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为犯罪心理画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15:14:33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405130060.htm
南方周末 > 南方周末推荐
为犯罪心理画像
拿着马加爵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就是根据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画像。但另一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方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局部运用，但更多的只是对前期侦破工作提供参考，事实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更多
4月24日，马加爵以故意杀人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起轰动全国的重案目前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看上去即将走完法律层面的最后一步。
甚至一度沸腾的民间的怨愤、感慨或争论，在未经梳理的情况下也正逐渐归于平静。
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上，关于这一令人惊愕的案件的犯罪动机，只有寥寥四个字——“琐事积怨”。
而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给出的分析结论，却长达万言，它构成的其实就是一幅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确画像。
作为特殊的“画家”，李玫瑾关注的远不止这一张脸孔，面对那些典型性恶性案件，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解答，并通过“画像”向社会回馈有价值的信息。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
去年春节期间，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凶手几乎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个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警方据此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说，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发烧就给吃退烧药，得了传染病就给隔离，这显然不够。”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临床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定要找到具体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驱使犯罪的心理问题同样呈现着复杂和多样性，不可能以某种固定模式对不同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五个多月前在河南平舆接受了审判的案犯黄勇，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专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17名青少年。
黄勇的犯罪动机同样令人惊愕，人们很难根据生活常理给出答案。
李玫瑾对黄勇杀人案也有过自己的深入分析，黄勇系列杀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国外同行研究过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孩子，觉得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会拿家里的布娃娃去砍，以此来表示他的勇敢。当他长大以后，看到和布娃娃一样的金发女郎，就会激起他幼年的冲动，用杀人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实际上，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现。
根据国外对于系列杀人犯的心理研究结论，李玫瑾的判断是：黄勇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存在着某种想象，他应该有个缺乏亲情的家庭，应该是单身。
后来有记者问黄勇：你为什么想杀人？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做杀手很酷，一直想成为一个杀手。
果然是一个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对方自己必将落网的情况下，却最终被第18个杀戮对象的亲情诉求所打动——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被对方无意中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痛处。这一情节也印证了李玫瑾关于亲情缺失方面的判断。
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画像。它通过某些典型案件中总结出的一些共性特点，针对新的系列杀人犯的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环境去解释，不足以客观而全面地透视犯罪动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后，李玫瑾见到了被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刘超。他在5年时间里流窜于杭州、昆明、广州、长春等地，强奸、杀人，作案几十起，甚至挑衅公安部门，不时给警方写信透露自己的杀人过程。刘超在叙述杀人过程时就像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他直到这时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李玫瑾通过谈话发现，刘超的家庭环境很正常，他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围人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坏，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杀人。
李玫瑾的判断是，刘超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情感，其次就是极端任性。国外对这类人的大脑皮层的脑电进行测试，结果是始终在10岁左右。”
李玫瑾说，有些犯罪即使表面看是外因导致的，也要通过他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遗传特点去分析。比如制造了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与自身心理问题有关，由于听觉不好，某种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
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
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编辑 张颖）
作者: 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5-13 16:38:50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405130060.htm
南方周末 > 南方周末推荐
为犯罪心理画像
拿着马加爵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就是根据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画像。但另一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方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局部运用，但更多的只是对前期侦破工作提供参考，事实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更多
