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如何走向对立

在讨论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的过程中提到日本在二战时期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使我想起过去写过的这么一篇小文，这里把它贴出来与环球网友商榷。
中国与日本是如何走向民族对立的，兼谈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历程
“如果北京的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犬养毅问面前的濑越宪作。
“这正是我的宿愿。”濑越宪作平静地回答。
犬养毅含笑颌首。  不久，传说中的天才少年吴清源来到日本拜在濑越门下，十年后他一统日本围棋界，把所有的日本高手打降级，统治棋界二十年之久。后来他访问台湾时，人们说，吴清源才是真正依*自己的力量征服日本的中国人。
这本该是个美好的故事，跨越民族的沟壑，让知识与关怀的精神无私地在两个国家间流淌。然而如果说到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后来的经历，就不再是田园诗了。吴清源在中日交战时被日本人歧视甚至威胁到生命，同时又被愤怒的中国人通缉，在很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汉*的骂名；濑越宪作最喜爱的儿子死于广岛的原子弹，自己则因为亲华而受到政府的压力，后来被迫从日本棋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而犬养毅，身为日本首相的他因为对华的温和政策于1932年5月15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刺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死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中日两国人民灾难的开始。这三个人毕生都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事业，然而他们也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讲围棋，而是要概述中日两个民族交恶的过程。今天随处都能听到咒骂日本的声音，可是真正了解中日历史恩怨的，其实并不多。我前面发过一些帖子讲“爱国”，本意是：要爱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为什么爱和怎么爱。同样的，我认为要恨一样东西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恨。
蜜月中的两个国家
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到1927年强硬派首相田中义一上台的30多年时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开始清政府就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规模日趋庞大，优秀人物也层出不穷。以日本为根据地，中国的革命势力快速发展，可以说，当时没有日本的帮助，中国是无法推翻满清政府的。不仅日本政府对中国报以友好态度，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也交往密切，从犬养毅这样的政界巨头，到濑越宪作这样的社会名流，再到藤野先生这样的普通百姓，日本人民中很多都对中国人抱有亲切感，十分友善。
即使在八国联军侵犯中国的时候，日本的表现都相当友好（挺矛盾的，一边说日本侵略，一边说日本表现友好，我想也只有对那个年代比较了解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感觉J ）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1900年的著作《中国，古老与现代之间》（“China. Ancient and Modern”）里说：「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而日军指挥官柴五郎成了民众的「守护神」，日军占领区纪律严明，北京市民还联名向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愿，将俄占区改为日占区。
除了庚子的侵略，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件让中国人很郁闷的事情，一是被评价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二十一条，其实质是在孙中山与袁世凯斗争过程中，日本为了支持孙中山逼迫袁世凯下台而故意提出的苛刻要求，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就有机会干涉；袁如果硬着头皮接受，国内的不满情绪也会让他非常被动。事实上，袁世凯死后中日关系便有了很大改善。
日俄战争需要多说一点。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逐渐做强，到20世纪初已经是列强之一，尤其1902年日英同盟缔结后，日本已经在国际上被看做有地位有实力的国家。日俄战争是日英同盟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日本之所以在中国东北有自己的利益，其实同孙中山的一些做法有直接关系，在领导革命党对抗满情政府的时候，孙中山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而表示愿意出让中国东北（当时东北是一块开发度很低的肥沃土地，这是清朝政府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不让汉人开垦的结果，这里涉及很多问题，不谈太多了），这正是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有独衷的原因。日俄战争从结果上看日本固然受益，最大受益人却是中国――俄国人本来就是冲着东北的土地来的，如果日本不把它赶走，东北几乎肯定将被俄国吞掉，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而落入日本手里后，缺乏吞并别国土地的日本一时还消化不了。