中士看了一眼人山人海的售票窗口后，又瞧了瞧自己的一身戎装，心想：咱这身行头就是门票，咱为党国出了那么大的力，白看场电影还算多吗？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往影院门口走去。
猛然间，两个宪兵双手叉腰横在了他的眼前。原来，大华电影院老板早预料到这天的秩序一定很不好，就花钱请了4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维持秩序，并特别请他们中两名身强体壮的站在门口查票。国民党《宪兵令》规定：“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警察”，也就是上管军下管民，他们在国统区有“先斩后奏”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连一般当兵的都横得不得了，这些人自然更是牛气冲天。两名负责查票的宪兵见有人手中没票也敢往里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怒目圆瞪地把彭中士挡在了门外。彭中士哪里受过这种“礼遇”，口中骂咧咧地仍要往里闯。两个宪兵如何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对准彭中士的腮帮子就是一记老拳。
彭中士万万没想到，宪兵居然敢来真格的，简直气炸了肺，不过一看这阵势，心里又有点发毛：好汉难敌四手，猛虎还怕群狼。于是，他扔下一句话：“有种的，给我等着！”捂着脸一阵风似地逃跑了。
不一会儿，他还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膀大腰圆的空军李中尉。既然是专门来报复的，双方当然没有说上几句就在电影院门口动上了手。一开始是“二对二”，双方还能打个平手，但正在电影院里面值勤的另外两个宪兵闻声出来后，战况马上成了“四对二”。几个回合下来，彭中士和李中尉终于不支，落荒而逃。彭中士的牙齿被打掉了两颗，李中尉的脑袋也挂了彩，血流得满脸都是。
平时骄横跋扈的李中尉何时吃过这样的大亏，因为宪兵隶属第二绥靖司令部管辖，他当即就和彭中士驾车直奔济南的第二绥靖司令部而去，声言要找司令官王耀武告状。王耀武正在开会，李中尉向副官摔下名片，甩门而去。
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的“虎狼斗”拉开了序幕。
“和事佬”出师不利
晚上10时许，王耀武开过会，听副官汇报了此事，再一看名片，倒吸了一口凉气，“拜访”人竟然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员，心想：这些人可是“老头子”的心肝，他们掉根头发“老头子”都心疼，特别是他们那个在济南的负责人，不仅胆子很大，而且还有特殊背景，更何况今后战局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多着呢，看来确实不能坐视不管。
王耀武尽管一时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是谁把谁打了，先息事宁人，稳住空军再说。于是，他马上亲自打电话给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委托他当晚带着慰问品去空军济南指挥所慰问受伤的飞行员，充当一下“和事佬”。
吴斌官拜中将，在济南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见王耀武竟然安排自己连夜去探望一名区区空军中尉，颇不以为然，认为王耀武是在“羞煞”自己，就故意拖延到次日中午。没想到这一拖，麻烦更大了。
再说当晚李中尉、彭中士出了第二绥靖司令部后，就直奔空军济南指挥所而来，他们要找当时指挥所的负责人、空军中校苑金函撑腰。苑金函曾是大名鼎鼎的空军抗日英雄，他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曾打下日军飞机多架，并多次负伤。1942年夏天，苑金函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3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二话没说，跳上这架P40就上天了，一上去就打下一架敌机，那架中国飞机乘机逃脱。苑金函后来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苑金函又坐镇济南指挥驻济空军各单位，直接对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负责，并不接受第二绥靖司令部和王耀武的指挥。
苑金函听完李中尉、彭中士的“血泪”诉说，自然少不得要说些替他们“主正义，讨公道”之类的套话。他自信地认为，既然第二绥靖司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凭他们空军的特殊地位，凭他曾经“救驾之大功”，想必他们不敢怠慢，一定会连夜派高级军官来向他们慰问和道歉的。于是，他对李、彭二人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司令部那边一会儿准有人来，我会为你们出气的。”
他们3人就这样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午夜12点，也没有等来司令部的半个人影。苑金函的脸面在下属面前挂不住了，只好自我解嘲道：“今天晚上王司令也许还不知道这件事，明天一早他们一准儿来。”
就这样，苑金函从次日一早又开始等，一直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把司令部的人盼来。
在下属面前脸面尽失的苑金函恼羞成怒，把手中水杯“啪”地摔在地上：“想欺负我们空军，瞎了你们的狗眼！”
又过了好一会儿，吴斌才带着慰问品来了。别看他的军职和军衔比苑金函都要高出许多，但苑金函平时还真用不上他，倒是他为山东和济南战事的需要，经常有求于苑金函。因此，正在气头上的苑金函没有把吴斌放在眼里，对吴斌不仅连个正常的客套也没有，还满口冷语相向。
吴斌见话不投机，连忙起身告辞。苑金函命令手下把吴斌带来的慰问品当作“炮弹”，一筐筐地从楼上抛下，砸向吴斌的小轿车。吴斌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吓晕了，顾不得什么身份和脸面，在随从的掩护下，仓皇钻进汽车，一溜烟逃了。
“和事佬”出师不利，预示着一场带有血腥的“战斗”就要爆发。
你死我活“虎狼斗”
“欢送”走了吴大司令官，苑金函对李中尉、彭中士二人说：“既然打伤咱们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密令：凡驻济南空军官兵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律不得外出，随时听从指挥，否则军法处置；命令汽车五中队准备10辆卡车，涂去一切军队标志，在指挥所听候调用；命令空军济南油弹库准备200枝步枪、10挺轻机枪，让精挑细选出来的220名士兵做好战前准备，每人操一枝步枪，两人操一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10名飞行员、10名机械士，分别分配到卡车上，负责现场指挥，随时准备战斗。
苑金函把作战的重点放在了大华电影院，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打算与空军将士作对。苑金函想，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指示分派4辆作战卡车攻打这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宪兵驻济仅有一个营，营部设在经二纬二路，另有一个连部设于经二纬五路。苑金函派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的那个连部，他自己则亲自率领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营部。
当日下午6点，空军复仇队气势汹汹地从济南西郊机场向市区急驶而来。驻守大华电影院的宪兵自知惹了麻烦，不敢大意，也做了充分的防备。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并在对面的海岱旅馆和西北方的北洋大戏院的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形成三角之势，准备迎接空军的袭击。附近居民和准备来看电影的人一看这架势，纷纷逃得一干二净，大华电影院的李老板则捶胸顿足，叫悔不迭。
片刻工夫，空军的作战卡车就到达了大华电影院，可惜这些空军士兵没有陆地作战经验，车距离电影院老远就扣动扳机，子弹朝电影院狂风暴雨般射去，倒是当场放倒了几个在电影院门口警戒的宪兵，但他们的子弹也随即告罄。还是司机脑瓜灵活，既然大事不妙，那就赶紧脚底抹油。卡车像受惊的骡子似的，从经一路西拐，绝尘而去。虽说宪兵早有准备，却没想到对方来得快跑得也快，更没想到对方真敢动真格的。三角之势的机枪倒也鸣叫了，但此时哪里还有空军卡车的踪影。
苑金函率领的那支队伍也是“战果辉煌”。宪兵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3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苑金函的手下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像是开了染房，这才“高奏凯歌”回了机场。
袭击宪兵连部的那一拨空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冲进连部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连部的守卫人员何时受过这种鸟气，与之搏斗起来。不知哪位宪兵枪法还真准，“叭叭”两枪，两个空军指挥官便应声倒下，其余的空军见大势不妙，抢过长官的尸体，落荒而逃。
惊动南京最高当局
“宪兵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苑金函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吩咐译电员十万火急发往全国各地的空军单位，把济南宪兵打伤、打死飞行员的事件公告全国。
苑金函的这一招棋下得好，驻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的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作战队伍都来电响应，并表示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决不起飞作战。一时间，全国的空军掀起了总罢飞的浪潮。此时，正值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告急，要求空军出击助战。可求助电报到了济南空军指挥所，苑金函把电报揉成废纸团扔进了纸篓。
双方冲突后不久，大华电影院李老板为了讨好宪兵，便主动请缨，去空军司令部讲和，不曾想这位自以为是的“人物”还没来得及开金口，就被居高临下的苑金函抬脚踢下楼来。一位少将衔的宪兵团长在顶头上司的委派下，第三天下午畏畏缩缩地来到空军指挥司令部，一张口就被苑金函骂了个狗血喷头，丧气而归。
事件如此严重，特别是空军战斗部队全国集体罢飞，终于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蒋介石命令陈诚负责处理此事。因为山东战事正紧，陈诚不敢亲临济南，就在徐州坐镇指挥，并致电王耀武：奉总座口谕，限期解决事件，否则军纪处置。
王耀武接电后，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检查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的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苑金函随后向全国空军发出通报，恢复了正常的军事活动，这场“虎狼斗”才告一段落。
济南空、宪冲突事件发生后，慰抚不力的吴斌被王耀武痛骂了一顿，差点被撤了济南城防司令的职务，驻济南宪兵团团长也受到记过的处分。而“总导演”苑金函仅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并且此后的仕途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苑金函1949年随国民党败军去台，到台湾以后继续飞黄腾达，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学校的校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帖子发问，炮党的空军为何在解放战争中没什么作用，偶然发现一则炮党的空军轶事，可见一斑：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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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蒋介石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命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由山东淄川等地南下山东莱芜，准备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抓住李仙洲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战机，于1947年2月用重兵将李仙洲部包围在莱芜一带。急欲突出重围的李仙洲先是频频向济南空军请援，然后又向徐州空军呼救。然而，他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喊来一架飞机。
在莱芜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驻扎在济南、徐州的国民党空军为什么会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呢？
原来，此时整个国民党的空军战斗部队正在上演一场罢飞的闹剧。事情的起因是：国民党驻济空军与驻济宪兵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被称为“济南虎狼斗”。该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
“虎狼斗”拉开序幕
蒋介石自1946年7月撕毁“和平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一直把空军作为一张“王牌”。战争之初，空军确实不负蒋介石厚望，他们在快速投运兵力和物资、轰炸解放区以及战役威慑与配合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部队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把空军当“宝贝”供着，特别是空军飞行员，那更是“宝贝”中的“宝贝”。被“家长”溺宠久了，空军这个“骄子”自然就慢慢蛮横起来。
1947年2月，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济南公开上映，这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大片，当时的青年人是非看不可的。2月初的一个傍晚，即将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济南大华电影院门口人影晃动，热闹非常。这时候，一位姓彭的国民党空军中士迈着八字步，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大华电影院头一天上演这部大片，电影票自然很不好买。彭中士看了一眼人山人海的售票窗口后，又瞧了瞧自己的一身戎装，心想：咱这身行头就是门票，咱为党国出了那么大的力，白看场电影还算多吗？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往影院门口走去。
猛然间，两个宪兵双手叉腰横在了他的眼前。原来，大华电影院老板早预料到这天的秩序一定很不好，就花钱请了4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维持秩序，并特别请他们中两名身强体壮的站在门口查票。国民党《宪兵令》规定：“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警察”，也就是上管军下管民，他们在国统区有“先斩后奏”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连一般当兵的都横得不得了，这些人自然更是牛气冲天。两名负责查票的宪兵见有人手中没票也敢往里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怒目圆瞪地把彭中士挡在了门外。彭中士哪里受过这种“礼遇”，口中骂咧咧地仍要往里闯。两个宪兵如何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对准彭中士的腮帮子就是一记老拳。
彭中士万万没想到，宪兵居然敢来真格的，简直气炸了肺，不过一看这阵势，心里又有点发毛：好汉难敌四手，猛虎还怕群狼。于是，他扔下一句话：“有种的，给我等着！”捂着脸一阵风似地逃跑了。
