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朱维群：“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不符史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24:48
朱维群
原标题：朱维群：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我国民族工作问题，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他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强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记者：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对于5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维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丰富，既有理论阐述、经验总结，也有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具体措施。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是会议再次强调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当前负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争重任的新疆，而且适用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国的民族工作，其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认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6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同时还提出“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已是第三次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对前述两个会议有关提法进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和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促进区域内全体群众共同富裕和重点帮助相对贫困地区相统一”，“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原则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对此是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断加以锤炼、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虽然历时不久，但其精神实质源远流长。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经过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对这一原则内涵的理解，应当说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多了。
记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规律性现象，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在内的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只是比前人拥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觉。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在统一和争取统一的几千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间残酷的战争和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政策，都改变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趋势。历史上，哪个民族、哪个王朝对民族关系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发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业；哪个民族、哪个王朝采取自我封闭、歧视他族的态度，它就难免衰微，即使一时成功也迅速走向失败。
我国多民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民族间不断的交融、融合，使我国民族现象呈现一种生动活泼、流动多变的气象。没有哪一个民族族源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动、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间界限不同程度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汉族以古代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故能成其大。同时又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产生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民族格局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把民族现象视为凝固不变的现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现象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所以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很快就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自觉。如果没有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交融、融合为基础，很难设想近代以来仅仅百余年，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就能形成如此坚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记者：今天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比历史上如何？
朱维群：由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由于地理上的隔断和长期落后的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的两次全国性社会变革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根本性有利条件。第一次是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不仅埋葬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主义制度，也打碎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真正有了相互平等交往的可能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解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种种不合理束缚，使少数民族有了走出传统聚居区，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把过去地区间的壁垒冲破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起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走向全国，进入城镇化进程，而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各民族混居、杂居程度迅速提升。到2010年，全国已有近2000万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打工、经商、求学。如果按一家五口算，这2000万背后就是1亿人，相当于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目。目前居住于城市和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民族交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现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以为，不需人为做多少推动，只要顺其自然，不去做反面使劲儿的事，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发生更大改变。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疆、西藏等地有时斗争形势还相当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中国民族问题分裂瓦解中国的图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民众基础的需要。
记者：“交融”与“融合”有区别吗？强调“交融”会不会如同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把少数民族“融”没了？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是“交融”。离开“交融”，提倡“交往交流”没有太多意义，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有什么人群相互是不可以交往交流的吗？我理解“交融”与“融合”是有区别的。“融合”是指民族间的差异最终消失，清人叫“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它更多表现为一个结果。而“交融”是指民族间共同点、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特点，“交融”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中国民族最终融合，民族现象消失，是极为遥远的事；而具体民族同他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现实工作中企图用行政手段，人为推动“融合”，这是违背民族现象规律的，违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大目标的，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招致损失，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这不等于说因此我们连促进“交融”也不敢说了。交融不是汉化，不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而是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优点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在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优点长处不是应被忽略，而是应得到更有力的弘扬。这些年在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少数民族的歌曲、舞蹈、习俗所占的地位和分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好看。这不是民族文化关门的结果，而是开门交融、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长处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今后取向，应当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
记者：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哪些政策措施是为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朱维群：应当说，整个会议精神，会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统筹规划推动新疆和内地、南疆和北疆、兵团和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鼓励各族群众混居、杂居，有条件的中小学稳步推进民汉合校及混班教学、混合住宿，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居住规模，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推进双语教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等等。
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会议有些政策措施在目前阶段只施之于新疆部分地区。但我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些政策措施或早或晚势必施之于全部新疆乃至全国。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以您的看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朱维群：最重要的，是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措施的走向，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设计，要避免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别，更加强调共同性、一致性。从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远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沿革来看，汉代中央政府对边远属国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不反叛，而对其具体施政的管理则比较疏阔，时强时弱。唐代至宋、元交替时期普遍实行羁縻制度，民族地方政权头领成为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但可以世袭，而羁縻地方财政、户籍、赋税等一般并不入中央政府统一帐本。南宋至元、明、清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土司也是由中央政府委以官职，可以世袭，但对中央政府负有贡赋和征兵等义务。无论是羁縻制度还是土司制度，一般都以地区命名，不以民族命名，以避免民族命名容易带来的不确和矛盾。至明、清，西南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相继被废除，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中央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方式已与内地没有太多差别。观其大略，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边远民族地方的管理，一是根据具体情况，一般都制定有特殊政策，允许与内地管理方式不完全相同；二是随着这些地方的开发，与内地联系的加深，以及中央政府强化集权国家的需要，越到后来，其管理方式与内地越趋一致。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朱维群：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搞“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共和国”、“联邦制”。当时如果我们选择了那一套，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分裂危险要大得多！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愿望，又体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个好制度，应当长期坚持。但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制度的社会背景不仅比解放初期，就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改变，如果再去人为扩大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管理方式的区别，再去搞一些新花样，就是不合时宜了。还是以稳定保持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现有格局为好。
在经济方面，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要逐步向强调地域因素方向引导。也就是说，政策的差别性要更多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负有守卫边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等地域性因素为根据。当前一些地方所谓“民族问题”，其实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地方干部群众要求加快发展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通过国家一般性政策可以解决，对民族地区应当加大力度，但不必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更不能动辄上升为“民族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如果作这样的联系，中国的“民族平等”就变成遥遥无期的事儿了。
在教育文化方面，历史上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那里获取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也不断从中原获取文化上的帮助和提升，这两种趋向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开放时代，各民族相互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造成各民族自觉、不自觉都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差异呈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更加珍惜并努力保持、开掘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彰显。这两方面取向都应当尊重，既不能以保护民族特点为名阻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也不能任由中华民族这部分宝贵文化基因在市场自发作用冲刷下整体流失，政府应给予特殊支持。总的方向应当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应当从“民族问题”中脱敏。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民族”身份并经常受到强调和提醒，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之间发生的任何好事，都可以赋予“民族团结”的意义，但发生的任何问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大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暴恐事件，也都有可能变成“民族问题”，有的情况下甚至导致政策变形。我以为，认识、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有关事件，还是要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以法律为准绳作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宜轻易上升为“民族问题”，另设标准，导致法律的实施因民族而易，个别人的问题变成多数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48000人，而现在超过300万人，其中科技专业人才比重迅速上升。这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标志性成就。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解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几乎全部都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我们今天说某个同志是“少数民族干部”时，仅仅是指他出身于某个少数民族，而不是说他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与非少数民族干部有什么不同。少数民族同志一旦成为党员干部，他就不再仅仅是他出身的那个民族利益的代表。他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同本民族的天然联系反映本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但其出发点，应当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在更多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要用党章对干部的共同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自己也应当避免成为某种“特殊”党员、“特殊”干部。除法律有规定外，应避免有些地方干部职务“民族世袭”现象，增加内地干部和民族地区干部易地交流的比重，为民族干部提供更多到发达地区任职的机会，为他们的成长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用各民族干部的“交往交流交融”，带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8/41340752_0.shtml朱维群
