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转 ...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11:29:23
§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可列出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原籍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一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由数据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1953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人数总和”－“同一期间死亡人数总和”＝“1964年人口总数”－“1953年人口总数”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可列出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原籍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一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由数据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1953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人数总和”－“同一期间死亡人数总和”＝“1964年人口总数”－“1953年人口总数”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可列出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原籍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一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由数据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1953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人数总和”－“同一期间死亡人数总和”＝“1964年人口总数”－“1953年人口总数”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可列出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子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
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原籍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一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由数据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1953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人数总和”－“同一期间死亡人数总和”＝“1964年人口总数”－“1953年人口总数”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我们利用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对这次抽样调查的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方案存在重大的缺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评述。
利用1982年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1981年育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情况，并把它和1982年同时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比较一下。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这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率，在15—19、20—24、30—34、45—49这些年龄段中，其误差都超过了20%，最高达到92%。而在25—29、25—39、40—44这些年龄段中，误差也达到了10%左右。这样高的误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这是在1982年，通过30万名余育龄妇女对上一年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那么通过同一批妇女对二三十年以前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显然会大大高于上述数字。
利用误差这样高的生育率数据，显然无法准确的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的出生人数。我们可以指出，生育率数据每差10%，按照科尔的方法计算出的死亡人数，就会差2600万人！这样高的误差显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是科尔的第三个重大错误。
按照我们前面的研究结果，我国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出现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这些人口漏报户籍，他们就没有被计入到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中，这就导致了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减少了1510万。换句话说，我国1964年的真实人口总数，应当比统计数据多1510万。由上面科尔所使用的公式可以看出，由于这一原因，科尔把我国1953至 1964年期间的死亡人数多计算了大约1500万。这是科尔的第四个重大错误。
由于上述这些重大错误。这一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蒋正华先生关于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研究，是我国唯一被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的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和科尔先生的研究一起，是支持“我国在困难时期有1700万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
蒋正华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数学模型“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我们作为专职的数学工作者，对蒋正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仔细分析。正像我们在《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中所指出那样：他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和问题。由于这些错误，他根据这一数学模型所得到的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我们必须指出，蒋正华先生的上述学术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利用他的模型，根本无法得到我国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真实情况。由于说明这一点需要较多的数学专业知识，这里就不进一步说明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上述文章。
蒋正华是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的死亡率、出生率和“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结论的。但是，他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公布他赖以计算的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据他本人讲，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他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的“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还要待他“有机会再来整理”。对于这样一个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其计算过程的 “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在1987年就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科尔先生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是支持“1700万人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这两个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上面的叙述说明了这两个研究都是错误的。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在我国还有其他一些“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研究”，其中主要有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杨继绳、彭西哲、李若建等。
下面我们以金辉为例，说明这些研究的荒谬性。
