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近代军阀的人事组织结构

军阀自古是中国政治迷局中的顽症，历代中央统治者均欲除之而后快，以实现先贤所希望的“要在中央，四方来效”政治局面。不过军阀、割据的生命力堪比野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纵观中国历史，分裂时期自不待言，即使处于汉、唐等大一统时期，军阀割据也为社会毒瘤，贻害匪浅。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发展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局面，几乎每省一军阀，一市一司令。
如果说封建时期的割据势力是一种家族内权力、武装、地盘的转交外，近代军阀在这一方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古代，割据势力的第一任家长一般为功勋卓著的武将或盘踞一地的大地主，在他们无法领导自己的势力时会按照封建宗法制将大位交于嫡长子或优秀的庶子，极少传于有功将领。这实际使割据势力完全成为家族势力，虽在壮大时可以借助族内的支持，但也可能因家族专权而迅速覆灭。在这一点上，割据的人事组织结构完全呈现封建时期的用人特色，任人唯亲。
近代军阀因诞生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土壤，具有和以往迥然有异的人事组织结构，借用一个历史术语——幕府结构。在中国近代军阀型幕府肇始于曾国藩，终结于蒋介石。
清朝咸丰、同治以后，以曾国藩为创始，出现了一种新型军阀，其他代表人为左宗棠、李鸿章。其典型结构为：军阀的存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认，军阀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军队士兵多为同乡，实为各乡乡勇，军阀领袖组建庞大的幕府组织，招揽各式各样的人才。
这种新型军阀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狂飙突起，此时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兵都已腐败透顶，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面对太平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局面，咸丰皇帝在惊慌之余，命令汉族官僚地主回原籍举办团练。曾国藩利用这一机会编成了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个人指挥的“曾家军”。曾国藩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建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而且拥有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曾国藩为了刺激军心士气，便利用这种权力，大量保荐追随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员，而且无保不准。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戴上了乌纱官帽，由幕府成员变为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超擢拔升，升迁之快，为世所罕有，如李鸿章和沈葆桢由四品道直升为二品巡抚，李鸿章则在两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位至巡抚。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国藩幕僚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抚者分别达到47人和33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以致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参见朱东安：《关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
曾国藩作为一支新型的军阀势力，其成功之处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继承和发展，他们召集幕府结成政治、军事势力集团，事实上打破了权力家传的古例。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微妙的。由于八旗、绿营形同虚设，清廷不能不倚重湘、楚、淮和北洋军，但曾、左、李、袁权势的扩张又实实在在使清廷大权旁落，威胁到中央集权，这样清廷与曾、左、李、袁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贯穿了晚清的全部历史。
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现强力的中央机构，这为各地军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直系、奉系、皖系、晋系、滇系诸方势力粉墨登场，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些军阀已不同于古代仅重视血缘的封建军阀，和曾国藩的军阀体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
第一为地缘影响。一个政治/军事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统治者提供各式各样的人才的。再者，封建经济体制当时已趋于解体，在其基础之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也无法继续存在。因此，军阀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因而在一省范围内出现军阀的概率最高，以省的简称代指军阀派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大特色。李鸿章、段祺瑞都是安徽合肥人，他们当权时有“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挂”的谚语；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权时又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
第二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对其将校团训话时曾经很自豪地宣布：“从前在高位者，多用近人，不问贤不贤，能不能，只问亲不亲，乡不乡。用人当一秉大公，亲、乡可不必问也。”（《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但实际上冯重用之将仍是他的老部下和同学如宋哲元，韩复榘、孙连仲等，没有超出业缘的范围。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均远不如血缘和地缘。冯的上层结构几乎都是业缘关系建立的，但冯系一派军阀却较早垮台。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集团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集团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军阀幕主需要幕僚的忠诚，也需要他们为自己的将来出谋划策；幕僚除了希望从军阀处得到重用外，也试图获取更大的权位，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从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色彩，幕僚的个人前程和命运，全系于幕主一身。。所以在军阀的幕府中，绝对的忠诚和信任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反充斥的却是背叛和倾轧。
研究近代军阀型幕府，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教训。在中国这个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国家内，以“三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及帮派集团，很容易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础。近代以来，自曾国藩幕府开始的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逐渐取代了封建大一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这种人才模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宗派性、腐败性和落后性。由这种人才模式构成的统治集团，其权力基础是极端不稳固的。中国近代以来，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幕府制度造成的恶果。军阀自古是中国政治迷局中的顽症，历代中央统治者均欲除之而后快，以实现先贤所希望的“要在中央，四方来效”政治局面。不过军阀、割据的生命力堪比野草，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纵观中国历史，分裂时期自不待言，即使处于汉、唐等大一统时期，军阀割据也为社会毒瘤，贻害匪浅。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发展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局面，几乎每省一军阀，一市一司令。