不一会儿，他还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膀大腰圆的空军李中尉。既然是专门来报复的，双方当然没有说上几句就在电影院门口动上了手。一开始是“二对二”，双方还能打个平手，但正在电影院里面值勤的另外两个宪兵闻声出来后，战况马上成了“四对二”。几个回合下来，彭中士和李中尉终于不支，落荒而逃。彭中士的牙齿被打掉了两颗，李中尉的脑袋也挂了彩，血流得满脸都是。
平时骄横跋扈的李中尉何时吃过这样的大亏，因为宪兵隶属第二绥靖司令部管辖，他当即就和彭中士驾车直奔济南的第二绥靖司令部而去，声言要找司令官王耀武告状。王耀武正在开会，李中尉向副官摔下名片，甩门而去。
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的“虎狼斗”拉开了序幕。
“和事佬”出师不利
晚上10时许，王耀武开过会，听副官汇报了此事，再一看名片，倒吸了一口凉气，“拜访”人竟然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员，心想：这些人可是“老头子”的心肝，他们掉根头发“老头子”都心疼，特别是他们那个在济南的负责人，不仅胆子很大，而且还有特殊背景，更何况今后战局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多着呢，看来确实不能坐视不管。
王耀武尽管一时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是谁把谁打了，先息事宁人，稳住空军再说。于是，他马上亲自打电话给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委托他当晚带着慰问品去空军济南指挥所慰问受伤的飞行员，充当一下“和事佬”。
吴斌官拜中将，在济南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见王耀武竟然安排自己连夜去探望一名区区空军中尉，颇不以为然，认为王耀武是在“羞煞”自己，就故意拖延到次日中午。没想到这一拖，麻烦更大了。
再说当晚李中尉、彭中士出了第二绥靖司令部后，就直奔空军济南指挥所而来，他们要找当时指挥所的负责人、空军中校苑金函撑腰。苑金函曾是大名鼎鼎的空军抗日英雄，他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曾打下日军飞机多架，并多次负伤。1942年夏天，苑金函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3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二话没说，跳上这架P40就上天了，一上去就打下一架敌机，那架中国飞机乘机逃脱。苑金函后来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苑金函又坐镇济南指挥驻济空军各单位，直接对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负责，并不接受第二绥靖司令部和王耀武的指挥。
苑金函听完李中尉、彭中士的“血泪”诉说，自然少不得要说些替他们“主正义，讨公道”之类的套话。他自信地认为，既然第二绥靖司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凭他们空军的特殊地位，凭他曾经“救驾之大功”，想必他们不敢怠慢，一定会连夜派高级军官来向他们慰问和道歉的。于是，他对李、彭二人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司令部那边一会儿准有人来，我会为你们出气的。”
他们3人就这样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午夜12点，也没有等来司令部的半个人影。苑金函的脸面在下属面前挂不住了，只好自我解嘲道：“今天晚上王司令也许还不知道这件事，明天一早他们一准儿来。”
就这样，苑金函从次日一早又开始等，一直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把司令部的人盼来。
在下属面前脸面尽失的苑金函恼羞成怒，把手中水杯“啪”地摔在地上：“想欺负我们空军，瞎了你们的狗眼！”
又过了好一会儿，吴斌才带着慰问品来了。别看他的军职和军衔比苑金函都要高出许多，但苑金函平时还真用不上他，倒是他为山东和济南战事的需要，经常有求于苑金函。因此，正在气头上的苑金函没有把吴斌放在眼里，对吴斌不仅连个正常的客套也没有，还满口冷语相向。
吴斌见话不投机，连忙起身告辞。苑金函命令手下把吴斌带来的慰问品当作“炮弹”，一筐筐地从楼上抛下，砸向吴斌的小轿车。吴斌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吓晕了，顾不得什么身份和脸面，在随从的掩护下，仓皇钻进汽车，一溜烟逃了。
“和事佬”出师不利，预示着一场带有血腥的“战斗”就要爆发。
你死我活“虎狼斗”
“欢送”走了吴大司令官，苑金函对李中尉、彭中士二人说：“既然打伤咱们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密令：凡驻济南空军官兵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律不得外出，随时听从指挥，否则军法处置；命令汽车五中队准备10辆卡车，涂去一切军队标志，在指挥所听候调用；命令空军济南油弹库准备200枝步枪、10挺轻机枪，让精挑细选出来的220名士兵做好战前准备，每人操一枝步枪，两人操一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10名飞行员、10名机械士，分别分配到卡车上，负责现场指挥，随时准备战斗。
苑金函把作战的重点放在了大华电影院，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打算与空军将士作对。苑金函想，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指示分派4辆作战卡车攻打这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宪兵驻济仅有一个营，营部设在经二纬二路，另有一个连部设于经二纬五路。苑金函派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的那个连部，他自己则亲自率领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营部。
当日下午6点，空军复仇队气势汹汹地从济南西郊机场向市区急驶而来。驻守大华电影院的宪兵自知惹了麻烦，不敢大意，也做了充分的防备。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并在对面的海岱旅馆和西北方的北洋大戏院的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形成三角之势，准备迎接空军的袭击。附近居民和准备来看电影的人一看这架势，纷纷逃得一干二净，大华电影院的李老板则捶胸顿足，叫悔不迭。
片刻工夫，空军的作战卡车就到达了大华电影院，可惜这些空军士兵没有陆地作战经验，车距离电影院老远就扣动扳机，子弹朝电影院狂风暴雨般射去，倒是当场放倒了几个在电影院门口警戒的宪兵，但他们的子弹也随即告罄。还是司机脑瓜灵活，既然大事不妙，那就赶紧脚底抹油。卡车像受惊的骡子似的，从经一路西拐，绝尘而去。虽说宪兵早有准备，却没想到对方来得快跑得也快，更没想到对方真敢动真格的。三角之势的机枪倒也鸣叫了，但此时哪里还有空军卡车的踪影。
苑金函率领的那支队伍也是“战果辉煌”。宪兵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3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苑金函的手下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像是开了染房，这才“高奏凯歌”回了机场。
袭击宪兵连部的那一拨空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冲进连部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连部的守卫人员何时受过这种鸟气，与之搏斗起来。不知哪位宪兵枪法还真准，“叭叭”两枪，两个空军指挥官便应声倒下，其余的空军见大势不妙，抢过长官的尸体，落荒而逃。
惊动南京最高当局
“宪兵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苑金函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吩咐译电员十万火急发往全国各地的空军单位，把济南宪兵打伤、打死飞行员的事件公告全国。
苑金函的这一招棋下得好，驻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的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作战队伍都来电响应，并表示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决不起飞作战。一时间，全国的空军掀起了总罢飞的浪潮。此时，正值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告急，要求空军出击助战。可求助电报到了济南空军指挥所，苑金函把电报揉成废纸团扔进了纸篓。
双方冲突后不久，大华电影院李老板为了讨好宪兵，便主动请缨，去空军司令部讲和，不曾想这位自以为是的“人物”还没来得及开金口，就被居高临下的苑金函抬脚踢下楼来。一位少将衔的宪兵团长在顶头上司的委派下，第三天下午畏畏缩缩地来到空军指挥司令部，一张口就被苑金函骂了个狗血喷头，丧气而归。
事件如此严重，特别是空军战斗部队全国集体罢飞，终于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蒋介石命令陈诚负责处理此事。因为山东战事正紧，陈诚不敢亲临济南，就在徐州坐镇指挥，并致电王耀武：奉总座口谕，限期解决事件，否则军纪处置。
王耀武接电后，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检查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的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苑金函随后向全国空军发出通报，恢复了正常的军事活动，这场“虎狼斗”才告一段落。
济南空、宪冲突事件发生后，慰抚不力的吴斌被王耀武痛骂了一顿，差点被撤了济南城防司令的职务，驻济南宪兵团团长也受到记过的处分。而“总导演”苑金函仅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并且此后的仕途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苑金函1949年随国民党败军去台，到台湾以后继续飞黄腾达，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学校的校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9/15405658_0.shtml
1947年初，蒋介石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命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由山东淄川等地南下山东莱芜，准备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抓住李仙洲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战机，于1947年2月用重兵将李仙洲部包围在莱芜一带。急欲突出重围的李仙洲先是频频向济南空军请援，然后又向徐州空军呼救。然而，他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喊来一架飞机。
在莱芜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驻扎在济南、徐州的国民党空军为什么会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呢？
原来，此时整个国民党的空军战斗部队正在上演一场罢飞的闹剧。事情的起因是：国民党驻济空军与驻济宪兵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被称为“济南虎狼斗”。该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
“虎狼斗”拉开序幕
蒋介石自1946年7月撕毁“和平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一直把空军作为一张“王牌”。战争之初，空军确实不负蒋介石厚望，他们在快速投运兵力和物资、轰炸解放区以及战役威慑与配合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部队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把空军当“宝贝”供着，特别是空军飞行员，那更是“宝贝”中的“宝贝”。被“家长”溺宠久了，空军这个“骄子”自然就慢慢蛮横起来。
1947年2月，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济南公开上映，这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大片，当时的青年人是非看不可的。2月初的一个傍晚，即将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济南大华电影院门口人影晃动，热闹非常。这时候，一位姓彭的国民党空军中士迈着八字步，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大华电影院头一天上演这部大片，电影票自然很不好买。彭中士看了一眼人山人海的售票窗口后，又瞧了瞧自己的一身戎装，心想：咱这身行头就是门票，咱为党国出了那么大的力，白看场电影还算多吗？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往影院门口走去。
猛然间，两个宪兵双手叉腰横在了他的眼前。原来，大华电影院老板早预料到这天的秩序一定很不好，就花钱请了4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维持秩序，并特别请他们中两名身强体壮的站在门口查票。国民党《宪兵令》规定：“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警察”，也就是上管军下管民，他们在国统区有“先斩后奏”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连一般当兵的都横得不得了，这些人自然更是牛气冲天。两名负责查票的宪兵见有人手中没票也敢往里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怒目圆瞪地把彭中士挡在了门外。彭中士哪里受过这种“礼遇”，口中骂咧咧地仍要往里闯。两个宪兵如何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对准彭中士的腮帮子就是一记老拳。
彭中士万万没想到，宪兵居然敢来真格的，简直气炸了肺，不过一看这阵势，心里又有点发毛：好汉难敌四手，猛虎还怕群狼。于是，他扔下一句话：“有种的，给我等着！”捂着脸一阵风似地逃跑了。
不一会儿，他还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膀大腰圆的空军李中尉。既然是专门来报复的，双方当然没有说上几句就在电影院门口动上了手。一开始是“二对二”，双方还能打个平手，但正在电影院里面值勤的另外两个宪兵闻声出来后，战况马上成了“四对二”。几个回合下来，彭中士和李中尉终于不支，落荒而逃。彭中士的牙齿被打掉了两颗，李中尉的脑袋也挂了彩，血流得满脸都是。
平时骄横跋扈的李中尉何时吃过这样的大亏，因为宪兵隶属第二绥靖司令部管辖，他当即就和彭中士驾车直奔济南的第二绥靖司令部而去，声言要找司令官王耀武告状。王耀武正在开会，李中尉向副官摔下名片，甩门而去。
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的“虎狼斗”拉开了序幕。
“和事佬”出师不利
晚上10时许，王耀武开过会，听副官汇报了此事，再一看名片，倒吸了一口凉气，“拜访”人竟然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员，心想：这些人可是“老头子”的心肝，他们掉根头发“老头子”都心疼，特别是他们那个在济南的负责人，不仅胆子很大，而且还有特殊背景，更何况今后战局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多着呢，看来确实不能坐视不管。
王耀武尽管一时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是谁把谁打了，先息事宁人，稳住空军再说。于是，他马上亲自打电话给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委托他当晚带着慰问品去空军济南指挥所慰问受伤的飞行员，充当一下“和事佬”。
吴斌官拜中将，在济南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见王耀武竟然安排自己连夜去探望一名区区空军中尉，颇不以为然，认为王耀武是在“羞煞”自己，就故意拖延到次日中午。没想到这一拖，麻烦更大了。
