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中國的老百姓不再熱衷改革?(轉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23: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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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转一篇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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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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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转一篇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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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一个十八届三中全会,引得各路专家学者和媒体倾巢而动,从各个角度去阐释它的微言大义。但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比比皆是的却是对会议的漠不关心、质疑甚至嘲讽;更有一些人对从虚无缥缈的字里行间去“猜谜”的做法表示反感。在他们看来,承诺靠不住,关键是行动。如果各次全会字面上的表态都做得了准的话,中国今天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因为所有的改革目标早已经实现了。
确实,除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之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和表态,无论是“改善收入分配”还是“让市场扮演更重要角色”,都很难说是什么新东西,大多是从20年前提到今天仍在提。改革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言辞上的宣示,甚至和那些宣示背道而驰,也难怪人们已经对改革厌倦和不信任了。
30年前中国人一听到“改革”,大都有莫名的兴奋感,会很自然地把它和希望、美好之类的词联系起来的。事实上改革之初也确实有一种万民拥戴的味道,因为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折腾之后,改革能让绝大部分人受益,自然会得到绝大部分人的拥护。而且,文革中一轮轮的政治斗争,客观上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社会上不存在像样的既得利益集团,改革也就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阻力。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价格双轨制的实行使得一些有权者和亲近权力者,有机会低价囤积国家计划控制内的产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人们称之为“官倒”,而普遍民众则承受着价格闯关带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先是国企改革,以企业负担重、经营困难等名义,举国上下“砸三铁”(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造成几千万国企职工失业下岗,很多年龄大、技能不足的下岗工人生活困难;与此同时,国企的领导却基本不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照样“高官任做、骏马任骑”,有的甚至又高升他处;有部分厂长经理则通过企业改制,合法地低价买下了企业,摇身一变成为企业主。而在经历了企业化改制的国有企业里,企业和管理层和职工的关系,已经从以往大体平等的同事关系,蜕变为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加上工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职工的话语权被大幅压缩,企业的分配和薪酬制度则大幅向管理层倾斜。
接着是高等教育改革,上大学不再免费,大学里的农家子弟数量不断减少;医疗制度改革把公费医疗拿走了,看病难、看病贵开始出现;取消福利分房,1998年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要到市场上去解决基本的住房需求,房价开始飙升……
可以看到,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除了刚开始几年民众得到一点实惠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改革基本上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小部分人利益的最大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改革”已经成为小部分人对大多数人进行合法剥夺和敛财的同义词。各类改革措施或建议,凡有助于当权者减轻甚至摆脱其责任和风险的,都能得到积极有力的贯彻和尝试,而有可能削弱权力或缩小政府干预自由度的,则大多要么被长期搁置,要么在实行中走样。这样一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不但在改革中毫发无损,反而通过权力寻租等方式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而普通民众因为缺乏对改革进程的话语权,而成了利益受损的一方,最终得到的只有新三座大山: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改革当然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如果总是由某一个群体来承担的话,这样的“改革”就很难说有什么正当性。
改革对普通民众利益长期和堂而皇之的损害,造成的结果就是改革的污名化,和民众对改革的冷漠和恐惧。普通民众本来应该是最拥护改革的,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除旧布新,保障他们的利益。但当一系列损害民众利益的措施,都以“改革”之名出台时,普遍民众自然对“改革”兴趣缺缺,而原本的改革对象既得利益者,反而成了对改革最积极的人,因为越“改革”,他们的利益就越大越巩固。这正是中国改革最吊诡的地方。
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从来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权力的制约上。一方面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涌流,这等于是把狼放在了羊群里,结果可想而知。面对腐败的大规模蔓延,执政党的应对方式不外乎道德感召,先进性教育,有选择地惩办等几个板斧,一直在内部监督上打转转,在最核心的社会和民众监督方面,则寸功未进,腐败因此成了无法治愈的顽疾;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既得利益者绑架了改革进程,将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改革措施,涂抹上“为人民服务”的色彩,以国家意志来强力保证这些措施的实现,并以此打压所有质疑这种不公正“改革”的人。这种制度性、体制性的腐败,其危害性是贪污受贿等通常意义上的腐败无法比拟的。
1962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参观莫斯科美协成立三十周年的画展。在看到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后,一向口无遮拦的赫鲁晓夫大骂画家吃的是人民的血汗钱,拉出来的是狗屎;画家则反驳赫鲁晓夫,说他根本不懂艺术,是外行,是美学领域的文盲。这时,赫鲁晓夫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以前当我是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可以说我不懂;当我是车间主任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不懂;但现在,我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我就懂!