原标题：朱维群：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我国民族工作问题，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他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强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记者：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对于5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维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丰富，既有理论阐述、经验总结，也有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具体措施。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是会议再次强调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当前负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争重任的新疆，而且适用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国的民族工作，其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认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6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同时还提出“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已是第三次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对前述两个会议有关提法进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和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促进区域内全体群众共同富裕和重点帮助相对贫困地区相统一”，“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原则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对此是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断加以锤炼、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虽然历时不久，但其精神实质源远流长。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经过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对这一原则内涵的理解，应当说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多了。
记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规律性现象，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在内的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只是比前人拥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觉。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在统一和争取统一的几千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间残酷的战争和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政策，都改变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趋势。历史上，哪个民族、哪个王朝对民族关系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发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业；哪个民族、哪个王朝采取自我封闭、歧视他族的态度，它就难免衰微，即使一时成功也迅速走向失败。
我国多民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民族间不断的交融、融合，使我国民族现象呈现一种生动活泼、流动多变的气象。没有哪一个民族族源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动、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间界限不同程度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汉族以古代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故能成其大。同时又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产生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民族格局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把民族现象视为凝固不变的现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现象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所以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很快就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自觉。如果没有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交融、融合为基础，很难设想近代以来仅仅百余年，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就能形成如此坚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记者：今天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比历史上如何？
朱维群：由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由于地理上的隔断和长期落后的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的两次全国性社会变革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根本性有利条件。第一次是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不仅埋葬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主义制度，也打碎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真正有了相互平等交往的可能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解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种种不合理束缚，使少数民族有了走出传统聚居区，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把过去地区间的壁垒冲破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起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走向全国，进入城镇化进程，而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各民族混居、杂居程度迅速提升。到2010年，全国已有近2000万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打工、经商、求学。如果按一家五口算，这2000万背后就是1亿人，相当于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目。目前居住于城市和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民族交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现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以为，不需人为做多少推动，只要顺其自然，不去做反面使劲儿的事，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发生更大改变。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疆、西藏等地有时斗争形势还相当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中国民族问题分裂瓦解中国的图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民众基础的需要。
记者：“交融”与“融合”有区别吗？强调“交融”会不会如同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把少数民族“融”没了？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是“交融”。离开“交融”，提倡“交往交流”没有太多意义，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有什么人群相互是不可以交往交流的吗？我理解“交融”与“融合”是有区别的。“融合”是指民族间的差异最终消失，清人叫“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它更多表现为一个结果。而“交融”是指民族间共同点、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特点，“交融”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中国民族最终融合，民族现象消失，是极为遥远的事；而具体民族同他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现实工作中企图用行政手段，人为推动“融合”，这是违背民族现象规律的，违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大目标的，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招致损失，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这不等于说因此我们连促进“交融”也不敢说了。交融不是汉化，不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而是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优点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在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优点长处不是应被忽略，而是应得到更有力的弘扬。这些年在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少数民族的歌曲、舞蹈、习俗所占的地位和分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好看。这不是民族文化关门的结果，而是开门交融、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长处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今后取向，应当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
记者：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哪些政策措施是为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朱维群：应当说，整个会议精神，会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统筹规划推动新疆和内地、南疆和北疆、兵团和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鼓励各族群众混居、杂居，有条件的中小学稳步推进民汉合校及混班教学、混合住宿，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居住规模，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推进双语教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等等。
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会议有些政策措施在目前阶段只施之于新疆部分地区。但我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些政策措施或早或晚势必施之于全部新疆乃至全国。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以您的看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朱维群：最重要的，是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措施的走向，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设计，要避免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别，更加强调共同性、一致性。从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远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沿革来看，汉代中央政府对边远属国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不反叛，而对其具体施政的管理则比较疏阔，时强时弱。唐代至宋、元交替时期普遍实行羁縻制度，民族地方政权头领成为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但可以世袭，而羁縻地方财政、户籍、赋税等一般并不入中央政府统一帐本。南宋至元、明、清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土司也是由中央政府委以官职，可以世袭，但对中央政府负有贡赋和征兵等义务。无论是羁縻制度还是土司制度，一般都以地区命名，不以民族命名，以避免民族命名容易带来的不确和矛盾。至明、清，西南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相继被废除，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中央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方式已与内地没有太多差别。观其大略，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边远民族地方的管理，一是根据具体情况，一般都制定有特殊政策，允许与内地管理方式不完全相同；二是随着这些地方的开发，与内地联系的加深，以及中央政府强化集权国家的需要，越到后来，其管理方式与内地越趋一致。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朱维群：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搞“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共和国”、“联邦制”。当时如果我们选择了那一套，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分裂危险要大得多！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愿望，又体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个好制度，应当长期坚持。但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制度的社会背景不仅比解放初期，就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改变，如果再去人为扩大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管理方式的区别，再去搞一些新花样，就是不合时宜了。还是以稳定保持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现有格局为好。
在经济方面，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要逐步向强调地域因素方向引导。也就是说，政策的差别性要更多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负有守卫边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等地域性因素为根据。当前一些地方所谓“民族问题”，其实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地方干部群众要求加快发展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通过国家一般性政策可以解决，对民族地区应当加大力度，但不必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更不能动辄上升为“民族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如果作这样的联系，中国的“民族平等”就变成遥遥无期的事儿了。
在教育文化方面，历史上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那里获取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也不断从中原获取文化上的帮助和提升，这两种趋向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开放时代，各民族相互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造成各民族自觉、不自觉都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差异呈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更加珍惜并努力保持、开掘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彰显。这两方面取向都应当尊重，既不能以保护民族特点为名阻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也不能任由中华民族这部分宝贵文化基因在市场自发作用冲刷下整体流失，政府应给予特殊支持。总的方向应当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应当从“民族问题”中脱敏。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民族”身份并经常受到强调和提醒，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之间发生的任何好事，都可以赋予“民族团结”的意义，但发生的任何问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大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暴恐事件，也都有可能变成“民族问题”，有的情况下甚至导致政策变形。我以为，认识、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有关事件，还是要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以法律为准绳作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宜轻易上升为“民族问题”，另设标准，导致法律的实施因民族而易，个别人的问题变成多数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48000人，而现在超过300万人，其中科技专业人才比重迅速上升。这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标志性成就。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解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几乎全部都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我们今天说某个同志是“少数民族干部”时，仅仅是指他出身于某个少数民族，而不是说他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与非少数民族干部有什么不同。少数民族同志一旦成为党员干部，他就不再仅仅是他出身的那个民族利益的代表。他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同本民族的天然联系反映本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但其出发点，应当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在更多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要用党章对干部的共同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自己也应当避免成为某种“特殊”党员、“特殊”干部。除法律有规定外，应避免有些地方干部职务“民族世袭”现象，增加内地干部和民族地区干部易地交流的比重，为民族干部提供更多到发达地区任职的机会，为他们的成长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用各民族干部的“交往交流交融”，带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8/41340752_0.shtml
