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外交愚行之：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

文革外交愚行之三：使馆的雕塑也要“破四旧”http://news.ifeng.com/history/sp ... 1_4259_687696.shtml

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 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人们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他们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里来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我和使馆的参赞们都不赞成，因为当时这一群塑像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尽管是在官邸院内，但过往行人隔着栏杆都能看得见，有人还驻足欣赏。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失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有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那时候使馆同志随国内的做法，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手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我也引用小红书的有关段落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总之，各取所需。

红卫兵的行动迅速传染到国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在国外的极左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涉外事件，对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记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馆接到国内的电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驻外使领馆的每个同志都要在这场革命中得到锻炼，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研究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几位同志第一批回国，我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参加革命。使馆约一半人员在何功楷参赞带领下回国参加文革后，使馆较平静，干部情绪也略为稳定一些。

在使馆，我想应该怎样把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去呢？我提议大家用劳动来抒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决定扩建使馆内过小的电影放映室和使馆大门口的收发室，这样，放映新的电影片时，可以多请一些外国朋友来观看。正好这时有自索马里回国的援建施工队的几名技术人员在开罗滞留，便请他们带领使馆人员施工，他们满怀热情投入扩建工作。使馆全体人员也很高兴抽时间参加劳动。不巧的是才干了几天，我在向天花板上抹水泥时，腰痛病犯了，疼痛难忍。我休息了几天后又加入施工队的行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电影厅和收发室扩建工程完成了，室内陈设也焕然一新。全馆同志都赞赏这个宽畅美观的电影厅，收发室也由一大间扩展为两大间，有了回旋余地。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甚至殴打。据说6月间，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求把我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况且，埃及和以色列刚刚发生了六?五战争，有许多事情需要联系交涉。两年后即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催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我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

1967年初，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省市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上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并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落入张春桥、王洪文手中。之后许多省市相继被夺权，只有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交权，这名书记在众多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进行猛烈的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要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数千人的批判陈毅的大会。据说，当时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被周总理严辞驳回。他说，假如你们要揪斗他，我就会躺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胸膛上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卫护战友的赤诚之心和主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

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也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口号:打倒陈毅，大家举手跟着喊。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我说:“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领头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向我施压。我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我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决不举手打倒陈毅。

陈毅同志是1923年的党员，是党和红军的老领导人之一。他于30年代在江西苏区坚持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抗战开始后组建和担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海战役中战功显赫，他随后挥师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任市长。从1954年起，他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到王家坪来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赞赏。日本投降后，我陪同他们乘飞机到黎城，看到他总是那样乐观和幽默，谈笑风生。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开会，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总理来加纳访问，他的大度和机智使加纳人折服。我一直敬爱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一个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极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极坏，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时，从国内又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的有些馆员也要仿效。有一个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会见华侨代表，欢迎你们监督。又有一次，他们要监督我同一个外国朋友的会见，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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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调回外交部，8月被任命为欧非司司长，从此更关注国际局势尤其是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非洲形势。1960年8月5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于1966年初接到中央命令，调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任大使。埃及于1958年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阿联”，埃及仍称为阿联。它于1971年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3月28日，我向纳赛尔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始工作。我国于1956年5月同阿联建交，第一任大使是陈家康同志。 1966年5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到任拜会即将结束时，国内来了一个指示，要我们正面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要求“彻底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和调动他们的工作”。通知还说，“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权。这些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个消息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们使馆党委开会作了几次讨论，大家对通知感到很不理解，但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提出一些疑问，会议开得很沉闷。

6月上旬，我们从信使带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6月1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了解到毛主席于8月7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此时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居第二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决议要求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此后极“左”风暴在全国越刮越烈。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人大会上讲话，号召打倒走资派，打倒牛鬼蛇神，打破四旧，扫除一切害人虫。“八一八”大会后，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大规模展开破四旧活动，出现了种种违反法制和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抄家、体罚、侮辱人格，甚至草菅人命。许多党政机关受到冲击，领导人被揪斗游街，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开罗是个大码头，是亚欧、亚非的重要通道，从国内来的人很多，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国内情况传给使馆人员，人们开始不安心于正面学习了。有些年轻同志尤其是在埃及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二十多名中国留学生开始躁动，他们响应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关于“造反有理”、“破四旧”的号召，要求到大使馆里来破四旧。他们认为大使官邸院子里有二十多尊一人多高的白水泥塑造的希腊女神像是封资修的东西，要砸掉。我和使馆的参赞们都不赞成，因为当时这一群塑像也算是扎马力克岛的一个风景点。尽管是在官邸院内，但过往行人隔着栏杆都能看得见，有人还驻足欣赏。打掉塑像是否使人感到中国人失常可笑？但是学生们和使馆有几位干部坚决不能容忍之，在一天夜里把塑像砸了，挖土深埋。院内的女神塑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失，开罗报纸还就此发表了几条消息。

那时候使馆同志随国内的做法，背诵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手拿小红书翻看和引用。有时，一些年轻同志吵吵嚷嚷，引用“造反有理”等语录，我也引用小红书的有关段落说:“我们需要热烈而镇静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等。总之，各取所需。