赫鲁晓夫的这番真情告白,揭示了横行70多年的“克里姆林宫政治”的实质,也揭示了一切极权国家权力运行的奥秘。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和现实: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时代的政治伦理仍在大行其道,权力的恣意妄为和傲慢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无处不在。这种权力不受制约的状态,是中国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的最直接原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风险。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原因就在于此。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中国的当务之急。不在此处着手,而是迷信威权,试图通过政治上进一步集权、经济上适度开放的方式来渡过危机,这种换汤不换药、近乎南辕北辙的改革,也难怪民众不热心了。
一篇经典好文,发人深省。
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举国上下却总担心发生革命?
====
呵呵
====
呵呵
那到底是改好,还是不改好呢?
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改革改错了,请先民主......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文章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改革改错了,请先民主......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为什么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但社会却大体稳定;而中国多年来维持着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 ...
西方社会稳定~~~
这还真有脸说的出口!
西方社会稳定~~~
这还真有脸说的出口!
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数落了一大堆不是却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数落了一大堆不是却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这时就要拿出万金油 灯塔国的皿煮!你要说有啥解决方法?皿煮能解决一切问题!
这时就要拿出万金油 灯塔国的皿煮!你要说有啥解决方法?皿煮能解决一切问题!
走一步看一步呗还能怎样
我发现无论是HKC还是BKC在说到敏珠渍油的时候还真是整齐划一……
害怕革命?害怕谁革命?革谁的命?想让东北人民说日语还是韩语?想让云南广西人民学写越文拼音?对不起想多了。
害怕革命?害怕谁革命?革谁的命?想让东北人民说日语还是韩语?想让云南广西人民学写越文拼音?对不起想多了。
很有见地……
有些人呐,此文明明谈的是对权力的制约,是于习总的讲话一脉相承的,他们居然能扯到民主上去,真是不知所谓
很有见地……
有些人呐,此文明明谈的是对权力的制约,是于习总的讲话一脉相承的,他们居然能扯到民主上去,真是不知所谓
一大波五毛和自甘五来袭,楼主准备接砖
题目让人反感,你凭什么代表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支持改革,习大大的改革举措不少,但改革需要过程,我有耐心等!内文一看果然毫无营养,You can you up,no can no BB。只会发牢骚,鄙视!
青霭 发表于 2014-6-9 12:57
这时就要拿出万金油 灯塔国的皿煮!你要说有啥解决方法?皿煮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晕
我啥时候说民主了
我是说这个专家说了一大堆废话,他说的那些话谁不知道
这时就要拿出万金油 灯塔国的皿煮!你要说有啥解决方法?皿煮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晕
我啥时候说民主了
我是说这个专家说了一大堆废话,他说的那些话谁不知道
民主是万能的,不民主就永远崩溃中
前进中的问题还要靠改革来解决。改革就是改不合理的制度为合理的制度。
西方体制好,为毛还有经济危机,百姓上街?搞不懂。
现在叫权力制衡都不敢说了,只要跟西式民主沾点边就被扣上屎盆子。
西方国家 一片稳定
亏你说的出口
伦敦 巴黎 大骚乱的时候 英美政府难道是靠改革说服民众的么 还不是军警大肆镇压
占领华尔街的时候 美国政府是靠改善收入分配 说服民众的么 是霰弹横飞吧
我们的改革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总体来说 还是接近人民的意愿的
亏你说的出口
伦敦 巴黎 大骚乱的时候 英美政府难道是靠改革说服民众的么 还不是军警大肆镇压
占领华尔街的时候 美国政府是靠改善收入分配 说服民众的么 是霰弹横飞吧
我们的改革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总体来说 还是接近人民的意愿的
来,跟我一起念:冥煮大法好!…………
基本上是扯谈文,就算是国企改革,也算不上损坏多数人利益,毕竟当时中国还不是工业国家。教育改革就扯淡了,实际上费用高的只是三本,低价的一本二本招生数量也提高了不少。
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数落了一大堆不是却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 中国的当务之急。
这是本文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这就是实质的建议。
习总也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两者意思是相同的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 中国的当务之急。
这是本文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这就是实质的建议。
习总也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两者意思是相同的
个人认为西方制度亟需改革
青霭 发表于 2014-6-9 12:54
西方社会稳定~~~
这还真有脸说的出口!