4月24日，马加爵以故意杀人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起轰动全国的重案目前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看上去即将走完法律层面的最后一步。
甚至一度沸腾的民间的怨愤、感慨或争论，在未经梳理的情况下也正逐渐归于平静。
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上，关于这一令人惊愕的案件的犯罪动机，只有寥寥四个字——“琐事积怨”。
而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给出的分析结论，却长达万言，它构成的其实就是一幅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确画像。
作为特殊的“画家”，李玫瑾关注的远不止这一张脸孔，面对那些典型性恶性案件，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解答，并通过“画像”向社会回馈有价值的信息。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
去年春节期间，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凶手几乎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个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警方据此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说，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发烧就给吃退烧药，得了传染病就给隔离，这显然不够。”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临床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定要找到具体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驱使犯罪的心理问题同样呈现着复杂和多样性，不可能以某种固定模式对不同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五个多月前在河南平舆接受了审判的案犯黄勇，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专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17名青少年。
黄勇的犯罪动机同样令人惊愕，人们很难根据生活常理给出答案。
李玫瑾对黄勇杀人案也有过自己的深入分析，黄勇系列杀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国外同行研究过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孩子，觉得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会拿家里的布娃娃去砍，以此来表示他的勇敢。当他长大以后，看到和布娃娃一样的金发女郎，就会激起他幼年的冲动，用杀人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实际上，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现。
根据国外对于系列杀人犯的心理研究结论，李玫瑾的判断是：黄勇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存在着某种想象，他应该有个缺乏亲情的家庭，应该是单身。
后来有记者问黄勇：你为什么想杀人？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做杀手很酷，一直想成为一个杀手。
果然是一个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对方自己必将落网的情况下，却最终被第18个杀戮对象的亲情诉求所打动——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被对方无意中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痛处。这一情节也印证了李玫瑾关于亲情缺失方面的判断。
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画像。它通过某些典型案件中总结出的一些共性特点，针对新的系列杀人犯的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环境去解释，不足以客观而全面地透视犯罪动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后，李玫瑾见到了被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刘超。他在5年时间里流窜于杭州、昆明、广州、长春等地，强奸、杀人，作案几十起，甚至挑衅公安部门，不时给警方写信透露自己的杀人过程。刘超在叙述杀人过程时就像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他直到这时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李玫瑾通过谈话发现，刘超的家庭环境很正常，他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围人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坏，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杀人。
李玫瑾的判断是，刘超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情感，其次就是极端任性。国外对这类人的大脑皮层的脑电进行测试，结果是始终在10岁左右。”
李玫瑾说，有些犯罪即使表面看是外因导致的，也要通过他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遗传特点去分析。比如制造了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与自身心理问题有关，由于听觉不好，某种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
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
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编辑 张颖）
作者: 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5-13 16:38:50
南方周末 > 南方周末推荐
为犯罪心理画像
拿着马加爵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就是根据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画像。但另一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方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局部运用，但更多的只是对前期侦破工作提供参考，事实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更多
4月24日，马加爵以故意杀人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起轰动全国的重案目前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看上去即将走完法律层面的最后一步。
甚至一度沸腾的民间的怨愤、感慨或争论，在未经梳理的情况下也正逐渐归于平静。
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上，关于这一令人惊愕的案件的犯罪动机，只有寥寥四个字——“琐事积怨”。
而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给出的分析结论，却长达万言，它构成的其实就是一幅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确画像。
作为特殊的“画家”，李玫瑾关注的远不止这一张脸孔，面对那些典型性恶性案件，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解答，并通过“画像”向社会回馈有价值的信息。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