红卫兵的行动迅速传染到国外，一些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闹事，国际影响很坏。在国外的极左行为会造成严重的涉外事件，对外交工作十分不利，记得是1967年2月7日，我馆接到国内的电报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驻外使领馆的每个同志都要在这场革命中得到锻炼，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使馆党委应安排馆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根据这一指示，使馆党委经研究决定由何功楷、徐仲夫等参赞带领二十几位同志第一批回国，我作为第二批人员回国参加革命。使馆约一半人员在何功楷参赞带领下回国参加文革后，使馆较平静，干部情绪也略为稳定一些。

在使馆，我想应该怎样把留馆同志的情绪引向积极实际的方面去呢？我提议大家用劳动来抒发我们的革命热情，得到一致赞成。于是我们决定扩建使馆内过小的电影放映室和使馆大门口的收发室，这样，放映新的电影片时，可以多请一些外国朋友来观看。正好这时有自索马里回国的援建施工队的几名技术人员在开罗滞留，便请他们带领使馆人员施工，他们满怀热情投入扩建工作。使馆全体人员也很高兴抽时间参加劳动。不巧的是才干了几天，我在向天花板上抹水泥时，腰痛病犯了，疼痛难忍。我休息了几天后又加入施工队的行列。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电影厅和收发室扩建工程完成了，室内陈设也焕然一新。全馆同志都赞赏这个宽畅美观的电影厅，收发室也由一大间扩展为两大间，有了回旋余地。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回国参加文革的同志已有一两千人。他们以使馆为单位组织了战斗队，把大使、参赞和他们的夫人当做当权派来揭批斗，要他们检讨并“触及灵魂”。一些大使遭到责骂、个别被罚跪甚至殴打。据说6月间，驻埃及大使馆战斗队也要求把我揪回国内。他们的要求被周总理拒绝了。周总理表示，我们至少要留一个大使在外面嘛，否则一些重要的交涉和外交活动都没有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出面，这样行吗？外交是讲究身份的嘛！况且，埃及和以色列刚刚发生了六?五战争，有许多事情需要联系交涉。两年后即1969年夏，在周总理的催促下，驻各国大使、参赞被“解放”，陆续返回原岗位。我于1969年夏末奉调回国。

1967年初，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全国各省市党政大权被造反派夺取。上海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制造安亭事件后，在张春桥的指挥下，工总司在人民广场上开了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并宣布由造反派掌握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领导权实际落入张春桥、王洪文手中。之后许多省市相继被夺权，只有广东省的书记主动交权，这名书记在众多干部出席的会议上受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这一年的2月份，在政治局生活会上，江青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等进行猛烈的攻击。外事口的造反派闻风而动，酝酿要打倒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7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数千人的批判陈毅的大会。据说，当时造反派还要揪斗陈毅，被周总理严辞驳回。他说，假如你们要揪斗他，我就会躺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胸膛上踏过去！我深感周总理卫护战友的赤诚之心和主持正义的大无畏精神。

打倒陈毅之风传到驻埃及使馆，一些年轻人主要是工勤人员也来劲了。一天晚饭后，党支部书记召集全馆开大会。一个工勤同志领头喊口号:打倒陈毅，大家举手跟着喊。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开口。领头喊口号的同志质问我说:“黄华，你为什么不喊口号不举手？”我沉下脸说，我不知道陈毅同志有什么错误。领头人很生气，继续喊了几次，向我施压。我还是不为所动。在这次支部大会后，我同武官和驻亚力山大总领事一道约定，决不举手打倒陈毅。

陈毅同志是1923年的党员，是党和红军的老领导人之一。他于30年代在江西苏区坚持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抗战开始后组建和担任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淮海战役中战功显赫，他随后挥师南下，解放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任市长。从1954年起，他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我在美军观察组工作时，他曾到王家坪来介绍新四军的情况，深得包瑞德上校的尊敬和赞赏。日本投降后，我陪同他们乘飞机到黎城，看到他总是那样乐观和幽默，谈笑风生。解放后，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我们常在市委开会，讨论问题，聆听他的教诲。1964年他陪总理来加纳访问，他的大度和机智使加纳人折服。我一直敬爱他。他是忠心耿耿的革命领导人，我对他深信不疑。

1967年8月，外交方面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到外交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权。外交部的政治部被夺权，领导瘫痪一个多月。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极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这些事件影响极坏，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这时，从国内又传来消息，说造反派对外交部领导实行了业务监督，驻埃及使馆的有些馆员也要仿效。有一个人说:“黄华，我们要对你实行业务监督！”我说，今天晚上我要会见华侨代表，欢迎你们监督。又有一次，他们要监督我同一个外国朋友的会见，被我拒绝了。

因为我几次不合作的表现，一些人火了。有一次，他们跑过来怒气冲冲地对我说:“黄华，你表现不好，我们要撤你的职！”我回答说:“我是毛主席任命的呀，要撤不归你们来撤我。”他们一听是毛主席任命的，便不作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