原标题：朱维群：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我国民族工作问题，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他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强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记者：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对于5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维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丰富，既有理论阐述、经验总结，也有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具体措施。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是会议再次强调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当前负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争重任的新疆，而且适用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国的民族工作，其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认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6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同时还提出“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已是第三次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对前述两个会议有关提法进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和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促进区域内全体群众共同富裕和重点帮助相对贫困地区相统一”，“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原则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对此是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断加以锤炼、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虽然历时不久，但其精神实质源远流长。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经过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对这一原则内涵的理解，应当说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多了。
记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规律性现象，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在内的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只是比前人拥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觉。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在统一和争取统一的几千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间残酷的战争和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政策，都改变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趋势。历史上，哪个民族、哪个王朝对民族关系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发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业；哪个民族、哪个王朝采取自我封闭、歧视他族的态度，它就难免衰微，即使一时成功也迅速走向失败。
我国多民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民族间不断的交融、融合，使我国民族现象呈现一种生动活泼、流动多变的气象。没有哪一个民族族源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动、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间界限不同程度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汉族以古代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故能成其大。同时又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产生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民族格局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把民族现象视为凝固不变的现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现象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所以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很快就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自觉。如果没有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交融、融合为基础，很难设想近代以来仅仅百余年，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就能形成如此坚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记者：今天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比历史上如何？
朱维群：由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由于地理上的隔断和长期落后的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的两次全国性社会变革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根本性有利条件。第一次是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不仅埋葬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主义制度，也打碎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真正有了相互平等交往的可能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解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种种不合理束缚，使少数民族有了走出传统聚居区，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把过去地区间的壁垒冲破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起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走向全国，进入城镇化进程，而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各民族混居、杂居程度迅速提升。到2010年，全国已有近2000万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打工、经商、求学。如果按一家五口算，这2000万背后就是1亿人，相当于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目。目前居住于城市和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民族交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现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以为，不需人为做多少推动，只要顺其自然，不去做反面使劲儿的事，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发生更大改变。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疆、西藏等地有时斗争形势还相当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中国民族问题分裂瓦解中国的图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民众基础的需要。
记者：“交融”与“融合”有区别吗？强调“交融”会不会如同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把少数民族“融”没了？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是“交融”。离开“交融”，提倡“交往交流”没有太多意义，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有什么人群相互是不可以交往交流的吗？我理解“交融”与“融合”是有区别的。“融合”是指民族间的差异最终消失，清人叫“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它更多表现为一个结果。而“交融”是指民族间共同点、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特点，“交融”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中国民族最终融合，民族现象消失，是极为遥远的事；而具体民族同他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现实工作中企图用行政手段，人为推动“融合”，这是违背民族现象规律的，违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大目标的，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招致损失，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这不等于说因此我们连促进“交融”也不敢说了。交融不是汉化，不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而是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优点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在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优点长处不是应被忽略，而是应得到更有力的弘扬。这些年在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少数民族的歌曲、舞蹈、习俗所占的地位和分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好看。这不是民族文化关门的结果，而是开门交融、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长处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今后取向，应当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
记者：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哪些政策措施是为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朱维群：应当说，整个会议精神，会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统筹规划推动新疆和内地、南疆和北疆、兵团和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鼓励各族群众混居、杂居，有条件的中小学稳步推进民汉合校及混班教学、混合住宿，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居住规模，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推进双语教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等等。
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会议有些政策措施在目前阶段只施之于新疆部分地区。但我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些政策措施或早或晚势必施之于全部新疆乃至全国。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以您的看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朱维群：最重要的，是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措施的走向，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设计，要避免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别，更加强调共同性、一致性。从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远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沿革来看，汉代中央政府对边远属国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不反叛，而对其具体施政的管理则比较疏阔，时强时弱。唐代至宋、元交替时期普遍实行羁縻制度，民族地方政权头领成为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但可以世袭，而羁縻地方财政、户籍、赋税等一般并不入中央政府统一帐本。南宋至元、明、清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土司也是由中央政府委以官职，可以世袭，但对中央政府负有贡赋和征兵等义务。无论是羁縻制度还是土司制度，一般都以地区命名，不以民族命名，以避免民族命名容易带来的不确和矛盾。至明、清，西南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相继被废除，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中央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方式已与内地没有太多差别。观其大略，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边远民族地方的管理，一是根据具体情况，一般都制定有特殊政策，允许与内地管理方式不完全相同；二是随着这些地方的开发，与内地联系的加深，以及中央政府强化集权国家的需要，越到后来，其管理方式与内地越趋一致。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朱维群：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搞“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共和国”、“联邦制”。当时如果我们选择了那一套，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分裂危险要大得多！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愿望，又体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个好制度，应当长期坚持。但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制度的社会背景不仅比解放初期，就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改变，如果再去人为扩大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管理方式的区别，再去搞一些新花样，就是不合时宜了。还是以稳定保持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现有格局为好。
在经济方面，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要逐步向强调地域因素方向引导。也就是说，政策的差别性要更多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负有守卫边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等地域性因素为根据。当前一些地方所谓“民族问题”，其实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地方干部群众要求加快发展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通过国家一般性政策可以解决，对民族地区应当加大力度，但不必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更不能动辄上升为“民族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如果作这样的联系，中国的“民族平等”就变成遥遥无期的事儿了。
在教育文化方面，历史上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那里获取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也不断从中原获取文化上的帮助和提升，这两种趋向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开放时代，各民族相互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造成各民族自觉、不自觉都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差异呈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更加珍惜并努力保持、开掘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彰显。这两方面取向都应当尊重，既不能以保护民族特点为名阻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也不能任由中华民族这部分宝贵文化基因在市场自发作用冲刷下整体流失，政府应给予特殊支持。总的方向应当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应当从“民族问题”中脱敏。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民族”身份并经常受到强调和提醒，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之间发生的任何好事，都可以赋予“民族团结”的意义，但发生的任何问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大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暴恐事件，也都有可能变成“民族问题”，有的情况下甚至导致政策变形。我以为，认识、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有关事件，还是要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以法律为准绳作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宜轻易上升为“民族问题”，另设标准，导致法律的实施因民族而易，个别人的问题变成多数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48000人，而现在超过300万人，其中科技专业人才比重迅速上升。这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标志性成就。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解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几乎全部都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我们今天说某个同志是“少数民族干部”时，仅仅是指他出身于某个少数民族，而不是说他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与非少数民族干部有什么不同。少数民族同志一旦成为党员干部，他就不再仅仅是他出身的那个民族利益的代表。他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同本民族的天然联系反映本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但其出发点，应当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在更多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要用党章对干部的共同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自己也应当避免成为某种“特殊”党员、“特殊”干部。除法律有规定外，应避免有些地方干部职务“民族世袭”现象，增加内地干部和民族地区干部易地交流的比重，为民族干部提供更多到发达地区任职的机会，为他们的成长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用各民族干部的“交往交流交融”，带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8/41340752_0.shtml朱维群
原标题：朱维群：民族工作应向“交往交流交融”使劲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就我国民族工作问题，接受了中国西藏网的专访。他认为，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要避免强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和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分，更多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一致性，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记者：民族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对于5月份召开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朱维群：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有关民族工作的精神非常丰富，既有理论阐述、经验总结，也有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具体措施。而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普遍导向意义的，是会议再次强调促进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当前负有反分裂、反暴力恐怖斗争重任的新疆，而且适用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全国的民族工作，其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实际工作者所认识。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一次提出是2010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0年6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这个原则，同时还提出“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已是第三次强调“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对前述两个会议有关提法进行完善，提出“依法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和贯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相统一、保护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和依法履行公民义务相统一、促进区域内全体群众共同富裕和重点帮助相对贫困地区相统一”，“增强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交往交流交融”以及相关原则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清楚表明中央对此是慎重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断加以锤炼、完善。