再说当晚李中尉、彭中士出了第二绥靖司令部后，就直奔空军济南指挥所而来，他们要找当时指挥所的负责人、空军中校苑金函撑腰。苑金函曾是大名鼎鼎的空军抗日英雄，他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曾打下日军飞机多架，并多次负伤。1942年夏天，苑金函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3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二话没说，跳上这架P40就上天了，一上去就打下一架敌机，那架中国飞机乘机逃脱。苑金函后来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苑金函又坐镇济南指挥驻济空军各单位，直接对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负责，并不接受第二绥靖司令部和王耀武的指挥。
苑金函听完李中尉、彭中士的“血泪”诉说，自然少不得要说些替他们“主正义，讨公道”之类的套话。他自信地认为，既然第二绥靖司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凭他们空军的特殊地位，凭他曾经“救驾之大功”，想必他们不敢怠慢，一定会连夜派高级军官来向他们慰问和道歉的。于是，他对李、彭二人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司令部那边一会儿准有人来，我会为你们出气的。”
他们3人就这样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午夜12点，也没有等来司令部的半个人影。苑金函的脸面在下属面前挂不住了，只好自我解嘲道：“今天晚上王司令也许还不知道这件事，明天一早他们一准儿来。”
就这样，苑金函从次日一早又开始等，一直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把司令部的人盼来。
在下属面前脸面尽失的苑金函恼羞成怒，把手中水杯“啪”地摔在地上：“想欺负我们空军，瞎了你们的狗眼！”
又过了好一会儿，吴斌才带着慰问品来了。别看他的军职和军衔比苑金函都要高出许多，但苑金函平时还真用不上他，倒是他为山东和济南战事的需要，经常有求于苑金函。因此，正在气头上的苑金函没有把吴斌放在眼里，对吴斌不仅连个正常的客套也没有，还满口冷语相向。
吴斌见话不投机，连忙起身告辞。苑金函命令手下把吴斌带来的慰问品当作“炮弹”，一筐筐地从楼上抛下，砸向吴斌的小轿车。吴斌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吓晕了，顾不得什么身份和脸面，在随从的掩护下，仓皇钻进汽车，一溜烟逃了。
“和事佬”出师不利，预示着一场带有血腥的“战斗”就要爆发。
你死我活“虎狼斗”
“欢送”走了吴大司令官，苑金函对李中尉、彭中士二人说：“既然打伤咱们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密令：凡驻济南空军官兵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律不得外出，随时听从指挥，否则军法处置；命令汽车五中队准备10辆卡车，涂去一切军队标志，在指挥所听候调用；命令空军济南油弹库准备200枝步枪、10挺轻机枪，让精挑细选出来的220名士兵做好战前准备，每人操一枝步枪，两人操一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10名飞行员、10名机械士，分别分配到卡车上，负责现场指挥，随时准备战斗。
苑金函把作战的重点放在了大华电影院，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打算与空军将士作对。苑金函想，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指示分派4辆作战卡车攻打这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宪兵驻济仅有一个营，营部设在经二纬二路，另有一个连部设于经二纬五路。苑金函派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的那个连部，他自己则亲自率领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营部。
当日下午6点，空军复仇队气势汹汹地从济南西郊机场向市区急驶而来。驻守大华电影院的宪兵自知惹了麻烦，不敢大意，也做了充分的防备。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并在对面的海岱旅馆和西北方的北洋大戏院的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形成三角之势，准备迎接空军的袭击。附近居民和准备来看电影的人一看这架势，纷纷逃得一干二净，大华电影院的李老板则捶胸顿足，叫悔不迭。
片刻工夫，空军的作战卡车就到达了大华电影院，可惜这些空军士兵没有陆地作战经验，车距离电影院老远就扣动扳机，子弹朝电影院狂风暴雨般射去，倒是当场放倒了几个在电影院门口警戒的宪兵，但他们的子弹也随即告罄。还是司机脑瓜灵活，既然大事不妙，那就赶紧脚底抹油。卡车像受惊的骡子似的，从经一路西拐，绝尘而去。虽说宪兵早有准备，却没想到对方来得快跑得也快，更没想到对方真敢动真格的。三角之势的机枪倒也鸣叫了，但此时哪里还有空军卡车的踪影。
苑金函率领的那支队伍也是“战果辉煌”。宪兵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3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苑金函的手下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像是开了染房，这才“高奏凯歌”回了机场。
袭击宪兵连部的那一拨空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冲进连部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连部的守卫人员何时受过这种鸟气，与之搏斗起来。不知哪位宪兵枪法还真准，“叭叭”两枪，两个空军指挥官便应声倒下，其余的空军见大势不妙，抢过长官的尸体，落荒而逃。
惊动南京最高当局
“宪兵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苑金函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吩咐译电员十万火急发往全国各地的空军单位，把济南宪兵打伤、打死飞行员的事件公告全国。
苑金函的这一招棋下得好，驻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的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作战队伍都来电响应，并表示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决不起飞作战。一时间，全国的空军掀起了总罢飞的浪潮。此时，正值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告急，要求空军出击助战。可求助电报到了济南空军指挥所，苑金函把电报揉成废纸团扔进了纸篓。
双方冲突后不久，大华电影院李老板为了讨好宪兵，便主动请缨，去空军司令部讲和，不曾想这位自以为是的“人物”还没来得及开金口，就被居高临下的苑金函抬脚踢下楼来。一位少将衔的宪兵团长在顶头上司的委派下，第三天下午畏畏缩缩地来到空军指挥司令部，一张口就被苑金函骂了个狗血喷头，丧气而归。
事件如此严重，特别是空军战斗部队全国集体罢飞，终于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蒋介石命令陈诚负责处理此事。因为山东战事正紧，陈诚不敢亲临济南，就在徐州坐镇指挥，并致电王耀武：奉总座口谕，限期解决事件，否则军纪处置。
王耀武接电后，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检查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的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苑金函随后向全国空军发出通报，恢复了正常的军事活动，这场“虎狼斗”才告一段落。
济南空、宪冲突事件发生后，慰抚不力的吴斌被王耀武痛骂了一顿，差点被撤了济南城防司令的职务，驻济南宪兵团团长也受到记过的处分。而“总导演”苑金函仅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并且此后的仕途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苑金函1949年随国民党败军去台，到台湾以后继续飞黄腾达，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学校的校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有帖子发问，炮党的空军为何在解放战争中没什么作用，偶然发现一则炮党的空军轶事，可见一斑：
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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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蒋介石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命令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由山东淄川等地南下山东莱芜，准备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抓住李仙洲孤军深入、兵力分散的战机，于1947年2月用重兵将李仙洲部包围在莱芜一带。急欲突出重围的李仙洲先是频频向济南空军请援，然后又向徐州空军呼救。然而，他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喊来一架飞机。
在莱芜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驻扎在济南、徐州的国民党空军为什么会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呢？
原来，此时整个国民党的空军战斗部队正在上演一场罢飞的闹剧。事情的起因是：国民党驻济空军与驻济宪兵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被称为“济南虎狼斗”。该事件在当时影响很大，并且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
“虎狼斗”拉开序幕
蒋介石自1946年7月撕毁“和平协定”，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一直把空军作为一张“王牌”。战争之初，空军确实不负蒋介石厚望，他们在快速投运兵力和物资、轰炸解放区以及战役威慑与配合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部队无可比拟的优势。于是，整个国民党上上下下都把空军当“宝贝”供着，特别是空军飞行员，那更是“宝贝”中的“宝贝”。被“家长”溺宠久了，空军这个“骄子”自然就慢慢蛮横起来。
1947年2月，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济南公开上映，这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大片，当时的青年人是非看不可的。2月初的一个傍晚，即将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济南大华电影院门口人影晃动，热闹非常。这时候，一位姓彭的国民党空军中士迈着八字步，叼着烟卷，趾高气扬地走了过来。大华电影院头一天上演这部大片，电影票自然很不好买。彭中士看了一眼人山人海的售票窗口后，又瞧了瞧自己的一身戎装，心想：咱这身行头就是门票，咱为党国出了那么大的力，白看场电影还算多吗？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往影院门口走去。
猛然间，两个宪兵双手叉腰横在了他的眼前。原来，大华电影院老板早预料到这天的秩序一定很不好，就花钱请了4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来维持秩序，并特别请他们中两名身强体壮的站在门口查票。国民党《宪兵令》规定：“宪兵主掌军事警察，兼掌普通警察”，也就是上管军下管民，他们在国统区有“先斩后奏”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在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连一般当兵的都横得不得了，这些人自然更是牛气冲天。两名负责查票的宪兵见有人手中没票也敢往里闯，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气不打一处来，怒目圆瞪地把彭中士挡在了门外。彭中士哪里受过这种“礼遇”，口中骂咧咧地仍要往里闯。两个宪兵如何能受得了这种窝囊气，对准彭中士的腮帮子就是一记老拳。
彭中士万万没想到，宪兵居然敢来真格的，简直气炸了肺，不过一看这阵势，心里又有点发毛：好汉难敌四手，猛虎还怕群狼。于是，他扔下一句话：“有种的，给我等着！”捂着脸一阵风似地逃跑了。
不一会儿，他还真回来了，还带来了一个同伙——膀大腰圆的空军李中尉。既然是专门来报复的，双方当然没有说上几句就在电影院门口动上了手。一开始是“二对二”，双方还能打个平手，但正在电影院里面值勤的另外两个宪兵闻声出来后，战况马上成了“四对二”。几个回合下来，彭中士和李中尉终于不支，落荒而逃。彭中士的牙齿被打掉了两颗，李中尉的脑袋也挂了彩，血流得满脸都是。
平时骄横跋扈的李中尉何时吃过这样的大亏，因为宪兵隶属第二绥靖司令部管辖，他当即就和彭中士驾车直奔济南的第二绥靖司令部而去，声言要找司令官王耀武告状。王耀武正在开会，李中尉向副官摔下名片，甩门而去。
就这样，一场震动全国的“虎狼斗”拉开了序幕。
“和事佬”出师不利
晚上10时许，王耀武开过会，听副官汇报了此事，再一看名片，倒吸了一口凉气，“拜访”人竟然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员，心想：这些人可是“老头子”的心肝，他们掉根头发“老头子”都心疼，特别是他们那个在济南的负责人，不仅胆子很大，而且还有特殊背景，更何况今后战局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多着呢，看来确实不能坐视不管。
王耀武尽管一时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是谁把谁打了，先息事宁人，稳住空军再说。于是，他马上亲自打电话给济南城防司令吴斌，委托他当晚带着慰问品去空军济南指挥所慰问受伤的飞行员，充当一下“和事佬”。
吴斌官拜中将，在济南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见王耀武竟然安排自己连夜去探望一名区区空军中尉，颇不以为然，认为王耀武是在“羞煞”自己，就故意拖延到次日中午。没想到这一拖，麻烦更大了。
再说当晚李中尉、彭中士出了第二绥靖司令部后，就直奔空军济南指挥所而来，他们要找当时指挥所的负责人、空军中校苑金函撑腰。苑金函曾是大名鼎鼎的空军抗日英雄，他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曾打下日军飞机多架，并多次负伤。1942年夏天，苑金函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3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二话没说，跳上这架P40就上天了，一上去就打下一架敌机，那架中国飞机乘机逃脱。苑金函后来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苑金函又坐镇济南指挥驻济空军各单位，直接对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负责，并不接受第二绥靖司令部和王耀武的指挥。
苑金函听完李中尉、彭中士的“血泪”诉说，自然少不得要说些替他们“主正义，讨公道”之类的套话。他自信地认为，既然第二绥靖司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凭他们空军的特殊地位，凭他曾经“救驾之大功”，想必他们不敢怠慢，一定会连夜派高级军官来向他们慰问和道歉的。于是，他对李、彭二人说：“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司令部那边一会儿准有人来，我会为你们出气的。”
他们3人就这样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午夜12点，也没有等来司令部的半个人影。苑金函的脸面在下属面前挂不住了，只好自我解嘲道：“今天晚上王司令也许还不知道这件事，明天一早他们一准儿来。”
就这样，苑金函从次日一早又开始等，一直等到上午10点，也没有把司令部的人盼来。