金辉既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数学工作者，他只是一位作家。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但是他却利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这是他的原话）“推导出了”中国1959年到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数为4060万人，成为“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谣言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仔细分析了金辉的所谓“研究”，发现金辉所说的我国在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60万人的数字中，包含了以下数字：
1． 1960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695万人；
2． 1961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人（实际减少598万，金辉少计算了250万）；
3． 1960年由于新生婴儿漏报出生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05万人；
4． 1962年到1964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1270万人（实际减少1361万，金辉少计算了91万。）尽管这些减少是在1962年到1964年发生的，但是金辉仍然把他们计入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以上共计减少2618万，这些减少没有一个是因为死亡原因造成的。
5． 1953年到1958年期间已经正常死亡，但因为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在当时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9年—1961年被注销户籍的人口，这一人数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参见本文下一节）。
利用1982年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1981年育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情况，并把它和1982年同时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比较一下。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这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率，在15—19、20—24、30—34、45—49这些年龄段中，其误差都超过了20%，最高达到92%。而在25—29、25—39、40—44这些年龄段中，误差也达到了10%左右。这样高的误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这是在1982年，通过30万名余育龄妇女对上一年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那么通过同一批妇女对二三十年以前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显然会大大高于上述数字。
利用误差这样高的生育率数据，显然无法准确的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的出生人数。我们可以指出，生育率数据每差10%，按照科尔的方法计算出的死亡人数，就会差2600万人！这样高的误差显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是科尔的第三个重大错误。
按照我们前面的研究结果，我国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出现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这些人口漏报户籍，他们就没有被计入到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中，这就导致了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减少了1510万。换句话说，我国1964年的真实人口总数，应当比统计数据多1510万。由上面科尔所使用的公式可以看出，由于这一原因，科尔把我国1953至 1964年期间的死亡人数多计算了大约1500万。这是科尔的第四个重大错误。
由于上述这些重大错误。这一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蒋正华先生关于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研究，是我国唯一被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的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和科尔先生的研究一起，是支持“我国在困难时期有1700万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
蒋正华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数学模型“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我们作为专职的数学工作者，对蒋正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仔细分析。正像我们在《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中所指出那样：他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和问题。由于这些错误，他根据这一数学模型所得到的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我们必须指出，蒋正华先生的上述学术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利用他的模型，根本无法得到我国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真实情况。由于说明这一点需要较多的数学专业知识，这里就不进一步说明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上述文章。
蒋正华是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的死亡率、出生率和“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结论的。但是，他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公布他赖以计算的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据他本人讲，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他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的“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还要待他“有机会再来整理”。对于这样一个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其计算过程的 “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在1987年就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科尔先生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是支持“1700万人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这两个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上面的叙述说明了这两个研究都是错误的。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在我国还有其他一些“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研究”，其中主要有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杨继绳、彭西哲、李若建等。
下面我们以金辉为例，说明这些研究的荒谬性。
金辉既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数学工作者，他只是一位作家。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但是他却利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这是他的原话）“推导出了”中国1959年到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数为4060万人，成为“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谣言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仔细分析了金辉的所谓“研究”，发现金辉所说的我国在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60万人的数字中，包含了以下数字：
1． 1960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695万人；
2． 1961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人（实际减少598万，金辉少计算了250万）；
3． 1960年由于新生婴儿漏报出生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05万人；
4． 1962年到1964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1270万人（实际减少1361万，金辉少计算了91万。）尽管这些减少是在1962年到1964年发生的，但是金辉仍然把他们计入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以上共计减少2618万，这些减少没有一个是因为死亡原因造成的。