“交往交流交融”的提出虽然历时不久，但其精神实质源远流长。周恩来同志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如果同化是一个民族用暴力摧残另一个民族，那是反动的。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来走向繁荣，那是进步的。”经过此后五六十年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对这一原则内涵的理解，应当说比那个时候要丰富多了。
记者：“交往交流交融”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规律性现象，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有现象？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是包括社会主义时期在内的整个中国民族关系史的重要的规律性现象。我们只是比前人拥有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可以做得更加自觉。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共有的大舞台，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开拓土地，守卫边疆，与中原民族共同生活，对中国疆域和中华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离开少数民族，就没有今天中国的格局。比如，蒙古族主导的元朝结束了唐亡之后中国370多年的分裂局面（其中包括北宋，因为北宋只有一个相当局限的小一统），此后中国至今700多年再也没有发生全局性的分裂。满族主导的清朝不仅为近代中国的版图奠定基础，而且对边疆的治理比较前面任何朝代更加规范、有效。清朝至少从康熙时代起，就完全彻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大清是“中国”的一个新朝代。最近一些人在网上热传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种说法不仅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对国家的统一极具危害。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在统一和争取统一的几千年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产生活，相互学习、相互通商、相互通婚，即使是民族间残酷的战争和统治阶级民族歧视政策，都改变不了各民族交融、融合的大趋势。历史上，哪个民族、哪个王朝对民族关系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它的发展就快，就能成就大事业；哪个民族、哪个王朝采取自我封闭、歧视他族的态度，它就难免衰微，即使一时成功也迅速走向失败。
我国多民族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但民族间不断的交融、融合，使我国民族现象呈现一种生动活泼、流动多变的气象。没有哪一个民族族源是纯粹、单一的，每个民族的发展演变都是在同其他民族混居、互动、交融中，既保持自己特色，又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分中完成的。这就造成了我国民族间界限不同程度呈现出相对性、变易性、不确定性。汉族以古代华夏族为主体，在漫长历史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成员，故能成其大。同时又有相当多汉人融入到少数民族，壮大了少数民族并形成一些新的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也不断发生交融、融合。一些民族发展了，一些民族消亡了，又有一些民族产生了，这就造成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民族格局没有哪两个是完全一样的。把民族现象视为凝固不变的现象，用行政手段把民族界限划分得过于清楚，并不符合中国民族现象的实际。
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本来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通，文化相联”，所以当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很快就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自觉。如果没有历史上持续不断的交融、融合为基础，很难设想近代以来仅仅百余年，几亿、十几亿中国人就能形成如此坚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记者：今天我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条件，比历史上如何？
朱维群：由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由于地理上的隔断和长期落后的交通条件的限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领导的两次全国性社会变革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根本性有利条件。第一次是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不仅埋葬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主义制度，也打碎了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在此基础上各民族真正有了相互平等交往的可能性。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解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人口流动的种种不合理束缚，使少数民族有了走出传统聚居区，在全国范围内寻求更大发展空间的可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把过去地区间的壁垒冲破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流动起来，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走向全国，进入城镇化进程，而全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向少数民族地区，这使得各民族混居、杂居程度迅速提升。到2010年，全国已有近2000万少数民族群众到中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打工、经商、求学。如果按一家五口算，这2000万背后就是1亿人，相当于我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目。目前居住于城市和混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民族交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普遍现象，不可阻挡的洪流。我以为，不需人为做多少推动，只要顺其自然，不去做反面使劲儿的事，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在未来几十年中还会发生更大改变。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斗争不断出现新的情况，新疆、西藏等地有时斗争形势还相当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利用中国民族问题分裂瓦解中国的图谋。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需要，也是我们维护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民众基础的需要。
记者：“交融”与“融合”有区别吗？强调“交融”会不会如同有些人士担心的那样，把少数民族“融”没了？
朱维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是“交融”。离开“交融”，提倡“交往交流”没有太多意义，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有什么人群相互是不可以交往交流的吗？我理解“交融”与“融合”是有区别的。“融合”是指民族间的差异最终消失，清人叫“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它更多表现为一个结果。而“交融”是指民族间共同点、一致性增强，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特点，“交融”更多表现为一个过程。中国民族最终融合，民族现象消失，是极为遥远的事；而具体民族同他民族融合为一个民族，则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现实工作中企图用行政手段，人为推动“融合”，这是违背民族现象规律的，违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大目标的，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可能招致损失，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但是这不等于说因此我们连促进“交融”也不敢说了。交融不是汉化，不是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否定，而是使各个民族的文化、优点为所有民族共有共赏共享。在交融过程中，少数民族的优点长处不是应被忽略，而是应得到更有力的弘扬。这些年在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少数民族的歌曲、舞蹈、习俗所占的地位和分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好看。这不是民族文化关门的结果，而是开门交融、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长处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化政策今后取向，应当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促进交融。
记者：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哪些政策措施是为了促进“交往交流交融”？
朱维群：应当说，整个会议精神，会议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如，统筹规划推动新疆和内地、南疆和北疆、兵团和地方、各民族之间的人员交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鼓励各族群众混居、杂居，有条件的中小学稳步推进民汉合校及混班教学、混合住宿，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居住规模，帮助他们融入当地社区，促进各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推进双语教育，促进各民族群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等等。
因为具体情况不同，会议有些政策措施在目前阶段只施之于新疆部分地区。但我认为，随着实践的深入，这些政策措施或早或晚势必施之于全部新疆乃至全国。因为这是大势所趋。
记者：以您的看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主要应当包括哪些方面？
朱维群：最重要的，是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和措施的走向，尤其是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的设计，要避免强化和细化民族之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非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间的区别，更加强调共同性、一致性。从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边远民族地方政权关系的沿革来看，汉代中央政府对边远属国的要求主要是政治上不反叛，而对其具体施政的管理则比较疏阔，时强时弱。唐代至宋、元交替时期普遍实行羁縻制度，民族地方政权头领成为中央政府委任的官员，但可以世袭，而羁縻地方财政、户籍、赋税等一般并不入中央政府统一帐本。南宋至元、明、清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土司也是由中央政府委以官职，可以世袭，但对中央政府负有贡赋和征兵等义务。无论是羁縻制度还是土司制度，一般都以地区命名，不以民族命名，以避免民族命名容易带来的不确和矛盾。至明、清，西南地区逐步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制度相继被废除，代之以政府任命的“流官”，中央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方式已与内地没有太多差别。观其大略，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边远民族地方的管理，一是根据具体情况，一般都制定有特殊政策，允许与内地管理方式不完全相同；二是随着这些地方的开发，与内地联系的加深，以及中央政府强化集权国家的需要，越到后来，其管理方式与内地越趋一致。
记者：那么，您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朱维群：新中国建立之际我们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搞“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共和国”、“联邦制”。当时如果我们选择了那一套，我们国家今天面临的分裂危险要大得多！联系历史和现实，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满足了少数民族自治的愿望，又体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是个好制度，应当长期坚持。但时代发展至今，这一制度的社会背景不仅比解放初期，就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也都发生了广泛、深刻的改变，如果再去人为扩大自治地方与非自治地方管理方式的区别，再去搞一些新花样，就是不合时宜了。还是以稳定保持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现有格局为好。
在经济方面，从我国当前民族分布的现实出发，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中，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的考虑仍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并存，但要逐步向强调地域因素方向引导。也就是说，政策的差别性要更多以自然环境艰苦、群众生活贫困、负有守卫边疆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等地域性因素为根据。当前一些地方所谓“民族问题”，其实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地方干部群众要求加快发展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将长期存在，通过国家一般性政策可以解决，对民族地区应当加大力度，但不必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更不能动辄上升为“民族关系事实上不平等”。如果作这样的联系，中国的“民族平等”就变成遥遥无期的事儿了。
在教育文化方面，历史上中原地区源源不断地从少数民族那里获取文化养分，少数民族也不断从中原获取文化上的帮助和提升，这两种趋向最终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在现在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开放时代，各民族相互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这一方面造成各民族自觉、不自觉都在汲取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差异呈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许多民族更加珍惜并努力保持、开掘自己的文化传统，重视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彰显。这两方面取向都应当尊重，既不能以保护民族特点为名阻碍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也不能任由中华民族这部分宝贵文化基因在市场自发作用冲刷下整体流失，政府应给予特殊支持。总的方向应当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爱国、民主、科学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共同性的统一。
维稳和反分裂斗争应当从“民族问题”中脱敏。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国家认定的“民族”身份并经常受到强调和提醒，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不同民族身份的公民之间发生的任何好事，都可以赋予“民族团结”的意义，但发生的任何问题，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大到以分裂国家为目的暴恐事件，也都有可能变成“民族问题”，有的情况下甚至导致政策变形。我以为，认识、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有关事件，还是要按照事情本来性质作判断，以法律为准绳作处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宜轻易上升为“民族问题”，另设标准，导致法律的实施因民族而易，个别人的问题变成多数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48000人，而现在超过300万人，其中科技专业人才比重迅速上升。这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标志性成就。现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解放初期有了很大不同，几乎全部都是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当我们今天说某个同志是“少数民族干部”时，仅仅是指他出身于某个少数民族，而不是说他的政治立场、世界观与非少数民族干部有什么不同。少数民族同志一旦成为党员干部，他就不再仅仅是他出身的那个民族利益的代表。他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同本民族的天然联系反映本民族群众的利益诉求，但其出发点，应当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此，在更多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要用党章对干部的共同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自己也应当避免成为某种“特殊”党员、“特殊”干部。除法律有规定外，应避免有些地方干部职务“民族世袭”现象，增加内地干部和民族地区干部易地交流的比重，为民族干部提供更多到发达地区任职的机会，为他们的成长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用各民族干部的“交往交流交融”，带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http://news.ifeng.com/a/20140728/41340752_0.shtml
鬼子的话也要信？？？？？
应该是核爆后，无站鬼。
应该是核爆后，无站鬼。
朱维群一贯思路清晰，头脑正常，屁股端正，这段话应该送每个常委审阅。
朱维群的确可以当前三排大部分人的老师，比如什么假幽默，夫妻论之流
朱维群是帝师这样的人才，既有真才实学，又出口成章。
明朝之后无华夏才贴切
此人应入常
此人应入常
这种论调宣传的最起劲的就是小日本。随声附和的国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大脑打了除皱针
罔顾事实
明朝和民国的领土合法性是来自他们能控制并能管理这些地方，而不是继承自元、清
元、清两个王朝都是被暴力推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逊位，如果后来者不能控制这些领土，前朝的领土再大也没用
明朝和民国的领土合法性是来自他们能控制并能管理这些地方，而不是继承自元、清
元、清两个王朝都是被暴力推翻的，又不是他们自己逊位，如果后来者不能控制这些领土，前朝的领土再大也没用
菜鸟来袭 发表于 2014-7-29 08:38
这种论调宣传的最起劲的就是小日本。随声附和的国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大脑打了除皱针
大脑除皱针.........长见识了
这种论调宣传的最起劲的就是小日本。随声附和的国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大脑打了除皱针
大脑除皱针.........长见识了
大脑除皱针.........长见识了
在超大学的，这个需要广为传播
在超大学的，这个需要广为传播
崖山之后无中国，用词不当，应该是崖山之后中国灭亡了。等到明朝复国。
明亡之后无华夏，更是错误，应该是明亡之后华夏沉沦了。等到辛亥革命复国，再到新中国复兴。
朱维群，其身份决定他说话，就是和稀泥，把56个民族和在一起，妄图变成一个民族，实际却是徒劳不可能的。
明亡之后无华夏，更是错误，应该是明亡之后华夏沉沦了。等到辛亥革命复国，再到新中国复兴。
朱维群，其身份决定他说话，就是和稀泥，把56个民族和在一起，妄图变成一个民族，实际却是徒劳不可能的。
满蒙非中国本来就是日本人用来为侵略服务的。
zn5203152 发表于 2014-7-29 08:55
罔顾事实
明朝和民国的领土合法性是来自他们能控制并能管理这些地方，而不是继承自元、清
支持！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明灭元，典型的复国之战。看看蒙元的四等人制度，以及明朝对鞑子、色目人的安排，典型的打击外国侵略者。
