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陈弘：很多日本战犯回国后曾写信感恩中国

　　“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非常成功！我很荣幸，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在全国台联为纪念“七七事变”77周年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起那段审判、改造日本战犯的经历，90多岁高龄的翻译家、老台胞陈弘记忆犹新，激动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翻过身来了”

　　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的陈弘，是电影《云水谣》主人公陈秋水的原型之一，1946年以公费生身份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后加入中共地下党。1952年，他被选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担任抚顺战俘调查审讯工作翻译。

　　1950年，一批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加上中国关押的战犯，共有1000余人，其中有高级将领、伪满政府高官，也有普通士兵。

　　“这些战犯在苏联劳动重、吃不饱，没有接受任何思想教育，军国主义思想原封不动、顽固不化，对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居然辩称‘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你们建设’。审判开始前，当务之急是给战犯讲形势、做认罪教育。”陈弘说。

　　陈弘在基隆中学读书时，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少年时期日本人的打骂侮辱，是他决心到大陆读书的重要原因。如今成为战胜国的翻译，陈弘心中无限感慨：“东北工作团的主任委员李甫山给战犯们作报告，我担任翻译。开始我还紧张，后来在讲台上看着这些昔日的将军、高级文官，一个个低着头、坐在小马扎上老老实实地听讲，只觉得扬眉吐气！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受过欺负、受过歧视的台湾人，今天翻过身来了！”

　　“国家实力很重要”

　　“认罪教育主要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带来了严重的苦难，这些战犯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上午讲的时候，这些战犯都低着头。中午都吃不下饭，伙房报告剩饭很多。下午讲到日本被轰炸成一片废墟，日本人生活困难，有些人不得不当了妓女，战犯们又难过又担心家人。”陈弘说。

　　随着认罪教育的持续、犯罪事实调查的深入、国际形势的改变，一些战犯逐渐开始认罪。报告会上，陈弘展示了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犯人正抬起手臂擦眼泪。陈弘说：“几乎每一个被告都在谢罪时流下了眼泪，被告席前的地毯都变了颜色——被战犯的眼泪打湿了。”

　　多年来，陈弘反复总结那次调查审讯工作成功的要素。人道主义感化是重要因素，当时，东北工作团为重病战俘配备个人护士，一天三次为其按摩；战俘们天天吃米饭白面，工作人员却只吃高粱面。审判期间，战犯管理所曾多次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罪犯们亲眼看到伪满洲国时期的萧条变为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实力的提升，“朝鲜战争我们胜利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希望垮了！国家实力，很重要啊！”陈弘语重心长。

　　“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陈弘说，当时的政策是审判少数，释放多数，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回国。首批释放战犯代表回国后当众表态：“我们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人民对我们宽大处理，把我们送回来。我们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余生只能够献给日中友好。”在场的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些归国战犯还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专门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后来还在抚顺捐款建造了“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很多日本战犯回国后都写来了感谢信，这些信件都是由陈弘翻译的。一名战犯的母亲在信中说，她告诉儿子每天要感恩中国，睡觉时不能脚朝西，要把头朝向中国所在的方向。

　　除陈弘外，还有6位台湾同胞为抚顺战俘的调查审讯工作做翻译。陈弘一一数出他们的名字，并自豪地说：“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如今，“访旧半为鬼”，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多已作古，7人中只剩下陈弘在内的2人在世，是最后的见证者。
“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非常成功！我很荣幸，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在全国台联为纪念“七七事变”77周年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起那段审判、改造日本战犯的经历，90多岁高龄的翻译家、老台胞陈弘记忆犹新，激动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今天翻过身来了”

　　出生于日据时期台湾的陈弘，是电影《云水谣》主人公陈秋水的原型之一，1946年以公费生身份到上海就读于复旦大学，对国民党政权失望后加入中共地下党。1952年，他被选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担任抚顺战俘调查审讯工作翻译。

　　1950年，一批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加上中国关押的战犯，共有1000余人，其中有高级将领、伪满政府高官，也有普通士兵。

　　“这些战犯在苏联劳动重、吃不饱，没有接受任何思想教育，军国主义思想原封不动、顽固不化，对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居然辩称‘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你们建设’。审判开始前，当务之急是给战犯讲形势、做认罪教育。”陈弘说。

　　陈弘在基隆中学读书时，台湾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少年时期日本人的打骂侮辱，是他决心到大陆读书的重要原因。如今成为战胜国的翻译，陈弘心中无限感慨：“东北工作团的主任委员李甫山给战犯们作报告，我担任翻译。开始我还紧张，后来在讲台上看着这些昔日的将军、高级文官，一个个低着头、坐在小马扎上老老实实地听讲，只觉得扬眉吐气！我这个在殖民地长大，受过欺负、受过歧视的台湾人，今天翻过身来了！”

　　“国家实力很重要”

　　“认罪教育主要讲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日本人带来了严重的苦难，这些战犯既是侵略者又是受害者。上午讲的时候，这些战犯都低着头。中午都吃不下饭，伙房报告剩饭很多。下午讲到日本被轰炸成一片废墟，日本人生活困难，有些人不得不当了妓女，战犯们又难过又担心家人。”陈弘说。

　　随着认罪教育的持续、犯罪事实调查的深入、国际形势的改变，一些战犯逐渐开始认罪。报告会上，陈弘展示了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犯人正抬起手臂擦眼泪。陈弘说：“几乎每一个被告都在谢罪时流下了眼泪，被告席前的地毯都变了颜色——被战犯的眼泪打湿了。”

　　多年来，陈弘反复总结那次调查审讯工作成功的要素。人道主义感化是重要因素，当时，东北工作团为重病战俘配备个人护士，一天三次为其按摩；战俘们天天吃米饭白面，工作人员却只吃高粱面。审判期间，战犯管理所曾多次组织战犯们“外出参观”。罪犯们亲眼看到伪满洲国时期的萧条变为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建设景象，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当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家实力的提升，“朝鲜战争我们胜利了，日本人对美国的希望垮了！国家实力，很重要啊！”陈弘语重心长。

　　“台湾同胞没有缺席”

　　陈弘说，当时的政策是审判少数，释放多数，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分三批释放回国。首批释放战犯代表回国后当众表态：“我们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我们低头认罪了，中国人民对我们宽大处理，把我们送回来。我们这条命是中国人给的，余生只能够献给日中友好。”在场的日本媒体目瞪口呆、哑口无言。这些归国战犯还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专门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后来还在抚顺捐款建造了“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

　　很多日本战犯回国后都写来了感谢信，这些信件都是由陈弘翻译的。一名战犯的母亲在信中说，她告诉儿子每天要感恩中国，睡觉时不能脚朝西，要把头朝向中国所在的方向。

　　除陈弘外，还有6位台湾同胞为抚顺战俘的调查审讯工作做翻译。陈弘一一数出他们的名字，并自豪地说：“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如今，“访旧半为鬼”，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多已作古，7人中只剩下陈弘在内的2人在世，是最后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