5． 1953年到1958年期间已经正常死亡，但因为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在当时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9年—1961年被注销户籍的人口，这一人数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参见本文下一节）。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这种情况对1959年—1961年，特别是1960年的户籍死亡率呈偏高态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被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所忽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这种情况对1959年—1961年，特别是1960年的户籍死亡率呈偏高态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被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所忽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这种情况对1959年—1961年，特别是1960年的户籍死亡率呈偏高态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被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所忽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某些人要攻击的时候，拜托请先看清楚人的原文是什么，不要玩春秋削笔的把戏。
哎，这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哪
哎，这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哪
哎，这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哪
哎，这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还是装看不见哪
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节选）
摘录自《红旗》杂志1960年第一期
吴芝圃（当时河南省委书记）
一九五九年在河南省，人民公社战胜了数十年来没有过的严重干旱的袭击，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了，而且正在生气勃勃地成长壮大。广大人民群众为此而欢欣鼓舞。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一百多天没有下过透雨的严重干旱(共浇秋田八千五百多万亩，用水—百八十亿立方米，等于下五次三十毫米以上的透雨)，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
河南省在农业生产上打破了往年的常规，两年来获得了连续的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又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两年增长的总和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和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五。就个别公社来讲，例如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七。
一九五八年全省社办工业的产值巳达到六亿九干多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原有手工业产值增长二点二倍；一九五九年达到了十二亿元（不包括队办工业)，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个时期曾有六百六十万人上山搞钢铁生产，三百万人搞交通运输。一年多来，转移到县营以上工业的长期工人有一百多万人。此外还腾出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种情形是不能设想的。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农村中已经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已经取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人民公社在少数地方开始建立的时候，MZD同志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原因和它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在MZD同志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五八年八月举行的北代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凡是坚决彻底执行MZD同志的指示，就一定能够胜利；凡是违反MZD同志的指示，就必然要失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的活生生的事实，又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摘录自《红旗》杂志1960年第一期
吴芝圃（当时河南省委书记）
一九五九年在河南省，人民公社战胜了数十年来没有过的严重干旱的袭击，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地巩固起来了，而且正在生气勃勃地成长壮大。广大人民群众为此而欢欣鼓舞。
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一百多天没有下过透雨的严重干旱(共浇秋田八千五百多万亩，用水—百八十亿立方米，等于下五次三十毫米以上的透雨)，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
河南省在农业生产上打破了往年的常规，两年来获得了连续的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点五，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又增长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两年增长的总和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总和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五。就个别公社来讲，例如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五十—点七。
一九五八年全省社办工业的产值巳达到六亿九干多万元，比一九五七年原有手工业产值增长二点二倍；一九五九年达到了十二亿元（不包括队办工业)，又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
河南省一九五八年—个时期曾有六百六十万人上山搞钢铁生产，三百万人搞交通运输。一年多来，转移到县营以上工业的长期工人有一百多万人。此外还腾出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的基本建设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种情形是不能设想的。
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农村中已经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已经取得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因而具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人民公社在少数地方开始建立的时候，MZD同志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了人民公社产生的原因和它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在MZD同志的思想指导下，一九五八年八月举行的北代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凡是坚决彻底执行MZD同志的指示，就一定能够胜利；凡是违反MZD同志的指示，就必然要失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时期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的活生生的事实，又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
我们于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和县、市委第一书
记(一部分县是领导小组长)会议，传达了最近中央、主席的指示，以及王从
吾、徐子荣、王任重同志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与会同志认真进行
了学习讨论，普遍检查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观念，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
指导思想。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
和省委的指示极端重要，完全符合信阳地区的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
行。在这个基础上，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初步总结和交流了整风运动的经
验，对今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现将几个主要问题
报告如下：
(一)
在中央、中南局的正确领导和省委的直接指导下，我区整风运动已经普
遍展开，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全区十六
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展开，一百八十七个公社，开展整风的一百五十
六个，占百分之八十三；四千四百九十七个大队，开展整风的二千九百四十
八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千部二千余
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
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
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
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
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
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