至于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日俄战争却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治宪政下的日本军队，根据“统帅权独立，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建成了独立于政府，直接对天皇负责的实体。日俄战争后，这种独立的优越感倾向越来越强烈，大有政治上超越政府的势头。1907年，“皇军军规”规定：“军令”从国政中分离，无需总理大臣承认。1908年，修改“参谋本部条令”，参谋本部的地位高于大臣和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的高级将领能够随意决定国策。旁若无人地进出中朝领土，无视政府介入外交。就这样，1910年建立起政治势力越过政府的“军部”。“军部”是行政部门的名称，因此可看作是军队自身的政治力量化。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制定“陆军总战略”和“海军总战略”，将军们对政府施加压力，如得不到满足就对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伙同黑帮在1931年到1937年间杀死了两位首相，两位藏相，自作主张炸死张作霖，发动9.18事变等等作为，便是军国主义失控的表现。这些我将在以后谈到。这里要指出的是，军队的政治权力过大，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控制日本的决定性因素。欧美国家，如美国，便规定军队必须绝对服从文官体系，同时绝对禁止参与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只能针对外国，这让他们的军国主义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已经彻底消除了这种状况，倒是中国在军队政治化问题上隐患多多（不多说，怕删）。
走向对立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中日走向对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个时间被命运之神安排在了1927年。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北伐军1927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尊敬的”中国共产党本该在此登场，可惜在这个事件中它扮演着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多说），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日本舰队却由于国内的命令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后来日军舰队司令因为无法抗拒国内命令而不能保护日本侨民而自杀谢罪。南京事件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传说中的著名的《田中奏折》便是出自他手（之所以用“传说中”，是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个奏折）。田中曾经考虑用武力阻止国民党的北伐，可是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付出巨大代价换取的――他决心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可惜陆军大将出身的田中自己也没想到，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破坏了他的计划。这个参谋叫河本大作，用好莱坞的眼光看，河本大概算是个传奇人物，他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对中国有一种深刻地热爱，他炸死张作霖的原因是看不惯土匪出身的张在东北的胡作非为。河本天真的认为张作霖死后日本可以趁东北军混乱之际占领中国东北，解救中国百姓，可是张学良顺利地继承了他老爹的家业，反而使东北军向南京*拢了。说句题外话，事后河本被解职（因为日本军部认为他的行动出于“爱国”――又是该死的爱国――所以对他从轻处理，这种对不理智的“爱国”精神的纵容，让日本偿尽苦头），他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为阎锡山效命，甚至为他英勇作战。他最后死于中国，实现了他化作中国土的愿望。对于这样的人，炒饭也不知道该尊敬还是仇恨。
不论结果如何，田中对皇姑屯事件的处理让天皇非常不满，在被严厉地训斥后，田中灰溜溜地辞了职。
田中辞职后，继任者尽管是温和派，却无法阻止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敌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国貌合神离的友好终于走到了尽头。时间是1931年。
日本走向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主要是对外扩张的需要。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任期1931年12月一1936年2月）推行"高桥财政"，放弃金本位制，大幅度贬值日元，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军费支出，通过"膨胀型"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渡过了经济危机，可是因为军部胆大妄为的一系列行动，经济危机最终还是把日本推向了军国主义。
日本军部政治化和法西斯化的进程开始于1931年3月。这里必须提到当时的“日本特色”：法西斯黑道和军部的勾结。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最早产生于1919年，第一个是大川周明组建的"犹存社"。1931年，“樱会”骨干桥木欣五郎等人，同以理论见长的黑道“文胆”大川周明等黑道人物策划，准备在日军参谋次长二官治重、杉山元的援助下，发动军事政变。3月20日，黑帮人物1万多人突然涌向日本帝国议会，向议会示威，事先约定由陆相宇垣一成派军队以保护议会为名，包围议会，迫使内阁辞职，以成立以宇垣为首的法西斯军人独裁政权，但宇垣中途变挂，此事变宣告失败。不过日本政府并未处罚参与政变的人员，其中的诸多内幕至今也未公布。 这个事件可以看做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军部法西斯化的一个标志。