而且，蒙元和满清的领土（侵占中国的领土部分）合法性，倒是值得推敲，都是赤果果的侵略得来的。难道说蒙元是“继承”了南宋的领土？？？多好的“儿子”啊！把“老子”当奴隶。
罔顾事实
明朝和民国的领土合法性是来自他们能控制并能管理这些地方，而不是继承自元、清
支持！就是这个道理。尤其是明灭元，典型的复国之战。看看蒙元的四等人制度，以及明朝对鞑子、色目人的安排，典型的打击外国侵略者。
而且，蒙元和满清的领土（侵占中国的领土部分）合法性，倒是值得推敲，都是赤果果的侵略得来的。难道说蒙元是“继承”了南宋的领土？？？多好的“儿子”啊！把“老子”当奴隶。
这要看怎么定义中国。
近代以前，中国一般都指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权。
近现代的中国，显然已经不这么狭义。
近代以前，中国一般都指汉人建立的国家政权。
近现代的中国，显然已经不这么狭义。
这个论点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这一段论证都不能用苍白无力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简单粗暴。
---------------------------------------
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
问题是，“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这句话事实上正是宣扬这一论调的人的潜台词。他居然用别人的目的来论证别人的目的不正确。。。这就好比一个人对杀人犯说：“你怎么能拿刀砍我呢？你这样做，岂不是会把我杀死吗？”
这个论点毫无疑问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这一段论证都不能用苍白无力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简单粗暴。
---------------------------------------
更多的道理不说，如果把元朝、清朝排除在中国之外，那么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
---------------------------------------
问题是，“蒙古族、满族历史上世居的土地，两个王朝开拓、巩固、管辖的辽阔边域，岂不也都不属于中国”这句话事实上正是宣扬这一论调的人的潜台词。他居然用别人的目的来论证别人的目的不正确。。。这就好比一个人对杀人犯说：“你怎么能拿刀砍我呢？你这样做，岂不是会把我杀死吗？”
明朝之后无华夏才贴切
明朝就是个笑话。
明朝就是个笑话。
这种说法个人理解更多的是从文化传承角度来说的，从领土角度来说绝对不成立，法理上也不可能成为分裂中国的依据，毕竟文化血缘再变化，大一统的统治是确定无疑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瓦肯奥巴马 发表于 2014-7-29 12:24
明朝就是个笑话。
蛮人才是笑话吧
明朝就是个笑话。
蛮人才是笑话吧
孙子决定爷爷论。根本就站不住脚。
明朝就是个笑话。
你才是个笑话。
你才是个笑话。
辐岛之后再无大和，这才是真相。
瓦肯奥巴马 发表于 2014-7-29 12:24
明朝就是个笑话。
西洋东洋，没哪个敢认为大明是笑话。红毛、小日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大清嘛，全世界笑柄妥妥的。
明朝就是个笑话。
西洋东洋，没哪个敢认为大明是笑话。红毛、小日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大清嘛，全世界笑柄妥妥的。
人家说得没错的
说得不错
汉奸言论必须大力揭批
崖山之后无中国
真华夏乃大日本！
这两句合在一起才算完整
汉奸言论必须大力揭批
崖山之后无中国
真华夏乃大日本！
这两句合在一起才算完整
崖山之后无中国最初来自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这是明末钱歉益借宋朝崖山隐喻明亡后无中华。若说崖山之后无中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肯定有意见。
而明亡则天下亡说的是一种文化概念，融入中国人这个概念的现代满族是满清灭亡之后民国的事情了。文章中说康熙就开始认同中国这个概念有历史资料支撑吗？所见资料都是满清“以夷狄之君入主中国”，满清从康熙到乾隆直到光绪宣统都极度抗拒中国化，满汉有别是一贯政策，怎么能得出满清自认中国这个结论的？嘴上说“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实际政策和行动则完全与此相反也能算吗？那本朝政治历史上已经肯定的孙中山辛亥革命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作何解释？毛主席建国后对蒙元灭宋、满清入关的评论又该如何解释？
倭寇等从甲午战争起就借此宣传华夏已亡自是其心可诛，然此文反驳没有反驳到根本问题上，可说是用错误的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论述不能服人。历史问题用历史来反驳，但凡说到历史问题就扯到民族问题领土问题算什么？历史不是人人揉捏的面团。领土自然有继承性，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大炮和PLA得来的吗？
而明亡则天下亡说的是一种文化概念，融入中国人这个概念的现代满族是满清灭亡之后民国的事情了。文章中说康熙就开始认同中国这个概念有历史资料支撑吗？所见资料都是满清“以夷狄之君入主中国”，满清从康熙到乾隆直到光绪宣统都极度抗拒中国化，满汉有别是一贯政策，怎么能得出满清自认中国这个结论的？嘴上说“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实际政策和行动则完全与此相反也能算吗？那本朝政治历史上已经肯定的孙中山辛亥革命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作何解释？毛主席建国后对蒙元灭宋、满清入关的评论又该如何解释？
倭寇等从甲午战争起就借此宣传华夏已亡自是其心可诛，然此文反驳没有反驳到根本问题上，可说是用错误的论证得出正确的结论，论述不能服人。历史问题用历史来反驳，但凡说到历史问题就扯到民族问题领土问题算什么？历史不是人人揉捏的面团。领土自然有继承性，但是更重要的难道不是大炮和PLA得来的吗？
转文一篇。期待领导给予驳斥。
…………………………分割线……………………
线上分享，线下圈子，尽在微信：EMBACLUB
===================================
没有元朝，只有蒙古殖民的一百年，世界史学界嘲笑中国歪曲历史
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列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英国《泰丵晤士报》以及各大著名历史学术网站发布文章《Outrage as China lays claim to Genghis Khan》，以批驳中国史学界的恶搞。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一切的历史学家，在编撰历史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站在今天的现实去考虑历史的事件，以选择对今天有用的东西。但并非是我们可以站在今天，就可以妄顾历史事实，以今天的利益为准绳，任意的取舍，甚至是恶意的歪曲事实，以迎合今天的政治需要。
事实上，满清立国定满语为国语，也就是满语才是大清国的官方语言，初叶至中叶乃至19世纪末的官方文件有相当一部分以满文（清字）书写，比如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条约仅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而中国的汉文版本仅在刻制的界碑中使用（碑文共有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本）。19世纪以来才两者并用书写。直到今天，EVEN,EVENKI（鄂温克语）,NANAI（赫哲语）,NEGIDAL,OROCH,OROK,UDIHE(UDEGE),ULCH，这些通古斯语仍在被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满人所使用,说满人被中国同化实在是自欺欺人。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现在中国的国语(普通话) 就是当年满清通过武力手段强制推广的语言。章太炎就曾经批判过普通话，称其为“金鞑虏语”。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按照语言划分国家的规矩。不少非洲国家都说英语，但它们和英国是一个国家吗？中国人和新加坡人都说汉语，但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阿拉伯国家都说阿拉伯语，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日本、中国、韩国同为儒家文化国家，但能说中日韩是一个国家吗？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的内战吗？法、德同为基督教文明，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典型的思维混乱。
但是到此中国人还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朝代，他们又会说：“今天的满人是中国公民，所以当时的满人也应算作中国人。”这种逻辑就等于在说：“今天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是美国人。”况且满人仅仅是中国公民吗？不是，满人原先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民族，现在仍然有满人居住在那里。现在的满洲北部还在俄罗斯境内。满族，俄罗斯有，朝鲜也有，满族也是他们的公民，那俄罗斯人和朝鲜人是否都可以说：“我们的少数民族曾经征服并统治中国300年。”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判断一个已去世的人的国籍，依据的是此人生前的国籍，而不是在他死后他的出生地属于哪个国家。李白出生在寓碎叶，此地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境内。按照他们的说法李白应该是吉尔吉斯坦人了？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今天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称清朝是中国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统治者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慈禧道：“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出身满洲贵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满洲统治者，完全是一幅外族殖民者的姿态。我国现在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全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
自13世纪蒙古统治满洲以后，通古斯人开始蒙古化，做蒙古士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非常亲近蒙古文化。努尔哈赤的尊号Sure Beile(淑勒贝勒)和Kundulen Han(昆都仑汗)均为蒙古语。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 (蒙古语“荣誉的勇士”)，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蒙古语“果敢” )，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 (蒙古语“忠诚的勇士”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后蒙古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结盟。皇太极时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姻，不但皇太极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另外还有大量的满洲格格嫁给蒙古王公。满蒙联姻制度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清末，整个大清国皇族都是满蒙混血儿。就连“大清”国号也是源自蒙古语“Daiin”( 意为“卓越”、“善战”，汉译为“代青”或“大清”)。因此，蒙古人都没说“我们建立大清统治中国”,我们有什么资格说？
清军入关屠杀了数千万人中国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大屠杀，就是征服者对负隅顽抗者的惩罚和镇压。但是，清军杀人，虽然数字上少于蒙古人，但比蒙古人的刀法更“精准”，他们不仅是用恐怖来征服和支配中国，导致大量中国人死亡的，是恐怖的“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通古斯人用这种手段彻底征服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习俗。中国人就这样按照通古斯人的传统留起了辫子。直到今天还有人幼稚地认为满洲人最终被中国人同化了，但残酷的事实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同化了。今天所谓的中国国语(普通话)，也是来自满人的语言；国粹京剧是满人的艺术；相声和小品，就是两个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现。今天还被奉为至宝的所谓的“国服唐装”，实际就是满人的旗袍马褂。通古斯满洲人也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为四等，满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而我们祖先的真实姓名，叫“奴才”。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不知羞耻地说当年俄罗斯霸占中国领土。但俄罗斯占领的根本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清帝国的领土。当时中国人已经亡国了，哪还有什么领土？慈禧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也就是说满洲人宁愿把土地白送给邻国，也不愿留给家奴(中国人)。满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外兴安岭、黑龙江以东和库页岛让给俄罗斯，也是满人的无奈之举，满人领土的丧失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中国人又有什么资格替自己当年的主人索要土地呢？
宋朝末年,战乱四起,北方的蒙古金帐汗国势力不断扩大,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多瑙河畔,南抵南海,北括西伯利亚,华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亡国了,对于强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国人民无力抵抗,沦为亡国奴。
有人说了： “今天中国有个蒙古族，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许多国家都有蒙古后裔。蒙古族，俄罗斯有，乌克兰有，芬兰有，伊朗有，土耳其有，匈牙利有，印度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并非只是中国有。如果中国人要拿蒙古帝国吹牛的话，那么波兰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这么说。中国56个民族还包括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这又怎么解释？难道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朝鲜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又有人说了：“今天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我只能说，这种说法非常无知。今天在俄罗斯联邦中，有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这些共和国都是蒙古人建立的,中国才一个蒙古自治区，俄罗斯人是否比我们更有资格说蒙古属于俄罗斯？而且，蒙古民族的发源地中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历史上也从不属于中国。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斡难河 (Ононгол)位于今天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交界处。
说到这又有人要反驳了，他们会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单单是汉族的国家。”那我请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170多个民族，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时候，蒙古征服中国，算不算俄罗斯人的荣耀？算不算俄罗斯统治中国？中国56个民族还有俄罗斯族，按中国人的逻辑，苏联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其实所谓的“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政治词汇罢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个民族，美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假如“中华民族”都能成立的话，那么“美利坚民族”也能成立。那么按中国的逻辑，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美国的少数民族中的阿拉伯人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人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所以本拉登是美国人，萨达姆也是美国人。呵呵，千万别笑，这就是现在中国官方和大部分人的历史逻辑。
到此，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不肯罢休，甚至有人会说：“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蒙古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以至于很多人都嚷着要“收复蒙古”。说“蒙古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纯粹是对历史的无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蒙古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恰恰相反，蒙古曾经彻底征服并统治中国97年（1271-1368），历经十二代皇帝，直到明朝中国才从蒙古独立出去。如果加上清帝国296年（满蒙共治），那么历史上蒙古总共统治中国近400年。所以按中国的逻辑，应该是“中国自古是蒙古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北边都有一个国家, 各位应该记得昭君出塞和苏武牧羊的故事吧. 显然的中国历代从未占领过蒙古, 蒙古却完全征服过中国. 明朝时两国依然交战。
在清国时代，满蒙共治中国 ，满蒙贵族相互通婚，当时已没有中国了，因此即使在清国时期也不是中国统治蒙古，而是蒙古统治中国。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北洋军阀徐树铮曾短暂的占领过库伦（1919年11月-1920年10月，总共不到1年），但很快的被驱逐出去，蒙古也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土（以国民政府的观点那是失地）。二战结束那年，蒙古军队曾进入张家口，直逼北京。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曾出兵外蒙古（也就是出兵占领西藏和新疆那会儿），去了20万，回来3千。因此，近百年来蒙古虽积弱不振，但中国也处於下风。因此说蒙古是中国领土，即使以中国的观点来看，也很牵强，还很帝国主义。简单地说，蒙古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按中国的逻辑，那么中国乃至欧亚大陆自古都是蒙古的一部分。如果连蒙古都算中国，那么蒙古还占领过欧亚大陆，那么欧亚大陆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了，俄罗斯也是中国的领土，你们现在怎么不去“收复”呢？
更有甚者说：“蒙古人今天已经被中国文化同化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对于这个观点我本来不想多作解释，因为它实在是荒唐得有点可爱。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现在抱着这句话的人居然不在少数。说蒙古被中国文化同化的人，请问今天的蒙古人都说中文吗？为什么现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人仍然说着蒙古语和俄罗斯语？为什么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说波斯语？蒙古人在统治俄罗斯时期大规模兴建东正教堂，然而他们对待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持鄙视的态度。元帝国制度: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家人士比妓女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
引用袁腾飞的一段话：忽必烈有一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自从蒙古入主中国之后，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国。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这些达鲁花赤们也不会说汉语。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在征服中国之前，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不会被儒家文明征服。因为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觉得你中国文化也不过如此。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你被别人灭了，还说真好，这属于恬不知耻。至于“大元”这个国号也是蒙古人弄出来忽悠中国人的。在蒙古占领中国，中国成为蒙古的一部分之后，为了愚弄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就取了一个“大元”的别名来忽悠中国人。但在蒙古人内部，依然称其为“拖雷汗国”，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国等。蒙古人真是英明，忽悠一群蠢人居然忽悠了700年....
