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与柳如是

没有雾霾的日子，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可以看见西山，苍莽遒劲，连绵不绝。于是总会遐想，1644年，北马扣西山，煤山落孤魂，京城里的三月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骂明朝成为风气和时尚，骂明朝皇帝荒诞，骂明朝太监误国。然而有骂的就有捧的，泱泱大国的网络上，明粉们奋起反抗，认为大明朝是治隆唐宋的，只不过气运不佳，败在了诸如瘟疫等的天灾和袁崇焕等的人祸上。曾经是小白的我很少读书，也是仅凭满腔热血认定了明亡以后无中国。然而，正如《桃花扇》里所言，“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延宾客，眼见他楼塌掉！”个中原因，不可不细查。
       在大众历史的普及上，酸腐文人往往会用道德标榜去诱导绑架普通人众，而很少去考察具体的历史细节。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尤其强调道德标准为执政施政的最高准绳，《中庸》中对至诚至善的描述，在我看来就是上帝的高度，简直要吓尿了，凡人根本无法企及，于是就有了戴震之流的刀不杀人礼教杀人的论述。再看中国的历史，《二十四史》本就是用来作为皇帝士大夫的教材的，所以自然以道德标榜为纲目，竖起二十四道大牌坊来，而伟大的帝王作家二月河居然能够看出宋朝最腐败，终究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可喜的是，世间还是有敢于直面人生，正视惨淡的写实主义文艺青年导演的，一部《大明劫》，一部《柳如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大明朝的更多细节。
      《大明劫》主要讲孙传庭，军区司令兼总参谋长，大明朝最后的军事支柱的最后悲情。《柳如是》更适合小清新们看，因为无比伟大的陈寅恪先生写过无从考据的《柳如是别传》，于是豆瓣上一票世家子庭院深深的影评，深深地伤了小白我的自尊。两部电影，一个于北方惨淡残酷的战争着墨，展现帝国的狂草绝笔，另一个曲径通幽，在江南士子的昆曲留白中，勾勒士大夫的凄婉山水。
       通过这两部电影的展现，明末的军事、财政、政治、文化，都齐了。下面就从这几个角度次第展开。
       首先谈军事。一件兵器，一场仗的输赢，是决定不了帝国的生死的。改朝换代之战，要具有谋全局的眼光。窃以为，《孙子兵法》的核心要义就是一句话：“以己之不败待敌之可败，不可败在己，可败在敌”。明朝的败亡，单从军事上讲，用兵太急而布局不稳。当孙传庭和洪承畴截杀了闯王高迎祥，李自成战败十八骑遁入深山，崇祯就慌忙抽调了包括榆林、大同等镇共五镇兵马，出关与皇太极决战，结果将帅各自用力而兵部奋力催战，刚从陕西军区司令升任总参谋长的洪承畴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松山一战大明朝精锐尽失，只得死守山海关。此时关中上党防守空虚，也就不能怪明军只在宁武关血战一场，然后就纷纷向新闯王纳降表了。然而，皇帝催战的背后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财政。帝国已经无力支持仅剩的几万精兵打一场持久的战争。
       再说财政。堂堂天朝，看似高耸入云，威如泰山，其实帝国的运作，全靠财政维系。如果中央政府是帝国的大脑，那么财税体系就是帝国的血液系统，脑子可以暂时痴呆，但失血过多就是帝国崩溃的最直接原因。从罗马到现如今的米帝，都是这个道理。明朝从开国时就定下规矩，要国穷民富，只收维持政府运作的必须之税，黄仁宇的《16世纪的明朝财政》中，详细深刻的描绘了帝国的财税运作。公务员工资终整个明朝不变，于是大家发明了碳敬、火耗等等的潜规则增加收入。富商勾结官宦，叫嚷不与民争利，使得整个帝国商税几乎为零，而江南富商富可敌国。帝国的最后时刻，一面是孙传庭为筹军饷而杀关中富豪，一面是李自成进北京搜刮出七千万白银。一面是官军因无军饷而哗变掳掠，一面是起义军就像割韭菜，镇压一茬又起一茬。于是孙传庭无奈的说：“反贼又无数次失败的机会，而我，只有一次，失败一次，就再没有机会了。”道出了整个帝国的悲哀。
       提到财政，小白们自然会说，贪腐是万恶之源，进而就升华到制度文化上去了。那么下面就谈谈制度文化。
       五四以后，在一些人看来，一切制度文化自然都是西方的好。但是最近比较火的《纸牌屋》，也可以让没有历史阅历的小白们多少看出一些所谓民主和分权的缺点。窃以为，政治就是利益分配，由谁分，怎么分，就是这么回事。一切政治都归因于经济基础。小白们妄想的民主只不过是粉饰的工具，至少在目前的人类历史中，没有靠谱的没有缺陷的民主制度。那些自认为完美的制度，只存在于无知的大脑中，从这个角度讲，民主与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档次的。