在下属面前脸面尽失的苑金函恼羞成怒，把手中水杯“啪”地摔在地上：“想欺负我们空军，瞎了你们的狗眼！”
又过了好一会儿，吴斌才带着慰问品来了。别看他的军职和军衔比苑金函都要高出许多，但苑金函平时还真用不上他，倒是他为山东和济南战事的需要，经常有求于苑金函。因此，正在气头上的苑金函没有把吴斌放在眼里，对吴斌不仅连个正常的客套也没有，还满口冷语相向。
吴斌见话不投机，连忙起身告辞。苑金函命令手下把吴斌带来的慰问品当作“炮弹”，一筐筐地从楼上抛下，砸向吴斌的小轿车。吴斌被这些从天而降的“炮弹”吓晕了，顾不得什么身份和脸面，在随从的掩护下，仓皇钻进汽车，一溜烟逃了。
“和事佬”出师不利，预示着一场带有血腥的“战斗”就要爆发。
你死我活“虎狼斗”
“欢送”走了吴大司令官，苑金函对李中尉、彭中士二人说：“既然打伤咱们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密令：凡驻济南空军官兵都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律不得外出，随时听从指挥，否则军法处置；命令汽车五中队准备10辆卡车，涂去一切军队标志，在指挥所听候调用；命令空军济南油弹库准备200枝步枪、10挺轻机枪，让精挑细选出来的220名士兵做好战前准备，每人操一枝步枪，两人操一挺轻机枪；命令空军二十八中队派10名飞行员、10名机械士，分别分配到卡车上，负责现场指挥，随时准备战斗。
苑金函把作战的重点放在了大华电影院，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打算与空军将士作对。苑金函想，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于是，指示分派4辆作战卡车攻打这个地方。
当时，国民党宪兵驻济仅有一个营，营部设在经二纬二路，另有一个连部设于经二纬五路。苑金函派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的那个连部，他自己则亲自率领3辆作战卡车去进攻宪兵营部。
当日下午6点，空军复仇队气势汹汹地从济南西郊机场向市区急驶而来。驻守大华电影院的宪兵自知惹了麻烦，不敢大意，也做了充分的防备。他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平地上架起了机枪，并在对面的海岱旅馆和西北方的北洋大戏院的房顶上也架起了机枪，形成三角之势，准备迎接空军的袭击。附近居民和准备来看电影的人一看这架势，纷纷逃得一干二净，大华电影院的李老板则捶胸顿足，叫悔不迭。
片刻工夫，空军的作战卡车就到达了大华电影院，可惜这些空军士兵没有陆地作战经验，车距离电影院老远就扣动扳机，子弹朝电影院狂风暴雨般射去，倒是当场放倒了几个在电影院门口警戒的宪兵，但他们的子弹也随即告罄。还是司机脑瓜灵活，既然大事不妙，那就赶紧脚底抹油。卡车像受惊的骡子似的，从经一路西拐，绝尘而去。虽说宪兵早有准备，却没想到对方来得快跑得也快，更没想到对方真敢动真格的。三角之势的机枪倒也鸣叫了，但此时哪里还有空军卡车的踪影。
苑金函率领的那支队伍也是“战果辉煌”。宪兵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3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苑金函的手下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像是开了染房，这才“高奏凯歌”回了机场。
袭击宪兵连部的那一拨空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冲进连部后，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连部的守卫人员何时受过这种鸟气，与之搏斗起来。不知哪位宪兵枪法还真准，“叭叭”两枪，两个空军指挥官便应声倒下，其余的空军见大势不妙，抢过长官的尸体，落荒而逃。
惊动南京最高当局
“宪兵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苑金函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草拟了一份电报稿，吩咐译电员十万火急发往全国各地的空军单位，把济南宪兵打伤、打死飞行员的事件公告全国。
苑金函的这一招棋下得好，驻上海、重庆、沈阳等地的轰炸机、运输机、驱逐机作战队伍都来电响应，并表示如果不解决济南事件，决不起飞作战。一时间，全国的空军掀起了总罢飞的浪潮。此时，正值山东战区的莱芜战役告急，要求空军出击助战。可求助电报到了济南空军指挥所，苑金函把电报揉成废纸团扔进了纸篓。
双方冲突后不久，大华电影院李老板为了讨好宪兵，便主动请缨，去空军司令部讲和，不曾想这位自以为是的“人物”还没来得及开金口，就被居高临下的苑金函抬脚踢下楼来。一位少将衔的宪兵团长在顶头上司的委派下，第三天下午畏畏缩缩地来到空军指挥司令部，一张口就被苑金函骂了个狗血喷头，丧气而归。
事件如此严重，特别是空军战斗部队全国集体罢飞，终于惊动了南京最高当局，蒋介石命令陈诚负责处理此事。因为山东战事正紧，陈诚不敢亲临济南，就在徐州坐镇指挥，并致电王耀武：奉总座口谕，限期解决事件，否则军纪处置。
王耀武接电后，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空军军官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检查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的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苑金函随后向全国空军发出通报，恢复了正常的军事活动，这场“虎狼斗”才告一段落。
济南空、宪冲突事件发生后，慰抚不力的吴斌被王耀武痛骂了一顿，差点被撤了济南城防司令的职务，驻济南宪兵团团长也受到记过的处分。而“总导演”苑金函仅受到记大过的处分，并且此后的仕途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苑金函1949年随国民党败军去台，到台湾以后继续飞黄腾达，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学校的校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外马甲小时候和此事件的当事人之一空降兵中尉蔡智诚是住一个大院的，他也就此事写过一个段子：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
1947年初，莱芜战役爆发，李仙洲指挥的国军9个师被解放军华野的24个师围住了，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个要命的当口，亟待突围的国军步兵当然很需要空军的支援。可是，有那么三五天，战场上空一架飞机也看不见。莱芜前线一天八个电报的催促求救，没有用——空军说：咱们罢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47年2月，蔡智诚从位于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学习结业，在返回南京的途中，奉命到山东济南机场中转。
当时，他是“空军总司令部直属伞兵总队”的中尉，虽然只是个分队长，却是精锐中的精锐，平常见到步兵的营长团长都不拿正眼瞧一下的。国民党军用机场的“场兵”是伞兵的重要补充兵源，他们训练时可以佩挂伞兵徽章，算是伞兵和空军的“亲戚”。蔡志诚此行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济南“场兵”部队的情况。
蔡中尉到济南的那天，正巧遇到白杨、陶金主演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上映，这是轰动全国的大片，时髦青年是非看不可的。蔡智诚和济南飞行场站的几个军官也到“胜利剧院”（后来的济南新华剧院）去看头场，看完之后都说演得好、演得好，感动感动很感动。然后就到饭馆里去喝酒。
喝着喝着，听说有人打架了。
原来，济南场站有个姓彭的中士也来看电影，他在胜利剧院门口发现本单位的一伙军官在那里，觉得不好意思，就跑到“大华剧院”（后来的济南军人剧院）去了。
头一天上演的大片，电影票哪里是那么好买的。售票窗口人山人海，彭中士也不去凑那个热闹，直接走进剧场，找了个好位置就坐下。谁知道，电影还没开演，来了两个宪兵，查票！那还用说，本大爷当然没有票，于是就吵了起来。
“场兵”招收的是中学以上的学生，而宪兵的来源也是中学生，大家都是“秀才兵”，按道理，辩论的水平应该差不多才是。可惜，宪兵入伍以后学习过这个法规那个条例，而“场兵”训练时却没学过法律知识，所以彭中士吵着吵着就吵不赢。他一着急，不当“秀才”当“丘八”，抓起宪兵的钢盔就丢到过道上去了。
这还了得！人家宪兵也是特种兵，《宪兵令》上说得明明白白：“主掌军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和普通警察”。上管军下管民，在国统区有生杀之权，属于见神灭神见鬼灭鬼的人物。那顶带白箍的钢盔更是美军式样的标准配备，是宪兵部队引以自豪的宝贝，岂能随便让人扔到地上去！
于是乎，两位宪兵义愤填膺，一人打了“场兵”一拳。
彭中士挨了两拳，恼羞成怒，电影也不看了，跑到胜利剧院去找帮手。
可这时候，蔡智诚他们已经喝酒去了，彭倒霉蛋在剧院门口转悠来转悠去，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亲戚”——空军中尉。
这位空军中尉姓李，性格也是个黑旋风。他和彭中士原本不认识，可看见人家胸前的伞兵标志，觉得是一家人，当即把袖子一挽：“走！咱俩上，两个打两个”。
跑回大华剧院，一开打才觉得不对头，人家宪兵变成了四个人。
于是，李空军和彭场兵被摁在地上一顿胖揍，空军的脑袋被打破了、场兵的牙齿被打掉了，等他俩七荤八素爬起来，几个宪兵都跑得没了影。
这下子，李空军气坏了，开着吉普车就去“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找王耀武告状。到了司令长官办公室，王耀武开会去了，只有一个副官在值班。这值星官是个中校，对头破血流的中尉带理不理的，李空军顿时大怒，掏出名片往桌上一扔就走了。这才把中校副官吓了一跳——那个年月可不比现在，不是什么人都能有名片的。
晚上十点多钟，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中将回来了。他看见名片也开始伤脑筋，因为这张名片上写着，该名中尉是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的战斗机飞行员。
国军飞行员，那都是些说洋文、吃美国罐头的角色，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呀。
王耀武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他想，不管是谁把空军给打了，先息事宁人再说。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济南警备司令吴斌，让他赶紧带着礼品去慰问那个受了委屈的中尉飞行员。
这时候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吴斌中将心说：“不就是个小中尉挨了几拳头吗？急什么，明天再去也不迟”，搁下电话睡觉去了。吴司令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广东茂名人，而且人家进黄埔之前就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资格够老，如今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可他这一睡觉不要紧，空军那边不耐烦了。
李中尉和彭中士从绥靖区司令部出来就遇到了蔡智诚他们，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一起骂宪兵，李空军说：“今天不出这口气，老子没个完！”，战友们都同意。喝到十二点，饭馆打烊了，绥靖区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统统没见动静。
一帮空军火大了，上尉中尉少尉都嚷着：“回机场去，通知弟兄们，明天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第二天一大早，吴斌司令到机场来了。他自己坐着小轿车，后面跟着辆道奇卡车，满载着香烟、糖果、罐头、苹果和大鸭梨。吴司令下了车，直奔空军指挥官的办公室而去。
济南机场是个小场站，只驻扎着空军二十八中队的9架 P51D（野马）战斗机，人不多，军官的住宿和办公都在一栋三层小楼里。这里也没有固定的指挥官，通常是由北平的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司令徐康良）派处长级别的军官轮流到现场管理。
按道理，人家一个老中将，带着礼物来给校官尉官小伙子们陪笑脸，应该没有问题。可这位吴斌中将够倒霉的，偏巧遇上这个月在济南值班的，是二军区三处（作战处）副处长、空军中校苑金函。
苑金函是河北保定人，他可是国民党空军里大名鼎鼎的人物。
这么说吧，“九次负伤、到退休的时候身体里还有子弹没取出来”，这样的人在陆军里也不多见，在空军更是绝无仅有，因为开飞机的人，遇到受伤的时候也就离报销的距离不远了。可这位苑金函勇士就能做到次次大难不死，而且人家还是开战斗机的，你不服都不行。
抗战期间，苑金函也是“王牌飞行员”，打下来日本飞机不少，自己被打下来的次数更多。他受伤的经历十分丰富，就随便说几件吧：
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苑金函也是高志航大队的成员，当天，他第一次参加空战，也第一次被打下来。好玩的是，他跳伞以后，正巧落在敌我对峙的阵地中间。一时间，两边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从天而降，中国兵喊、日本兵也喊，就象是迎接大明星一样。
降落伞一落地，苑金函撒腿就朝着国军防线狂奔，跑着跑着，被小鬼子一枪打掉半个耳朵，总算是跑回来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战果，可这一段“五百米越野跑”被无数的望远镜看见了，长官们都夸小伙子的身体素质不错，记者们也很是写了几篇文章，他从此就算是出了名。
8月15日“杭州空战”，苑金函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再次上了报纸。可接着的“8、23罗店空战”，他又被打了下来，还受了伤。红十字会的四名医务人员到战场上抢救他，结果被日军残杀，其中的救护队长苏克已先生是上海很有名的外科大夫。为此，宋美龄女士向全世界发表英语讲话、谴责日军违犯国际公约的行为，红十字会还专门修建了纪念碑，捎带着也让苑金函更出名了。
42年夏天，苑金函中队长在四川梁山机场值勤，突然接到空中电报，说有一架成都飞重庆的中国飞机被三架日军战斗机缠上了，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跳上“战斧”就上天了，上去就打落一架敌机，自己当然也被打了下来，脸部也受了伤。
到了医院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这下子可搞大发了，没过多久，苑金函就当上了“中美混合联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
“混合联队”是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下设的由中美人员合编的飞行团，辖三个大队、十二个中队，每个队里中美双方各有一个队长，“第三大队”是其中的战斗机大队，苑金函就是中方大队长。在当时，“混合联队”实际上是由美方队长指挥的，但美军的飞行员都对苑金函十分崇拜，就连美方大队长班奈德（Bennett）上校也对苑少校客气三分。理由嘛，很简单，一是他胆大、二是他命大，不服不行。
47年2月，在济南机场的这个二十八中队就是第三大队的主力，另外，青岛的美军机场还有一个中队，都要买苑金函中校的面子。
看见吴斌司令来访，苑金函就把受伤的李中尉叫到办公室去了，李小伙头缠纱布，满脸悲愤，见了吴斌爱理不理的。
这时候，蔡智诚住在一楼，看见楼上的飞行官们纷纷跑下来，把警备司令部送来的慰问品往上搬，他也过去帮忙。可是，飞行员拿了这些东西似乎并不准备吃，他们两人一组，有的躲在二楼（办公室）走廊边，有的守在三楼凉台上，好象是突击队一样。
二十八中队的中队长阳永光上尉说：“别急，听信号！”
过了一会，吴斌从办公室里出来了，苑金函倒是没说什么，只听见李中尉在屋里嚷：“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来讲这些，我不听。叫王耀武来评理！”。接着，办公室的门“砰”的就关上了。
屋子外面，阳永光中队长高呼一声：“打！”。
好家伙，各种慰问品象雨点一般向吴斌中将飞去。蔡智诚的手里原本抓着个牛肉罐头，想了想又换成了苹果，他是受过特种训练的，要真是一罐头甩过去，非把老吴头当场砸死不可。
可怜的吴司令抱头鼠窜钻进车子，他那辆轿车也被砸得一塌糊涂，一溜烟跑了。
空军大获全胜，欢呼雀跃、哈哈大笑，那苑金函也是满脸的得意。
上午九点多钟，苑金函处长下达命令：“驻济南空军官兵一律在机场集中，没有命令不得外出，违者军法从事”。蔡智诚一听，觉得有道理，这时候确实不能再惹事了，还必须防着别人报复。
没想到，过了不一会，办公楼前开来了十辆卡车。一伙军士把车子前面的军牌号和车门上的“空军”字样都用油漆涂掉，还在车头顶上安装了高平机枪。接着，二十八中队的十名飞行员和十名军械士也挎着航空手枪出门了。
蔡智诚傻了：怎么回事？苑金函这愣小子还想玩真格的呀？
………
苑金函这家伙，在天上是个浑不怕，在地上也是傻大胆，他还真的要指挥着一帮空军到济南城里搞突袭。