日本军方一直以鹰派形象出现，和政界的鸽派时有矛盾。政界对中国的温和政策让军方很不满，他们怀疑政客们收受了中国的贿赂而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手段。在这种矛盾下，关东军私自策划了9.18事变（又是“爱国主义”）。
9.18事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不容置疑，不过要说日本当时有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却不太可能。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从光荣的军人变成让人鄙弃的失业者，这也是日本军方怨气冲天的原因，同时这种怨气加剧了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的发展）。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1931年日本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这种规模的军工生产显然绝对不是为对外扩张进行准备的。
9.18事变从今天的角度看简直如神意般让人无法置信。这个事变本是石原莞尔和板桓征四郎策划的，目的在于激发国内紧张局势，扩大军部影响力。蒋介石对日本国内局势一直把握得比较准，9.18做为日本下级军官擅自行动出现的事端，关东军本部和东京方面都很慌乱，蒋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他的反应是“不抵抗”。当时如果张学良奋起抵抗，应该是能够击退日军的。蒋介石要求不抵抗，显然是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触犯日本，不给日本军方争权的口实；一是求国际同情，让日本在国际压力下收敛。他没有强硬要求张学良不抵抗，相反，我认为他非常希望张能击退日本，因为当时地方军阀违抗中央命令是很平常的事情，张如果擅自抵抗人们也不会认为是中央政府的意思，那么这将是一箭双雕的事情：一方面保住东北，一方面不给日本军方机会。可惜花花大少张学良没有理会蒋的意图，为了保存实力减小影响而放弃了东北，更让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别说双雕，一雕都没射中，遗患无穷。9.18事变，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如果当时蒋介石要求东北军顽强抵抗，或者张学良自己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而进行抵抗（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日本对东北的进攻就会遭遇巨大阻力，此后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也许也不会发生。可以说，张学良在9.18事变中的不可原谅的糟糕表现，让中国惨遭浩劫。
事变后四个月，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如果要说有什么比这更糟糕，就是关东军在关东军从张学良（又是张学良-_-!!）的保险柜中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
9.18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日本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的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既荒唐又让人遗憾，可是在当时，却是中日民族悲剧的开始。
在“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不幸的是，日本军界通过暴力手段扑灭了和平的火种。1932年5月15日，以三上卓、古贺清志为首的少壮派法西斯海军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同大川周明等率领的黑道势力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以推荒木贞夫上台，他们分路袭击首相官邸、内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打死首相犬养毅。并发布《告日本国民书》：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贼!”此次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自此结束，代之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
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和中日民族仇恨的加剧
在9.18事变后日本虽然明显军国主义化了，但由于国际影响和国力原因，日本仍然没有计划对中国进行全面入侵。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国际上被孤立意味着崩溃。为了改变被孤立的状况，日本采取了一些修复中日关系的措施，这当然受到了蒋介石的欢迎，同时也确实让日本的国际声望有所好转。可是1936年发生的两个事件，让和平彻底变成泡影。