       所以相对于文艺小清新，我更看重工业党，上文说到财政是国家的血脉，那么工业就是国家的脊梁和造血工具。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控制中游，压榨下游，这是后工业化帝国主义的根本。然而尽管欧洲确实是福利的天堂，只可怜一个德国背起了整个欧洲，福利可以增，但是万万减不得，谁敢砍福利人民必让其下台，多牛逼的人民。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型，就是生产、投资和消费，人民要求消费，要求福利，投资的力度自然上不去，生产环节中该补的该救的做不了，外面还有美利坚打冷枪，欧元自然朝不保夕，欧萌也是风雨飘摇。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短视，是民主的命门。这样的玩儿法，就算不是自杀，也相当于得了重病不治，好在老欧洲还有五百年的殖民老底子，然而可不是谁都有印度人民的冥想定力和种姓的制度优势的，与欧洲同宗同源的阿根廷就没那么好运了，以农业出口为财政支柱的哭泣国在后工业时代自然是无法主导自己的财政的，于是新自由主义、军人政府和左翼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始终不能逗拥有斗牛士基因和亚平宁激情的人民一乐，最终所幸整出个所谓的拉美陷阱，成为世界教材。贪腐在任何政治制度中都不可能根治，特别是中美这种大国。政治本来就是浸泡在鲜血中充满肮脏的游戏，这是政治的本身属性，不会因为小白们多喝几碗鸡汤就可以净化的。有能力的国家，出去抢，少数人吃肉大家有汤喝。没能力的国家，少数人啃骨头大家喝风。至于西方的富裕，那是人家祖先流血流汗抢出来的，没什么好眼馋。但要把这些都简单归因于制度文化，就太naive了。
      大明朝最终亡在了富商巨宦手中的《四书章句》。这些大户人家通过科举入仕而进入政权，进而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了最高的政治道德。明朝的皇帝确实憋屈，大臣们用仁义礼智做成的厚脸皮，是皇帝无法也不敢攻破的。所以明朝的皇帝们大多用冷暴力对抗伪君子们。于是人心涣散，党争四起，人人都用同样一部经典给对方定罪，为斗而斗。生生把汉室河山自己先玩儿残了。政治不是政治学，政治学说一旦被付诸政治，就会沦为政治的工具和奴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戴震的话用在诸如中世纪的宗教政治以及现在的所谓民主同样适用，非我儒家独有。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无非就是话语权的掌控，至于用什么理论体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大明朝还是具有道路制度理论三个自信的，远没有我们现在这般缺钙。但文化之于政治也就是一个工具，大清几次文字狱，一卷四库全书，就都成顺民了。所幸的是，脊梁赴死，懦夫苟活，所以还有现在的我们。
      没有雾霾的日子，站在宿舍的阳台上，可以看见西山，苍莽遒劲，连绵不绝。于是总会遐想，1644年，北马扣西山，煤山落孤魂，京城里的三月间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骂明朝成为风气和时尚，骂明朝皇帝荒诞，骂明朝太监误国。然而有骂的就有捧的，泱泱大国的网络上，明粉们奋起反抗，认为大明朝是治隆唐宋的，只不过气运不佳，败在了诸如瘟疫等的天灾和袁崇焕等的人祸上。曾经是小白的我很少读书，也是仅凭满腔热血认定了明亡以后无中国。然而，正如《桃花扇》里所言，“眼见他高楼起，眼见他延宾客，眼见他楼塌掉！”个中原因，不可不细查。
       在大众历史的普及上，酸腐文人往往会用道德标榜去诱导绑架普通人众，而很少去考察具体的历史细节。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尤其强调道德标准为执政施政的最高准绳，《中庸》中对至诚至善的描述，在我看来就是上帝的高度，简直要吓尿了，凡人根本无法企及，于是就有了戴震之流的刀不杀人礼教杀人的论述。再看中国的历史，《二十四史》本就是用来作为皇帝士大夫的教材的，所以自然以道德标榜为纲目，竖起二十四道大牌坊来，而伟大的帝王作家二月河居然能够看出宋朝最腐败，终究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可喜的是，世间还是有敢于直面人生，正视惨淡的写实主义文艺青年导演的，一部《大明劫》，一部《柳如是》，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大明朝的更多细节。
      《大明劫》主要讲孙传庭，军区司令兼总参谋长，大明朝最后的军事支柱的最后悲情。《柳如是》更适合小清新们看，因为无比伟大的陈寅恪先生写过无从考据的《柳如是别传》，于是豆瓣上一票世家子庭院深深的影评，深深地伤了小白我的自尊。两部电影，一个于北方惨淡残酷的战争着墨，展现帝国的狂草绝笔，另一个曲径通幽，在江南士子的昆曲留白中，勾勒士大夫的凄婉山水。
       通过这两部电影的展现，明末的军事、财政、政治、文化，都齐了。下面就从这几个角度次第展开。