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
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
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
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有的群众对着毛
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组织串
联，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潢川来龙公社东升大队贫农社员
王新全连饭都顾不上吃，跑了三个村串联苦主数十人参加斗争。平舆县平舆
公社小陈庄大队开展斗争后，工作组每天都收到检举信一百多封，工作组走
到那里，苦主就跟到那里诉苦，罗川县竹杆公社同心大队湛山沿生产队五年
级的贫农女学生项仙枝，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面一年多未发出，
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亲、妹妹伸冤报仇，并和她母亲
串联六户苦主找工作组诉苦，斗倒坏人。真正树立了贫农、下中农优势的地
方，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潢川县来龙公社刘小集大队的社员胡桂芝说：
“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今年是晴天，共产党派来打狼的人。”还没有
(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
我们于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和县、市委第一书
记(一部分县是领导小组长)会议，传达了最近中央、主席的指示，以及王从
吾、徐子荣、王任重同志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与会同志认真进行
了学习讨论，普遍检查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观念，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
指导思想。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
和省委的指示极端重要，完全符合信阳地区的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
行。在这个基础上，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初步总结和交流了整风运动的经
验，对今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现将几个主要问题
报告如下：
(一)
在中央、中南局的正确领导和省委的直接指导下，我区整风运动已经普
遍展开，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全区十六
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展开，一百八十七个公社，开展整风的一百五十
六个，占百分之八十三；四千四百九十七个大队，开展整风的二千九百四十
八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千部二千余
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一
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
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
判了的一万余人。有些罪大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
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
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
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
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
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
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有的群众对着毛
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组织串
联，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潢川来龙公社东升大队贫农社员
王新全连饭都顾不上吃，跑了三个村串联苦主数十人参加斗争。平舆县平舆
公社小陈庄大队开展斗争后，工作组每天都收到检举信一百多封，工作组走
到那里，苦主就跟到那里诉苦，罗川县竹杆公社同心大队湛山沿生产队五年
级的贫农女学生项仙枝，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面一年多未发出，
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亲、妹妹伸冤报仇，并和她母亲
串联六户苦主找工作组诉苦，斗倒坏人。真正树立了贫农、下中农优势的地
方，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潢川县来龙公社刘小集大队的社员胡桂芝说：
“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今年是晴天，共产党派来打狼的人。”还没有
开展斗争的地方，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跃跃欲试，有的积极要求
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斗争，有的急忙赶回原籍参加斗争。商
城县钟铺公社仙桥大队贫农社员路德友逃住在横川县，听说要斗争坏人，连
夜从潢川跑回去参加斗争。该社王寨大队贫农社员曹花荣的丈夫去年被小队
长罗德卿逼死，又被其霸占为妻，罗不让她出门，便在夜间偷偷跑到公社找
工作组要求替死去的丈夫伸冤报仇，惩办坏分子罗德卿。新蔡县练村公社郑
庄大队刘庄小队贫农社员马赵氏的儿子，去年被小队干部打残废，马赵氏听
说要整风，跑二十多里路去找工作组诉苦，要求工作组去领导斗争坏蛋，报
仇雪恨。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压力下，坏人普遍紧张恐慌，有些已经开始动摇，
低头认罪，找工作队或向领导上写信交代自己的罪恶，要求给以惩处，并积
极揭发别人，也有的主动找群众认罪检讨；有些坏人还在继续顽抗，抵赖罪
责，收买群众，企图混过关去；少数的继续为非作歹，制造谣言，破坏生产，
破坏公共财物，捣乱生活安排，拦路抢劫，组织偷盗，煽动群众制造混乱，
甚至持刀行凶威胁群众；个别的畏罪逃跑、自杀。整个城乡的阶级斗争极为
尖锐，坏人已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革命的大风暴开始席卷全区。
紧密结合整风运动，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与困
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全力支持下，普遍开展了生
产救灾工作，安排了群众生活。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已解决棉衣一百一十
七万多件，被子十四万多条，住房六十三万多间(其中社队腾出八万多间，
修补五十五万多间)，发动群众拾柴四亿多斤；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减
轻了疾病的蔓延；开展了多种经营，执行了半日集体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
活跃了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
向困难作斗争取得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迅速发展，整个
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问题进一步地揭露，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信阳事件
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
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
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我们
原来了解的严重很多，而且是越揭发越严重。过去认为淮南严重，淮北较轻，
从这一段运动揭发的材料看，淮北各县的问题也很严重，有些县、社的严重
程度也不亚于淮南。淮北八个县的第一书记除遂平、西平两县的县委第一书
记问题比较轻一些，态度较老实外，其余已全部烂掉。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
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
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
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
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
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
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
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
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
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
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
================
某些地方人口死亡百分之三十，土鳖自己承认的
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斗争，有的急忙赶回原籍参加斗争。商
城县钟铺公社仙桥大队贫农社员路德友逃住在横川县，听说要斗争坏人，连
夜从潢川跑回去参加斗争。该社王寨大队贫农社员曹花荣的丈夫去年被小队
长罗德卿逼死，又被其霸占为妻，罗不让她出门，便在夜间偷偷跑到公社找
工作组要求替死去的丈夫伸冤报仇，惩办坏分子罗德卿。新蔡县练村公社郑