前面说到的5.15事变结束了日本政党的内阁时代，代之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可是这个所谓的一致内阁也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个集团，经常发生争斗。 皇道派主张以武力清君侧，1935年它的核心人物，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下台，而“统制派”（主张通过合法手段实施政治）头目军务局长水田铁山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刺杀。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20余人，在黑帮思想家北一辉暗中指挥下，率近卫步兵1400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叛军广为散发北一辉起草的传单，袭击首相和各大臣的住宅，连警视厅、《朝日新闻》社也遭袭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波边锭太郎被杀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和前内大臣牧野显侥幸逃脱。政变人马还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的水田盯一带，向陆军大臣提出厂“昭和维新”、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提高本派的政治地位等要求，但陆军大臣不同意，叛军一时无计可施。当叛军离开陆相官邸后，北一辉担心他们妥协，就找其中两名军官谈话，给他们鼓气，说皇宫现在也面临很大压力，如果不坚持下去，就会落个不经审讯就处死的下场，还煞有介事地说他妻子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青年军官们胜利地统治着日本，这个日本已没有了贫困。天皇此时闻报大怒，立即下令“肃军”，叛军在天皇的威胁下很快瓦解。3月4日召开东京陆军军法会议，4月28日审判。7月5日宣判政变参与人员——17名军官被判处死刑，5名判处无期，6名被判15年刑期。次年北一辉因是“思想主犯”被判死刑，也“慷慨”死去。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

2.26事变虽然以失败告终，可是之后军部实现了对内阁的支配，日本政权彻底开始法西斯化。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体制的各个方面明显地向法西斯体制演变。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法西斯体制终于得到全面确立和强化。
另一个事件，是中国的西安事变。当日军进攻的时候张学良带着他的军队跑了，东北最终沦陷后，这个荒淫的恶少发现自己没了领地，于是开始高呼抗日。西安事变让张学良今天成了英雄，同时也断绝了中国和平主义的后路。
值得一提的是，欧美现在对日本扩张主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了把希特勒引向东边的苏联，欧美对希特勒一再姑息。而为了把日本引向西边的苏联，他们同样对日本的扩张表示支持。日本的扩张主义彻底失去了束缚。
在这种情况下，卢沟桥事变成了必然。
7.7事变时，吴清源正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疗养，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的行进路线。到那年的１２月，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沦陷了。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

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后，疗养所里到处都是‘万岁’、‘万岁’的呼叫声。人们摇着日本旗，唱着“替天行道”的歌词，一直走到附近的车站。
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是觉得很难回答，只好说：‘那个年代，咳……出生于中国的我，是怀着日中友好的愿望来到日本的，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在讨论日本的军国主义问题的过程中提到日本在二战时期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根源，使我想起过去写过的这么一篇小文，这里把它贴出来与环球网友商榷。
中国与日本是如何走向民族对立的，兼谈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历程
“如果北京的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犬养毅问面前的濑越宪作。
“这正是我的宿愿。”濑越宪作平静地回答。
犬养毅含笑颌首。  不久，传说中的天才少年吴清源来到日本拜在濑越门下，十年后他一统日本围棋界，把所有的日本高手打降级，统治棋界二十年之久。后来他访问台湾时，人们说，吴清源才是真正依*自己的力量征服日本的中国人。
这本该是个美好的故事，跨越民族的沟壑，让知识与关怀的精神无私地在两个国家间流淌。然而如果说到上面提到的三个人后来的经历，就不再是田园诗了。吴清源在中日交战时被日本人歧视甚至威胁到生命，同时又被愤怒的中国人通缉，在很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汉*的骂名；濑越宪作最喜爱的儿子死于广岛的原子弹，自己则因为亲华而受到政府的压力，后来被迫从日本棋院院长的位置上辞职。而犬养毅，身为日本首相的他因为对华的温和政策于1932年5月15日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刺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死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中日两国人民灾难的开始。这三个人毕生都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事业，然而他们也都因为自己的努力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讲围棋，而是要概述中日两个民族交恶的过程。今天随处都能听到咒骂日本的声音，可是真正了解中日历史恩怨的，其实并不多。我前面发过一些帖子讲“爱国”，本意是：要爱一样东西，首先要知道为什么爱和怎么爱。同样的，我认为要恨一样东西也应该知道为什么恨。
蜜月中的两个国家
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到1927年强硬派首相田中义一上台的30多年时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蜜月时期。从甲午战争的第二年开始清政府就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规模日趋庞大，优秀人物也层出不穷。以日本为根据地，中国的革命势力快速发展，可以说，当时没有日本的帮助，中国是无法推翻满清政府的。不仅日本政府对中国报以友好态度，中日两国人民之间也交往密切，从犬养毅这样的政界巨头，到濑越宪作这样的社会名流，再到藤野先生这样的普通百姓，日本人民中很多都对中国人抱有亲切感，十分友善。