去年春节期间，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凶手几乎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个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警方据此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说，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发烧就给吃退烧药，得了传染病就给隔离，这显然不够。”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临床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定要找到具体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驱使犯罪的心理问题同样呈现着复杂和多样性，不可能以某种固定模式对不同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五个多月前在河南平舆接受了审判的案犯黄勇，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专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17名青少年。
黄勇的犯罪动机同样令人惊愕，人们很难根据生活常理给出答案。
李玫瑾对黄勇杀人案也有过自己的深入分析，黄勇系列杀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国外同行研究过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孩子，觉得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会拿家里的布娃娃去砍，以此来表示他的勇敢。当他长大以后，看到和布娃娃一样的金发女郎，就会激起他幼年的冲动，用杀人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实际上，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现。
根据国外对于系列杀人犯的心理研究结论，李玫瑾的判断是：黄勇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存在着某种想象，他应该有个缺乏亲情的家庭，应该是单身。
后来有记者问黄勇：你为什么想杀人？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做杀手很酷，一直想成为一个杀手。
果然是一个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对方自己必将落网的情况下，却最终被第18个杀戮对象的亲情诉求所打动——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被对方无意中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痛处。这一情节也印证了李玫瑾关于亲情缺失方面的判断。
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画像。它通过某些典型案件中总结出的一些共性特点，针对新的系列杀人犯的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环境去解释，不足以客观而全面地透视犯罪动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后，李玫瑾见到了被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刘超。他在5年时间里流窜于杭州、昆明、广州、长春等地，强奸、杀人，作案几十起，甚至挑衅公安部门，不时给警方写信透露自己的杀人过程。刘超在叙述杀人过程时就像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他直到这时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李玫瑾通过谈话发现，刘超的家庭环境很正常，他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围人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坏，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杀人。
李玫瑾的判断是，刘超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情感，其次就是极端任性。国外对这类人的大脑皮层的脑电进行测试，结果是始终在10岁左右。”
李玫瑾说，有些犯罪即使表面看是外因导致的，也要通过他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遗传特点去分析。比如制造了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与自身心理问题有关，由于听觉不好，某种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
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
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编辑 张颖）
作者: 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5-13 16:38:50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commend/200405130060.htm
南方周末 > 南方周末推荐
为犯罪心理画像
拿着马加爵的犯罪心理调查问卷，李玫瑾陷入沉思
在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就是根据证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述完成画像。但另一种在西方被广泛采用的“心理画像”方式，虽然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得到局部运用，但更多的只是对前期侦破工作提供参考，事实上它本可以在研究和预防犯罪方面做得更多
4月24日，马加爵以故意杀人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这起轰动全国的重案目前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看上去即将走完法律层面的最后一步。
甚至一度沸腾的民间的怨愤、感慨或争论，在未经梳理的情况下也正逐渐归于平静。
在昆明中院的判决书上，关于这一令人惊愕的案件的犯罪动机，只有寥寥四个字——“琐事积怨”。
而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给出的分析结论，却长达万言，它构成的其实就是一幅马加爵犯罪心理的精确画像。
作为特殊的“画家”，李玫瑾关注的远不止这一张脸孔，面对那些典型性恶性案件，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给出解答，并通过“画像”向社会回馈有价值的信息。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
去年春节期间，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家的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了，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强奸。凶手几乎没在现场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被请来。听完案情介绍，她通过分析确定了凶手大致特征：一个外地打工者，住所不在附近；有犯罪前科；一个性饥渴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伴。最后，李玫瑾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
警方据此缩小范围展开侦查。很快，疑犯落网了，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李玫瑾的分析。
“我的分析，就是给犯罪心理画像。”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的李玫瑾说，应用犯罪心理画像，能够比较迅速准确地确定侦查方向。“但犯罪心理画像的意义远不止于这些。”