庄大队刘庄小队贫农社员马赵氏的儿子，去年被小队干部打残废，马赵氏听
说要整风，跑二十多里路去找工作组诉苦，要求工作组去领导斗争坏蛋，报
仇雪恨。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压力下，坏人普遍紧张恐慌，有些已经开始动摇，
低头认罪，找工作队或向领导上写信交代自己的罪恶，要求给以惩处，并积
极揭发别人，也有的主动找群众认罪检讨；有些坏人还在继续顽抗，抵赖罪
责，收买群众，企图混过关去；少数的继续为非作歹，制造谣言，破坏生产，
破坏公共财物，捣乱生活安排，拦路抢劫，组织偷盗，煽动群众制造混乱，
甚至持刀行凶威胁群众；个别的畏罪逃跑、自杀。整个城乡的阶级斗争极为
尖锐，坏人已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革命的大风暴开始席卷全区。
紧密结合整风运动，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与困
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全力支持下，普遍开展了生
产救灾工作，安排了群众生活。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已解决棉衣一百一十
七万多件，被子十四万多条，住房六十三万多间(其中社队腾出八万多间，
修补五十五万多间)，发动群众拾柴四亿多斤；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减
轻了疾病的蔓延；开展了多种经营，执行了半日集体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
活跃了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
向困难作斗争取得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迅速发展，整个
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问题进一步地揭露，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信阳事件
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
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
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我们
原来了解的严重很多，而且是越揭发越严重。过去认为淮南严重，淮北较轻，
从这一段运动揭发的材料看，淮北各县的问题也很严重，有些县、社的严重
程度也不亚于淮南。淮北八个县的第一书记除遂平、西平两县的县委第一书
记问题比较轻一些，态度较老实外，其余已全部烂掉。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
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
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
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
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
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
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
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
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
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
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
================
某些地方人口死亡百分之三十，土鳖自己承认的
陈丕显谈福建饿死人的情况
引自《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引自《陈丕显回忆录》）
（陈丕显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960年4月下旬……回到了久别的福建家乡。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菜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到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准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更是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粮食问题[1](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
[2]指陈国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粮食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
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终于承认征购数字偏高了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关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
[2]指陈国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百分之四十，农民得百分之六十。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一千一百五十五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粮食销售指标九百七十五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
全国人民的大救星终于承认征购数字偏高了
F-16T 发表于 2014-6-10 10:13
开展斗争的地方，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跃跃欲试，有的积极要求
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 ...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TG自己承认的不止这些哪，当然了，这个数据漏算人口迁徙对人口统计的影响。不过3000万么
开展斗争的地方，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跃跃欲试，有的积极要求
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 ...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TG自己承认的不止这些哪，当然了，这个数据漏算人口迁徙对人口统计的影响。不过3000万么
2014-6-10 10:17 上传
虚报粮食产量引发高征购，导致千万民众死亡的惨剧，谁该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虚报粮食产量引发高征购，导致千万民众死亡的惨剧，谁该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
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
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
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
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
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
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
额，等等，反革命暴行，打死，逼死。。。。。您老这是要证明啥玩业啊
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
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
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
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
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
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
============================================
额，等等，反革命暴行，打死，逼死。。。。。您老这是要证明啥玩业啊
2014-6-10 10:19 上传
2014-6-10 10:20 上传
2014-6-10 10:20 上传
啊哦，还真是茶几哎。有人否认万斤田是造谣吗？这脑洞真大
2014-6-10 10:21 上传
许佩珉：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一摊出来），上下都很震动，因为完全同原先（的结论）相反。这是农民、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情况，他要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1961年5月15日， 刘少奇 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 三年困难时期 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 三年困难时期 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绿色兵团 发表于 2014-6-10 10:23
1961年5月15日， 刘少奇 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 ...
摊手，我一直就是认为这玩业是天灾加人祸
不过饿死了多少人哪，如果按照合理的推演，1700万非正常死亡（PS，漏算了人口迁徙对人口统计的影响，但这个到底有多大，作者都没搞明白，只能说有不小影响）才是合理的判断
不过你们么，呵呵，指出3000万造谣就是认为没饿死人,是毛左，你们就继续你们神奇的秀吧
绿色兵团 发表于 2014-6-10 10:23
1961年5月15日， 刘少奇 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 ...