即使在八国联军侵犯中国的时候，日本的表现都相当友好（挺矛盾的，一边说日本侵略，一边说日本表现友好，我想也只有对那个年代比较了解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感觉J ）马丁.米勒（J. Martin Miller）1900年的著作《中国，古老与现代之间》（“China. Ancient and Modern”）里说：「只有日本人采取旁观态度，不参与抢劫，并且认为抢劫战利品是全然错误的。」而日军指挥官柴五郎成了民众的「守护神」，日军占领区纪律严明，北京市民还联名向英国公使麦克唐纳请愿，将俄占区改为日占区。
除了庚子的侵略，这期间还发生了两件让中国人很郁闷的事情，一是被评价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二十一条，其实质是在孙中山与袁世凯斗争过程中，日本为了支持孙中山逼迫袁世凯下台而故意提出的苛刻要求，袁世凯不接受，日本就有机会干涉；袁如果硬着头皮接受，国内的不满情绪也会让他非常被动。事实上，袁世凯死后中日关系便有了很大改善。
日俄战争需要多说一点。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逐渐做强，到20世纪初已经是列强之一，尤其1902年日英同盟缔结后，日本已经在国际上被看做有地位有实力的国家。日俄战争是日英同盟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日本为了保证自己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日本之所以在中国东北有自己的利益，其实同孙中山的一些做法有直接关系，在领导革命党对抗满情政府的时候，孙中山为了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而表示愿意出让中国东北（当时东北是一块开发度很低的肥沃土地，这是清朝政府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不让汉人开垦的结果，这里涉及很多问题，不谈太多了），这正是日本对中国东北情有独衷的原因。日俄战争从结果上看日本固然受益，最大受益人却是中国――俄国人本来就是冲着东北的土地来的，如果日本不把它赶走，东北几乎肯定将被俄国吞掉，清政府对此无可奈何，而落入日本手里后，缺乏吞并别国土地的日本一时还消化不了。至于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日俄战争却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明治宪政下的日本军队，根据“统帅权独立，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建成了独立于政府，直接对天皇负责的实体。日俄战争后，这种独立的优越感倾向越来越强烈，大有政治上超越政府的势头。1907年，“皇军军规”规定：“军令”从国政中分离，无需总理大臣承认。1908年，修改“参谋本部条令”，参谋本部的地位高于大臣和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军队的高级将领能够随意决定国策。旁若无人地进出中朝领土，无视政府介入外交。就这样，1910年建立起政治势力越过政府的“军部”。“军部”是行政部门的名称，因此可看作是军队自身的政治力量化。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制定“陆军总战略”和“海军总战略”，将军们对政府施加压力，如得不到满足就对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伙同黑帮在1931年到1937年间杀死了两位首相，两位藏相，自作主张炸死张作霖，发动9.18事变等等作为，便是军国主义失控的表现。这些我将在以后谈到。这里要指出的是，军队的政治权力过大，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控制日本的决定性因素。欧美国家，如美国，便规定军队必须绝对服从文官体系，同时绝对禁止参与对国内人民的镇压而只能针对外国，这让他们的军国主义根本没有机会出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日本已经彻底消除了这种状况，倒是中国在军队政治化问题上隐患多多（不多说，怕删）。
走向对立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时中日走向对立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个时间被命运之神安排在了1927年。1927年开始，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北伐军1927年３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尊敬的”中国共产党本该在此登场，可惜在这个事件中它扮演着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多说），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击报复，日本舰队却由于国内的命令没有做出任何动作，后来日军舰队司令因为无法抗拒国内命令而不能保护日本侨民而自杀谢罪。南京事件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行动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1927年4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传说中的著名的《田中奏折》便是出自他手（之所以用“传说中”，是因为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个奏折）。