按苑处长的说法，既然打伤飞行员的是宪兵，那就要在宪兵身上把面子找回来。“不把济南宪兵收拾老实了，他们还不知道马王爷头上长了几只眼！”
当时，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全国的分布规律是每个省一个团，在济南市区，除了有个宪兵团部（宪兵司令部），还有个宪兵第一营。
人家苑金函毕竟是领导，做事“有分寸”。他说：“弟兄们，凡事要讲道理。胡作非为的是纠察队的小兵，宪兵司令部的人不知情，放过他们算了。咱们把宪兵营揍一顿，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就听军区作战处的苑副处长布置战术。
苑长官一大早就打电话问过情报了，心中早有计划：“宪兵一营的营部在经二纬二路，这地方由本处长亲自带队前去收拾；殴打李中尉的那几个宪兵属于一营二连，连部在经二纬五路，这地方也不能放过，着阳永光中队长负责捣毁；此外，大华电影院是宪兵肇事的犯罪现场，并据可靠消息，自昨晚起就有大批宪兵在那里戒备，企图与我空军将士作对，真是猖狂到了极点，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这个地方嘛……”
苑金函的眼光就转到蔡智诚头上来了。
蔡中尉心想，面前这一帮人，不是开飞机的就是修飞机的，只有他自己是正牌的伞兵突击队军官，他不带队谁带队？反正事到如今，只有逼上梁山了。
当即举手表示：“我去”。
苑金函中校点点头，非常满意。
下午六点，十辆“作战卡车”从济南西郊机场出发，向市区疾驰而去。
在驾驶室里紧握方向盘的是空军机械士，在车厢顶上稳操机关枪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乖乖咙个咚，这可是国军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素质汽车队。
蔡智诚带领的四辆卡车是这次突击行动的主力。
车队来到大华影院，宪兵们果然早有准备，电影院的楼上摆了机关枪，旁边的海岱旅馆、北洋大戏院（这两个地方现在还叫这名字）的屋顶上也架起了机枪。
可是，宪兵的这种“三角防御体系”能吓唬住陆军，却吓唬不了空军。因为开卡车的机械士根本就不懂这个，无知者无畏！
还没等蔡智诚看清周围的环境，驾驶员就径直把汽车开到了电影院，紧接着，车头顶上的高平机枪“嘟嘟嘟嘟”，开火了。当场把在大门口装模作样、耀武扬威的宪兵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蔡智诚心里直骂：“奶奶的，这帮飞行员，在地面打仗跟在天上一样，想开枪就开枪、想开炮就开炮，一点也不听号令，叫我怎么指挥？”
四挺机枪一阵猛扫，如狂风暴雨一般，打死两个宪兵、打伤了七八个。然后，突然就没了声音。
原来，这几个开战斗机的家伙一扣住扳机就不肯松手，三两下就把子弹全打光了。他们又不会换弹匣，急得在车顶上狂呼乱叫：“老蔡老蔡，坏了坏了，没子弹啦！”。
蔡智诚一听：“没子弹了还打个屁呀，快跑吧”。指挥车队加大油门向前猛冲，沿着经一路向西拐了个弯，一溜烟跑回机场去了。
说来也好笑，大华影院原本是宪兵戒备的重点，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空军竟敢这么乱来。飞行员开枪的时候，三个房顶工事也开了枪，可宪兵们全是朝天射击的，等发现空军这边居然是真枪实弹的朝着人打，才连忙掉转枪口还击。可这时候，空军的四辆卡车早已经跑得没影了。
不管怎么样，蔡智诚这一路杀“敌”若干，自己无一损伤，算是大获全胜。
另一边，苑金函率领的队伍也是战果辉煌。
宪兵一营根本没想到空军会来打他们的营部，毫无戒备，眼见三辆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到，立刻作鸟兽散。
苑金函的手下顿时如入无人之境，先揪住一个没来得及跑掉的文书揍了个半死，然后见什么砸什么。最后发现墙脚里有一大箱文具，于是翻出墨水瓶就往墙上摔，红墨水、蓝墨水、黑墨汁，砸得宪兵营的营部象是开了染房。
这才高奏凯歌回机场了。
进攻大华影院和突袭宪兵营部的两路人马胜利会师，大家就等着攻击连部的队伍凯旋归来。没想到，等来等去，却等来个坏消息。
宪兵二连的连部在经二纬五路的一个巷子里，门口很不起眼，阳永光中队长带着三辆车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找到地方。可是那巷子口又太窄，大卡车进不去，一伙空军只好下车偷袭，先打晕了在门口站岗的宪兵，然后撞开大门往里冲。
就这么一会的工夫，大华影院那边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连部。宪兵们都已知道空军搞的是下毒手的玩法，看见飞行员冲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掏枪就打。
这回，轮到空军没想到对方会开枪了。一照面，稀哩糊涂的“突击队”就被打死一个中尉分队长和一个少尉机械士。幸亏阳永光上尉在混战中抢回了战友的尸体，一帮残兵败将屁滚尿流地爬上卡车，逃回机场去了。
“连部攻坚战”的惨败刺痛了空军将士们骄傲的心。
苑金函中校面色铁青，他布置好“阵亡者”的灵堂，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奋笔疾书。几分钟后，一篇“声讨济南宪兵残害我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士”的控诉状起草完毕，署名是大名鼎鼎的“苑金函”。
济南机场的译电员连夜向全国所有空军单位发送电文。
那一晚上，支援声讨、响应号召的回电如雪片般飞向济南。驻北平、沈阳、西安、重庆、汉口、上海、广州……的轰炸机、战斗机、运输机部队在来电中纷纷表示：宪兵鼠辈的残忍行径，意图何其卑鄙、手段何其毒辣，严重伤害了前线将士的战斗激情。
全国各空军场站、各伞兵部队，以及第三快速纵队（蒋纬国所在的部队）也来电声援，要求严惩凶手、揪出背后主谋！
“不解决济南问题，决不起飞作战！”。
从现在起，国军空军实施总罢工了！
事情闹大了。可人家苑金函处长稳坐办公室，神态自若，象没事人一般。这份心理素质！真不愧是空军王牌。
第二天中午，大华影院的经理揣着张百万元支票（相当于当时的十两黄金）到机场来当“调解人”。他戴着玳瑁眼镜，穿西服、拎手杖、坐着小轿车，派头十足。走到办公楼的楼梯上，正好遇见苑金函从楼上下来，苑处长问他是什么人，他就把名片递了上去。苑中校瞄了一眼，一句话没说，抬腿就是一脚，把这位自以为是的经理踹了一跟头，从二楼滚到了一楼。
那家伙爬起来，帽子都顾不上拣，钻进汽车就逃命去了。
第三天下午，宪兵团的团长（山东宪兵司令）也来到机场，“场兵”拦住不让他进办公楼，这位宪兵少将只好站在楼下和二楼走廊上的空军中校对话。宪兵司令的态度还是很不错的，讲了不少好话，最后自责说：“我们宪兵绥靖地方很不够……”，谁知道苑金函把眼睛一瞪：“呸！你们绥靖地方？你们能绥靖，还要我们干什么？”，说完就回屋了，再也没出来。
宪兵少将万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莱芜前线请求空军支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可是各飞行部队都按兵不动。徐州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在对济南空军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的同时，委婉地提出：济南机场能不能先表个态，以战局为重？
苑中校冷笑一声，把电报丢进了废纸篓。
不过，在这些天里，济南机场的气氛也很紧张。一会儿有传言说，山东宪兵团出动攻打飞机场了；一会又有消息说，王耀武要对济南空军下手了。
苑金函对宪兵不在乎，对王耀武还是有点怕。人家王耀武是第二绥靖区的司令，在莱芜前线被围的全是他的部队，万一把王司令搞毛了，还真有可能把济南空军一锅端了。
这时候，青岛空军打电报来说：“不怕，我们支援你们。要是打不赢，我们这里还有美国的海军航空兵，可以派飞机去接你们”。驻在济南机场附近的陆军八十四师也说：“不怕，我们保护你们”，吴化文师长一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保证空军的安全。
飞行官们顿时士气高涨，阳永光中队长叫大家做好准备，等一开打，就用P51战斗机去轰炸济南的宪兵司令部，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真是好玩极了。
闹了四五天，空军罢工的事情终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总裁就让参谋总长陈诚负责处理这事。陈诚和宪兵总司令张镇的关系本来就不好，这时候当然拉偏架，他从徐州发了个电报给王耀武，叫王司令长官和空军协调解决，却把宪兵丢到了一边。
于是，王耀武赶紧来到机场办公楼，和苑金函副处长关起门来谈了两三个小时。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反正最后达成的条款是：一、“打架阵亡”的飞行员和机械士追认为“烈士”，由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优厚抚恤烈士家属；二、原驻济南的宪兵一营调离济南；三、从今以后，济南的陆、宪、警纠察队都不得盘查空军人员，空军自己组织纠察队，自己管自己；四、济南的各大娱乐场所都必须设立空军专席，专门招待空军人员。
会谈结束之后，苑金函把协议内容告诉大家，飞行员们勉强表示同意。
当天，济南机场再次向全国空军单位发出通报，这才恢复了正常的飞行活动。
罢工事件平息后的第二天，蔡智诚中尉乘专机飞往南京。二十八中队的飞行官们依依不舍、集体欢送，都说：“老蔡，好朋友，以后常来玩”，蔡智诚心说：“常来玩？多玩两次，老子非上军事法庭不可”。
一个月以后，南京空军总部宣布了对这次“空宪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济南机场指挥官、第二军区作战处副处长苑金函中校，受记过处分一次。
1947年2月底，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一个“绥靖”区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被歼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73军军长韩竣等人被俘。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创造了开战以来俘敌数量最多、歼敌速度最快的新纪录。
莱芜战役大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论如何，国军空军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
如今，国军空军第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属于第427联队，飞的已经是“IDF”（经国号战斗机），依然是王牌主力，只是不知道现在的脾气怎么样了。
那位苑金函中校，到台湾以后担任过“空军官校”的校长（中将），培养了不少人才。
呵呵，天晓得。说不定，以后还会有类似的笑话好看呢。
火力好猛啊，你让那些国粉还怎么活。
空军投共比例不低
火力好猛啊，你让那些国粉还怎么活。
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成王败寇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老百姓的选择。
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成王败寇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老百姓的选择。
哈哈，看来空军不行哦。银样蜡抢头，被打死两
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成王败寇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是老百姓的选择。
所以啊，将腐朽的炮党一脚踢到小岛上的中国老百姓，羞于与果粉为伍。
所以啊，将腐朽的炮党一脚踢到小岛上的中国老百姓，羞于与果粉为伍。
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描述的很详细些。
这个吴斌还是黄埔一期的，不过当时是少将
这么腐朽的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王外的文章说的更精采。
独吃自己人啊！！！！牛逼！！！ 听过为抢青楼女子大打出手的，为抢福寿膏打架的，，国军尽是军中菁英！！！ 一张电影票也能打死人！！！ 山头主义浓厚！！！
GSTSQZLXF 发表于 2014-8-17 11:54
哈哈，看来空军不行哦。银样蜡抢头，被打死两
你是让空军出动野马战斗机，对电影院盘踞的宪兵队扔一个炸弹，，才是好样的吗，，，哈哈哈
哈哈，看来空军不行哦。银样蜡抢头，被打死两
你是让空军出动野马战斗机，对电影院盘踞的宪兵队扔一个炸弹，，才是好样的吗，，，哈哈哈
超燃冲压发动机 发表于 2014-8-17 12:12
这个吴斌还是黄埔一期的，不过当时是少将
真够丢人的，还是黄埔一期的呢
这个吴斌还是黄埔一期的，不过当时是少将
真够丢人的，还是黄埔一期的呢
请求救援。当时，梁山机场只有一架P40还能飞，苑金函二话没说，跳上这架P40就上天了，一上去就打下一架敌机，那架中国飞机乘机逃脱。苑金函后来才知道，他救的那架飞机上坐的是蒋委员长！
———————
这处真实？？？？
———————
这处真实？？？？
有趣，第一次听说
蒋介石饿部队从来是内斗英雄
谁再敢说国军没战斗力？那这篇文章抽他
随后就是空军罢工
GSTSQZLXF 发表于 2014-8-17 11:54
哈哈，看来空军不行哦。银样蜡抢头，被打死两
你让空军玩陆战，那陆军干啥去，陆军哥哥表示空军你角色搞反鸟！！！
哈哈，看来空军不行哦。银样蜡抢头，被打死两
你让空军玩陆战，那陆军干啥去，陆军哥哥表示空军你角色搞反鸟！！！国民党里这种事情太多了点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NHK555 发表于 2014-8-17 14:04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又来比烂了。
临战时期，还在搞这些破事，
和和平时期比？
NHK555 发表于 2014-8-17 14:04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又来比烂了。
临战时期，还在搞这些破事，
和和平时期比？
NHK555 发表于 2014-8-17 14:04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TG军队经商，是和平时期给经济让路的产物，走私汽车是不对，
可你那临战时期还在窝里横的破事，还好意思出来比烂？
NHK555 发表于 2014-8-17 14:04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TG军队经商，是和平时期给经济让路的产物，走私汽车是不对，
可你那临战时期还在窝里横的破事，还好意思出来比烂？
hotjoey 发表于 2014-8-17 12:35
你是让空军出动野马战斗机，对电影院盘踞的宪兵队扔一个炸弹，，才是好样的吗，，，哈哈哈
所以 都是猪头 拿自己短处 陆战 和宪兵打 不是有病 发挥长处 没事飞到宪兵营房 超低空一下 扔点石头 不就解决了
你是让空军出动野马战斗机，对电影院盘踞的宪兵队扔一个炸弹，，才是好样的吗，，，哈哈哈
所以 都是猪头 拿自己短处 陆战 和宪兵打 不是有病 发挥长处 没事飞到宪兵营房 超低空一下 扔点石头 不就解决了
国军真是不同凡响
这才是真正的内战啊，跟共军那是外战啊。
莱芜战役前，KMT空军报告说TG主力在向西撤退准备渡黄河逃跑。于是老蒋和陈诚都认为是好机会，严令禁止感觉到有点不对劲的王耀武和李仙洲向北撤退，而是必须南下莱芜截击TG。
于是七个师5万多人在莱芜多呆了几天，被北上的TG吃得精光。
陕北蟠龙战斗前，KMT空军则是报告说TG西野主力在东渡黄河逃跑，于是胡宗南九个半旅前去绥德准备来个半渡而击，结果被隐蔽待机的西野掏了蟠龙镇的老窝。
于是七个师5万多人在莱芜多呆了几天，被北上的TG吃得精光。
陕北蟠龙战斗前，KMT空军则是报告说TG西野主力在东渡黄河逃跑，于是胡宗南九个半旅前去绥德准备来个半渡而击，结果被隐蔽待机的西野掏了蟠龙镇的老窝。
空军的后台是蒋夫人，夫人访问美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美国答应帮助建设空军。关系不一般，夫人一讲空军往往前面还要加上我的两个字，我的空军。
所以空军飞扬跋扈。戴笠戴老板说实在的就是让空军给害死的
抗战中空军利用自身的便利走私很厉害，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有个稽查空军的稽查大队，把空军给得罪了
戴笠坠机那一次，国防部要球北平空军派一个老练的驾驶员飞专机
空军给派了一个资格很老但是技术很差的一位
还真就那么巧，就出事了。
所以空军飞扬跋扈。戴笠戴老板说实在的就是让空军给害死的
抗战中空军利用自身的便利走私很厉害，戴笠的特务机关也有个稽查空军的稽查大队，把空军给得罪了
戴笠坠机那一次，国防部要球北平空军派一个老练的驾驶员飞专机
空军给派了一个资格很老但是技术很差的一位
还真就那么巧，就出事了。
你是让空军出动野马战斗机，对电影院盘踞的宪兵队扔一个炸弹，，才是好样的吗，，，哈哈哈
这个电影院老板不仅要哭，弄不好要上吊了，哈哈
这个电影院老板不仅要哭，弄不好要上吊了，哈哈
偶想知道，后来那个电影院老板怎么样了？为什么他可以雇宪兵？
做梦去吧 发表于 2014-8-17 14:12
TG军队经商，是和平时期给经济让路的产物，走私汽车是不对，
可你那临战时期还在窝里横的破事，还好意 ...