蒙古人建立的是大蒙古帝国（THEGREAT MONGOL EMPIRE），这是全世界皆知的，当时的中国只是在蒙古人铁蹄下灭亡的无数国家之一，只是一块殖民地，仅此而已。蒙古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关系，成吉思汗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好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人的关系，大英帝国曾经占领过印度，印度成了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把蒙古帝国说成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这种行为就好比印度人说大英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的最强朝代，维多利亚女王是印度人一样的荒唐。。。如果中国人要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那么蒙古四大汗国的所在地，俄罗斯(金帐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俄罗斯人？伊朗(伊儿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波斯人？中亚诸国(察合台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他们国家的人？
那么忽必烈算中国人吗？忽必烈第一次在中国建立起蒙古人的政权，在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前，他不是中国人，也就是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便是在元朝建立的那一瞬间成了中国人的。因为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他就成了中国人。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可以得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这成立吗？显然不成立，所以我们上面的逻辑也就不成立，所以即使忽必烈都算不上中国人。如果说忽必烈是中国人的话，拔都就是俄国人了，旭烈兀就成了波斯人了。成吉思汗更是不知道其实哪国人了。各位觉得这些想法荒谬吗?为何用到自己身上就如何正确了?
2004 年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雷根在访问日本时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针对当年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抗议日本活动说到：“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英雄，征服过他们的帖木贞当作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这样一群拥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呢？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民族的英雄，当年侵略过他们的所谓‘甲级战犯’呢？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过 ： “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传承者，中国不是
蒙古统治俄罗斯250年，在之后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人大量混血，欧洲国家至今还称俄罗斯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欧洲有句俗语“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Tatar.”意思是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彪悍尚武的民风就是深受蒙古的影响，直到19世纪西方国家还畏惧的将俄罗斯称为“白色蒙古”。莫斯科和克里姆林都是蒙古人的杰作，鞑靼蒙古统治之前的俄罗斯中心在基辅，当时的莫斯科只是一片田野和森林。在蒙古的统治下，莫斯科渐渐掌握了它在俄罗斯的地位及财力，成为俄罗斯的新兴势力，克里姆林也随之扩张，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克里姆林”的字源来自蒙古语，意为“要塞”。“乌克兰”一词也是由蒙古语而来，意指“边境”。
卡尔马克思说：“莫斯科的兴盛是由于鞑靼枷锁，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莫斯科的延伸。”俄罗斯帝王，对西方称为“沙皇”，对东方称为“扎根汗”(蒙古语，意为“白色大汗”)，边利用蒙古帝国的权势，开拓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疆土。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沙皇家族有蒙古血统，伊凡四世的母亲椰列娜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一直到彼得大帝脸上还有明显的蒙古特征。列宁有四分之一卡尔梅克蒙古血统。蒙古鞑靼人不仅把血统形式传给了俄罗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税收制度，海关制度和军事制度也传给了俄罗斯人，蒙古人为俄罗斯贡献了鲍里斯和费德尔戈杜诺夫两位沙皇。六位皇后：所罗门尼娅萨布洛娃；椰列娜格林斯卡娃；伊琳娜戈杜诺娃；纳塔利娅纳雷什金娜马尔法阿普拉克希娜；叶夫多基娅萨布罗娃。蒙古鞑靼人还把驿站和军事战略战术传给了俄罗斯人。如著名的尤里梅谢尔斯基汗将军，安德烈谢尔基佐夫，叶尔莫洛夫，多赫图洛夫，马秋什金，莫尔德维诺夫，叶潘钦，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谢尔巴切夫等将军们以及科学巨匠们如门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历史学家坎捷米尔，卡拉姆津以及极地学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人都有蒙古鞑靼血统。俄罗斯谚语说，如果深究俄罗斯人，就会出现鞑靼（蒙古）人。”德迈斯特也说过：“抓伤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抓伤一个鞑靼人。”蒙古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是东方的西方人。此外蒙古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俄罗斯文学方面三位最伟大的小说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统，也只有蒙古血统的屠格涅夫才能写下《白净草原》这样举世无双的对草原的深刻理解和体验的小说。舞蹈家有乌兰诺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拥有蒙古鞑靼血统。 ----摘自《游牧文明史》
元没有统治欧洲，“我们”的大汗是俄罗斯蒙古金帐汗国大汗拔都的部下。 元的2，3，4任皇帝都是拔都的部下。俄罗斯才有资格说蒙古，中国人连吹牛的资格都没有。
还历史真相
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不是中国人,他们与中国人确实也有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强奸，杀害，侮辱过我们的祖先，我们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综观中国历史，就是屈辱史，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处于事实，但也是一种羞辱，不过不要为了逃避这样的羞辱，就认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为祖宗，这样更加可耻。不要因为历史上中国长期被虐，心里被打击，看见书上写着某人曾经出去打仗多么的牛B,连对方是哪里人都没搞清楚，就跑过去往他大腿上抱。假若当年抗战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建立了"和朝"，那我们岂不是要拜东条英机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战？抗战军队是阻碍民族统一的汉奸？中国人整天说韩国人无耻，撰改历史，但是韩国人撰改的仅仅只是一些小人物如孔子，屈原，孙中山等，这些人在国外几乎都没人知道，而中国人连国际级历史都敢于撰改，这岂不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么？认为元朝是中国的人们，你们整天喊着要日本向中国道歉谢罪，那你们怎么不先为元朝侵略日本而向日本人民道歉谢罪呢？
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能够正确的反映事物。也就是说，尽管某些时期人类的意识是错误的，但最终，真理将被人类认识到，中国人终将认识到元清侵略者的事实，还历史以客观。
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金帐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俄国统治者曾经代表蒙古进行收税，因为蒙古人很少视察他们占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制与法制是从蒙古学的。俄罗斯人也被图兰化。
蒙古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元朝仅仅是其殖民地之一
至于说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不是满清，蒙古史是世界级的历史，不像满清历史一样容易纂改。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
…………………………分割线……………………
线上分享，线下圈子，尽在微信：EMBACLUB
===================================
没有元朝，只有蒙古殖民的一百年，世界史学界嘲笑中国歪曲历史
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列为中国的民族英雄，现在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英国《泰丵晤士报》以及各大著名历史学术网站发布文章《Outrage as China lays claim to Genghis Khan》，以批驳中国史学界的恶搞。
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一切的历史学家，在编撰历史的时候，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都会自觉不自觉的站在今天的现实去考虑历史的事件，以选择对今天有用的东西。但并非是我们可以站在今天，就可以妄顾历史事实，以今天的利益为准绳，任意的取舍，甚至是恶意的歪曲事实，以迎合今天的政治需要。
事实上，满清立国定满语为国语，也就是满语才是大清国的官方语言，初叶至中叶乃至19世纪末的官方文件有相当一部分以满文（清字）书写，比如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条约仅有满、俄、拉丁三种文本，而中国的汉文版本仅在刻制的界碑中使用（碑文共有满、蒙、汉、俄、拉丁五种文本）。19世纪以来才两者并用书写。直到今天，EVEN,EVENKI（鄂温克语）,NANAI（赫哲语）,NEGIDAL,OROCH,OROK,UDIHE(UDEGE),ULCH，这些通古斯语仍在被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的满人所使用,说满人被中国同化实在是自欺欺人。而且恰恰相反的是，现在中国的国语(普通话) 就是当年满清通过武力手段强制推广的语言。章太炎就曾经批判过普通话，称其为“金鞑虏语”。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按照语言划分国家的规矩。不少非洲国家都说英语，但它们和英国是一个国家吗？中国人和新加坡人都说汉语，但新加坡是中国的一部分吗？阿拉伯国家都说阿拉伯语，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日本、中国、韩国同为儒家文化国家，但能说中日韩是一个国家吗？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的内战吗？法、德同为基督教文明，但它们是一个国家吗？典型的思维混乱。