田中曾经考虑用武力阻止国民党的北伐，可是没有什么效果，于是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日俄战争时日本付出巨大代价换取的――他决心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可惜陆军大将出身的田中自己也没想到，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破坏了他的计划。这个参谋叫河本大作，用好莱坞的眼光看，河本大概算是个传奇人物，他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对中国有一种深刻地热爱，他炸死张作霖的原因是看不惯土匪出身的张在东北的胡作非为。河本天真的认为张作霖死后日本可以趁东北军混乱之际占领中国东北，解救中国百姓，可是张学良顺利地继承了他老爹的家业，反而使东北军向南京*拢了。说句题外话，事后河本被解职（因为日本军部认为他的行动出于“爱国”――又是该死的爱国――所以对他从轻处理，这种对不理智的“爱国”精神的纵容，让日本偿尽苦头），他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为阎锡山效命，甚至为他英勇作战。他最后死于中国，实现了他化作中国土的愿望。对于这样的人，炒饭也不知道该尊敬还是仇恨。
不论结果如何，田中对皇姑屯事件的处理让天皇非常不满，在被严厉地训斥后，田中灰溜溜地辞了职。
田中辞职后，继任者尽管是温和派，却无法阻止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当敌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两国貌合神离的友好终于走到了尽头。时间是1931年。
日本走向法西斯
日本法西斯化的动因，主要是对外扩张的需要。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大藏大臣高桥是清（任期1931年12月一1936年2月）推行"高桥财政"，放弃金本位制，大幅度贬值日元，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军费支出，通过"膨胀型"的财政金融政策，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渡过了经济危机，可是因为军部胆大妄为的一系列行动，经济危机最终还是把日本推向了军国主义。
日本军部政治化和法西斯化的进程开始于1931年3月。这里必须提到当时的“日本特色”：法西斯黑道和军部的勾结。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最早产生于1919年，第一个是大川周明组建的"犹存社"。1931年，“樱会”骨干桥木欣五郎等人，同以理论见长的黑道“文胆”大川周明等黑道人物策划，准备在日军参谋次长二官治重、杉山元的援助下，发动军事政变。3月20日，黑帮人物1万多人突然涌向日本帝国议会，向议会示威，事先约定由陆相宇垣一成派军队以保护议会为名，包围议会，迫使内阁辞职，以成立以宇垣为首的法西斯军人独裁政权，但宇垣中途变挂，此事变宣告失败。不过日本政府并未处罚参与政变的人员，其中的诸多内幕至今也未公布。 这个事件可以看做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军部法西斯化的一个标志。
日本军方一直以鹰派形象出现，和政界的鸽派时有矛盾。政界对中国的温和政策让军方很不满，他们怀疑政客们收受了中国的贿赂而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手段。在这种矛盾下，关东军私自策划了9.18事变（又是“爱国主义”）。
9.18事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不容置疑，不过要说日本当时有全面入侵中国的计划却不太可能。由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和1929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连续打击。整个20年代日本都不得不压缩军费开支，甚至裁减军队（从光荣的军人变成让人鄙弃的失业者，这也是日本军方怨气冲天的原因，同时这种怨气加剧了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的发展）。30年代初期的日本并没有完成工业的军事化，重工业只占其工业的38%，军费只占财政支出28%。如果日本经济按正常经济规律运行，其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全面侵华战争需要。1931年日本仅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这种规模的军工生产显然绝对不是为对外扩张进行准备的。
9.18事变从今天的角度看简直如神意般让人无法置信。这个事变本是石原莞尔和板桓征四郎策划的，目的在于激发国内紧张局势，扩大军部影响力。蒋介石对日本国内局势一直把握得比较准，9.18做为日本下级军官擅自行动出现的事端，关东军本部和东京方面都很慌乱，蒋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他的反应是“不抵抗”。当时如果张学良奋起抵抗，应该是能够击退日军的。蒋介石要求不抵抗，显然是有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触犯日本，不给日本军方争权的口实；一是求国际同情，让日本在国际压力下收敛。他没有强硬要求张学良不抵抗，相反，我认为他非常希望张能击退日本，因为当时地方军阀违抗中央命令是很平常的事情，张如果擅自抵抗人们也不会认为是中央政府的意思，那么这将是一箭双雕的事情：一方面保住东北，一方面不给日本军方机会。可惜花花大少张学良没有理会蒋的意图，为了保存实力减小影响而放弃了东北，更让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别说双雕，一雕都没射中，遗患无穷。9.18事变，仅沈阳一地白白丢掉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步枪15万支。这些武器如果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火力上也可以完全压倒东北和朝鲜的日军。如果当时蒋介石要求东北军顽强抵抗，或者张学良自己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而进行抵抗（这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日本对东北的进攻就会遭遇巨大阻力，此后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也许也不会发生。可以说，张学良在9.18事变中的不可原谅的糟糕表现，让中国惨遭浩劫。