那红军时期张国焘另立中央，反AB团这些算不？过去就算了，比烂大家都有不光彩的事。
TG军队经商，是和平时期给经济让路的产物，走私汽车是不对，
可你那临战时期还在窝里横的破事，还好意 ...
那红军时期张国焘另立中央，反AB团这些算不？过去就算了，比烂大家都有不光彩的事。
NHK555 发表于 2014-8-17 14:04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兄弟，比烂，是吧？
敢跟炮党碧蓝？你是不想混了！！
发一个链接，见识一下！
http://www.doc88.com/p-99739709760.html
90年代TG军队经商，用登陆艇走私汽车的事也不是没发生过，据说架着机关炮把缉私的人赶走了。
兄弟，比烂，是吧？
敢跟炮党碧蓝？你是不想混了！！
发一个链接，见识一下！
http://www.doc88.com/p-99739709760.html
八年抗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状况
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
在大西北, 宁夏的走私方式一反内地, 极为公开, 由甘、宁运达包头的土产, 在中方阵地由驻军分段保护抽税, 每千头骆驼往返一次抽税款及保护费40 万元①。省长马鸿逵割据一方, 以宁夏土产与日方交易, 换回价值千万的私货。主持者为其名妓出身的四姨太太, 经营者为财政厅长赵文府( 妓院账房出身) 及省银行行长李凤藻②。甘肃河西地区由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驻扎, 该军亦将包庇走私作为收入来源, 经阿拉善旗往返包头和武威的私货, 每日整千骆驼往返不绝。私货均集中在新城( 马氏军部所在地) 办理, 每驼货物上等者纳税200 元, 次等纳100 元③。
青海私货的来往出入, 完全由省主席马步芳掌握。马步芳对青海统治森严, 各种货物均受其统制, 全省利益,向难外溢。青海每年由包头换回的私货, 价值500 万元之巨, 由心腹邝武往返贩运, 除邝武外无人能运货入青④。绥远走私活动亦很活跃。1942 年7 月, 绥远贸易公司密派自卫军第二路参谋长李聚五与游击队部副李俊峰前往河西, 托伪方王英与日方交涉通商。经李俊峰与日军顾问商谈, 日方允以大后方不禁止皮毛出境为条件, 开放日货内运, 但汽油不在此列⑤。
陕北的私货也来自于包头。第22 军驻扎在榆林有年, 军长高双成在榆林设有合作社, 由该军军需薛高庭负责, 每年由包头贩运约值200 万元的私货, 风气形成, 上行下效, 该军即连排长也大肆贩运, 多得厚利⑥。陕南的私货大部分由河南经潼关入境。走私者多与铁路及邮政人员勾通, 其中军人及公务员颇多⑦。
豫北灵宝到渑池段是陇海路最西一段。驻守灵宝河防的第104 师某连包庇商人偷运桐油、生漆渡河资敌, 商人将油、漆改装于煤油桶内, 每桶交守军包运费8 元, 渡过一人亦交8 元。连长蒋正武不仅包私, 且时托商人代其运油至沦陷区售卖, 所得盈余除营长抽三成外, 其余七成由其支配。自渑池至郑州为陇海路的中段, 有铁谢、汜水两渡口。1940 年, 铁谢渡口驻守官兵除利用职权自行贩运日货外, 渡口检查所副所长张国光竟公然卖渡①。汜水由河北省游击队某部驻扎, 特派参议二人与商人接洽, 指挥船只渡运私货, 派队押运②。郑州至开封为陇海路东段, 由孙桐萱部驻守, 是走私特别猖獗的一个地段。1941年2 月, 孙氏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本赤诚, 奉行法令, 不避嫌忌, 不畏流言, 严督所属, 认真防缉。”孙部确实处罚过一些走私的军人, 计处死刑4 人,判处有期徒刑3 人, 记过1 人, 检束1 人, 撤职5 人③。但受处罚者均为无背景的军人, 该部军官走私则安然无恙,“以总司令部军需人员为主脑, 大量贩运私货, 次为各师各团之军需人员以及营连长等, 或自行运售, 或包庇商人, 以所得大肆挥霍, 消耗于嫖赌烟等非正当娱乐”④。孙桐萱包庇亲属走私为人所诟病。如常耀先系孙氏表侄, 任第三集团军第20 师副官时, 包庇郑州祥泰商号将猪肠30 件运赴沦陷区销售, 每件收包运过河费50 元⑤。后任郑州警备司令部特务队长, 开办郑州正兴泰猪鬃行, 派人在郑州附近各县镇大量收买猪鬃, 每月购入约在万元以上, 每次以三五十斤零星委托便衣探员偷运赴汴销售, 常氏获利甚重⑥。
这一地区国民党军队参与毒品走私的活动严重,“以士兵多有吸毒嗜好, 奸商往往以毒品贿赂通过”⑦。驻巩县第96 军特别党部朱回云称, 后方各大城市日货及毒品在市上畅销, 此固由商人走私所致, 但有不良部队私购大批毒品, 装置箱中, 公开封以军政或总司令部印信, 作为公物运往后方以免检查⑧。
位于豫东皖北的界首是华中重要的走私据点, 从1939 年一二月份起, 开始有商贩自沦陷区输入物品, 后经营规模渐次扩大, 每天的交易额有40- 60 万元之多。各级政府与驻军设立种种检查机构, 如“ 安徽省战时第15进出口货物检查所第5 分处”、“皂庙军警联合稽查处”、“界首警备司令部”、“船舶管理处”等, 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⑨ 。
在皖南,“最令检查机关束手的算是一部分不肖军队与奸商勾结的‘军商合作’式走私”⑩ 。在浙西,“虽实施封锁政策, 而所收成效甚微, 主持人员颇多未能尽厥守之处, 尤以少数不肖军人武装包庇走私, 故一面资日之物仍不免走漏出境, 而一面日伪货物,亦源源输入未绝”11。因有武力为后盾, 浙西走私非常嚣张,“亦有杂色队伍, 藉购办军粮为名, 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在长兴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种地痞, 藉恶势力联合军队偷运, 甚至船头上架了机关枪, 腰间挂了木壳枪, 茶叶一次要走几百担, 丝茧要上万元”12。
老河口为湖北重要的走私据点, 走私商逐渐分化为黄陂、孝感与军人三帮, 军人帮以第29 集团军官兵为多,除自己贩运外, 还武装庇护商人走私13。关于军人走私的嚣张, 1944 年6 月, 戴笠到东南一带视察, 颇有感慨地说:“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 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14在华南,“私枭之得有不肖官吏、军人的包庇固不足为奇, 即华南沿海和沦陷区附近的官吏、游击队以至正规军队也有不少直接干这营生, 也是公开的秘密”。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说:“我们广东游击区有很多军政负责人还是包烟庇赌, 走私漏税, 贪赃枉法,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①
在西南, 据陈诚回忆,“( 滇南) 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 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②。1942 年4 月, 四川省政府奉最高当局令, 严禁各部队长官利用地位、职权及经济能力走私经商或包庇放纵, 从中渔利③。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总体言之, 战时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据中统情报,“战时各集团军及战区军人包庇走私, 各游击队贩运敌货, 实属普遍现象”④。1941 年7 月, 军统戴笠透露:“查近来各地之走私, 大都有不肖军人为其背景,故武装包私走私之风甚炽。”⑤
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后果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官兵的生活困难, 但其危害远远大于收益。
第一, 国民党军队走私出口的大多是重要的民生军用物资, 输入的则是奢侈品和毒品, 这无异于赍盗以粮,变宝为废。
如钨砂是重要的军工原料, 中国向以钨砂等特矿的储量丰富而著称于世, 而日本几乎不产钨, 它虽侵占中国东部广大沿海地区, 但钨砂产地大多位于内陆, 沦陷区储量和产量都微不足道。日方于是大力策动钨砂等特矿走私。1940 年, 日“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取缔役社长矶谷光亨指出:“特殊矿产( 钨、锑、锡) 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物资, 特别是在目前这一非常世界时局下, 各国均在为获得这些矿产, 努力奔走。……将上述特殊矿产弄到我们手中, 不仅可以削减蒋政权的战斗力, 也可充作财政陷于困境的新国民政府( 指汪伪政府) 的财源, 并且也可救济目前陷于军工生产不可缺少的特殊矿产供给不济困难的我军工业。实为一石三鸟。”⑥如果国民政府严加管理, 做到正本清源, 不使钨砂流入沦陷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 钨砂等军需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入沦陷区, 给日本起了“输血”的作用。
第二,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恶化了军民关系。
在许多地方, 因国民党军队走私等原因, 军民关系形同水火。在山西,“间有不良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 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 或因燃料困难烧毁人民器物门窗, 甚或三五成群化装扰民, 行同土匪, 但因口音关系, 人民无不周知”⑦。
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将粮食走私资敌, 更将军民间久已疏远的关系推向恶化的深渊。1940 年, 浙江嵊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饥民“暴动”, 2000 多民众包围了县政府,最后动用武力弹压才控制住事态⑧。广东东部缺粮比全国其它地区都为严重, 抢米风潮更是此起彼伏, 连续不断。1940 年, 普宁、揭阳、梅县、五华、和平等县发生抢米风潮, 抢米区域多达数条街, 抢米时间持续数天以上, 参加抢米的群众多达数百人⑨。1942 年在揭阳, 1943 年在惠阳、五华等县, 又连续发生抢米风潮⑩。安徽也有类似的情形,“皖北驻军, 夺民粮食, 售之敌人, 因是人民怨毒,常起冲突, 敌人入侵之速, 即由于此”11。
第三, 走私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造成作战的失利。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的最大恶果在于无论商业活动多么有利可图, 过多的参与都必然会以战斗力的斫丧为代价,“军纪为之荡然, 战斗力为之丧失”12。
1938 年10 月12 日清晨, 日军突然在广东下涌登陆, 进犯广州,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成功抢滩上岸。原来, 日军雇佣了汉奸带路。在离海岸十英里的公路上,是没有从下涌到淡水的道路的, 但有一条走私者使用的乡间小道, 汉奸对此是熟悉的。而淡水驻军司令莫希德是广东腐朽落伍的军阀, 对抗战毫无热情, 他的军官大多数都从事走私活动, 把钨砂走私到香港营利。当日军进攻淡水时, 他的军队被打个措手不及, 日军在几小时内就占领了淡水13。
1941 年“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惨败的教训更为惨痛。战前, 国民党第38 集团军驻守于河南陕县的黄河南岸, 与日军阵地隔河相对。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大计, 自进驻陕县一带后, 就与走私商杨庆亭勾结在一起, 大肆贩卖毒品, 仅海洛因一项, 每月就贩进500两, 用军车分运各县销售。在他的带动下, 该军上下无不以走私贩毒为业。李本人则多日宿于杨家, 聚赌叫娼, 吸食鸦片。1941 年5 月7 日, 日军已在中条山一带活动, 8日,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给李家钰, 询问前线情况, 正在杨家忙于赌博的李家钰竟答以“无事”。战后,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中条山失利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 军队上下唯利是图, 走私风炽, 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为最大之原因。”①
郑州的失陷, 也与走私有关。第一批渡过黄河的日军, 伪装成走私贩子通过封锁线, 他们把枪支藏在上海纸烟箱内, 负责防卫的国民党军队未予阻拦, 原来他们正等着受贿呢②。
1943 年初, 日军从浙东发动攻势, 一直打到洞庭湖流域。在这次战役发生前, 日军已侵占岳阳, 日艇不时游弋在洞庭湖的东面, 湖民生活惊扰不堪。而湖西南边仍安谧异常, 毫无战争的气氛。有许多人经过日军封锁线内运棉花, 经国民党军队阵地时, 只需按每担300 元的标准付给守军“保护费”, 就可安然渡江入境。此次滨湖战事发生时, 成群挑运棉花的“老百姓”进入后方, 他们把肩上的棉花往地上一丢, 就毫不客气地拿出枪与守军打起来。国民党防守部队毫无准备, 吃了不少亏。据当地的饭店老板后来说, 他早在半年前就已认识这些做棉花“生意”的人了③。想必这些乔装的日军, 早把后方虚实打探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恶果, 终于在1944 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来了一个总暴露。抓钱长于作战的汤恩伯军在战争中闻风而退, 一路未加抵抗。国民党军队不愿抵抗的主因在于中上级军官大量贩卖私货, 以发财致富为参军的初衷, 根本不愿作战, 以免危及自己的性命。士兵虽可服从命令, 但忍饥挨饿, 不能维持健康, 不能吃苦耐劳, 难以抵挡精心准备的气势汹汹的日军④。
战时查缉国民党军队走私的困难
首先, 解决战时军人生活困苦的初衷使国民政府难以禁绝军人参与走私。
战时关、盐、统三税大幅度减收, 国民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赤字, 由此造成螺旋式的通货膨胀, 政府开支貌似增长, 实则下降, 如1937 年政府开支为17.4亿元, 到1945 年上半年增加到2700 余亿元, 表面上增加了150 余倍, 实际上却只及1937 年的13%⑤。