但是到此中国人还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朝代，他们又会说：“今天的满人是中国公民，所以当时的满人也应算作中国人。”这种逻辑就等于在说：“今天美国黑人是美国人，所以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是美国人。”况且满人仅仅是中国公民吗？不是，满人原先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民族，现在仍然有满人居住在那里。现在的满洲北部还在俄罗斯境内。满族，俄罗斯有，朝鲜也有，满族也是他们的公民，那俄罗斯人和朝鲜人是否都可以说：“我们的少数民族曾经征服并统治中国300年。”
而且按照国际惯例，判断一个已去世的人的国籍，依据的是此人生前的国籍，而不是在他死后他的出生地属于哪个国家。李白出生在寓碎叶，此地在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境内。按照他们的说法李白应该是吉尔吉斯坦人了？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二讲中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受到政治上的压迫以至于完全亡国，已有了两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今天中国人一厢情愿地称清朝是中国王朝，可惜人家清朝统治者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慈禧道：“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则大清亡。”“保大清不保中华 ”，“量中华物之力，结与国之欢心。” 雍正说“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乾隆更直白：“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出身满洲贵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一书中提到，她的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满洲统治者，完全是一幅外族殖民者的姿态。我国现在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全名叫《反满抗日义勇军进行曲》。
自13世纪蒙古统治满洲以后，通古斯人开始蒙古化，做蒙古士官，用蒙古语起名字，史见不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也非常亲近蒙古文化。努尔哈赤的尊号Sure Beile(淑勒贝勒)和Kundulen Han(昆都仑汗)均为蒙古语。努尔哈赤弟舒尔哈齐，赐号为“达尔汗巴图鲁” (蒙古语“荣誉的勇士”)，异母弟巴雅喇，赐号为卓里克图(蒙古语“果敢” )，另一异母弟穆尔哈齐，赐号为“青巴图鲁” (蒙古语“忠诚的勇士” )。努尔哈赤还用蒙古语给儿子、外孙起名。皇太极及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人之名就是蒙古语。后金之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与蒙古通婚。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后蒙古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结盟。皇太极时继续加强满蒙军事联姻，不但皇太极娶蒙古女子为妻室，其兄弟子侄等王公贝勒也多纳蒙古女子为王妃，另外还有大量的满洲格格嫁给蒙古王公。满蒙联姻制度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清末，整个大清国皇族都是满蒙混血儿。就连“大清”国号也是源自蒙古语“Daiin”( 意为“卓越”、“善战”，汉译为“代青”或“大清”)。因此，蒙古人都没说“我们建立大清统治中国”,我们有什么资格说？
清军入关屠杀了数千万人中国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等大屠杀，就是征服者对负隅顽抗者的惩罚和镇压。但是，清军杀人，虽然数字上少于蒙古人，但比蒙古人的刀法更“精准”，他们不仅是用恐怖来征服和支配中国，导致大量中国人死亡的，是恐怖的“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通古斯人用这种手段彻底征服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习俗。中国人就这样按照通古斯人的传统留起了辫子。直到今天还有人幼稚地认为满洲人最终被中国人同化了，但残酷的事实却是中国人被满洲人同化了。今天所谓的中国国语(普通话)，也是来自满人的语言；国粹京剧是满人的艺术；相声和小品，就是两个清朝奴才在主人面前一唱一合的生活再现。今天还被奉为至宝的所谓的“国服唐装”，实际就是满人的旗袍马褂。通古斯满洲人也效仿蒙古人的做法，把人分为四等，满洲人和蒙古人高高在上。而我们祖先的真实姓名，叫“奴才”。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不知羞耻地说当年俄罗斯霸占中国领土。但俄罗斯占领的根本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清帝国的领土。当时中国人已经亡国了，哪还有什么领土？慈禧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也就是说满洲人宁愿把土地白送给邻国，也不愿留给家奴(中国人)。满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外兴安岭、黑龙江以东和库页岛让给俄罗斯，也是满人的无奈之举，满人领土的丧失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现在的中国人又有什么资格替自己当年的主人索要土地呢？
宋朝末年,战乱四起,北方的蒙古金帐汗国势力不断扩大,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多瑙河畔,南抵南海,北括西伯利亚,华夏民族也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亡国了,对于强悍的侵略者-蒙古,我国人民无力抵抗,沦为亡国奴。
有人说了： “今天中国有个蒙古族，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许多国家都有蒙古后裔。蒙古族，俄罗斯有，乌克兰有，芬兰有，伊朗有，土耳其有，匈牙利有，印度有，其他很多国家都有，并非只是中国有。如果中国人要拿蒙古帝国吹牛的话，那么波兰人甚至匈牙利人都能这么说。中国56个民族还包括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这又怎么解释？难道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朝鲜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又有人说了：“今天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的历史。”我只能说，这种说法非常无知。今天在俄罗斯联邦中，有布里亚特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这些共和国都是蒙古人建立的,中国才一个蒙古自治区，俄罗斯人是否比我们更有资格说蒙古属于俄罗斯？而且，蒙古民族的发源地中亚和西伯利亚大草原，历史上也从不属于中国。成吉思汗的出生地斡难河 (Ононгол)位于今天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交界处。
说到这又有人要反驳了，他们会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单单是汉族的国家。”那我请问世界上有几个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俄罗斯170多个民族，俄罗斯被蒙古统治的时候，蒙古征服中国，算不算俄罗斯人的荣耀？算不算俄罗斯统治中国？中国56个民族还有俄罗斯族，按中国人的逻辑，苏联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其实所谓的“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政治词汇罢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个民族，美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假如“中华民族”都能成立的话，那么“美利坚民族”也能成立。那么按中国的逻辑，全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美国的少数民族中的阿拉伯人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人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所以本拉登是美国人，萨达姆也是美国人。呵呵，千万别笑，这就是现在中国官方和大部分人的历史逻辑。
到此，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中国人不肯罢休，甚至有人会说：“蒙古是从中国独立出去的，蒙古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以至于很多人都嚷着要“收复蒙古”。说“蒙古在历史上属于中国"纯粹是对历史的无知，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蒙古属于中国领土的说法，恰恰相反，蒙古曾经彻底征服并统治中国97年（1271-1368），历经十二代皇帝，直到明朝中国才从蒙古独立出去。如果加上清帝国296年（满蒙共治），那么历史上蒙古总共统治中国近400年。所以按中国的逻辑，应该是“中国自古是蒙古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北边都有一个国家, 各位应该记得昭君出塞和苏武牧羊的故事吧. 显然的中国历代从未占领过蒙古, 蒙古却完全征服过中国. 明朝时两国依然交战。
在清国时代，满蒙共治中国 ，满蒙贵族相互通婚，当时已没有中国了，因此即使在清国时期也不是中国统治蒙古，而是蒙古统治中国。进入民国以后，虽然北洋军阀徐树铮曾短暂的占领过库伦（1919年11月-1920年10月，总共不到1年），但很快的被驱逐出去，蒙古也趁机收复了一些失土（以国民政府的观点那是失地）。二战结束那年，蒙古军队曾进入张家口，直逼北京。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曾出兵外蒙古（也就是出兵占领西藏和新疆那会儿），去了20万，回来3千。因此，近百年来蒙古虽积弱不振，但中国也处於下风。因此说蒙古是中国领土，即使以中国的观点来看，也很牵强，还很帝国主义。简单地说，蒙古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按中国的逻辑，那么中国乃至欧亚大陆自古都是蒙古的一部分。如果连蒙古都算中国，那么蒙古还占领过欧亚大陆，那么欧亚大陆自古都是中国的领土了，俄罗斯也是中国的领土，你们现在怎么不去“收复”呢？
更有甚者说：“蒙古人今天已经被中国文化同化了，所以蒙古历史就是中国历史。”对于这个观点我本来不想多作解释，因为它实在是荒唐得有点可爱。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现在抱着这句话的人居然不在少数。说蒙古被中国文化同化的人，请问今天的蒙古人都说中文吗？为什么现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蒙古人仍然说着蒙古语和俄罗斯语？为什么中亚和西亚的蒙古人说波斯语？蒙古人在统治俄罗斯时期大规模兴建东正教堂，然而他们对待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持鄙视的态度。元帝国制度: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家人士比妓女低一等，比乞丐高一等。
引用袁腾飞的一段话：忽必烈有一点汉化，但也只是粗通汉语，自从蒙古入主中国之后，蒙古皇帝基本上连汉语都不会说，整个是外国人统治中国。蒙古派到各地去做镇守的这些达鲁花赤们也不会说汉语。蒙古的史书上一举例子就是波斯怎么着，亚历山大大帝怎么着，因为他在征服中国之前，已经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文明，所以就不会被儒家文明征服。因为蒙古人什么都见过，什么教都信，蒙古很多皇帝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们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觉得你中国文化也不过如此。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灭种，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更不能把它当做骄傲。你被别人灭了，还说真好，这属于恬不知耻。至于“大元”这个国号也是蒙古人弄出来忽悠中国人的。在蒙古占领中国，中国成为蒙古的一部分之后，为了愚弄中国人的正统观念，就取了一个“大元”的别名来忽悠中国人。但在蒙古人内部，依然称其为“拖雷汗国”，正如其他的察合台汗国等。蒙古人真是英明，忽悠一群蠢人居然忽悠了700年....