“发烧就给吃退烧药，得了传染病就给隔离，这显然不够。”身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认为犯罪心理的研究和临床医学有某些相近之处，一定要找到具体的病因，才可以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驱使犯罪的心理问题同样呈现着复杂和多样性，不可能以某种固定模式对不同的犯罪行为作出解释。
五个多月前在河南平舆接受了审判的案犯黄勇，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专用于杀人的木马床，连续杀害了17名青少年。
黄勇的犯罪动机同样令人惊愕，人们很难根据生活常理给出答案。
李玫瑾对黄勇杀人案也有过自己的深入分析，黄勇系列杀人案的案情使她首先想起国外同行研究过的一个案例——有一个在孤独中成长的孩子，觉得没有人看得起自己，他就会拿家里的布娃娃去砍，以此来表示他的勇敢。当他长大以后，看到和布娃娃一样的金发女郎，就会激起他幼年的冲动，用杀人的过程来体现自己的英雄气质。实际上，这是自己的挫折感扭曲的表现。
根据国外对于系列杀人犯的心理研究结论，李玫瑾的判断是：黄勇实施杀人计划的时候，内心一定存在着某种想象，他应该有个缺乏亲情的家庭，应该是单身。
后来有记者问黄勇：你为什么想杀人？他说，因为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觉得做杀手很酷，一直想成为一个杀手。
果然是一个幼年的想象在作祟。
而他在明知道放走对方自己必将落网的情况下，却最终被第18个杀戮对象的亲情诉求所打动——与其说是打动，不如说是被对方无意中击中了自己内心最敏感的痛处。这一情节也印证了李玫瑾关于亲情缺失方面的判断。
这显然是一次成功的心理画像。它通过某些典型案件中总结出的一些共性特点，针对新的系列杀人犯的犯罪特征进行分析，很快找出了他的心理背景。
但有的案子用环境去解释，不足以客观而全面地透视犯罪动因。
今年年初在浙江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后，李玫瑾见到了被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刘超。他在5年时间里流窜于杭州、昆明、广州、长春等地，强奸、杀人，作案几十起，甚至挑衅公安部门，不时给警方写信透露自己的杀人过程。刘超在叙述杀人过程时就像在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他直到这时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
李玫瑾通过谈话发现，刘超的家庭环境很正常，他是家里的第7个孩子，哥哥姐姐心理也完全正常。在周围人看来，这个孩子从小就特别坏，他犯罪的“理由”就是想杀人。
李玫瑾的判断是，刘超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
“反社会人格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情感，其次就是极端任性。国外对这类人的大脑皮层的脑电进行测试，结果是始终在10岁左右。”
李玫瑾说，有些犯罪即使表面看是外因导致的，也要通过他的家庭背景、成长过程以及罪犯自身的遗传特点去分析。比如制造了石家庄爆炸案的靳如超，他的犯罪也与自身心理问题有关，由于听觉不好，某种程度也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
我们的社会需要“危险人格评估”
破译犯罪的心理密码是为了更好地预防犯罪。
“在分析具体的心理历程中，发现问题后还要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比如在某些国家，如果发现家庭出了问题，父亲吸毒，母亲改嫁，孩子无人管，这时候社会就会启动家庭干预机制，干预家庭不只是为了帮助一个孩子，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全。”
针对刘超的案子，李玫瑾认为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建立关于危险人格的评估体系。“危险人格评估”的指标有很多，包括智力发展的均衡问题、个性倾向等，更重要的是心理内容，心理内容通过心理测量是测不出来的，需要对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观察，这就是一个评估体系。
“如果在小学、中学时，你看出一个孩子家庭很正常，但是非常任性，谁也管不了他，就要引起注意了，可以做一个人格评估，对症教育就可能矫治他的人格问题。”李玫瑾说。
去年震惊全国的杨新海系列杀人案，一杀就是全家，连做20多起，对于这样一个类似于“天生杀人狂”的典型，李玫瑾认为该案就属于危险人格失去控制酿成的悲剧。
对于轰动性的马加爵杀人案，人们最初是惊愕，继而是按常规的逻辑推导出他的犯罪诱因：马加爵由贫穷导致自卑，由自卑导致极度自尊，当脆弱的自尊受到伤害，当然会疯狂报复。
3月26日开始的独立调研，使李玫瑾逐步得出自己的判断。她发现马加爵的悲剧更多的是由于其人格缺陷酿成的。
马加爵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只能与自然频率接触较高的少数同学交往。即使是与交往最密切的同学、老乡之间，他每个月至少有1至2次争吵，这属于较高的人际冲突频率，它意味着马加爵在处理人际冲突方面的能力很差。“这一问题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贫困状态导致的，与他发生冲突的同学大多同他一样，也住在贫困生宿舍。”
过分情绪化的马加爵还时常为一点小事而出现强烈的反应。当他少年时代听到父母吵架，甚至动了杀死父亲的欲念，从中不难发现导致他后来杀害同学的心理背景。他对吵架极为敏感与愤怒，而且漠视生命，很容易引起他的“杀人”冲动。
马加爵的思维方式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几乎一切都是以“我”
为出发点。心理学研究指出，许多心理上存在严重疾病的人，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谈论任何事情时都以“我”为主题词，“我”的出现频率极高。他们从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这种性格特征也是许多犯罪人共有的心理特征之一。
李玫瑾认为，以马加爵的性格与人性特征，典型属于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疏导和控制的“危险人格”。
犯罪心理研究之惑
“（杨新海）这个案子的深入研究对公安的侦查工作极有价值。”
李玫瑾至今对杨新海案没有从犯罪心理的角度进行透彻研究感到遗憾。
“我非常想知道他离家出走以后，究竟遇到了什么，他的内心潜藏着什么，为什么他变得如此残忍？我很想亲耳听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回答，比如他第一次犯罪的真实动机。”
李玫瑾常常苦于没有面对面的机会去深入了解犯罪人的心理。
“这就像医院里突然收到一个很怪异的病症，可能是一个未发现的病毒在作怪，或者是某些病的集中代表，但一个很想问个究竟的医生却得到这样的答复——不用研究了。”
难题在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目前仍很难立项成功，在基层得到的配合也不够。“走法学，立不下来，走心理学，立不下来，走政治学，也不行。”
目前中国国内像李玫瑾一样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还寥寥无几，显然，这个领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国家，有些死刑犯的行刑会根据需要暂缓一段时间，允许犯罪心理学家去研究他。”
犯罪人到了最后时刻自己也在总结，比如黄勇临死前就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告诉孩子，不要相信陌生人的话”。我们的社会当然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更客观更全面的心理分析并建档。
李玫瑾为此建议，全国的重大案件都应该附上一份犯罪心理分析报告。
“应该在接到报案的时候有一个行为指标的登记，在案件破了以后，通过讯问再建立一个人格指标的登记，积攒起来，形成一个犯罪心理指标的系统。”
这个指标系统也有助于加快串并案的侦破速度。如果每一个案子后面都附有几项指标的话，如果3起案件有相同的指标，就可以大体判定是一个人所为。“人的心理规律是通过动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李玫瑾强调说。
马加爵案为更系统的犯罪心理分析撬开了一道门缝，李玫瑾相信，只要这一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坚持5年时间，一个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心理指标系统就可以建立起来。（编辑 张颖）
作者: 沈颖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 2004-05-13 16:38:50
心理画像很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