事变后四个月，日本控制了中国东北，如果要说有什么比这更糟糕，就是关东军在关东军从张学良（又是张学良-_-!!）的保险柜中搜出５３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５０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
9.18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日本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的军人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既荒唐又让人遗憾，可是在当时，却是中日民族悲剧的开始。
在“九一八”事变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九一八”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不幸的是，日本军界通过暴力手段扑灭了和平的火种。1932年5月15日，以三上卓、古贺清志为首的少壮派法西斯海军军官、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同大川周明等率领的黑道势力在东京发动军事政变，以推荒木贞夫上台，他们分路袭击首相官邸、内臣官邸、警视厅、日本银行，打死首相犬养毅。并发布《告日本国民书》：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贼!”此次政变虽然失败，但日本政党内阁时代自此结束，代之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
日本全面军国主义化和中日民族仇恨的加剧
在9.18事变后日本虽然明显军国主义化了，但由于国际影响和国力原因，日本仍然没有计划对中国进行全面入侵。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国际上被孤立意味着崩溃。为了改变被孤立的状况，日本采取了一些修复中日关系的措施，这当然受到了蒋介石的欢迎，同时也确实让日本的国际声望有所好转。可是1936年发生的两个事件，让和平彻底变成泡影。
前面说到的5.15事变结束了日本政党的内阁时代，代之由军部指导的“举国一致内阁”。可是这个所谓的一致内阁也分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两个集团，经常发生争斗。 皇道派主张以武力清君侧，1935年它的核心人物，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下台，而“统制派”（主张通过合法手段实施政治）头目军务局长水田铁山被皇道派军人相泽三郎刺杀。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20余人，在黑帮思想家北一辉暗中指挥下，率近卫步兵1400人，在东京发动政变。叛军广为散发北一辉起草的传单，袭击首相和各大臣的住宅，连警视厅、《朝日新闻》社也遭袭击，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波边锭太郎被杀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和前内大臣牧野显侥幸逃脱。政变人马还占领了首相官邸和陆军省所在的水田盯一带，向陆军大臣提出厂“昭和维新”、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提高本派的政治地位等要求，但陆军大臣不同意，叛军一时无计可施。当叛军离开陆相官邸后，北一辉担心他们妥协，就找其中两名军官谈话，给他们鼓气，说皇宫现在也面临很大压力，如果不坚持下去，就会落个不经审讯就处死的下场，还煞有介事地说他妻子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青年军官们胜利地统治着日本，这个日本已没有了贫困。天皇此时闻报大怒，立即下令“肃军”，叛军在天皇的威胁下很快瓦解。3月4日召开东京陆军军法会议，4月28日审判。7月5日宣判政变参与人员——17名军官被判处死刑，5名判处无期，6名被判15年刑期。次年北一辉因是“思想主犯”被判死刑，也“慷慨”死去。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

2.26事变虽然以失败告终，可是之后军部实现了对内阁的支配，日本政权彻底开始法西斯化。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体制的各个方面明显地向法西斯体制演变。1940年7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法西斯体制终于得到全面确立和强化。
另一个事件，是中国的西安事变。当日军进攻的时候张学良带着他的军队跑了，东北最终沦陷后，这个荒淫的恶少发现自己没了领地，于是开始高呼抗日。西安事变让张学良今天成了英雄，同时也断绝了中国和平主义的后路。
值得一提的是，欧美现在对日本扩张主义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了把希特勒引向东边的苏联，欧美对希特勒一再姑息。而为了把日本引向西边的苏联，他们同样对日本的扩张表示支持。日本的扩张主义彻底失去了束缚。
在这种情况下，卢沟桥事变成了必然。
7.7事变时，吴清源正在富士见高原疗养所疗养，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在病房里贴着一张中国的大地图。病友们在地图上标出了日军在中国国内的行进路线。到那年的１２月，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沦陷了。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

当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后，疗养所里到处都是‘万岁’、‘万岁’的呼叫声。人们摇着日本旗，唱着“替天行道”的歌词，一直走到附近的车站。
要问我那时的感受，我总是觉得很难回答，只好说：‘那个年代，咳……出生于中国的我，是怀着日中友好的愿望来到日本的，所以我的心情很复杂……”
转自环球军事纵横www.globb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