摊手，我一直就是认为这玩业是天灾加人祸
不过饿死了多少人哪，如果按照合理的推演，1700万非正常死亡（PS，漏算了人口迁徙对人口统计的影响，但这个到底有多大，作者都没搞明白，只能说有不小影响）才是合理的判断
不过你们么，呵呵，指出3000万造谣就是认为没饿死人,是毛左，你们就继续你们神奇的秀吧
选择性孤证，无视现有史料
用3000万对3000万，也就是以假对假，看都不值得一看的东西
用3000万对3000万，也就是以假对假，看都不值得一看的东西
摊手，我一直就是认为这玩业是天灾加人祸
不过饿死了多少人哪，如果按照合理的推演，1700万非正常死亡 ...
左右都分不清了，可怜啊！
不过饿死了多少人哪，如果按照合理的推演，1700万非正常死亡 ...
左右都分不清了，可怜啊！
2014-6-10 10:29 上传
FriedrichIV 发表于 2014-6-10 10:27
选择性孤证，无视现有史料
用3000万对3000万，也就是以假对假，看都不值得一看的东西
还真能装瞎子哪
人写的明明白白的，那个是举例，您老这里直接偷换哪
现有史料？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统计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延迟，错算什么的，也该是1700万
哦，忘记了，推到2680万，作为你们根基的啥科尔，咋推导的捏?哦，是啥人口统计少算死亡统计，还该加上近千万哎
这才是所谓的非选择性非孤证哦，哈哈，笑倒
选择性孤证，无视现有史料
用3000万对3000万，也就是以假对假，看都不值得一看的东西
还真能装瞎子哪
人写的明明白白的，那个是举例，您老这里直接偷换哪
现有史料？如果说中国的人口统计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延迟，错算什么的，也该是1700万
哦，忘记了，推到2680万，作为你们根基的啥科尔，咋推导的捏?哦，是啥人口统计少算死亡统计，还该加上近千万哎
这才是所谓的非选择性非孤证哦，哈哈，笑倒
上图黑线就是死亡率，尖峰突起就是三年人祸阶段，数据是人口学家依照80年代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制作的
2014-6-10 10:31 上传
F-16T 发表于 2014-6-10 10:30
上图黑线就是死亡率，尖峰突起就是三年人祸阶段，数据是人口学家依照80年代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制作的
哟，说了，根据中国的人口统计，当时的生育率，死亡率这些推演出来的是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
您老对着人干货上啊
上图黑线就是死亡率，尖峰突起就是三年人祸阶段，数据是人口学家依照80年代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制作的
哟，说了，根据中国的人口统计，当时的生育率，死亡率这些推演出来的是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
您老对着人干货上啊
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提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Penny ）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4]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 ）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7]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坚实的基础。
提要：本文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将1959-1961年的分府死亡人口与1851-1875年的分府死人口进行对比，可知两个时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呈强负相关。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奇特结果的原因在于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1]，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凯恩（Kane，Penny ）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2]，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3]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4]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Coale ）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5]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
1986年和1987年，蒋正华、李南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全国年龄、性别报告数据，并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编制1981年人口生命表，再建立动态参数估计模型，求解后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6]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1993年，金辉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7]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数据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1959-1961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困难时期”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不需要利用大灾中的死亡率数据求出真实的死亡人口。要知道，更改大灾中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是作伪者最简便、最直接的作伪手法。[8]不过，金辉的第一项研究将中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另作统计，是不妥当的。因为，金氏公式的第一项“出生人口”，已经包括城市人口。由于大多数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国而言，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增长率仍然超过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仅如此，有相当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会城市，也经历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笼统地将城市排斥在灾区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只有通过对区域死亡人口的认真求证，全国性的人口死亡数据才有坚实的基础。
2014-6-10 10:36 上传
FriedrichIV 发表于 2014-6-10 10:36
哟，这还在玩春秋削笔哪
是小学语文体育老师教出来的哪，还是楞装啥子，看不懂人写的是啥哪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哟，这还在玩春秋削笔哪
是小学语文体育老师教出来的哪，还是楞装啥子，看不懂人写的是啥哪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呵呵，孙经先掌握的数字比田纪云还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