       首先谈军事。一件兵器，一场仗的输赢，是决定不了帝国的生死的。改朝换代之战，要具有谋全局的眼光。窃以为，《孙子兵法》的核心要义就是一句话：“以己之不败待敌之可败，不可败在己，可败在敌”。明朝的败亡，单从军事上讲，用兵太急而布局不稳。当孙传庭和洪承畴截杀了闯王高迎祥，李自成战败十八骑遁入深山，崇祯就慌忙抽调了包括榆林、大同等镇共五镇兵马，出关与皇太极决战，结果将帅各自用力而兵部奋力催战，刚从陕西军区司令升任总参谋长的洪承畴根本左右不了局势，松山一战大明朝精锐尽失，只得死守山海关。此时关中上党防守空虚，也就不能怪明军只在宁武关血战一场，然后就纷纷向新闯王纳降表了。然而，皇帝催战的背后有一个最致命的原因，财政。帝国已经无力支持仅剩的几万精兵打一场持久的战争。
       再说财政。堂堂天朝，看似高耸入云，威如泰山，其实帝国的运作，全靠财政维系。如果中央政府是帝国的大脑，那么财税体系就是帝国的血液系统，脑子可以暂时痴呆，但失血过多就是帝国崩溃的最直接原因。从罗马到现如今的米帝，都是这个道理。明朝从开国时就定下规矩，要国穷民富，只收维持政府运作的必须之税，黄仁宇的《16世纪的明朝财政》中，详细深刻的描绘了帝国的财税运作。公务员工资终整个明朝不变，于是大家发明了碳敬、火耗等等的潜规则增加收入。富商勾结官宦，叫嚷不与民争利，使得整个帝国商税几乎为零，而江南富商富可敌国。帝国的最后时刻，一面是孙传庭为筹军饷而杀关中富豪，一面是李自成进北京搜刮出七千万白银。一面是官军因无军饷而哗变掳掠，一面是起义军就像割韭菜，镇压一茬又起一茬。于是孙传庭无奈的说：“反贼又无数次失败的机会，而我，只有一次，失败一次，就再没有机会了。”道出了整个帝国的悲哀。
       提到财政，小白们自然会说，贪腐是万恶之源，进而就升华到制度文化上去了。那么下面就谈谈制度文化。
       五四以后，在一些人看来，一切制度文化自然都是西方的好。但是最近比较火的《纸牌屋》，也可以让没有历史阅历的小白们多少看出一些所谓民主和分权的缺点。窃以为，政治就是利益分配，由谁分，怎么分，就是这么回事。一切政治都归因于经济基础。小白们妄想的民主只不过是粉饰的工具，至少在目前的人类历史中，没有靠谱的没有缺陷的民主制度。那些自认为完美的制度，只存在于无知的大脑中，从这个角度讲，民主与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个档次的。
       所以相对于文艺小清新，我更看重工业党，上文说到财政是国家的血脉，那么工业就是国家的脊梁和造血工具。占据产业链的上游，控制中游，压榨下游，这是后工业化帝国主义的根本。然而尽管欧洲确实是福利的天堂，只可怜一个德国背起了整个欧洲，福利可以增，但是万万减不得，谁敢砍福利人民必让其下台，多牛逼的人民。整个社会的经济模型，就是生产、投资和消费，人民要求消费，要求福利，投资的力度自然上不去，生产环节中该补的该救的做不了，外面还有美利坚打冷枪，欧元自然朝不保夕，欧萌也是风雨飘摇。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或者集体短视，是民主的命门。这样的玩儿法，就算不是自杀，也相当于得了重病不治，好在老欧洲还有五百年的殖民老底子，然而可不是谁都有印度人民的冥想定力和种姓的制度优势的，与欧洲同宗同源的阿根廷就没那么好运了，以农业出口为财政支柱的哭泣国在后工业时代自然是无法主导自己的财政的，于是新自由主义、军人政府和左翼你方唱罢我登场，却始终不能逗拥有斗牛士基因和亚平宁激情的人民一乐，最终所幸整出个所谓的拉美陷阱，成为世界教材。贪腐在任何政治制度中都不可能根治，特别是中美这种大国。政治本来就是浸泡在鲜血中充满肮脏的游戏，这是政治的本身属性，不会因为小白们多喝几碗鸡汤就可以净化的。有能力的国家，出去抢，少数人吃肉大家有汤喝。没能力的国家，少数人啃骨头大家喝风。至于西方的富裕，那是人家祖先流血流汗抢出来的，没什么好眼馋。但要把这些都简单归因于制度文化，就太naive了。
      大明朝最终亡在了富商巨宦手中的《四书章句》。这些大户人家通过科举入仕而进入政权，进而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了最高的政治道德。明朝的皇帝确实憋屈，大臣们用仁义礼智做成的厚脸皮，是皇帝无法也不敢攻破的。所以明朝的皇帝们大多用冷暴力对抗伪君子们。于是人心涣散，党争四起，人人都用同样一部经典给对方定罪，为斗而斗。生生把汉室河山自己先玩儿残了。政治不是政治学，政治学说一旦被付诸政治，就会沦为政治的工具和奴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戴震的话用在诸如中世纪的宗教政治以及现在的所谓民主同样适用，非我儒家独有。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无非就是话语权的掌控，至于用什么理论体系，本质都是一样的。
       大明朝还是具有道路制度理论三个自信的，远没有我们现在这般缺钙。但文化之于政治也就是一个工具，大清几次文字狱，一卷四库全书，就都成顺民了。所幸的是，脊梁赴死，懦夫苟活，所以还有现在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