政府开支的减少, 使军队饥寒交迫到了无以复加的窘境。就军官来说, 1943 年, 少校月薪135 元, 另有津贴50 元, 不但不够开支, 还要家里每月倒贴2000 块钱才够用度⑥; 就士兵来说, 收入如果以1937 年为100, 1938 年则为93, 1939 年为64, 1940 年为29, 1942 年为10。到1944 年2 月, 购买力仅及战前的5%⑦。一位曾亲临前线指挥的军官说, 中国士兵必须有“ 猫头眼、橡皮足、钢铁胃、牛劲头”⑧, 才能适应艰苦的战时环境。欠饷非常严重, 士兵薪饷起码要拖欠一两个月, 一个开小差的士兵说:“我们五六两月份的饷都没发, 就能叫我们打七月份的仗吗?”⑨
为解决部队给养不足的问题, 蒋介石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 改善官兵生活。设立合作社经商与走私只一步之遥。果然, 在西安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将军队走私、吸运鸦片、经营商业同列为军风纪12 项缺点中的3 项⑩。其次, 国民党军队内部军系的复杂成为国民政府制止军队走私的障碍。
1938 年李宗仁亲信廖磊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随着与沦陷区间的走私贸易逐渐兴盛, 廖磊设立了17 个“进出口货物检查处”, 每月约收入280 多万元。1941 年春,汤恩伯率第31 集团军开到豫皖边界后对皖省走私税收垂涎三尺, 于是在界首召开皖北军政税检人员会议, 决定设立8 个“货检所”, 由汤军负责保护、检查征税事务①。而在西北的宁夏、青海, 中央的势力就难以插足了,
马步芳、马鸿逵分别视两省为禁脔, 不容他人染指。对于国民政府的缉私命令, 马鸿逵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1939 年5 月, 马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开会, 秘称:“ 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 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 我不能不这样, 实际上, 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②
军统于1941 年12 月暗杀了勾结马鸿逵走私的商人唐瑞。马大怒, 下令封锁全境, 挨家挨户搜查。杀唐的情报人员仓皇逃往兰州才得以捡回一条命。另一军统人员在吴忠被捕, 军统闻讯后立即请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给马发急电, 声称此人为傅部人员。马接电后非但没有释放此人, 反而下令立即处决。财政部在宁夏的稽私处, 拥有武装骑兵200 余人, 马在卡压其粮秣供应的同时, 密令宪兵和稽查人员寻隙殴打, 拘押其人员, 使之夜间不敢外出, 最后迫使稽私处撤离宁夏③。
对于属于中央军系统的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国民政府难以下决心予以惩治。如河南省临时省议会议员兼河南监察使李嗣璁、监察院战区巡察团主任委员何基鸿等联合弹劾汤恩伯军纪废弛、作战不力、武装走私及强占民产等数项大罪, 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法总监部所拟的处置办法删改十之六七, 蒋介石的批示亦甚平淡④,所谓处罚, 不了了之。
第三, 军人拥有武力成为各种查缉机关不能彻查军人走私的重要原因。
1939 年秋冬之交, 国民政府将全国分为湘鄂区、冀鲁豫区、浙赣皖苏区、晋陕区、广东区及广西区等六区, 每区各设货运稽查处, 办理查缉日货及资敌物品事宜⑤, 但“对于所负任务, 未能认为成功”, 其原因除人事未能得宜及缺乏缉私武力外,“各战区前线, 不法军队或游击队包庇走私, 时有所闻; 某战区甚至军队包庇走私, 以大炮、机枪护送, 武力走私横行”⑥。国民政府还在战区各地设立查禁敌货委员会。在前线各地, 请军事委员会令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定负责人员及机关执行; 在水陆运输重要站口,指定负责机关检查日货, 并请军事委员会令附近军警切实协助⑦。即要倚重军方力量来查缉走私, 故其对国民党军队走私根本无力制止。
军风纪巡察团的效果亦不佳。1944 年11 月8 日蒋介石手令称:“ 查近年军风纪巡察团对于实施军风纪纠查, 迄无成绩。”⑧对此, 何成濬认为,“今日之执法监, 职位卑下, 各地方政府不惟不予以协助, 且往往破坏, 或阻碍其进行”,“军法用人, 以战区省府, 尚有为骄纵专横之军官把持, 形成半独立, 中央命令, 不能彻底行使者”⑨。在戴笠的建议下, 缉私署于1941 年1 月正式成立,
原有各缉私机关先后撤消归并⑩。但是, 缉私署也未能刹住走私之风, 原因在于走私商往往勾结不肖军人及地方武力, 税警力量单薄, 无力加以制止。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分支关卡局处及场署仓坨等共58 万余处, 以6 万余兵力驻守, 不敷分配11。况且具情报背景的缉私署拥有武力, 为外界所忌, 不得不于1943 年8 月以后, 两度紧缩兵力, 兵员由6 万余人减至2.3 万人12。查缉军人走私, 更显得力不从心了。
最后, 空前严重的腐败行为, 使本来就相当严峻的防缉私工作更加困难。
从1940 年开始, 大后方腐败问题开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后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人们普遍受到通货膨胀的煎熬, 腐败分子大肆活动起来。熟悉内中黑幕的军法总监何成濬愤懑地指出:“近日贪污之风较任何时代为炽, 而舞弊之巧, 实远出人意想之外”,“虽包孝肃、海刚峰复生, 恐亦莫如之何也”13。大后方的普遍腐败行为给国民党军队走私制造了绝佳的借口。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后方阔老拚命发财, 拚命享受, 难道我们在前方找一点零用钱都不可以么? ”14
实际上, 到抗战后期, 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经商等活动, 军纪已腐败不堪, 战斗力也大为衰落,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已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抗战时期, 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
在大西北, 宁夏的走私方式一反内地, 极为公开, 由甘、宁运达包头的土产, 在中方阵地由驻军分段保护抽税, 每千头骆驼往返一次抽税款及保护费40 万元①。省长马鸿逵割据一方, 以宁夏土产与日方交易, 换回价值千万的私货。主持者为其名妓出身的四姨太太, 经营者为财政厅长赵文府( 妓院账房出身) 及省银行行长李凤藻②。甘肃河西地区由马步青所部骑兵第五军驻扎, 该军亦将包庇走私作为收入来源, 经阿拉善旗往返包头和武威的私货, 每日整千骆驼往返不绝。私货均集中在新城( 马氏军部所在地) 办理, 每驼货物上等者纳税200 元, 次等纳100 元③。
青海私货的来往出入, 完全由省主席马步芳掌握。马步芳对青海统治森严, 各种货物均受其统制, 全省利益,向难外溢。青海每年由包头换回的私货, 价值500 万元之巨, 由心腹邝武往返贩运, 除邝武外无人能运货入青④。绥远走私活动亦很活跃。1942 年7 月, 绥远贸易公司密派自卫军第二路参谋长李聚五与游击队部副李俊峰前往河西, 托伪方王英与日方交涉通商。经李俊峰与日军顾问商谈, 日方允以大后方不禁止皮毛出境为条件, 开放日货内运, 但汽油不在此列⑤。
陕北的私货也来自于包头。第22 军驻扎在榆林有年, 军长高双成在榆林设有合作社, 由该军军需薛高庭负责, 每年由包头贩运约值200 万元的私货, 风气形成, 上行下效, 该军即连排长也大肆贩运, 多得厚利⑥。陕南的私货大部分由河南经潼关入境。走私者多与铁路及邮政人员勾通, 其中军人及公务员颇多⑦。
豫北灵宝到渑池段是陇海路最西一段。驻守灵宝河防的第104 师某连包庇商人偷运桐油、生漆渡河资敌, 商人将油、漆改装于煤油桶内, 每桶交守军包运费8 元, 渡过一人亦交8 元。连长蒋正武不仅包私, 且时托商人代其运油至沦陷区售卖, 所得盈余除营长抽三成外, 其余七成由其支配。自渑池至郑州为陇海路的中段, 有铁谢、汜水两渡口。1940 年, 铁谢渡口驻守官兵除利用职权自行贩运日货外, 渡口检查所副所长张国光竟公然卖渡①。汜水由河北省游击队某部驻扎, 特派参议二人与商人接洽, 指挥船只渡运私货, 派队押运②。郑州至开封为陇海路东段, 由孙桐萱部驻守, 是走私特别猖獗的一个地段。1941年2 月, 孙氏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本赤诚, 奉行法令, 不避嫌忌, 不畏流言, 严督所属, 认真防缉。”孙部确实处罚过一些走私的军人, 计处死刑4 人,判处有期徒刑3 人, 记过1 人, 检束1 人, 撤职5 人③。但受处罚者均为无背景的军人, 该部军官走私则安然无恙,“以总司令部军需人员为主脑, 大量贩运私货, 次为各师各团之军需人员以及营连长等, 或自行运售, 或包庇商人, 以所得大肆挥霍, 消耗于嫖赌烟等非正当娱乐”④。孙桐萱包庇亲属走私为人所诟病。如常耀先系孙氏表侄, 任第三集团军第20 师副官时, 包庇郑州祥泰商号将猪肠30 件运赴沦陷区销售, 每件收包运过河费50 元⑤。后任郑州警备司令部特务队长, 开办郑州正兴泰猪鬃行, 派人在郑州附近各县镇大量收买猪鬃, 每月购入约在万元以上, 每次以三五十斤零星委托便衣探员偷运赴汴销售, 常氏获利甚重⑥。
这一地区国民党军队参与毒品走私的活动严重,“以士兵多有吸毒嗜好, 奸商往往以毒品贿赂通过”⑦。驻巩县第96 军特别党部朱回云称, 后方各大城市日货及毒品在市上畅销, 此固由商人走私所致, 但有不良部队私购大批毒品, 装置箱中, 公开封以军政或总司令部印信, 作为公物运往后方以免检查⑧。
位于豫东皖北的界首是华中重要的走私据点, 从1939 年一二月份起, 开始有商贩自沦陷区输入物品, 后经营规模渐次扩大, 每天的交易额有40- 60 万元之多。各级政府与驻军设立种种检查机构, 如“ 安徽省战时第15进出口货物检查所第5 分处”、“皂庙军警联合稽查处”、“界首警备司令部”、“船舶管理处”等, 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⑨ 。
在皖南,“最令检查机关束手的算是一部分不肖军队与奸商勾结的‘军商合作’式走私”⑩ 。在浙西,“虽实施封锁政策, 而所收成效甚微, 主持人员颇多未能尽厥守之处, 尤以少数不肖军人武装包庇走私, 故一面资日之物仍不免走漏出境, 而一面日伪货物,亦源源输入未绝”11。因有武力为后盾, 浙西走私非常嚣张,“亦有杂色队伍, 藉购办军粮为名, 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在长兴是公开的秘密, 有一种地痞, 藉恶势力联合军队偷运, 甚至船头上架了机关枪, 腰间挂了木壳枪, 茶叶一次要走几百担, 丝茧要上万元”12。
老河口为湖北重要的走私据点, 走私商逐渐分化为黄陂、孝感与军人三帮, 军人帮以第29 集团军官兵为多,除自己贩运外, 还武装庇护商人走私13。关于军人走私的嚣张, 1944 年6 月, 戴笠到东南一带视察, 颇有感慨地说:“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 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14在华南,“私枭之得有不肖官吏、军人的包庇固不足为奇, 即华南沿海和沦陷区附近的官吏、游击队以至正规军队也有不少直接干这营生, 也是公开的秘密”。第四战区代司令长官张发奎说:“我们广东游击区有很多军政负责人还是包烟庇赌, 走私漏税, 贪赃枉法,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①
在西南, 据陈诚回忆,“( 滇南) 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败坏纪律行为, 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②。1942 年4 月, 四川省政府奉最高当局令, 严禁各部队长官利用地位、职权及经济能力走私经商或包庇放纵, 从中渔利③。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总体言之, 战时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据中统情报,“战时各集团军及战区军人包庇走私, 各游击队贩运敌货, 实属普遍现象”④。1941 年7 月, 军统戴笠透露:“查近来各地之走私, 大都有不肖军人为其背景,故武装包私走私之风甚炽。”⑤
战时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后果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官兵的生活困难, 但其危害远远大于收益。
第一, 国民党军队走私出口的大多是重要的民生军用物资, 输入的则是奢侈品和毒品, 这无异于赍盗以粮,变宝为废。
如钨砂是重要的军工原料, 中国向以钨砂等特矿的储量丰富而著称于世, 而日本几乎不产钨, 它虽侵占中国东部广大沿海地区, 但钨砂产地大多位于内陆, 沦陷区储量和产量都微不足道。日方于是大力策动钨砂等特矿走私。1940 年, 日“华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取缔役社长矶谷光亨指出:“特殊矿产( 钨、锑、锡) 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物资, 特别是在目前这一非常世界时局下, 各国均在为获得这些矿产, 努力奔走。……将上述特殊矿产弄到我们手中, 不仅可以削减蒋政权的战斗力, 也可充作财政陷于困境的新国民政府( 指汪伪政府) 的财源, 并且也可救济目前陷于军工生产不可缺少的特殊矿产供给不济困难的我军工业。实为一石三鸟。”⑥如果国民政府严加管理, 做到正本清源, 不使钨砂流入沦陷区, 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 钨砂等军需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入沦陷区, 给日本起了“输血”的作用。