蒙古人建立的是大蒙古帝国（THEGREAT MONGOL EMPIRE），这是全世界皆知的，当时的中国只是在蒙古人铁蹄下灭亡的无数国家之一，只是一块殖民地，仅此而已。蒙古帝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大英帝国和印度的关系，成吉思汗和中国人的关系，就好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人的关系，大英帝国曾经占领过印度，印度成了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把蒙古帝国说成是中国的一个朝代，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这种行为就好比印度人说大英帝国是印度历史上的最强朝代，维多利亚女王是印度人一样的荒唐。。。如果中国人要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那么蒙古四大汗国的所在地，俄罗斯(金帐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俄罗斯人？伊朗(伊儿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波斯人？中亚诸国(察合台汗国)要说成吉思汗是他们国家的人？
那么忽必烈算中国人吗？忽必烈第一次在中国建立起蒙古人的政权，在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之前，他不是中国人，也就是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便是在元朝建立的那一瞬间成了中国人的。因为成了中国的统治者，他就成了中国人。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可以得出成吉思汗是蒙古人、俄罗斯人、阿拉伯人……这成立吗？显然不成立，所以我们上面的逻辑也就不成立，所以即使忽必烈都算不上中国人。如果说忽必烈是中国人的话，拔都就是俄国人了，旭烈兀就成了波斯人了。成吉思汗更是不知道其实哪国人了。各位觉得这些想法荒谬吗?为何用到自己身上就如何正确了?
2004 年蒙古乌兰巴托大学教授额日德雷根在访问日本时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针对当年亚洲杯足球赛上中国球迷的抗议日本活动说到：“中国人把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英雄，征服过他们的帖木贞当作他们的祖先和英雄，把我们对他们的殖民历史当作他们最强大的历史，这样一群拥有白痴一样逻辑的民族，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国家民族的历史观呢？又有什么资格去抗议你们民族的英雄，当年侵略过他们的所谓‘甲级战犯’呢？我认为他们没有那个资格。”
鲁迅在《随便翻翻》中说过 ： “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 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指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蒙古国和俄罗斯是蒙古帝国传承者，中国不是
蒙古统治俄罗斯250年，在之后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人大量混血，欧洲国家至今还称俄罗斯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欧洲有句俗语“Scratch a Russian and find aTatar.”意思是剥开一个俄罗斯人，就会看见一个鞑靼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彪悍尚武的民风就是深受蒙古的影响，直到19世纪西方国家还畏惧的将俄罗斯称为“白色蒙古”。莫斯科和克里姆林都是蒙古人的杰作，鞑靼蒙古统治之前的俄罗斯中心在基辅，当时的莫斯科只是一片田野和森林。在蒙古的统治下，莫斯科渐渐掌握了它在俄罗斯的地位及财力，成为俄罗斯的新兴势力，克里姆林也随之扩张，成为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克里姆林”的字源来自蒙古语，意为“要塞”。“乌克兰”一词也是由蒙古语而来，意指“边境”。
卡尔马克思说：“莫斯科的兴盛是由于鞑靼枷锁，而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莫斯科的延伸。”俄罗斯帝王，对西方称为“沙皇”，对东方称为“扎根汗”(蒙古语，意为“白色大汗”)，边利用蒙古帝国的权势，开拓中亚和西伯利亚的疆土。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汗，克里米亚汗，诺盖汗的蒙古鞑靼贵族们后来都供职于俄罗斯公国，成为很多大公，王，贵族的姓氏起源。沙皇家族有蒙古血统，伊凡四世的母亲椰列娜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一直到彼得大帝脸上还有明显的蒙古特征。列宁有四分之一卡尔梅克蒙古血统。蒙古鞑靼人不仅把血统形式传给了俄罗斯人，而且把政治制度，税收制度，海关制度和军事制度也传给了俄罗斯人，蒙古人为俄罗斯贡献了鲍里斯和费德尔戈杜诺夫两位沙皇。六位皇后：所罗门尼娅萨布洛娃；椰列娜格林斯卡娃；伊琳娜戈杜诺娃；纳塔利娅纳雷什金娜马尔法阿普拉克希娜；叶夫多基娅萨布罗娃。蒙古鞑靼人还把驿站和军事战略战术传给了俄罗斯人。如著名的尤里梅谢尔斯基汗将军，安德烈谢尔基佐夫，叶尔莫洛夫，多赫图洛夫，马秋什金，莫尔德维诺夫，叶潘钦，比里列夫，日林斯基，谢尔巴切夫等将军们以及科学巨匠们如门捷列夫，梅奇尼科夫，巴甫洛夫，季米里亚泽夫，历史学家坎捷米尔，卡拉姆津以及极地学家切柳斯金，奇里科夫等人都有蒙古鞑靼血统。俄罗斯谚语说，如果深究俄罗斯人，就会出现鞑靼（蒙古）人。”德迈斯特也说过：“抓伤一个俄罗斯人，就等于抓伤一个鞑靼人。”蒙古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观点：俄罗斯人是西方的东方人，是东方的西方人。此外蒙古鞑靼人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和艺术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俄罗斯文学方面三位最伟大的小说家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就有蒙古血统，也只有蒙古血统的屠格涅夫才能写下《白净草原》这样举世无双的对草原的深刻理解和体验的小说。舞蹈家有乌兰诺娃；安娜巴浦洛娃都拥有蒙古鞑靼血统。 ----摘自《游牧文明史》
元没有统治欧洲，“我们”的大汗是俄罗斯蒙古金帐汗国大汗拔都的部下。 元的2，3，4任皇帝都是拔都的部下。俄罗斯才有资格说蒙古，中国人连吹牛的资格都没有。
还历史真相
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不是中国人,他们与中国人确实也有血缘关系，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强奸，杀害，侮辱过我们的祖先，我们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综观中国历史，就是屈辱史，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处于事实，但也是一种羞辱，不过不要为了逃避这样的羞辱，就认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为祖宗，这样更加可耻。不要因为历史上中国长期被虐，心里被打击，看见书上写着某人曾经出去打仗多么的牛B,连对方是哪里人都没搞清楚，就跑过去往他大腿上抱。假若当年抗战失败，日本人在中国建立了"和朝"，那我们岂不是要拜东条英机为统一“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侵华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内战？抗战军队是阻碍民族统一的汉奸？中国人整天说韩国人无耻，撰改历史，但是韩国人撰改的仅仅只是一些小人物如孔子，屈原，孙中山等，这些人在国外几乎都没人知道，而中国人连国际级历史都敢于撰改，这岂不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么？认为元朝是中国的人们，你们整天喊着要日本向中国道歉谢罪，那你们怎么不先为元朝侵略日本而向日本人民道歉谢罪呢？
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意识能够正确的反映事物。也就是说，尽管某些时期人类的意识是错误的，但最终，真理将被人类认识到，中国人终将认识到元清侵略者的事实，还历史以客观。
在蒙古四大汗国衰败之后，前金帐汗国属国的俄罗斯崛起并占领了从前蒙古帝国中的相当一部分。俄国统治者曾经代表蒙古进行收税，因为蒙古人很少视察他们占有的土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的形成有明显的当年蒙古的因素。克柳切夫斯基和他的学生认为俄罗斯的统一，蒙古至少有一半功劳。另一位欧亚主义哲学家特鲁别茨科伊在他的经典著作〈论俄罗斯文化中的图兰成份〉指出莫斯科要感谢蒙古统治，俄罗斯在占领喀山与阿斯特拉罕后才成为强国。在伊凡沙皇登基时，俄罗斯宫廷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蒙古血统，俄罗斯政府的制度也是蒙古式的。从本质上说，俄罗斯是一个东正教蒙古国家。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深受蒙古影响，有大量蒙古语借字、邮政、税收、服饰也受蒙古影响，军制与法制是从蒙古学的。俄罗斯人也被图兰化。
蒙古帝国席卷欧亚大陆，元朝仅仅是其殖民地之一
至于说元朝是中国的朝代就更加荒唐了，蒙古不是满清，蒙古史是世界级的历史，不像满清历史一样容易纂改。中国人把蒙古史说成中国史，把成吉思汗说成中国人，已经闹成了国际史学界的笑柄。
菜鸟来袭 发表于 2014-7-29 08:34
此人应入常
思路清晰、废话很少、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
此人应入常
思路清晰、废话很少、尺度拿捏的恰到好处。
中国在不在，华夏在不在，从来都是日本人说了算，韩国人，越南人也说得上话，就是我们这些还用着方块字的人说了不算。。。。中国在不在，华夏在不在，从来都是日本人说了算，韩国人，越南人也说得上话，就是我们这些还用着方块字的人说了不算。。。。kbfmmk 发表于 2014-7-29 15:50
说得不错
汉奸言论必须大力揭批
谁能真正占领中国，谁就是中国~~这才是真理~~
说得不错
汉奸言论必须大力揭批
谁能真正占领中国，谁就是中国~~这才是真理~~
菜鸟来袭 发表于 2014-7-29 08:38
这种论调宣传的最起劲的就是小日本。随声附和的国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大脑打了除皱针
谁能占领中国，谁就是中国 ~~
小日本功亏一溃啊~~
这种论调宣传的最起劲的就是小日本。随声附和的国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大脑打了除皱针
谁能占领中国，谁就是中国 ~~
小日本功亏一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