想起个很有即视感的画面:一个无赖躺躺椅上扣着脚丫,说:我就这样了,怎么样,再烂还能怎么样,我很安稳我很舒服,怎么样吧
西方社会稳定~~~
这还真有脸说的出口!
想起个很有即视感的画面:一个无赖躺躺椅上扣着脚丫,说:我就这样了,怎么样,再烂还能怎么样,我很安稳我很舒服,怎么样吧
我们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探索,因为没有了借鉴的经验难免有一些弯路,不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总体上还是成功的
拉文纳 发表于 2014-6-9 13:09
现在叫权力制衡都不敢说了,只要跟西式民主沾点边就被扣上屎盆子。
因为这种文章80%会讲"民主自由"blablabla,民主了中国就能发展好了云云的。鉴于料敌从宽,这里的人就会先当成敌人的攻击,这也是难免的。
现在叫权力制衡都不敢说了,只要跟西式民主沾点边就被扣上屎盆子。
因为这种文章80%会讲"民主自由"blablabla,民主了中国就能发展好了云云的。鉴于料敌从宽,这里的人就会先当成敌人的攻击,这也是难免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对老百姓切身利益影响不大,老百姓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为什么要热衷?
谁说的?是兰州烧饼吗?仅次于兰州烧饼了
总之明主大法好,有明主,无问题
如果某些人知道了他们喷的正是他们真心拥护的本届政府将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想
不知为何而喷,这么个水平来超大,可惜了
不知为何而喷,这么个水平来超大,可惜了
体酿恶的新版本
才开始呢不用着急下定论吧。
这一轮有实质的东西,当然也有形式主义的,就像改革本身,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就看哪一边占上风了。
成熟国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靠三言两语就开始干活,慢慢习惯做大国吧。
这一轮有实质的东西,当然也有形式主义的,就像改革本身,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就看哪一边占上风了。
成熟国家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靠三言两语就开始干活,慢慢习惯做大国吧。
说了半天还是要招呼颜色革命嘛。
想干你就说出来嘛,你不说俺们P民咋知道。
想干你就说出来嘛,你不说俺们P民咋知道。
小模小样 发表于 2014-6-9 13:21
如果某些人知道了他们喷的正是他们真心拥护的本届政府将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想
不知为 ...
建议超大开设少儿频道
如果某些人知道了他们喷的正是他们真心拥护的本届政府将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感想
不知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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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主好人,为广大群众谋取福利,期盼转为福利帖
因为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大部分改革措施对老百姓切身利益影响不大,老百姓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为什么要热 ...
老百姓是谁?每年一千多万两的汽车都卖给谁?不是老百姓吗?难道是天顶星人!每天晚上饭店里座无虚做吃饭的是谁?难道都是超级赛亚人!排着长队买黄金的大妈是哪国人?仙女星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是铁的事实!至于出现的各种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再说和老百姓利益不大,那是他妈的扯淡!!
老百姓是谁?每年一千多万两的汽车都卖给谁?不是老百姓吗?难道是天顶星人!每天晚上饭店里座无虚做吃饭的是谁?难道都是超级赛亚人!排着长队买黄金的大妈是哪国人?仙女星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大部分的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这是铁的事实!至于出现的各种问题,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再说和老百姓利益不大,那是他妈的扯淡!!
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就不拥护你,出了事也别想有谁来主动帮你。
题目就问错了
应该问:为什么中国的上层不再热衷于改革
80年代,邓小平不说改革,老百姓敢改?
应该问:为什么中国的上层不再热衷于改革
80年代,邓小平不说改革,老百姓敢改?
小模小样 发表于 2014-6-9 13:12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 中国的当务之急。
这是本文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这就是实质的建议。
...
只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建议,驯服权力怎么驯服
实质的建议应当是那些应该是急需完善的,那些是要改变的。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那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等等。
再说写这篇文章的人屁股已经坐歪了再去讨论也没意义了
在此情况下,驯服权力就成了当下 中国的当务之急。
这是本文最后一段的第一句话,这就是实质的建议。
...
只是一个模糊而笼统的建议,驯服权力怎么驯服
实质的建议应当是那些应该是急需完善的,那些是要改变的。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需要那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等等。
再说写这篇文章的人屁股已经坐歪了再去讨论也没意义了
再怎么改也别指望政府能降房价,那是他们的钱袋子。
我等底层民众又莫名其妙的“被”代表了