第二,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恶化了军民关系。
在许多地方, 因国民党军队走私等原因, 军民关系形同水火。在山西,“间有不良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 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 或因燃料困难烧毁人民器物门窗, 甚或三五成群化装扰民, 行同土匪, 但因口音关系, 人民无不周知”⑦。
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将粮食走私资敌, 更将军民间久已疏远的关系推向恶化的深渊。1940 年, 浙江嵊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饥民“暴动”, 2000 多民众包围了县政府,最后动用武力弹压才控制住事态⑧。广东东部缺粮比全国其它地区都为严重, 抢米风潮更是此起彼伏, 连续不断。1940 年, 普宁、揭阳、梅县、五华、和平等县发生抢米风潮, 抢米区域多达数条街, 抢米时间持续数天以上, 参加抢米的群众多达数百人⑨。1942 年在揭阳, 1943 年在惠阳、五华等县, 又连续发生抢米风潮⑩。安徽也有类似的情形,“皖北驻军, 夺民粮食, 售之敌人, 因是人民怨毒,常起冲突, 敌人入侵之速, 即由于此”11。
第三, 走私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造成作战的失利。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的最大恶果在于无论商业活动多么有利可图, 过多的参与都必然会以战斗力的斫丧为代价,“军纪为之荡然, 战斗力为之丧失”12。
1938 年10 月12 日清晨, 日军突然在广东下涌登陆, 进犯广州, 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成功抢滩上岸。原来, 日军雇佣了汉奸带路。在离海岸十英里的公路上,是没有从下涌到淡水的道路的, 但有一条走私者使用的乡间小道, 汉奸对此是熟悉的。而淡水驻军司令莫希德是广东腐朽落伍的军阀, 对抗战毫无热情, 他的军官大多数都从事走私活动, 把钨砂走私到香港营利。当日军进攻淡水时, 他的军队被打个措手不及, 日军在几小时内就占领了淡水13。
1941 年“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惨败的教训更为惨痛。战前, 国民党第38 集团军驻守于河南陕县的黄河南岸, 与日军阵地隔河相对。该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不思防守大计, 自进驻陕县一带后, 就与走私商杨庆亭勾结在一起, 大肆贩卖毒品, 仅海洛因一项, 每月就贩进500两, 用军车分运各县销售。在他的带动下, 该军上下无不以走私贩毒为业。李本人则多日宿于杨家, 聚赌叫娼, 吸食鸦片。1941 年5 月7 日, 日军已在中条山一带活动, 8日,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打电话给李家钰, 询问前线情况, 正在杨家忙于赌博的李家钰竟答以“无事”。战后, 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总结战役惨败的原因时认为:“中条山失利原因之一为敌人贬价输送敌货毒品, 军队上下唯利是图, 走私风炽, 战斗力削弱。……尤以走私贩毒为最大之原因。”①
郑州的失陷, 也与走私有关。第一批渡过黄河的日军, 伪装成走私贩子通过封锁线, 他们把枪支藏在上海纸烟箱内, 负责防卫的国民党军队未予阻拦, 原来他们正等着受贿呢②。
1943 年初, 日军从浙东发动攻势, 一直打到洞庭湖流域。在这次战役发生前, 日军已侵占岳阳, 日艇不时游弋在洞庭湖的东面, 湖民生活惊扰不堪。而湖西南边仍安谧异常, 毫无战争的气氛。有许多人经过日军封锁线内运棉花, 经国民党军队阵地时, 只需按每担300 元的标准付给守军“保护费”, 就可安然渡江入境。此次滨湖战事发生时, 成群挑运棉花的“老百姓”进入后方, 他们把肩上的棉花往地上一丢, 就毫不客气地拿出枪与守军打起来。国民党防守部队毫无准备, 吃了不少亏。据当地的饭店老板后来说, 他早在半年前就已认识这些做棉花“生意”的人了③。想必这些乔装的日军, 早把后方虚实打探得一清二楚, 所以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的恶果, 终于在1944 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来了一个总暴露。抓钱长于作战的汤恩伯军在战争中闻风而退, 一路未加抵抗。国民党军队不愿抵抗的主因在于中上级军官大量贩卖私货, 以发财致富为参军的初衷, 根本不愿作战, 以免危及自己的性命。士兵虽可服从命令, 但忍饥挨饿, 不能维持健康, 不能吃苦耐劳, 难以抵挡精心准备的气势汹汹的日军④。
战时查缉国民党军队走私的困难
首先, 解决战时军人生活困苦的初衷使国民政府难以禁绝军人参与走私。
战时关、盐、统三税大幅度减收, 国民政府不得不发行大量纸币来弥补赤字, 由此造成螺旋式的通货膨胀, 政府开支貌似增长, 实则下降, 如1937 年政府开支为17.4亿元, 到1945 年上半年增加到2700 余亿元, 表面上增加了150 余倍, 实际上却只及1937 年的13%⑤。
政府开支的减少, 使军队饥寒交迫到了无以复加的窘境。就军官来说, 1943 年, 少校月薪135 元, 另有津贴50 元, 不但不够开支, 还要家里每月倒贴2000 块钱才够用度⑥; 就士兵来说, 收入如果以1937 年为100, 1938 年则为93, 1939 年为64, 1940 年为29, 1942 年为10。到1944 年2 月, 购买力仅及战前的5%⑦。一位曾亲临前线指挥的军官说, 中国士兵必须有“ 猫头眼、橡皮足、钢铁胃、牛劲头”⑧, 才能适应艰苦的战时环境。欠饷非常严重, 士兵薪饷起码要拖欠一两个月, 一个开小差的士兵说:“我们五六两月份的饷都没发, 就能叫我们打七月份的仗吗?”⑨
为解决部队给养不足的问题, 蒋介石允许军队设立合作社, 改善官兵生活。设立合作社经商与走私只一步之遥。果然, 在西安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将军队走私、吸运鸦片、经营商业同列为军风纪12 项缺点中的3 项⑩。其次, 国民党军队内部军系的复杂成为国民政府制止军队走私的障碍。
1938 年李宗仁亲信廖磊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随着与沦陷区间的走私贸易逐渐兴盛, 廖磊设立了17 个“进出口货物检查处”, 每月约收入280 多万元。1941 年春,汤恩伯率第31 集团军开到豫皖边界后对皖省走私税收垂涎三尺, 于是在界首召开皖北军政税检人员会议, 决定设立8 个“货检所”, 由汤军负责保护、检查征税事务①。而在西北的宁夏、青海, 中央的势力就难以插足了,
马步芳、马鸿逵分别视两省为禁脔, 不容他人染指。对于国民政府的缉私命令, 马鸿逵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1939 年5 月, 马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开会, 秘称:“ 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 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 我不能不这样, 实际上, 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②
军统于1941 年12 月暗杀了勾结马鸿逵走私的商人唐瑞。马大怒, 下令封锁全境, 挨家挨户搜查。杀唐的情报人员仓皇逃往兰州才得以捡回一条命。另一军统人员在吴忠被捕, 军统闻讯后立即请第八战区副司令傅作义给马发急电, 声称此人为傅部人员。马接电后非但没有释放此人, 反而下令立即处决。财政部在宁夏的稽私处, 拥有武装骑兵200 余人, 马在卡压其粮秣供应的同时, 密令宪兵和稽查人员寻隙殴打, 拘押其人员, 使之夜间不敢外出, 最后迫使稽私处撤离宁夏③。
对于属于中央军系统的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活动,国民政府难以下决心予以惩治。如河南省临时省议会议员兼河南监察使李嗣璁、监察院战区巡察团主任委员何基鸿等联合弹劾汤恩伯军纪废弛、作战不力、武装走私及强占民产等数项大罪, 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法总监部所拟的处置办法删改十之六七, 蒋介石的批示亦甚平淡④,所谓处罚, 不了了之。
第三, 军人拥有武力成为各种查缉机关不能彻查军人走私的重要原因。
1939 年秋冬之交, 国民政府将全国分为湘鄂区、冀鲁豫区、浙赣皖苏区、晋陕区、广东区及广西区等六区, 每区各设货运稽查处, 办理查缉日货及资敌物品事宜⑤, 但“对于所负任务, 未能认为成功”, 其原因除人事未能得宜及缺乏缉私武力外,“各战区前线, 不法军队或游击队包庇走私, 时有所闻; 某战区甚至军队包庇走私, 以大炮、机枪护送, 武力走私横行”⑥。国民政府还在战区各地设立查禁敌货委员会。在前线各地, 请军事委员会令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定负责人员及机关执行; 在水陆运输重要站口,指定负责机关检查日货, 并请军事委员会令附近军警切实协助⑦。即要倚重军方力量来查缉走私, 故其对国民党军队走私根本无力制止。
军风纪巡察团的效果亦不佳。1944 年11 月8 日蒋介石手令称:“ 查近年军风纪巡察团对于实施军风纪纠查, 迄无成绩。”⑧对此, 何成濬认为,“今日之执法监, 职位卑下, 各地方政府不惟不予以协助, 且往往破坏, 或阻碍其进行”,“军法用人, 以战区省府, 尚有为骄纵专横之军官把持, 形成半独立, 中央命令, 不能彻底行使者”⑨。在戴笠的建议下, 缉私署于1941 年1 月正式成立,
原有各缉私机关先后撤消归并⑩。但是, 缉私署也未能刹住走私之风, 原因在于走私商往往勾结不肖军人及地方武力, 税警力量单薄, 无力加以制止。财政部所属各机关的分支关卡局处及场署仓坨等共58 万余处, 以6 万余兵力驻守, 不敷分配11。况且具情报背景的缉私署拥有武力, 为外界所忌, 不得不于1943 年8 月以后, 两度紧缩兵力, 兵员由6 万余人减至2.3 万人12。查缉军人走私, 更显得力不从心了。
最后, 空前严重的腐败行为, 使本来就相当严峻的防缉私工作更加困难。
从1940 年开始, 大后方腐败问题开始严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后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人们普遍受到通货膨胀的煎熬, 腐败分子大肆活动起来。熟悉内中黑幕的军法总监何成濬愤懑地指出:“近日贪污之风较任何时代为炽, 而舞弊之巧, 实远出人意想之外”,“虽包孝肃、海刚峰复生, 恐亦莫如之何也”13。大后方的普遍腐败行为给国民党军队走私制造了绝佳的借口。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后方阔老拚命发财, 拚命享受, 难道我们在前方找一点零用钱都不可以么? ”14
实际上, 到抗战后期, 由于国民党军队参与走私经商等活动, 军纪已腐败不堪, 战斗力也大为衰落, 作为一支武装力量, 已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那红军时期张国焘另立中央，反AB团这些算不？过去就算了，比烂大家都有不光彩的事。
哈，你自己出来比烂的。要一件一件的比么？到时候肯定是你先怂信不信？炮党烂的地方太多了，如果你学过半点历史，在比烂上还是老老实实承认炮党之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如果觉得比烂太无聊，要不要比优啊？比比果军和pla谁打的胜仗多啊？
哈，你自己出来比烂的。要一件一件的比么？到时候肯定是你先怂信不信？炮党烂的地方太多了，如果你学过半点历史，在比烂上还是老老实实承认炮党之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如果觉得比烂太无聊，要不要比优啊？比比果军和pla谁打的胜仗多啊？
hijjjj 发表于 2014-8-17 12:20
这么腐朽的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这种军兵种间争斗的事情其实兔子也有，但没这么离谱。更不可能影响到作战。能让一中级军官搞这么大动静影响了战局，只能说秃子的气数就那样了
这么腐朽的国军焉有不败之理？
这种军兵种间争斗的事情其实兔子也有，但没这么离谱。更不可能影响到作战。能让一中级军官搞这么大动静影响了战局，只能说秃子的气数就那样了
那红军时期张国焘另立中央，反AB团这些算不？过去就算了，比烂大家都有不光彩的事。
要比烂的话，怎么不比比豫湘桂大”捷”，比比水旱蝗汤，比比花园口，比比长沙大火，比比首都被屠，比比“黄金十年”，比比宋美龄买飞机，比比法币，比比拉壮丁，比比被几万人追着几十万人逃跑，比比国土收复几何，比比战斗胜利几场？
你在另外个帖子里不还很看不起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么？有本事让炮党也来几场像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的战果啊。
自己要出来比烂，还要装作一副很公平的样子，切。
Tg的历史上，出错的，吃鳖的，胡搞的，不少，可是要和你炮党比烂，那可是班门弄斧啊。
要比烂的话，怎么不比比豫湘桂大”捷”，比比水旱蝗汤，比比花园口，比比长沙大火，比比首都被屠，比比“黄金十年”，比比宋美龄买飞机，比比法币，比比拉壮丁，比比被几万人追着几十万人逃跑，比比国土收复几何，比比战斗胜利几场？
你在另外个帖子里不还很看不起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么？有本事让炮党也来几场像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的战果啊。
自己要出来比烂，还要装作一副很公平的样子，切。
Tg的历史上，出错的，吃鳖的，胡搞的，不少，可是要和你炮党比烂，那可是班门弄斧啊。
呵呵，吴化文大亮，这位后来可是共军的军长啊！
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