如果说封建时期的割据势力是一种家族内权力、武装、地盘的转交外，近代军阀在这一方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古代，割据势力的第一任家长一般为功勋卓著的武将或盘踞一地的大地主，在他们无法领导自己的势力时会按照封建宗法制将大位交于嫡长子或优秀的庶子，极少传于有功将领。这实际使割据势力完全成为家族势力，虽在壮大时可以借助族内的支持，但也可能因家族专权而迅速覆灭。在这一点上，割据的人事组织结构完全呈现封建时期的用人特色，任人唯亲。
近代军阀因诞生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土壤，具有和以往迥然有异的人事组织结构，借用一个历史术语——幕府结构。在中国近代军阀型幕府肇始于曾国藩，终结于蒋介石。
清朝咸丰、同治以后，以曾国藩为创始，出现了一种新型军阀，其他代表人为左宗棠、李鸿章。其典型结构为：军阀的存在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认，军阀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军队士兵多为同乡，实为各乡乡勇，军阀领袖组建庞大的幕府组织，招揽各式各样的人才。
这种新型军阀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狂飙突起，此时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兵都已腐败透顶，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面对太平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局面，咸丰皇帝在惊慌之余，命令汉族官僚地主回原籍举办团练。曾国藩利用这一机会编成了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个人指挥的“曾家军”。曾国藩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建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而且拥有保荐文武官员的权力。曾国藩为了刺激军心士气，便利用这种权力，大量保荐追随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员，而且无保不准。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戴上了乌纱官帽，由幕府成员变为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超擢拔升，升迁之快，为世所罕有，如李鸿章和沈葆桢由四品道直升为二品巡抚，李鸿章则在两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位至巡抚。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国藩幕僚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抚者分别达到47人和33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以致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的局面。（参见朱东安：《关于曾国藩的幕府和幕僚》）
曾国藩作为一支新型的军阀势力，其成功之处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继承和发展，他们召集幕府结成政治、军事势力集团，事实上打破了权力家传的古例。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微妙的。由于八旗、绿营形同虚设，清廷不能不倚重湘、楚、淮和北洋军，但曾、左、李、袁权势的扩张又实实在在使清廷大权旁落，威胁到中央集权，这样清廷与曾、左、李、袁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贯穿了晚清的全部历史。
在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在四十年的时间内没有出现强力的中央机构，这为各地军阀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直系、奉系、皖系、晋系、滇系诸方势力粉墨登场，给中国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这些军阀已不同于古代仅重视血缘的封建军阀，和曾国藩的军阀体系相比也有很大不同：
第一为地缘影响。一个政治/军事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统治者提供各式各样的人才的。再者，封建经济体制当时已趋于解体，在其基础之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也无法继续存在。因此，军阀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因而在一省范围内出现军阀的概率最高，以省的简称代指军阀派系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大特色。李鸿章、段祺瑞都是安徽合肥人，他们当权时有“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挂”的谚语；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当权时又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
第二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对其将校团训话时曾经很自豪地宣布：“从前在高位者，多用近人，不问贤不贤，能不能，只问亲不亲，乡不乡。用人当一秉大公，亲、乡可不必问也。”（《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但实际上冯重用之将仍是他的老部下和同学如宋哲元，韩复榘、孙连仲等，没有超出业缘的范围。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均远不如血缘和地缘。冯的上层结构几乎都是业缘关系建立的，但冯系一派军阀却较早垮台。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集团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集团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军阀幕主需要幕僚的忠诚，也需要他们为自己的将来出谋划策；幕僚除了希望从军阀处得到重用外，也试图获取更大的权位，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从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色彩，幕僚的个人前程和命运，全系于幕主一身。。所以在军阀的幕府中，绝对的忠诚和信任是不存在的，与之相反充斥的却是背叛和倾轧。
研究近代军阀型幕府，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教训。在中国这个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国家内，以“三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及帮派集团，很容易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础。近代以来，自曾国藩幕府开始的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逐渐取代了封建大一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这种人才模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宗派性、腐败性和落后性。由这种人才模式构成的统治集团，其权力基础是极端不稳固的。中国近代以来，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幕府制度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